日韩综艺AV
来源：精品免费美女一区在线 发布时间：2023-12-19 15:12:31
日韩综艺AV：开马市是得到朝廷许可的，不然谁敢开？）六，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其走使、舆台、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按：收家丁、养子是当时军队的普遍习惯，毛文龙的部下是有不少姓毛的，有的本来姓毛，有的是毛文龙的养子，改姓毛的，但难道这也是罪状？）七，由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船，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按：当时有些奸商私通女真，他们的船被没收是应该的。洪秀、方奉估计就属于这种情况，但由于历史没有记载，所以难说。）八，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知，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掳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按：没有其他旁证。）崇祯初年，曾经担任登莱巡抚的武之望就攻击毛文龙贪财好色，而毛文龙在给崇祯的奏疏里是这么回答的：“臣细阅其疏，污臣通奴贪财好色数款，试问武抚从何处得来？嗟，嗟！臣居刀枪剑戟中，八载于兹矣！果贪，果淫，果通奴，此辈短发辽人，孰是善类？臣早为朝露，不待武抚今日下毒手也。污臣侵帑金钦赏入己，臣已有清算钱粮疏闻，可以无辩。”（《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毛文龙在东江这八年，环境艰苦卓绝，假如在此情况下毛文龙再奸淫妇女，那他不被兵变杀死还真是一个奇迹了！毛文龙的家乡杭州西湖是什么地方？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女温柔乡，纸醉金迷之地，而东江镇是什么地方？朔风凛冽，前有强敌，后无军饷的孤悬海外打游击抗金之地。毛文龙不在杭州西湖搞女人，跑到东北冰天雪地的冒死来嫖女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几十万亡命之徒中，来贪财好色？这到底是毛文龙脑子有病，还是说毛文龙贪财好色的人脑子有病呢？九，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碗，令往夷地掘参（人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按：东江镇的军饷、粮饷朝廷是长期拖欠，1621年到1625年总共才给了五万两军饷，袁崇焕一上任就对登州莱州实行海禁，扣了毛文龙八个月军饷，毛文龙不得已才派人去后金的地盘挖人参，至于“听其饿死岛中，皮岛白骨如山，草菅人命”则纯属子虚乌有。）十，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按：当时给魏忠贤立生祠是全国都有的现象，你袁崇焕在毛文龙丁卯之役血战的时候还写文章给魏忠贤歌功颂德，要求给魏忠贤建生祠呢，你还有脸说毛文龙。拜魏忠贤为父一事则完全没有任何证据，前文已详述。）十一，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按：铁山之战，毛文龙的确败了，毛文龙在铁山一千多人跟后金军八万人打，谁能打赢？把你袁崇焕搁在那行吗？但铁山之战后毛文龙在丁卯之役建立奇功你怎么不说呢？）十二，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按：毛文龙的东江镇是白手起家，东江镇本身就是收复的土地，此外毛文龙在这八年期间还收复了金州和旅顺，而你袁崇焕又可曾收复一寸土地？）综上，这十二条罪状，纯属污蔑的有七条，断章取义的有一条，根本就算不上罪行的有两条，没有确凿证据的有两条，就没有一条能坐实的。连一直歌颂袁崇焕、骂毛文龙的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都对袁崇焕捏造的这些罪状看不下去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宣布完毛文龙十二当斩后，袁崇焕拿出了尚方宝剑，毛文龙见状，以为是皇帝下令杀自己的，于是最终服软，不再反抗。吴惟英对此评价道：焕言文龙跪而请死，正见其从容就义，所畏者国家三尺。如蒙二心，不第目无焕，抑且目无朝廷，死生大矣，宁肯长跪以服上刑？况毛亦有赐剑，将亦曰有旨，崇焕将何以自保？幸毛之自持一片忠赤，不以白刃而稍有动摇。这段话的意思是，毛文龙也有尚方宝剑，假如毛文龙拿尚方宝剑来杀袁崇焕的话，袁崇焕就没招了。其实吴惟英的这种解释说不通，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是明熹宗给的，而袁崇焕的尚方宝剑是崇祯给的，前者已经死了，而后者才是当今圣上，显然崇祯的尚方宝剑才更好使。话又说回来，崇祯在赐给袁崇焕尚方宝剑后，把此前明熹宗赐给满桂和王之臣（辽东巡抚）的尚方宝剑都收了回来，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没收回来，崇祯的意思已经很明确，让袁崇焕与毛文龙精诚团结，而不是用尚方宝剑来压毛文龙，可袁崇焕连这层意思都没明白，反而拿尚方宝剑杀了毛文龙。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后，毛文龙的部下也纷纷跪在地上，袁崇焕对毛文龙的部下说：“毛文龙不过是一个匹夫罢了，因为他守卫边疆，官至都督，满门封妻荫子，酬劳足够了吧？他竟然欺骗朝廷，无法无天！我们要五年复辽，就要奉行列祖列宗制定的国法，今日不斩文龙，何以惩后？皇上赐给我尚方宝剑，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不能五年复辽，请求圣上到时像我杀毛文龙那样杀我！”说罢将毛文龙斩首。毛文龙时年五十三岁。杀毛文龙后，袁崇焕为了安抚东江镇的毛文龙部下，假惺惺地亲自到毛文龙灵柩前祭拜，并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今日祭尔，乃僚友私情。”说着说着就哭了。袁崇焕此举比曹操祭祀袁绍还要假，曹操祭祀袁绍除了安抚袁绍旧部外，的确有些真情，毕竟二人是儿时玩伴，而袁崇焕祭祀毛文龙则纯粹是猫哭耗子。袁崇焕居然有脸说“昨日斩尔，乃朝廷大法”，那我们就来说说什么是明朝杀人的朝廷大法。在明朝要想杀一个人是很难的，所有人犯了罪都要先接受审讯，都察院与大理寺、刑部共同审理案件，刑部管审案子，都察院负责纠察，大理寺负责驳正，合称“三法司”。三法司共同审理完案子，定案后才能确定是否要处以死刑。只要不是谋反罪，那就不是斩立决，而是秋后问斩，而秋后问斩的人的名单必须拿到皇帝那里去复核，皇帝批准的方式是打钩，每年刑部官员会把判死刑的人的全部名单让皇帝打钩，打钩一个杀一个。一般情况下，明朝皇帝在打钩的时候不是全打钩，而是钩一部分，留一部分不打钩，以显得天恩浩荡，少杀生。当然，如果你真犯了死罪，这样想逃生的话，也是悬，万一皇帝把你的名字打钩了怎么办？有办法，贿赂皇帝身边的司礼太监，他们负责奏折，只要你给他们钱，他们就会钻空子，毕竟皇帝每天公务很多，不可能光打钩，太监可以把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奏折放到一摞奏折的最下面，皇帝一份一份看，肯定今天看不完，明天再把新的一摞奏折放上面，写着你名字的那份名单永远在下面，就这样你就永远死不了，明朝就有一个人，从判处秋后问斩到死，用了二十多年，最后还是自己病死的。说这些就是想说，在明朝杀一个普通人都很难，然而袁崇焕却绕开三法司，擅自杀了一品武官毛文龙，可见他惹了多大祸，这为他自己的死埋下了祸根。有人会说袁崇焕有尚方宝剑，所以可以替天子杀人，而明朝祖制规定，即便有尚方宝剑，杀三品以上官员也要奏报天子批准方可，毛文龙可是东江镇总兵、平辽总兵官、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啊！整个明朝二百六十八年间，敢拿着尚方宝剑不经奏报就直接杀一品大员的，唯袁崇焕一人而已。有人以崇祯在袁崇焕杀毛文龙后的批示，来作为崇祯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的证据：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掣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一切处置事宜，遵照敕谕行，仍听相机行。其实不然，因为他已经把辽东全盘托付给了袁崇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崇祯本身是很器重毛文龙的，就冲辽东只有毛文龙的尚方宝剑还没收回就可看出，但现在毛文龙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如果以此追究袁崇焕，势必会影响袁崇焕五年复辽，只要袁崇焕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一切都可以由着袁崇焕来。当然，也正因此袁崇焕更是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只要他不能实现五年复辽，那么他的下场一定比毛文龙更惨，历史果然如此。毛文龙的死讯传开后，据一直抱着丑化毛文龙态度的《李朝实录》记载：“许监军者以经略差官来到椵岛（即皮岛），安顿军兵。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岛上的将卒听说毛文龙的死讯后，都哭了，朝鲜人自从丁卯之役要害毛文龙没成功，却被后金一顿痛揍后，就一直对毛文龙持丑化态度，因此他们不存在为了美化毛文龙而故意编造事实的问题。所以毛文龙死后岛上军民一起痛哭的事一定是真的。可是岛上军民为什么要哭呢？是毛文龙生前给了他们什么物质上的好处吗？恰恰相反，他们在毛文龙手下一直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天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那究竟为什么毛文龙死后他们齐声痛哭呢？毛文龙在自己的奏折里其实早就给出了答案，“看得奴之情与他虏异，辽人之情与各边异。御虏之法，复辽之方，其机括又不可恒情拘，须用水火之民，鼓之大义，动以良心，自可致其死力。”毛文龙把辽东如同水火的民众晓以大义，凭着自己精忠报国的人格和侠肝义胆终于能让他们在东江“致其死力”。毛文龙在天启七年的时候说“但恐臣在似无益于疆场，臣死未必不足为神京虞”，这句话一语成谶，就在毛文龙刚死三个多月，面对明朝的兵锋从来没出过辽宁省的后金在皇太极率领下长驱直入，杀到北京城下，这就是“己巳之变”，后面我们会详细说。有毛文龙在，后金不敢走远，一走远就会被毛文龙端掉老窝，于是一直只是在辽东辽西进攻，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就能起到作用；毛文龙一死，后金再无后顾之忧，于是就可以绕开关宁锦防线，经蒙古从河北西北部直扑北京，此后这种事共发生过五次。足见毛文龙之重要性。毛文龙死后，天下冤之，《明季北略》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状，矫制杀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矫诏杀岳飞，古今如出一辙！”《明季北略》还记载，毛文龙死后，“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辽海丹忠录》说毛文龙：以忠遭疑，以忠得忌，铁铮铮一副肝肠，任是流离颠沛，不肯改移；热腾腾一点心情，任是饮刃断头，不忘君父，寸心不白，功丧垂成，一时几昧是非，事后终彰他忠荩，这又是忠之变，忠之奇。敌未亡兮弓已藏，令人挥泪吁苍苍。驱除未竟英雄志，萋菲犹污烈士肠。驱除未竟英雄志（没写错，原文如此），变生绕柱骇秦王。素车白马东溟上，一派雄心未易降。八载艰辛固海东，神谋所向着奇功。旗骞夜月强胡缚，马蹴春冰丑虏空。百万黔黎歌德盛，千群铁骑泣恩隆。可堪功大还招忌。血洒平原野草中。吴惟英《挽毛大将军》：昨夜营星色黯然，讣音忽向路人传。但嗟韩信成擒日，不见蒙恬御敌年。功业已沉沙碛雨，精灵犹锁海门烟。好收战骨鸱夷里，归葬西湖岳墓边。佚名《毛将军歌》：八载艰辛拥铁衣，将军百战夺城池。旌飘杀气鼋鼍徙，帜卷腥风岛屿迷。赤手擎天扶日月，丹心报国靖边陲。尘沙猎猎吹人面，钲鼓填填动马蹄。慷慨一生浑是恨，悠游千古复何悲。东来未遂吞胡志，南下那堪蹈逆机。气压苍山云敛彩，魂摇白刃日含晖。穷荒剑瘗神仍在，绝海舟焚势与摧。事业已随烟尘灭，功名都逐浪涛归。明庭四纪空肝胆，青史千秋有是非。泪雨暗滋官路草，精灵虚拂故园薇。新蒲细柳春犹在，谁为招魂吊水湄。《表忠录》：呜呼！自文龙宿兵岛中，敌竟岁无一骑阑入关，马牛羊驴盈满野。洎文龙为奸刃所害，不数月入喜峰口，大破，杀总兵满桂、赵率教，遂长驱薄都城，万口匈匈，皆指谓崇焕蠚我，不可以谬一时，后世顾可得欺耶？且清兴非骨肉而王者四人，其一为吴三桂，其三人皆其所故部，彼非有盖世之劳而致是，所部若然，则文龙可知矣。清朝开国将领中封王的汉人，除了吴三桂外，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都是毛文龙的部下，可见毛文龙麾下战将之勇。袁崇焕杀毛文龙后，毛文龙麾下孔有德、耿仲明诸将哗变，拒绝再听蓟辽督师袁崇焕号令，投奔登州莱州巡抚孙元化，孙元化接受了他们，孔有德被任命为骑兵参将，耿仲明则被派往登州要塞。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皇太极率清兵攻大凌河（今辽宁凌海），祖大寿受困城内（详见后文）。孙元化急令孔有德以八百骑赶赴前线增援，然登州辽东兵与山东兵素来不和，孔有德抵达吴桥时，遭遇暴雨，此时部队给养不足，有一士兵抢了山东望族王象春的家仆的一只鸡，本来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个士兵也够水的，跟了毛帅这么些年，连一只鸡都没抢过来，当场被王象春的家丁按倒在地，而后被游街。被游街现眼的滋味不好受，尤其是偷鸡贼，名声更差，这个士兵在游街过程中血性被激发出来，他拔刀杀了家仆，跑了。作为山东望族的王家自然不干，要求查明真相，孔有德怒了，辽东战局岌岌可危，你因为一只鸡跟我的部队过不去，于是他在吴桥发动叛变，把王家灭族，在山东境内连陷临邑、商河、青城诸城，率兵直趋登州。守登州的同为东江镇老将的耿仲明打开城门，于是孔有德攻陷登州。孔有德也算念旧之人，当初孙元化收留了他们，所以他也没为难孙元化，把他放了（后崇祯因登州兵变大怒，杀孙元化）。登州是明军制造新式火炮和训练炮兵的基地，有近百名葡萄牙等国外籍炮师与工匠，以及大批经过训练的炮兵，俱为叛军所获。崇祯得知登州兵变后大怒，派大军镇压，与此同时东江镇也发生兵变，袁崇焕派来接替毛文龙的总兵黄龙被叛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孔有德、耿仲明率军携带登州的二十门红夷大炮、三百门西洋火炮、三千匹战马乘登州的战舰渡海来到东江镇。而后他二人写信给皇太极，信中说：“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皇太极得信大喜，亲自出郊十里迎接。至此，明朝的红衣大炮等先进武器清国也有了，明朝在武器上也不占优势了。后金还因此而拥有了海军。在孔有德、耿仲明投敌后不久，东江镇大将尚可喜也投奔了后金，至此东江旧将悉叛。皇太极封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这就是袁崇焕酿下的大祸。有毛文龙在，这些勇将都能为大明效力，毛文龙一死，群龙无首，东江镇无法维持，最终导致他们投敌。有人会问，毛文龙把努尔哈赤打得都让部下写出“今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本土，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老爷乞一生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长期以来毛文龙一直被历史忽视呢？为什么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也说毛文龙该杀呢？（“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彀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梁启超笔锋之下常带感情，关于他笔下的戊戌变法，本书最后一卷将会为您用翔实的史料证明，梁启超笔下的历史与历史真相有多大差距。多年后，梁启超自己都说自己写的不是“信史”，是在自己感情支配下写的。因为他是广东人，便自然把广东人袁崇焕捧得很高，毕竟在梁启超之前，广东出过的重量级名人也就只有洪秀全了，洪秀全自然没法歌颂，所以他就歌颂袁崇焕了，既然歌颂袁崇焕那就会贬毛文龙。再比
吃什么？你能吃什么让尿是红的？”“你替我留下来了吗？”“怎么留？放到哪里？”布丽奇特旋风似的从这儿转到那儿，然后去了厕所。科尔斯太太住的是政府分配的新居，这是这栋楼中间那层，装修过。搞得很好，但是科尔斯太太不喜欢这屋，因为她根本就没想要搬家。她把自己拥有的所有东西都带来了。两间房里塞满了古旧沉重的家具，两个衣橱，三个五斗橱，一张重如磐石的桌子。你几乎挪不开脚。不过房里有一间像样的厕所和一个不错的马桶。布丽奇特眯着眼看马桶。被冲过了。但是房里有一股味道。是什么？什么化学药剂？她回到原来的房间，科尔斯太太还坐在原来的位置，还在喋喋不休着，仿佛布丽奇特根本没离开过房间。“我觉得我大概是过度疲劳，大概是这么回事。我昨天搬了那把椅子，我不该搬的。”但是布丽奇特在顺藤摸瓜。“你是不是又吃那些补药药片了？”她突然问，然后冲进卧室里，在那儿她找到了一瓶药，药片硕大，完全可以拿去喂拉车的马，而且是一种歹毒的红色。“哦，我的老天，”她说，“哦，圣母在上，赐我耐心。”她飞快地走回原来的房间，说，“我跟你说过这垃圾得扔了。这东西对你没好处。我这就把它们扔了。就是这东西让你的尿发红的。”“嗷嗷嗷嗷，”科尔斯太太号叫道，“你要把它们扔了，你没有权利……”“哦，那你就留着，接着吃吧，但是别和我抱怨你的尿。我上次看到时就告诉过你了，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它们会让尿发红。我照顾的另外一个人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科尔斯太太伸出一只胖胖的脏手，要布丽奇特把药片给她。布丽奇特把瓶子放在她手里。她自己把药扔进垃圾桶里，喃喃道：“那就扔了干净。”布丽奇特在这儿待了十五分钟了。她应该在这儿待一个半小时。但是购物时间也包括在其中。不过她把大家要的东西一次买齐。脑子里算各个客户的时间的时候，她把那个购物时间算作每人半小时。然后她走回来要半个小时。这就意味着她还要待十五分钟。这么计算每天都让布丽奇特觉得良心上过不去。但是最后她总是这样想：最终算起来，她每天陪科尔斯太太半个小时，也许半个小时还不到。但是，她跑东跑西去拿药、请医生，专程来给电工、煤气工，还有修补天花板漏洞的工人开门的时间呢？——这些时间她好像没有算。嗯，大概最后就两相抵消了。但是她知道，像霍奇斯先生一样，科尔斯太太只能指望她陪陪了，于是她又坐下来，心里急着要走，烦躁不安，听科尔斯太太发牢骚。十二点的时候，她听到街上送餐员的声音，打开窗户，确定自己没错，然后说：“啊，你的午饭来了，明天见。”然后她冲下楼，心思已经在安妮·里夫斯身上了，她是下一家。哦，亲爱的上帝，保佑她心情好吧，她祈祷。有的时候，挨过了科尔斯太太没完没了的牢骚，走进安妮家里，又来一出一模一样的，这让她实在是忍受不了。她在想，要是她又在闹情绪，我发誓要把她干掉。她到安妮家时，安妮正蜷成一团，坐在暖气片旁边，她注意到老太太抬起头来茫然地眨着眼睛，这是一张痛苦、焦虑、苍老的脸。安妮立即开口：“我感觉好糟糕，我的腿，我的肚子，我的脑袋……”“等一下，亲爱的。”布丽奇特说着走进厨房，她四处摸索，找到了水壶，烧上水。我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也许我可以再找点别的活儿干，布丽奇特想，双眼紧闭……什么呢，清扫？不，等一下……“来了。”她尖声叫道，因为那边安妮在大吼：“你在哪里？你到底在不在？”她走进那间房间，把这里那里的东西摆放整齐。安妮则一直在发牢骚。布丽奇特倒了便桶。她发现猫拉了屎，得打扫。她发现安妮的羊毛衫都脏得发黑了，实在是应该换下来。但是首先……她把送上门来的饭放到盘子上，扶安妮走到桌前，伺候她坐下来，把食物摆到她面前，给两人端了茶。然后她坐下来，点一根烟，吃自己带来的三明治。安妮吃得津津有味，吃完了，把盘子一推，说自己没有胃口。她抱怨茶凉了，但是布丽奇特一动不动，她就嘟嘟囔囔地把它喝了。布丽奇特扶她回原来的椅子上坐着，她一路抱怨。她说她谁也见不着，她不出门，她从不……听到这，布丽奇特列举安妮可以做的事，她每天都要这样列一遍：天气好的时候，她可以下楼，坐在外面，看人来人往；她可以拄着助行器来回走动，某某老太太还有某某老太太以及某某某老太太就是这样的；她可以参加市政府安排的假日活动；她可以像伊莉莎·贝茨以前那样，坐大巴出游；简娜提出带她出去兜风的时候，她可以答应，而不是总是拒绝。“等天气好了再说吧，”安妮回答，得意洋洋地看着窗外的雨，雨刚开始下，“你没把我要的东西带来吧？”布丽奇特直起身，把她带来的东西拎过来，让安妮看。“我跟你说了要买点黑线鳕的。”安妮最后说。“没有，亲爱的，你没说。不过我明天给你买。”“那我的橘子呢？”“这里，三个漂亮的橘子。你要吃一个吗？”“不要，我的胃不舒服。我不想吃东西。”布丽奇特拿来工作记录单，确保安妮在正确的地方签上名。下楼去伊莉莎·贝茨家时，她听到：“一个半小时，有才怪呢。爱尔兰人。人渣。他们尽把人渣派给我们。”布丽奇特不由自主地低声道：“你才人渣呢！”安妮的双亲都是爱尔兰人，她心情好的时候会说：“我也是爱尔兰人，和你一样，尽管我货真价实是生在伦敦。”然后她会说起她的母亲，她在都柏林湾挖鸟蛤、淡菜，她坐爱尔兰双轮马车去看赛马，身穿一件碎花平纹细布衣服——安妮有一张她的照片。她还会说起自己的父亲，他有六英尺四英寸高，参过军，退伍后做了劳工。他参加的是英国陆军，在印度、中国、埃及打过仗，但是总对自己的孩子们说，我是爱尔兰人，我可不会忘了这点。她还说圣帕特里克节那天，他和她母亲总是一起为爱尔兰干杯，尽管离开爱尔兰以后，他们一直没有钱，没法再回去看看。布丽奇特敲伊莉莎·贝茨的门，没人答应。她的心脏怦怦跳起来。她成日担惊受怕，生怕走进一个老人的房里，发现人已经死了。她还没碰到过这样的事，但其他家务女工遇到过。总有一天，她也会碰上的。布丽奇特昨天给薇拉打了电话，说伊莉莎最近不好，她的身体垮得很快，他们应该考虑送她去养老院。这是布丽奇特委婉地在说自己不愿再一直忍受这样的安排了：伊莉莎不进养老院，是因为她布丽奇特，她为伊莉莎做的事已经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伊莉莎直挺挺地坐在电暖炉前，在打瞌睡。小房间里很热。热气把伊莉莎烤得皮肤通红，脸上有汗。她裹着披肩、毛毯。她的腿架在脚垫上，这是因为其中一条突然害了溃疡，发展得很厉害，而且两条腿都肿了。又一次，布丽奇特把送餐员留在门外的锡纸小扁盒拿进房，把食物倒进盘里。为伊莉莎摆餐时，她会费心找漂亮的盘子用，因为伊莉莎还在乎这个，会注意，不像安妮，让她拿狗食盘吃都不会注意。布丽奇特煮了茶，记得弄成伊莉莎喜欢的口味，然后喊醒伊莉莎。伊莉莎醒过来，眼睛圆瞪，神色狂乱。“哦，布丽奇特，”她说，声音苍老、颤抖，刚做了噩梦，然后她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赶紧换回自己平常轻松快活的口气，“哦，布丽奇特，亲爱的布丽奇特……”但噩梦的阴影还在，她像个小孩般地向布丽奇特伸出双臂。布丽奇特的心立刻融化了，展臂抱住老太太，亲亲她，摇摇她。像她对丈夫说的，想到伊莉莎她都想哭，老太太突然就得把腿架起来，成了残废人。若是换了安妮，布丽奇特不会难过的，因为安妮处心积虑，就为了好让别人服侍自己。不，伊莉莎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因此特别痛苦。布丽奇特知道，最近伊莉莎已经有两次醒来，发现自己被尿湿透了：是布丽奇特帮她洗的床单。她知道伊莉莎怕有更糟的事发生，不敢离厕所太远。伊莉莎过去十五年里都和老人们在一起，很清楚生命走到尽头会是什么样，明白等着自己的可能会是何等悲惨的羞辱。布丽奇特坐在伊莉莎身边，哄她吃饭，和她聊自己的孩子、丈夫，说今天天气不如昨天好。她得知伊莉莎根本一晚都没上床，就坐在那椅子里睡觉。她到现在还没吃什么，但是“好邻居”给她泡了杯茶。“这个‘好邻居’是谁？”她没好气地问布丽奇特，“她进进出出的，我知道她是好意，但是我不认识她。”“她住在隔壁，”布丽奇特回答。“让她进来吧。她就是经常来看看，确保你没事。你知道，我们担心你。”“简娜好几天没来了。”伊莉莎说，不过口气并不确定，因为她知道自己有的时候记不得谁来过。布丽奇特不想说简娜那点时间都忙着照顾已走到生命尽头的莫迪·福勒了——这些老家伙们都善妒，你说话时可得留心。然后她开始进行喂伊莉莎吃药这项工程。伊莉莎要吃好多种的药，布丽奇特本人看到那数量都感到毛骨悚然，她确信这些药在可怜的老太太肚子里一定是搅成一团，但是医生说要吃，护理员听医生的吩咐，而她，家务女工，最底层的那个，不能不从。“乖，亲爱的。”她柔声哄着，恳求着，苦求着，把一片又一片药递给伊莉莎。护理员早上来给她喂药。“好邻居”晚上来给她喂药。而中午（或者说早晚之间的某个时候，因为布丽奇特从来不确定到底是什么时候）的这餐药是布丽奇特的任务，是她自己答应的。伊莉莎坐在那儿，绷着嘴，看着那成堆的药片，脸苦着，满是厌恶。但是她一辈子都顺从听话，在老习惯的驱使下，她一言不发地吞下药片，一片、两片、三片、四片、五片。布丽奇特暗自发誓过，自己绝不逗留超过一小时，但是等她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三个小时，而她可以聊以自慰：因为自己的亲切关照，伊莉莎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清醒、活泼，也许言语有点尖酸，但是依然微笑着，甚至还能拿自己的病开玩笑，对布丽奇特说会有一天布丽奇特走进门来，发现她已经走啦。啊，如果她能拿这事开玩笑的话，看来她不太糟糕，布丽奇特告诉自己，但话说回来，谁又能说得准呢？是该去接两个姑娘的时间了。她从来不让她俩独自上学或者回家，因为去学校的路上得横穿一条宽阔的主干道。她冲进一个电话亭，很幸运，有一个朋友在家，拜托了她去接两个姑娘，先带她们去她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已经将近四点了，她还有布伦特太太和霍奇斯先生家要去。老先生那里好办，她只要把他的食物送去就行了，她再次捶门、大喊、捶门，让他放自己进去，然后告诉他明天不是她就是他自己的家务女工来。现在去布伦特太太家。布丽奇特不用祈祷她是个好心情，因为她的心情总是好的，尽管她其实半身瘫痪。布伦特太太还不到三十岁，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有一个三岁的孩子。布丽奇特的工作是把那孩子从托儿所接回来，每天早上则是由那家的年轻丈夫送去。尽管大部分的时候布丽奇特并不介意自己的工作，但还是有这样的时候，她会觉得这个工作自己一天也忍不下去了，觉得背上的重负几乎要压垮了她，觉得自己要放弃了——然后她就想起希尔达·布伦特，她总是能让人笑出来，哪怕是在悲伤的情形下。布丽奇特以自己最快的速度跑过几条街去托儿所，但还是迟了，到的时候孩子已经在等她了，老师满腹牢骚。然后她去布伦特家住的小公寓。她很喜爱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期待着这个时刻：她把小姑娘送回到妈妈身边，给她煮茶，因为希尔达做不了这个，得依靠丈夫和家务女工。但今天她进了屋，看见希尔达躺在轮椅上，双眼紧闭，漂亮的脸庞一片死灰，眼窝、脸颊深陷。啊，圣母马利亚，布丽奇特对自己说，哦，不，停下来，我受不了了，不。她知道发生了什么。希尔达不时会发作。“你给医院打电话了吗？”她大喊。希尔达没有睁眼，摇了摇头。布丽奇特打电话喊救护车，然后给年轻丈夫工作的办公室打电话。但是，她猜得没错，他不到七点不能回来，他得加班。她把年轻女人的东西准备好，等着救护车来，帮救护人员把她抬上车，向她保证她不必担心孩子，目送她离开，然后锁上房门，把小罗茜放进她的幼儿推车里。她推着车去朋友家接自己的两个孩子，然后带着三个孩子回家。她想起上一次有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社工们正在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要求家务女工们要消极怠工，以支援罢工。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她都觉得这做法实在是蠢到了极点。做这个工作谁有办法消极怠工？怎么做，倒是告诉我啊！但是在福利局办公处组织纠察的某个聪明人正式警告她，好好呵斥了她一通，怪她没有罢工。那么，我该怎么做，让婴儿在公寓里自己一个人过？是吗？但是年轻的英雄对她说：“如果你再这样做的话，会处分你的。”好吧，现在她又这样做了。不过如果幸运的话，也许现在没人闹罢工。她希望是这样的。回到家里，她忙得团团转，给丈夫备好茶。他回来以后需要它，这周他跑工地，而且他身子本来就不大好，脖子上还生着那可怕的疹子呢。男孩儿回来了。“我的球衣该怎么处理？”他问。她回答：“丢到浴缸里去。”她把桌子摆好，茶煮好，安排了三个孩子喝茶，小罗茜坐在她膝头喝牛奶，这时丈夫回家了。又是专家的眼光，飞快、熟练的一瞥。她立刻知道他生病了，因此他说“我要上楼去睡了，我就想躺下”时，她也不惊讶。“那我给你弄点茶来。”“不用费事了，亲爱的。我睡一觉就会好的。”于是他就上楼去了。给薇拉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吧，说不定她还在，有的时候她会加班……布丽奇特拨了电话，运气不错。“哦，谢天谢地，薇拉，”她说，“真谢天谢地是你。”“我才下班。”薇拉提醒道。“是伊莉莎·贝茨。她熬不下去了。熬不下去了。”布丽奇特突然就哭了起来。“哦，有那么严重了，是吗？”薇拉问，“唉，不用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我能把眼睛哭瞎，瞧这一天忙的，这还没完，他们现在要我去开会。”“我挂了。”布丽奇特说着挂断电话。但是当她转过身来面对四个孩子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她洗干净蔬菜，把蔬菜和一只鸡一起塞进容器里，然后放进烤箱，收拾了茶具，对年长的两个孩子说：“现在去做作业吧，做完了就可以看电视。”她坐下来，搂着小姑娘，她父亲因为有一个瘫痪的妻子，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而母亲又没法好好抱她，所以她很需要被人好好抱抱，好好抚慰。幸福美好的半个小时，两项需求一起得到了满足，孩子轻轻地哼着，依偎着她，布丽奇特则嗅着孩子那香香的鬈发，她昨天才给小姑娘洗的头（尽管这不是她分内的工作），抚摸她胖胖的、软软的小胳膊小腿。然后她对年龄稍大的男孩儿说：“帮我看着点她们。”对女孩儿说：“要是闻到糊味，就把烤箱调到3挡。”她在头上围了条围巾，外面罩上塑料帽子，把它系紧，然后用塑料布把小罗茜包好，沿着黑黢黢的街去半英里以外的布伦特家。年轻的丈夫已经回来了，十分感谢她照顾孩子，还想知道明天怎么办。他明天还是得加班，不过他说了妻子生病了，因此回来的不会比今天迟。“不用担心。”布丽奇特说，给了小罗茜一个全心全意的吻，然后回家。快八点了。她要给孩子们做晚饭，自己也得尽量吃点，尽管自己并不饿。她想起来丈夫说过他俩明天要上俱乐部喝一杯。唉，如果他能行的话……然后下周还有一个婚礼，她丈夫的小妹妹，这倒是件值得期待的事。她独自坐着，心不在焉地看着电视，竖着耳朵听孩子们，确保他们动静不要太大，免得打扰到父亲。她有很多东西得洗，但是非周末的时候她很少有时间顾得上自己家。布丽奇特周末不干活。那是说，她不干家务女工的活。今天发生了这件事。吉尔打电话来，尖叫，欢欣。“小姨，简姨，刚结束，我知道这次不错。”“什么不错？”“小姨！哦，不。我受不了了。”她在抽抽搭搭。我想，这一定是
分列着被称为三雍的大型皇家礼制建筑。“三雍”包括明堂、辟雍和灵台，其中明堂是宗祀帝王的“天子之庙”，辟雍是皇帝“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即所谓的“天子之学”，而灵台则是占星云、卜吉凶的地方，也是古代的天文观测台。东汉杰出的科学家张衡设计制造的浑天仪和地动仪，都曾被安放在这个灵台之中。王鲁湘：现在看来，灵台是貌不惊人的土堆子，可是它在世界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徐金星：完全正确。王鲁湘：据说张衡当年在这里主持工作？徐金星：对。他曾经亲自组织、主持、参与灵台的工作，观测天象、日月星辰，进行天文研究。这个台子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原来它有两层平台，第一层平台跟地面差不多平，再上面还有第二层平台，它是四方形的，四个方面都有平台。西方面的平台有五间建筑，五间建筑后面，就是依托着灵台的夯土台，它向里面挖了一个密室。据记载，密室里面装的就是浑天仪。灵台顶上，是观测天象用的，“上平无屋”，上面是平的，没有房子，人们在上面观测。在密室里边，人就看着浑天仪。王鲁湘：浑天仪有天上的黄道。徐金星：平台上的人看天体运行，“昴星始现，昴星正中，星移斗转……”密室里就看浑天仪，刚好完全吻合。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几个人观测太阳，几个人观测月亮，几个人望天象，几个人观测星星，当然，有一个管理这一切的人，叫台丞。王鲁湘：就是气象台长。徐金星：对。这个灵台机构规模巨大，分工明确，在那个时候应该是代表世界天文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了。东汉在洛阳城定都，总共经历了196年。与早年的辉煌相比，东汉后期皇室衰微，朝纲败坏，民怨四起。并州牧董卓此时趁机作乱，挟持汉献帝，自为相国，权倾朝野。他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还胡作非为，放纵西凉士兵冲入民宅，强掠财物，奸淫妇女。洛阳城中民不聊生。公元190年，各路军阀纷纷起兵，联合讨董。董卓于虎牢关大败，决定逃往长安。临行前，他下令将洛阳的宫殿、宗庙、官府、民宅尽皆焚毁，又让大将吕布掘开帝侯公卿的陵冢，盗取墓中珍宝。可怜昔日赫赫东汉帝都，顷刻间化为一片焦土。然而，汉魏洛阳城的故事并没有因为一个董卓而结束，相反，一座更大更恢宏的洛阳城即将在这片废墟上巍然立起，继续书写它惊世的沧桑。三、魏晋风骨
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境作战。
国境之南，有士死战
在沿途民众的热烈欢呼声中，第五军二〇〇师的将士们，身穿单衣，脚踏草鞋，登上战车，向西进发，烟尘相接，浩浩荡荡地踏上了缅甸的土地。蒋介石不是准备了三个军吗，为什么只有一个二〇〇师？那是因为蒋介石先走了一步棋。之前，虽然英国人不让中国军队进入缅甸，但蒋介石还是有所准备，他让战斗力强悍的二〇〇师提前屯兵云南边境，以备随时入缅。其余的部队在二〇〇师进入缅甸后，也陆续上路。情况大概如此——国军第五军余部为前锋，新六军居中，六十六军殿后。如果早些入缅，远征军是可以从容布设防守阵地的。但因为英国人的狂妄自大，远征军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所以现在只能在哪儿碰到在哪儿打了。更要命的是，第五军的三个师也是挺进速度不一，根本无法配合作战。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已经开到仰光附近的同古，廖耀湘（接替调职升官的邱清泉）的新二十二师还远在腊戌，九十六师竟然还在云南保山。这么说可能有人不太明白，用中国的地名替代一下就清楚了：二〇〇师已经到了广州附近，新二十二师还远在长沙，九十六师则被甩在武汉。说到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几个即将反复出现的地名的相对位置，从北向南，从东向西，大致如此：东边：中缅边境，如云南的福贡、腾冲，以及缅甸的景栋。中间（北边）：缅甸国土，野人山—密支那—腊戌—曼德勒—仁安羌—同古（又称东吁或冬瓜）—仰光。西边：印缅边境，如印度的英帕尔。二〇〇师是奔着保卫仰光去的，因此日夜兼程，千里急行军。当部队终于赶到了同古时，映入远征军眼帘的那片属于仰光上方的天空，已映成了令人恐惧的红色！仰光已在熊熊大火中陷落。火是英国人自己放的。一是为了不给日本人留下物资，二是利用大火阻敌便于自己逃命。英国人全部撤离仰光，一路向西北逃窜，目的地是印度。英军屁股后面，是陆空一体、四面开花的日军追兵——甩开两条腿一路狂追的、开着战车狂飙的、借助战机天上飞着扔炸弹的。总之，除了水里游的，能想到的追击方式统统都有。也就是说，英国人正和日本人比赛马拉松。英国人是属兔子的，除了跑什么都不会，但日本人可不是乌龟，是鬣狗。戴安澜的二〇〇师刚好在同古碰到鬣狗追兔子，兔子向国军求救。蒋介石看在英国人是友军的份上，尤其是看在英国人承诺援助国军物资的份上，下令戴安澜向英军伸出援助之手。追击的鬣狗是日军五十五师团，人数两倍于中国最精锐的部队二〇〇师，重武器也全面领先。好在二〇〇师的战斗力和意志力极其强悍，依托自己抢修的防御工事，顽强地挡住了日军头几天的反复进攻。但孤军作战，后援困难，补给跟不上，戴安澜也没有绝对的把握守住同古。他问手下一个叫黄景升的团长：你有战胜日寇的把握吗？黄景升答曰：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戴安澜深受感触。深夜，在检查完阵地之后，戴安澜在孤灯之下挥笔给夫人写下遗嘱，他要交代一下身后事。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戴安澜叔祖父）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战况在之后的几天里变得越来越坏。二〇〇师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危险处境。孤城落日，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关头。戴安澜决定收缩兵力，依托工事和有利的地势，全力固守同古城。在调整兵力部署的时候，戴安澜环顾四周，用沉重沙哑的声音大声对着到场的指战员宣布：只要还有一兵一卒，亦须坚守到底。如本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长代之！孤军，也要奋战到底！战场之上，求生者死，求死者生。将为兵之胆。将士们从戴安澜的声音中感觉到了战死沙场的决心和力量。主将拼命，三军用命。日军非但不能突破中国军队的阵地，还死伤惨重。日军无可奈何之下，又抽调五十六师团一部前来夹击。五十六师团（由日军第一师团主力扩充而来）与日军十八师团都极其擅长丛林作战，号称“山地之王”。日方有生力军加入，人数数倍于己，重武器的火力远超己方，还有空中支援。但那又如何！戴安澜的字典里只有六个字——誓死抵御到底！他亲自执轻机枪与日军对战，决心以死报国，全师各级指战员也誓与同古共存亡。工事不断被日军的炮弹摧毁，将士们则利用残垣断壁、炸弹深坑与敌周旋。那个“成功虽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的黄景升，用生命实践了誓言，他以集束手榴弹攻击日军战车时自爆，与敌同归于尽。在人员、装备、后勤全面落后的困境下，将士们在死亡面前毫不畏惧，死守阵地，半步不退！这是黄埔精神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正面对抗！中国军人把自己的信念坚持到了最后一刻，黄埔精神笑到了最后。戴安澜率部苦战十二天，面对人马超过己方两倍的强敌，以劣势的武器装备，以约两千人的牺牲，歼敌五千余人，完美完成掩护英军撤退的任务，这就是著名的“同古阻击战”。在如此逆境下，以一比二点五的战损比战胜强敌，这绝对是近代中国军队在对日作战史上空前的好成绩！戴安澜不负绝代悍将之名！不愧近代立功异域，扬大汉之声威者第一人之名！矛盾
仰光失守后，摆在中国军队面前的，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中国出兵缅甸的目的，本是要保住滇缅公路，尤其是滇缅公路的源头——仰光的出海口。现在仰光失守，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深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一支孤军。英军拍屁股走人不说，其许诺援助国军的物资——车辆和补给，也没有兑现。因此，在缺乏足够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远征军的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大部人马只能依靠步行，一路开辟羊肠小道，翻山越岭。这倒也罢了，关键是缅甸人居然还在后方捣乱！日军入侵后，缅甸人民非但没有愁容满面，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跟过节似的。千言万语化成一句话：热烈欢迎日本“解放军”，痛击殖民统治者英国和以中国远征军为代表的一切“帮凶”！虽说缅甸人民的思维方式比较奇怪，但他们的破坏力却不可小视——破坏远征军必经的公路和铁道，主动充当日军的探子，争先恐后地把远征军的动向报告日军，甚至有胆大的人袭击远征军……交通工具本就不够，再加上运输线路遭到缅甸人破坏，远征军的运输能力根本就上不来，因此各部之间拉开了很大的距离，兵力极为分散。对于深入缅甸的远征军来说，四周都是敌视的眼光，找不到粮食，也没有向导，自然环境恶劣，还有日军压过来的重兵（四个师团）。远征军逐渐陷入了绝境。就在此时，盟军的内部矛盾也同时爆发。二〇〇师在同古血战十二天之后，鉴于援军新二十二师和九十六师，要么不是被日军阻击，要么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杜聿明遂下令让孤军奋战的二〇〇师突围后撤，避免全军覆没。杜聿明的突围命令，事先是征得蒋介石同意了的，而且蒋介石想得更多。鉴于远征军形势不妙，蒋介石左思右想，终于在同古之战结束前，想到了一个既安全又照顾英国人面子的好点子——二〇〇师以及第五军其余各部，且战且退，在曼德勒附近集结，与其他远征军在此会合，伺机而动。蒋介石为什么看中了曼德勒？简单介绍一下曼德勒的地理特点。特点一，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也就是说，守住曼德勒，就保住了缅甸北部的安全，给中国大西南地区留下了缓冲，免遭日军直接威胁。万一作战失利，曼德勒后面还有腊戌、密支那等据点可以退守，撤兵回国不难。特点二，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意思是说，保住曼德勒，即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同时，这也照顾到了亚历山大心中那不可与外人道的无耻想法——放弃缅甸，保全印度，拿中国军人的性命去给退到印度的英国人看门。特点三，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打防御战，对武器配备比较落后的远征军显然更为有利。这个对中国和远征军十分有利的主意，遭到了Mr.史迪威的反对。史先生万分坚定地认为，蒋介石的这个立足于防守反击的方案太过保守，中国军队主力应该南下，齐聚同古，反攻仰光。这倒也正常，不是同一国家的人，利益出发点就不同。史先生的这个想法背后，隐藏了两个目的。目的一，落实罗斯福总统的最高指示。罗斯福的指示是先欧后亚。也就是说，美英两国的工作重心在欧洲和北非，即优先解决盟国最大的敌人——德军。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消耗日本陆军主力，牵制日军，避免日军主力进入印度分散英国人的力量，避免日军占领印度后与隔印度洋相望的北非德军合流。怎么消耗呢？罗斯福希望远征军用尸山血海般的牺牲同日军战斗下去，希望中国用人口的优势拖住甚至战胜日本。美国人的援助可不是能够免费领取的。目的二，史迪威想在缅甸战场实现建功立业、升官发财的人生梦想。很明显，不管史迪威想实现哪一个目的，发动中国军队进攻显然是更好的选择。所以光杆司令史迪威拿美国援助要挟蒋介石调兵进攻。蒋介石本来是要第五军坚决后撤的，可看在美国是盟国老大以及钱的份上，只好万分不情愿地让步。蒋介石不知道，他这一次的退让，居然把远征军推向了一段无比艰难的旅程。史迪威根本就不是做统帅的料，完全听不进去杜聿明等前线将领的正确意见。兵力本就分散的远征军，居然被史迪威再度拆分开来使用。第五军的三个师顶在前面四处救火，第六军则在缅甸东线辽阔的地带上各自为战，第六十六军这支本来负责后方警备和预备队的部队，也散布在从曼德勒到腊戌再到云南边境一带数百公里的土地上。而且，史迪威所有的计划都基于同一个模式——中国远征军从正面发动进攻，英军负责保护中国远征军侧翼。若英国人能保得住侧翼，那就见鬼了！“仁安羌大捷”
中国军队血战同古十二天，总算是替英国人挡住了追兵。至于中国人为了阻挡日军追兵要付出多少伤亡，即使阻击成功又如何摆脱强敌，那就不是英国人关心的事情了，英国人只要自己逃到安全的地方就万事大吉。逃，加速逃，逃到印度去！北逃的英军可不都是杂牌部队——殖民军。殖民军一般只有军官是英国人，士兵多来自英联邦（如印度和澳大利亚）。逃军里面也有英国的正牌部队，而且是王牌部队——第七装甲旅，号称“沙漠之鼠”，之前与德国号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麾下精锐较量多次，互有胜负。但是在缅甸战场，第七装甲旅一个照面就被突袭而来的日军五十五师团打得丢盔弃甲。好在第七装甲旅知道见机行事，一帮残兵败将依靠打剩下的少数机械化装备，脚底抹油，逃出了日军的包围圈。但他的兄弟部队——英缅军第一师，是打也打不赢，跑还跑不过，七千余人让日军三千人给追上并包围在了仁安羌。英缅军第一师向亚历山大求援：司令阁下，赶紧给我们派些援军过来，来晚了我们就只能投降了！亚历山大此刻真的“压力山大”，虽然英军投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但发生在别人身上是笑话，发生在自己身上可就是悲剧了。第一师一定不能投降！于是，亚历山大只得再度向中国军队求援。就这样，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前身是税警总团）孙立人麾下一一三团被派往仁安羌。这个孙立人就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时税警总团的副团长，现在已经积功至师长。在一一三团团长刘放吾的指挥下，一千余中国军人将七千英军（里面有少量西方媒体工作者和传教士）给救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仁安羌大捷”，其实也没歼敌多少，只是英国人被中日两国军人当成道具，向西方世界那些一向瞧不起中日两国军队战斗力的人，秀了一下自己的英勇和血性而已。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大部分英军逃到了印度，所谓的中英协防，变成了中国独立防守。英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在继“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再一次创造了率军撤退的奇迹——英国历史上最长距离的大撤退，距离长达一千七百公里。如此看来，丘吉尔不愧是能爬上总统宝座的人，眼光确有独到之处。他知道亚历山大擅长跑路，因此两次把亚历山大派到主要军事任务只是逃跑的战场，成功保存了英军有生力量。撤退
虽然仁安羌获胜，但也改变不了中国远征军兵力分散，疲于奔命的现实。远征军处处为英军擦屁股，加上不明敌情，终于被日军的大规模穿插和长途奔袭各个击破。腊戌失守。曼德勒失守。一个又一个的坏消息接连传来！中国远征军后路被日军截断！战局已完全糜烂，无法挽回！既然已无力夺回被日军切断的生命线，达不到战略目标，那么保存实力、以利再战就成为唯一的选择。1942年5月初，肠子都悔青了的蒋介石，再也顾不上看史迪威的脸色，直接绕过史迪威，下令杜聿明将远征军带回国内。但是，缅甸前线最高指挥官史迪威认为，中国军队应该撤往印度。从战术上讲，撤往印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有英国人的成功经验在前，只要向西跨一步，就可以脱险。但英国人勇敢地站出来搞破坏了，他们说：撤到我们这里（印度）也行，但中国军队得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由我军收容，然后再行安排。从英国人目前的表现看来，他们在亚洲战场的作用也就是一颗老鼠屎而已，而且专恶心盟军。从道义上来讲，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等于内讧；但从国际规则来讲，不让别国军队全副武装地走进他们的“国土”也算是英国人的权力。杜聿明则认为，让堂堂国军放下武器，以难民身份进入他国国境避难，是对中国军人的莫大侮辱！尤其对方还是屡次欺负过中国的英国！于是杜聿明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我的部队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该回中国去。我有自己的国家，不必上印度去做难民。我相信日本人挡不住我的道路，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杜聿明的嫡系戴安澜等人坚定地站在了自己长官一边，开始向北撤退。杜聿明安排第九十六师为前锋，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殿后。新三十八师属于六十六军建制，不属于杜聿明的嫡系第五军，因此孙立人觉得杜聿明的这种安排明显亲疏有别。孙立人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预科，打得一手好篮球——国手级别。后留美四年，分别拿到了美国名牌大学普度大学和弗吉尼亚军事学院的学士学位。思想比较西化，奉行实用主义，不喜欢搞政治。孙立人既是为了赌一口气，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弟兄们找一条更容易的生路，他审时度势，极为冷静地分析了各方面的情况，违抗杜聿明的军令，率众改道向印度撤去。孙立人的新三十八师一路被日军尾随追击，牺牲近半人马，好不容易到了印缅边境。英国人还是要缴枪。孙立人狂傲之气迸发，直接下令准备战斗：你让我进我就走进去，你不让我进我就打进去！想缴我的枪，做你们的春秋大梦！孙将军在美国的几年没有白混，深得美国思维方式之妙——你蛮横我更蛮横，你霸道我更霸道，就看谁更横！英国人一是见这个姓孙的不好惹，二是还有几分不好意思——毕竟刚被孙立人救了命，只好收回成命，让新三十八师武装进入印度。殉国
之前说过，远征军各部之间距离极远，基本就是各自为战，因此大家都是撤退，但是具体路线并不一样。情况大概如下：第六子已经熄了灯。他猛然想到，也许应该看一下房子的背面是否还亮着灯。在毫无结果地再敲了一遍门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房子，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从那里他可以观察到巴托罗缪房子的院子和对着他这一边的窗户。什么也没有。他看到夜色深沉。也许皮埃罗是进去休息一下，喝一杯酒暖暖身子了，如果是这样，他这会儿也应该已经回来了。马基雅维里再一次走入那残酷的黑夜。他敲了门，等待着，不应之下又敲门，又等待，然后又敲门，又等待。他的手脚冰凉，牙齿在打着寒战。“我这下该染上那该死的风寒了。”他嘟囔着。猛然间一阵怒火涌上他的心头，他几乎都要用双拳猛砸那扇门了。然后理智占了上风。他明白，如果惊动了邻居，他也不能够拿到更多的斩获。最后，他得出结论，她们一定是等得不耐烦，最终放弃了他，上床睡觉了。他掉头回家，十分沮丧地进了自己的房子。他又冷，又饿，又极度失望。“如果明天我染不上风寒，也肯定会患上肠绞痛。”他进了厨房，企图找些吃的。但是塞拉菲娜一般是早上去买食物，如果食物有剩余下来，她会将之锁起来，所以他一无所获。火盆已经从起居室里拿了出去，起居室里冷得要命。但是马基雅维里连上床休息的慰藉都还不能够立刻拥有，他必须坐下来，将他与公爵的对话写成一篇报告。报告的撰写花了他不少时间，因为他要用密码来写最重要的部分。然后他还得用工整的字体将条约抄一份像样的抄本，以便可以随信寄出。他一直干到凌晨。这件公函实在是太重要了。他不能等一个用一两个金弗罗林就可以雇用的普通信使来递送这件公函。于是他爬上阁楼，叫醒了在那里睡觉的两个仆人，让其中一个较为可靠的，给马上了鞍，做好准备一旦城门打开，就出城送信去。他一直等到那个仆人穿戴完毕，让他出了大门，然后才回去上床睡觉。“但是今晚本来应该是一个属于爱情的夜晚。”他一边将他的睡帽拽下来盖住耳朵，一边恶狠狠地低声咕哝道。[1]即达·芬奇。第二十三章他睡得很不安稳。他在早晨很晚的时候才醒过来，然后发现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他患上了感冒，当他走到门口去叫皮埃罗进来的时候，他的声音听上去像一只乌鸦，皮埃罗出现了。“我病了，”他呻吟道。“我发烧了。我想我快死了。给我拿一些热的酒和吃的东西来。如果我不死于发烧，我肯定会死于饥饿。给我拿个火盆来。我冷的要命，昨晚你他妈的死到哪里去了？”皮埃罗正要回答，但是马基雅维里制止了他。“先不要解释了。回头再说。回头再说。给我拿些酒来。”吃过喝过之后他觉得好了一些。当皮埃罗向他解释昨晚发生的事情时，他阴沉着脸听着。皮埃罗说他按照马基雅维里的指示在院子里等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被雨水淋成了个落汤鸡，他还是在那里坚持着。他一直等到卡特琳娜女士央求他进屋。“你告诉她们发生了什么事吗？”“我说了你想让我告诉她们的话，先生。”“她们怎么说？”“她们说这真是令人遗憾。”“她们说这令人遗憾？”马基雅维里用嘶哑的声音愤怒地低声说道。“我的上帝！想一想，上帝创造了女人，是为了让她们成为男人的帮手，她们竟然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对于像赫克托的死和特洛伊的沦陷，她们又将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最后她们逼着我进去躲雨。我的牙齿在打着寒战。她们说我们可以从厨房听到你的敲门声。她们脱下了我的湿外衣，让我围着火炉把自己烤干。”“那么鱼和阉鸡后来怎么样？”“我们把它们热在炉子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卡特琳娜女士说如果我们再不吃就坏了。我们当时也确实饿了。”“我当时饿得要命。”“我们为你留了一些。一部分鱼和半只鸡。”“你们还算体贴周到。”“我们听到钟敲了一下，然后又敲了一下，然后奥莱莉娅女士就去休息了。”“她去做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气急败坏地问道。“我们当时想让她再等上一些时间。我们说你再过一会儿就会来了。她说为一个男人等上两个小时已经够多了。她说如果对于你来说，你的事业比男女情爱更为重要，那么就算与你有了关系，从这种关系中也指望不了多少男欢女爱。”“这说不通。”马基雅维里用拉丁文说了一句。“她说你如果确实像你所显示地那样爱她的话，你完全可以找个理由，中止你和公爵的谈话。我们为此和她辩论了一番。”“好像和女人还能说得清道理似的！”“但是她不肯听，于是卡特琳娜女士告诉我说不要再等了。她又给了我一杯酒，然后把我打发走了。”马基雅维里突然想起皮埃罗并没有钥匙可以进门。“你在哪里过的夜？”小伙子给了他一个狡黠的，满意的笑容。“和尼娜在一起。”“这一晚你过得比我强太多了。”马基雅维里阴沉着脸说道。“可是据我所知，她回了她父母的家。”“这是她告诉卡特琳娜的话。我们一早就安排好了。她从巴伯里娜太太那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一旦有空，就可以和她会合。”巴伯里娜太太是个老鸨。她在伊莫拉有着一份收入不错，又受尊敬的生意。有几分钟马基雅维里默不作声。他不是那种接受失败的人。“听着，皮埃罗。”当他想好了之后，就开口对皮埃罗说道。“那个老蠢货巴托罗缪晚上就会回来。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让我们不要忘记，天神宙斯为了追求美丽的达娜厄，他化为金雨水钻进了她的房间，赶快去那个叫卢卡·卡佩利的商人的铺子，就是那个我为奥莱莉娅买手套的那间铺子，向他买一条镶银边的蓝色丝围巾，就是前些天他给我看过的那条。就告诉他我一旦收到从佛罗伦萨寄来的钱就会把钱还上。然后拿上围巾，去见卡特琳娜女士。让卡特琳娜女士把围巾转交给奥莱莉娅，告诉他我被爱情之火烧得死去活来，昨晚为了等她还染上了风寒。但是等我好了以后，我们应该找个机会再商量一下，重新订个计划，以满足我和奥莱莉娅的愿望。”皮埃罗走了之后，马基雅维里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他回来向他汇报他执行任务及受到接待的情况。“她很喜欢围巾。”皮埃罗说道。“她说那条围巾很漂亮，并且问这围巾花了多少钱。当我告诉她价钱的时候她就更喜欢了。”“很好，很自然，还有什么？”“我告诉她你当时无法从宫里脱身。她说这没有关系，且告诉我说不用再想这件事了。”“什么！”马基雅维里愤怒地吼道。“看来女人是世界上最没有责任感的动物，难道她没有看见，她的所有的前程均在此一举吗？你有没有告诉她我在雨中站了整整一个小时？”“我说了，她说这样做非常不够谨慎。”“谁会指望一个恋爱中的人会谨慎？你可以专门问大海，当天上刮狂风的时候，海面上会不会不起浪？”“卡特琳娜女士希望你多保重身体。”第二十四章马基雅维里卧床休息了几天。通过灌肠和放血他恢复了健康。身体复元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提莫提欧神甫找了过来。他告诉后者那个不幸的故事。神甫十分同情。“现在要做的是，”马基雅维里说道，“让我们一起动动脑筋，想出个办法来让我们亲爱的巴托罗缪朋友再走开一次。”“我已经尽力了，大人。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神甫大人，当英明神武的公爵进攻福力城的时候，他被挡了回来。但是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选择围城，他而是开动脑筋，想出了每一个办法，最后让城里的人乖乖投降。”“我已经见过了巴托罗缪大人，他不折不扣地照我告诉他的话去做了，他现在确信，圣·维塔里的介入是灵验的。他确信无疑，奥莱莉娅女士在他从拉维纳出发返回的那个晚上就怀上了孕。”“这哥们是个蠢货。”“虽然我是个信教的人，但是我还不至于愚昧到不了解这么一个道理，也就是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他究竟是对还是错的。”马基雅维里感到有些恼火。这个神甫不如他所期待的那么有帮助。“别这样，别这样。神甫大人。别把我也当个傻瓜来对待。不管圣人的骸骨具备多么大的魔力，使一个无法生育的男人具备生育能力肯定不会是这些魔力中的一种。那个故事是我编出来的，你我都知道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真的。”提莫提欧神甫微笑着，声音中带着一种虚情假意回答说：“上帝的作为是莫测高深的。谁又能说他了解上帝会如何行事？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的故事吗？她那残酷的丈夫禁止她救济那些有需要的人，有一天她在大街上被自己的丈夫撞见，当时她正挎着一个装满面包的篮子，正要去救济穷人。她丈夫怀疑她没有遵守他的命令，他于是问她菜篮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惊恐之下她回答说是玫瑰花，他从她手里一把夺过篮子，然后当他揭开罩布时猛然发现她说的是真话，一篮子面包突然间神奇地变成了一篮子芬芳的玫瑰花。”“这个故事是开启人们心智的好故事，”马基雅维里冷冷地回答道，“但是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么。”“难道说，圣·维塔里在天堂听到了虔诚的巴托罗缪为了求子而发出的祈祷，受到了感动，就高抬贵手使一件奇迹出现，正如你许诺巴托罗缪的那样，这就完全没有可能？《圣经》不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信念的话，大山都可以被移开？”如果马基雅维里没有过人的自制力的话，他已经要大发雷霆了。他很清楚这个僧侣为什么会拒绝提供进一步的帮助。为了二十五个金杜卡特，他已经做了他应该要做的事，如果计划流产，那也不是他的过错。他想要更多的钱，但是马基雅维里没有更多的钱可以给他了。前些时间他送给卡特琳娜的项链，他送给奥莱莉娅的手套和玫瑰油已经把他的零钱全花光了。他当下欠了巴托罗缪的钱，他也欠了几个商贩的钱。他从执政团那里收到的钱只够维持他的日常开支。他现在除了许诺之外，别无其他可以给这个僧侣的了。他有预感，空头许诺对提莫提欧神甫来说意义不大。“你的雄辩和你的虔诚，证实了我听到的有关于你的好评。如果我写给执政团的推荐信起到了我们双方均希望起到的作用，我相信那一定会大大增加佛罗伦萨民众的精神福祉。”那个僧侣神态庄重地鞠了一躬，但是马基雅维里看出，他并没有动心，于是他继续说了下去。“一个明智的人不会把他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如果一个计划流产了，他会再尝试另外一个计划。请不要忘记，如果巴托罗缪不能遂其所愿的话，他会收养他的外甥，这将伤害到他的太太和岳母，并使你失去这所教堂。”“那将是一个不幸的结局。当它来临的时候，我作为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会让受到影响的各方顺应变局。”“我们被告知，上帝帮助那些会帮助自身的人们。你了解我在过去并不悭吝，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也会看到我不会出手不大方。让巴托罗缪如愿以偿，有个继承人，对你，对另外两位女士来说，都有现实的利益。”一丝浅浅的笑意在一瞬间照亮了提莫提欧神甫那张罗马人的脸孔。“你知道对于像你这样杰出的人物我会尽力效劳的，但是一旦巴托罗缪不能如愿以偿的话，你认为我们又该如何通过帮助自己来获得上帝的帮助呢？”马基雅维里忽然有了一个主意。这个主意使他十分高兴。以至于他几乎要放声大笑了。“神甫大人，和其他人一样，你肯定也时不时需要洗一下肠。假如说你晚上服用一剂芦荟，第二天一早，你肯定会发现，如果你在当天早上又服用一剂盐的话，洗肠的效果会更加令人满意。难道你就没有想过，巴托罗缪对圣·维塔里的朝拜的功效会大大增加，譬如说如果他再去一趟里米尼？这样的话他又可以离开这个城市二十四小时了。”“你真是一位多情多欲的人，大人，你真是让我钦佩不已，但这一招有些太迟了。巴托罗缪大人也许是个笨蛋，但是如果我要指望他比一般的笨蛋还要笨一些，而事实他却又不是的话，我自己就是一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了。”“你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能失去这种影响力。”“这是不是说我没法指望你的帮助了？”“我没这么说。先等上一个月，然后我们再谈论这件事。”“对于一个热恋中的人来说，一个月就像一百年那样长。”“让我们不要忘记，当年雅各为了娶到拉结，还为拉班服事了七年呢。”马基雅维里清楚地看到，这个僧侣是在刁难他。他决心不见兔子不撒鹰。马基雅维里心里气得要命，但是他很清楚如果他大发脾气的话，事情就不可收拾了。他控制住了自己，告别了僧侣。临走前他幽了僧侣一默，他掏出一个弗罗林，恳求僧侣收下。他要求教堂用这个弗罗林买支蜡烛，在奇妙的圣母像前点着供上，并祈祷巴托罗缪的愿望得以实现。如果心甘情愿地承认失败，就不会有什么怨气了。第二十五章在目前的情形下，要搭上奥莱莉娅，他仅存的希望就是得到卡特琳娜的帮助了。很明显，对于他们精心策划的方案遭受挫折一事，她的关切程度要远远超过马基雅维里。这是因为，对马基雅维里来说，这只不过是追求一个漂亮的女人来满足一下自己的欲望而已。而对于她来说，则是涉及她个人地位的安危。他现在已经指望不上那个僧侣了。但是卡特琳娜则不一样，她在这件事上有着她自身的利益，所以是一个靠得住的同盟军，他对于她作为一个女人的足智多谋有着坚定的信心。伪装和欺骗对于女人来说就如同吃喝一样重要，让他们的计划成功对于她来说有着显而易见的巨大利益，马基雅维里决定和她再见上一面。要会见两个离群索居的女人中的其中一个有些困难，但是好在他有皮埃罗从中穿针引线。想到自己一早就让皮埃罗去追求尼娜，马基雅维里不禁为自己的先见之明而自鸣得意。第二天他在市场上买了一条肥美的鱼，然后选了一个他确信那个胖子正好在城里办事的时间，让皮埃罗将鱼给卡特琳娜送去。如果皮埃罗不能单独见到卡特琳娜，为马基雅维里安排一个与后者会面的机会，那就太遗憾了。如往常一样，皮埃罗很称职地完成了任务，回来告诉马基雅维里说，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卡特琳娜同意在三天之后的某个时间，在圣·多米尼克教堂见面，她选择的见面地点显示出她是足够机警的。很明显，凭着她女性的直觉，她意识到提莫提欧神甫不再值得信任了，所以他就不应该看到他们在一起。马基雅维里来到圣·多米尼克教堂的时候脑子里并没有什么概念要怎么做。但是他也不是太担心，因为他确信卡特琳娜一定会提出一些有用的建议。他只是担心下面这个计划会花上太多的钱。不过，好就好在，即使情况再坏，他可以向巴托罗缪再借上一笔钱，归根结底，巴托罗缪也不过是向马基雅维里付上一笔酬劳而已，为了这笔酬劳马基雅维里已经准备好提供相应的服务。教堂里一个人也没有。马基雅维里告诉卡特琳娜那天晚上他是为什么没有能够准时赴约，他又是如何站在雨中敲门，并且又是如何受了风寒。“我知道，我知道，”卡特琳娜说道。“皮埃罗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了我们，我们听了都非常沮丧。奥莱莉娅都不停在说，可怜的人，如果他因此病故，我会良心上十分不安的。”“我没有意愿要死。”马基雅维里说道，“即使我已经到了天堂的门口，只要一想到奥莱莉娅，这个念头就会把我拉回来。”“这一切都十分令人遗憾。”“让我们不要再想过去了。我已经恢复了健康。我现在浑身都是劲。让我们考虑一下未来。我们的计划流产了，所以我们必须重新制订一个计划。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我很难相信，你竟然不能想出合适的办法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尼科洛大人，我今天并不想来，我只是因为皮埃罗的恳求才来见你。”“他确实提到你很犹豫。我对此十分不解。”“没有人愿意成为带来坏消息的人。”“你这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里失声喊道，“巴托罗缪是不可能产生任何怀疑的。”“不是，不是，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奥莱莉娅。我同她争论了许久，我甚至都跪下来求她了。我还是说服不了她。唉，我可怜的朋友，现在的女孩和我们从前那会儿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要让我
说，我并非一演说家，亦非一语言学家，但此均非我之短处。讨论我之长短者，不应在此方面立论。我此刻是来讲历史文化，诸位找我短处，正该从我所讲中去找寻、去指摘。因此我们讨论文化，正该先了解其长处，然后指摘其短处。不能说一人长于游泳，但偏要他比赛打网球。若不会，便是他短处。有人说，我向来讲中国史总爱举其长处，如此则容易误认为中国文化有长无短。其实要讲中国史，盛衰进退治乱兴亡都该讲。不能只讲汉、唐，不讲三国与五代。但若你来写一部希腊史，自然只该写希腊出生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亚历山大，却不必历数希腊没有出生过孔子、释迦和耶稣。希腊后来衰了，但当希腊盛时，那些优点也不该一笔抹去不提。而且写希腊史的，正该在其盛时多着笔，衰了便无语可着了。我上面说过，讲文化依然只是讲历史。不能说今天中国不像样，便对以往不该叙述其长处。这真是：“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在我幼时，六十年前的中国，抱此见解的真不少。他们当然亦是激发于一时爱国热忱。但我们若平心静气来讨论文化问题，则似乎不宜如此般一意自谴。太过自谴了，至少不客观，不真实，没有历史根据。上面说过，文化只是人生。我们在实际人生中，也哪能专找人短处的呢？无论在家庭、在社会、或交朋友、或处师生，人与人间则总有种种关系。若一意专找别人短处，此诸关系也都不可能存在。若真说中国文化只有太监、姨太太、麻雀牌、鸦片烟、长辫和小脚，那真成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了。但试问此世界上岂不仍还有中国和中国人之存在吗？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一味自谴自责！上述关于如何研究文化问题，我特就我们中国此六十年来学术界风气，提出下列诸点：一、应根据历史真情。二、求其异，不重在指其同。三、自大处看，不专从小处看。四、从汇通处看，不专从各别处看。五、看得远，不可专从一横切面只看眼前。六、不可专寻短处，应多从长处着眼。三以上讲了些研究文化问题所应保持的几种心习和态度。此下再略谈有关讨论文化问题的其他方面。首先谈到所谓文化精神与文化病。任何一种文化都会出毛病，但所谓文化病往往恰好正从其文化优点上生出。此层骤似颇难说，但以浅显例言，如骑者易坠，操舟者易溺，歌唱者易失音，演剧者易失态，历史上亦尽不乏其证。中国传统文化，政治方面可说是最见长的。但中国历史上大病，正以出在政治方面者为多。近几十年来，中国病痛主要亦出在政治方面。若说近代中国工商实业不发达，新科学不生根，这些话也都对。但这些只是外在短处，我们尽可设法补救，或说迎头赶上。所以老不能如此，则正为内在有病。此一病，从中国近代历史讲来，显然仍是政治病。若使政治上没有病，我们想要提倡科学，振兴实业，该不是做不到。故我说，所谓文化精神，应指其特殊长处。而所谓文化病，则正亦出生在其特殊见长处，而不在其短缺处。若要把别人长处来弥补自己短处，便有所谓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但文化体系譬如一七巧板，只是那七块板，却可拼成一头鸟，或一个老人，或一艘船，或一所屋子，或其他种种拼法，可成种种形态。只在此七巧板中，一块位置变动，其余各块也得随着全部变。此处可见文化交流与文化革新之不易。在文化传统大体系中，从外面加些微影响，亦可使整个文化体系改头换面。当知别人长处与自己长处，骤然间未必能配合上。所怕是引进别人长处，先把自己长处损害了。自己陷入病中，则别人长处亦将不为我有。故文化交流，先须自有主宰。文化革新，也须定有步骤。此六十年来的中国知识界，既对西方文化并为加以审慎别择，而对自己固有传统更不能深细剖析其利病得失之所在，随便引进一些，却转对自己损害一些。于是意志愈激，遂有提出所谓全盘西化之说。但所谓西化，究向西方哪一国哪一民族的文化模型来化呢？这其间也得有别择，仍须有步骤，否则如何全盘地化法？“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终是件危险事。其实这六十年前乃至六十年中，文化何尝不时有革新。只为是无别择、无步骤。譬如那七巧板，初时一两块稍微移动，还依稀见得原来模样是老人、是马。后来逐块都变乱了，原来模样早已消失，但又尽拼不出新样子来。演变到近年如大陆，总算在全盘西化中选出一模子，可以照拼照凑。又无奈是文化旧根柢太深固，苦于一时斩不断。在看得见的方面纵使都西化了，但中国的自然背景还在，中国人的传统心习究难尽情铲除，势将仍受多少中国旧传统的影响。从前有人主张，要劝中国人搬全家去外国留学。但此主张决难彻底。这一家纵西化了，待这一家回到中国，岂非仍在中国社会里？若使我们能把全体中国人一口气都搬到外国，则岂不仍在外国凭空搬进了一个中国社会？我们人口又多过了任何一个外国，那岂不要把外国社会反而中国化了？这六十年来的中国人，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所惜只是表现了些狂热的俗情，偏激的意气，最高也只算是空洞的理想，没有能稍稍厝意到历史与现实方面去作考虑。至此，我们要讲一些文化的共态与个性。文化有共同处，是其共态。文化有相异处，是其个性。个性有长有短，贵在能就其个性来释回增美。共态是一种普通水准，个性则可有特别见长。但亦不能在个性上太发展，而在共态上太落后。如印度文化，便有此毛病。六十年来的中国人常说：“西方人用电灯，我们用火水灯。西方人乘汽车，我们坐独轮车。我们如何能与人相比。”此亦不错。但此所指，亦只在文化共态方面。在此共态之上，总还得有些自己的个性。又有人说：“我只要能和人一般地用电灯，坐汽车，个性生而俱有，却不怕遗失了。我们尽说全盘西化，但中国人总还是中国人，莫要老在这上面操心。”此一说，骤看像有理，其实是一大荒唐。创为此等说法者，实全不知文化与人生为何事。当知文化与人生，莫不由人的心智血汗栽培构造而成。哪有如哥伦布寻新大陆，一意向西，结果却仍回到东来之理。若果我们全心全力来求全盘西化，西化不成是有此可能的。若谓东方依然仍还是个东方，这却在从来的人类文化历史上难于得证。我们继此再谈一问题，即是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之别。究竟统一性、大同性的世界文化将在何时出现？此问题谁也不能答。或者我们可以说，这一种世界文化，在今天已在酝酿开始了。但何时能成熟确立，此尚有待。在我认为，世界文化之创兴，首在现有各地区各体系之各别文化，能相互承认各自之地位。先把此人类历史上多彩多姿各别创造的文化传统，平等地各自尊重其存在。然后能异中求同，同中见异，又能集异建同，采纳现世界各民族相异文化优点，来会通混合建造出一理想的世界文化。此该是一条正路。若定要标举某一文化体系，奉为共同圭臬，硬说惟此是最优秀者，而强人必从。窃恐此路难通。文化自大，固是一种病。文化自卑，亦非正常心理。我们能发扬自己文化传统，正可对将来世界文化贡献。我能堂堂地做一个中国人，才有资格参加做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何来有世界人？毁灭了各民族文化传统，又何来有世界文化？我下面将再略说文化的陶冶与修养，及其承担与护持。或有人问：你上面所说诸项文化问题及发挥中国文化优点，固然也可能很对。但中国文化在今天，确已像到了一条山穷水尽之路。要何人来承担此一番文化复兴之大任，以及如何来护持此一份文化业绩于永存呢？此一问题，该是很艰巨。但我的答案则很简单。中国古人说：“道不虚行。”又说：“苟非至德，至道不凝焉。”文化的责任，只在人身上。明末大儒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一番文化业绩之护持，其职责正落在我们当前各人的身上。自然非有一番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的人，便无法来善尽承担文化与护持文化之责。上次我说过，只要有中国人，在其背后则必带一套中国的文化传统，此是从一面说。但话又得说回来，今天的中国，对自己以往那一套文化传统，有的存心鄙薄，有的漠不关心，似乎中国人对中国自己文化传统，并不能如其他民族般保守与固执，此亦或可是中国人一长处。但今天若要护持与承担中国文化，则非先有人能受良好的文化修养与陶冶不可。此事可以深言，也可以浅说。今天我们或许对政治、对经济、对学术各方面感到自己力量薄弱，无法来分担此责任。但如何像样地做一个中国人，这总该是人人有责，而且人人可能，这是在人人自己本分内能力所及之事。难道我们便不能自信我自己能做一个中国人吗？你不信你自己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难道你准自信能像样地做一外国人？若能像样地做一中国人，此人便已接受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修养与文化陶冶，亦已对中国文化有所承担有所护持了。或有人还要问，中国文化究竟在将来有无出路？此则触及文化自信与文化悲观的问题上去。我上讲曾指出，在目前，连西方人也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陷于悲观，失却自信，则无怪我们要提出此问题。但文化本是由人创造的，文化要人继续不断地精进日前永远去创造。路在前面，要人开，要人行。不开不行，便见前面无路。却不是前人创下此文化专来供后人享受。一个文化中所留下的物质成就，是可供人享受的。一个文化中所蕴有的精神力量，则待后起人各自磨炼来发扬，来持续。文化本身是属于精神的。仅存着一堆物质，到底不成为文化。因此，此一问题无可讨论。失却自信，便真可悲观。只有我们把各自信心先树立起，便见无可悲观处，接着的问题才能有讨论。以上所讲，只就我个人针对着近六十年来中国人讲文化的一般流弊和短视之处说起。我只因生在此时代，深受此一种时代思潮观念之影响，心中老觉苦闷不安，总想在此问题上找一出路，让自己心下得一解决，因此引生出这许多想念来。但我此种种想念，亦非凭空随便地想。我自问是曾在以往历史上下过一番功夫，而始引生起此种种想念的。这次一连八讲，由于时间所限，所讲总嫌空泛肤浅，又是语焉不详。我不能站在纯历史纯学术的立场来讲话，有时不免带有情感，随便空说，请诸位原谅。附录略论治史方法一历史本系复杂人事之记录，尤以中国史绵历之久，包涵之广，记载之详备，所谓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更何论于今日。近人治史好言系统，然系统亦未易求，晚近学人言国史系统，不越两途。一谓自秦以来，莫非专制政体之演进。无论历史上任何事情，莫不以帝王专制一语为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表彰五经，排斥百家，尽属专制。乃至隋唐科举，明代八股，莫不谓其便于专制，其他一切率类此。此等说法，起于晚清革命变法潮流之下，不过为当时一种党人之宣传。细按之，无当史实。待满清倾覆，专制政体推翻，此等历史观，早应功成身退。而谬种流传，绵延不绝。据此辈人之见解，不啻谓中国自秦以来两千年之政治传统，全属不合理。直到最近民国建立，光明稍露，乃始谓骤然有长足之进步。而此等进步，明属模仿西洋，则中国此下岂不只有西化之一途。此等见解，我故名之曰“近代中国人之维新观”，实即是一种“崇洋媚外”观。又或根据西洋最近唯物史观一派之论调，创为第二新史观。其治史，乃以社会形态为躯壳，以阶级斗争为灵魂。所论厥为自秦以来，中国社会形态之阶段分别。若谓中国尚在封建社会之阶段中，绝未走上商业资本社会之阶段。自谓其对中国史已全部通透，而无奈其误解。照彼等意见，历史上种种事迹，总之为上层经济榨取之一种手腕，与下层无产民众之一种反抗，相互为消长起伏。如是则仅为彼等政治趋向之一种工具，一种说法，惜亦同样无当于国史之实际真相。中国以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以往文化，究有何等价值？中国将来之前途，除却抹煞自己以往之一切而模仿他人以外，究有何等生路？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治史而言系统，固非易事。然若谓历史只是一件件零碎事情之积叠，别无系统可求，则尤属非是。或谓国史尚在逐步整理中，遽言系统，未免过早。今日急务，端当致力于新材料之搜罗，与旧材料之考订，至于理论系统，暂可置为缓图。此说亦可商。历史范围过广，苟非先立一研寻之目标，以为探讨之准绳，则史料尽如一堆流水账，将见其搜之不胜搜，将终无系统可言。此如清儒治经，初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其论亦非不是。而极其所至，训诂小学日明，经学大义日晦。精熟《说文》、《尔雅》，岂遂通得语孟义理。窃谓今日治史要端，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但以研读通史之方法治史，为又一事。此两事虽属相关，然无第一事仍不妨其可有第二事。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而不必为某一时期某些特项问题而耗尽全部之精力，以偏见概全史。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际。其所持之见解，乃得较符真实。而其对于史料之搜罗与考订，亦有规辙，不致如游魂之无归。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不致将史学埋没于故纸麓中，而亦不致仅为一时之政客名流宣传意见之利用品。一九三六年九月二治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而转轻实事为虚文。近人每犯此病。史迹浩繁，或与自己所抱理论渺不相关，或捍格不入。不悟所抱理论不能涵括史实，而转疑史籍别有用意。循至于前代史实，毫不研寻。自抱理论，永此坚持。当知治史先重事实，事实未了，而先有一番理论条贯，岂得有当？昔人治史，先从一方面再转别方面，久之各方面俱到。今治国史，苟能于政治制度上，或于食货经济上，先事寻求。事实可以范围理论，而理论不足以改变事实。超越事实空言理论，则理论尽可有千百样不同，而事实则只此事实。此乃所谓历史，虽千头万绪，不胜浩繁，须虚心耐烦以求认识。认识事实亦非易。人事繁赜，复杂万状，其相互间，轻重大小，先后缓急，至不易辨。处世阅历，只是其中之一部分。治史者贵能上下古今识其全部，超越时代束缚。故首当虚心耐烦，先精熟一时代之专史，乃能深悉人事繁赜之一般。而对于各方面事态之互相牵涉影响，及其轻重大小，先后缓急之间，亦渐次呈露。如是，其心智始可渐达于深细邃密，广大通明之一境。然后再以通治各史，自知有所别择。然后庶几可以会通条理而无大谬。能治通史，再成专家庶可无偏碍不通之弊。一九三六年九月三近人治史，每易犯一谬见。若谓中国史自秦以下，即呈停顿状态，无进步可说。此由误用西人治史之眼光来治中史，才成此病。今试设譬，有两运动家，一擅网球，一精足球，若为此两人作年谱，乃专事抄袭网球家定稿，来为足球家作谱，岂得有当。近人治中国史，正多抱此意见。若谓中国惟先秦一段尚见光彩，此下即渐入歧途。惟洗伐净尽，扫地赤立，另起场面，庶可赶上他人。是不啻以网球家成格，来批评足球家，宁得有当。中国史与西洋史精神上之差异，至少尚远过于足球家与网球家之不同。或仍过于运动家与美术家之别。今治西洋史，以其走上近代化的步骤，如十字军战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殖民地之寻觅、法国大革命、机械工业骤起、社会主义种种，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史殆如半死不活，绝无生命可言。惟春秋战国时代，尚有封建贵族宗教神权等等，几分近似西洋史处。今完全以西洋目光治中国史，则自秦以下宜为一个长期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
始猛烈地攻城。太原城虽然城墙高大，但在和攻城的叛军交锋时，城墙难免会出现破损，这个时候那数万个土坯起了关键作用，哪里有损坏的地方，李光弼让人立即用土坯堵上，由于土坯结实耐用并且运送方便，叛军虽然进攻猛烈，但太原城依然稳如磐石，十万叛军围攻太原城足足将近一个月，但就是破不了城。随着时间的推移，叛军那“三板斧”的气势开始削弱，双方陷入了拉锯战中。李光弼明白，太原之围虽然暂缓，但叛军已经将太原围了个水泄不通，自己手中这点人马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时间长了太原城早晚会被叛军所攻占。可是目前又无法指望外部增援，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利用目前掌握的资源，使其实现最大化的价值来尽可能地逼退叛军。在所有的资源中，李光弼最为看重的还是“人”，为此他在军中张榜招贤，哪怕只会雕虫小技的也被选中做自己的参谋，然后根据他们的能力予以适当的使用。在这些人中有擅长制造投石机的，每发射一次巨石能击毙二十多个叛军，攻城的叛军被巨石击中而死伤的达到十之二三。不过在这些人中，对李光弼帮助最大的还是三个擅长铸钱的工匠，当然李光弼并不是看重了他们的铸钱本领，而是因为这三个人除了铸钱之外，还擅长挖掘地道。随着这三个工匠的出现，随着李光弼的灵光一现，中国战争史上一种全新的战法出现了，名曰——地道战！史思明看到太原城屡攻不克，而李光弼更是死守不出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派人使出了老的不能再老的方法——骂战，试图激怒李光弼出城与自己决战。面对史思明的挑衅，李光弼让士兵们协助三个擅长挖地道的工匠，将地道一直挖到城外，那些在城下辱骂挑衅的叛军士兵，在没有任何征兆下，忽然被脚下伸出的一双手应硬生生地拖进了地底，叛军中所有人全都傻了眼，很快他们就看到太原城头上那些人被斩首示众。于是，叛军之中开始流传唐军中出现“土行孙”的传闻，许多人走路时全都盯着脚下，唯恐被伸出的双手拽进地底，渐渐地搞得人心惶惶。当史思明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的第一反应是大吃一惊，在他二十多年的征战中，从来没见过这种打法，所以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但史思明明白一点，那就是要尽快攻克太原城，否则还会节外生枝。所以，在第一波猛攻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史思明下令掀起第二波攻势，这次他甚至让人制造出了一种叫“飞楼”的攻城器械，然后蒙上木幔，修筑土山，试图居高临下攻城。史思明虽然准备充分，但李光弼似乎并不为所动，就在史思明开始修筑土山的同时，李光弼干脆让三个工匠带领士兵挖一条直通史思明土山工程的地道，结果是史思明的土山工程竣工之日，也是这个工程的崩塌之时。据史料记载，当时死于崩塌者将近万人，最关键的是由于李光弼的地道战法作战隐蔽，史思明完全找不到唐军的影子，这让他十分郁闷。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史思明有些黔驴技穷，只好下令将围城部队后撤几十里，以减轻在军中逐渐蔓延的恐慌心里。从开始的猛烈围攻到现在叛军的后撤，李光弼的地道战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原城中的老百姓对李光弼的足智多谋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李光弼却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他知道太原之围如果不彻底解除，叛军虽然后撤，但时间长了还是难以长久坚持。李光弼的地道战虽然让叛军恐慌至极，但并没有产生致命的一击。如何能在地道战的基础上给予敌人致命的一击，或者是利用地道战创造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的机会，这是摆在李光弼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证明，名将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名将，除了作战勇敢、足智多谋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在战局完全被动的情况下，看似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中，寻找出有效的办法，变被动为主动，直至最后的胜利。李光弼就是这样的人。在李光弼看来，地道战已经发挥了作用，接下来是要利用“地道”这个出其不意的通道，来实现主动进攻的机会，为此他想到了诈降。李光弼的计划是：继续将地道向前挖至叛军后撤之后驻扎的营地地底，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土层，从表面看上去和普通的地面没有任何区别，然后以木支撑作为陷坑，派几千人出城诈降吸引叛军的注意力，而城中则埋伏准备出击的几千士兵，利用叛军准备受降的机会，让敌人纷纷陷落坑中，然后利用叛军营地大乱的机会，迅速出击一举击垮叛军。当李光弼实施这个计划时，史思明看到李光弼这段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动作，他并没有进攻太原，而是在中军大帐仔细思考先前的失败原因，以及未来攻克太原的方法，他距离蔡希德所率的前军还有几里的距离，所以前军准备接受投降的事情，史思明并不清楚。直到史思明得到前军校尉的急报，说前军大部分士兵纷纷陷落坑中，李光弼率领人马已经杀出太原城时，史思明才知道原来李光弼为自己挖了一个巨大的坑，而自己却浑然不知。由于李光弼突袭的速度实在过快，等到他想组织反击时，前军和中军已经被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蔡希德所率的前军基本上已经失去抵抗力量，所以史思明已经没有时间再采取任何应对之策。他目前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继续撤退。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七日，在前后经历了五十余天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后，李光弼取得了太原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这期间李光弼只在太原城内东南的一个角落里搭了一个小帐幕稍事休息，如果有紧急情况他马上赶去处理，几次路过自己的家门而不入，一直等到彻底打败叛军后的第三天，将各项公务处理完毕后，他才回到自己的家中。应该说除了英勇善战和足智多谋之外，李光弼的人格魅力也是太原能够坚守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太原保卫战可以说是中国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李光弼及太原军民的壮举，是中国古代城邑守卫战中“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李光弼以就地组建的劣势兵力守城，采取加固城防、顽强坚守、创造新型战法和不断寻找战机出战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策略，不仅使十万叛军始终无法攻破太原，最终更给予叛军歼灭性的打击，前后共击毙叛军六万人，扼守住了河东通往朔方、河西、陇右的通道，有效掩护了李亨身在的朔方战略基地。由于太原一战实在太过重要，当李亨得知李光弼的胜利后，他亲自下诏褒奖，以示荣宠，进封李光弼为魏国公，食封八百户。就在李光弼坚守太原的同时，另一位名将郭子仪利用李光弼牵制十万叛军的机会，从洛交出发，一路攻取了冯翊（今陕西大荔），继之挥师向东，直逼河东。二月二十一日，郭子仪率兵渡河进至河东城下，河东司户韩雯打开城门投降，叛将崔乾佑连夜奔逃到马邑（今山西运城西北）。但马邑守军已经归顺唐廷，崔乾佑没能入城，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一路向北逃窜，河东地区就此收复。如果说李光弼坚守太原是为守住通往朔方的要道，那郭子仪进兵河东则是为了清除攻取两京道路上的障碍，更主要的是截断身在长安的叛军退路。平定河东后郭子仪并没有停止脚步，立即让儿子郭旰及兵马使李韶光、大将王柞率兵南渡黄河攻取潼关。由于当时叛军疏于防守，唐军破关斩将，重新夺回潼关，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听到潼关失守后，立即重兵增援潼关，使得郭旰等人大败而回，潼关再次落入叛军之手。不过从整体的战局来看，唐军当时虽然还没完全掌握主动，但因为没有丢掉太原和郭子仪不失时机地收复河东，使得唐军不再像最初那样被动，至少和叛军形成了相持局面，甚至大有反攻之势。就在李亨厉兵秣马，重新集结兵力准备全线反攻，以光复两京时，占据洛阳的安禄山，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安史之乱的一个分水岭，因为在这场内讧中，元凶安禄山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第四章光复两京元凶授首自从安禄山占领洛阳之后，在很多人看来他似乎不再是那个最初站在范阳城楼上那个意气风发的人，从自封皇帝到延迟进攻长安，安禄山似乎有些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客观结果上也给唐朝政府以喘息的机会。李亨正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才得以在压力不那么大的情况下，积极重整兵力试图反攻。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事实上安禄山并不是没有进取心，迟迟不进兵长安，反而在洛阳做起了“临时皇帝”，是因为他占领洛阳后，身体状况出了问题。安禄山早年患有眼疾，自从起兵以来，由于日夜操劳加上精神紧张，使得他的眼疾越来越严重，视力亦随之大幅减退，进入洛阳后加上纵情声色过度，使得他在进入至德二年（757年）以后，双目逐渐失明。安禄山本就是个性格暴躁的人，无奈因眼疾失明使他的性情变得越来越古怪，不久他又患上了痈疽，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这让他更加凶狠暴躁，左右侍从稍不如意，就立即被他辱骂鞭打，甚至被无故残杀，致使人人自危忧惧不安。由于身体的原因，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逐渐怠于政事，手下的将领很难见其一面，所有的军国大事悉数委托给他最为信任的谋士严庄。严庄本是范阳一介书生，后来安禄山招募有才之士充当自己的谋士，严庄应征前往，由于才学俱佳，得到了安禄山的重用。安禄山起兵之前，严庄是力主安禄山起兵反唐的，而且出了不少好计策。安禄山称帝后加封严庄为宰相，不过严庄虽然深得安禄山的信任，但由于安禄山生病后变得异常暴躁，所以严庄有时也逃不过一顿皮肉之苦，长此以往不仅使严庄与安禄山开始离心离德，而且也让严庄产生怨恨之心，甚至产生杀死安禄山的想法。很快，严庄找到了机会。安禄山有个小妾段氏看到安禄山病魔缠身恐有不测，遂想趁安禄山活着的时候，立亲生儿子安庆恩为太子，以图日后把持朝政。安禄山为了讨段氏的欢心，欣然同意了段氏的请求，可问题的关键是安庆恩此时尚且是个襁褓中的婴儿，这让安禄山的另一个儿子安庆绪大为不满。安庆绪是安禄山的次子，当时已过而立之年，被封为晋王，跟随安禄山起兵反唐一路南下，立有诸多战功，是安禄山所有儿子中最为能干的一个，也是安禄山手下的重要将领和得力助手，他继承了安禄山身上的特质，但却是个比他老爸更加心狠手辣的主儿。安禄山决定立安庆恩为太子，让安庆绪不满之下又生出一种恐惧之情，他不甘心就这样被人取而代之，甚至坐以待毙，而且对手尚且是一个婴儿，安庆绪实在不明白老爸安禄山的脑子里到底少了哪根筋。安禄山的决定让他和安庆绪之间的矛盾陡然尖锐起来，《新唐书?安禄山传》记载当时其内部是“虽腹心雅故，皆为仇敌”，也就是说看似风平浪静之间，实则蕴含着一场严重的危机。而这一切当然全被精明的严庄看在眼里。所以，严庄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采取借刀杀人的策略泄私愤，怂恿安庆绪莫失良机除掉自己的父亲，自己取而代之。当然严庄之所以有把握这么做，正是看重了安庆绪是个狼子野心的主儿，为了得到权力，他可以将自己的老爸杀掉。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严庄的预判十分精准。虽然最初安庆绪有些犹豫不决，但在严庄那“大义灭亲之举”等慷概激昂言辞的忽悠下，安庆绪最终下定决心干这桩不成功则成仁的买卖。决心已经下定，接下来则是如何实施的问题，当时安庆绪和严庄一致认为由他们亲自动手不是上策，应该找一个安禄山身边的人充当杀手，这样可以掩人耳目，对外宣称安禄山是暴毙而亡。想来想去他们共同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安禄山的贴身宦官，名叫李猪儿。李猪儿应该不是本名，但谁也不知道这位宦官本来的名字，他从十岁起就开始服侍安禄山，颇受宠信。安禄山因为腹大过膝，每次都是李猪儿用头顶住安禄山的大腹，然后帮他系衣带。或许正是因为过于亲近的缘故，在安禄山失明后性情越来越暴躁时，李猪儿是所有人当中被安禄山鞭打次数最多的人，正所谓记仇不记恩，李猪儿也成为最怨恨安禄山的人。李猪儿作为一个下等人，本来是不可能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杀死安禄山更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直到严庄和安庆绪向李猪儿表明了态度，才燃起了李猪儿心中复仇的怒火。于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政变由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开始发起。至德二年（757年）正月初五子夜！在万籁俱寂之时，安庆绪、严庄、李猪儿三人各执兵器悄悄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寝宫之外。在此之前为病痛与暴躁的情绪折磨得痛苦不堪的安禄山已经进入梦乡，而且不时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把守寝宫的士兵在看到安庆绪等三人到来后，没有提防的心理，放三人进了寝宫，就这样三个人顺利地来到了安禄山的床边。安庆绪俯身仔细端详安禄山，很长时间以来他都十分敬重自己的父亲，尤其是安禄山决定起兵反唐的时候，他简直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一种近乎于对神的崇拜。但是今天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不择手段杀掉躺在床上已经奄奄一息的生身之父，虽然此前安庆绪已经下定决心，但当这个时刻真的到来时，他的心不禁猛烈地跳了起来，手心开始出汗。“晋王！别再看了，我们出去放风，让李猪儿赶快动手吧，如果陛下醒来麻烦可就大了！”严庄低声说道。安庆绪依旧出神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似乎并没听见严庄所说的话，直到严庄拽着他往外走，安庆绪方才回过神来。就这样安庆绪和严庄携带兵器站在安禄山的帐外以防不测，李猪儿则留在帐内充当杀手。“啊！”随着帐内的一声惨叫，安庆绪和严庄在帐外清楚地知道李猪儿已经得手，不过正待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只见李猪儿满身血污地跑了出来，严庄一把抓住李猪儿低声问道“怎么样？成功没有？”“成，成，成功了！不过……”李猪儿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向帐内，严庄顺势望去，只见安禄山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鲜血和肠子不断从他那肥大的腹中流出，或许是因为李猪儿力道不够，或许是因为安禄山腹部实在过于肥大，以致安禄山在挨了刀后，居然没有立即死亡。“这一定是家贼所为！”安禄山不愧是曾经的一员猛将，在中刀之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神志依然清醒，甚至还不断用手左右摸索，试图寻找兵器以自卫。面对此情此景，安庆绪和李猪儿已经吓得不知所措，只有严庄依旧保持清醒的头脑，他快步走到安禄山的面前，抽出身上的佩刀，狠狠地向安禄山的脖颈砍去，霎时间鲜血迸出，安禄山犹如一摊软泥一般，顷刻间倒地身亡。脸上被溅满鲜血的严庄丝毫没有慌乱，他将佩刀重新插回腰间，回头对安庆绪和李猪儿说道：“咱们赶紧在他的床下挖个深坑，将他的尸体先埋进去，然后擦干这里的血迹，后边的事情我来办。”在严庄的组织下，安庆绪和李猪儿协助严庄以最快的速度在安禄山的床下挖了个巨大的坑，然后用毡子包裹好安禄山的尸体，连夜掩埋在坑中，严庄尤其叮嘱内宫的人不要走漏风声，否则格杀勿论。转天清晨，朝官们依然像往常那样上朝，而严庄也像往常一样率先出来和官员们见面，不过今天和往常不同的是，严庄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大燕皇帝安禄山病危。“陛下病危，已经下诏书立晋王为皇太子监国。”严庄一边说着，一边拿出那封他昨天夜里伪造的诏书开始高声宣读起来。等他读完后一把拉过安庆绪坐上了那个宝座，然后带头跪下行礼。在严庄的妥当安排下，安庆绪就这样坐上了太子宝座，三天后又在严庄的策划下，宣布安禄山驾崩，安庆绪成为大燕第二代皇帝。面对朝臣们的庆贺，安庆绪终于长抒一口气，而严庄在君臣一片欢呼声中，也体会到了复仇的快感。但是在叛军集团内部，或许谁也想不到安禄山的死亡会是一个标志，它仿佛隐约预示着叛军终将败亡的命运，正像王夫之所说的那样：安史之灭，自灭也，互相杀而四贼夷，唐不能俘馘之也。事实上，当李亨听到安禄山死亡的消息后，这件事的确让他信心倍增，在此不久后，他即开始将自己收复两京的计划付诸实施。再图进取几乎就在安禄山
日韩综艺AV不含糊，明确对秦昭王表示：我是来结盟的，你现在用这么卑鄙的手段逼我割让土地，没门儿。秦昭王于是将楚怀王扣留起来，又派人前往郢都威胁楚国人：如果不割地，就杀死楚怀王。楚国的大臣们商量，国不可一日无君，与其这样受秦国威胁，不如另立新王，也好断绝秦昭王的欲念。这个想法是对的。另立新王之后，楚怀王就不是一个筹码了。不是筹码，抓在手上就没有任何意义，还得花费人力物力看着他，养着他，巨不划算，很有可能最后就放了他。但是在立谁为新王的问题上，群臣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应该立楚怀王在国内的庶子，当然也就是楚怀王最最疼爱的子兰；一部分人则认为应该召太子熊横回国即位。昭雎的意见是立熊横。在他的坚持下，这种意见占了上风，楚国于是派出使者到齐国，诈称楚怀王已经死在秦国，要求接熊横回国为君。孟尝君答应了楚国人的要求。然而，当熊横向齐闵王告辞的时候，齐闵王却提出一个额外的条件：熊横即位之后，楚国割让淮北之地方圆五百里给齐国。答应的话，马上可以走；不答应，那就还是留在齐国吧！熊横显然比他爸聪明，没有当场答复齐闵王，而是说：“此事非同小可，我得问问师傅。”熊横的师傅慎子，是楚国有名的老学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且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一点也不古板。他对熊横说：“土地不过是用来安身的，如果因为爱惜土地，就放弃回去为父亲送葬的机会，这是不道义，会遭到天下人的指责。”熊横于是答复齐闵王：“我愿意敬献淮北之地给大王。”齐闵王这才放他回国。熊横回到楚国，被群臣拥立为君，即楚襄王。齐国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来到郢都，一方面祝贺楚襄王即位，一方面索要淮北之地。楚襄王问慎子怎么办，慎子说：“这是国家大事，还是明天召集群臣商议吧！”第二天，楚襄王召集群臣，商量就对齐国之策。会场上出现了三种意见。上柱国子良认为，君王一诺千金，答应了齐国的事就要办到。地，一定要割，以示守信；然后再出兵攻打齐国，把它抢回来，以示国家主权不可侵犯。大夫昭常主张坚决不给，齐王一定要的话，让他发兵来抢，楚国严阵以待，谅他也抢不到。将军景鲤也认为不能给，但是担心楚国在垂沙之战大败之余，难以守住淮北，建议求救于秦国。这可真是一个大胆的想法，但也不失为一条好计——秦国自知索要巫、黔二郡无望，肯定也不愿意齐国得到淮北。因此，只要楚国有求，秦国必应。当楚襄王又问慎子该听谁的意见的时候，慎子伸出三个手指头，说：“都听。”按照慎子的安排，楚国先派子良前往齐国，办理移交淮北土地的手续。齐闵王没想到楚国人这么痛快，喜出望外，生怕夜长梦多，赶紧派人去接收。这时候昭常已经被任命为淮北大司马，主管淮北军务，他对齐国使者说：“我受命守护此土，谁要也不能给！我已经动员了从小孩到老人的全部男丁，共三十多万人。虽然我们盔甲破旧，武器落后，但是愿意奉陪到底。”齐闵王得到回报，问子良：“您来献地，昭常却拒不执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子良回答：“我受楚王的命令来进献土地，昭常这样做，不是楚王的本意，您如果要讨伐他，我是没有意见的。”齐闵王说：“好，您等着看。”于是下令动员军队，讨伐昭常。部队还没出境，就听到秦国准备出兵救援楚国的消息。秦昭王还给齐闵王送来一封信，说：“你们扣押楚国太子，不让回国，这是不仁；又想掠夺楚国的土地，这是不义。你们收兵便也罢了，如果一定要来硬的，我们奉陪到底。”齐闵王心想，亏你还好意思说我！如果不是你先扣押人家的国君，我又何来扣押人家的太子呢？如果不是你先要人家的巫、黔二郡，我又何来要人家的淮北之地呢？意见归意见，齐国最终还是撤军了。秦昭王自认为有恩于楚国，又向楚国提出领土要求，却遭到拒绝。这位“有仁有义”的君王，本来就因为楚国另立新王而恼羞成怒，现在更是火冒三丈，马上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十五城而去。楚襄王即位之后，作为肉票的楚怀王也就失去价值了。秦国人对他的看管越来越松。公元前298年的一天，楚怀王找着一个机会溜出了囚禁他的宾馆。秦国人发现后，封锁了所有通往南方的道路。楚怀王只好向北逃亡，想从赵国绕个大圈子回楚国。赵武灵王为人刚烈，素有侠气，但是当时正好不在国内，国政由其子赵何（即赵惠文王）代理。赵何胆小，不敢收留楚怀王。楚怀王只好又折回秦国，转而向东投奔魏国，结果被秦军抓获，送回了咸阳。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于咸阳。秦昭王终于发了善心，让人将楚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出于对这位冤死之君的同情，郢都万人空巷，楚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国葬。楚怀王在世的时候昏庸无能，对内不听诤臣之言，对外屡屡上当受骗，丧师辱国。然而，他的死却激发了楚国人的爱国热情。那一天，每一个楚国人都将对秦国的仇恨埋在了心底。这种仇恨代代相传，直至百年之后，秦朝统一了天下，山东（太行山、崤山以东）各国人民皆已驯服，唯有楚国人还牢记着当年楚怀王所受的屈辱，终于在陈胜、吴广的带领下揭竿而起，揭开了反抗秦朝暴政的序幕。他们建立的政权，叫作“张楚”。张楚失败后，楚将项燕的后人项梁、项羽成为各路义军的首领，他们打的还是楚国的旗号；甚至于找了一位所谓楚王后裔来领袖群伦，也直接称之为楚怀王。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屈原。楚襄王上台后，子兰成为令尹。楚国人没有忘记当年就是子兰劝说楚怀王去秦国，对子兰颇有微词。屈原写了一些作品，包括诗词歌赋和给楚襄王书信，表达自己对楚国的热爱和担忧，同时也指出，楚怀王最后落到客死他国的下场，就是因为“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这其实是对子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子兰于是指使党羽在楚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致使屈原被楚襄王流放到南方的荒僻地区，最终郁郁寡欢，投汨罗江而死。屈原在流放途中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当然是《离骚》。关于屈原及《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无须赘言。自古以来，即便是不读诗书的贩夫走卒、市井之徒也知道，端午节吃粽子，划龙舟，就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鸡鸣狗盗之徒的作用也就是在公元前299年冬天，孟尝君终于经受不住秦昭王的一再邀请，带着他的数十名门客来到秦国访问。秦昭王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孟尝君入秦，当然不只是想看看他，而是想他为秦国所用，从根本上瓦解齐、魏、韩三国同盟。因此，孟尝君一到咸阳，就受到秦昭王的热情招待，而且收到了秦昭王的一份厚礼——秦国相印。秦昭王说：“只要您肯留下来，秦国的相国就是您。”可是过不了多久，秦昭王又命人将相印收回去了。原来，赵武灵王听说秦昭王要封孟尝君为相，担心齐、秦两国从此走得太近，对赵国不利，特意派人到秦国，买通了秦昭王的亲近大臣，对秦昭王说：“田文乃当世豪杰，又是齐国的王族，现在即便当了秦国的相国，心里面总还是向着齐国的。如果他什么事情都先为齐国考虑的话，秦国就危险了。”孟尝君本来也没想当秦国的相国，对秦昭王的朝三暮四倒也没什么反感，但问题是事情没那么简单。当年魏惠王不用商鞅，又不杀商鞅，以至于商鞅为秦国所用，终成魏国大患——这样的历史经验，秦昭王当然不会不知道。他既然不用孟尝君，也不想孟尝君继续为齐国所用，便考虑要杀了他。孟尝君觉察到危险来临的时候，秦昭王已经派兵把守了咸阳各处通道，而且在他的住所周围安排了重兵把守。照这种情况，逃跑是不可能的了，他只好走张仪的老路，派人偷偷去找秦昭王的宠妾幸姬，请她在枕边吹吹风，让秦昭王改变主意。关键时刻，还是要靠女人呐！幸姬也很爽快，答应了孟尝君的请求，但是提出：她早就看上了孟尝君的白狐皮大衣，如果孟尝君可以将那大衣送给她的话，那事情就更好办了。孟尝君一下子傻了眼。他是有那么一件大衣，价值连城，天下无双，可不久前他已经将它送给秦昭王了，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件白狐皮大衣了。他把门客召集起来，将情况一说，大伙儿都低着头不说话。谁都知道，这事不好办。不是不好办，而是根本没法办。孟尝君忍了很久，才将一句话咽回肚子里：平时你们养尊处优，到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帮上忙吗？有一位下等门客，史料中连名字都没有记载，咱们姑且叫他狗剩吧。狗剩原本是个市井之徒，因为偷了大户人家的狗，被人追杀，才逃到孟尝君家里。可以想象，即便是在下等门客中，他也是个不入流的人物，平时大伙都不拿正眼看他的。这个时候，狗剩却主动站出来说，他可以将白狐皮大衣盗出来。当天夜里，狗剩换了一身夜行衣，施展他当年在齐国偷狗的本领，偷偷潜入王宫，从仓库中将那件白狐皮大衣取了回来。说句题外话，有这样的本领，即便取秦王的脑袋亦非难事，所谓下等人的本事，不可小觑！孟尝君命人将白狐皮大衣包好，进宫献给幸姬。幸姬果然向秦昭王求情，秦昭王经不住那美人儿的缠磨，便给守卫咸阳的魏厓下了一道指令，要他撤去孟尝君住所周围的守军，放其回国。孟尝君得了性命，也不辞行，带着门客一路狂奔。早上从咸阳出发，半夜便到了函谷关。当天黄昏时分，秦昭王也已经醒悟过来了，派人到孟尝君的住所打探，发现人去楼空，情知上当，下令封锁全国道路，并派王宫中的精锐卫队朝着函谷关奋起直追。函谷关和武关乃秦国出关的要塞，地势险要，驻有重兵把守。其中函谷关在北，连接雒邑和韩国；武关在南，连接宛城和楚国。孟尝君要回齐国，函谷关是最近的必经之地。按照秦国的法律，函谷关是要到鸡鸣以后才开关放行的。孟尝君知道，如果等到天亮鸡鸣，秦王的追兵就追上来了，插翅难飞。正在焦急之际，有位门客捏着鼻子，扯着嗓门学了几声鸡叫。不一会儿，函谷关内的公鸡都跟着叫起来。守关的士兵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了关门。孟尝君一行迅速通过函谷关，顺利离开了秦国边境。这位门客和狗剩一样，都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当初孟尝君收留他们，所有人都表示不解，没想到最危急的时刻，就是这两位鸡鸣狗盗之徒发挥了作用，挽救了孟尝君的性命。由此可见，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做到术业有专攻，屌丝也会有用武之地。据说，孟尝君在回国的路上经过赵国，受到平原君赵胜的热情接待，一路派人护送。途经某县的时候，当地人都出来围观，大伙看到孟尝君都笑：“听说孟尝君是个伟丈夫，原来只是个小个子啊！”一向脾气温和的孟尝君勃然大怒。平原君派来的人和他的门客马上抽出兵器，跳下马车，冲入人群中一阵砍杀，当场杀死数百人，“遂灭一县以去”。士可杀，不可辱。拿破仑有言：谁敢嘲笑我的矮个子，我会砍掉他的脑袋来拉平！孟尝君连败秦、楚孟尝君回到齐国，又当上了齐闵王的相国。这次秦国之行使得他彻底认识到了秦国的“虎狼之性”，更加坚定了他要高举合纵运动大旗的决心。公元前298年，孟尝君就发动齐、魏、韩三国联合出兵讨伐秦国。这也是当年公孙衍发动五国伐秦以来，山东各国对秦国最大规模的一次军事行动。联军在齐将匡章的率领下，迅速逼近函谷关，而秦军采取守势，闭关不出。时间一长，联军的军粮供应便出现了困难，于是向周朝提出了借粮。周赧王派大夫韩庆前往齐国，对孟尝君说：“您当年发动齐国联合韩、魏去攻打楚国，取得宛、叶以北的土地，好处都给韩、魏两国。现在您又要进攻秦国，如果获胜的话，无非又是让韩、魏两国占便宜。这样一来，韩、魏两国的力量加强了，既不怕南方的楚国，也不怕西方的秦国，更不会把齐国放在眼里。您要知道，事物是一直在变化的，今天他们在您的领导下进攻秦国，过些日子他们就不会再听您的话了，所以我心里为您感到十分不安。”孟尝君说：“那您有什么建议呢？”韩庆说：“现在联军提出要向周朝借粮，如果让秦国人知道了，便会知道联军缺粮的弱点。我建议您先不要急着进攻，让我们从中斡旋，把您的意图告诉秦王，就说，‘薛公其实根本不想攻打秦国，因为那样只会加强魏、韩两国的力量。他之所以发动联军逼近函谷关，无非是想让您去做楚国的工作，让楚国把淮北之地割让给齐国。’您看如何？”说到淮北之地，孟尝君不由得心动，问道：“您凭什么认为秦王能够说服楚国割让淮北之地呢？”韩庆说：“您别忘了，楚王现在还被扣留在秦国呢（时为公元前298年，楚怀王还在秦国）！只要秦王放回楚王，楚王感谢您救了他，便会同意割地给齐国。”孟尝君觉得韩庆说得有道理。确实，齐国地处东海之滨，就算攻入函谷关，也占领不了秦国的土地，何不转而追求楚国的淮北之地呢？于是他说道：“很好！”一面请韩庆出使秦国，一面让匡章停止进军，就将部队驻扎在函谷关下。当然，向周朝借粮的事也不了了之。韩庆到了秦国，什么都变了卦，只字不提楚国的事，反倒是对秦昭王说：“我们愿意为秦国打探三国联军的情报，一有消息，就会向咸阳汇报。”获得了秦昭王的感谢之后，便酒足饭饱地回到了雒邑。联军在函谷关下一驻便是两年。春去秋来，寒尽暑往。公元前297年，楚怀王病死咸阳的消息传到齐国，孟尝君才感觉不对劲，又命匡章进军。匡章果然不同凡响，在函谷关下待了两年，仍然锐气不减。在他的指挥下，三国联军一鼓作气攻入了函谷关。秦昭王这次可真的急了。他跟相国楼缓商议：“前方军情紧迫，我想跟敌人讲和，把河东之地割让给他们，您看怎么样？”楼缓说：“哎哟，那代价可真是太大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样做可以让国家避免更大的灾难，也是一件好事。究竟如何决定，应该由宗室贵族来商定，您何不召见公子池，听听他的意见呢？”公子池是秦惠王的儿子，秦昭王的兄弟，在宗室中声望很高。他听了秦昭王的想法后，说道：“这件事嘛，讲和也会后悔，不讲和也会后悔。”秦昭王说：“为什么？”公子池说：“大王割让河东之地，三国退兵而去，大王一定会说，可惜啊！他们还是撤兵了，我白白送掉了这么大一块地盘。如果不跟他们讲和，联军已经攻入函谷关，咸阳随时会有危险，大王又会说，可惜啊！因为吝惜河东，导致整个秦国陷入险境……”秦昭王说：“你别说了，我明白了，反正都是后悔，我宁愿失去河东也不愿危及咸阳。”便命公子池为使者，前往联军大营谈判。结果正如韩庆所说，魏国得到了原来被秦国攻占的河东之地，韩国也要回了武遂和河外之地，唯独齐国一无所得，撤军而去。齐国虽然没有占到便宜，但是孟尝君的名头更响了。自从他当上齐国的相国以来，高举合纵大旗，连败楚、秦两大强国，打得楚怀王遣子入质，打得秦昭王割地求和，在华夏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孟尝旋风。当然，这也为他的失势埋下了伏笔。第十三章一代雄主赵武灵王现在，如果按照“三个世界”理论对公元前三世纪初的中国诸侯进行分类排名的话，将是这样一个结果。第一世界：秦、齐、楚三国。第二世界：赵、魏、韩、燕四国。第三世界：宋、鲁、卫、周等小国，以及一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加起来，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发展壮大，又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夺得魏、韩等国大片土地，虽然公元前297年被匡章带领三国联军攻破函谷关，迫使秦国割地求和，但不能动摇秦国作为当世第一强国的根基。齐国地处东海，得渔盐之利，经济发达。齐威王、齐宣王、齐闵王几代国君苦心经营，再加上孟尝君主持合纵运动，领袖群伦，堪与秦国为敌，为当世第二强国。楚国是老牌的霸主之国，地大
准，对着那幽灵射出一排子弹。听到震耳欲聋的扫射声，看守精神病院和被关盲人的士兵们几乎都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甚至没来得及穿好衣服。中士已经开始指挥，出了什么鬼事；一个瞎子，一个瞎子，哨兵结结巴巴地说；在哪里；在那里，哨兵用枪筒指了指大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就在那里，我看见了。士兵们已经准备好，手持步枪，排队等候命令。打开探照灯，中士下达命令。一个士兵爬到汽车上。几秒钟以后，刺眼的灯光照亮了大门和建筑物的周围。你这个笨蛋，一个人都没有，中士说，他正要再说上几句军营里的俏皮话，却看见大门下边一摊黑色液体在强烈的探照灯照耀下正朝四面扩散。你把他结果了，他说。然后，他想起了接到的严格命令，便大声喊道，给我后退，它会传染。士兵们胆战心惊地向后退去，但眼睛都还盯着那摊在人行道的小石子间流动的黑色血污。你认为那家伙死了吗，中士问；肯定死了，一排子弹正打在他脸上，士兵回答说，现在他因为出色地表演了好枪法而暗自高兴。这时，一个士兵慌里慌张地喊起来，中士先生，中士先生，您看那边。在台阶上面的平台上，在探照灯的白光下，站着一伙盲人，一共有十多个。不要往前走，中士吼叫一声，如果再迈一步，把你们通通打死。在对面建筑物的窗口，一些被枪声惊醒的人正透过玻璃惊恐地朝这边张望。这时中士喊道，那边过来四个人把尸体抬回去。因为盲人们既看不见又不能数人数，于是六个人开始往前走。我说的是四个人，中士歇斯底里地咆哮。盲人们互相摸了又摸，两个人留下了。其余四个人开始沿着绳子前行。6我们必须找一找这里有没有铁锹或者锄头之类能用来刨坑的东西，医生说。此时已是上午，他们费尽力气才把尸体弄到里面的围栅旁边，放在满是垃圾和枯叶的地上。现在需要做的是掩埋他。只有医生的妻子知道死者的惨状，脸和头颅被打烂，脖子和胸部有三个弹孔。她也知道在整栋大楼里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挖坑的工具，走遍了所有能去的地方只找到一根铁棍。铁棍也许有用，但不足以刨坑。受传染者那排房子走廊的窗户比较低，全都关着，她看到里边的人们表情惊恐，在等待着一个难以避免的时刻，要么告诉别人自己瞎了，要么试图掩饰已经失明，因为任何一个错误的手势，扭头去寻找一个人影或者在一个有眼睛的人不该绊倒的时候绊倒了都会被识破。医生对这一切一清二楚，他刚才说那句话是他们两人约定好的一个伪装办法，现在妻子可以说了，我们能不能请求士兵们扔进一把铁锹呢；好主意，我们试试吧；大家都同意，对呀，是个好主意；只有戴墨镜的姑娘对铁锹或者锄头的问题一言不发，这时，她要说的一切都在眼泪和哀叹之中，这全是我的过错，她抽抽搭搭地哭着；这是事实，不能否认，但同样确定的是，如果这能给她带来安慰，如果在实施任何行为之前我们都能预想到它的一切后果并认真加以考虑，先是眼前的后果，然后是可证明的后果，接着是可能的后果，进而是可以想象到的后果，那么我们根本就不会去做了，即使开始做了，思想也能立即让我们停下来。我们一切言行的好和坏的结果将分布在，假设以一种整饬均衡的形式，未来的每一天当中，包括那些因为我们已不在人世而无从证实也无法表示祝贺或请求原谅的永无止境的日子。有人会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朽。或许吧，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需要埋葬。所以医生和他的妻子才要去交涉，戴墨镜的姑娘于心不安，出于良心的痛苦，说要跟他们一起去。他们刚刚出现在大楼门口，一个士兵便大声喊，站住。仿佛怕他们不肯听从这口头恐吓，即使是强硬的恐吓，他朝空中开了一枪。他们吓了一跳，退到了敞开的厚厚的木门后面，躲进天井的阴影里。之后医生的妻子独自朝前走了几步，站在一个能看到士兵的一举一动而在必要时又能及时保护自己的地方，我们没有工具掩埋死者，她说，需要一把铁锹。大门那里，盲人死去之处的对面，出现了另一个军人。是个中士，但不是原先那一个，你们想干什么，他大声说；要一把铁锹或者锄头；这里没有，你们回去吧；我们必须掩埋尸体；不用埋，让他在那里腐烂吧；要是让他腐烂，会污染空气；就让他污染吧，你们好好享用；空气不是停止不动的，能流动到我们这里，也能流动到你们那里。面对这个再充分不过的理由，军人不得不考虑一番。他是来接替前一个中士的，那个中士失明了，已被送往为陆军专设的失明者收容所。不消说，空军和海军也有各自的设施，不过这两个兵种人数较少，设施规模也较小，显得不那么重要。这女人说得有理，中士又考虑了一番，在这样的情况下，毫无疑问，无论多么小心也不过分。作为预防措施，两名戴防毒面具的士兵已经把整整两大瓶氨水倒在那摊血上，现在蒸发出的气体还让人们泪流不止，刺激着他们的嗓子和鼻黏膜。终于，中士宣布，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食物呢，医生的妻子乘机提醒；食物还没有到；仅我们这一边就有五十多人，我们都在挨饿，你们送的那点食物起不了什么作用；食物的事与军队无关；总得有人解决这个问题，政府答应过向我们提供食物；你们回到里边去吧，我不想看到任何人站在门口；铁锹呢，医生的妻子还喊了一声，但中士已经不见了。上午过了一半的时候，宿舍里的扩音器响起来，注意，注意；住宿者们兴奋起来，以为是通知去取食物，其实不然，是关于铁锹的事，你们当中来一个人取铁锹，不许成群结伙，只来一个人；我去，我已经和他们打过交道，医生的妻子说。刚刚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她就看见了铁锹，从摆在地上的样子和距离大门较近而距离台阶较远来看，铁锹应该是从外边扔进来的，我不能忘了我是个盲人，医生的妻子想，在哪儿呢，她问；下台阶，我来告诉你怎么走，中士回答说，很好，现在从你所在的地方朝前走，对，对，站住，稍稍往右，不对，是往左，转得少一些，现在往前走，一直走你就能碰着它，往南，再往南，他妈的，我说过让你不要走偏了，往北，往北，过头了，再往南，一直往南，现在向后转，好，现在按我说的做，不要像水车辘轳一样转个不停，好，不要给我停在大门口。你不用担心了，她想，我能直接回去，其实怎么走都行，就算你疑心我没有失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你总不敢来这里边抓我。她把铁锹扛在肩上，像农夫下地一样径直朝宿舍门口走去，一步也没有走偏。中士先生，您看到了吗，一个士兵叫起来，她好像有眼睛一样；瞎子们学辨别方向快得很，中士十分有把握地说。刨坑颇费力气。地被踩实了，很硬，挖下几指深就遇到树根。他们轮班挖，先是出租车司机，然后是两名警察，接着是第一个失明的人。面对死神，我们最希望看到仇恨能失去力量和毒性。当然，人们常说旧仇难忘，文学作品和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但现在，在这深院里，确切地说，并没有仇恨，更谈不上旧仇，是啊，比起偷车贼失却的生命来讲，偷一辆汽车又算得了什么呢，更何况他这副惨相，无须看见就能知道，这张脸上既没有鼻子也没有嘴。挖到三英尺深时就再也掘不动了。倘若死者是个胖子，肚子必然会露在外面，但偷车贼是个瘦子，简直骨瘦如柴，而且这几天一直没有吃东西，所以现在这个坑足以掩埋两个像他这样的人。没有人为他祈祷。可以给他竖个十字架，戴墨镜的姑娘提醒说，她这样说是因为内疚，但在场的人谁也没有听死者生前说过对上帝和宗教之类的事是怎么想的，虽然她的主意不无道理，但大家认为还是沉默为好，况且应当考虑到，做一个十字架比表面看来要困难得多，还有，就是竖起来也不知道能存在多久，因为所有失明者都看不见自己的脚踩在什么地方。他们回到了宿舍，除了围栅那边的旷地以外，盲人们在一切常去的地方都不会迷失方向，他们只要胳膊往前伸，手指像昆虫的触须一样摇动，任何地方都能走到，那些最有才干的盲人甚至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就会产生我们称之为前额视力的功能。医生的妻子就是个这样的例子，她能在这让人头痛的房间和走廊里活动，辨别方向，遇到拐弯时能恰好地转身，遇到门时能立即停住脚并且毫不犹豫地开门，无须数床就可以走到自己的床前，真是异乎寻常。现在她正坐在丈夫的床上与他交谈，像往常一样声音压得很低，看得出来，他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相互之间总是有话可说，而另一对夫妻则不同，这里指的是第一个失明者和他的妻子，重逢的激情过后几乎再也没有说过话，因为在他们那里也许现在的悲伤超越了从前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渐渐习惯的。而斜眼小男孩一直在不停地说着肚子饿，虽然戴墨镜的姑娘已把自己的那份食物省下来给他吃。他一连几个小时没有打听妈妈了，但可以肯定，等到吃过饭，肉体摆脱了简单而紧迫的生存需要产生的自私的躁动之后，他还会想念母亲。不知道是因为上午发生的事还是由于某些我们无从知晓的原因，反正早饭还没有送来。现在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医生的妻子偷偷看了看手表，快下午一点了，难怪几个盲人已忍不住胃液的催促，到天井里去等着，那里既有这个宿舍的也有另一个宿舍的人，他们这样做出于两条再好不过的理由，一些人公开说是可以争取时间，另一些人藏在心里的话是谁先到谁就能多吃一点。总共不少于十个盲人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外边大门的动静，等候着送来众人期盼的饭盒的士兵们。而对面一排房子里那些受传染者，担心靠近在天井里等着的盲人会突然失明，所以不敢出来，但有几个人正从门缝里朝外窥视，焦急地盼望着轮到他们的时刻。时间慢慢过去。几个盲人等得不耐烦，干脆坐到地上，后来有两三个人回到宿舍去了。不一会儿，传来大门清晰可辨的吱呀声。盲人们顿时兴奋起来，朝他们判断是大门的方向涌去，你碰我，我绊你，一片混乱，但突然又都感到模模糊糊的不安，停住脚步，紧接着又乱糟糟地向后退，至于为什么，他们还来不及弄清，更无法解释，就在这时候他们又清楚地听到在武装人员护卫下来送饭的士兵们的脚步声。夜里那场悲剧产生的印象尚未消除，送食物的士兵们约定，不像原来那样送到各个宿舍门前伸手可及的地方，而是放在天井里。再见，用餐愉快；让那些家伙自己解决吧，士兵们这样说。从外面耀眼的光线下突然进入阴暗的天井，一时间他们没看清那伙盲人。但马上就看见了。随着一声声恐惧的号叫，他们把食物扔在地上，像疯子似的往门外跑。面对突然而至的危险，两个在外面平台上等着的武装人员反应敏捷，堪称典范，只有上帝知道他们如何控制住了心中无可指责的恐惧，他们冲到门槛上，举枪扫射，把子弹打了个精光。盲人们一个接一个倒下，身上中了许多枪弹，纯粹是浪费军火，而这一切又慢得令人难以置信，一个，又一个，好像永远倒不完，就像有时候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的画面那样。如果我们仍处于一个士兵需要为自己射出的子弹作出解释的时代，他们会在国旗下发誓说，这样做完全是出于自卫，而且还是为了保卫在执行人道主义任务时遭到一伙人数占优势的盲人威胁的手无寸铁的战友。这时他们也立即朝大门方向仓皇撤退，看守的其他士兵哆哆嗦嗦地在一个个铁栅栏间伸出步枪为其掩护，仿佛那些还活着的盲人竟然要报仇雪恨，向他们发动进攻。一个向盲人们开过枪的士兵吓得脸色煞白，他说，就是杀了我我也不会再到里边去，他确实没有再去，就在同一天傍晚换岗的时候他也成了盲人中的一员，好在他是军队里的人，否则就会去与平民盲人在一起，成为那些侥幸没被他开枪打死的人的伙伴，若果真如此，也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会怎样处置他。中士还说，最好让他们饿死，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我们知道，多次这样说过和这样想过的不乏其人，幸亏残存的一点宝贵人性使他又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把食物放在半路上，由他们来取，我们监视着他们，只要发现任何可疑举动就立即开火。他走到指挥部，打开麦克风，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他知道的最好的词汇，苦思冥想在其他类似场合听到过的话，最后才说，军队为不得不用武力镇压一次暴乱行动感到遗憾，这次暴乱导致了极为危险的形势，对此军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过错，现在通知你们，从今天起改为到大楼外面去取食物，如果还像刚才和昨天晚上那样出现企图破坏秩序的情况，一切后果由你们自己承担。他停顿一下，不知道该如何结束才好，结束语肯定是准备过的，但此时他忘得一干二净，只好一再说着，我们没有过错，我们没有过错。大楼里，激烈的枪声在天井有限的空间里产生雷鸣般的回响，造成一片惊慌。开始的时候人们还以为士兵们要冲进各个宿舍，不分青红皂白地扫射一番，把盲人们一扫而光，以为是政府改变了主意，决定采取从肉体上集体消灭的方法，于是有人钻到了床底下，有些人仅仅由于害怕一动不动，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这样最好，健康不佳还不如没有健康，既然注定要死，那就快点死吧。行动最快的是受传染者。枪声一响他们就开始四散逃跑，但后来枪声平息，他们又鼓起勇气返回屋里，凑到开向天井的门口。他们看见一堆尸体，血像弯弯曲曲的小河在石板地上缓缓流动，仿佛有生命似的，还有那几盒食物。饥饿催促他们往外走，那里有渴望已久的食物，当然，根据规定那是给盲人们送来的，给受传染者们的随后送到，但现在，让规矩见鬼去吧，谁也看不见我们，并且，先下手为强，历朝历代五湖四海的古人都这么说，而古人在这类事情上绝不愚蠢。不过，饥饿只给了他们前行三步的力量，理智出现了，告诫他们危险正在那些没有生命的躯体上，尤其是在那些血液里等待着鲁莽的人，谁能知道盲人们坏死的肉体正在散发什么蒸气，分泌物和有毒的瘴气呢。他们已经死了，什么事也不会干，一个人说，本意是想让自己和别人放心，但这句话说出来还不如不说，不错，盲人们是死了，你们仔细看看，他们一动不动，也不呼吸，但是，谁能说这种白色眼疾不是一种灵魂疾病呢，既然这样，当然这是假设，那么那些盲人的灵魂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不过，食物摆在那里，不可抵御地吸引着他们的目光，胃在陈述它的理由，理由充足，不肯顾及其他，哪怕是对它有利的事。从一个饭盒里流出的白色液体正在慢慢接近那摊血水，从各方面看应该是牛奶，牛奶的颜色一眼就能看出来。受传染者当中走出来两个人，两个最勇敢或是最听天由命的人，这两种品质并不总是容易分辨清楚，他们径直朝前走，就在贪婪的手几乎碰到第一个盒子的时候，另一排房子的门口出现了几个盲人。想象力能量极大，在这种病态中似乎更是无所不能，因此那两个深入敌阵的人觉得死者们好像突然从地上站起身来，不错，他们仍然和以前一样瞎，但毒性要大得多，因为复仇之心无疑使他们更加激奋。两个人只得小心翼翼地悄悄撤回他们那边的门口，可能盲人们出于悲悯之心和敬重之情会首先处理死者的后事，如果不是如此，也但愿他们因为看不见而丢下一个饭盒，哪怕是小小的一个，实际上受传染者人数不多，也许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请求盲人们这样做，求求你们啦，发发善心，至少给我们留下一小盒，刚刚出了这种事，说不定他们今天不再送食物。盲人就是盲人，当然是摸索着往前走，拖着两只脚，不时绊一跤，但似乎极有组织，知道如何有效地分工，一些人开始踩着黏糊糊的血和牛奶把尸体拉出来往围栅那边搬运，另一些则一个一个地拿起饭盒，士兵们共扔下了八盒。盲人当中有个女人，她给人的印象是同时在各处忙碌，既帮助搬运又指挥男人们，对一个瞎眼的女
捐钱多者可得封爵之后。还有来自官员会馆的集体捐助。但用这种方法只筹集到20万两。不少赎金实际还没有上交国库，就被户部的贪官污吏私吞了。到1644年初，粮仓空了，卫戍京城的军队几乎一年没有得到军饷。正如一位将领所报告的那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
南迁之议
对崇祯帝来说，有一个或许过于自私的办法，那就是放弃危在旦夕的北京，到南京建立临时中央，这一迁都的建议是在德正殿进行的一次私下的召见时，由江西籍官员、翰林学士李明睿首次提出的。2月10日，皇上召李明睿及总宪李邦华、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皇上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在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义军已经逼临京城，朝廷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唯一明智的选择，就是迁都南京。崇祯帝大惊，对李明睿说：“此事重，未可易言。”既而指天问道：“上天未知如何？”李明睿略加思索，便试图就天命问题劝说其君。惟命不于常，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天命微密，全在人事，人定胜天。皇上此举，正合天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知几其神，况事势已至此极。讵可轻忽因循，一不速决，异日有噬脐之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皇上可内断之圣心，外度之时势，不可一刻迟延者也！崇祯帝本来很可能为维护君主意志，而对这段涉及其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但此次他并未将其视为臣下对自己的责难，反在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崇祯帝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又询问南迁的具体步骤。他将如何出京？李明睿提出最佳路线是取道山东，装作到文王与孔子庙朝圣。一旦到了曲阜，御驾便可快马加鞭南下，20天内即可赶到比较安全的淮安地界。那时——李明睿向皇上保证——举国上下必群情振奋。因为崇祯帝一旦出现在京城之外，国之龙虎必起而响应，陛下遂可握天下于股掌之中。但是李明睿又斗胆警告说，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简短答道：知道了。遂令三人退下，自己返回后宫。当晚，皇上又召李明睿进宫参加另一次秘密会议，并于会后将这位翰林学士单独留下，向他提出了一连串问题。中途接应部队有何安排？谁来统领？中途在何处驻扎？李明睿打算先秘密派遣将领至济宁部署接应部队，并在比较安全的济宁、淮安两地安排驻地。但接应部队从哪里调集？皇上又问。李明睿承认，所有明军主力不是用于镇守关口，抵御义军，就是在边地抗击清军。京城关门兵也不能全部抽出，因为必须留下部分军队护卫留守北京的官员。所以只能暗中派遣一些朝中官员从京畿八府征募新兵。这时，李明睿又提出了关于皇上内库这一敏感问题。没有充足的资金，便无法征募新兵，且南下途中也须犒赏将士。“内帑不可不发”，李明睿说，“万一行至中途，赏赐不足，出处甚难。”皇上同意非有一笔钱不能成事，但又坚持认为不应由内库出钱，而应由户部为此特殊用项做出安排。在这一点上，两人发生了分歧。李明睿的态度近乎强硬，认为如果动用国库中仅剩的储备，北边防线必将受到致命危害；这就等于完全放弃中原，而南下之行就将被称作逃跑。“乞皇上自为宗庙社稷计，决而行之，无待临渴掘井也。”崇祯帝点头不语，但并没有最后拿定注意。时间已很晚了——二更已过——他颇感疲倦，遂将李明睿打发走了。三天后，即2月13日，另一解救危局的提案呈到御前：吏科给事中吴麟徵建议将吴三桂从宁远招回。但这一建议被皇上抛在一边，可能是因为他想到了李明睿的话。他拒绝召回东北军队，因为那将意味着将大片区域让与满人。最后，他转而抓住大学士李建泰提供的一根救命稻草。李建泰很富有，当时他答应捐银100万两，用来征募一支军队，以救援其家乡山西。不幸的是，李建泰只能征募到京城中素质最差的人——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他们根本不听号令。崇祯帝对此一无所知，他将李建泰出征仪式搞成欢送的盛宴，并亲自登上城头目送这支大军在鼓乐和旌旗的伴随下缓缓西去。皇上将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位大学士的成功之上了。他曾对李建泰说：“先生此去，如朕亲行。”从一开始，这支军队就注定要遭到惨败。甚至在其出发之前，算命先生就预言其必败；李建泰所乘肩舆的杆子又不祥地折为两段。队伍刚一出城，后面的士兵便开始逃跑，3000宫廷禁军也公然全体溜回北京。当大军缓慢地（每天只行30里）通过河北时，最令人沮丧的可能就是李建泰的士兵到处遭到冷遇。北京城内纷纷传说，李建泰的士兵只有谎称是李自成的部下，才能从农民那里得到食物。人们还听说，许多城镇都将这支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害怕农民军。与此同时，李自成从对面迎头而来。2月26日，李建泰尚未到达山西，朝廷便获悉大顺军正横扫山西。次日，又传来不祥的消息，平阳及黄河沿岸州县全部落入义军之手。3月16日，“闯王”（李自成1636年后的绰号）攻陷山西首府太原。明军守将周遇吉英勇保卫宁武关，但这只是李自成军队在此次战役中所遇到的极少见的一次顽强抵抗。在整个山西及北直隶西部，“文武俱失所恃”。街上的百姓毫无顾忌地唱着：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侪。寒不衣兮，饥不食，还钱粮日夜催，更有贪臣来剜肉。生填沟壑诚可哀。在这种公开的反对面前，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只得一个接一个地向义军打开城门，4月7日，李自成军占领了大同，并继续向北直隶推进，10天后占领了宣府（宣化）。这时明朝抵御这支由北方穷人和流民组成的起义大军的，只剩下驻守京城西北居庸关的一支怯懦的军队。连15岁的皇太子朱慈烺都认识到，靠这点力量保卫京城，其希望实在太小了。当时，他正恭恭敬敬地与东宫讲读项煜讨论《论语》的第一篇。当读到“不亦说乎？不亦乐乎？”一段时，他不由沉思良久，即而痛楚地说道：“二‘乎’字可玩。”其讲读只好尴尬地笑笑。3月6日，崇祯帝再次命令群臣献策。皇上表现出的诚意鼓励了那些私下早就希望南迁的大臣，于是一连串的密折呈至皇上面前，提出一种又一种方案。李明睿仍是主谋，许多奏折正是来自他所供职的翰林院。很自然，拥护南迁的大多是南京人。倪元璐（大学士陈演在皇上面前说他太书生气，遂将他转为户部尚书）也赞同这一主张，并且还争取到太子讲读项煜的支持，而许多人视项煜为东林党的同情者。这些大臣阐述了三种不同但又相关的建议。第一种意见是由皇上率军亲征，令太子留守北京。这一由文人学士们所提出的方案，符合较多人的愿望，即鼓励天下豪杰士绅募兵勤王。淮安巡抚路振飞已经组织了72支自卫武装，分别由一名下层士人负责训练和统领。人们认为，一旦皇上离开紫禁城内廷，类似的武装就会在其他地区大量涌现。皇上不会骑马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他出现在战场上，便可使“四方忠臣义士，英雄豪杰”群起响应，就像14世纪明太祖推翻元朝时，汉族人都响应其号召那样。第二种建议几乎是第一种建议的自然结果。尽管南方人十分谨慎地声称，他们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考虑到南方地区的重要性。皇上一旦离开京城，便可迁至勤王力量最强大的地区——江南。迁都南京后，崇祯帝可沿长江建立起第二道防线，并以南方的经济和军事重镇九江为枢纽。李明睿还为此策略提供了一个历史例证，即南宋迁都杭州后，又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他强调说，类似的南迁完全适合明朝目前的形势，也完全符合《易经》上利的概念。当李明睿和李邦华审慎地讨论建立南明政权的可能性时，他们都明显感到，要获得这一冒险行动的成功，必须由皇上，而不是太子，率众迁往南京。李明睿解释说：太子少不更事，“禀命则不威，专命则不敬”（《左传》语），不如皇上亲行为便。他希望让太子留守北京摄政，保护宗庙社稷，皇上本人则亲自率众迁至南京，在史可法所率长江下游驻军的保护下，为南明政权的建立，奠定行政和经济基础。不过这最终意味着将中原让给起义军和清军，以及由魏藻德等北方人辅佐太子。当然，没有什么正式理由说明为什么北方籍官员不能一同南下，但他们在河北、山东、山西的田产，使其难以离开。因此，援引《春秋》也未能缓解北方官员对此战略的激烈反对，南迁计划终于落空了。太原陷落之后，皇上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就在这时，主张南迁的大臣提出了一项折中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遣太子南下，以加强江南防线，皇上则留下来守卫北京。这就是说，让皇上留下来与北方籍官员在一起，而一旦王朝覆灭，南方人便有了一位合法嗣君。大约在1644年4月3日至5日间，崇祯帝召见群臣，以观察他们对李邦华建议的看法。皇上手持这份密折，令李邦华阐述其内容，李邦华婉言推辞，皇上遂大声宣读起来并询问群臣的意见。大臣们一个接一个站出来表示赞同这一建议。由于战场上无法挽回的败局，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德高望重的项煜是太子讲读，他自然也赞同这一建议。但最为重要的一票在内阁首辅兼太子少保陈演手中，他对李邦华的支持，使皇上陷入了困境。崇祯帝本来已有“那么点儿”同意亲自去南京，而将守卫社稷之责留给太子了。但现在他与太子的职责被颠倒过来。假如不是他而是太子南下，来使明朝像南宋那样再延续个150年，那么留下来守护社稷宗庙就将成为这位当朝皇上的神圣职责。因此，李邦华的建议等于要求皇上做出自我牺牲，而眼下公开举行的廷议又迫使皇上在大庭广众面前做出抉择。崇祯帝别无它法，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话一出口，他又忍不住满腔怨恨地加上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大概是因为皇上明显流露出不快，几位大臣急忙改变立场。兵科给事中光时亨愤怒抨击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是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于是，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光时亨本人是南方桐城人，但他坚决主张固守北京，而当他慷慨激昂地谴责了那些要放弃京城的人之后，在场的27位大臣竟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并不完全符合皇上的心思，因为他心底是想要代替太子南下，而现在大多数大臣却主张整个朝廷仍留在北京。结果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义士为朝廷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然而”，史家评曰：“南迁之议寝矣。”若按光时亨的主张，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那么就必须采取措施保卫京师。4月16日，光时亨上疏皇上，建议召回所有主要将领勤王。疏中承认采取这一措施意味着将部分领土给满清，但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损失。朝廷一旦剿灭了叛匪，恢复了力量，就可以收复这些失地。光时亨的建议在朝中引起激烈的争论，他的支持者们（倪元璐、金之俊、吴麟徵和孙承泽）坚持认为朝廷必须面对现实，立刻从宁远召回吴三桂，从蓟州召回王永吉，从密云召回唐通。他们强调说，否则京城必将毁于一旦。但其他大臣不同意这一计划。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只召回一两位将领；另一部分人强调只有吴三桂所率军队最为重要。皇上的首辅大学士陈演和魏藻德，坚决反对召回这些军队，并着力重申其最初的主张，即反对将领土让与满人。魏藻德是北直隶人，他随即得到了山东将领刘泽清的支持。因为吴三桂的军队若撤离长城防线，刘泽清的侧翼就会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崇祯帝暂时未作最后决定。他对李建泰的军队仍抱有一线希望，希望他能阻止义军继续推进。但4月9日，即那次未见分晓的廷议之后的第三天，李建泰的快信终于到了。信中说他的军队——或者说是残兵败将——已无可指望，他劝皇上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自救。第二天，即4月10日，崇祯帝终于发布了勤王令。所有主将都被加官进爵；吴三桂、刘泽清和唐通则奉命率部入京援救。但三人中实际上只有唐通及时赶到了北京。李建泰的信中还最后一次提出了南迁问题，明确建议皇上将太子先行送到南方，然后将朝廷迁至南京。尽管一周前皇上已坚定地表示，他主意已定，南迁问题不得再议，但主张南迁的南方籍官员并未停止私下为太子或皇上离京做准备。现在，他们再次于殿前大胆提出，送太子到南京，让其督率江南军事。然而光时亨再次火冒三丈，质问道：“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便为之再次中止。光时亨言外之意是指责他们阴谋拥立太子，逼迫崇祯帝退位，这使南方籍官员大惊失措，“遂不敢言”。大臣们一个个低头默立一旁，倾听皇上愤怒的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除在北京厮守至尊之位外，任何劝说皇上采取其他行动的尝试，都必定被曲解为不忠。从此，绝望气氛笼罩了京师的居民，“诸臣咸思南窜”。崇祯帝拒绝了南迁的建议，既不遣太子去南京，他本人也不离京。这对后来满清占领北京时的形势产生了深远影响。满清比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遂拥有了他们颇为缺乏的东西，由此接收了明朝几乎全部汉族官吏，依靠他们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祯帝的决定还导致诸多皇室宗亲之继承权利的暧昧不定，以致派系倾轧削弱了南明政权。此外，复明阵营也因之少了一批立志恢复失地，渴望对清朝发动反攻以便光复家园的北方人。崇祯帝这一自我牺牲的决定，就这样最终毁灭了后来复明志士坚守南方的许多希望。崇祯皇帝的末日
尽管人们批评崇祯帝过于消极，但他确实在继续设法保卫北京，虽然这可能是徒劳的。他犹豫了如此之久，最后终于下令征召民兵，并通过木版印刷的圣旨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同时，他派遣部分京城守军开到城外扎营，其余的派往各个城门；各城门还设置了路障并安放了葡萄牙大炮，以加强防守；又把宦官武装起来，令其把守通往紫禁城的主要道口。皇上甚至还挖出深藏地下的并不丰裕的内帑储备，以供太监杜勋招募一支军队，协助总兵唐通守卫居庸关。但这些准备没有一项足以震慑敌军，也没有使北京的百姓振作起来。那道征召民兵的圣旨未能传到京郊以外，负责京城四周15英里长城墙的巡守士兵严重不足，以至每名士兵必须独自守卫30英尺的城墙。各官府的属吏已不再听从命令，“而小民敢于抗上”。在朝廷最高层，钦天监官员奏报，4月10日——即作出固守京城之重大决定的这一天——象征皇帝的北极星下移。崇祯帝显然未理会这一凶兆，还“诏百官修省，而大僚职官饮酒高会，如太平时。”4月22日，皇上照例主持早朝，并将议题转到军饷问题上来。正当他们讨论为居庸关守军增拨给养时，一名信使闯入殿中，呈上一份只能由皇上拆阅的密封急件。（皇上）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4月21日，杜勋和唐通让义军通过了居庸关。眼下，大顺军已占领了紫禁城西北65公里处的昌平。朝廷上下一片惊恐。大臣们“但相顾不发一论”。尽管他们普遍意识到义军正在步步进逼，但直到此刻他们才意识到，李自成拿下京城已近在眼前。次日一早，即4月23日，崇祯帝主持了最后一次正式朝会。他步入大厅，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人带来一种别样的压抑。城南的越洋仓库是一处废弃有待改造的地段，除去一些流浪者偶尔会暂留在此外，平日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员出入。看了一眼那块锈迹斑驳的“六”字标牌，我和林岳、莫炎自半掩的铁门鱼贯而入。昏暗的光线下，整个仓库显得格外阴森。“嗒……嗒……”几声响动，仓库顶部的大灯瞬间开启，强烈的灯光一处不漏地将仓库内照得雪亮。这里似乎已被清理过一番，地面上丝毫没有任何的灰尘，空无一物的场地正中，风钺正标枪似的站在那里。“准时是国王的习惯。”风钺微笑道，肩头的金毛猴子一并咧嘴，“也是我的习惯。”“秘诀我带来了。”我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电脑，“但在给你之前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条件？你觉得自己的筹码足以和我谈条件吗？”风钺眉毛一扬，“记得三天前我说过，以长生换余生，这就是唯一的条件。”“那好。”我冷冷一笑，手中的笔记本电脑高高扬起，“那就以余生换余生！”“哈哈……”风钺仰头大笑起来，那金毛猴子突地在他肩头站直了身形，口中发出尖利的嘶叫。在他身后不远处，搭建的简易铁皮屋中走出了三个人，那是晖儿和S，满脸亲切的莫曹正将手搭在她俩的肩头。“你大可以无所顾忌地摔碎它。”风钺淡淡道，“就像摔碎你妻子的脑袋一样。”铁皮屋架在三米多高的支架上，莫曹的手掌始终没有离开她俩的肩头，如果他发力将两人摔下地面的话，以我们现在的距离要救人也是鞭长莫及。况且，面前还拦着个不知根底的风钺。“也罢，就算我听风一派为轩辕后人尽最后一次人事吧。”风钺口气忽地一缓，“说说你那三个条件。”“条件很简单，第一，我父母在哪里？近况如何？第二，秘方的内容只能由你一人参看。”我沉声道，“第三，自此之后，你不能骚扰我们中任何一人。”“的确简单，好，我答应你的条件。”风钺爽快地点头道，“在你父母移居海外的第二年我找到了他们，彻夜长谈了一次。”“那他们现在在哪里？”我隐隐觉得有些不祥。“只可惜他们两位有些迂腐，还采取了最不合作的办法。”风钺叹了一声，嘴里慢慢地吐出了两个字，“自杀。”一阵眩晕自脑中袭来，浑身的血液瞬间达到了沸点，在狂怒的催动下，地面猛然生出无数的金属尖刃，恨不能将眼前这个残忍的家伙撕成碎片。风钺微微一笑，抬手轻轻一抚，肩头那猴子炸起浑身的金毛，凶狠地嘶叫着。地面陡然一震，满地杀气腾腾的金属尖刃倏然飞出，瞬时将我们三人围在了当中，雪亮的刃口散发着丝丝寒意。“你所拥有的驭金能力，是我附加在那块轩辕铜镜上的，只要我愿意，你随时都会失去它。”风钺一字一顿道，“别忘了，我才是听风传人。”眼见他如此雄厚的实力，众人心中不禁都是一凛。如果我的能力是来自于风钺的赋予，那他所具备的力量又何止是我的百倍？！平端笔记本电脑，我缓缓地将两手伸出，风钺眉尖一动，数把金属尖刃聚成了一块平板，载着笔记本电脑缓缓飞回他的面前。啪，金属板迅速将笔记本电脑包裹了起来，以极快的速度飞射出窗外，深深落入了草丛中。“你……”我不由得失声惊疑道，千方百计想要得到的秘方，到手时却置于一旁，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听风的能力虽然始创于你们轩辕一族，但却是我的祖先将之提升到了最高境界。”风钺嘲弄般地笑着，“你们的计划我早已了然于心，耿老，您还是现身吧！”说话间，风钺的右脚重重地跺在了地上，一阵疾速的金属响动声频频传来。轰的一声，眼前的地面爆开一个硕大的深坑，巨虎般的狴犴驮着耿婆自坑中跃出，落地时却有些站立不稳。“好小子，居然被你练到了‘六耳听风’的地步。”耿婆脸色苍白地咳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风钺欠身道，“您老保重身体，不然筑壤一派可就后继无人了。”深坑中不住地生长出一些奇怪的金属枝条，那些枝条像是有生命一般疯狂地在风钺身边围绕了起来。土生金，金生水，风钺正是用了五行的生克之法，以这种金属枝条吸收了狴犴的土性力量，并以此快速提升水性能量，激得耿婆暗藏的水性攻击反噬。举手抬足之间便化解了这一人一兽的绝强力量，这个风钺究竟有多强？！“既然各位早已准备停当，那我也尽下地主之谊。”风钺的面容显得更加谦和了起来，“就在一个回合内见分晓吧。莫曹！”清越入空的鸣叫声中，巨大的朱雀自铁皮屋处飞下，晖儿和S已被一根银色长索牢牢地绑在了铁栏之上。“以二敌五，优势应该在你们这边。”风钺悠悠道，在他的身周隐隐出现了一只张牙舞爪的白虎幻像。“悠悠长流我自归，滔滔白浪几人回，三千弱水凭君去，莫教阎罗亟亟催！”耿婆撑起身形，左手拔出腰间的弱水铜壶，右手一掌击在壶底，口中高声念道。空中的乌云猛地一抖，倾盆的雨水自天而降，势如破竹般地砸穿了仓库的顶棚，与弱水铜壶中喷洒出的水汽混作一体。林岳大喝一声，双手翻掌向上击出，漫天的雨水中蓬然生出无数的绿色枝叶，千万条细长的藤蔓自其中伸下，堪堪将朱雀和风钺拢在了其中。“好气势！”风钺高喝道，身周的金属枝条倏然晃动，飞卷着绞向空中的藤蔓枝条，在雨水中纠结作了一团。眼见空中的绿色渐渐不支，莫炎两掌一错，在胸前翻动起一片七色火团。那火团不住地涨大，由深到浅地变幻着色彩，最后化作一道无色的气柱直冲云霄。无比灼热的高温下，空中的绿色和银色全数化去，那些金属枝条被熔作了液体，在雨水中蒸腾起大片的白雾。风钺微微一笑，双手合于胸前，向前猛地推出，熔化的金属竟汇作了汹涌的银色波涛，狂暴地向众人袭来。大片飞卷的黄土源源不绝地冲散了银色波涛，我倾尽全力将所有的金属牢牢包裹压下，坚实的护墙抵御着四周流窜而出的金属液滴。脚底下的地面渐渐升起，水、木、火、土，逐层递生的四行攻击全力与风钺的金性攻击对抗着，整个场面已进入了相峙阶段。空中再度传来高亢入云的鸣叫声，巨大的朱雀盘旋了数圈后，飞速扑袭而下，浑身的火羽已变作一种奇诡的怪色。狴犴昂首怒吼，身躯涨大得有如巨象一般，浑身顿显出淡金色的气雾，对着朱雀抬爪迎上。“糟了！”我心中暗叫一声，火土互生互克，这两只神兽如果硬碰硬的话，整个战局中五行循环的能量就会被引发，到时我们都会被力量反噬受伤，只是依据各自的能力伤的轻重程度不同罢了。可晖儿和S是毫无抵御之力的啊！朱雀俯冲的速度愈来愈快，地上的狴犴虎虎生威地等待着迎头搏击，可是朱雀的飞行轨迹……尚未来得及做出反应，飞掠的朱雀一头扑在了风钺身上，大蓬怪色火羽横空飞起，聚集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将风钺牢牢困在当中。吱喳一声惨叫，金毛猴子连蹦带蹿地逃到了一边，不住地用爪子拍打着烧焦的长尾，望着空中燃烧的朱雀，眼里满是怨毒。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实在是出乎意料，火焰中莫曹渐渐化作了人形，脸上的笑容宛如三月的春风。“大哥……”莫炎仿佛明白了什么，在空中低低地呼唤道。“风爷，那杯茶中蕴含的意味您明白了吧？”莫曹恭敬道，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扣在了风钺的腋下。“总算明白了。”风钺竟似十分释然，脸上并没有显露出痛苦的表情，但被高温焚化的衣物和皮肉却不住地化灰飘飞。“你的能力……”莫曹眉头一皱，抬头望向四周，身子却突地震了一下，围绕着的怪色火焰陡然狂涨，随即渐渐熄灭。“兄弟……交给你了……”在陡然狂涨的怪色火焰中，风钺的面容倏然消失，一片飞灰随风飘向空中。莫曹脱力似的站在那里，满面微笑地望着莫炎，正如一位慈爱的兄长看着自己的兄弟。“想不到他身上竟无半点能力。”莫曹的声音竟变得毫无生气，“我也是该去见下爸妈了，和他们说声对不……起……”未完的话语中，莫曹一头栽倒在地上，任凭莫炎如何摇晃呼唤，却再也没有睁开双眼。耿婆探视着莫曹的身上，那几处诡异的伤痕竟与老田身上的如出一辙，看来那时偷袭老田的正是风钺了。我疾步走在湿滑的黄土上，赶去铁皮屋放下晖儿和S，却没有注意到林岳正奇怪地看着一旁那只须发怒张的金毛猴子……尾声耳畔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是一种物体在空气中高速飞行的摩擦声，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细小到了极点。“小心那猴子！”林岳高呼一声，双掌不住地翻动着，大片缠绕着藤蔓的树木拦在了众人面前，肥厚的叶片花朵一层层地铺就在树干上，疯狂地弥补着不知被什么撕开的缺口。响声停下，林岳面前已紧贴着树木花草，瞬间聚集出如此巨大数量的植物，这小子的反应和爆发力的确非同小可。“嗤嗤！”林岳的身体突然僵直在了那里，踉跄着倒退了几步，仰面倒在了地上。那些树木花草上不知何时支出了不少的金属细刺，而林岳的身上那些细刺则更是数量惊人。“林岳！！！”我狂吼一声，向他狂奔过去，迎面却被耿婆和莫炎拦住。“嘿嘿……”一个金属质感的怪笑声传来，“死了兄弟朋友，难受吧？”树丛中一个影子快速蹿出，落在了我们的面前。那……那是……风钺肩上的金毛猴子？！“害死我兄弟……”金毛猴子怪声道，“死，你们都要死。”我这才发现在它的脖项上带着一根项圈，靠近喉部的位置隐隐有个银色的钮扣状物体，声音便是自那里发出的。“引虚入孕……风钺竟是你的兄弟？”耿婆脸上一寒，“你才是那个会‘六耳听风’的！”“会的还有。”金毛猴子怪笑一声，前爪在地上拍击了起来，大片细小的金属颗粒浮现在空中。全力一战之下，我们三人已是精疲力竭，面对这只强势夺人的金毛猴子，胜算寥寥。呜的一声低吼，一团黄影自地下扑出，将那金毛猴子扑倒，空中的金属颗粒立刻疯狂地四散飞舞起来。我不住地以黄土抵挡着，却见大半的金属颗粒已落在了地上。和金毛猴子扭作一团的正是狴犴，扑打间狴犴身上不住地穿出各色形状的金属物。只不过，这种程度的攻击对于神兽狴犴而言是毫无作用的。金毛猴子屡攻不下，龇牙狂叫了数声，身上涌起一股巨大的力量，滔滔不绝的液态金属冒着灼热的气焰将狴犴围了起来。“吼！”狴犴身上黄光暴涨，一掌将猴子击入土中，身形顿闪随即没入了地下。轰的一声大震，四周立刻恢复了平静。不多时，泥土翻动中，一只脚爪伸出了地面，金毛猴子那身金黄的长毛此刻已污秽不堪，眼中的怨毒愈加浓重。“你们……都要……死……”金毛猴子颤声道，两只前爪再度抬起。空中并没有出现任何的金属，甚至连落在地上的金属颗粒也都没了动静。金毛猴子呆了呆，毫不死心地将前爪击在了地上。这一击用力过猛，折伤了它的指爪，腥红的鲜血顺势滴了下来。“金土互搏，土涨金生。狴犴用土性把你的驭金能力激发到了极点。”耿婆淡淡道，“可惜，你是只猴子，经络结构不同，涨到顶点就是消失了。”金毛猴子眼中闪过一丝惊疑，但渐渐地又冷漠了下来。“嘿嘿……”它惨笑道，“那杀了我。”“你想死？”莫炎冷冷地走近金毛猴子，手上闪出一道灵火。金毛猴子漠然地闭上了双眼，似乎静待着死亡的来临。“嚓！”一个断作两截的项圈掉在了地上，金毛猴子睁开双眼，满是疑惑。“猴子该去猴子待的地方。”莫炎的脸上露出了亲切的微笑，那表情像极了他的大哥。猴子该待在森林里，可这里是城市，它唯一该去的地方便是动物园的猴山。一根银色长索拴在了金毛猴子的脖子上，无论它怎样绝望地嘶喊，却再也发不出人的声音了。三年后，我的家中。“叮咚！”门铃声响起，开门间莫炎微笑着出现在面前。“稀客啊，晖儿。”我大笑着叫道，“看看谁来了。”“你这么激动，肯定是莫大哥来了。”晖儿笑盈盈地走出房门，手里抱着我们的一对孩子。“听说你们生了对龙凤胎。”莫炎进门放下手中的包袋，“我来看看这对轩辕后裔。”茶饭过后，莫炎满脸神秘地拿出了一台手持DV。“怎么，现在越玩越先进了。”在我的印象中，莫炎除了那部高性能手机之外，很少会涉足这类IT产品。“是公孙托我带来的。”莫炎笑着打开了电源。林岳死后，S一直守在他的身边，仔细地为他拔去身上那多如牛毛的金属细刺，不停地擦拭着涌出的鲜血，身前的衣襟渐渐被染红。可她始终没有掉过一滴眼泪。莫炎不忍地上前用灵火封住了林岳的伤口，默默地站在一边。“布荫缘木，根余则不息。”耿婆探了探林岳的手腕，缓缓道，“潇丫头，这小子或许还有救，或许就这么走了，如果你愿意和老婆子花上个三年五载……”“我跟您走！”S坚定地打断了耿婆的话语，用力扶起林岳道，“哪怕是更多的三年五载……”一只黄色的小猫表情严肃地出现在了镜头中，也许是拍摄者干扰了它的情绪，这个小家伙满脸不乐意地转过了头去，可即便这样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了它额头的那条龙纹。“这家伙现在脾气越来越大了。”S的声音自画面外传来。镜头移动了起来，满目绿色间出现了一座小屋，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正在屋前轻快地跳着绳，一旁的收音机中传来欢快的流行歌曲。镜头渐渐接近，老太太有趣地冲着镜头眨了眨眼，咧嘴一笑。“咱们耿老可是越活越年轻啊！”一个人影自画面中闪过，那熟悉的语调是……“啪！”也许是对这个会发出声音画面的物件产生了兴趣，我那两个调皮的小家伙争着去抓它，全神贯注的观看中，一不留神竟被他俩将DV摔在了地上。“好像摔坏了。”晖儿仔细检查了一下，遗憾道，“家里的DVD光驱读不了这种盘。”“没事……”我笑着抱起身边两个调皮的小东西，“有些东西并不需要深究下去。”窗外，徐徐的清风送来楼下孩子的嬉笑声，欢快中隐隐透着对周围事物的好奇与不安。“平淡、快乐，只要这样就好……”公元前455年夏天，晋国晋阳的空气骤然紧张。晋国亚卿、赵氏宗主赵无恤突然率领大批家臣和族兵，从首都新田返回晋阳。无恤进城后，即令紧闭城门，加派岗哨，给护城河加注河水。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即将来临。对于上了年纪的晋阳人来说，战争并不陌生。很多年前，晋阳城也经历过一场大战。那是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乱，中行氏和范氏讨伐赵氏，先主赵鞅退守晋阳，抵挡两家联军达四个月之久。后来因为智、魏、韩三家出手相救，晋阳才得以解围。时隔四十二年，晋阳再度面临战火的考验。令人感慨的是，斗转星移，风流水转，这一次进攻晋阳的不是别人，正是上一次解救晋阳的智、魏、韩三家。在这四十二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昔日的盟友变成今天的敌人？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个名叫荀瑶的人说起。晋国四卿，智氏一家独大晋国的六卿执政体制持续长达百年，因公元前497年的中行氏和范氏之乱而被打破。中行氏和范氏狼狈为奸，本想一举吞并赵氏，却因智、魏、韩三家出手干涉而失败，中行氏和范氏因此被驱逐出局，晋国从此进入四卿执政时代。四卿之中，一卿为正，称为上卿；三卿为副，称为亚卿。公元前493年，时任上卿的智氏宗主荀跞去世，其子荀申继承家业，上卿之职则由赵氏宗主赵鞅接任。赵鞅为人宽厚，知书达理，在他的领导下，四大家族相安无事。这种局面持续了十余年，直到公元前476年荀申去世。据《资治通鉴》记载，荀申去世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很费了一番心思。如果按照嫡长子继承制原则，这个问题本来没什么好考虑的——正妻所生的长子即为世子。如若正妻无子，则在众多侧室所生的儿子选择一个，原则是子以母贵，女人的地位越高，她的儿子当选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随着家族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激烈，选择一个“对”的而不是“贵”的继承人，显得越来越重要。为了智氏家族的未来，荀申必须在诸多儿子中作出正确的选择。荀申看中的是荀瑶，理由很简单：荀瑶身材高大，须髯飘逸
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奕期待大清王朝不出乱子的愿望仅仅维持了不到三年时间。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以定国是，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1898年1月11日，奕主持总理衙门例会讨论光绪帝的指示。当朝帝师翁同龢竭力赞成光绪帝的看法，以为康有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康的那些建议尽管有某些不切实际的理想成分，但总的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值得予以重视。至于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各国政治，既是皇上的主张，当然应该实行。而与康有为有过直接接触的工部尚书许应骙则认为康有为人品低下，是不逞之徒，更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因此他坚决反对派遣康有为出洋考察。双方争论不下，无法达成共识，于是奕建议由总理衙门大臣对康有为进行一次面试，然后再做决定。根据恭亲王的建议，总理衙门大臣于1月24日下午在西花厅召康有为问话，双方就中国是否应该进行改革，以及怎样改革等问题交换看法。所谈情况于第二天由翁同龢向光绪帝作了报告，翁同龢继续建议皇上尽快召见康有为，就中国改革与发展等问题直接征求康的看法。光绪帝有意接受翁同龢的建议，但奕以皇上召见康有为这个级别的小臣不合祖制为由，建议先请康有为将改革方案书面报告，然后视情况发展而定。奕的建议合乎体制要求，故而这一建议很难说是反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不过，当变法运动在后来被镇压下去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分析失败原因时总是将奕的反对视为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许多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的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阻止了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断皇上与新思潮的接触，而且更为严重的事实是，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他似乎也知道自己的生命可能很快就要走到终点，所以他深为忧虑的还是大清帝国的未来，他期待中国能够在近代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依然不希望清政府在他身后进行太大的动作，更不要听信那些极端激进主义的建议。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恭亲王也利用这个机会向两宫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恭亲王还告诉光绪帝，大清王朝确实应该进行某些方面的改革，但这种改革只能是清朝旧有体制的完善，而不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所谓“从内政根本”进行改革的构想，以及在内廷设立制度局的想法，实际上都是要脱离原有国家权力机关另起炉灶，意在“废我军机”。果如此，以皇上的政治智慧和经验阅历，势必沦为翁同龢、康有为手中的傀儡，那样不仅对满洲皇族不利，对大清王朝也极端危险。所以恭亲王奕用生命的最后一点力气阻止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称“闻有广东举人主张变法，当慎重，不可轻任小人”。对于翁同龢，奕根据自己多年共事与了解，以为翁同龢不仅一味夸张，力主开战，一错再错，以致十数年之教育，数千万之海军，覆于一旦，不得已割地求和，将国家从甲午战前的发展坦途引领到现在如此危险境地，德据胶澳，俄租旅大，英索威海、九龙，法贳广州湾，此后相互效尤，不知何所底止？所有这些，实际上都是翁同龢误导之过。至于翁同龢的个人人品，恭亲王奕从根本上瞧不起，他告诉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此人“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对他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尤其是年轻的光绪帝感到格外恼火，因为被恭亲王所不齿的翁同龢毕竟是自己敬重多年的师傅。因此光绪帝决定直接试探翁同龢的忠诚度。对于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在那几天也有耳闻，他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与权势，就必须与康有为等新维人物一刀两断，至少要暂时割断关系。5月26日，光绪帝向翁同龢索要康有为的著作，已有心理准备的翁同龢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矢口否认与康有为有来往，更没有他的著作。翁同龢的反常回答使光绪帝不快，因为皇上清楚地记得正是这位师傅向他不止一次地推荐过康有为，甚至不止一次地希望皇上能够破格召见康有为，听听这位年轻的政治改革家关于中国未来的设计。在翁的反复宣扬下，光绪帝对康有为留有很深印象，由此开始格外留意康有为这班维新志士的一举一动，而这位翁师傅也开始“议论专主变法，比前判若两人”，不再向皇上唠叨那些儒家伦理，而是“日讲西法之良”。可是刚刚三四个月过去，这位翁师傅怎能说他不与康有为往来呢？于是皇上反问道：是什么原因使你不与康有为往来？翁答道：康有为此人居心叵测。这个回答更使皇上反感：你翁师傅先前竭力推荐的所谓年轻有为的政治改革家竟然变成了“居心叵测”的政治小人，那么你先前是怎样考察的？你先前为什么不详说？翁同龢的回答：先前没有看到过康有为的全部著作，最近得读他的《孔子改制考》方才得到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解释虽然可以自圆其说，但皇上肯定在认为，这位师傅要么是在骗他，要么这位六十九岁的翁师傅确实老了。于是光绪帝决定今天不再与师傅理论，待明日师傅调整好情绪再说。第二天，光绪帝重演昨日故事，翁同龢并没有忘记昨日的回答，依然如昨日一样回答了皇帝的提问：一是康有为居心叵测，可能是政治小人；二是他自己与康有为也没有什么往来。翁同龢的回答使光绪帝非常愤怒，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恭亲王的判断是正确的，翁同龢确实居心不良。这个故事的细节都清楚地记载在翁同龢的日记里。过去的研究者差不多都注意到了这个故事，但在解读上认定这表明翁同龢与康有为在学术上确实存在着差别，或者说，翁同龢与光绪帝在用人、治国理念上存在差别，但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忽略了这个故事的背景，更忽略了翁同龢为什么要把这个故事记录到自己的日记里，因为遭到皇上的训斥毕竟不是一件多么光彩的事，更何况这只是他们师徒二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呢？其实，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就是恭亲王的临终交代，翁同龢自以为聪明矢口否认与康有为往来，殊不知弄巧成拙，反而暴露出自己政治上不诚实的一面，验证了恭亲王的评判。翁同龢已不可信，于是光绪帝在慈禧太后支持下，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对清政府进行大幅度改组，然而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明定国是，开启一个新时代。可惜的是，仅仅一百天，这个新时代就宣告结束。其原因，又可从恭亲王的政治遗言中找到答案。穿越时空求教袁世凯项城袁公世凯先生：自你大行前后，中国思想界中的一些人为了反对你的帝制自为，创办了《新青年》，几年时间由此衍生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面貌由此发生极大改观，我们现在应该怎样称呼你，是袁大总统，洪宪大帝；是称你，还是称您；是称袁项城，还是直呼其名称袁世凯，这都成了问题。我们现在已经将原来的许多称谓放弃了，不用了，所以在很多时候，只有很不敬地直接称呼你袁世凯，否则我们的读者看不懂，也不知说的是谁。这一点还请你宽宏大量想开点。这几天，我就在你的安息地安阳参加“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这个会既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主题也是研讨你在这场巨变中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在这个群贤毕至的会议上，大家提出许多有意思的疑问，有的从研究者来说，好像能够定论；有的则觉得很难说清，或者很难揣摩出你的真实用意。这些事情对你来说，或许是当局者迷，也不一定清楚；或许你一语就能道破事情的真相、问题的本质。值此困惑之际，《文史参考》主编有一个令人神往的天才创意，希望穿越时空和你进行一次对话，就一些问题交换看法，所以我就将这次会议上的一些问题稍作梳理，希望能够用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一些心灵上的启示。现在的研究者已经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不太讲道理地将你定性为“窃国大盗”，不再恶意猜测你在辛亥年的想法和作为，比较接近一致的看法认为你在武昌事变后的言论与行动是大致可取的，至少体现了一种君子风度，大难当头勇于担当，不计前嫌出山拯救即将崩溃的大清王朝。当然，现在还有很多研究者不能理解的是，你在这次出山之后，究竟是否利用南方革命党的力量去压朝廷，攫取更大权力；是否用朝廷的力量打压南方，并用逼退清帝作为与南方交往的筹码，直至将大清王朝变成自己的天下，由自己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我们当然知道，你平生最强调对朝廷的忠诚，强调世代报恩的观念，你在出山之初也确实说过只知君宪不知有他，只有重回君主立宪道路才是中国的正确选项。在你的指示和指挥下，湖北军政府和那个黎元洪、黄兴，也确实被你的诚意所折服，一度承认重回君宪，重建秩序，恢复和平。这确实为和平解决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大约正如你当年就指出的那样，武昌危机以及此后的六省独立，直至十四省独立，表面上都是给朝廷为难，是向朝廷独立，但仔细分析其本质，他们这些行动都是因为那年5月出现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干线两个重大政策引发的不满和抗争。当然，事情的真相现在已经很难复原了，你和你的同僚或许真的认为铁路干线国有是一项基本正确的政策选择，对于中国铁路健康发展非常重要，因此在出山前，你也曾对这项政策给予认同和支持，出山后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大动干戈，只是从组织上处置了办事不力不懂政治的盛宣怀，并没有触及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核心。你的政策重心在皇族内阁，你好像也不太认同由这批皇族成员组成一个清一色的亲贵内阁、权贵内阁，因为从你后来授命筹组的新内阁名单看，你还是比较倾向于责任政治、有限授权，倾向于专业的、精英的政治组合。只是现在大家比较困惑的是，为什么在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出台后，在南方比如黎元洪、黄兴等造反者大致能够接受重回君宪之后，大清王朝还是没有起死回生，还是走上终结走进历史了呢？现在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不知对否：责任内阁宣布后，政治转机确实出现，不过，责任内阁只是实行君宪的第一步，君宪的第二步或者说关键其实是由责任内阁组织全国大选，筹组正式国会，直至正式国会召集，由正式国会选举新的责任内阁，方才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君宪。因此现在相当一批研究者认为，原本有希望和平解决的政治危机，最后走向失败，可能就是因为皇族、满洲贵族在正式国会选举问题上不愿再让步。按照预备立宪规划，正式国会召集前的过渡形态是资政院，资政院的两百个议员有一百个是各省咨议局民选，这一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另外一百个“钦定议员
，其周围的护卫工作都是曹将军负责。史思明对史朝义的态度，史朝义是所察觉的，但很多问题由于并未挑明，作为既是儿子又是臣子的他，不能主动将矛盾激化，这反而会对自己非常不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包括史思明宠爱史朝清，都让史朝义心中十分不爽，这次向西进兵失败，史思明恼羞成怒，让史朝义有种不祥的预感。当骆悦和蔡文景痛哭流涕，大倒苦水时，史朝义内心是十分清楚两个人用意的，甚至他更明白召父皇的贴身护卫来商议，就是想要杀掉史思明，自己取而代之。只是这个事情史朝义是不能表现出自己很明白、很清楚的样子的，因为这么重大的事，甚至是违背人伦的事，史朝义内心不可能不矛盾。所以，史朝义沉默了，此刻他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到底是继续选择隐忍，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动史思明，还是就此撕破脸皮拯救自己和部下，这是个问题。“怀王如果不同意这么做，我们就只能投降大唐了。除此之外，我们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保全自己。”两位部将见史朝义有些犹豫，遂逼宫式地说出了投降大唐的话。听到两个人如此说，史朝义几乎快要哭出声来，我相信这是他一生中最难抉择的时刻，他紧咬嘴唇，片刻之后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调说了一句话：“诸君好好去做，希望不要惊动了圣上！”这是句听起来极其漂亮的话，然而骆悦和蔡文景已经明白，史朝义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史朝义说完后，独自将脸转了过去，不再看两位部将，然后挥挥手示意他们迅速离开。“请怀王放心，我们一定会办好的！”……摸清了史朝义的底细，骆悦和蔡文景通过许叔冀的儿子许季常将曹将军找来，然后婉转地将他们的计划告诉了这个史思明的贴身护卫。骆悦和蔡文景之所以如此毫不避讳地找曹将军商议这件事，是因为曹将军这些年伴君如伴虎般地在史思明的身边，胆战心惊地度过每一天。在此期间他甚至也遭到过谩骂与责罚。他们知道，抛开职责不谈，曹将军同样对史思明有所不满。所以当听完骆悦和蔡文景所说的想法后，曹将军虽然不赞同这样做，但他同样对史思明怀有一种恐惧之感，生怕哪一天这个性情残暴的主子会让自己的脑袋搬家。“好吧！既然如此，我只能顺从了！”曹将军的这个态度意味着一场政变即将开始。……当夜，骆悦带领三百名亲兵，全副武装地来到史思明的大营。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史思明的值宿卫兵们感到十分蹊跷，但他们看到自己的长官曹将军对此好像早就知道一样，既然上司都无动于衷，那这些士兵们当然也是紧跟领导的步伐，表现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眼睁睁地看着骆悦带人进入了史思明的内帐中。当骆悦等人走到史思明的“龙床”前，掀开被子正要行事时，忽然发现被子下空无一人，当时所有人全都惊呆了，以为中了埋伏，只有骆悦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他让手下人全部蹲在地上，然后静听外边的动静。忽然，一位侍从走了进来，骆悦急速上前揪住这个侍从的领口，然后将刀架在其脖子上小声问道：“圣上呢？快说！不然结果了你！”“啊……”就在那位侍从刚要回答时，另一位侍从从外边走了进来，当他看见屋内的场景时，吓得高喊一声，转身向帐外跑去。“噗！”骆悦的一名亲兵见状，立即上前结果了那个侍从，随着鲜血迸出，侍从倒地身亡，但就是那一声高喊，却惊动了正在方便的史思明。史思明敏锐地意识到有人要行刺，他当即匆匆忙忙连裤子都没提到位，就跳墙来到马厩，然后跨上自己的坐骑，准备逃跑。但刚刚跑出去没多远，一支冷箭径直射中他的手臂，史思明惨叫一声坠落马下，顷刻间被骆悦的亲兵一拥而上擒获。“是谁这么胆大妄为，胆敢造反？”史思明依旧不失威风地问道。“你自己不就是个造反者吗？”说话间，骆悦已经走到史思明的面前。史思明看见是史朝义的部下，恍然大悟道：“今天早晨我说话失言，得到如此下场，这是报应，但这样就把我杀掉，未免太早了，为什么不等到攻克长安呢？看来逐鹿中原、一统天下的大业就将成为泡影了！”史思明黯然神伤地低下了头，此时此刻他倒没有丢掉英雄气概，依然想着抱憾大业未成。骆悦并没有因为史思明一番煽情的话语而被忽悠，他让手下人将史思明严加看管起来，然后回去向史朝义复命。当史朝义听说“大功告成”时，几乎差点从坐骑上蹦起来，但随后当他平静下来时，发现这仅仅是个开始，因为接下来如何安抚史思明的亲信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例如当时驻扎在福昌的大将周挚。经过慎重的思考，史朝义决定带兵进驻福昌，然后以实情相告，这既是一种坦诚，也是一种威逼。周挚看到史朝义大军进至福昌，并听说史思明已经成了阶下囚，不禁惊倒在地，同时他明白以自己的实力是无法与史朝义对抗的，所以他选择了妥协，但骆悦劝史朝义不要养虎为患，有周挚在身旁，终究是心腹大患，不如先下手除掉周挚，防止生出祸乱。史朝义采纳了他的建议。周挚之死意味着他的人马不复存在，有的人选择了跟着史朝义，而有的人则选择了退隐。值得一提的是，周挚的人马是史思明整个军队最为精良的一支，现在随着周挚的死去，这支人马瞬间分崩离析，叛军的战斗力也随之削弱不少。没有史思明坐镇的叛军还有史朝义，在顺利夺取叛军的最高权力后，史朝义领兵进至柳泉，他始终不放心已经成为阶下囚的父亲史思明，会不会有一天利用自己的威望东山再起。最终，在骆悦的建议下，叛军内部再次上演弑父的场景，史朝义让骆悦勒杀史思明，然后用骆驼运回洛阳，史朝义遂在洛阳称帝，改年号为显圣。从这一刻起史朝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帝”。但他依然没有满足，在他那温文尔雅的外表之下，始终隐藏着一颗杀戮之心，他命令散骑常侍张通儒等人前往范阳秘密杀掉史朝清及其母亲，进而在洛阳城内大开杀戒，凡是史思明的亲信以及史朝清的拥护者全都一个不留。当史朝义看着一个个政敌倒在血泊中时，他的征服欲得到了极大满足，殊不知在他的一系列动作下，叛军的战斗力急转直下，以至于从此时开始，再也无力向西进兵。长安！注定成为反叛者可望可盼，却永远再无法触碰到的地方。第六章二皇之死事实上，唐军平叛的每个日日夜夜里，最为寝食难安的当属李亨。每个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都会兴奋得像个孩子，在第一时间通报文武百官，而在得到失败的消息后，他都会长吁短叹，忧心忡忡地寻找对策。对于李亨来讲，无论是忠心耿耿的文臣武将，还是皆曰可杀的反叛者，都是巨大的负担，他需要驾驭群臣，这本身就耗费了他无数的精力。但他更需要平定叛乱者，这使他每天的工作严重超负荷。李亨曾经度过十八年心惊肉跳的日子，他的神经已经脆弱到极点，久而久之李亨的身体状况开始每况愈下。历史证明，在皇权微弱之时，总会有各式各样的势力抢占先机，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在李亨病重的时候，这点也不例外。细数李亨的经历，李亨当时最为倚重的势力，当属宦官集团。当时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马嵬驿兵变中，极力主张李亨北上灵武的李辅国。朝纲日蠹李亨在安史之乱中获得皇位继承权，使十八年的梦想成真，除了自己的努力和身边功臣的拥护之外，李辅国是个关键的人物。在马嵬驿兵变后，李亨究竟该何去何从，是摆在他面前至关重要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李亨当时也是六神无主，关键时刻还是李辅国的极力建议，才让李亨下定决心，借口平叛北上灵武，摆脱父皇李隆基的控制，从而实现了帝王之梦。李辅国本名静忠，“辅国”这个名字是他跟随李亨到达凤翔后，被赐予的名字。据《新唐书?李辅国传》记载，（李辅国）以阉奴为闲厩小儿。貌佞陋，略通书计。从上述这段记载来看，李辅国是个相貌丑陋的人，进宫之后，以照看马槽起家，但却有一定的文化。四十岁之前，李辅国始终默默无闻，连一个小小的弼马温没都混上，直到四十岁，才当上宫廷的马匹簿籍，后来受到王的推荐，成为太子李亨的贴身侍从宦官。别看李辅国相貌丑陋，但正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李辅国能够最终成为李亨身边最为信任的宦官，凭借的是灵活的头脑以及善于揣测领导意图的本事。这一点，从马嵬驿兵变后他力劝李亨北上灵武和到达灵武后劝李亨称帝就可以看出。后来的事实证明，李亨北上灵武的策略十分正确，这不仅成就了他的帝业，也让他成为众望所归的平叛领导者。李亨即位后，为了酬谢李辅国在“从官单寡，道路多虞”的情况下，所立下的拥立之功，立即擢升李辅国为太子家令、判元帅府行军司马。百官奏事、御前印玺符契和军队的号令等重大职责，全都委任给他，甚至连指挥禁军的权力也交给了他。李亨返回长安后，加拜李辅国为殿中监，至德二年（757年）八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进封郕国公。李辅国以拥立李亨有功而颇受宠信，非但掌管禁军，甚至独揽了百官的监察权。他专门设置了察事数十人，用以监视百官的行动，官员稍有过失，他的党羽就会立即得到消息，然后立即逮捕进行惩治。如果要是追查什么案子，朝廷各部门全都不敢承接，即使是关在御史台与大理寺内的重刑犯，有的还没审讯完毕，只要李辅国说一句“放人”，这人就得乖乖地放出来，胆敢有阻拦者，保准让他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因此，御史台、中书省、门下省三司审理的案子，都要事先报告李辅国，听候他的指示，随他的意思而判，声称是皇帝陛下的制敕。当时朝中的大臣全都称他为“五郎”，就连出身崤山以东名门望族的宰相李揆，见了李辅国也要行弟子礼，称他为五父。史书记载，李辅国当时是“权倾四海，举无遗者”，这样一个权倾朝野的人，自然也少不了献媚者，其中不乏身居高位的人。例如崔圆和元载，都是因为依附李辅国而厕身宰相班子的。崔圆这个名字我们只要知道就可以了，但元载这个名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居然成了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最为难缠的权臣。李辅国的专权，最终导致“节将除拜，皆出其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唐代宦官专权用事的局面开始形成。这其中非但李辅国一人权倾朝野，就连其他宦官也有很大的权力，例如鱼朝恩曾经出任监军，虽然不懂军事，但至少见识过战争场面，在皇帝看来这已经是宦官中的战斗机了。当然，在以李辅国崛起为标志的宦官专权开始形成的最初阶段，宦官还仅仅是兼领宫廷的禁军，而不像德宗李适在位时，宦官直接拥有禁军的统领权，而且当时的宦官与宫廷禁军的关系也未到达像后来唐德宗时期那样根深蒂固的程度，这一切都有赖于李亨对于宦官集团有力的控制。正是因为以上诸多原因，在李辅国渐渐崛起后，甚至当他想要忘乎所以时，出现了一些反对他的势力，纵观当时整个朝廷，能够遏制李辅国的当属相权派。乾元二年（759年）三月，京城长安盗匪为患，李辅国请求皇帝批准选调五百名羽林军骑兵巡视整个长安城。李辅国的这个请求未必有什么非分之想，但由于平常他过于专权，所以宰相们开始站出来上疏反对。当时宰相李揆认为李辅国请求选调禁军，是想控制南衙三省和整个京城的防务，为此他上疏李亨，举例说明西汉时以南北军相制，周勃得南军支持而入北军，所以保全了刘氏江山。现在朝廷分置南北衙，目的就是为了将文臣和武将区分开来，互相监督检查，现在李辅国却要以羽林军代替南衙守卫，一旦其出现变故，怎么制约他们？应该说李揆的上疏很尖锐，虽然他每次见到李辅国都要行弟子礼，但在关键时刻这个人还是很有骨气的，暂且不论他的出发点为何，单是面对强者敢于挺身而出，就足以让人佩服。事实证明，李揆的上疏的确引起了李亨的高度重视，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决定拒绝李辅国的请求。李辅国本来以为皇帝能够答应自己的请求，但当他看到皇帝陛下回绝的诏书后，他的心顿时凉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或许这仅仅是个意外，或许是自己的请求让皇帝陛下有些误解，此时李辅国还依然从自身寻找被皇帝陛下拒绝的原因。但一个月后发生的另一件事让李辅国的想法开始有了一些转变，这件事就是他干预司法权受到宰相们的抵制。代表人物是宰相李岘。乾元二年（759年）四月，李岘鉴于李辅国身为内廷侍从，居然跑到外朝干预行政司法实务的现状，面见李亨详细陈说李辅国专权乱政的情形。他认为朝廷论述制书和敕命本应由中书省颁布，可是现在完全由李辅国操控，而且李辅国的意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是极其危险的，他希望李亨能够制约李辅国，限制他的权力。李岘在李亨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时，颇有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觉，不仅痛哭流涕，而且不断叩头，搞得李亨大为感动，针对李岘的这种正直态度下令给予奖赏，并立刻对李辅国的官职给予了很多变动，尤其是罢免了他所设立的察事，而且李辅国为了避免皇帝的猜忌，被迫辞去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请求重返太子詹事的官职，但李亨并未答应。从结果来看，李岘的极力陈说对限制李辅国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由于他说得实在过于诚恳，以至于李亨的反响十分强烈。在下令改换李辅国官职的三天后，李亨下达了另一封诏书，其内容是对司法权力的行使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李亨规定：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军中和国家的事务繁忙，有时让人宣布口头命令来处理政事，从今以后各种名目的索求及杖刑、刺配囚徒等诉讼一律停止。如果不是正宣（有存底在中书省可查），都不能施行。宫廷内外的各种事务各归主管官员管理。英武军的虞侯以及北门六军诸使、诸司近来因为主管官员争论不休，讼案悬而未决，所以就越权代为审判，从今以后必须一切经由御史台和京兆府审理。如果审判不公平，可以自行准备诉状奏报皇帝。各种法令除了十恶、杀人、奸淫和造伪之外，其他繁杂的条文一律删除，仍然委任中书省、门下省和法官详细审定后奏报皇帝。李亨这封长长的诏书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针对先前李辅国对司法权干预过多，甚至直接操控的制约，这说明李亨并不糊涂，他通过李岘那真诚的陈说，了解了朝廷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症结所在，所以他不失时机地强化了制度，使得李辅国暂时受到了制约。应该说李岘的这次陈说比先前李揆的奏疏更加生猛。对李辅国而言，这次比上次打击更大，因为他失去了比较看重的能够操纵司法的权力，而且丢掉了元帅府行军司马的职务，这极大限制了他操控禁军的权力和对外朝的干预程度。虽然这不是致命的打击，但却足以让很长时间以来习惯呼风唤雨、舍我其谁的李辅国感受到了掣肘。此时的李辅国开始从先前寻找自身的原因，逐渐转变成寻找客观原因，在他看来皇帝陛下之所以会下决心重整朝纲，完全是李岘陈说的原因，所以李岘遭到了李辅国的嫉恨。仔细分析两个人较量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是李亨当政时期相权与宦权第一次产生直接的冲突，而这个时候相权还是很有力量和宦权对抗的。但自此之后由于李亨的病情逐渐加重，相权的强力后盾皇权逐渐衰弱，相权也因之逐渐势弱，以至于最终被李辅国打击得体无完肤。由于李岘的挺身而出，使得李辅国被迫退出了外朝，拱手让出了干预司法的权力，而李辅国也开始从先前的找自身原因变成了认为是宰相在掣肘自己，李辅国的性格和人品决定了他不可能甘心失败，所以他努力在寻找机会，企图重新夺回对外朝的掌控权。但他明白，现在必须要收敛起自己的锋芒，找准机会以图东山再起，在他看来，只要侍奉好皇帝，不愁没有机会。或许是李辅国的收敛与倍加小心，渐渐让李亨放松了警惕，上元二年（761年）八月，李亨加封李辅国为兵部尚书，关于李亨为什么会做出这么个决定，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我认为，可能
刚刚过逝，这对李亨是个巨大的打击，虽然李隆基在世之时，李亨作为皇帝怀疑过他，提防过他，甚至李辅国排挤冷落李隆基，在李亨看来都是件有利的事情，父子之情已经被“权力”这个东西，搞的陌生而又畸形，可是随着李隆基的病逝，现在这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而李亨自己由于病重，似乎也要在十天后即追随自己的父亲而去，他躺在龙床之上尽量让自己的思绪平静下来，虽然他已经口不能言，但意识依然十分清醒。“陛下！李辅国在外边作乱，臣妾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只能到这来，希望陛下保护臣妾。”张皇后从外边慌张地跑进来，跪在李亨的龙床前，一把拉住自己的丈夫，然后抽泣着说道。面对张皇后的无助，李亨心中明白自己虽然身为皇帝，但此刻已无任何能力来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他唯一能指望的就是自己的皇帝身份，能够让李辅国等人望而却步。李亨缓缓地睁开眼睛，勉强注视着张皇后，然后用软弱无力的手，指向寝宫的最深处，示意张皇后躲到里边去。然后，他又闭上了眼睛。得到了李亨的示意后，她没有说一句话，径直奔向寝宫的最深处躲了起来，在黑暗处她依然露出侧脸，时刻观察外边的动向，对于张皇后而言，这是她一生中最为煎熬的时刻。不久后，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张皇后最不希望的场面终于还是出现了。事实上，当张皇后急匆匆前往李亨寝室的同时，李辅国在长生殿为所有人下达了捉拿张皇后的命令，他急速带人前往张皇后的寝宫，在得知张皇后已经前往李亨寝室的消息后，他又带人赶到这里，张皇后刚刚在角落处躲好，李辅国便带人闯进了李亨的寝室。进入寝室后，李辅国停下了脚步，然后示意众人停止前进，因为他知道皇帝虽然已经大限将至，但这里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是不能擅自进入的。李辅国轻轻地走到李亨床前，低下头俯视这个奄奄一息的皇帝，这是他一直服侍的皇帝陛下，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始终都是李亨忠实的奴仆，虽然有时候他让皇帝陛下感到厌烦，但李辅国对李亨的忠诚毋庸置疑，如今这个自己亲身侍奉二十多年的皇帝，眼看就要一命归西，这不仅让李辅国感慨万千。“唉！”李辅国轻轻地叹了口气，然而就这一声哀叹，让李亨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李辅国见惊动了皇帝陛下，他立即跪倒在地，然后伏地叩拜。在见到李辅国后，李亨的眼睛中忽然放射出光芒，他用无力的手缓缓指向了这个奴才，似乎在埋怨他不该惊动了自己。“奴才死罪！”李辅国叩拜得更加用力。“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是否在这里？”李辅国终于问出了他最想问的问题。此刻身在暗处的张皇后，已经紧张得快要崩溃，然而李亨却摇摇头，这让她稍微有些舒缓。“陛下可知道皇后娘娘欲弑太子，奴才是奉了太子之命，特来捉拿张皇后的。”然而李亨就像没听到李辅国的话一样，他冲李辅国摆摆手，示意他退出去。鉴于李亨的态度，李辅国低下头开始犹豫起来，他明知道张皇后肯定是在这里，但没有皇帝的命令，李辅国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可是如果就此退出去，一旦让张皇后缓过劲来，那结果实在难以预料。此刻，李辅国的性格以及他对“权力”的崇拜，决定了他不可能就此甘心退出，犹豫片刻后，他站起身来握紧双拳，然后回身向着禁军将士发出了命令。“搜！”霎时间，诸多禁军在李亨的寝室内开始大规模的搜捕，片刻后两名禁军士兵从寝室深处的角落里将张皇后拉扯到了李辅国的面前。“放开我，陛下在这里，你们胆敢这么无礼！”张皇后怒斥拉扯她的士兵。在李辅国的面前这个女人极力掩饰自己的慌张，然而李辅国那透出杀机的眼神，又让她的心理防线瞬间崩溃。“你欲弑太子死罪难逃，陛下这个样子，你还指望陛下能够保护你！笑话！”李辅国恶狠狠的说道，随后他径直走到李亨的跟前，伏在李亨的耳边，轻轻地说道：“陛下安心地去吧，大唐的江山社稷就交给老奴吧！”说完这句话后，李辅国并不理会李亨的反应，然后转身让禁军士兵将张皇后强行拖出寝宫。在李辅国带领众人离开的时候，李亨试图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着从床上起来，但已经病入膏肓的他最终还是失败了，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被强行带走，此刻拥有最高权力的李亨却无能为力，这让他顿时急火攻心口吐鲜血。“朕死不瞑目！死不瞑目啊！”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个已经快要死掉的皇帝的感受，寝室内只有李亨在床上依旧痛苦地挣扎，但谁都明白，经历这次变故之后，李亨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上元二年（761年）四月十八日，在李辅国平定张皇后和李系政变的三天后，李亨在惊吓愤怒中闭上了双眼，走完了他五十二年的人生之路，此时距离太上皇李隆基去世仅仅十三天。从险些葬送在母腹中，一直到李亨最后逝世，可以说李亨的一生颇为坎坷，忍受父皇猜忌，经受李林甫的排挤，备受杨国忠的打压，即使当上皇帝，还要肩负平叛的重任，收拾父皇李隆基留下的烂摊子。尤其是自灵武即位之日起，一直到他极不情愿的闭上双眼与世长辞，在短短的七年岁月中，他始终如一地将彻底平定叛乱重整河山，再现大唐帝国昔日风采与辉煌的宏伟大业视为己任。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他怀着无限眷恋与依依不舍之情告别人世之前，也没有亲眼看到彻底平定叛乱、收复全部失地这一天的到来。如果李亨在天有灵，他一定会为自己生前无力扭转让列祖列宗脸上“无光”的憾事而深深愧疚，甚至在他临别之际也绝对会带着深深的遗憾去见他的那些叱诧风云、名留青史的先人。这是李亨最后的遗憾，也是最大的遗憾，更是永远没有机会再弥补的遗憾！然而在我看来，让李亨灵魂更加难以安宁的，却是李辅国并没有因为李亨的过世而停止杀戮，李亨过世的当天，李辅国就擅自下令处死了张皇后和李系等参与政变的数十人。鲜血流淌的瞬间，大唐帝国不经意间开始了一段新的征程。四月二十日，太子李豫在李辅国和程元振等宦官的支持和拥戴下在两仪殿继位，改年号为宝应。宝应二年（763年）三月，李豫带领众人将父皇李亨安葬在建陵，庙号“肃宗”。李亨已经入土为安，但大唐帝国依然在坎坷崎岖中徘徊，望着父皇李亨的陵寝，李豫此时的心情颇为不平静，他的继位意味着平叛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这让李豫瞬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无论前方的道路多么坎坷，我都有信心披荆斩棘接近成功的目标，我要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父皇未完成的事业。第七章安内攘外节节败退李豫登上皇位时，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事已经进入到了第七个年头。虽然在此之前安禄山、安庆绪和史思明已经因为其内部互相残杀最终授首，但由于唐军在战场上的一系列失误使得以史朝义为首的叛军依然在中原地区肆虐，所以李豫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平定叛乱。自从河阳之战结束后，史朝义始终占据着洛阳，一直到李亨去世为止，唐军和叛军在中原地区虽然大战没有，但小战依然不断。从整体的平叛形势来看，如果唐军能够团结统一、调度有方，完全可以给予叛军毁灭性的打击，现在随着李豫的继位，唐军终于可以做到这一点了。李豫继位伊始，首先重新起用名将郭子仪。虽然在邙山之战中郭子仪因为打了败仗受到了李亨的冷落，在李亨弥留之际，还是召见了郭子仪，准备将平叛的重任交给他，只是由于李亨过世得十分突然，所以起用郭子仪的诏书没有下达，一直到李豫即位后郭子仪才重新上岗。郭子仪重新回归后，在李豫的部署下，首先在绛州（今山西新绛）平定了此前不久在朔方发生的王元振叛乱，而后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击败范阳叛军李怀仙，并带领两万人马引兵南下渡过黄河，和唐将田神功、熊元浩在兖州（今山东兖州）会合。而李光弼顺利攻占许州（今河南许昌），擒获颍川太守李春，又顺道拿下临淮（今江苏盱眙），向徐州逼近。李豫觉得仅仅依靠唐军的力量还不算保险，所以他遣使前往回纥请兵相助，用大将仆固怀恩之女与回纥和亲，终于得到了回纥人的允诺。宝应元年（762年）十月，李亨任命太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统率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人马共计十万，集兵于陕州。然后令大将郭英乂和神策观军容使宦官鱼朝恩带领人马出渑池，泽璐节度使李抱玉出河阳，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出陈留（今河南开封），仆固怀恩与回纥首领左杀为先锋军，诸道人马并进，一同合围洛阳。史朝义在得知唐军将至洛阳后，急与主将商讨对策，有的人主张退守河阳暂时避开唐军的锋芒，却未被史朝义采纳。在史朝义看来，自己好不容易重新占据了洛阳，岂能再次拱手相让于唐军，所以他决定誓死守卫洛阳。十月六日，唐军以极快的速度进至洛阳北郊，并分兵攻取了怀州（今河南沁阳）。史朝义的对策是不管唐军攻取了哪里，只要自己坚守住洛阳就是胜利。为此他让守卫洛阳城周围的数万叛军四立栏栅为固，意图为唐军制造进攻的障碍。十月七日，仆固怀恩在西原列阵，派遣轻骑兵混合回纥骑兵从东部率先突袭，结果大败叛军，取得首胜。史朝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精兵数万人列阵于昭觉寺，准备拦截唐军。但是叛军刚刚在昭觉寺布阵完毕后，仆固怀恩趁叛军立足未稳，搞了个突然袭击，尤其是鱼朝恩让弓箭手五百人猛力地冲杀，致使叛军大败，唐军乘势追击，接连转战石榴园、老君庙等地，不给叛军任何喘息的机会，最后一直打到距离洛阳西城门二十里的地方，方才止步。叛军从昭觉寺一路向东败退，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逃跑。在经过一系列的惨败后，残兵败将们终于退进了洛阳城，然后关起城门等待史朝义如何决策。数万人马居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唐军打败，让史朝义愤怒异常，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叛军已经很久未和唐军进行过如此大规模的较量，可以说叛军这次并没有完全进入状态，最终致使惨败。从这次失败开始，史朝义再也未能翻过身来，直到最终兵败身亡。昭觉寺一战，唐军斩杀叛军将近六万人，可以说史朝义将自己在洛阳的家当全部赔了进去。当那些残兵败将们不断涌入洛阳城里时，史朝义知道洛阳城应该是保不住了，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逃跑，带领数百名骑兵亲信，从洛阳东门出城，向东飞奔逃去。仆固怀恩随即进占洛阳，但他只留下回纥人马驻守洛阳，自己和儿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兵马万余人继续向东追击史朝义。史朝义出离洛阳城后，他的计划是准备前往汴州（今河南开封），因为那里有他的人马驻守。可当他到达汴州城下时，驻守那里的陈留节度使张献城下令紧闭门户，不让史朝义进城，无奈之下史朝义只好向濮州（今河南鄄城）方向逃去。由于在汴州吃了闭门羹，史朝义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他生怕在濮州遇到同样的情况，所以在濮州他没有做片刻的停留，而是转道向北渡过黄河。渡过黄河后，史朝义放慢了速度，在他看来，即使唐军急速地追击自己，由于人多势众也不可能这么快渡过黄河。但两天后仆固怀恩犹如神兵天将般地渡过了黄河，并领兵打下滑州（今河南滑县），意图切断史朝义北逃的道路。史朝义只得再次转道前往卫州（今河南汲县），这一次史朝义的运气还算不错，当时叛军的雎阳节度使田承嗣在得知史朝义兵败到这里后，急忙领兵四万前来和史朝义会合，准备共同抵抗仆固怀恩的进攻。但仆固怀恩的情报工作实在出色，他事先已经得知叛军要会合的消息，所以分兵在半路劫杀田承嗣。结果遭到伏击的田承嗣由于没有做足侦查工作，使得他误以为仆固怀恩分出来的这些人马是唐军的主力部队，田承嗣为了保存实力，二话没说带领人马立即赶往卫州和史朝义会合。史朝义本以为田承嗣的这四万人会成为自己救命的稻草，可是唐军的半路截杀，让他终于丢掉了幻想，他只能继续向北逃窜至贝州（今河北清河），与其手下大将薛忠义会合，意图在那里布置防线和唐军决一死战。当时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率领先头部队急速追赶到临清（今河北临西），距离贝州只有不到二百里的路程，而在史朝义掌控范围内的衡水则有三万人马驻守。在史朝义看来，如此一路北逃实在有失身份，不过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军事才能和他的老爹史思明相比，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这才是他节节败退的根本原因。所以，别说三万人马，就是三十万人放在史朝义手里，只要唐军团结一致也是白搭。结果，在临清仆固玚再次运用伏击战术打败了叛军，而屡败屡逃的史朝义，也不得不继续他的北方探险之旅，向莫州（今河北任丘）逃去。从史朝义最终的整个行程来看，莫州是他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总共将近一个月，这期间唐军的先锋部队由于接连长途奔袭，所以行进速度逐渐放缓，而史朝义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加强莫州的城防工事，就在史朝义认真准备一切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因素打乱了他的整个计划。准确地说，他被人忽悠了！平定叛乱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唐军的先锋部队在仆固玚的带领下终于追击到莫州。由于此前史朝义已经在莫州城准备了将近一个月，所以仆固玚并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在距离莫州三十里的地方安营扎寨，意图寻找有利战机伺机进攻。应该说这一个月让史朝义有了充分的时间对莫州城的城防做了充足的准备，但史朝义恰恰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的问题，他自始至终没有解决好。关于“人”的问题，倒不是说史朝义手里缺兵少将，而是他对自己手下将领的心理状态掌握得很不够，要知道此时的叛军经过八年的攻战杀伐后，已经完全没有当初安禄山起兵时的浩大声势，甚至更没有史思明掌控时的威武雄姿，有的只是被唐军接二连三地打败，史朝义一路被人追着屁股北逃，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产生动摇，当时援救过史朝义的田承嗣就有自己的想法。田承嗣自安禄山在范阳起兵以来，一直指挥叛军南征北战，立下不少赫赫战功，无论是安禄山、安庆绪、史思明还是史朝义在时，田承嗣都是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刚刚起兵造反的那段日子里，田承嗣对安禄山领导的叛军深信不疑，但经过八年的时间，叛军四易其主，直到史朝义逃到莫州，叛军可以说是耗子下崽——一窝不如一窝。从史朝义丢掉洛阳并节节败退开始，田承嗣第一次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产生了怀疑，叛军从声势浩大到现在的兵败如山倒，这一切都让田承嗣本能地产生一种恐惧，田承嗣不是没脑子的人，面对如此境遇，他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从现在的态势来看，史朝义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但田承嗣现在和史朝义同在莫州，以田承嗣目前的实力是无法采取硬碰硬的方式对抗史朝义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动自己聪明的头脑，让史朝义主动离开莫州，然后自己献城降唐。“依现在的态势来看，如果仅凭莫州现有的兵力是难以对抗唐军的，圣上不如将守卫莫州的重任交给末将，然后您到幽州去征兵，再回来援救莫州。”当田承嗣向史朝义说这番话的时候，史朝义完全没有怀疑这个手下的亲信将领，他丝毫没有犹豫就采纳了田承嗣的建议，可是在他刚刚离开莫州城后，田承嗣即打开城门向唐军投降。当史朝义得到消息后，肺都快气炸了！可是他依然不能停止脚步，因为唐军是绝对不会放过自己的，所以追击依然继续，逃跑依然继续。好在莫州距离范阳并不远，史朝义坚信只要到了自己的老巢，不怕没有办法对付唐军。可是事实证明，史朝义对形势显然过于乐观，而当时的情况是叛军内部想降唐的人不在少数，除了田承嗣之外，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具有同样的想法。当史朝义还在莫州的时候，李怀仙就已经看出史朝义败亡的苗头，所以他通过朝廷派来的使者骆奉先和唐廷暗中沟通投降的事儿，当他知道史朝义即将回来时，为了向唐廷表现出自己足够的诚意，他让手下的兵马使李抱忠率领三千人马镇守范阳，不准史
常洛。朱常洛生母王氏是个普通宫女，被万历私幸，而怀下身孕。但万历喜欢郑贵妃，不喜欢王氏，于是拒绝认这个孩子，而且不让他上学。谁建议让朱常洛出阁读书，谁就被贬遭罚。朱常洛长期被禁闭在宫中，几乎是个文盲。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发生了梃击东宫太子朱常洛事件，这就是梃击案。这天傍晚，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木棍，从东华门直奔内廷，打伤守门太监，闯进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直到屋檐下才被捉拿。当时，慈庆宫第一道门只有两名太监守门，第二道门无人看守。事发后朱常洛惊恐万状。万历帝下令审讯。巴结郑贵妃的内阁首辅方从哲不愿深究。东林党人、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宷和刑部官员联合对张差进行突击审讯。在这里我们要交代一下东林党，东林党人这个称呼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1604年，顾宪成修复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在此讲学，最终逐渐形成地方实力派。顾宪成有一副很著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三方会审时张差供出，是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太子），有吃有穿”。他们对他说：“你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朝中东林党人怀疑是郑贵妃欲谋害太子，坚决要求彻底追究。万历既不愿意因此事伤到郑贵妃，也不愿意让太子朱常洛白受惊吓，于是下令禁止株连，不要牵扯太多人。最后张差被处死，两个太监庞保和刘成在内廷被秘密打死，这就是梃击案。此事从表面上看是郑贵妃意欲谋害太子朱常洛而未得逞，但实质上反映出朝廷中东林党与其他派系的政治斗争。万历去世后，八月初一朱常洛继位，长期被禁闭在宫中的他终于得到了解放，一个几十年都被压抑的人一下子成为中国的“一把手”，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朱常洛想的是从今往后可春看桃花流水，夏赏荷叶涟涟，秋观枫叶正红，冬临皑皑白雪，再也不被限制自由，可历史却让他连这个夏天都没能过去。朱常洛体弱，无法通过盘马弯弓来释放男人的情怀，他只愿意通过对女人的征服来释放自己被压抑的情感。真是想什么来什么，就在他登基的第二天，郑贵妃送给他几个美女，关于美女的数量，说法不一，据查继佐的《明书》记载，“及登极，贵妃进美女四人侍帝”，谈迁《国榷》则说“进侍姬八人，上疾始惫”。李逊之《三朝野纪》也记载是八个人，三比二，咱们姑且就相信是八个人。如果换作别的男人，未来一周就有得忙了，但压抑了几十年的朱常洛恨不得一夜之间补偿回来，这就出问题了。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如果突然同时吃鹿茸、人参、狗肉，那不出半天就要被送到医院放血了。一夜之间进行八次车轮战，下场也可想而知。“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换作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尚可对付，但以朱常洛的体质，这一夜，只怕就如民间所说：被掏空了。相比之下，宋度宗就比朱常洛厉害多了，《南宋杂事诗注》记载，宋度宗刚即位，就有一夜之间临幸三十个宫女的记录，而他非但没有精尽人亡，反而又活了十年，朱常洛就不一样了，死亡已近在眼前。此时太医崔文升给朱常洛开的药方是泻药，有人会问，这不明摆着想害死朱常洛吗？本来就已经快精尽人亡了，再让他拉几十次，他不就去见朱元璋了吗？其实这里面忽略了一个细节，以朱常洛的小体格，他是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八次战斗的，那么他一定是服用了很给力的药物，现在药物在他体内还在起作用，必须先用泻药把体内的春药排出来，然后再补肾养气。从医理上看，崔文升做得没错，但是他下药下猛了，药量过大，朱常洛一天一夜拉了四十三次，然后就起不来了，大小便问题怕是只能在床上解决了。此时朱常洛病急乱投医，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朱常洛命其立即献上。仙丹就是红丸，朱常洛服下后，当即觉得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肾也不痛了，腿也不抽筋了，走路也有劲了，肚子也饿了（“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为了巩固疗效，朱常洛再次服下一枚红丸，第二天，九月初一凌晨，在内阁的大臣突然接到太监传到的谕令：即刻入宫觐见。所有人都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在他们从内阁向皇帝寝宫小跑的途中，朱常洛驾崩，仅在位二十九天。而后其子朱由校继位，年号天启，史称明熹宗。这就是明宫三案之红丸案。红丸是“无性纯红丹”，最早是万历皇帝的爷爷嘉靖时陶仲文炼成，说吃完可以长生不老。这种红丸的制作方式很有意思：用处女首次月经来潮的经血做药引子，把收集来的处女经血放在金质或银质的器皿中，再加上半夜采集来的第一滴露水，而后放入乌梅等各种东西，连续煮七次，使药物浓缩成黏稠状态，这时再加进乳香、松脂，以火提炼，最后炼成丹丸。陶仲文还说：这种丹丸必须以晨起采得的露珠或初为人母者得乳汁调服才能奏效。为了炼这种丹药，嘉靖选了一千多名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女入宫。红丸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所以使朱常洛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本来就身体虚弱的朱常洛再吃这种东西，自然就小命难保了。如果与朱常洛的曾祖父嘉靖皇帝比起来，朱常洛的体格真是差得太远，嘉靖服用铅汞砷等丹药二十年才吃死，而他的曾孙只吃了一次就挂掉了。此事朝野上下议论纷纷。有人说朱常洛是服红丸而死，也有人说与红丸无关；有人说是惑于女宠，是郑贵妃有意加害，此案从此开始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东林党与阉党党争的题目之一。朱常洛死后，尸骨未寒，又发生移宫案。在明军萨尔浒之战的当月，明熹宗的母亲王才人病死。王才人原来是在东宫伺候皇太子朱常洛的宫女，直到生下朱由校后才封为才人，因长期遭到朱常洛宠妃西李选侍的凌辱，抑郁而死。那么，移宫案是怎么一回事呢？“移宫”就是从一个宫殿搬到另一个宫殿，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却出事儿了，移宫案包括“避宫”、“移宫”两个阶段。先说“避宫”，朱常洛病死后，西李选侍采纳了手下太监魏忠贤的建议，为了控制明熹宗，要求他与自己同居干清宫，她将明熹宗软禁在了干清宫。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乘西李选侍不备，带明熹宗出来，魏忠贤等太监追出来。明熹宗的衣袍都被追赶的太监撕坏了，但明熹宗还是逃出了虎口，当然，这只虎是母老虎。大臣们把明熹宗安排到慈庆宫，明熹宗就这样摆脱了西李选侍的挟制，这件事情史称“避宫”。再说“移宫”。朱由校避住在慈庆宫，西李选侍依然在干清宫。而明朝皇帝上朝都在干清宫，换句话说，明熹宗没有了上朝的地方。为了让西李选侍尽快移宫，兵科都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多次上奏，被明熹宗采纳，西李选侍搬出干清宫。这就是“移宫”。经过这明宫三案，明朝上层建筑一片大乱，东林党失败，阉党完全控制了朝政，而熊廷弼为人正直，不愿党附阉党，阉党给事中姚宗文在朝廷散布流言蜚语，煽动一些人攻击熊廷弼，必欲去之而后快。御史顾慥、冯三元、张修德，给事中魏应嘉先后弹劾熊廷弼。泰昌元年九月，罢熊廷弼职。十月，以袁应泰代之。至此，辽东刚有起色的局面被终止。第七章大扩张明军搬运炮弹，装填火药，瞄准点火。后金军扛着云梯，手握大刀，呐喊着冲向城墙，有几发炮弹在后金军中爆炸，顿时血肉横飞。这时有部分人马已冲到城墙下，架起云梯，士卒飞速攀缘而上，但明军居高临下，见后金军靠近城墙，便以火铳扫射，子弹急雨般倾泻下来。后金军攻城士卒一排排倒在血泊中，但仍前赴后继冲上去。这就是沈辽之战的场景。熊廷弼被罢官后，辽东又发生了饥荒，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努尔哈赤迅速发动了沈辽之战，即对沈阳、辽阳发起进攻。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兵临沈阳城下，他先派人挑战，守将贺世贤出城迎战，后金军佯败，贺世贤紧追不舍，追着追着就掉进了后金军的包围圈，他在激战中身中四箭，部下劝他退向辽阳，他说：“我身为大将，不能保全此城，有何面目见袁经略（袁应泰）？”说罢继续拼杀，又杀敌骑数人，最终身中十四箭而亡。主将已死，努尔哈赤用云梯攻城，就出现了本章开头的一幕，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挖土填平壕沟。城上连发火炮，因发炮过多，炮膛过热，无法继续开炮。后金军蜂拥越过壕沟进攻东门，城内的蒙古人作为内应将城门打开，后金军攻入沈阳，城内军民七万人被屠杀。正在激战时，明将陈策率手持竹竿、长枪、大刀、利剑的步兵来援，被后金军骑兵砍杀得全军覆没，陈策战死于浑河边。浑河南五里外一万明军步兵布置战车、枪炮防御，此外还有三万骑兵来援，努尔哈赤亲自率军迎战，其子皇太极也率军杀来，大败明军，明军残部溃散，后金终于牢牢控制了沈阳。八天后，三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率领六万大军来攻辽阳，“旌旗蔽日，弥山亘野，莫测首尾”。十九日辽东经略袁应泰在环城壕沟中倒满水后，亲率总兵侯世禄、姜弼、梁仲善共五万人迎敌。梁仲善见后金军已到，拍马杀入，侯世禄、姜弼正要接应，却被后金军截住。努尔哈赤亲率后金军突入明军阵内，据朝鲜《光海君日记》记载，努尔哈赤突入明军阵内时被包围，他对手下人说：“只要我们后退一步，就死定了，一旦有危急，你等需先杀我，然后退去。”危急时刻，皇太极率军杀到，奋力冲杀，明军溃退，袁应泰手刃逃兵多人，还是没用，只得退入城内，此时明军已损三分之一，还剩三万人，梁仲善战死。二十日，三万明军与敌继续交战，袁应泰亲自督战，明军火炮齐发，后金受挫。努尔哈赤令绵甲兵推楯车抵御炮火前进，此时后金最大的障碍就是壕沟内的水，于是努尔哈赤派人将城西大闸掘开，壕沟中的水一泄无余。随后后金军踩着泥越过壕沟冲来，明军溃败，许多人被挤进壕沟，壕沟没排净的水都被染红了，残部退入城内。二十一日，后金内应在城内放火，城内大乱，后金军杀入。辽阳的百姓大多没有气节，开门迎候后金军，许多妇女还要打扮一番，袁应泰自缢而死。辽东巡按御史张铨在辽阳城内被俘，努尔哈赤让他下跪，张铨说：“我身为大明天子大臣，怎能向你屈膝？”后金各贝勒持刀相逼，张铨引颈而待，皇太极试探着问他：“我敬佩你的忠义，愿意将你送回明朝。”张铨：“我力不能杀贼，无颜回去，只求一死，愿死后归葬明朝故土。”皇太极被张铨的忠义感动，希望能劝降成功，于是说：“昔日宋徽宗、宋钦宗身为皇帝，尚且被我祖先攻破都城，屈膝下跪，你只是一个臣子，何必自苦如此？明朝皇帝昏庸，阉人专权，不如你辅佐我大金皇帝，如此足以让你施展平生所学。”张铨不为所动，“如果投降你们，我将遗臭万年，你们虽想让我活，但我却只想一死，我死，则可流芳百世。”皇太极见他志不可夺，于是下令将他缢死，厚葬。（《明史》记载为张铨自缢而死）战役结束了，此战是明清军事冲突的高潮，标志着双方形势的转化——明朝在辽东统治终结，后金在辽东统治确立。辽阳在后金的胜利声中被拿下了，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至此辽东全攥在努尔哈赤手中。努尔哈赤控制整个辽东后，非但没有大喜，反而更增添了忧患意识，他对各位贝勒说：“为君者能以至公之心勤奋治国，则天命能够永享，如若不然，必有改朝换代。人中一心为公且勤奋的，天命其为国君，国君从人中找一心为公且勤奋的为大臣。今后朕的子孙如能公诚存心，勤劳理政，则必蒙天佑，天佑者谁能败之？朕对于国家之事，是非臧否，都以至公来断，所有兴兵出猎，一切军国大事，朕必身亲其劳，从不敢贪图安逸，朕之所以蒙天佑能有今天，就是因为此啊！”就在当天，努尔哈赤对贝勒们说：“自古以来，国君没有因为衣食竭尽而败亡者，都是行为恣纵才导致败亡，后世子孙于生杀予夺之事不可不慎。凡是有人犯罪，一定要详查，如果是功臣的子孙，应死者当免死，应罚者当免罚。各位贝勒在讨论国家大事时，不要随声附和，该说是的就说是，该说不是的就说不是，当直言匡正之。我国家能有此基业，缔造艰难，当征战之时，如山中熊虎，互相搏杀，而盗贼充斥如豺狼遍野，又有同气相残，群争相斗，但这些人都被朕收服了，天地鉴我大公之心，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后世子孙尚其善守之哉！”“一个人应该作战时勇猛，但平时说话还是以谦让为上，机智之人遇敌而后出奇计，勇武之人临阵而后施展其勇敢，不然虽有智勇，去哪用呢？”“一个人在困顿时，都会有智慧，都会善良，如果富贵安逸的话，就容易变其心。朕训诫你们的这些话，后世子孙愚者把这些话看作一般的话，那就完了，如果是聪明人，见到这些话就如同看见我的心一样，服膺而不敢忘。如果遵守我说的这些话，崇尚公道，敬承基业，勿至荒废，那么就能一直当一国之君。如若不然，放弃公道而把钱财看重，未有不发生动乱的。凡是身危业败，国家丧亡，都是因为心的不善。昊天眷顾，国政修明，都是因为心的善良。强敌可以抵御，而天命难以违抗，惟勉持公诚，以俟天命可也。”（《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说得很好听，那么他心善吗？对辽东百姓好吗？看看他的所作所为就知道了。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在太子河畔修建新城，旧城住汉人，新城住旗人，这是清朝旗民分城居住的开始。后来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在北京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清朝北京城墙就是现在二环，旗民住二环内宣武门西大街、前门大街、崇文门东大街一线以北区域，汉民住这一线以南区域。日后清朝统一中国，杭州、西安、成都、广州等城市都是建立“满城”，汉人与满人分开居住。此外，努尔哈赤还开始实行六大弊政：（一）圈地。将整个辽东的土地都给了清廷诸王、勋臣、兵丁，把汉族农民全部赶走，使其无家可归。（二）颁布剃发令。努尔哈赤令汉民剃发，以示归顺，但此时还没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令，在辽东如果不剃发，也未必会被杀头。（三）颁布投充法。努尔哈赤允许各旗招收贫民役使，满洲贵族任意逼迫汉人为奴。投充法规定，投充人是奴仆，主人可以买卖他们。一个强壮汉人可卖十八两银子，或者换一头耕牛（据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赤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四）逃人法。八旗官兵将所俘的汉人和投充者当奴仆。由于忍受不了虐待，大批奴隶逃亡。努尔哈赤下令对逃跑的奴仆严厉惩罚并株连他人，将逃人鞭一百之后归还原主。凡窝藏逃人，处死籍没，还要罪及邻居和地方官员。（五）屠城。辽阳城破后努尔哈赤将城内五万人砍死，随后努尔哈赤让城内大户人家留九件衣服，中户人家留五件衣服，小户人家留三件衣服，其余衣服全部交出。上交时女真人疯抢衣服，并把许多年轻女人的衣服当场扒下抢走，女人们不胜其辱，多自缢而死。（六）杀儒。努尔哈赤下令将辽东几乎所有儒生杀死，只留下三百人为奴隶，与汉人知识分子彻底结下死仇。努尔哈赤在辽东进行大屠杀，“或全城死，全营死，全寨死，全村死，全家死，或家死其半，子死其父，兄死其弟，妻死其夫，山骸川血，鬼哭人嚎”。“黄沙百草，一望凄然，偶有村落，寥若晨星”。沈阳、辽阳失守后，明朝举国震惊，明熹宗与魏忠贤认为：熊廷弼守辽东一年，没有什么大过错，刚换袁应泰，就一败涂地，于是二次启用熊廷弼任辽东经略。熊廷弼这次出山后，提出如下战略部署：一，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辽宁北镇），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行动。二，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海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北上，进击后金控制下的辽阳。三，在登州（山东蓬
进行自我保护，不像我是靠外在，服饰、发型之类。她看上去糟透了，一团糟。除此之外，让我忙得不可开交的还有这系列文章，讲七十年代、六十年代、五十年代的服饰如何折射时代精神。他们想要更多。我一再自贬，却似乎不顶用，甩不掉这个任务。我以前绝不会想到我能给一份严肃的社会学杂志撰写文章的，现在可好，我写上了。所以为了这个，我天天六点就起床。我每晚都去看莫迪，如果去不了的话一定让她预先知道。我到她那儿时，已经筋疲力尽了，不过接下来我会去买东西，稍微帮她洗洗刷刷，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听她说话，听她说话。有的时候她故事讲得好，哈哈笑，知道自己让我开心了。有的时候，她嘀嘀咕咕，凶巴巴的，不看穿着漂亮衣服坐在那儿的我。我添置了整一套的新衣服，贵得疯狂，我把它当作我抵御混乱的壁垒。她欠过身来，摸我裙子的丝绸料子，可不是那种廉价中国货，不是。她抚摸我的裙子，然后抬头看我的脸，叹口气，因为她知道我的东西质量有多好，谁能知道得更清楚呢？然后她会别过她的小脸，抬手捂住双颊挡住脸，盯着炉火看。不理睬我。然后她猛地回过神来，轻轻笑一声，原谅了我：那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但其实她并不想知道，我的世界她受不了，她只是想说话……“然后有一天他离开了我。他说，现在你有他了，你根本不在乎我。于是他拿上他的工具就走了。我当时不信他会走掉。我等着他回来，结果一等就是好几年。我落到那种境地，没钱付房租。我去找诺罗夫斯基夫妇，去求他们——啊，太难了，我以前从来没向他们讨过什么。是这样的，先前我说我要结婚了，她好好折磨了我一番，逼我通宵工作，尽量在让我走之前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结果两年以后，我又来了。哎，她帮了忙，让我知道自己欠了她的情。作坊里换了个女工头。作坊也不是原来的作坊了。比方说，我再也没有心情唱歌跳舞了。我请了一个保姆来照顾约翰尼。她倒不坏，但这不是我想给他的。我上班的时候一直记挂着，担心得难受，她给他吃药了吗？喂他喝牛奶了吗？他身子弱，一直有点咳嗽。不过我的钱还够养活我们娘儿俩。但是我住那屋的人说要收回我的房子。他们不要小孩，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真想要的，是那些漂亮的蓝色和金色。于是我只好来这里了。这里的女房东不介意小孩，不过她说我得让他保持安静。那个时候我住在顶楼，背阴面的小房子。房租便宜，窗外就是绿树，很美。但是我缺钱，缴这个费那个金的，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去找姑妈，但她也不过是在勉强维持生活。她说，去找你父亲吧。但是他之前说过，我要是嫁了劳里，就不要再进他的门。他说对了，头一遭……我有没有和你说起过我的婚礼？”莫迪坐在那儿，哈哈大笑，笑了又笑，然后拉开一个抽屉，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看。一个娇小的女人，戴一顶硕大的缀花帽子，穿一条整洁的紧身裙。“没错，”她说，“我看上去真是不折不扣的一团糟。之前我一直在说，好，不行，好，不行，因为事情是这样的，如果我说不行，他就死缠烂打，于是我说好，他就会说，我看是哈里（那会儿还有一个小伙子在追我）不要你了吧，于是我就会说，不行。不过终于有一次我们都说了好。我向芙洛表姐借了她最好的帽子和她做礼拜时才用的手套。那件衣服是我自己的。我给父亲捎了信，说我周日结婚。他到姑妈家来，劳里当时也在，他站在门口对我说，如果你嫁给他，那你就别再见我了。哎，事实上，到那会儿我已经差不多十年没见过他了。我说，至少来参加我的婚礼吧？“那天早上的劳里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脸色阴沉，一副苦相，牢骚不断，一副要爆发的样子。我们和姑妈一起走去教堂，一路都在吵架。父亲在那儿，穿着他的高级条纹西装，戴着礼帽，他真会穿衣服！她也在，她越发胖了，胖得几乎走不动路，我实在忍不住心里要幸灾乐祸。她穿紫着黑，插着羽毛，不过那会儿我已经识货，知道什么是真正高档货，什么不是，我看得出她一文不值，我们都不会请她进作坊。不过那天我也一文不值，我本可以从作坊借一顶帽子结婚的，但是我不想欠诺罗夫斯基夫妇的情。于是我们就这么结婚了，赌着气，互不理睬。婚礼结束后，有个摄影师拍了这张照片。然后父亲领着她朝马车走去，我追上去，问，我能和你们一起走吗？但是你才结的婚啊，她说，她真的是吃了一惊，也难怪。而父亲说，这就对了，你回家来，别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于是我钻进马车，把劳里撂在教堂了……”说到这儿，莫迪哈哈地笑了又笑，是她那种有力的、女孩儿般的笑。“我在家里逍遥了一阵，把我该吃的份儿都吃回来了，我想，啊，我是有个丈夫的，于是我对他们说，谢谢啦，不过我最好还是回家去吧，于是就回去了，走时父亲说，不要再进我的门了。我也的确没再进过他的门，因为之后不久他就中风死了。他们没有通知我去参加葬礼。“不过我姐姐参加了，没错。突然地，她就开始到处炫耀自己，买新衣服，搬进了一栋更好的房子。我知道父亲给我俩都留了遗产，于是我去找她，问，父亲留给我的东西在哪里？她不敢正眼看我。你怎么觉得会有东西留给你？她说。你从没来探望过我们，不是吗？但是谁把我赶走的？我说。我们大吵一架，她对我大喊大叫。我去找我姐姐，是下了好大决心才去的，因为她一直待我不好，我说，波莉，我的那份遗产呢？她拿了，我姐姐说。你得请一个律师。唉，我怎么请得起？请律师是要钱的。我和劳里那会儿正恩爱，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可喜的变化，一分一秒都不想浪费。“很久很久以后，当我穷困潦倒，什么都缺的时候，我又去找了我姐姐，她一定是告诉她了，因为有一天我下班回来，房东说一个插羽毛穿红衣的胖女人来过，给我留了一个包裹。包裹里是一些我母亲的衣物，仅此而已，还有她的旧钱包，里面有两个几尼[5]。我从父亲手上就继承了这些。之后我再也没见过她了。”莫迪的艰难时日“我拼命干活，拼命干。我那时天天一大早就起床，送约翰尼去保姆那儿，然后去工作，一整天的工作，六七点才下班。然后我回去接约翰尼，到那儿时她经常不高兴，因为我到迟了，而她急着甩掉他。等我回到家，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食物给两人吃。当时我的工资很低。诺罗夫斯基太太一直没有原谅我当初结婚走人而后又回来这件事。我不再是宠儿，她总在找机会扣我的工钱，或者让我做那种得耗人家两倍时间的帽子。是这样的，我们是按做的活拿工钱的。而我干起活来就没法打马虎眼。我必须认认真真地做，不然我心里不舒服。然后我们下岗。夏天多数时我们都下岗。哦，那会儿没有什么劳动保障，没有养老抚恤金，什么都没有。她会说，走的时候带上你们的考勤卡，把地址留下来，有活儿了我们再联系你们。“就快要打仗了，一触即发，日子很艰难。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存了一点钱，但是不多。约翰尼不去保姆那里了，就在家里，这倒是不错，因为在我工作的日子里，几乎看不到他醒着的样子，但是怎么保证他的吃喝呢？女房东说，不行，房租不能赊账。我一直付房租，但是我往往晚上只喝冷水，好省出杯牛奶给约翰尼。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那是个漂亮的夏天。我饿得发疯。我会去各个花园里，看有没有鸟儿们吃剩的面包。但是这法子其他人也想得出来，于是我就第一个到，到处晃荡，别人丢面包喂鸟的时候，我就装作没看到。有一次我对一个老太太说，我比那些鸟更需要它。那就自己赚啊，她说。我一直忘不了那话，一直忘不了。因为根本找不到工作。我试过找一个清洁工的活，但是他们不许我带着个孩子做保洁。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然后劳里突然回来了，那是一个周日的下午，我正躺在床上，搂着约翰尼，我实在是头晕难受。哦，好一通大闹，好一阵折腾！首先，不想也知道，是一通咆哮。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搬了家？然后是，你知道我不会让你缺吃少穿的！那证明给我看啊，我说。于是他转身出门，抱了一堆食品杂货回来。我只要有饼干茶叶和干豌豆之类可以保存的东西就行了，但是不，劳里是劳里，他买的全是花色蛋糕和火腿。于是我吃了，约翰尼吃了，然后他又带我们去上馆子。我是你爸爸，他对约翰尼说，那小家伙自然是很高兴。然后，他走了。明天就回来，他说，可我一连几个月都没再见到他。“与此同时，我是彻底跌到谷底了。我去找救济署。那个时候，那里有一个理事会，里头全是势利的先生、女士，你站在那里，他们会说，你既然缺钱用，那为什么不把你脖子上的挂坠小盒卖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你有什么个人财产吗，我们不收留有资产的人。有资产！你说你有个年幼的儿子，他们说，那你就应该要求你丈夫付抚养金。你没法给他们那种人说清楚劳里是哪种人。最后，他们说我可以一周领两先令。那会儿还是盛夏，一时半会儿夏天还不会过去。他们派了个人来查看。我把所有东西都当了，只留了一条毯子给约翰尼，我就盖着外套睡。他来我们房里。床上有床垫，但是没有床单，一张木桌——就是这里这张，你喜欢的这张。一个架子，上面摆着点糖，半块面包。他站在那儿，穿着考究，打量着我和约翰尼，然后他说，你是不是把能变卖的都卖了？我的确是都卖了，连母亲留下的坠盒也卖了。然后他凑上前来，指指这个……”莫迪给我看了一根深色的长木棍，她用这个开合窗帘，“这个呢？他说。那我怎么开窗帘、关窗帘？我说。你是不是指望我把窗帘也卖了？我是不是连床都该卖了，打地铺？“那时他有一点惭愧，但也就一点点，为他不得不做的事惭愧，那可不是他的工作。而我就是这样领到了我的一周两先令。”“那钱够过日子吗？”“知道你只要多少钱就能过日子，你一定会惊讶的。约翰尼和我，我们吃面包，他有一点牛奶可喝，我们就这样一直熬到了秋天，诺罗夫斯基夫妇给我捎信说他们会接着雇用我，但是薪水要降。因为时世艰难。比他们开的工资少一半的活儿我都肯干。慢慢地，我最终从当铺把被子、毯子赎了回来，好过冬，我赎回了枕头，然后……有一天，我到保姆那里时，发现约翰尼不见了。劳里来过，把他带走了。我尖叫哀求，但是她说他是孩子的父亲，她不能拒绝把孩子交给他的父亲——我疯了，飞奔着穿过大街小巷，找遍了所有的地方。没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后来我病得厉害。我躺在床上，我不在乎，我觉得我要死了，十分欢迎死亡。我丢了诺罗夫斯基夫妇那边的工作，对于我来说，他们这条路算是彻底堵上了。等我能起床后，我找了个保洁工作挨过难关，这下我不带孩子了，他们肯雇我。我攒够了钱，就去找律师。我问，我怎么才能把孩子抢回来？但是你的丈夫在哪儿呢？他问。我不知道，我回答。那叫我怎么帮你？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你得登广告找他，他说。但是在哪儿登呢？我说。没有别的寻人方法了吗？有的，不过贵，他说。而我手头紧得很，我说。“然后他走到我面前，伸手在我身上到处乱摸，他说，很好，莫迪，如果想要我帮你的话，你知道该做什么。我拔腿就跑，拼命地跑出那办公室，从此再不敢走近任何一个律师。“而这段时间里，劳里带着约翰尼在英格兰西南部，和他当时的女人在一起。很久之后，当我再次见到约翰尼时，他说她待自己很好。他的父亲待他可不好，他父亲很快就又走人了，找了另一个女人，他永远不可能待在同一个女人身边。不，这个女人把他养大，而他不知道自己有母亲，他不知道我的事。直到最近他才晓得的，不过这个我下次再告诉你，下次。想想这些事，我就火冒三丈，心烦意乱，而我今晚本是想和你说好玩的事的，我喜欢回想的一段时光，一段不错的时光……”一个美好回忆莫迪走在商业大街上，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几顶帽子。那些帽子那么难看，让她倒吸一口凉气。她走进店里，对正在做帽子的一个女人说，你不知道怎么做帽子吗？那个女人回答，不知道，她是个寡妇，继承了一点遗产，就想自己做帽子卖。那，莫迪说，那你得学习如何做帽子，就像学擦地、学烤面包一样。我可以教你。她一开始有点恼火，但她倒还真想学。“我那一阵子常去她的店，她给我看她做了什么，我会让她把它全拆了，或者给她做一顶完整的帽子，我的技艺还没丢掉呢，现在也还在手上，这我知道。嗯，是的，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在想什么，你猜对了。没有，她没有付报酬给我。但是，你知道，这个活儿我喜欢极了。当然了，那不像在诺罗夫斯基夫妇那儿，不是伦敦西区，有了不起、真正的绫罗绸缎，只有些便宜货。尽管如此，我们两人一起，还是做出许多漂亮帽子，她因此小有名气。不久以后，因为做出了招牌，她把店卖了——但其实真正的招牌是我，而那可没写在哪份合同里，所以我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一个美好回忆莫迪为汉默史密斯抒情剧院的一个女演员工作。她愿意忍受每天去一个小时回一个小时的路程，因为那个女人实在好脾气，总是哈哈笑着，总在说笑话。“她一个人住，没有男人，没有孩子，自己工作。啊，那些可怜的女演员们，她们的工作累得很。我会给她做好饭，到时候热热就能吃，或者一大盘好沙拉，把她壁炉里的火点上，回到家时想着她回到房里，看到一切安排得温馨妥当，该有多开心。有的时候，日场演出结束后，她会说，坐下吧，莫迪，和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要是没有你我可该怎么办。然后她会和我讲戏院里的事。她不是个明星，她是他们所谓的性格演员。嚯，她的确是有个性。然后她死了。死于什么？我难过得很，根本不想知道。猝死。有一天我接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消息，她死了，突然就死了。于是我就没再回去了，尽管我其实还有两周的工钱没拿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这么问，是因为我一直想要理清她的经历，搞清楚时间。“什么时候？哦，是大战之后的事了。不是，是另外那场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莫迪口中一战就不是一场战争。她那时为约翰尼担心得要死，因为她觉得丈夫会去参军，这样一来约翰尼会上哪儿去呢？她到“部队去”，向他们打听，问他们知不知道一个叫劳里·福勒的人，他们说：可他是从英国哪个地区来的？“情急之下我顾不得了，双膝跪了下去。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我就跪了下去，四周都是军官。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我哀求。他们很尴尬，也难怪。我痛哭流涕，眼泪流得哗哗的。他们说，我们会想办法的，到时候通知你。“我每天都在等邮差上门，很久很久以后，来了一张卡片：我们未能找到劳伦斯·福勒。原因是，他不是在英格兰，而是在苏格兰参的军，因为那会儿他在苏格兰和一个女人同居，他要从她身边逃走。”喏，这就是这一个月去莫迪那儿的情形，写下来就是这些！但是有一天晚上，我对自己说，我太累了，太累了，我去不了，但我还是去了，那个晚上是什么情形？我比往常迟了一个小时。我站在那摇摇欲坠的门外，笃笃地敲门，然后嘭嘭地捶门。楼上许多窗户里有人探头探脑。终于她开了门，站在那儿，整个一小泼妇，蓝眼睛里怒火熊熊。“你要干什么？”“我来看你啊。”她尖声叫道：“我没时间，拖着腿穿过这个走廊去拎煤，够糟的了。”我对她说——听到自己的话我也吃了一惊——“那见鬼去吧，莫迪。”然后我扭头就走，没有回头看一眼。我其实没有真正发火，就好像是在念剧本台词。那晚我也没觉得担心，拿这空余的时间好好地泡了一把澡。第二天，我刚敲了第二下她就开门了，说：“请进。”她侧过身子，别开那张苦着的脸。后来她说：“你不必把我的胡说八道当回事。”“我要当回事，莫迪，我当然要当回事。不管你说什么，我得认定
。”“不，不行。五千日元，这是最低价了。我不是在跟您做买卖。五千日元这么亏本的价格，真是亏本价了，我也没法计算是赚是赔。就凭心情敲定的亏本价，也只有心情能缓解我抛下心爱之物的悲痛。我不能坏了心情，我不能像做买卖那样，干那些您砍价我折价的事儿。”亮作抬起他那张狂乱的哭脸，盯着野口，虽然还有些畏畏缩缩，平日冷笑中的那种阴霾却不见了。“我要是用五千日元买下来，您今天就能搬走吗？不，请您在今天搬走。”“今天怕是不行呀。这几天我跟车站商量好了，明天才会把行李送过去。东西已经收拾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搬走。”“您确定？”“当然确定。那您呢？打算什么时候付我那五千日元？”“等您搬走的时候。”“不，不行。要是您改了主意，我就得推后再走，去找别的买主，我就怕逃难逃晚了。现在您就付我那五千日元吧。”“不，这样不公平。”“您这人真奇怪。对您而言，也应该在今天以内趁早办完登记手续才对呀。这样一来，您就是这里的主人了，就可以安心啦。”于是野口的别墅就成了亮作的别墅了。第二天，野口把行李送到车站后，提着镐、镰刀、柴刀、铲子等农具来了。“一套一百日元给您呗？一套木匠工具，连抹泥刀都有。您要是用不着，就在车站前抬价卖了吧。”“一百日元有点贵。”“真的贵吗？连桶带天秤，就连喷雾器都有呢。您就算找遍了，也找不到卖农具和木匠工具的地方呀。而且，现在没有比这更贵重的东西了，有备无患嘛。我也想带走，不过您这边要是什么都没有，就算有田地也不好耕种呀，所以我就考虑让给您吧。您要是嫌贵的话，我就拿走了，重点儿就重点儿呗。”“这些是田地的附属品。”“那家具就是房子的附属品了？”“不，是在屋外用的东西。”“啊哈哈。”“不扯了，我买啦。”亮作不情不愿地从包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野口一家走了。自从野口建了这处别墅以后，女佣房间里就住着一个古怪的看门人。这附近的人都管这人叫“金时”[13]，其实这是一个年方二十四岁的女人。这女人不管长相还是身材都圆圆胖胖的，力气特别大。金时会种田，但不会做饭。让金时做菜，她就会烧一锅热水，把调味料扔进去，然后米饭也好，蔬菜也罢，不管什么玩意儿都一股脑儿丢进去，再拿饭铲搅来搅去。其他吃的，她做不出来。然而金时在田里能干好几个男人的活儿，轻松耕完两百来平方米的田。比起搅饭菜，她更喜欢搅粪池。因为没有哪个男人会品位独特到找金时私会，所以再找不到比金时更适合看守田地和别墅的人了。亮作对种田一窍不通，就把金时留下了。田地有两百多平方米，收获颇丰，因此在敌人登陆之前，光靠金时一个人干活两人也能过得很自在。短短一天内就发生了如此不可思议的变化。一无所有、住在鸡棚里的亮作如今变成了真正的富豪。虽说这是亮作就敌人登陆盘算好的交易，但在敌人登陆之前，他都是别墅的主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亮作满足了。随后他迈进已经属于自己的房间发呆。战争期间确实有人会在闲下来的时候发呆，而亮作发呆的时间则要更多一些。金时进了房间，站在他的身后。“给我买被褥。”“被褥？”“还要蚊帐。”“你没有吗？”“你不也没有嘛。”亮作胸口泛起一阵微苦，他还是一无所有。亮作不由得怒气上涌。“我把我的毛巾分给你一条，这就足矣。”“冬天会冷的，现在买。”“背着被褥怎么在战场上逃命啊。”“我来背。再买顶蚊帐。”“不需要蚊帐。不久我们就会住在洞穴里了。洞穴里挂不了蚊帐。”“能挂，我挖一个能挂的洞穴。还要买炒锅和饭锅。”“我有。”“太小。”“不小，四个人都够吃。”“不够吃。”“你真笨得可以，那口饭锅能煮一升米呢。”“得煮三升。”“你一顿吃得了一升吗？！”“我一天吃五顿。”亮作无话可说了。金时盯着他，目光中似乎含有些许怜悯，语气也仿佛是在劝告他。“都买了吧，现在很便宜啊。我会少花点儿钱的，把你身上有的钱都拿出来。”“你要干什么？”“拿所有的钱去添置东西。”“你白痴吧。一分钱没有，能活得下去？”“别担心，包在我身上。”“收电费的来了怎么办？”“我会卖田里的东西抵钱，不用你操心。”“是吗，真的不要紧？”“不要紧。”“你买这么多，打起仗来，能带着逃命吗？”“包在我身上。”亮作觉得金时的这番话听起来比较可靠，就解下包裹，把命根子拿出来了。还剩下两千多日元。两人一起去买东西了。金时先买了一辆板车。这车是人家不要的，已经丢在仓库深处多年了，在翻山越岭的逃难时刻派不上用场。金时之前就看上这辆车了。金时告诉亮作，这车只要修一修就还能用。因为逃难，涨价最猛的就是板车，不过这辆格外便宜。即使如此，这辆板车到头来也是最大一笔消费。买的东西堆满了整辆板车。“你喜欢喝酒吗？”“嗯。能买酒吗？”“我来酿。”金时买了酒壶和酒杯，买了两个酒瓶。亮作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他想感谢上天。“你也喜欢喝酒吗？”“我不喝。我喜欢吃得饱饱的。”最后两人买了一套钓鱼工具。“种田我自己来。你没事做，无聊的话就钓鱼吧。”“这样啊，不知道能不能钓上鱼。”“应该能吧，不想钓就不钓。”“我试试。”不久后，战争结束了。亮作在梦里都没描绘过这么幸福的场景。他一直希望跟满满一板车的行李还有金时一起躲在洞穴里活下来，回到废墟上，赶紧开始种田，过上安定的日子。仅此而已，未来就洋溢着希望，更何况还有房有地。亮作每天都在街上走来走去。他没法安下心来坐着，因为他在孤独的房间中左思右想，很难真切地体会到自己是房子、田地，以及温泉的主人。一旦意识到了，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这不像是身为所有者的满足感。于是亮作赶紧出门上街，每天他都在街上走来走去。街上各种地方发生了小小的变化，这些小小的变化在单调的战争时期是未曾有过的。亮作把这一切都看在了眼里。这些变化跟亮作沾不上半点关系。没有一点迹象能让他感觉到自己成了别墅的主人。即便如此，他还是很迷恋这些变化。每次这些小小的变化都会让他眼前一亮。他的心在变暖。有一天晚上，他觉得有必要挂个门牌。他之前一直没有挂过门牌。没有人会给他写信，他也没有什么信想收。他对过去的一切都不再留恋。梅村亮作死了，再挂一个崭新的他人的门牌吧。这么想着，亮作就喜不自胜。他敞开窗户，仰望澄澈的夜空，自由畅想着。战争结束前，他藏在小溪的岩石边，悄悄地享受垂钓的乐趣。那时总是有水鸟在旁喧闹。这是一条有很多小鸟的小溪。酒也叫水鸟[14]，这很有意思。把酒这个字拆成两半，就是三点水的水加上鸟（酉）。金时酿的浊酒极为难喝。话虽如此，能酿出来算是酒的东西也行，但大多数时候只能酿出来甜酒。金时有诚意却没有什么上进心，因此酿浊酒的手法也不见长进。每次酿出了甜酒，亮作就很失望，但也没想过自己来学着酿酒去酿出好喝的浊酒。或许每天喝着好喝的浊酒也会很开心，不过亮作能喝到金时酿的超难喝的浊酒或是甜酒就已经满足了。亮作也觉得，比起一直单调地喝着好喝的浊酒，自己更喜欢有所期待——“这次瓶子里会酿出什么酒呢”。虽然金时做什么都粗枝大叶的，但这种粗枝大叶的地方还透着点纯粹的人情味。对亮作来说，他更珍惜金时粗枝大叶酿出来的失败浊酒，而不是别人酿出来的美味浊酒。“嗯，水鸟亭，挺好。”半轮明月挂在了山边。“水鸟亭山月。嗯，就这个。”于是，亮作砍了段竹子，用小刀刻了字，当作门牌挂上了。伊东附近的群山上有无数的洞，这些洞都是战争期间为防敌人登陆而挖的。这些洞不同于防空壕，是陆战专用的，所以特别大，大到能把部队、坦克以及卡车都一起藏进去。离城市最近的一个洞穴成了乞丐窝。伊东有些地方田里冒着温泉，有旅馆，有渔民街，这些地方都会扔很多乞丐能吃的东西，所以这里就成了乞丐和野狗的天堂。住在上野地下通道里的人们听说有这等去处，一批人就开始往伊东搬，没过多久这里就住了六十来户人家。其中有一位六十来岁的老爷子，原本是中学（相当于现在的高中）老师。整体来说，或许在这里要饭营养比较全面，所以老人家气色很好，不胖不瘦，而且兴致来了还能去田园的露天温泉里泡个澡，所以老人家仪表整洁，要比战争期间那些逃难的人更干净利落。他们走起路来总是背着桶、军用饭盒、锅和裁缝用具等一整套日用品，这也是用以判断他们身份的标志，不知内情的旅人甚至会把他们看成登山家——还有这么新潮的居民呢！这位原本是中学老师的老爷子过去一直被大家叫作老头儿，现在却精气神十足，看着像是现任中学老师，而且还很有威严。这份威严主要来源于他鼻子底下的小胡子，还有他那看似在沉思冥想的眼神。充分的营养保证了他皮肤的光泽和精气神，如果没有这份精气神，这份威严可能就要减半了。他似乎热爱孤独与逍遥，总是扛着一套日用品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他的脚步安静而沉稳，似乎跟他职业方面的目的毫无关系。不过他偶尔在路上瞥到正在工作的工人，就会念叨道：“道路扩建，道路扩建。”要是他看到路边冒出来的温泉，就会念叨道：“温泉涌出，温泉涌出。”有一次，这位老爷子偶然从水鸟亭前经过。他是第一次路过这里，但他的沉着与逍遥似乎与职业并不是全无关系，他以往应该没有机会走在这种孤立于田园中的水鸟亭前的小道上。他沉着的脚步忽然在水鸟亭门前停下了。是什么让心如止水的哲人停下了律动的脚步？是门牌。“水鸟亭山月，水鸟亭山月。”他反复朗读了两遍，又迈开步子，然后一边走，一边又念叨道：“水鸟亭山月。喔，是浪曲师[15]的别墅呀。”他又念叨道，“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亮作当时在围墙边种田，悄悄地看见、听见了这一切。于是一股说不清是恐怖还是震惊的情绪向他扑了上来。战争已经结束好几年了。市场上已经能买到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人们好像已经忘记了那个给人配给猪食都还欠了一个多月的时代。那个把自家田里的东西视作无上美味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只要出钱就有肉，有砂糖，还有外国的奶酪，连苏格兰威士忌都能买得到。就在几年前，一条沙丁鱼还是令人仰望的奢侈品，如今在伊东的渔民街上，那些晒干的竹筴鱼和鲭鱼连野狗都不会看上一眼。温泉街上那些只动过一筷子的伊势虾菜肴都被扔到了垃圾堆。住在洞穴里的这一批乞丐越来越接近圣贤之士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不操心居住，更何况吃得还很有营养。只有亮作一个人，不，只有改名后的水鸟亭山月，他得到的，而且一直在拼命守护着的东西只有那一间房子和一小片田地，他的衣食住行跟战争期间完全没有变化。他除了吃自己田里种出来的东西以外，什么奢侈享受都不能有。他没有钱，也没有工作。不，他自负自己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说来很不可思议，这种心境应该就叫作斜阳族[16]吧。他已经有了自尊，不可能去捡地上的东西吃，就连找份工作也低不下头来。他之前就知道在洞穴居民里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老头儿。他也看见过他安静又逍遥地念叨着道路扩建、道路扩建的样子，也听说过他原来是位中学老师。他刚知道老头儿这个人的时候，也确实觉得心中有种讽刺的满足感。自己前半辈子愿望就是当中学老师，虽然没能当上中学老师，却成了这温泉别墅的主人。而原本的中学老师也不过是洞穴居民而已。然而，随着战争阴影的淡去，他的生活越来越窘迫，因窘迫而生的悲哀也就越来越浓烈。他比谁都更常想起那个老头儿。这是他心里的一个可怕秘密，而且，他只有这个秘密不想为任何人所知晓。相较于老头儿安稳的生活，他的生活非常不安稳。没有任何收入，还被税金和捐款追着跑，只能咬紧牙关在世人面前死要面子。虽说他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但换个角度看，那个老头儿也能算是这温泉别墅的主人呀。露天温泉是他们的，不光田地，海里的渔场和山野里的牧场也都是他们的，他们能找出所有山珍海味来吃。然而他看不起乞丐，忘不了自己身为别墅主人的那份骄傲。或许是因为忘不掉，亮作才会如此无可救药。他越来越畏惧心里的秘密——老头儿这个人的存在本身已经把他打垮了。“浪曲师别墅，浪曲师别墅。”老头儿念叨着走了。他似乎察觉到了在围墙边干活的亮作，然而他对浪曲师什么的好像完全不感兴趣。打乱他那沉着的脚步的，主要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这一点，亮作也注意到了。“水鸟亭山月……”老头儿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远方后，亮作忽然念叨了一句。老头儿察觉到的是水鸟亭山月这个门牌，并不是他这个人——这一事实在亮作心里渐渐复苏了。亮作觉得，这再当然不过了。“这门牌，不是我的。”亮作想把水鸟亭山月的门牌摘下来。然而，亮作转到门前看着门牌，又觉得很悲惨，实在没法把它摘下来。想了又想，还是放弃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第二天，门牌没有摘，而他自己被人发现已在鸡棚的旁边上吊死了。[1]大日本产业报国会的简称。成立于1940年11月23日，在内务省和厚生省的指导下用战时体制统一管理劳动者的组织。——译者注[2]一种定置网，由拖网和袋形网构成，体积非常大。——译者注[3]日本“二战”时期为了解决因征兵导致的劳动力不足和军需问题，曾经强行征用百姓劳动。[4]指B-29轰炸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朝鲜战争时期都是美军的主力轰炸机。——译者注[5]约3.3平方米。——译者注[6]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官方对大本营的战况所发布的公告。大本营即中日甲午战争起，至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译者注[7]意为“天下一家”。——译者注[8]古代人类生吃贝类，丢掉的贝壳就堆成了贝冢。贝冢里不仅有贝壳、野兽和鱼的骨头，还有破损的石器等。——译者注[9]日本军队的部队编制单位之一。比旅团和团大，比军团和军小，人员大概在六千到两万左右（根据时代有所不同）。——译者注[10]指《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译者注[11]指伊豆大岛。位于伊豆群岛北部，是伊豆群岛中最大的岛屿。——译者注[12]日本南北朝和室町时代的农民武装集团。他们一般潜伏在山野之中，抢夺物资，参与战斗。——译者注[13]指坂田金时。即金太郎，源赖光麾下四天王之一。——译者注[14]在日语中水鸟是酒的别名。——译者注[15]浪曲是一种主要随着三味线音声高低，通过唱词和曲调讲述故事的表演艺术。——译者注[16]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世间情势急剧变化而没落的上流阶级，没落阶级。出自太宰治的小说《斜阳》。——译者注玩具箱总体来说，艺术领域存在一些只能靠这门手艺吃饭的人，像围棋将棋这些就需要特殊的天分才能在十四五岁拿到初段。因此有些人虽然在这条道路上有天赋，但让他做点别的事，就比国民学校的孩子还不中用，简直就跟白痴一样。不过也有一家之言认为，这种特殊的畸形儿最多也就能达到四五段，而那些能成为高手中的高手的人，在其他道路上也不会陷于平庸。就文学而言，偶尔也会出现这种作家。一般世人都容易对艺术的世界抱有迷信般的偏见，认为艺人、艺术家都是一些疯子。就工作性质来说，不能按时，没有规律是一方面，但工作性质本身就是没有规律。晚上工作白天睡觉，不能凭这个就认定人家是疯子。本来艺、艺术这种东西就不能用家常便饭的心态去搞。我前几天看了将棋名人战的决战，当时塚田（八段）第一手想了十四分钟，于是观战的土居（八段）问他说，像第一手这种不是应该前一天晚上就想好吗？而
深的顾虑，但他一直没有剥夺高骈的军权。虽然皇帝李儇任命郑畋为京城四面行营都统，但从官职的名称来看，郑畋只是关中地区的领兵统帅，高骈依旧是全国行营的最高统帅。为了让高骈明白自己的意图，皇帝李儇于中和元年（881年）九月特意下诏为高骈做了解释，但这封诏书尚未到达扬州，高骈已经事先得到消息，宣布拒不出兵，经过近半年多的等待，皇帝李儇终于做出了撤换人选的决定。与此同时，李儇还允许王铎自己任命将佐，王铎在数日之内就组成了新的军事指挥班子，他以周岌、王重荣为右司马，以诸葛爽和宣武节度使康实为左、右先锋使，以右神策观军容使西门思恭为诸道行营都监，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同时为了保障江淮漕运物资能够源源不断地北上，王铎任命感化军节度使时溥为崔遣纲运租赋防遏使，负责徐州辖境的漕运安全。另外任命王重荣之兄、时任陕虢观察使的王重盈为东面都供应使。在进行人事安排调整的同时，王铎传檄四方，命令各地藩镇派兵进入关中增援，并得到藩镇们的积极响应。经过王铎的一番努力，到了四月间，官军对长安形成了新的包围圈。长安东面有王铎率领的禁军以及山南西道、剑南东川两镇军队共计三万人屯驻周至；长安西面有杨复光率领的忠武军、沧州、寿州等几支军队屯驻武功；朱玫率领的邠宁军、李昌言率领的凤翔军以及泾原军等三镇数万人马屯驻兴平；长安之北有王重荣率领的河中军和王处存率领的易定军屯驻渭北；而长安西北方向有东方魁率领的保大军和拓跋思恭率领的定难军屯驻渭桥。面对官军打造的新一轮的包围，黄巢首先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术。中和二年（882年）五月，黄巢派部将尚让向西北方向进军，攻打坊州的宜君寨。时值遇到严寒天气，由于尚让为士兵们准备的御寒衣物不足，导致大量士兵冻死，结果被官军击败。七月，义军虽然在涝水击败李昌言，接着又攻打武功，迫使官军稍稍后撤，但总的来说，黄巢以攻为守，想要打破官军包围圈的战术未能实现，依旧处于被动防御的状态。长安作为国都，由于人口密集，本来就是一个粮食供应比较紧张的地区。唐朝向来是依靠漕运山东和江南的粮食来维持庞大的粮食供应。而黄巢数十万大军占领长安及其附近地区的狭小之地，处于官军的包围之中，而且遇到严寒天气，很快便陷入严重缺粮的困境。当时长安城中一斗米的价格高达三万钱，韦庄在其诗作《秦父吟》也写到了“一斗黄金一斗粟，尚让厨中食木皮”。《旧唐书?僖宗纪》也记载了中和二年“天下勤王之师云会京畿，京师食尽，人食人”。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同州和华州发生了义军将领投降官军的事件，最严重的是同州防御使朱温的降唐，而这起事件也成为黄巢败亡的导火索。起义失败朱温，宋州砀山人，年幼丧父，跟随母亲寄人篱下，生活经历十分坎坷，所以黄巢起义后，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义军，而且屡立战功，逐渐受到重用。邓州败退后，朱温被黄巢任命为同州防御使，与渭北的王重荣隔河对峙。在此期间，朱温曾经领兵出战，取得不少胜绩，一度打败过王重荣的数千骑兵，迫使诸葛爽闭关不战。他曾经拦截王重荣从河中发来的数十艘粮草船只，当王重荣带领三万大军来夺时，朱温下令将船只全部凿沉，气得王重荣破口大骂，并领兵围攻同州。面对官军的大举围攻，朱温闭城不战，多次请求身在长安的黄巢派兵增援自己。可是，左军使孟楷由于和朱温矛盾颇深，拒不上报朱温的增援请求，最终导致长安方面没有派出援军。此时杨复光再度派人招降朱温，朱温身边的谋士谢瞳认为，朱温现在是孤军奋战，如果这样继续下去，早晚会被官军剿灭，不如趁势投降官军。谢瞳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跟随朱温左右，深得朱温的信任，对于谢瞳的建议，朱温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眼看身在长安的黄巢被官军紧密包围，所以他决定投降官军。中和二年（882年）九月十七日，朱温斩杀黄巢的监军严实、大将马恭、举同州之兵投降了王重荣。当时诸军统帅王铎闻讯大喜，一方面派遣谢瞳奉表前往蜀中向皇帝李儇报捷；另一方面依据皇帝李儇授予自己的“便宜行事”的权力，加封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后来皇帝李儇正式加封朱温为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并赐名“全忠”。不过，朱全忠降唐虽然极大瓦解了黄巢的势力，但由于其官职的加封，当时或许谁也想不到，朱全忠后来会成为大唐帝国的掘墓人。朱全忠降唐事件在黄巢义军内部引起极大的辐射效应，黄巢委派的华州刺史李祥与朱全忠日常交往密切，受朱全忠降唐的影响，也企图背叛黄巢。但被黄巢事先发觉，结果骗至长安秘密处死，改派其弟黄邺为华州刺史。不过，李祥的亲信将领依旧在华州，所以华州地区的倾向性依旧不明朗。与此同时，平卢军留后王敬武也举兵背叛黄巢，王敬武本来是平卢镇一员普通的军将，在举兵反叛黄巢的前一个月，他发动兵变驱逐节度使安儒师，接受了黄巢委任的官职。可是当王铎传檄四方，藩镇们纷纷增兵关中地区包围黄巢后，王敬武认为黄巢的形势十分危急，于是经王铎派遣的都统判官、谏议大夫张浚的劝说，他也举兵反叛黄巢，派兵跟随张浚进入关中，包围黄巢。不过，虽然不少藩镇响应王铎的号召从四面八方向关中增兵，但是黄巢此时依旧有二十万大军集结在长安附近，这让王铎感觉到，镇压黄巢存在很大的难度，而且王重荣也有进退两难的感觉。因此为了增强军力，行营都监杨复光提出援引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率领的沙陀骑兵进入关中参战。前边我们说过，李国昌、李克用父子在懿宗李漼在位末年时背叛了朝廷，到了皇帝李儇即位后，对朝廷的态度依旧是反复无常，并不时侵扰北部边境。到了广明元年（880年）七月，李氏父子被唐将李琢和吐谷浑都督赫连铎联手打败，被迫带着宗族逃往阴山下的鞑靼部族。事实上，当李氏父子看到黄巢兵占长安后，依据当年懿宗皇帝请他们出兵帮助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他们已经预见到，朝廷可能会再次求助于自己，所以积极训练自己的骑兵队伍，准备随时听候朝廷的召唤。当时赫连铎暗中联系鞑靼部族统帅，他认为李氏父子不是甘心寄人篱下的人，现在训练骑兵，是为了最终兼并鞑靼部族，并建议找到合适的时机依据除掉李氏父子以绝后患。当时以李氏父子的实力，还无法做到兼并鞑靼部族，所以李克用在得知鞑靼部族有意清除其父子时，一方面在与鞑靼将领们外出打猎时，故意显示自己精湛的武艺，以此来威慑鞑靼人，使其不敢轻易下手；另一方面故意宣称李氏父子不会在鞑靼部族驻留过长时间，只要朝廷征召，会立即回到中原，协助朝廷围剿黄巢。鞑靼部部族统帅通过观察，见李氏父子没有久留之意，也就打消了清除他们的念头。与此同时李克用也不断向朝廷上表请降，希望能够协助朝廷平定黄巢。于是，在杨复光的积极建议和李氏父子的积极努力下，中和二年（882年）十一月，皇帝李儇下诏让李氏父子带领骑兵返回中原，协助朝廷平叛。十一月十二日，李克用和代北监军陈景思带领沙陀骑兵三万人挥师南下，十二月，李克用领兵抵达河中府。当时沙陀骑兵全都身穿黑衣，被称为鹀军。由于沙陀骑兵英勇善战，特别是有过成功镇压庞勋起义的经历，这对于黄巢农民起义军的心理颇有影响，进而产生畏敌情绪。黄巢看到这种情况后，派使者带着诏书和大量的财物前往河中府与李克用讲和。可是，李可用接受财物后却翻脸，烧毁黄巢的诏书，将使者驱逐，下决心剿灭义军，并亲自引兵至夏阳（今陕西韩城）渡河，屯驻同州，成为包围长安的官军先锋人马。与此同时，身在华州的李祥亲信将领发动兵变，他们赶走黄邺，共举王遇为统帅。稍后王遇即举华州之军投降王重荣，作为长安重要屏障的同、华二州就这样在两个月内先后重新回到官军手中。随着李克用的沙陀骑兵加入官军，从中和二年下半年起，官军和义军的实力发生变化，官军的兵力明显增多。特别是李克用沙陀骑兵的到来，官军取胜的信心有所增强，而黄巢则陷入粮草匮乏和军心不稳的困境之中。进入中和三年（883年）以后，战局继续向着官军有利的方向发展，当时田令孜看到黄巢已经呈现衰败趋势，便着手为宦官集团抢夺胜利果实。正月二日，王铎任命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这样使得宦官的兵权进一步增强。但即使这样，田令孜依旧不满足，正月八日，他为了进一步笼络杨复光、陈景思等宦官，又以“讨黄巢无功”为理由，奏请皇帝李儇罢免王铎的诸道行营都统之职和崔安潜的副都统之职，以宦官西门思恭为右神策军中尉，充诸道租庸兼催促诸道进军等使。而皇帝李儇则任命田令孜为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统管全部禁军。对于镇压黄巢的军事力量，宦官集团主要依靠李克用的沙陀骑兵，正月十日，李克用的部将李存贞在沙苑（今陕西大荔与朝邑交界）击败黄巢的弟弟黄揆。二月，进军沙苑西南的韩沆，与河中、易定、忠武等军会合，黄巢得到消息后派部将尚让、赵璋、王璠、林言以及弟弟黄邺、黄揆等人率领十五万大军屯守于华州城西三十里处的梁田陂，准备与官军决一死战。二月十六日，双方展开大战，由于黄巢大军缺乏统一指挥最终战败，史书记载“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不过，梁天陂之战后，王璠和黄邺转而就近攻打华州，并成功驱逐王遇，重新占据城池据守。李克用得到消息后，立即领兵将华州团团包围。三月六日，尚让领兵援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闻讯在距离长安大约九十里的零口（今陕西临潼）加以阻截，将尚让打得大败而归。李克用趁势进军至长安东北的要冲之地东渭桥，并每天夜间派部将潜入长安，四处焚烧粮草制造混乱，搞得长安城内人心惶惶。三月二十七日，在官军的进攻之下，华州守将黄邺弃城逃跑，官军二次夺回华州。纵观整个战场局势，梁天陂之战和零口之战，可以说是黄巢义军试图扭转不利战局的两次努力，是直接关系到长安大齐政权存亡的两次重大战役，而两战连续失利，标志着黄巢义军已经无力遏制官军的进攻，尤其是李克用的沙陀骑兵。身在皇城中的黄巢眼见以沙陀军为首的官军来势凶猛，加上长安城中粮草匮乏，便产生了退出长安的想法，因此发兵三万扼守蓝田（今陕西蓝田）通往武关的道路。四月八日，李克用、王重荣联合从渭桥发动对长安的进攻，义军虽然拼死抵抗，但一日三战皆败。两天后，杨复光命令部将杨守宗带领人马跟随李克用从光泰门攻进长安，在这期间李克用带领沙陀骑兵作战神勇，《资治通鉴》评价认为：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时人谓之“独眼龙”。就在李克用攻进长安外城的当天晚上，黄巢带领十五万义军在夜色的掩护下仓促撤离长安，从兰田进入商山向东退去。官军入城后，随即开始大肆劫掠，由于没有统一的调度，对长安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资治通鉴》评价“官军暴掠，与贼无异，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从某种角度而言，官军重新夺回长安后，在几天之内所造成的破坏远远超过占据长安两年多的黄巢义军。《旧唐书?黄巢传》将这次以藩镇为主力部队的官军对长安的劫掠，与当年安禄山占据长安以及代宗李豫时期吐蕃侵入长安所造成的破坏做了比较。自禄山陷长安，宫阙完雄，吐蕃所燔，唯衢庐舍。朱乱定百余年，治缮神丽如开元时。至（黄）巢败，方镇兵互入掳掠，火大内（大明宫），唯含元殿独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内，南内及光启宫而已。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官军的贪婪，黄巢义军在撤退之时，沿途故意丢下大批财物，官军一路拾取，没有追击黄巢义军，致使黄巢义军得以全身而退。黄巢虽然撤出了长安，但由于保留了完整的军队，所以此后在河南地区与官军继续展开拉锯之战。中和三年（883年）五月，黄巢派左军中尉孟楷带领一万人马为先锋军进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孟楷随即从蔡州移师攻打陈州（今河南睢阳）。当时担任陈州刺史的，是自曾祖父以来曾担任过忠武军牙将的赵犨，而忠武军也是自王仙芝、黄巢起兵后一直参与镇压的一支官军主要力量。早在黄巢刚刚占领后，赵犨就预感黄巢如果有一天撤出长安，必定向东进兵，而陈州是其首当其冲的必进之地。所以他一直修筑城池，囤积粮草，积极进行备战，他将陈州城外六十里内有钱粮的居民统统强制迁入城内，目的是为了增加城中的粮食储备，而且如果黄巢前来进攻，让其无法在当地募粮。当孟楷领兵走到项城（今河南项城）时，赵犨趁其不备，突然发动猛攻，结果孟楷兵败身死。黄巢闻讯大怒，与秦宗权合兵围攻陈州，可是由于赵犨事先做了充分的守城准备，义军一时间难以攻克。黄巢一心要为孟楷报仇，竟在陈州城外建起一座“八仙营”，而且布列百官曹署，做长期攻打陈州的准备。黄巢包围陈州将近一年的时间，大小数百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始终拿不下陈州。在我看来，黄巢当时颇有些感情用事，因为失去长安的根据地，黄巢有意继续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围攻陈州将近一年，实际上是自捆手脚，更加不利于已经处于战略劣势的黄巢。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围困陈州是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正是从此战开始，黄巢逐渐走向败亡。赵犨在陈州一边拖住黄巢大军，一边派人向邻道求援，当时武宁节度使时溥、忠武节度使周岌和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全都领兵前来救援。十二月间，朱全忠在鹿邑（今河南鹿邑）小胜义军，并趁势进驻亳州，但是他们看到黄巢兵势依然强盛，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他们向李克用求援。李克用攻占长安后，在局势稳定后便领兵返回雁门，不久便被皇帝李儇任命为河东节度使，并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中和三年（883年）二月，李克用在接到陈州方面的求援后，亲率五万大军渡过黄河，与朱全忠、周岌、时溥等人会师。四月二十九日，几路大军连续对黄巢发动进攻，先在陈州附近的太康击败尚让，又在西华（今河南西华）击败黄邺，义军损失万余人和大批粮草，黄巢被迫从陈州撤围，退军至陈州城北的故阳里。当时朱全忠的治所汴州就在陈州的西北处，他担心义军乘虚进攻自己的辖地，于是急忙领兵退回大梁（今河南开封）。就在朱全忠退军的没几天，五月三日，黄巢因为陈州当地大雨滂沱，军营被雨水淹没，无法继续屯驻，加上李克用的沙陀骑兵不断进逼，便亲自领兵进攻汴州，并派尚让领兵攻打大梁，朱全忠早已经料到黄巢会有这一手，所以在积极抵抗的同时，继续向李可用求援。五月六日，李克用与忠武军监军田从异领兵从陈州西北处的许州出发，于两天后在中牟（今河南中牟）北面的王满渡追上黄巢，并乘义军渡河之际发动进攻。黄巢被击败后带领残部继续向北撤退，这次李克用吸取了官军攻占长安后没有立即追击黄巢的经验教训，领兵对黄巢紧追不舍。从五月六日开始一直到五月十日为止，连续四天的时间，李克用分别在封丘（今河南封丘）、冤句、汴州打败黄巢，义军一败再败，而且很多将领看到大势已去，纷纷投向了官军。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例如李党、周霍存、葛人周、张归霸、张归厚等人则投降了朱全忠。此后，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黄巢虽然依旧采取流动战术对抗官军，但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而且由于大批将领降唐，使得黄巢手下无人可用，只得亲自领兵作战。中和四年（884年）六月十五日，在和官军交战数十次之后，黄巢进入莱芜境内。让他想不到的是，李克用和时溥在这里已经布下天
日韩综艺AV国历史上最强大帝国的兴衰成败耗时六年新历史作家冬雪心境真诚奉献中国工人出版社向广大读者致意大唐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九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和精心、周密的策划，安禄山认为举兵反唐，取而代之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发动所辖兵马连同奚、契丹、室韦等大唐北部少数民族部落人马十五万人，以“奉密旨入朝讨伐杨国忠”为名，蒙骗三军将士在范阳公然发动叛乱。当时所有人都未曾想到，安禄山发动的这场叛乱居然会改变大唐帝国的命运，正所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场叛乱犹如一股强台风，它惊破了李唐皇室的轻歌曼舞，也冲破了千家万户的祥和之景，国泰民安瞬间破碎，帝国山河顿时陷入一片腥风血雨。安禄山在范阳城门前慷慨激昂地检阅兵马时，李隆基正在华清宫内杨贵妃带给他的温柔乡里，七天后当安禄山叛乱的消息传到华清宫时，李隆基居然不相信。准确地说，很长时间以来对国事的厌倦与慵懒，使他不情愿直面这场命运的挑战。第一章天下惊变应对“这一定是厌恶安禄山的人造谣生事！”当李隆基听到安禄山叛乱的消息后，这是他抛给所有人的第一句话。这种心存侥幸的天真想法，很快就被站在一旁的高力士否定。“陛下！安禄山有野心已经很长时间了，这一点陛下并非不知道，依老奴看来，安禄山叛乱是迟早的事儿，现在传来他叛乱的消息，还是希望陛下能够早日定夺！”当时朝堂之上没有人比高力士更能说动李隆基，当高力士说完后，李隆基的脸上开始显出忧虑之色，虽然他知道安禄山野心十足，但局势变化如此之快，还是出乎他的意料。残酷的事实无情地击碎了李隆基的幻想，高力士的话语让他极不情愿地正视安禄山发动叛乱的现实，于是他面对朝臣开始发问：“众爱卿可有良策？”事实上早在朝臣听到安禄山挥师南下的消息后，很多人已经吓得目瞪口呆、相顾失色，所以李隆基的问话基本等于是白问，这些锦衣玉食的大臣们很多人已经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过着寄生虫似的生活，身在官场整天打打嘴仗、搬弄是非绰绰有余，但对于突生的变故根本没有能力去应对。所有人全都面如死灰地低着头不说话，但此时有一人例外，这个人就是先前不断逼安禄山造反的杨国忠。此时杨国忠非但没有惊慌，脸上反现扬扬得意之色，因为他不厌其烦向李隆基上奏安禄山必反的“天才”预言终于成为了事实，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就在朝臣们忧心忡忡、手足无措时，杨国忠为了显示自己卓然的才能，故意装出一副处惊不乱、泰然自若的“大将”风度，开始站出来为皇帝陛下解忧：“陛下不必忧虑，我估计现在只有安禄山想反叛，士兵们未必愿意跟着他，请陛下放心，凭借着陛下的天威，过不了几天，必定会有人献上安禄山的首级。”在我看来，杨国忠所说的话虽然很能振奋人心，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废话。不过李隆基似乎很认同杨国忠所说的话，对于杨国忠这种浅薄无知之徒的痴人说梦及满嘴的胡言乱语，李隆基居然不住地点头，这真成了“君臣默契，一体同心”。杨国忠说完后，李隆基并没有过多地进行深入思考，就立即指派特进（退休官员）毕思琛前往东都洛阳、金吾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二人各自在当地招募士兵，共同抵御安禄山的大军。从李隆基的这个安排来看，他显然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试图用临时招募拼凑的乌合之众，来抵御安禄山的斗志旺盛、训练有素、久经沙场、骁勇善战的精兵劲旅，无异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不过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天宝年间大唐武备内轻外重的真实隐忧，如此安排，也算是此时关中地区无兵可调的无奈之举。李隆基内心没有真正重视安禄山这个可怕的对手，但在毕思琛和程千里走后，他的内心又很忐忑，因为在此之前，从河北地区又传来了最新消息，安禄山此次前来一共带了将近二十万人。这下，李隆基真的坐不住了。此时，安西节度使封常清恰巧入朝奏事，李隆基犹如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在见到封常清后第一句话就是询问讨贼方略。李隆基之所以如此看重封常清，是因为他不仅是和安禄山官职一样的节度使，更是一员名震西北边陲、久经沙场的猛将。天宝元年曾跟随夫蒙灵詧远征至碎叶城（今俄罗斯伏龙芝市）平定达奚诸部的叛乱，天宝六年又跟随高仙芝击败了依附吐蕃的小勃律国，可谓是战功赫赫。按说这样一位久经沙场并深受皇帝陛下信任的战将，在皇帝陛下询问讨贼方略时，其回答应该是严谨负责任的，然而封常清却犯了兵家大忌，那就是在对战局情况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或许是他多年来在战场上少有败绩，使得他逐渐自大起来，在面对皇帝陛下的发问时，他居然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一段话：“陛下不必忧虑，现在天下太平已经很久了，所以人们都害怕安禄山大军前来。但在臣看来，事情逆顺，形势总会有变化，臣愿意前往东渡洛阳，打开府库取出金帛武器，招募骁勇善战的勇士，然后渡过黄河去征讨安禄山，臣保证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将安禄山的首级送来长安城。”封常清说得信誓旦旦，李隆基听得心潮澎湃。然而在我看来，正是封常清这番不负责任的话语，导致了他日后的悲剧下场。李隆基听后龙颜大悦，当即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将守卫东都洛阳的重任悉数托付于封常清。不可否认，封常清对于皇帝陛下的重托，还是十分努力的，他当日就动身启程，晓行夜宿赶赴东都洛阳，在那里他很快就征兵六万，并拆毁洛阳北面的黄河要津河阳桥，以加强洛阳城的防御。封常清虽然是久经沙场，但李隆基在听叛军不断攻城掠地的消息后，还是对时局流露出了担忧之情，所以在封常清走后，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华清宫，而是立即星夜兼程返回长安重新进行部署。在回到长安后，李隆基召见的第一个人是郭子仪。郭子仪，祖籍山西，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时任朔方节度右兵马使、九原太守。自幼研读兵书，学习十八般武艺，身材魁梧，相貌俊秀。十八岁以优异的成绩考中武举，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后世史家称郭子仪是“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从他后来指挥平定安禄山的叛乱和保卫大唐边疆的一系列战斗中可以看出，史家的评论绝非虚言。不过更让郭子仪本人想不到的是，李隆基这次召见他，居然会拉开他可歌可泣、辉煌灿烂的人生序幕。“朕决定任命爱卿为朔方节度使，为朕去前方讨贼，万望爱卿勿负朕之重托。”事实上李隆基在此之前，早已经看出了郭子仪是个难得的帅才，担任一方节度使绰绰有余，只是由于安禄山始终兼任朔方节度使，所以郭子仪始终没有机会上位。现在好了，安禄山已经变成了大唐的敌人，所以李隆基这次决定重用郭子仪，让他到战场上去实现他真正的价值。“臣当竭尽所能，拼上这条老命也要保住大唐的基业。”当郭子仪听到李隆基的任命后，他立刻跪在地上叩头在地。“爱卿的心意朕明白，不过此次安禄山叛乱，朕觉得其人马众多，恐怕需要动用全国的力量才能平定，仅是爱卿一人担当恐怕力不能及啊！”“臣愿听陛下调遣，让臣去哪里，臣就去哪里。”“爱卿暂且整顿兵马，在京城待命，容朕再仔细思量。”……就在李隆基和郭子仪对话的转天，即他回到长安的第二天，就得到了叛军攻克博陵（今河北定县）的消息，至此李隆基终于下定决心，动用全国的力量来平定这场叛乱。针对安禄山的行军路线，李隆基决定在长安与河北之间划分三个战区，将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放在北路，同时任命李光弼为河东节度副使，在中路形成屏障，防御太原扼守井陉，伺机出击河北。新置河南节度使，领陈留等十三郡兵马，任命卫尉卿张介然为节度使，以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统管诸郡前线防御使。为了使这三路大军形成合力，李隆基特意任命六皇子荣王李琬遥领三军统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大军东征，十二月初在高仙芝的带领下，大军离开长安，进驻陕郡（今河南陕县）。当时安禄山率领叛军已经攻克河北大部分州县，即将进入河南地界直逼东都洛阳。从李隆基的部署来看，唐军主要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陈留（张介然负责，兵力一万人），第二道防线在东都洛阳（封常清负责，兵力六万人），第三道防线在陕郡（高仙芝负责，兵力五万人）。通过李隆基的部署我们可以看出，唐军围绕长安大致确定了一个总的防御体系，那就是京东以高仙芝、封常清为主力，京北以郭子仪、李光弼为主力。应该说，从战略角度而言，李隆基的部署还是比较妥当的，然而实际上，李隆基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政府军，又是临时招募“赶鸭子上架”的军队，居然被他分散得不成样子，这势必影响士气。洛阳失陷安禄山亲率十五万大军（号称二十万）自范阳起兵南下，乘着铁甲战车，步骑精锐，浩浩荡荡，烟尘千里，鼓噪震地。由于安禄山发动叛乱很突然，加上大唐本土已近百年没经过战争，以至于各地武备废弛，战斗器械严重老化，叛军每到一处，守城官兵不是开城投降，就是望风而逃，叛军一路南下所过河北诸州县，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兵不血刃地横扫了整个河北地区。十二月二日，叛军在攻克河北博陵后，进至河南灵昌郡（今河南滑县）的黄河北岸，时值隆冬季节，天寒地冻，黄河的水位正好下降至一年之中的最低点，安禄山下令让士兵用长绳将老化的船只系在一起，然后和草木等横在黄河之上。经过一夜的冰冻，黄河之上呈现出了一座“人工浮桥”，次日清晨叛军轻而易举地渡过了黄河。黄河的对岸就是灵昌郡，当时灵昌郡守错误估计了形势，他认为如此天寒地冻的时节，安禄山的叛军要渡过黄河至少要在转年三月河水开化以后方可成行，所以他没有认真地进行守城的准备，结果安禄山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渡过了黄河，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在叛军的突然袭击下，灵昌宣告失陷。至此，安禄山的叛军已经进入了河南道的地界。准确地说，叛军距离东都洛阳已经很近了。十二月五日，安禄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陈留（今河南开封）。此时距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上任刚刚三天的时间，由于时间仓促，张介然在闻听叛军已至的消息后，匆忙率兵登上城楼，坚守要害之处抵御叛军，但由于时间实在有限，当时根本容不得张介然认真准备和仔细部署，加上他本身就没有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过，而且守城的士兵全是临时招募而来的，他们在听到叛军那震天动地的吹角鼓噪之声后，吓得胆战心惊，浑身发抖。张介然本来是李隆基十分宠信的内侍，本没有上阵杀敌的经验，此时看到叛军声势浩大，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可想而知，在这样一种状态下，陈留还能有多少抵抗力，所以叛军一攻城，守城的兵士立刻做鸟兽散，顷刻间土崩瓦解，陈留太守郭纳见叛军兵临城下，知道难以与之抗衡，遂打开城门献城投降，张介然以及上万名士兵被俘。安禄山进入陈留后，本不想为难张介然，但此时他得到了远在长安的儿子安庆宗被杨国忠诛杀的消息，安禄山禁不住捶胸顿足、恸哭不已。“杨国忠！我与你势不两立，不打进长安将你碎尸万段，我安禄山誓不为人！”此刻安禄山借着丧子之痛发下毒誓，为了发泄自己的对杨国忠的忿恨，在陈留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血腥报复，他下令将被俘的张介然和上万名士兵全部杀害。残酷的杀戮极大地满足了安禄山那嗜血的征服欲，不过在他看来，张介然等人的鲜血，依然不能平复他的丧子之痛，现在唯一能平复他丧子之痛的就是将杨国忠碎尸万段。所以，他不能在陈留过多地停留，必须要快速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经过两天的休整后，安禄山留下部将李庭望镇守陈留，自己则挥兵继续向西。前方所到之处是东都洛阳的门户——荥阳（今河南荥阳）。荥阳距离洛阳只有二百七十里，所有人都知道荥阳对于东都洛阳的战略意义，荥阳失守，东都洛阳则门户洞开。当时荥阳太守崔无波为了以防万一，除了荥阳守军之外，又自行招募了两万人御敌，但正所谓“兵贵精不贵多”，荥阳的守军和陈留的比起来几乎一模一样，绝大部分士兵是南郭先生吹竽——滥竽充数。所以，荥阳最后的结局也和陈留几近相同，安禄山指挥叛军攻城的时候，守城的士兵是中看不中用，唯一和陈留不同的是，陈留的守军望风而逃，而荥阳的守军则是吓得如雨点般的坠落城下（自坠如雨）。十二月九日，叛军攻陷荥阳，太守崔无波自杀殉国，自从起兵以来，叛军连战连捷，士气大振，这也让安禄山十分兴奋。所以攻下荥阳后，安禄山以部将武令峋镇守荥阳，自己在荥阳没有片刻休整，带领大军继续向西，迅速向洛阳挺进。事实上在安禄山围攻荥阳的时候，身在洛阳的封常清，就已经预感到荥阳是支持不了多长时间的。虽然他和张介然一样，到任的时间并不长，但封常清的临敌经验显然要比张介然丰富很多，除了他下令切断河阳桥之外，他亲自带领三万人主动在洛阳城东二百里的虎牢关，凭借地势的险要进行防御。虎牢关可谓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当年李世民就是在这里强攻虎牢关从而打败窦建德的，现在安禄山虽然势头不小，但在封常清看来，凭借着自己的御敌经验，加上手上的三万人马，安禄山想要跨过虎牢关势比登天。不可否认，封常清是很有信心的，但打仗不是打架，有的时候确实是“将熊熊一窝”，但有的时候兵熊能把将领也熬熊了。封常清手中的部队正是由这样一群怂人组成的。这支仓促之间组建起来的新军，悉数都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战斗力极差，由下层民众组成，或为市井之徒，或为无业游民，平常在街上挽起袖子打打群架或许还是一把好手，但要是真刀真枪地上战场，这些人还是趁早洗洗睡吧。所以，封常清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这些人训练成一支可以战斗的部队，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十二月十一日，当叛军和封常清的这支新军在虎牢关交手时，在安禄山铁骑的冲击下，这只新军当即阵脚大乱，溃不成军。封常清实在没有想到自己辛苦组建起来的军队，就这样一哄而散，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收拾自己从长安带来的少部分亲兵，撤出虎牢关，占据葵园（今洛阳城郊）以图再战。然而安禄山并没有给封常清喘息的机会，十二月十二日，叛军又强攻葵园，封常清再败，只得领着残兵败将退入洛阳城内，然后关闭城门誓死守卫洛阳。坦白地讲，直到现在为止，封常清依然没有丧失信心，作为多年来败绩极少的名将，封常清不是那种遇到挫折就退缩的人，但现在手中这些人马实在不争气，这让他很是头疼。事实证明：某支男子足球队即使请来世界水平最高的教练，也难有回天之力。封常清现在就如同那位主教练。十二月十三日，决战的时刻终于到来，作为守卫洛阳的主将，封常清虽然还可以继续向西撤退。但那样实在对不起多年得来的名将头衔，而且在此之前封常清已经在皇帝面前夸下海口，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将安禄山的首级送到长安。不过现在洛阳的局势，情况似乎正好相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封常清都不能再退，他现在必须要做的就是守住洛阳。当叛军从四面八方攻城的时候，封常清始终身在城头指挥作战。但他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军队不是逃跑，就是被叛军轻而易举地射杀，到最后他只能跑下城头，在洛阳城中与叛军展开巷战。从某种角度而言，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名将，当沦落到和敌人进行巷战的时候，他的作用往往不及那些在市井上打群架的混混儿们。“将军！赶快撤吧！这样打下去恐怕咱们都得交待在这里，到陕郡和副元帅高仙芝一起联手抵抗叛军吧！”在激烈的巷战过程中，一个部将为提醒封常清如是说道。此时的封常清已经浑身沾满血
原来的策略，诱使楚国人主动寻战。晋文公再一次采纳先轸的计谋，将楚国使者宛春拘禁在卫国，又派人与卫成公、曹共公达成秘密交易：晋国同意他们复国为君，条件是他们要与楚国断绝关系。成得臣给晋文公出这个难题，本意是想陷晋国于不义。孰料先轸看穿了他的意图，反客为主，致使楚国失去了卫国和曹国两个盟友，可谓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遭受这个打击之后，成得臣再也沉不住气了。公元前632年四月，他发动全军自宋国出发，进攻晋国军队。成得臣这一动，宋国人立刻就松了一口气，晋文公更是欣喜若狂，他命令全军立即收拾家当，准备逃跑。晋军大营中，除了先轸等几位核心人物，几乎所有军官对于晋文公的这一命令感到不解。他们吵吵闹闹地去找狐偃，责问他说：“咱们在这里百无聊赖地等了一个多月，不就是盼着楚军主动出击吗？现在楚军送货上门了，我们却拔脚就跑，是什么道理？”有的人说得更尖锐：“成得臣不过是楚国的令尹，如果我们主公亲自挂帅的军队被他赶得到处跑，岂不是奇耻大辱？更何况楚军自去年出师伐宋，已经四个多月，师老无功，军心必然涣散，我们为什么还要躲着他们？”“非也。”狐偃捏着八字须，慢条斯理地说，“出师有名，则为壮；出师无名，则为老。并非出师的时间越久，就越疲惫。当年如果没有楚王的支持，主公也没有今天，退三舍之地以避其锋芒，是为了信守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情。如果自食其言，楚国人会觉得他们受了欺骗，同仇敌忾，士气反而会大振，怎么可以说‘师老’呢？我们退让，如果楚军也就此打道回府，那也是件好事；如果楚军死咬着不放，理亏的就是他们，那才叫‘师老’，明白吗？”按狐偃的说法，打仗就是论理，谁有理，谁就会获胜。事实当然不是这样。晋军避让楚军，表面上是实践晋文公当年“退避三舍”的诺言，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诱敌深入，寻找有利的战机。统一了认识后，晋军一口气退了九十里，退到了卫国的城濮。这里离宋国已经有点远了，楚军将士都不想再追下去，纷纷要求退兵回国。但是在成得臣看来，晋军的后退正是胆怯的表现，他不顾属下的强烈劝阻，坚持要在城濮与晋军展开决战。当时驻扎在城濮的，除了晋国军队，还有宋成公率领的宋国部队，国归父、崔夭率领的齐国部队，以及公子慭（yìn）率领的秦国部队。成得臣则令楚军背山扎营，与各国部队针锋相对。事到如今，一场空前的大战是不可避免了。【第一次晋楚大战：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争霸战，以晋、楚两国为首，当时四个最强大的诸侯国和几乎所有二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众所周知，战争的结果是楚国失败，晋国胜利。这场看似在一天之内就结束的战争，其实是一个持续长达四个月的过程。四个月中，交战双方大量使用谋略、外交、心理博弈和军事手段，经历了诸多周折，才来到城濮这个小地方，面对面地拔刀相向。孙子说：“善战者，制人而不制于人。”意思是善于用兵的人，可以调动敌人前来求战，而不会被敌人调动。城濮之战前的四个月，晋国人一直有计划地使用牵制战略，企图迫使楚国人离开宋国，北上寻求决战。而当这一天终于来临的时候，晋文公又突然感到了一丝害怕。他害怕楚军的战斗力。齐桓公纵横中原三十年，尚不敢与楚国人放手一搏；宋襄公不自量力，在泓水被楚国人打得头破血流。他，会步宋襄公的后尘，成为众人的笑柄吗？这种担忧，在他远远地观望了楚国人严整的营寨之后，变得越来越强烈。有一天，他听到自己的营寨中有人在唱：“原野之草茂而盛，我们舍故土而谋新地。”唱者无心，听者有意，晋文公把群臣召集起来，问大家这首歌究竟预示着什么。狐偃看出了他心里的犹豫，很直接地说：“开战吧，打败敌人，就可以号令诸侯。万一不能打败敌人，咱们退守晋国，有山河之险，也没什么好怕的！”晋文公低下头，问道：“那我们欠楚王的恩情呢？”这句话充分暴露了他临阵的胆怯。大敌当前，不去想怎么打败敌人，而在念叨敌人的恩情，难道不是很滑稽吗？栾枝与狐偃相互对视了一下，马上接口说：“汉水以北诸多姬姓诸侯，都已经被楚国消灭尽了，您不能因为楚王的小恩小惠而忘记这种奇耻大辱啊。别犹豫了，打吧！”晋文公很快地看了栾枝一眼，又低头抚弄着茶杯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和楚王打架，他将我打倒在地，而且伏在我身上吸我的脑髓，好可怕！”“那是好事。您以面朝天，是得天下；楚王以面朝地，是伏首认罪。”狐偃即刻高声说道，声音中满是兴奋。晋文公看看栾枝，又看看狐偃，再看看栾枝，深深吸了口气，说：“那么，准备开战吧。”晋文公这个所谓的梦，是确有其事，还是他编出来的，史学界没有过多的研究。但是，不管这梦是真是假，都说明了他在潜意识里很害怕与楚国人开战，因而找出种种理由来逃避这场战争。栾枝和狐偃及时断绝了他要逃避的念头。就在此时，对面的楚军大营中，成得臣也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梦见黄河之神突然显灵，并且对他说：“把你的马冠马缨都给我，我将赐给你孟诸之麋。”说明一下，成得臣有点小手艺，从楚国出征之前，他亲手用鹿皮和玉石打造了一套马饰，但一直没舍得用。孟诸是宋国的一个大湖的名字，麋则是湖边水草丰美之地。黄河之神要用孟诸之麋换成得臣的马饰，喻意很明白：你给我马饰，我就让你得到宋国。这笔生意实在是太划算了，但是成得臣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回复了黄河之神两个字：“不行。”醒来之后，他还将这个梦讲给属下众将听。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儿子成大心和部将斗宜申越想越不对劲，但又不便直接劝谏他，于是请一个叫荣黄的人前去做工作。成得臣一听荣黄的来意，连忙摆摆手说：“不可能，那是我的心爱之物，谁都不给，劝也没用。”荣黄不死心劝道：“只要对国家有利的事，就算是死也应该去做，何况只是区区一套马饰？将它献给河神，军心必定大振，您又有什么好留恋的？”成得臣不耐烦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出去吧。”荣黄出来，对成大心和斗宜申说：“不是神要令尹失败，而是令尹自己要失败啊。”公元前632年四月，成得臣派部将斗勃前往晋军大营下战书。战书上说：“请派勇士来和我们玩玩，您凭栏观看，得臣拭目以待。”晋文公派栾枝答复说：“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楚王对寡人的恩惠，寡人一直不敢忘怀，至今铭记在心。因为对楚国怀有这种感恩之情，即便是对令尹您，寡人也十分敬畏，所以才一退再退，来到了这里。但现在实在是退无可退了，麻烦您转告手下众将，整顿好军备，认真完成楚王的使命，咱们明天一早战场上见！”话虽谦逊，然而绵里藏针，斗志昂然。第二天清早，晋军集结了兵车七百乘。晋文公检阅部队，满意地说：“井然有序，可与楚人一战。”楚国人摆出来的阵势是：成得臣自领中军，并以“若敖六卒”为中军护卫，斗宜申率领左军，斗勃率领右军。至此，成得臣对自己仍抱有必胜的信心，他的战前演讲只有六个字：“今日必无晋矣！”针对楚军的阵势，晋军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现楚军的弱点在于斗勃率领的右军——有很大一部分人马是楚国的仆从国陈国和蔡国的部队，战斗力极其有限，而且斗志也非常薄弱。晋文公命令下军的胥臣臼季：不必理会楚军，先集中力量攻击陈、蔡两军，务必一举击破，算此战的头功。打蛇打七寸，抓住对手的弱点狠狠打击，就是兵法的精髓，一点也不深奥。胥臣臼季深知重任在肩。战斗打响后，他命人给战马蒙上虎皮，全力以赴，猛攻陈、蔡两军。陈、蔡两军一触即溃，并且波及到斗勃率领的楚军。没过多久，斗勃的部队也宣告溃散。与此同时，晋国上、中二军分别与楚国的左、中二军发生激烈的战斗。看到楚国右军崩溃，狐毛和栾枝带领晋国的上军不进反退，栾枝更命人在战车后面拖着树枝奔驰，造成晋国上军溃败的假象。斗宜申率领楚国左军穷追不舍，经过晋国中军阵地之时，先轸、郤溱率领中军的精锐——公族私卒，从中横插到楚军的队列之中，造成楚国左军极大的混乱，而晋国上军也杀了个回马枪，两面夹击，将楚国左军击溃。等了四个月的战争，居然在不到一个时辰之内便分出了胜负。成得臣不愧为一代名将，在失利的情况下仍然镇定自若，不但保持了中军的稳定，而且逐渐收拢左、右两军的溃散部队，且战且退，撤离了战场。《春秋》记载：“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左传》则进一步补充道：“楚师败绩，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败。”根据《左传》的补充，城濮之战虽然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是由于成得臣在最后关头指挥得当，楚军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对于晋文公来说，这个胜利已经足够了。城濮之战后，晋军占领了楚军的营地，将楚军遗留下来的粮食大吃大喝了三天，才心满意足地班师回朝。四个月前，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经过卫国和曹国去救援宋国。四个月之后，晋文公自卫国返回，却故意绕道去了郑国的衡雍，与郑文公签订了盟约。三个月前，郑文公才亲自跑到楚军大营，给成得臣送去一支郑国部队，帮助楚国人打仗。城濮大战的第二天，他又派人跑到晋军大营，请求与晋国交好，晋文公派栾枝出使郑国，同意了郑文公的请求。新郑城头的这棵墙头草，真是不管东南西北风都刮不倒。周襄王得到晋文公打败楚军的消息，亲自前往衡雍表示祝贺。虽说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但对于晋文公来说，天子的这朵花送得还真是时候。没有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仅仅是城濮之战；有了天子的祝贺，城濮之战就变成了晋文公称霸天下的标志性事件。为了迎接周襄王的到来，晋文公下了大手笔，命人在践土建造了一座王宫，以供周襄王居住。五月份，在践土王宫举行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庆祝活动：先是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据《左传》记载，在天子面前列队经过的共计有俘获的楚军披甲战车一百乘、楚军步兵一千人。郑文公担任了献俘仪式的司仪。这一切，仿佛一百多年前的历史重演，那还是周平王东迁年代，晋文公的先祖晋文侯打败犬戎部落，曾在雒邑举行大规模的献俘仪式，当时担任司仪的是郑国的先君郑武公。可想而知，现在要郑文公担任司仪，就是为了循当年的旧例，以增加这次献俘仪式的历史使命感。另外需要再次说明的是，根据周礼，诸侯献捷于天子，只能是在有功于四夷的情况下。晋文公搞了这次献俘仪式，等于把楚国又视为蛮夷之国，开除在中国之外了。几天之后，周襄王设宴款待晋文公，不但赐给晋文公帛礼，还举行了隆重的策命仪式。王室的卿士尹氏、王子虎和内史叔兴父三人受天子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伯（bà）”，也就是诸侯之长。周襄王还赐给晋文公如下物品：一、大辂之服和戎辂之服（礼服和军服，相当于清朝的黄马褂）；二、红弓一百张、红箭一百支、黑色弓箭一千副（仪仗，不是用来打猎的）；三、御酒一缸（以黑米酿造，滋阴又壮阳的好酒）；四、虎贲之士三百人（像老虎一样勇猛的战士）；五、晋文公担任“伯”的委任状，上面写着：“天子委任叔父，奉天任命，维护四方稳定，消灭天子不喜欢的事物。”（这个很厉害，相当于尚方宝剑，拿着它可以上打昏君，下斩奸臣。）晋文公再三推辞，被逼不过，只得从命，他强忍着心里的兴奋，郑重其事地说：“重耳再三拜谢，谨奉天子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在践土期间，晋文公三次朝觐周襄王，以示尊崇。五月下旬，晋、鲁、齐、宋、蔡、郑、卫、莒等国在践土的王宫举行会盟，周襄王派王子虎担任主持。会议制定并公布了“践土宣言”：共同扶助王室，互不侵害。如果违背此誓，神明降罪，其军受损，国家不保，祸及后人，不分老幼。践土之盟，标志着自齐桓公之后的新一代霸主产生。这一年，晋文公已经六十六岁的高龄了。有人欢乐有人愁。城濮之战成就了晋文公的霸业，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成得臣。在回师楚国的途中，成得臣收到了楚成王的一封短信，上面写着：“您如果回国，将如何面对申、息两县父老？”申、息本来都是诸侯国，被楚国灭掉之后，成为楚国的两个县。从这封信上来看，成得臣在城濮之战中损失的左、右两军部队，兵源主要来自申、息两县。轻飘飘的一句话，压在成得臣心上却重若千斤。楚国军法历来严酷，当年楚文王出征巴人受挫，鬻（yù）拳犹且将他拒之门外，现在成得臣不遵君令，强行要求与晋国开战，并且被打得铩羽而归，等待他的命运可想而知。成得臣将楚成王的这封信视为令他自杀的指示。成大心和斗宜申都劝阻他，要他还是等到回国见到楚王再说。但成得臣是个急性子，等了两天，没有等到楚王赦免他的命令，走到一个叫连谷的地方，趁人不备，还是自尽了。斗宜申打算追随他而去，也上吊自杀，没想到绳子不牢靠，半死不活之际，突然断掉。正在此时，楚成王的第二个信使恰好赶到，宣布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死罪，斗宜申因而捡回了一条命。对于成得臣的死，楚成王感到相当懊悔。原因之一，成得臣虽然刚愎自用，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但不失为一个优秀的将才，只要使用得当，仍然能够为楚国做很多事。原因之二，很久以前，曾经有一个叫矞（yù）似的巫师对楚成王说，“您、子玉和子西（斗宜申）三位都将因刚强而死。”楚成王给成得臣写过那封短信后没几天，突然回想起矞似说的话，连忙派人前去赦免成得臣和斗宜申的死罪，结果只救下斗宜申。懊悔之余，楚成王任命斗宜申做了商县的县公，没过多久又改任楚国工尹，掌管百工。他也许觉得，让斗宜申做一份没有什么危险的工作，可以避免其因刚强而死，同时也避免自己被矞似的乌鸦嘴说中吧。晋文公听到成得臣自杀的消息，喜形于色，说：“这家伙再也害不到我了！”后来晋文公听说蒍（wěi）吕臣担任了楚国的令尹，更加放心地说：“蒍吕臣只求自保，胸无大志，不足为惧。”以此看来，晋文公虽然在战场上打败了楚国人，在心理上却仍然将楚国视为最可怕的敌人。天下的霸主尚且如此害怕楚国，其他诸侯对楚国畏惧就可想而知了。城濮之战中，晋军内部也发生了一些问题。晋国的中军在一片沼泽地中遇到大风，丢失中军战旗，掌旗官祁瞒因失职之罪，被军法官当场斩首示众。回师途中，晋文公的戎车护卫舟之侨思家心切，不顾军令私自回家，被处以死刑。晋文公以其赏罚严明获得了民众的尊敬，《左传》也表扬说：“晋文公是个公正的人，处死颠颉、祁瞒、舟之侨三个人，国民都很信服。”并且用诗经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的诗句来形容晋文公刑赏得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物是卫成公。城濮之战前，他就因为想与楚国合作，而被国民赶到了襄牛。城濮之战后，他连襄牛都觉得不安全了，连夜逃往楚国。经过陈国的时候，他听到晋文公在践土大会诸侯的消息，于是在陈国暂住下来，并派大夫元咺（xuān）辅佐他的弟弟叔武摄政，代表卫国参加了践土之盟。没过多久，有人跑到陈国向卫成公告状，说元咺已经奉叔武为君了。元咺的儿子元角一直跟随着卫成公，听到这个谣言后，卫成公不问青红皂白，派人把元角给杀了。元咺很伤心，但仍然尽心尽力地侍奉叔武，守卫着卫国。践土之盟后，卫国正式脱离楚国而依附晋国。晋文公根据当初的约定，允许卫成公回国复位。叔武也派人前往陈国热情邀请卫成公回国。但是卫成公是个疑心很重的人，此前被国人驱逐，又有叔武要抢夺君位的传闻，使得他很害怕这是一个圈套，担心自己回
而代善已经六十岁了，他的雄心壮志已经在漫长的政治斗争中消磨殆尽，再也没有腾空而起的勇气了。而且代善性格本身更多的是明哲保身而不是积极进取，他知道自己不该有非分之想，在大清国的凶险万端的政治棋盘里，他是难以坐到帅位的，把一个不适宜的人放在高位上，最终只能祸及自身。代善沉默了半晌，最终表态：“睿亲王若当皇帝，是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难当大任。”代善一下子把最有实力的豪格和多尔衮都照顾到了，不可谓不老奸巨猾。此时豪格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济尔哈朗身上，他知道，多尔衮、多铎、阿济格肯定在一条战线，代善老油条，只有济尔哈朗能帮助自己。两天前豪格就派人联系济尔哈朗，说：“两黄旗已定立我为君，但还需要跟您商量。”这话说得很有学问：第一，表明我豪格已经有两个旗的支持；第二，我很尊敬您郑亲王；第三，希望您投我一票。豪格已经有皇太极遗留下来的三个旗的支持，只要加上济尔哈朗的镶蓝旗，有八旗的一半在，豪格稳操胜券。然而毕竟事关重大，济尔哈朗陷入了深深的思考，豪格的确有军事才能，己巳之变时在广渠门曾与袁崇焕交手，皇太极第二次南侵时他在宣府、大同一带把明军打得落花流水，在打林丹汗的时候他也立下大功。1634年皇太极在询问群臣大明、朝鲜、察哈尔蒙古，这三个应该先打谁时，豪格说：“打明朝如果只是打下锦州，其余城池打不下来，会使我军师老兵疲。我军应该兵分两路，一路带着红夷大炮去打宁远，另一路绕开关宁锦防线，从蒙古之地逼近北京，与此同时联合中原流贼，如此北京唾手可得，至于朝鲜和察哈尔蒙古可以缓图之。”能意识到联合李自成、张献忠来一起掀翻大明，豪格是大清这边的第一人。然而豪格也有诸多缺点，他虽然军事上有谋略，但在政治上很不稳重成熟，与老成持重这四个字相距甚远，这是最致命的，当一把手的军事才能可以稍逊，但政治谋略一定要极强。此外豪格的生母也非显赫之人，想到此，济尔哈朗犹豫了。而多尔衮的雄才大略远在豪格之上，政治军事才能都是一流。最终济尔哈朗对豪格如此回复：“我支持你继承帝位，但睿亲王尚未知晓，待我与众人商议。”八月十四日这天，在决定清国前途命运的会议上，始终盼着济尔哈朗表态支持自己的豪格最终什么都没等来。济尔哈朗面色铁青，始终一言不发，于是豪格坐不住了，说：“我德薄能鲜，难以当此重任。”说罢，离席而去，大清国的皇位就这样与豪格彻底无缘。见豪格离席而去，济尔哈朗庆幸自己的选择，豪格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问鼎宝座的，一个男人最关键的成大事品格是沉得住气，连气都沉不住，还能做成什么？两黄旗的将领见豪格离席而去，便纷纷紧按佩剑，说：“如果不立先帝之子，我等必以死相拼！”代善见状，谎称自己身体不适，起身离开。对他而言，谁当皇帝都不重要，他就想安度晚年，享尽荣华富贵。到目前为止始终一言不发的阿济格也起身离开，他知道，如果表态支持多尔衮的话，他就走不出这间屋子了。此时，两黄旗的将领剑拔弩张，多尔衮和多铎不甘心退让，济尔哈朗一言不发，究竟该怎么办？多尔衮后悔不已，要是自己跟豪格一样把自己的亲兵带来，现在的局势绝不是这样。崇政殿上的龙椅空荡荡的，与自己相隔不过十米左右，然而自己此时如果敢坐上去，就必然被两黄旗的人剁成肉酱。多尔衮毕竟有雄才大略，此时如果他进一步，则粉身碎骨，退一步，支持豪格，那么日后豪格也必然拿自己开刀，他与豪格无论谁胜利，最后一定是兵戎相见，使得立国不久的清政权陷于内战与分裂，而问鼎中原则彻底在内耗中成为梦幻。多尔衮有雄心壮志，问鼎中原，坐在北京才是他的梦想。想到此，他抓住了两黄旗人的一个点，两黄旗人说必须立先帝之子，豪格已经离席，换句话说，只要立一个不是豪格的好操控的先帝之子，那么一切都迎刃而解。想到这，多尔衮不紧不慢地说：“两黄旗各位言之有理，但既然肃亲王不愿做皇帝，那就立先帝之子福临吧。可是福临年纪小，应该让我和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福临长大，再让他亲政。”多尔衮一席话，剑拔弩张的各方松弛了下来，这个结果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也是所有人都只得接受的，在权力争夺的平行四边形中，两条边的两个不同方向的分力的结果，既不是这条边的力，也不是另一条边的力，而是对角线的力，这条力才是两个分力所产生的合力。多尔衮和豪格是两条边，而福临才是对角线。在多尔衮与豪格等人剑拔弩张之际，最后的赢家，此时才五岁半的福临还在光屁股玩呢。此前福临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福临的出生，《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他妈孝庄怀孕时，身上有红光，裙子上有龙盘旋的形状，周围的侍女以为着火了，但是走到近处又看不见了。等到孝庄临生福临前夜，她梦见一个神仙把孩子给她，神仙说：“这是一统天下的主人。”说完孝庄就醒了，第二天生下了福临。第二次是1642年皇太极出去打猎“圣躬违和”，皇太极因身体不适而无法拈弓搭箭，此时还不到五岁的福临却从父亲手里拿来弓箭，有模有样的射出一箭，一箭正中一只狍子。此事记载在《清太宗实录》，当然，如果跟有的“伟大国家”三岁就会开枪的伟人相比，福临还是差一些的。随着福临被立为皇帝，一场宫廷危机就这样化解，一心盼着清廷内部发生大战的明朝只能眼巴巴看着清朝重新凝聚为合力。一世枭雄皇太极也由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皇太极死后的谥号为“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道显功文皇帝”。《清太宗实录》评价皇太极“以神武之姿，恢弘之度，智勇由于天授，而雄略非常，仁爱周乎万物，而恩施弗倦”。他“任贤才以树纲纪，务耕织以崇民业，优赏赐以恤军功，重衡校以兴文治，而经邦立政规模远矣。尤孜孜以善养人为要务，招携怀远，筹及身家，降将俘民，均加鞠育，由是归附者日众而国势滋大。乃若讨伐喀尔喀、朝鲜、察哈尔，天戈所向，攻必克，战必胜，电扫风驰，莫之能御。至于明朝背弃盟誓，为我仇雠，构兵积衅，上尝亲行挞伐，直抵燕京，斩其将帅，破其城堡，取中原易如反掌，而重惜民命，不忍使之罹于锋镝，旋师而返。”皇太极死后一年，“顺治入关，戡平寇乱，统一区宇，诚由于积累者深而谋远也。”《清史稿》曰：“皇太极内修政事，外勤讨伐，用兵如神，每战必胜，尽管没有一统天下，但顺治刚即位就一统中外，都是皇太极的谋略。明朝盗贼蜂起，皇太极知道可以拿下明朝，但不欲急战以剿民命，七次写信给明朝将帅，屈意求和，然而明朝自不量力，自亡其国，无足论也。”金庸《袁崇焕评传》中说：“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第二十一章狂人张献忠中国历史上只有刘邦和朱元璋最终从社会最底层走上皇位，其他99%的农民起义者的结局不过四种。一是在大事未成时默默无闻地死了，这是大多数起义者的结局。二是虽一时称王，掀翻旧王朝，但战斗成果最终被贵族夺取，如王莽时的绿林赤眉起义，隋末瓦岗寨起义。三是距一统天下只有几步之遥，却终因素质太差，抵御不住金钱美女的诱惑，意志崩溃，沉湎于酒色中，最终失败，如洪秀全、李自成。四是只会攻城略地，四处流窜，一旦坐天下，反倒慌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如黄巢、张献忠。前文我们交代到张献忠攻陷襄阳后，就再也没提他，现在我们好好交代下他。崇祯十四年（1641年）八月，明军左良玉、王允成将张献忠打得大败，张献忠逃出湖北，进入安徽，与“革里眼”等部联手。张献忠打滁州不克，便抓来几百妇女，剥光衣服轮奸后砍下妇女脑壳，把妇女头朝下插在地上，赤条条的露出下身，对着城墙列阴门阵，结果城上守军用厕所里用来清除粪便的板子对着城下，以牙还牙，但还是许多守军不忍看城下，投降了，随后张献忠杀尽守军。（《平寇志》）在安徽，张献忠每到一地，便把村庄烧光，强迫青壮年入伙，他令部下拿刀一个个逼问，是想回家还是留下，如果这个人不识相，说想回家，那拿刀的人就说：“好，我送你回家。”一刀砍死。如愿留下，还要问有没有老婆孩子，如果没有，好，你“加入组织”了，如果有，就追问想不想她们，如果说想，那也一刀砍了。如果有人在入伙后逃跑，那么只要被抓回来，就要砍下鼻子或耳朵，以示惩罚。1642年张献忠克亳州、六合时，都将百姓男人砍断左臂，女人砍断右臂，并说：“这才叫男左女右嘛！”（《甲申朝事小纪》）打下六合后张献忠进攻六安，在六安张献忠下令将所有人右手砍掉，因日常生活都用右手，于是有人伸左手，想留下右手，张献忠将这些伸出的手砍掉后逐一检查，发现有人被砍的是左手，于是他将还有右手的所有人的右手都砍掉。拿下六安后，张献忠进攻庐州，他让数千年轻女人脱下衣服全裸对着城墙，如有不从则叫士兵用长矛刺死，城上守军不忍看，最终投降。张献忠入城后只是砍所有人胳膊，没打算杀人，但攻陷庐州一天后有人在城墙上发现许多火药，张献忠说：“这帮蛮子，给脸不要脸！”于是杀尽庐州人。（余端紫《张献忠陷庐州纪》）张献忠在安徽杀得“掳掠焚杀之惨，古今未有之恶也！城社丘墟，蒿莱没人；十室无烟，磷火昼见。路断行人，狐兔之迹满道。”1643年张献忠离开安徽，攻入湖北。是年三月张献忠攻陷黄州、蕲州，他攻陷黄州后把年老、丑的女人放走，留下年轻漂亮的，强迫她们拆墙，这些女人手指被磨得鲜血直流，昏厥在城下，拆完墙后张献忠把这些女人全部杀死，尸体填进壕沟里，杀完后张献忠说：“天下事都是坏在女人上。”在攻陷蕲州后张献忠杀掉了在此的熊文灿的家属几十口人。当年张献忠诈降时入熊文灿大营，只要熊文灿一声令下，他的脑袋就会搬家。然而此时张献忠恩将仇报，见其残暴本性。攻陷黄州、蕲州后张献忠进攻麻城，打下麻城后张献忠把所有妇女的脚砍下来堆成山，随后他带小妾去参观，小妾说：“好看，只是美中不足，要再有一双秀美的小脚放在顶端就再好不过。”张献忠笑眯眯地说：“你的脚最秀美。”于是把小妾的脚砍下。五月，张献忠打下武昌，他将武昌十五至二十岁的男人编入军队，随后下令将其余所有百姓砍断手足，挖掉鼻眼。此时他把汉阳门打开，百姓纷纷从此门逃跑，此门临江，数万百姓掉进江中，浮尸使水数月不能流动，人的脂肪在江上有几寸厚。一批百姓被淹死后张献忠将漂亮女人挑出编入“婆子营”，而后将剩下的人按他开始的命令将手足砍断，鼻眼挖掉，这些百姓痛不欲生，大哭，张献忠大怒，说：“索性给你们来个痛快的。”他将这些被残害的百姓全部杀死。（《明季稗史初编》）在武昌的明朝藩王楚王朱华奎是个财迷，王府金银百万，一个子儿也舍不得拿出来募兵发饷。结果，武昌失陷后，张献忠看见楚王府的金银财宝，便说：“这朱老头真蠢，这么多钱舍不得用来招兵买马，放在这里等人抢！”于是，他说：“既然你如此爱财，就让你跟你的银子一起做鬼去吧！”他命人在朱华奎身上塞了数块银锭，然后扔入水中淹死。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李自成得知后大怒，心说你张献忠这两下子居然敢称王，老子都还没称王呢，于是李自成让谋士写檄文讨伐张献忠，张献忠说：“李自成呀李自成，米脂县婊子养的市井无赖，这小子没啥本领，起来后连吃败仗，不是老子相救，早去鬼门关报道了（指李自成十八骑败走商洛后来谷城找自己）。老子资助他衣食鞍马，这小子成了气候，却妄自尊大传檄侮辱我！自古英雄无并立之势，老子如今带兵百万，战将千员，不但要当皇帝，还要生擒活捉这臭小子！”攻陷武昌后张献忠西进，攻陷荆州。在荆州时，张献忠养了十几条金毛狗在自己住处附近，负责警戒。每条狗身高三尺，张献忠一声令下它们就能恶狠狠地扑向目标，将人咬得体无完肤，血肉横飞，张献忠见状就拍手大笑。有女人因为不愿被张献忠奸淫，张献忠就把她们的衣服扒下来，赤身裸体扔进狗窝中，顷刻被吃光。在荆州他要妓女陪他睡，妓女琼枝说：“我虽贱，但岂能陪反贼？”张献忠用刀压着琼枝的脖子喝道：“你小婆娘敢不陪老子？”琼枝冷笑，“你不过就会杀人罢了，我不怕死！”张献忠将琼枝刀剐后把她的肉喂狗了。（《蜀碧》）张献忠问妓女曼仙：“你怕吗？”曼仙刻意逢迎，说：“我的胆都要碎了。”张献忠：“这样看来你愿意陪咱老子了？”曼仙：“臣妾侍奉大王是三生有幸，还有什么不愿意？”张献忠从此每天奸淫曼仙，连续七八天不升帐，外面都被官军包围了。一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割去耳朵，第二个人来报战况，被张献忠剜下眼睛，第三个人来报，张献忠说：“蠢狗，你来败咱的兴吗？”将这个人割去舌头，第四个人来报，被张献忠一拳打碎牙齿，第五个人来报被张献忠割去鼻子，就这样半天工夫，二十多人遭残害。一天张献忠的金毛狗突然全部七窍流血而死，张献忠好生郁闷，他见曼仙在独酌，说：“美人真会作乐，不许咱喝两杯吗？”曼仙给他倒了一杯，张献忠见杯中有火光闪闪，不觉起疑心，说：“美人可先饮半杯吗？”曼仙被张献忠一推，酒杯一倾，洒出溅在地上，火星四溅，张献忠大惊，“怎么有火？”曼仙：“酒烫得过热了。”张献忠笑着说：“你先喝了给咱看。”曼仙只好喝了，喝罢立即倒毙，张献忠大怒，“这贱婢想害死咱家，那天毒死咱的爱犬的一定是她！”随后他千刀万剐了曼仙，还不解气，把营中所有歌妓都杀光了，此时大将马端叙进账议事，也被气头上的张献忠一刀捅死。攻陷荆州后张献忠要南下渡过洞庭湖作战，他每次作战前要占卜，结果连续三卦都是凶兆，张献忠把骰子扔到地上，大骂：“老天爷，我日你妈妈毛屄的！”随后他率军渡过洞庭湖，突然狂风大作，张献忠有百余艘战船被掀翻，人被溺死，可偏偏张献忠还活着。他大怒，把抢来的妇女驱赶上还完好的近千艘船（小船，但假设每艘船五个女人，也有五千名女人），在船上放火，连船带人统统被烧死，大火绵延四十里，张献忠这才解心头之恨。1644年正月，张献忠率军向四川进攻，明朝时重庆属于四川，欧阳直《蜀警录》记载，此时的四川是这样的：一服饰也，厌薄缟素，竞侈罗绮，僭制造奇，月异岁变。一宴集也，淡泊是鄙，丰厚相尚，邱糟林肉，海味山珍；一居处也，华堂绣户，卷羽飞云，园榭必花木盛植，池亭必鱼鸟备观；一烹宰也，只顾适口，不惜物命，刳剔极残虐，炮炙极怪极惨；一田土也，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甚之交易则利己损人，结处则口是心非，刁唆则唇枪舌剑，纵欲则贪刻奸淫，逞奸则阴谋下石，见人得志则嫉妒横生，闻人不幸则幸灾乐祸。又甚至贪官污吏，学霸士绅，市棍土豪，猫鼠固结，鱼肉善良，倾人之家，破人之产，鬻人之子，骗人之财，坏人之功名，害人之性命，淫人之妻女，拆散人之婚姻。总之，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平蜀难平，此时的四川张献忠还未杀进来，但是已经一切都是末世之相，只等待天煞星降临。张献忠攻入四川打下的第一个城市是重庆的巫山，攻陷城池后屠城，据《巫山县志》记载，巫山“尸横遍野，江水皆赤，居民所遗无几”。五月李自成被赶出北京后，向张献忠求救，张献忠说：“老李向来与咱老子意见相左，现在他的江山丢了，又
公债。这封电报似乎出现得过于突兀：应桂馨不提黑材料的碴儿，提公债干什么？公债就是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债券，只是这种债券相当抢手。原因是政府急于套现，公债一般都以最大的折扣尽快出售。而等到公债到期还本时，都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也就是说，应桂馨想利用洪老大的中央政府背景优势用公债套利，发一笔横财。可这与搞臭宋教仁他们的计划有什么关系？洪述祖也晕了，因为电报内容看起来不像是答复自己发出的那份“工作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意见”）。因此他写信给对方：我没明白你的意思，请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来意不明，请详情再转）。不等应桂馨答复，3月13日，洪述祖给应桂馨发去一封至关重要的电报：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偿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洪述祖告诉应桂馨，公债的事我已经交给财政部长在办，估计利息达不到你说的八厘，只能搞到六厘，而且你要求的折扣也比较大，恐怕通不过财政部的审核。根据洪述祖先生几天之后的表现推断，他并没有尽力去办公债的事，甚至根本就没办。当然，洪述祖的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不见兔子不撒鹰。应桂馨承诺的黑材料没有着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丢了好大的面子，结果你应桂馨还想借他洪述祖的中央背景低价购买公债赚利息，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情！因此，洪述祖在电报的后半部分暗示应桂馨：你想拿好处也行，但你必须有更加积极明确的表示——“毁宋酬勋位”。“毁宋酬勋位”下文会深入剖析，暂时不多说。又一封杀人的信同日，即3月13日，应桂馨发给洪述祖一封信，这是一封堪称近代史上第一不要脸的犯罪信，信的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只有一句话：“三月初九来函，及十三号电，均敬悉。兹分别详陈于后。”这是解释写此信的目的是回复一封信——三月初九收到的洪述祖于3月6日写就的那份“意见”以及一封电文——3月13日收到的那份绵里藏针的“毁宋酬勋位”电报。可为何要在这封信中回复“意见”？秘密就应该藏在应桂馨收到“意见”的日期“三月初九”里面，只是“三月初九”很费解，应该不是指阴历“三月初九”（1913年4月15日），可“三月初九”也不像阳历的说法。不管怎么样，或许是应桂馨在发出电报后才收到“意见”，也或许是收到了却没来得及看。总之，那封买“公债”的电文并不是对“意见”的回复，这是可以确定的。在第二部分，应桂馨详细解释了公债的事情。应桂馨说，中央政府去年9月发行的那种利息八厘的公债，现在市面上有人只卖六五折（外间展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而他出于帮中央解决财政困难的目的，打算以高于市面价格的六六二折购买。这小子还强调说，他费了很大的劲才搞到这么一个好点子，而且不要好处费，这当然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的鬼话。应桂馨说了这么多，言外之意就是我开的条件不错，你洪述祖之前责怪我开的条件太高是没有道理的，只要你在财政部长面前美言几句，公债不难买到。插一句，根据民国初年公债相关的史料以及洪、应二人的来往电函可知，买卖公债这种商业行为的最终决定权在财政部，财政部长说了算，并不需要取得袁世凯的同意。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公债相关的事情，只为了说明一点：买公债跟“谋宋搞钱”一事没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条非常关键的信息。信的第三部分可以看作应桂馨对“意见”的正式答复。应桂馨知道自己拿不出黑材料交差，所以采纳了洪述祖教给他的办事流程应付差事。先收集宋教仁的反对文章——他收集了《民立报》转载的宋教仁演讲稿寄给洪述祖。趁目标有特别不轨的激烈举动，方可下手——他侦探到了对方的“激烈之举”——不但宋教仁最近的言论非常危险，而且黄兴也表现得很不安分，昨天黄兴把应桂馨帮忙转卖公债得来的现金拿出一部分用作联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驻军的活动经费（专任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随后，他解释自己这次帮助黄兴卖公债是为了打入“敌人”内部“干革命”，让洪述祖在领导面前替自己说两句好话。信的第四部分则明显是应桂馨深刻领会了“毁宋酬勋位”电文之后的自我发挥。他说，我个人本来不在乎什么功劳赏赐，但禁不住宋教仁太能搞事，如果我们不釜底抽薪干掉他（去宋），恐怕对大选的局面不利。可办宋教仁这事儿所需手续费很多，而我倾家荡产也才垫付二十余万（惟中间手续，无米为炊……余产拼挡，足可挪拨二十余万）。应桂馨的这次喊价：二十余万，与之前索要的报酬三十万元相当。也就是说，其最终报价还是三十万。高潮一天后，应桂馨主动提出明确的刺宋计划：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用“梁山匪魁”宋江之“宋”取意宋教仁，“设法剿捕”取意暗杀，“乞转呈”是让洪述祖征求领导（赵秉钧、袁世凯）意见。刺宋的剧本就此完成。看到这里，似乎洪述祖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这可不符合他的一贯作风啊？洪述祖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狗改不了吃屎，他改不了捞钱。1913年3月17日，洪述祖发电给应桂馨：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债票特别准，表面上似乎在说公债肯定能办下来，但实际上是肯定应桂馨的刺宋计划——三十万的报酬没问题，勋位没有问题。然而洪述祖担心应桂馨再次满嘴跑火车，于是激他：“你别光说不做，赶紧行动（何日缴现领票）！”至于最后一句话“润我若干，今日复”，意思是记得给我回扣，今天务必答复我。可接下来的两天，应桂馨并没有给出答复，因此洪述祖再发两份电报，催促应桂馨兑现承诺。3月20日，应桂馨回复洪述祖：电报我已经收到，但请你先呈报给中央。至于洪述祖有没有“先呈报”，下文再说。反正应桂馨是没管三七二十一，以相当雷人的理由——替四万万同胞除害和相当离谱的价格——三十元（承诺一千，实付三十）请得杀手武士英出手，也就是本章最开始的那一幕。……至此，案情的大致脉络渐渐清晰起来：应、洪二人想通过搞臭宋教仁来弄些黑钱，原本这个计划已经得到了赵秉钧和袁世凯的同意，但应桂馨是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根本就拿不出黑材料。于是骑虎难下的应桂馨在同样交不了差的洪述祖的暗示下，杀了宋教仁，试图以此交差并取得酬劳。但问题是，洪述祖有没有受到袁世凯或者赵秉钧的指使呢？这涉及两句电文，也就是大部分人用之给袁世凯定罪的两句话——洪述祖分别于13日和17日所发电文中的“毁宋酬勋位”以及“债票特别准”。难以成立的罪证“毁宋酬勋位”应该作何解释？不同的解释，似乎可以引发不一样的结果。国民党人的解释是：毁宋酬勋者，杀宋教仁则酬以勋位也。而“酬勋位”这么大的事不是洪述祖这样一个小秘书可以决定的，必须得到总统的同意。因此可以证明，洪述祖之所以能发出“毁宋酬勋位”的电文，想必是得到了袁世凯的授意。对于国民党的说法，袁世凯和赵秉钧自然是矢口否认，而且他们也给出了说得过去的解释：“授勋”是一件透明度很高的事情，不可能暗箱操作，如果我们以应桂馨“毁宋”有功的名义授予对方勋位，岂非不打自招？难道我们的智商有这么低吗？其实，国民党和袁世凯双方的论据都不成立。政治界有一个著名的原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欲赏之功，也同样何患无辞！就“毁宋酬勋位”一事来说，“应桂馨于辛亥革命有功”就是一个很好的“辞”，一个很好的借口。因此，国民党认定洪述祖没法“酬勋位”的假设是不成立的。洪述祖完全有底气假传圣旨，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为应桂馨申请勋位。更重要的是，洪述祖确实有用这个理由为应桂馨申请勋位的计划，这可不是瞎编。1912年10月，洪述祖给应桂馨写了一封信。洪述祖在这封信中让应桂馨补寄申请勋位所缺的“革命资料”（望补寄，因要叙勋，非如此不可也）。至于为何拖了几个月也没有办下来，可能是因为洪述祖不满意应桂馨弄黑材料的表现吧。同理，袁世凯也不能用“酬勋位不可暗箱操作”的理由来洗脱干系，因为他可以用这个借口光明正大地为应桂馨授勋，不用任何暗箱操作。也就是说，“毁宋酬勋位”既无法证明袁世凯下令“毁宋”，也无法证明袁世凯没有下令“毁宋”。至于洪述祖给出的承诺：债票特别准，也有人提出质疑：若没有袁世凯和赵秉钧的同意，即使杀了宋教仁，洪述祖有能力批准以六六二折出售八厘公债吗，他又以什么样的名目搞到三十万的酬劳？对于公债的事情，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也有了结论：公债与“刺宋案”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更不需要袁世凯批准。至于如何拿到三十万的酬劳，这个简单。鉴于之前袁世凯已经承诺只要见货就交钱，因此在拿违法当盐吃的洪述祖看来，只要应桂馨不暴露，杀了宋教仁也是可以找个好借口把这笔已经准备好的钱拿到手的。既然“毁宋酬勋位”和“债票特别准”都无法证明袁世凯直接涉案，难道袁世凯就此洗脱嫌疑了吗？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一下重大嫌疑人洪述祖先生的口供。不靠谱的口供应桂馨于案发后第三天被捕，洪述祖则在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1913年5月3日，他在青岛通电，承认是自己“冒用中央名义”，是自己假传圣旨，袁世凯和赵秉钧没有命令他“毁宋”。而他提出的“毁宋”是指诽谤，是利用黑材料毁掉宋教仁的名声，至于后面的“去宋”和“剿捕”都是应桂馨自作主张，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这之后，他就一直藏匿在租界，活得很滋润。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17年春，自以为已被大家遗忘的极品坏人洪述祖先生，从青岛来到了上海这个他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并找到了新的就业机会——替日本人推销鸦片。放眼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人能把极品爱财奴本色发挥到洪述祖先生如此出色的地步。洪述祖自以为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他这个刺宋案的主谋之一，自以为可以在上海平安地混下去，但他没有想到，上海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张虎口。因为有两个人一直时刻关注着他的行踪——宋振吕（宋教仁的儿子）和刘白（宋教仁的秘书）。洪述祖很快就被二人抓住了，先是被暴打了一顿，后又被扭送到了他最应该去的地方——法院，去接受中华民国的最终审判和刑罚。鉴于这样一个客观现实——袁世凯、赵秉钧此时已死且声名也被世人踩成了渣，洪述祖先生在法庭上提出了一个新说法：“毁宋酬勋位”的电报是袁世凯通过赵秉钧转交给自己的，自己完全没做任何加工，至于“毁宋”被理解成什么意思，完全取决于应桂馨同志的个人理解能力。总而言之，他只是奉令行事，“毁宋”跟他洪述祖没有关系。但法官不为所动，因为洪述祖的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存在三个漏洞。漏洞一：应桂馨明确提出“刺宋方案”的那封回信是对“意见”与“毁宋”电文的综合答复，而“意见”很明显是洪述祖先生的私人作品。也就是说，即便洪述祖把“毁宋”电文推到袁世凯的头上令其负有领导责任，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奉令行事”，因为“意见”有明显的教唆意图。漏洞二：假设“毁宋”电文出自袁世凯之手，那么对于应桂馨之后数次要求洪述祖“呈上”等待进一步指示的电文，洪述祖就应该呈送给袁世凯看，让袁世凯作出进一步批示。而一旦呈报给袁世凯，那么洪述祖就是受袁世凯的指示杀人，他便可以借此脱罪。当时袁世凯、赵秉钧都已经故去，没有人会威胁他说出所谓真相，再加上他的人品，他完全可以在法庭上如此给自己辩护。可是洪述祖并没有这么做，并没有指证袁世凯或赵秉钧对应桂馨的刺杀方案做了批示。换句话说，洪述祖是真的没有“呈上”，而袁世凯也没有直接参与“刺宋”。漏洞三：洪述祖没有办法解释自己在应桂馨提出“刺宋”之后仍催促对方赶紧兑现承诺的行为。洪述祖不但没有“呈上”，还催促对方赶紧“去宋”。那只有一种解释：洪述祖自作主张同意了应桂馨的刺杀方案，他就是主谋。1919年3月底，洪述祖被判死罪，处绞刑。这是中华民国的第一起绞刑。4月15日，洪述祖被绞死。死状极惨，行刑过程中头颈分离。这对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来说，也算是一种交代吧。动机虽然根据之前的分析和目前已经解密的档案，没有任何一件证据可以证明袁世凯曾下令“刺宋”，虽然洪述祖先生从不按照常理出牌，也没有人品，但要说他是单纯地为了钱而去谋杀政要，还是略微有些疯狂。好在有一种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解释这种不合理，该假设是这样的：洪述祖通过袁世凯不但愿意掏钱还常常催问黑材料下落的言行，感受到了领导对自己弄“黑材料”搞臭宋教仁进而破坏国民党大选一事的强烈支持，于是一股强烈的喜悦感油然而生：我要借此机会立下大功！甚至可能在他与袁世凯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袁世凯还曾表达过一些对宋教仁不满或颇为忌惮的言语，令他感受到了领导的怂恿，从而坚定了迎合上意的信心。因此，洪述祖决定拍马屁和捞钱并举，因而一步步将行动升级，直至提升为刺杀。有人不认同这种“袁世凯知情怂恿，洪述祖主谋”的假设，说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已经威胁到了袁世凯，袁世凯有足够的杀人动机。实际上，宋教仁坚持责任内阁的构想，不仅威胁到了袁世凯也威胁到了孙中山。若按照这种说法，岂不是国民党也有杀人动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以来的经验，要想顺利施行责任内阁制，就得依赖于一点——没有一个强力总统。要不然一个强力总统，一个强力内阁，估计成天就是吵架，根本干不了正事。因此，宋教仁早就计划推出一个适合他的大总统，但这个总统人选既不是本党头号领袖孙中山，也不是现任总统袁世凯，而是综合实力较弱的黎元洪（吴湘相《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这能令国民党内部的激进派服气吗？不可能服气，证据如下：1912年12月29日，宋教仁写给自己的秘书兼湖南同乡刘白的信中，直言“闻本党有内讧，前日兄来电警告弟以危像，弟总料未必有如是之甚，纵小有波澜，当不至于成大风潮”（宋教仁《与刘羹臣书》）。透过这封信以及写这封信的日期——1912年12月29日，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宋教仁同党内的激进派近期矛盾很深。因此，“袁世凯有杀人动机”并不能证明宋教仁肯定就是袁世凯杀的，可惜很多人都据此认定这就是袁世凯干的。不过话又说回来，袁世凯被扣上幕后主使的帽子，也怪不着别人。毕竟玩火（使用阴招搞臭宋教仁）就要有烧了自己的准备，甚至是被烧死。疑案之最后悬疑洪述祖与应桂馨这两个胆大妄为的神经病联手干下这桩大案，大概就是事实的真相，不过还有四个疑问没有解决。疑问一，国民党人为何能够如此精确地掌握宋教仁刺杀案的各种内情？答案不复杂，因为得到了准确的情报。沪军都督陈其美作为辛亥革命后上海军政府的第一任最高领导，当然会将心腹安插到各个关键的岗位。当时的上海电报局局长吴佩璜就是陈其美的人，而且吴佩璜先生还是陈其美的情报官。在这里插一句，虽然沪军都督一职在1912年7月底被袁世凯裁撤，其职能划归江苏都督。但这对羽翼已丰的陈其美来说，丝毫不影响其对上海的实际掌控力——他的部队仍驻扎上海，上海军政机关的要害部门仍由他的亲信控制。话题回到吴佩璜身上。那时，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文都是通过上海电报局收发，所以吴佩璜有能力掌握应桂馨和洪述祖之间的秘密。知道了洪述祖与应桂馨之间的秘密勾结，就很容易顺藤摸瓜找到武士英。这种智商，陈其美肯定有。疑问二，什么人有能力接触到武士英，并且促使他翻供
是牵强附会的，但是当时许多人都相信这些传闻。童妃事件给南京政权带来的重大信任危机，又由于那个时期发生的第三个大案，即伪太子案而进一步大大加剧了。
伪太子
崇祯皇帝长子慈烺的命运，自从北京陷落和他神秘地失踪以后，就成为众所瞩目的事情。1645年1月，弘光皇帝曾正式命令史可法去查访慈烺是否依然活在世上，并且——我们可以想象，当史可法没有提供这种传闻存在的证据时，弘光皇帝无疑感到松了一口气。但是，3月27日一份来自礼部侍郎的关于慈烺仍然在世的报告，震动了朝廷。不仅如此，官员高梦箕还知道16岁的太子是在什么地方发现的。据礼部侍郎高梦箕说，这个皇子几个月前就到了高在北方的家，还有一个男仆护送他向南而来。他们一到江南，这个仆人就力劝太子与他同去南京，但是慈烺——如果确实是他的话，更愿意单身去杭州。他可能是担心被视为冒名者，这在南都弘光的统治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弘光皇帝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派遣一个心腹太监去杭州寻找这位可能的太子。终于，在杭州附近的金华找到了这个自称太子者，并在28日护送到了南京。当然，他并没有马上被送到朝廷，而是被送进了南京城内的兴山寺，在那儿住了好多天。这个消息惊动了南京百姓，在那些日子里，他吸引了川流不息的好奇的访问者，听他不断地讲述他自己的故事。据一个最为可信的记载他的材料说，在他父亲驾崩、李自成入城的那天早上，他——慈烺——从城西门逃出了北京。他选择这个门是因为它是起义军最初入城的方向，因而防卫可能最为薄弱。离开北京城当天，他在一条沟里睡了一夜，以后他转而南行，借助其他行人的掩护，用了七天的时间不断向南赶路。在这期间他没有东西可吃，据他所说，在绝望之中他便向一家大宅子请求留宿和帮助，而这个大宅恰巧是高梦箕的家。从那儿出发，他又来到了江南。最早见到慈烺并且听完他讲述经历的官员们，对他语气口吻的真实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年轻人的镇静与自信，看来也有足够的皇家风范。两个被派往兴山寺调查这一事件的宫内太监对他的身份确信不疑，还把皇族的袍服送给了他。就在他们准备把他带进宫内进见弘光皇帝时，又有许多的官员来到了这座庙宇，并投送名帖。当这个所谓的太子表示认得其中的一个太监并叫出了他的名字时，旁观的众官员们便把这当做他身份的确实无疑的证据。对兴山寺这种拜访的汇报，使弘光皇帝大为恼怒。他生气他自己的王朝官吏竟这样轻易地相信了这个男孩的皇族血统的声明。他下令把那两个太监秘密赐死，并且立即把这个自称太子者投入中城的监狱。从那以后，直到弘光皇帝自己也放弃了这个宫殿，这个太子一直被士兵幽禁在监狱中，并且隔断了与公众的任何联系。从被监禁时开始，太子受到了详细的审讯。确实他的身份的一个方法是召来从前的宫廷师傅加以对证。这些师傅中的一些人，特别是刘正宗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询问。据他们说，他体貌与明太子相像，也大致知道那些宫廷课程。不过，他记不起来或是不知道讲授时的某些细节。这样，他的身份仍然暖昧不明。随着这位所谓太子的消息传播开来，好奇的人们热心地议论着这个案件的两种可能。一些人真心相信，他比任何人都像慈烺，这一点已经在人们拜访兴山寺的时候得到了证明。他们认为，很明显，弘光皇帝企图故意用其他借口来保住他的皇位，但那只能证明他们的正确。但是另一方面，史可法认为那个男孩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他在扬州从送给他的南京邸报上读到了这个男孩的自述后，立即给弘光皇帝写信，对“假太子”的自述加以否认。史可法指出，如果太子真的到南方来，那他一定要通过淮安。由于前一次的查访，史可法的部下对这位太子的消息已格外敏感，不断地打听，如有消息当局就会得到报告。可实际上，在淮安并没有听到什么消息，这就可以证明史可法的看法，即现在关押的这位“太子”，原是一直是呆在南方的。另外，史可法根据自己的情报说，太子已经在北京找到了。他最近接到在北京奉命与清人签订协议的左懋第特使的报告，说他已经从墙上的布告上抄下了这个消息。在多尔衮签署的3月2日的公告里，这位满族摄政王谈到了一个在崇祯岳父周奎家里自称是太子的装模作样的怪人。怀宗公主看到这个年轻人——他叫她姐姐——后失声痛哭。尽管这位独臂公主显然是认出了他，但是前皇后袁氏不承认这个年轻人，并声称这是一个冒名顶替的人，于是多尔衮便把他处死了。送给史可法过目的布告肯定是真的，但有一些具体的细节似乎存在着疑问。比如，为什么这个布告会提到怀宗公主认出他后放声大哭？这本是他太子身份真实性的有力证据；为什么相反的证据竟来自袁皇后？大家都知道她已经死了。无疑，太子在他外祖父家寻求避难是说得过去的；而且这又与一些在北方的人说慈烺自从逃离大顺农民军后生活无法维持的传闻相吻合。因而，史可法认为，不难确定，那个在周奎家“冒名”的年轻人确实是太子；他家里的人在最初认出他之后，又装作不认得他，希望以此来保全他。况周奎、公主一见，相抱而哭。后有怵以利害者，乃不敢认……由此欢心是皇太子不死于贼，诚死于虏矣。因此史可法宣称，在南京囚中的年轻人倒显然是个冒名者，应予揭穿。用这种方法促使弘光皇帝把整个事件当作一个精心设计的阴谋并不困难，于是他让阮大铖的密友、“严讯”过这个年轻人的杨维垣进行调查。这样，在被监禁了两个月以后，这位假定的太子被带到了特别审判官面前。这场在1645年4月11日进行的审讯，是由马士英策划的，弘光也参加了。皇帝本人首先宣布说，据在北京皇宫内侍奉过太子的太监们说，这位自称太子者面貌不像真正的慈烺，审讯便由此开始。随后，三个翰林学士被指定为证人，他们之后还有三名官员，他们都说他不是太子。于是，杨维垣导演的这场审判的口供就在法庭上出笼了。根据这份口供，这个年轻人承认他叫王之明，他被认出是北京皇家禁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富官皇戚的侄子。王之明肯定得到了宫内太监提供的情况，而且肯定是被高梦箕拖进了这个阴谋之中。王之明的口供并没有使那些相信他是真正太子的人们感到信服。一些像何腾蛟、黄得功这样的官员们对审问本身的程序半信半疑，怀疑那些审判官串通一气，在口供上搞了鬼，用来迫害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至于官员外的那些平民们，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个囚犯是真正的明太子，甚至他的名字也表明了他的真实身份：“王之明”颠倒语序后就是“明之王”了。如果弘光和马士英不希望流言继续传播，那么审讯的结果最好不要那么确定无疑。直到今天历史学家们仍然在争论这个自称是太子的人的真实身份。同时在南京，王之明的社会影响，甚至可能因为审讯而增强了。“百官皆知伪，然民间犹啧啧真也”。把这个年轻人当作其保护者的老百姓，显然相信马士英和皇帝极想杀死他们的囚犯，而且这个审判实际上不过是为处死这个冒名者而走的过场而已，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这样，假太子案就严重地损害了南京政权的名誉，也进一步丧失了百姓对它的信任。然而，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事件对那些正在作战的将领们的影响。比如，黄得功对弘光皇帝处理这个年轻人的非人道做法深感震惊，认为这个年轻人的皇室身份尽可存疑，但至少应该保证他免受一般囚犯所受的惩罚。他直率地写信给皇帝：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更为无礼也更为不祥的，还是左良玉对这个审判的抨击。他谴责阮大铖和马士英的丑恶行为。左良玉兵变
左将军一直想找一个借口，从武昌挥师顺流而下，取代南明朝廷，铲灭他在那里的政敌。自从兵部侍郎阮大铖与江西湖广总督袁继咸严重不和而克扣左良玉部队的军需导致关系的恶化以来，地方军阀与弘光主要谋臣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当左将军听到消息说阮大铖正在打击一些与“顺案”有牵连的士人、特别是其中有他以前的知遇之人侯恂时，十分愤怒。像周镳、吴应箕这样的士人签署过留都防乱公揭，因此担心会死在阮大铖手中。另外，像雷演祚等人曾在皇统之争中支持过鲁王，也害怕会被马士英杀死。周镳和雷演祚都被抓进了监狱，但是吴应箕还有行动自由，他要求侯恂的儿子侯方域写信给左良玉，请他进行干预以使他们得以保全。尽管重病在身，为了战略的需要，左良玉还是安排好了调动部队的行动计划和顺长江而下的水军。李自成的部队最近在山西的失败，以及与此同时张献忠“大西国”的残酷统治在四川的崩溃，意味着左将军及其部属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是来自北部和西部的起义军可能在湖广地区倾全力进攻他们。因此，当他接到来自御史黄澍（他刚刚逃离马士英和宫廷太监的魔掌）以“清君侧”为名进行干预的另一个请求时，他便开始考虑发兵之事了。黄澍的请求，加上那个自称太子的人惨遭迫害的消息，促使左良玉在1645年4月19日开始率军沿江而下，直扑江南的那些富庶的城市。在多数人看来，左良玉决定起兵即使并不完全正确，那也是被童妃和伪太子案逼出来的。未几，有王之明者，诈称庄烈帝太子，下之狱。又有妇童氏，自称由崧妃，亦下狱。于是中外哗然。明年三月，宁南侯左良玉举兵武昌，以救太子诛士英为名，顺流东下。左良玉在他起兵初期发布的声讨南京政权的檄文，代表了复社党人的主张，左良玉似乎已经全部采纳了他们的主张。在他们看来（以及在檄文中），马士英是南京政权一切失败的罪魁祸首。由于这种歪曲的看法，左良玉进攻南明首都的威胁，使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弘光政权的衰败归罪于马士英。同时，由于是根据复社东林党积极分子的见解而发动兵变的，左良玉便故意扮作那些正人君子的拥护者。在顺江而下的途中，他的士兵挥舞的大旗上缀着通告，说宁南侯正开赴南京，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等受迫害囚禁者。这项特别使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决定了。当左良玉前来解救周镳和雷演祚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阮大铖对他的囚犯下达了秘令，“允许”他们自杀。其后不久，甚至在左良玉部队已经逼进的时候，周镳著名的同父异母兄弟周钟——1643年年初复社的领导人、明朝的叛逆——也被杀害了。他的死刑是公开的。当刽子手走近他时，他竭其余力，讥问道：“杀我，其使天朝平安乎？”曾经以辞令之长而劝阻了崇祯皇帝南逃的尚书光时亨，也同时被斩首。但是复仇的任务，即铲除马阮政权及其支持者，仍在进行。左良玉显然认为，值此多事之秋，他的计划会赢得广泛支持。但4月26日他到达九江时，却发现他的老朋友和同盟者袁继咸并不相信他起兵的正义性。他为此十分震惊。袁继咸和湖北巡抚何腾蛟一样，认为袭击南京是对南明事业的致命打击。袁继成的坚决反对使左良玉认识到，他自认的正义之举被许多人看到叛逆之行。而且，这个老军阀——身体状况日见恶化——已经不能够驾驭自己的军队了。4月30日当袁继咸在九江左良玉的旗舰上拜访他时，左良玉已不能制止他的士兵洗劫这个城市。谈迁记载这次见面说：袁继咸过见舟中，俄见岸上火起，报曰：“袁兵烧营，自破其城。”良玉浩叹曰：“此我兵耳。我负袁临侯也。”此后不久，左良玉开始内脏出血，几天后就死了，把他的庞大军队留给了他的不很牢靠的儿子左梦庚。尽管这个时候对部队的管理比以前要严，但是左良玉的将领们仍然在沿长江行军去安徽池州的路上，洗劫了安庆。这支由职业军人、强盗和冒险者组成的庞大而野蛮的军队正劫掠江南以餍私欲，此种情势把南京朝廷抛进一片恐慌之中。为阻止左良玉的军队，南明部队就不得不从淮阳地区撤退，从而削弱了南明抵抗满兵的防线。在那里的南明部队本来就不充足。然而马士英对左良玉的担心却远胜于对清人的担心。左良玉毕竟发动了对马士英个人的讨伐。“吾辈吾臣”，马士英说：“宁可皆死于清，而不可死于左良玉之手。”于是马士英命令阮大铖、朱大典、黄得功和刘孔昭的军队阻止湖广军队向南京的推进。与此同时，史可法正在请求增援刘肇基的只有2万部队保卫着的扬州防线。马士英拒绝了这个请求，而且还强令刘泽清的部队从他们正在坚守的抵抗豪格的黄河前线撤回来，以加强左良玉与南明朝廷之间的防御工事。弘光知道，这将从史可法侧翼撤走部队，因而甚至想解除这道命令。但是马士英劝告皇帝，做出这种改变已经为时太晚了，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严峻，以致于史可法也不得不被召回。史可法强烈反对这一主张：上游（指左良玉）不过欲除君侧之奸，未敢与君父为难；北兵一至，则宗社可虞。但是皇帝坚持认为左良玉是个危险的叛逆，认为“寇至则防寇（指左良玉），寇去则防敌”。5月2日史可法正式收到撤回江南的命令，这位南明将军勉强执行了。他把部队一分为二，留下一部分防守泗州，他带领另一部分奔赴南京，准备阻击左良玉。史可法的这样分遣兵力最后证明是不必要的。在洗劫完池州后，左梦庚和他的将领们被黄得功挡在铜陵，并且被迫撤回了九江。因为多铎军队迫在眉睫的进攻，黄得功不能全力发动对左军的进攻，而且尽管左梦庚军队占据了安庆上游地区，但同时阿济格正从另一个方向进攻他们。当满军到达九江时，左良玉的整个部队实际上投降了清人，并成了次年平定中国的新的骨干力量。加入清军的左良玉旧部的大多数军官可能被称作“新”辽东人：即那些曾经效力于明朝边疆，后来在30年代的混乱中又调回中国腹地（多为河南）的那些军官。这些人中最重要的是金声桓。他曾经在辽东供职，并于1633年逃离了满洲（其妻儿成为人质），加入了左良玉在河南的部队。在九江投降满人的以后几年里，因为他在没有正规满军帮助的情况下，把桀骜不驯的江西省几乎全部控制在他手中，因此他的家人从监禁中解脱了出来。其他不太有名的官员也都为清朝的统一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左梦庚被邀入朝，并加入汉镶黄旗；1648年他帮助阿济格打败了大同的造反者。卢光祖在加入汉镶蓝旗之后，1646年随同豪格征战四川，镇压那里的张献忠起义军，并且为打败与南明永历政权联结的“寇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加入汉正红旗的李国英也跟随豪格在四川征战。实际上正是李将军这支由旗人率领的队伍，与满旗兵协作，在1647年1月在彭州附近的凤凰山把张献忠逼入了绝境并杀死了他。在加入左良玉的队伍之前本来在何腾蛟手下效力的徐勇，在投降阿济格后平定了九江的匪寇和复明分子，随后他担任了长沙驻军总兵，指挥了对永历政权的张荆春将军的战役，在他死于与南明白文宣将军的战斗之前，他被授予了男爵爵位。同样来自辽东的军官郝效忠在投降后被指派在武昌驻防。随后当阿济格回北京时，郝效忠与之同行，加入汉正白旗，并在湖南担任将军，他后来因为拒绝背叛清人，在当地被孙可望俘虏并被杀掉。如此之多的左良玉部属向满人投降，对南明构成了一种严重而长期的威胁。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在以后的那些年中，永历的将领们发现这些军官中的一些人是他们强劲的对手。不过，就眼下而言，左部的解体意味着史可法的部队不必去解救南京了。在史可法恰好到达南明首都的上游浦口时，他才得到这个对南京的直接威胁已经解除的消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继续向南京进发，去见弘光皇帝，但是他的主子却命令他回师扬州。史可法显得有些犹豫；一天之中他发布三道命令，最后决定率军会彻底完蛋。所以日本人必须趁苏美两强尚未从欧洲抽身之机，救出被困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带快被饿死的五十万军队。日本要想救出被困的五十万军队，就必须在中国的土地上打通一条陆上交通线，也就是连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这样才能让东南亚的日军与中国大陆的日军结成一体，即便没有海上交通，一样可以通过陆路补给后勤。而且，日本还必须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此刻从中国起飞的美国飞机已经可以攻击日本本土。这对于日本来说绝对是一件很致命的事情，会严重动摇日本人的作战意志。基于此种情形，苟延残喘的日本人决定以回光返照之势，倾尽最后的力量组织一次最大规模的会战——豫湘桂会战，也就是日本人早就开始酝酿的“一号作战计划”。
临死前的一击
日本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国内有史以来最痛苦的战争动员。日本人的作战准备，周全到了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他们把压箱底的油料、武器弹药、马匹、运输汽车、船艇、医疗设备、军粮等能支持战争的物资全都翻出来了。连在中国战场上从未使用过的坦克师团，包括慰安妇也全部出动。总之一句话，日本人把能拿上的全都拿上了，反正这次不拿就再也没有机会拿了。日本人还从“关东军”和“中国派遣军”抽调了大量精锐，加上从国内勉强征召的十几万人，凑齐了五十万人马。等新征召的部队开赴中国后，日本国内的男丁除了十六往下的就是六十往上的，基本上都是蹒跚学步的孩子和走不动路的大爷。这是日本成军以来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击作战，其动员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了明治时期的“日俄战争”。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次赌博彻底掏空了日本最后的战争潜力。……日本人上蹿下跳搞赌博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进展得十分顺利，欧洲盟军也开始大规模反攻。于是，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大部分人——包括下面即将再度出场的汤恩伯、薛岳和白崇禧，都感觉到“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普遍出现了“等胜利”的思想，完全没有意识到日本这个把内裤都押上了的赌徒正在上演最后的疯狂。因此，蒋介石的应对策略很简单、很稳妥，就是四个字——固守待援。也就是说，牢牢守住通往重庆的几条路，保住首都和中央政府。然后一方面静待精锐的远征军肃清东南亚日军，扫除后顾之忧；另一方面等苏美从欧洲战场抽身，介入对日作战。表面上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稳妥的战略——仗已经打到这个地步，根本没必要再去冒险。安全第一，安全第一！既然有强大的盟友兄弟们，那就等人凑齐了再打。以多胜少，以强凌弱，多么安全！况且蒋介石也给自己留了一手——别拼光了，以免让中共坐收渔利。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实证明，蒋介石的这种想法非常要命，差点要了他的命。豫中会战
历史跨入了1944年。4月，豫湘桂会战正式打响。日军第一阶段的目的是打通平汉铁路，会战发生在河南，史称“豫中会战”。日军的指挥官是冈村宁次，手下有十五万人；他的对手是汤恩伯，带兵三十万。自花园口决堤后，河南人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之中，水灾过后是蝗灾，蝗灾过后是旱灾，可当地人却认为河南不是有三害而是有四害：水、旱、蝗、汤，这个汤就是汤恩伯。客观地说，阿汤哥抗日的决心还是有的，他在抗战初期的“南口战役”和“台儿庄战役”中表现得还不错，但此人的行政能力大有问题。为了养活自己手下的军队，阿汤哥用了两个办法。办法一，搞贸易。说是搞贸易，其实就是做“倒爷”。倒买倒卖商品，赚取差价。钱是赚到了不少，但也腐化了不少军官。办法二，收税。他不顾河南连年大灾的现实，毫无顾忌地将沉重的军费负担转嫁到了穷苦百姓身上。再加上他麾下有不少部队军纪散漫，经常滋扰百姓，称他为一害恰如其分。话又说回来，汤恩伯之所以名声如此不堪，跟当时的大环境也有些关系。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民众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只在意收税，很少帮助民众。这就使得民众在最需要政府帮助时，感受不到政府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命。因此不少地方政府与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都不怎么和谐。话题回到战场上。一支部队如果腐败滋生，且没有军纪约束，那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战斗力？何况汤恩伯手下的这支部队多是新兵，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没和日军打过一场硬仗。没打过硬仗，战斗力自然没有保障。最要命的是，冈村宁次做足了充分的准备。这老小子为了让自己最拿手的“突然袭击”战术更快更高更强，不但调动了大量的坦克和空军，还做了十分周密的准备和计划。有心算无心，用狮子搏兔的打法去攻击心理准备不足、实力也处于绝对下风的对手，结果不难预料。在为期一个多月的会战中，尽管河南战场有不少国军做了坚决抵抗，比如洛阳保卫战、许昌保卫战都打得很惨烈，三十六集团军上将司令——川军将领李家珏也在战斗中壮烈殉国，但阿汤哥还是没能顶住日军的进攻，被冈村宁次打得丢盔弃甲。好在关键时刻阿汤哥指挥得当，率大军逃脱。虽说狼狈了些，但总算保存了实力。拿下洛阳之后，日军面前有两个选择。选择一，进兵湖北，西进重庆。选择二，攻打潼关进兵陕西，从北面杀入重庆。重庆一旦失守，蒋介石只有退守鸟不拉屎、没有工业、农业上也养不起军队的川北和藏区打游击，那么中国的抗战大业将陷入绝境。可是，日军在拿下洛阳、打通平汉铁路之后，居然就此停住，完全没有进入重庆的打算。这是为什么？仔细想来，不外乎日军“强盗气短”，心有余而力不足矣。对于选择一，日军跌倒在湖北四川边境很多次了，不敢再行冒险。对于选择二，“西北王”胡宗南在陕西一带陈兵数十万，而且这一带还是中共中央总部延安所在地。虽说胡宗南布重兵于此，除了拱卫重庆，也是为了封锁延安，但在一致抗日的大原则下，日军如果将此处作为突破口，将会受到胡宗南部中央军和敌后数十万八路军的前后夹击，在战略上极为冒险。总之，日军不敢冒险，以免影响“打通陆上交通线”的计划。如此看来，日本与七年之前的骄狂相比，现在已近山穷水尽。长衡会战
日军第二阶段的目的是拿下长沙和衡阳，为接下来占领桂林、彻底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做好准备。这场会战发生在湖南长沙、衡阳两个地方，因此又叫“长衡会战”。该地区的国军最高司令长官薛岳，此前已经三次击退日军，难免有些骄傲大意，以为自己的“天炉战术”已经修炼得出神入化，拿下小日本只是时间问题。但他没有想到，世上从来没有不败的战术。这次的日军大将横山勇通过废寝忘食、挖空心思地深入调研，早就找到了对付“天炉战术”的招数：一是人海战术。你不是靠人数优势烤我吗？我人比你还多，看你怎么烤！二是绕道奇袭。你不是步步退后、节节抵抗吗？我就先攻取长沙两翼的据点，占住两侧，再从正面进攻长沙，三面合围，让你退无可退。横山勇集中了三十六万人马的优势兵力猛扑长沙，而薛岳手下的军队还不到三十万。薛岳根本没想到日军有这么多人，“天炉”刚拉开架势，就被潮水般的日军扑灭。虎将薛岳落荒而逃。横山勇就此不可一世，挟横扫长沙之威进逼衡阳。衡阳是连接东南与西南的战略要地，集航空、水运、铁路、公路网络于一身，战略价值其实要高于长沙。击败薛岳让横山勇信心爆棚：长沙已在我脚下，小小的衡阳更不在话下！然而就是在这小小的衡阳，横山勇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强大的对手——方先觉。方先觉，1905年出生于安徽宿州。他老爸学历不错，是个秀才，其为人也不错，人称“方大善人”。这么说来，方先觉也算出身书香门第，理应把祖师爷孔子作为偶像，可他崇拜的偶像却是关羽，落实到性格上就是：喜好武功——武功学没学到家很难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敢于动手，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很讲义气——本来已经考上了上海政法大学，却投笔从戎进了黄埔三期。好不容易进了黄埔军校，却又因为暴打克扣军粮的军需官而被开除学籍。就这么个被黄埔开除的学生，从军队底层逐渐做起，因为战功卓著而屡获升迁，目前已是第十军军长。虽说方先觉手下有三个师，但实际人数不到一万八，根本不满员，而围攻衡阳的日军光是主攻部队就有四五万之众。敌众我寡，且“抗日战神”薛岳新败，谁还能对方先觉的第十军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没有人料到，此战居然成为中国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也最悲壮惨烈的城市争夺战。横山勇的计划是三天拿下衡阳，而蒋介石给方先觉的命令是：坚守十天，援军必至。衡阳激战中，日本人连芥子毒气都用上了，而第十军却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英勇——轻伤不下火线；伤稍重但尚能走动的也回到前线，反正下去也只是等死；实在走不动的，遇上敌人冲过来，就拉手榴弹同归于尽。方先觉及其麾下第十军的英勇表现，震惊了中日双方统帅。横山勇发现攻下这座衡阳城绝非易事。蒋介石也觉得真有可能来一个成功的反包围，当即调动了五个军驰援衡阳。横山勇当然不甘心让这么一座孤城将自己拖死，于是一面派出重兵坚决阻击援军，一面加派兵力抓紧攻击衡阳。衡阳就在这种困境下，一天一天地坚持了下来。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四天过去了，五天过去了，援军没到。第六天、第七天、第八天、第九天、第十天，十天了，援军还是没有到。以上句式重复三遍。四十天过去了，援军还是没有到。时间已经进入了8月，正值三伏盛夏，不要说打仗，就是站在太阳下面暴晒几个小时，恐怕都少有人能坚持得住，可方先觉他们已经在战火与骄阳中煎熬了四十天。不得休息，人困马乏；没有补给，弹药稀缺。伤亡已高达一万余人，几无可战之兵。最为关键的是，方先觉他们并不能确定兄弟部队是否会真心来救自己，也不知道兄弟部队是否有能力救出自己，绝望的感觉是令人窒息的。血战衡阳的第四十七天，1944年8月7日上午，蒋介石收到了方先觉发给他的最后一封电报：敌人今晨已由北门冲进来，城内已无可用之弹药及可增之兵，危急万分。生等只有一死为国；以报作育之至恩，来生再见。方先觉、容有略、葛先才、铙少伟、孙鸣玉同叩。蒋介石正在为党国即将痛失一员悍将而悲伤万分的时候，又得到了一个令他震惊万分的消息：方先觉率众投降。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是什么原因使已经坚持了四十七天、以伤亡约一万六千人（牺牲人数近七千）为代价毙伤日军六万余人的方先觉最终放弃抵抗而选择打出白旗？总结众多史料，主要有以下两种说法：其一，方先觉讲义气，不愿放弃伤兵突围。如果突围，则日军必定会用屠杀来报复那些不得不留下来的、给日军造成严重伤亡的第十军将士。许多人据此认为，方先觉是假投降，是为了保全将士的性命。毕竟方先觉并没有真的替日本人做事，并在戴笠的军统帮助下逃回了重庆，甚至还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其二，援军迟迟不至，导致方先觉愤恨乃至绝望。至于援军为何增援不力，通过探寻汗牛充栋的史料，发现了如下三个可能性：可能性一，日军强力阻击。可能性二，方先觉是中央军，而中央军与地方军（部分援军）不团结，各打小算盘。可能性三，方先觉的人际关系不好，与上司薛岳的关系尤其不好。方先觉本事大，脾气也大，非常狂傲，平时也不怎么给直接领导薛岳面子，因此薛岳很不喜欢这个不怎么听话的属下。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导致薛岳没用全力救援方先觉。就性格而言，方先觉跟他的亲家张灵甫（方先觉的女儿嫁给了张灵甫的儿子）很相似，都很狂傲。以至于两人的结局也很相似，张灵甫后来战死孟良崮时，援军也是迟迟不到。虽说大部分援军都不给力，但也有一路援军真心营救方先觉。方先觉投降的第二天——8月8日，他的朋友——已经因功升任七十四军副军长的张灵甫，率领部下经半月苦战，以伤亡四成的代价收复鸡窝山，打开了通往衡阳的大门。如果方先觉再咬咬牙，多挺一天时间，他也许就是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可惜历史的市场上不流行假如。絮絮叨叨地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说：可以理解方先觉的投降，但不能接受。方先觉确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军人的本分，他做了他所能做出的努力，他取得了抗战以来少有的辉煌战果。我们可以认为方先觉是一个有才华的军人，是一个有大功的军人，却绝不应该认为他是一个英雄的军人！因为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我们更需要的是视死如归的决心与精神！史迪威，再见
衡阳战役之后，日军由于伤亡惨重，足足休整了一个多月才向“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后一站——广西发起进攻。广西战场的中国军队，主要是新桂系的军队和一些地方杂牌军，无论是装备还是士兵素质，在日军面前自是居于劣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想了一个办法——让史迪威带领远征军从日军背后发起进攻策应一下国内战场，如果史迪威不同意出兵，送些装备也行。但这些提议都被一心反攻缅甸的史迪威拒绝。既然如此，那就只能靠广西现有的资源硬抗了。让人出乎意料的是，在开打之前，白崇禧居然将自己的嫡系部队三十一军和四十六军主力调走了。可能白崇禧认为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还是保存实力要紧吧。看到白崇禧如此厚此薄彼，广西战场剩下的部队自然愤愤不平，军心涣散。所以当战斗打起来之后，流血牺牲抵抗的国军固然不少，但脚底抹油逃命的国军更多。因此，日军并没有遭遇到曾在豫中会战和长衡会战中出现过的那种激烈而持久的抵抗。1944年12月，日军拿下广西，为期八个月的豫湘桂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利而告终。失利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国家实力贫弱，政府人员行政效率低下，武器装备落后，军队腐败，地方军阀私心作祟，决策层面出现失误，蒋介石和史迪威的矛盾……这些原因之前大都提过，此处不再多讲。国军吃了败仗，日军也没有达成战略目标。尽管日本打通了平汉线、湘桂线和粤汉线，又多占了中国二十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消耗——伤、亡、病合计十多万人马，且日军有限的兵力还被进一步分散在了漫长的战线上，以至于打通了交通线也守不住。一直到日本战败，大陆交通线也没有全线通车。尽管日本攻占了美国空军在西南的部分基地，但美国空军转换基地继续轰炸。正如陈纳德先生的名言所说：这一切并没有阻碍十四航空队一天的出击，或减少我们进击的强度。尽管由于国民政府（准确地说，是史迪威的决定）把大量的精锐用于缅北、滇西反攻作战，让日军钻了国军主力多不在正面战场的空子，但国民政府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国军主力精锐，这都是将来反攻的本钱。而且由于日军从华北抽调兵力作战，导致华北空虚，客观上便利了八路军等抗日武装未来在敌后的反攻。总而言之，豫湘桂会战于国民政府的硬实力无大损。只是此战输得有些窝囊，让中国在盟友面前很没面子。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德军全线溃败。相比于盟军的表现，中国国内战场的拙劣表现，据说把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鼻子都气歪了。但是，这三位只看到了中国的失败，可能没有考虑过中国的困难——美、苏、英、法与德、日、意的国力差距是正数，中日之间的国力差距是负数。而法、意、德三国，短则六个星期而亡，长则不到六年而亡，而中国已经坚持了七年多！美、苏、英三大强国分摊强敌德国和日本的火力，而盟国主要国家当中工业实力和财力最弱的中国，则独自拖住了日军的主力，导致日军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的兵力！这是一支在当时堪称世界一流、亚洲第一的海军舰队！多事的1875年，蜕变的慈禧1875年，对于大清王朝来讲是一个多事之秋。这一年的7月，在本书中属于打酱油的同治皇帝死了，时年19岁。由于他生活作风不太好，过于追求与窑姐儿一晌贪欢的刺激，得了性病，英年早逝。至于史书记载死因是天花，那是官方说法。他无痛苦，梅毒破坏了他的神经系统。他无皇陵，谁也没有想到春秋鼎盛的皇帝会如此快地需要坟墓。他无遗诏，他不关心大清江山托付给谁，因为他的母亲慈禧已代他行使了所有的权力。他无子女，从祖宗努尔哈赤开始的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他这里画上了终点。他无遗憾，人生能达到的顶级富贵、权力对他而言都是与生俱来的。然而他真的没有遗憾吗？没人能知道。但后人都知道他老妈慈禧有遗憾，她26岁守寡，在以权力与阴谋为主色调的后宫中，儿子同治是她唯一的守望，她甚至甘冒风险，为儿子的前途发动了“辛酉政变”，可是这一番拼搏换来的却是命运的嘲笑！同治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也就算了，可惜连命都活不长久，真是情何以堪！40岁丧子的慈禧变得一无所有。未来的岁月里，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唯有权力能够同行，所以她要牢牢地抓住权力，这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感情和同情心，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慈禧身上曾经的慈母角色消失了，她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在她的心中，从现在起，唯一重要的就是权力和地位，当她高高在上的时候，无人再敢藐视她！4岁的光绪意外地成了清朝的倒数第二位皇帝，他只是同治的堂弟而已，可同治的短命和无嗣，阴差阳错地使这个还在尿床的孩子成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光绪，1871年出生，全名爱新觉罗·载湉，属羊。其实光绪能成为皇帝也不是全然的意外。光绪的父亲是咸丰的弟弟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出了大力，亲自带兵捉拿顾命八大臣之首肃顺；光绪的老妈来头也很大，是慈禧的亲妹妹。不过，将来光绪也许会为继承这个皇位而感到后悔。因为他在继承了皇帝名号的同时，还继承了帘子后面的那位太后，那位权力欲极强、控制力也极强的慈禧太后。从登基的那天起，他就注定了傀儡身份，这个身份将一直伴随他从顽童时代走到生命的尽头。第六章袁世凯的第一桶金
转机
就在慈禧携权力前行的时候，袁小四的机会也来了。袁小四正在淮阳自家大院里磨刀霍霍的时候，有佳音自山东来！1881年，清朝的三大水师都开始步入正轨。袁小四的嗣父袁保庆的好兄弟、广东水师提督（海军司令员）吴长庆来到山东登州训练海军。因为念着老兄弟袁保庆的唯一后代还没有工作，于是吴长庆写信给小四，让他到军中来学习办差，职位大概就是今天的作战处参谋。接到老吴大叔的信后，22岁的袁小四欣喜若狂，他暗下决心：扬名疆场就从这里出发。进入部队后，小四很努力、很上进，他的表现让吴大叔老怀甚慰。小四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882年，清朝的附属国朝鲜发生了一件大事。朝鲜那些破事儿朝鲜是一个很抢手的地方，因为很多国家都对它有不良想法。日本的想法最粗暴：引诱朝鲜脱离清国自立，由自己独吞朝鲜。日本实是粗鄙！好在俄国比日本内敛一点：把朝鲜当做南下的一个基地也就差不多了。英、美之类的其他列强，心思就更婉约：慢慢蚕食朝鲜，扩大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朝鲜人民很悲哀，朝鲜是这样的一个四战之地不说，还出了一个没本事的国王。此时当政的朝鲜国王李熙是个窝囊废，年纪小的时候被他爸爸摄政王大院君操纵，结婚后被他老婆王妃闵氏（明成皇后）架空，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傀儡。闵氏虽然弄权尤其在行，擅长挥霍无度，但也还有一个优点：偶尔会想一想摆脱清朝自立的事情。1880年，在闵氏的主持下，朝鲜作为大清帝国的藩属国，与日本缔结了《日朝江华条约》，对日本示好，开辟口岸与日本通商。闵氏本想借日本制衡中国，没想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一是日本正愁没什么光明正大的机会吃掉朝鲜，朝鲜这块肥肉居然自己送货上门。二是公公大院君一直以保守著称，自认朝鲜民族工业保护者。现在好了，和日本通商以后，日本廉价商品迅速抢占了朝鲜市场，这一下把本已经退居二线的大院君刺激得不行。公公大院君和儿媳妇闵氏的关系本就极其不和谐，现在公公对儿媳妇自然是更加不满，极其渴望重出江湖。闵氏是个有心计的女人，为了防止公公不甘寂寞重出江湖，大肆提拔外戚掌管财政部门和军队，虽然这些人品行都很差，喜欢贪污——他们主要的贪污方式是克扣士兵的工资和粮食，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像狗一样听话，让咬谁就咬谁，对闵氏而言，这就足够了。对大院君来说，这些人也很足够了。1882年，朝鲜大旱。闵氏的亲信们贪污依旧，用救灾的口粮和兵饷中饱私囊，根本就没想过老百姓的死活，也没有想过手下士兵们的死活：军队已经连续十三个月没领到工资，吃的也是掺了沙子的米。军人们也想明白了：既然你们不顾我们的死活，那我们也就不用管你们的死活，反了吧！造反的士兵杀死了那些贪污成性的外戚。造反的士兵冲进了王宫，疯狂地寻找他们最大的仇人——闵氏。造反的士兵冲入了日本使馆，诛杀日本驻朝官员，诛杀勾结日本的大臣和外交官。没道理啊，日本人跟这些军人没有那么大的仇恨啊，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日本人，为什么要杀与日本有关的官员？是的，日本人是没有得罪这些军人，但他们得罪了一个人：大院君，是大院君要他们的命。军队哗变，是大院君在背后借势煽动的。因为他有足够的理由这么做：杀掉专权的闵氏，他就可以重新上台；杀掉日本人，可以保护本国民族工业。感谢那些贪婪的外戚，感谢这一年的天灾，大院君终于等到了重出江湖的机会。但是，两条漏网之鱼不会给他这个机会。一个是闵氏，这个女人化装成宫女出逃到外地，躲过一劫。闵氏在逃亡途中对自己变成丧家之犬的原因做了深刻的反思，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错抱日本人的大腿造成的，并想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改抱一个大腿，向大清帝国求救！另一个是日本驻朝大使花房义质，这小子死里逃生，回到日本搬救兵去也！这一场发生在朝鲜汉城的兵变，史称“壬午兵变”。抗日援朝一向做事拖拖拉拉的清朝政府，这一次倒是很爽快，因为没办法不爽快：朝鲜紧靠清朝兴起的满洲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朝鲜决不能舍弃。吴长庆是幸运的，因为慈禧把这个抗日援朝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他，令其率所部六营勇兵入朝平叛。军情紧急，时间仓促，吴长庆当即成立前敌营务处，“处长”是袁小四。限令六天之内完成的事情，袁小四三天就办得稳妥齐全。他带领前敌营务处的同事们率先登陆朝鲜，选定大军登陆地点，勘探进抵汉城的行军路线……后勤服务保障工作等方面均办得有条不紊，在他的精心筹划安排之下，吴长庆率部乘坐北洋水师麾下三艘当时亚洲最先进的军舰，安然抵达朝鲜南洋港，六营兵力两小时内完成登陆，袁小四的才华一时显露无遗。吴长庆上岸后，故意考问袁小四：你说应该怎么解决目前的局面？小四回答：捉贼先捉王。吴长庆很满意：那就交给你去办吧，好好干，干不好小心军法从事！小四也知道，这是吴叔叔看在死鬼老爸的面子上给自己立功的机会，这么好的机会绝不能错过！小四思来想去，觉得“鸿门宴”是目前最完美的解决方案，毕竟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胜利才能显出自己有水平。“鸿门宴”说起来简单，执行起来却很复杂，你得先把人诳过来，还不能让人逃掉。“鸿门宴”的祖宗项羽就是个失败典型。袁小四冥思苦想了一夜，终于想出了抓捕大院君的方法。第二天，袁小四备上厚礼，轻装简从，亲自上门拜访大院君。一番没有营养的招呼过后，袁小四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此次大清出兵，是为治倭寇而来，以后还得仰仗大院君多多支持工作！原来大清是担心日本啊，不是来对付自己的，那就好，那就好！大院君十分满意，终于放下了心头的大石。接下来，双方越聊越开心，一开心自然就要喝酒吃饭。袁小四在酒桌上胡吃海喝，无拘无束。宾主尽欢，大家都很高兴。酒宴结束后，袁小四殷勤地邀请大院君第二天回访，说吴长庆请客。如此友好的信号，大院君哪好意思说不。第二天，大院君率卫兵到清军驻地答拜。既然来了，就不用走了。一到大营，袁小四就把他捆了起来，大院君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大院君被逮捕后，立即被押回中国，幽闭于保定。“斩首”行动成功后，剩下的叛兵群龙无首，袁小四率清军于大同江畔全歼叛军，彻底平定此次叛乱。朝鲜政权回到王妃闵氏手中。搞定朝鲜人容易，搞定日本人就难了。好在日本人只认得拳头，懂得拳头硬的是大爷。清军那几艘亮瞎人眼的军舰，令花房义质从日本国内搬来的救兵很是相形见绌，令当时的日本深感自卑，不敢跳出来挑战清朝的宗主国地位。不过，日本借口为自己死去的侨民和官员讨还公道，逼朝鲜王室签订了一个条约：支付日本五十五万日元赔偿，允许日本驻兵保护侨民。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条约，清朝方面表示日本驻兵对大清帝国很不利，分明是想挑战自己的老大地位；朝鲜方面则表示五十五万日元的巨额赔款极大加重了国家的财政困难和人民负担！对清朝政府来说，由于日本横插一脚，导致此次出兵的成果减色不少，但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对袁小四来说，此次出兵算是个优差，但也不是全然的公费出国旅游，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因此，本就有心提拔袁小四的吴长庆在发给朝廷的功臣名单上，将袁小四的事迹浓墨重彩地夸奖了一番，将其列为功臣之首。这也是袁小四的名字第一次进入清王朝核心统治层的视野。几天后，23岁的袁小四就被朝廷封为正五品的同知，相当于副市长，成为一名年轻的高官。从此刻起，袁小四才算是真正地扬眉吐气，走上了政途。袁小四这个小气的名字再也不适合叫了，现在我们应该称呼其大名——袁世凯是也。清军在朝鲜平乱后，吴长庆即奉命留驻朝鲜，成立驻守朝鲜的清军司令部。在这个司令部里，吴长庆是最高统帅。他有文武两大帮手：武的就是袁世凯，吴长庆所有的军事事务莫不由袁世凯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参谋长；文的事务则由未来的实业牛人张謇做主，其职位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参谋长和秘书长的政治理念很相似，都属于鹰派，主张对外强硬。对袁世凯来说，朝鲜是他施展身手的好地方，也是他飞黄腾达的起点。他知道除了本职业务，语言能力也会决定他在朝鲜的发展前途，因此他一到朝鲜就学习朝鲜语，不久就达到了借助手势可以与朝鲜人民直接沟通的水平。转眼之间已是冬天，朝鲜半岛上渐渐冷了。吴长庆给新掌握了一门外语的袁世凯安排了一个新任务：负责对外事务，也就是让袁世凯负责交际应酬。由于这份新工作的关系，袁世凯常常要出席朝鲜王室宴会之类的娱乐活动。按照惯例，吃饭当然要喝酒，袁世凯自然也概莫能外，酒喝完了之后，吹牛皮就是主要的娱乐项目。有一次，袁世凯酒后跟朝鲜国王吹牛，说他可以为国王陛下训练出一支像清军一样厉害的军队。其实他哪会练兵，纯粹是醉话。谁知道朝鲜国王还当了真，真的把自己的五百侍卫交给他训练。袁世凯被逼上梁山，只好照猫画虎，比照着清军的训练模式，还真鼓捣出来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队，找到感觉的袁世凯再接再厉，又给朝鲜王室训练了一支四千人的常规军。兵不是白练的，袁世凯至少捞到了两个好处：一是借此跟朝鲜王室搭好了关系，增强了他自己影响朝鲜王室决策的能力；二是训练出来的这些兵不说唯袁世凯马首是瞻，至少不好意思冲袁世凯开枪。这就是袁世凯练兵的开端，他终于在朝鲜站住脚了。新一代的东方不败袁世凯很幸福，但大清帝国比较悲剧。就在大清被迫在朝鲜抵抗日本的同时，它的另一个藩属国越南正被法国人进攻。朝鲜和越南都是大清的藩属，可是日薄西山的清帝国已经无力维护它的宗主权。当时，关于大清应该如何应对法国侵略越南一事，清政府内部主要有两派意见：第一派主要有陈士杰、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主张援助越南，对法国宣战。陈士杰是山东巡抚，他是这一派的代表。陈大官人上奏说，法国有三个强项：船坚、炮利、军令严格，但也有四个短处：一是法国在1871年输掉了德法战争，割地赔款，成了大穷国，所以用兵越南会捉襟见肘（似乎有那么一点道理）；二是大臣不和，有内部矛盾（难道是以己度人，影射大清朝廷？）；三是法国人劳师远征，敌国将乘隙而入（敌国从何而来？难道是指德国？）；四是法国人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起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陈大官人真是想当然）。因此，只要我们出兵与法军相持数月，他们就会跟我们求和。可笑至极，一派书生之言！其他如张佩纶等人的奏折也经不起推敲。第二派主要有恭亲王奕訢和李鸿章，他们主张用外交解决问题，不卷入法越矛盾，甚至干脆放弃越南。既然越南在未经请示大清的情况下已私自与法国媾和，对大清离心离德，倒不如扔了它。两种方案都摆在了大清帝国一把手慈禧的面前，慈禧该如何抉择？几天之后，慈禧似乎作出了最终决定：她虽不同意公开同法国宣战，却支持主战派出兵越南北部，援助越南，相机行事。慈禧难道是想报鸦片战争的一箭之仇？其中奥妙不久便会揭晓。到了1884年春夏之交时，中法军队已在越南战场兵戎相见了一年多，清军溃不成军，步步败退。此时，在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京城，慈禧发动了她一生之中的第二次政变，史称“甲申易枢”。慈禧突然发布懿旨，将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军机处大臣全班罢免。随即，她把奕訢的两部分权力分别交给了她的亲信——军机处领班大臣交给礼亲王世铎，总理衙门总理职务交给庆亲王奕劻。她这么做的理由是：奕訢在中法作战中的工作表现太差，导致清军溃败。如此牵强的理由让大家看明白了吧？慈禧之所以支持主战的第一派，不过是利用这一事件巩固自己的权位。慈禧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英法联军给她的印象又是何等的深刻，她当然清楚很难战胜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只不过她需要一场败仗作为理由，将功高震主、尾大不掉的奕訢赶下台去。奕訢在这一番突如其来的打击下逐渐消沉，在剩下的岁月中逐渐消磨掉了他本就不够坚强的意志，于1898年在落寞中死去。威望巨高、实力巨强的奕訢一去，慈禧就开始了独霸江湖的岁月，再也无人能够撼动其武林盟主的地位！慈禧拿下奕訢后，终于端正了工作态度，开始加强战争的准备工作，尤其是重中之重的人事安排。在慈禧一条接一条的命令之下——主战派张佩纶成为钦差大臣，督战福州，那里有马尾造船厂，是大清重要的海军基地。主战派张之洞（此人暂时还是一个成长中的愤青，后面再详细介绍）奔赴第一线，出任两广总督，加强防务，接济越南境内的抗法武装力量——刘永福以及其麾下的黑旗军。主战派左宗棠这些年南征北战，身体已经超负荷运行，但还是被慈禧安排到了东南沿海前线督办防务。至于主和派李鸿章，慈禧也给他安排了两个特别任务，一是让他时刻注意和局准备，二是让他把麾下的淮军精锐派往前线作战。看慈禧的这个布局，她似乎要大干一场。下面一起来看一看中法之战。中法之战中法之战的主要战场有两处，一处是东南沿海的海战，一处是广西、越南边境的陆战。先来看看东南沿海的海战。在关键战役——马江海战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下来，没有清军舰队制衡的法国索柱——和尚——五达子——晋××——福保——明善——文锡——增崇——存耆——奎垣。定：(对奎垣)到您是十辈。(对奎垣的儿子世怡)您是十一辈。察世怡(以下简称子)：我就不算了。
1.秦老胡同增家
定：你们秦老胡同增家在北京特有名。奎：有名倒是也有名。反正我知道的，说我们家什么的都有，好的坏的，捧的骂的，什么都有。我祖父是哥儿四个，我祖父是增崇，仨弟弟是增德、增麟、增绂。哥儿四个不是一个母亲。我祖父是一个人儿，那三个兄弟是一个母亲，那哥儿仨是亲的。我祖父行二，没有老大。老大很早就没了。二三四五。那会儿出名是增二老爷，以后出名的不是我父亲，是我六叔。我四祖父中年早死，我五祖父也比较年轻就死了。定：三祖父是增德？奎：增德。增德属于好佛的人，每天都念经，和雍和宫的喇嘛交往甚深，家常俗事都由六叔六婶管理。他也做官，官比我祖父小。我们家是这样，哥儿四个分家分了四份，怎么分的我就不知道了。哥儿四个在北京就都是住在秦老胡同注254，由这儿到那儿半条胡同，一溜儿房挨着。2.父亲一辈的婚姻圈
定：您父亲是独子，可是按大排行就有好多吧？奎：也不太多，11个男的，9个女的，一共20个。我们这辈儿是大排行。我父亲那辈儿男女还分着。定：都住在这秦老胡同？奎：还真是都在秦老胡同。当然中间儿有死了的，女的嫁出去了。定：您还记不记得他们都娶的是哪家的？嫁的是哪家的？奎：嫁的是哪家的我知道，都说得上来，娶的我就说不上来了。我三伯父娶的是蒙古的。我五叔娶的是麻花胡同继家，也是大家，内务府的。六叔娶的是傅察氏，那阵儿弟兄姊妹开玩笑叫她普洱茶嘛。我六婶是最活动的。子：我们家那会儿贴着红条的普洱茶多得是，那都是宫里的，肯定。红纸条儿写着墨笔字儿，那么大一团儿。那时候谁知道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定：现在可值钱了，还不卖了去！子：卖什么啊，“文革”抄家都让红卫兵给踩啦。奎：八叔娶的是费莫氏。十叔娶的是珍妃她们家的，他他拉氏吧。九姑是嫁给铁家，铁良家。那阵儿不是老说“铁棍打老袁”注261吗。子：铁良老跟袁世凯干。定：后来不是也跑到天津去了吗？奎：也跑到天津去了。租界里头。十一叔娶的是马家，马佳氏，他父亲叫马世杰，住朝内小街新鲜胡同，也是中堂家。注262北京有两个世中堂，一个是我们三舅母家，一个就是这家。我那大姑跟我父亲是亲的，嫁到也是大宅门，佟家，住东四六条。他家俩姓，也姓蒋，佟家那名儿不甚响亮，蒋家响亮，东四六条蒋家，蒋中堂。注263后来我大姑就回娘家住来了。我二姑给的是肃王府，可不是在日本的那支儿，是留在北京的那支。三姑死了。四姑给的是载洵，洵贝勒家。五姑给的是涛贝勒家。他们哥儿俩是各自独立，不住在一块儿。六姑嫁的是……金兀术那是什么？子：完颜，完颜氏。奎：住亮果厂。注264完颜是大家，怎么封的我不知道，人家是金朝的后代，不是一般做官上去的，皇族嘛。他们房子多得很，人也多得很。王佐贤已经是大排行二十一了吧，(六姑给的是)志贤，不是佐贤。还是“姑做婆”，上一辈是我祖父的妹妹。秦老胡同那边那大门是希贤的，那不是他们家买的房，是那桐买的房，那桐给大女儿当陪嫁的。现在早就不是了，那时候是。定：对，那桐的大女儿是嫁希贤了，《那桐日记》写的有注265。3.父亲存耆
定：您父亲后来是做什么的？奎：我父亲是个极其可怜的人，他母亲跟着我祖父做外任官时，早早死在南方了，所以从小没得到过母爱，长大了也不合群。实际我父亲在家里头一点儿也没处理权，只能享受，而且我父亲老说那话：“什么在我这儿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钱，都是假的”，就这么一种信念似的。他这信念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祖父留了一笔钱，想要送我父亲去英国留学，学铁路。这是我父亲太希望的事儿了，可是刘家，就是刘贡南注267他爸爸，来对我祖父说了：“您别这么办哪，这么办的话他出去，回来他学成革命党啦。您不如把钱交给我，我给您开买卖。”结果呢，就真让他拿去开买卖去了。后来祖父又留了一笔钱，说不管国内乱还是不乱，你还是去英国读书吧，不要跑回来。过了不多日子，通过我祖母又把钱要回去，是给刘家拿去买房还是干什么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赚钱的机会就别放过的意思。我父亲心里最懊头(懊恼)的就是这事，所以他就说，什么也不是我的。定：等于让他们给骗走了。奎：也没白拿走，刘家还是给赚了钱。定：就因为这么一件事就把什么都看穿了吗？奎：反正各种坑坎吧。在开当铺的问题上父亲与祖父就有分歧。后来溥仪不是在长春那儿立了嘛，我父亲总想跳出这环境，说那我找溥仪去吧，说我也不愿意在家里无所作为，这样他就找溥仪去了。除了溥仪他还能找谁去？找溥仪我祖父也是同意的，还是旧思想，皇上嘛，就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了之后，就给皇上当站班的，皇上也是专挑那些近人当站班的，放心。在那儿过的生活是极其糟糕的，就住一小旅馆一间屋子，住了好多年。定：母亲没跟去？奎：有时候去呀，没跟去。为什么没跟去呢？原因是跟家里头侍候公婆。定：嗯，这倒也是原因。奎：我父亲也不愿我母亲到那儿去，二人都去受那苦，受那罪。我父亲一点儿享受这个那个的都没有，还提心吊胆。除了给皇上站班，上班下班，生活拘谨得很，就指着那俩工资，有时还得由家里补助。定：他还没像润麒那样被逮走。奎：逮走的很少，就那几个跟着的武官。那时候也赶巧了，他回北京来了。定：他从伪满洲国回来也没工作？奎：没工作。没事在家闲着干嘛呢？就研究胡适，把胡适的书一本一本地全买了。这是一种错觉啊还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反正那时候这些满族大家啊，跟这国民政府都没拉扯没联系。也有的拉扯拉扯就进监狱了。我六叔，在汪精卫时期他做到财政厅厅长，最后就进监狱了嘛。然后出来了就在家里什么工作也没做。定：您父亲没沾上这个，还挺好。那解放后他有工作吗？奎：没有什么正式工作。代表啊，文史馆啊，都没有。有时候就是区政协的联系人开座谈会，后来常去民政局，开会或者政治学习，谈谈话，街道有点事就上街道。经常是这儿做贡献那儿做贡献，结果贡献做完了也就完了。我父亲就是写点东西，而且写啊还不预备挣钱。我父亲写得很多，有的时候交派出所了，有的时候交区政协了，全国政协了。我父亲交的时候说了，我写的这些材料啊，都希望你们最好存档，别登在那个什么文史资料上。所以这一下我们再找他的资料就很难了。我父亲写东西糟糕的是我没瞧见过。后来又是“文革”，只有题目，没内容。一直到“文化大革命”，4.我自己
奎：我父亲就是一个人(指独生子)，我一生下来他就特别地宝贝我，等于是家里最盼望的唯一一个继承的后代。所以我小时候从生下来起，一直到结婚，我就没跟我父母在一起，不是我母亲养活，是我的祖母耿佳氏养活的。一是宝贝孙子，二是我祖母没有儿女，母爱她得发泄啊。祖母对我好，我也真是好得离不开祖母。那会儿外边亲戚朋友有办喜事，唱戏了，我祖母去行人情去了，到晚上就提前回家，就不听戏回家了，为什么呢，说怕我找她。这事传得最远了，可着亲戚朋友没有不说她的，宠孙子。定：那就是说别人都不这样，就您祖母特殊？奎：别人听到八点九点，我祖母就听到七点，顶多八点就回来了。那会儿请客照(比)现在时间晚。可是后来我大一点的时候啊，就为这个原因，把我一害害到底儿，一直到现在。定：为什么呢？奎：养成了一个糊涂孩子啊！(众大笑)定：这是您谦虚吧？奎：不是谦虚。要不是这么养活起来的，我绝对跟现在不同。我一辈子净是后悔的事，没一点儿好事。定：这怎么说呢？您具体点儿。奎：不跟其他兄弟一起念书，不见人，不交朋友。我们叔伯兄弟见一面，“走走走”，赶紧给领走、易二州的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了借助李克用的力量保护自己，采取联姻之策为侄子娶了李克用之女。王处存的这种做法使得本就对李克用十分忌惮的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和成德节度使王镕感觉如芒在背。当时河北的藩镇中只有王处存还听命于朝廷，所以李可举和王镕对王处存和李克用的联姻心怀疑惧，担心王处存会借助李克用之力来攻打自己，于是两人商定联手共灭王处存而分其地。经过一番筹划之后，李可举派部将李全忠领兵六万进攻易州，王镕则派兵攻打定州南面的无极县。王处存得到消息后立即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亲自率领大军前来援救，接连打败成德军，解了定州之危。李可举此次出兵攻打王处存，不仅没得到丝毫好处，反而将身家性命搭了进去，究其原委，不是因为李克用大兵压境，而是因为部将李全忠的反戈一击。当李全忠奉李可举之命领兵来到易州后，采取挖地入城的策略，很快便占领了城池，王处存因此被迫出逃。李全忠由此认为王处存不堪一击，而产生轻敌之心，不加防备。王处存在夜间命令三千士兵蒙上羊皮，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到城下，卢龙军以为真的是羊群，便争先恐后地出城抢掠，结果王处存趁势领兵杀入城中赶走李全忠，收复了易州。李全忠兵败之后，担心回去可能会被治罪，干脆收拾残兵对李可举反戈一击。李可举因为事先没有防备，在一片绝境中登楼自焚而亡。随后李全忠成功接管了幽州全面事务，并自称幽州留后向朝廷上疏请求册封。对于李全忠的篡逆行径，当时以李儇为代表的朝廷没有任何可以制裁的措施，只得下诏承认其留后的地位。当时右补阙常濬上疏劝谏，认为朝廷姑息藩镇已经到了太过分的地步，无论是谁请求册封全都予以同意，这是导致藩镇作乱，天下纷争不已的根本原因，希望朝廷能够稍振典刑加以震慑。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常濬的决心，但当时朝廷的中央集权已经遭到严重的挑战，甚至已经是一蹶不振，根本没有稍振典型加以震慑藩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实力。即使如此，皇帝李儇和宦官田令孜还是对常濬的上疏惊恐万分，担心藩镇得知会兴师问罪，于是将常濬处死以取悦藩镇。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大唐帝国被藩镇肢解的命运已经在劫难逃，而对于朱全忠、李克用这样的强藩，朝廷只有忍气吞声，只要他们不为难朝廷，朝廷就万事大吉。但事实证明这些强藩的野心已经不可遏制，皇帝李儇就是因为他们再次作乱而被迫再次逃离长安。朱玫构乱光启元年（885年）三月，皇帝李儇返回京城长安后，便陷入极端的财政危机之中。田令孜在蜀中招募的神策新军共计四万五千人，加上原先的左右神策军，赏军的费用激增。同时还有朝官将近万人，每天也需要大量的财政支出。而此时各地藩镇却纷纷截留赋税，河南、河北、江淮等贡税之地不再向朝廷上供，朝廷财政部门财源渐渐枯竭，只能靠向京畿、同州、华州、凤翔等几州之地征调赋税。但是，却无法保障财政支出，禁军将士因供给不足经常怨声四起，宦官田令孜担心产生兵变，急于寻找新的供应赋税之地，于是，他将目光瞄向了掌控两池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所谓的两池盐，是指安史之乱后朝廷实行盐铁专卖政策以来，安邑、解县的池盐，是朝廷财政收入丰厚的两座聚宝盆。例如宣宗李忱在位时期的大中六年（852年），池盐收入达到一百二十多万贯，所以朝廷收入以两池盐为大宗。但是皇帝李儇即位后，两池盐大部分被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据有，每年只向朝廷贡献三千车盐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缓解朝廷财政的窘境，田令孜决定收回两池盐。光启元年（885年）四月，田令孜代替皇帝李儇下诏，让王重荣交出两池盐的管理权以供军养，并由他自己兼任两池榷盐使。王重荣接到诏令后，接二连三地上疏论述，称河东军府全靠两池盐的收入供给，不同意交出管理权。皇帝李儇派出宦官去做王重荣的思想工作，但王重荣就是不交出管理权。当时田令孜派出许多亲信到各地侦伺藩镇们的行踪，一般情况下藩镇们对待这些宦官是敬而远之。但田令孜派到王重荣这里的宦官是其养子匡祐，匡祐仰仗田令孜的权势，在河东当地仗势欺人，引起士兵们的愤怒。王重荣利用这个机会，历数田令孜的诸多罪恶，将匡祐赶出河东地区。匡祐回到京城长安后，向干爹田令孜哭诉王重荣全然不将他们父子俩放在眼里。可田令孜也不敢公开得罪王重荣，于是他想出了外调王重荣的方法，想分掉其兵权。五月，田令孜以朝命将王重荣调任泰宁节度使，改派义武节度使王处存为河中节度使，并令李克用率河东兵护送王处存奔赴河中上任。但是王处存担心卢龙、成德之军卷土重来，不肯离定州，同时上疏替王重荣申诉。而王重荣则自认为收复长安有功，趁机揭发令田令孜擅权、离间君臣等诸多罪项。田令孜担心王重荣借机发兵兴师问罪，便勾结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对抗王重荣，当时双方可谓是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田令孜求得两大藩镇的援兵，让王重荣倍感压力，在经过慎重的思考后，他在十月间决定向李克用求救。当时李克用怨恨皇帝李儇在他和朱全忠的矛盾问题上，没有站在自己这一边，而且他探听到朱玫、李昌符和朱全忠暗中有往来，所以决定对王重荣施以援手，出兵河中。当时李克用纠集汉、藩兵马十五万，准备在来年渡过黄河，从渭水北部讨伐朱玫和李昌符。但他向朝廷保证不会逼近京城，等到剿灭朱、李二人，再回师剿灭朱全忠以雪前恨。朱玫得到李克用出兵的消息后，想迫使朝廷下令讨伐李克用，便三番五次暗中派人潜入长安，或焚烧粮草，或刺杀宫廷守卫，并托称是李克用所为，闹得京城一片恐慌。田令孜得知李克用决定来年出兵，便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下令朱玫、李昌符各率本部人马三万，又征调驻扎在鄜、延、灵、夏等镇的神策军各三万人屯于沙苑，准备进攻王重荣。王重荣见朝廷已经发兵，立即请求李克用急速发兵相救，结果李克用立即引兵赶赴救援。十一月，王重荣出兵进攻同州，同州刺史郭璋战败身死，李克用援军赶到后，与王重荣在沙苑和朱玫、李昌符两军对垒。十二月二十三日，双方展开决战，朱玫、李昌符被李克用打得大败，各自逃回本镇，溃败之军一路焚掠而过。李克用当日进逼长安，二十五日夜晚，田令孜带着皇帝李儇从城西的开远门一路向凤翔逃去，其目标依旧是先前的目的地蜀中。皇帝李儇逃往凤翔后，李克用和王重荣继续将矛头对准田令孜，联合上疏奏请皇帝李儇返回长安，并要求诛杀田令孜。在这种形势下，皇帝李儇也对田令孜产生不满，而且认为想要平息李、王二人的怒火，只有采取削弱田令孜权力的做法，于是便下令起用宦官杨复恭为枢密使。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杨氏兄弟是宦官集团中比较有实力与田令孜相抗衡的人物。光启二年（886年）正月二日，田令孜要求皇帝李儇前往兴元避难，其实是想让李儇前往蜀中。很长时间以来，皇帝李儇便对田令孜让自己一路逃亡的做法十分不满，所以这一次他没有答应田令孜。但让李儇没有想到的是，当晚田令孜带兵突然闯进行宫，挟持李儇前往宝鸡。当时的情况是，只有禁军士兵和宦官数百人跟随田令孜和皇帝李儇出行，宰相和诸多文武百官均不知道皇帝陛下已经离开行宫，到了第二天才得知田令孜挟持皇帝事件。于是，太子少保孔玮、翰林学士承旨社等几个大臣追到宝鸡。由于事情比较仓促，追赶皇帝李儇的诸多大臣在半路上被乱兵劫掠，只得被迫返回凤翔。李儇急忙任命孔玮为御史大夫，让他回凤翔召集百官，自己停留在宝鸡等待。可以说皇帝李儇这次仓促逃亡，完全是田令孜独断专行的结果。以往朝臣对皇帝李儇纵容田令孜的擅权大多敢怒不敢言，如今他们看到时机已到，于是便采取消极抵制的方式进行对抗。当孔玮到达凤翔，想向宰相宣诏时，宰相们都称病不见。孔玮命令御史台的官员四处催促朝官们启程前往宝鸡时，官员们全都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结果孔玮只得独自返回宝鸡。孔玮回到宝鸡后，立即建议皇帝李儇，认为宝鸡城小不足以久留，如果久留恐怕会引来藩镇之兵，应该立即前往梁州避难，次日李儇便急匆匆地赶往梁州。事实证明，孔玮的预料十分准确，没过多久，朱玫便对田令孜反戈一击。当时朱玫、李昌符一方面畏惧李克用、王重荣兵力之强；另一方面看到田令孜已经成为众矢之的，也不愿意再为其效命，便与李克用、王重荣联合，共同讨伐田令孜，充当紧追皇帝李儇和田令孜的急先锋，一路向凤翔追去。在追兵的阵阵鼓声中，皇帝李儇在田令孜等人的护佑下，一路向兴元方向逃去。由于跟随逃难的百姓较多，一时间道路堵塞，田令孜派神策军使王建和晋晖为清道斩斫使，带领五百名士兵挥舞长剑砍杀开路，皇帝李儇的乘舆才得以前行。而山南西道节度使石君涉在朱玫的授意下，派人烧毁驿站，不让李儇、田令孜沿官道进入兴元，结果李儇只得改道而行，在朱玫追兵的追击下，几次差点送了性命，好不容易才进入山南西道辖境。石君涉因为做贼心虚，弃镇逃附朱玫。三月十七日，皇帝李儇在山南西道监军严遵美的迎接下进入兴元，并着手布防抵御藩镇之兵。当时在藩镇和朝官的共同反对下，田令孜已经势单力弱，自知不为众人所容，只好顺水推舟地推荐枢密使杨复恭为左神策军中尉、观军容使，让其掌管禁军，而给自己加上剑南西川监军使的头衔，逃入成都投靠其兄陈敬瑄。杨复恭随即剥夺田令孜的亲信在禁军中的兵权，将王建调任利州（今四川广元）刺史、晋晖为集州（今四川南江）刺史。朱玫为了摆脱自己胁君的罪名，以皇帝李儇信用田令孜为由，要求宰相们与自己同谋废立皇帝，另立一位李氏子孙为皇帝。宰相们不敢从命，朱玫仰仗自己手握军队，便宣布自己执意要另立皇帝，敢有异议者立即斩首。当时肃宗李亨的玄孙襄王李煴在跟随皇帝李儇出逃途中，因病落入朱玫手中。四月三日，朱玫与身在凤翔的百官册立李煴权监国事，自己兼任左、右神策十军使，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五月，朱玫又加封自己为侍中、诸道盐铁、转运使等，集军事、政事、财政大权于己身，同时派人给各地的藩镇封官晋爵。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大多数藩镇都接受朱玫的册封，尤其是驻扎在江淮地区的高骈也上表劝进，干脆让李煴称帝。一时间朱玫大有总揽朝廷政务之势，而且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对于皇帝李儇已经逐渐失去信心。后世的胡三省认为：“史言僖宗再幸山南，天下已绝望矣。”这里所谓的“天下”，指的显然是各地藩镇。从胡三省的评价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李儇由于遭到以朝官势力以及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事集团的厌弃，其帝位已经岌岌可危。不过俗话说得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皇帝李儇帝位不保之际，以朱玫为首的反皇帝李儇军事联盟由于各种原因很快产生裂痕，最终这些藩镇们分道扬镳。当时朱玫大有专权之势，这引起了他的同盟伙伴李昌符的严重不满。没过多久李昌符便暗中上疏皇帝李儇表示效忠，被李儇加官为检校司徒。而且此时已经升任为宰相的杜能向皇帝李儇建议，利用杨复光与王重荣在评定黄巢时建立的友善关系，而杨复恭是杨复光之兄这层关系，派大臣对王重荣进行宣慰，让其归顺朝廷。事实证明这个做法十分奏效，王重荣立即表示愿意归顺，而且贡献出十万匹绢，表示要举兵讨伐朱玫。最关键的是，此时的朱玫犯了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他将李克用推向了敌对一边。当时朱玫让襄王李煴派使者前往晋阳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其拥立李煴为帝。李克用看到朱玫施展“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想要压服自己，顿时勃然大怒，宣布准备调兵征讨朱玫。皇帝李儇看到形势出现转机，便于六月间派都将杨守亮率领两万禁军从金州出发，配合王重荣、李克用攻打朱玫。形势骤然间的变化没有让朱玫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依旧在十月间拥立李煴为帝，并改元建贞。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朱玫的大将王行瑜就在凤州大败，进而杨复恭宣布谁能取得朱玫的首级，即以朱玫的靖难节度使之职加以赏赐。王行瑜战败后，知道肯定会被朱玫治罪，于是率领部众返回长安，趁朱玫不备将其斩首。但是，皇帝李儇在朱玫败亡之后依旧是有家难回。当他动身走到凤翔时，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考虑到自己毕竟参加过胁迫皇帝李儇的行动，虽然李儇表示既往不咎，但他仍然担心李儇回到长安后，自己会被治罪，于是强行要将李儇留在凤翔。对于皇帝李儇而言，好不容易才摆脱朱玫武力胁迫的一场危机，此时的他已经犹如惊弓之鸟，虽然明知道李昌符弦外有音，他只能违背本意，住进了李昌符的节度使官邸。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朱玫构乱是以皇帝李儇为代表的唐廷的一次大分裂，是朝官、宦官以及藩镇三大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矛盾斗争的产物，最终朝官势力为反对宦官势力付出了重大牺牲。由于杨复恭地位的上升，以田令孜为首的那股宦官势力逐渐衰弱，但宦官专权的局面依旧继续，而藩镇势力则趁火打劫，继续扩充实力，互相征伐攻占。淮南罹祸朝官、宦官、藩镇三大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李儇犹如他们的掌中玩物已经成为傀儡，而且对于远离京城长安之地，朝廷更是无力控制，进而导致地方涂炭生灵。淮南地区在当时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追根溯源则是因为镇守该地区的高骈昏聩。高骈其人是唐末对政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懿宗李漼在位时期，他是安定西南、抵御南诏的功臣，可是黄巢起义后，他成为了拥兵自重的藩镇，并多次拒绝出兵勤王。早在中和元年（881年）与中和二年（882年）间，皇帝李儇就对高骈拒绝出兵产生绝望之情，先后罢免了他的江淮盐铁转运使和诸道行营都统的职务。高骈对被王铎取代官职颇为不满，《旧唐书?高骈传》记载，高骈失去兵权后，数次上疏皇帝李儇，言辞颇为不逊，并认为黄巢打进长安，迫使皇帝李儇出逃蜀中是咎由自取，而且指责李儇忠奸不分，是非不分。皇帝李儇收到高骈的奏疏后，顿时火冒三丈，下诏痛骂高骈不守君臣仪轨。但李儇的处境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对于高骈也只能是骂骂而已，在诏文的最后还是好言安抚一番，希望他能治理好江淮地区，不要再次辜负自己的期望，这其实对高骈是一种公开的唾弃。可是李儇一定想不到，高骈就连治理江淮也没能做好，最终导致淮南地区战乱四起。高骈本来是慑于黄巢起义的威力，不过又看到朝廷摇摇欲坠而采取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没想到皇帝李儇会公开唾弃自己。这导致他在藩镇中的威信顿减，等到王铎率领诸道人马收复长安后，高骈又为自己失去立功机会而懊悔不已，而且此时因为高骈始终暴躁不已，部下多有出走，在这种窘境中，高骈将军政事务交给了爱将吕用之处理，自己则沉湎于神仙方术中。光启二年（886年），朱玫拥立襄王李煴为帝后，任命高骈为中书令、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等职。高骈出于对皇帝李儇的怨恨，高兴地接受了李煴的任命，并不断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一切。为此，他在府邸中建造了一座道院，日日做法事祈求与神仙相逢，结果吕用之乘机掌控了军政事务。吕用之是鄱阳人，出自世代经商之家，曾经进入九华山求得一些所谓的道术。后来客居广陵以卖药为生，当高骈四方网罗人才时，吕用之经高骈部将余公楚的推荐，以左道之术得到了高骈的器重。当时吕用之利用自己久居扬州，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的优势，不时向高骈提出很多合理化建议，获得了高骈的高度赞许。同时利用高骈一心想修道成仙的病态心理，连哄带骗地加以迎合，使高骈的畸形心态不断加剧，最终独揽军政大权。吕用之深知，要想真正地掌控大权，必须要设法离间高骈与亲信旧将的关系
交的时候，南方的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为何如此平静？难道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发展的良机吗？他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孙中山甚至与段祺瑞达成了和平协议，他要为闽南“护法根据地”赢得一个和平的外部发展环境。孙中山在革命了数十年之后，终于悟透了一个道理：要想赢，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所以他很在意那支在名义上听命于自己的部队——粤军。尽管从本质上看，粤军还是一支雇佣军。自从1918年下半年，陈炯明、许崇智、蒋介石等人率领粤军在福建南部成功开辟了一块拥有二十六个县的“护法根据地”之后，陈炯明便在孙中山一个接一个的命令或建议下，一边扫荡被击溃的北洋军残部，一边利用并不充裕的经费——孙中山的金钱支援和地方上缴的税收大肆扩军，终于将原本人数不满五千的部队扩编成两万多人的两个军。回首当年靠几十上百人的会党跟数十倍于己的清军干仗时的惨不忍睹，来自粤军的这些变化是非凡的，是可喜可贺的。但问题是，孙中山对这支军队的司令陈炯明不太满意。陈炯明虽说是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的老同盟会会员，但并没有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而且陈先生并不信仰三民主义，至于他信仰什么，下文再说。所以孙中山对他并不放心，要不是陈其美死得早，司令的椅子肯定轮不到他坐。因此，孙中山派了四个人去分陈炯明的权，他要掌控这支部队。这四个人就是之前提过的邓铿、朱执信、许崇智和蒋介石。邓铿有领导才能，但过于方正。朱执信革命斗志旺盛，但过于勇猛激进。许崇智能力还行，但革命斗志不甚昂扬。至于蒋介石，才能自是四者之中最高，但过于意气用事。军事人才的问题，令中山先生十分头疼。但与用人相比，眼前有更加迫在眉睫的问题：怎么养活这支军队？这简直伤透了孙中山的脑筋，说到底还是不知道去哪里搞钱。说到弄钱，要按孙先生以前的工作方式，那就是四处募捐。可一晃数十年过去了，孙中山的革命项目似乎越做越差，远不如那些军阀做得出色。这让当年倾家荡产支持他的那些老朋友作何感想？估计孙中山自己都不好意思上门再提钱的事。所以说，毁灭友情的方式有许多种，或许最彻底的一种就是借钱。这一路失败过来，连老朋友都不再信任孙中山，更何况他人？因此募捐这条路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况且募捐来的钱实在太少，根本不敷使用。看看人家段祺瑞，赞助一拉就是数千万美元。有了这种心理，孙中山便把目光转向了他最靠谱的理财顾问——张静江。“民国吕不韦”张静江，浙江南浔人，富三代，爱冒险，好交友，擅长搞对外贸易，其生意遍及美、英、法三国，十分有钱。由于当时没有福布斯富豪排行榜，因此大家都搞不清楚他身家多少。好在有一个标尺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有钱程度，这个标尺就是吕不韦，因为张静江被称为“民国吕不韦”。吕不韦可是战国时代的超级富豪，完全有实力去竞争那个时代的首富名头，所以张静江应该也是一个超级富豪。不过与吕不韦相比，张静江更加热心直率，这一点在他帮助孙中山的过程中就能体现出来。1906年初，未到而立之年的张静江在去新加坡（也有说去法国）的轮船上与孙中山邂逅，主动提出为其筹集经费。孙中山起初完全不在意张静江的话，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大忽悠，一年之后孙中山实在弄不到钱了，就抱着试一下的心态给张静江发了封电报，没想到张静江竟然如数汇来。从此以后，张静江就充当起孙中山的钱袋子。他跟孙中山约好，汇款的暗号是ABCDE，譬如A代表一万，那么E就代表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D或者E，让他穷于应付。虽然如此，张静江还是一一兑现承诺。据后来统计，张静江这一辈子赞助孙中山的革命经费几近百万银两之巨。这些钱可不是贪污来的灰色收入，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后来国民党定都南京，张静江又为蒋介石募集军饷，往来奔波。最神奇的是，他在当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时，手上只有十余万元公款，却建成了价值五千多万元的基础设施。连毛泽东都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弄钱有办法。如此一个搞经济的天才，为什么对革命如此尽心竭力？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外号“民国吕不韦”找到答案。吕不韦先生最擅长什么？政治投资。秦始皇嬴政他爸嬴异人（子楚）于落魄之际邂逅了吕不韦。别人都看不起这个在赵国当人质的落难王孙，但吕不韦看到了他身上的巨大价值（此奇货可居），于是不惜血本，四处活动送礼，打通各种关节，成功将其送回秦国登上王位。最终，吕不韦在嬴异人父子身上收获了回报——权倾天下的秦国宰相的位子。权有了，钱也就有了。因此，张静江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他是一个会投资的商人，是一个会搞政治的商人，他懂得利用政治地位去获得更广阔的舞台以施展自己的才能。所以，他陪伴孙中山走过了无数次的失败——从同盟会时期的诸次起义到辛亥革命，从“二次革命”到护法战争，在孙中山孤独无助的岁月里，他始终如一，不离不弃。所以，他与蒋介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待其亦师亦友，屡屡为其雪中送炭，甚至在陈其美死后与蒋介石结拜为兄弟。凭借高超的经济能力、忠诚的立场、准确的眼光以及无悔的付出，他后来成功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经济人才中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中的一员，孙中山称他“革命圣人”，蒋介石当他“革命导师”。孙中山的突破刚才说到孙中山向张静江求助。孙中山问张静江，如何才能快速搞到大量的钱。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张静江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想了很久，才答复孙中山：做证券交易吧，炒股票，当股民，这个来钱快。孙中山对于资本运作是不大在行的，于是将此事交给张静江和一个叫戴季陶的人负责。戴季陶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此人跟蒋介石的关系很铁——同窗、同袍、同嫖，彼此之间几乎没有隐秘，并因此结为兄弟。此外，这位仁兄的身份也是相当复杂，他是同盟会会员，是孙中山的御用随从秘书，却又在后来参与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又半道退出，终究还是成了国民党的高级干部。话题回到中山先生炒股票上。在这种背景下，中国近代第一家综合性的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了，主要股东里有一名叫做虞洽卿的超级大富豪。当时正在提升自我修养的蒋介石，也对经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迫不及待地跑过来找到大哥张静江，表示自己想为革命炒股，想在这里实践刚从马克思等人那里学到的经济学知识。张静江不能不给义弟面子，于是干脆给了他一笔钱，帮助身无分文的蒋介石成为交易所的股东。就此，蒋介石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营业部门（恒泰号）干起了经纪人，帮助投资者买卖股票。开始的一年多，交易所盈利很不错，连蒋大经纪都赚了很多钱。当然，交易所的相当一部分利润都被用来建设粤军和闽南护法根据地。可到了后来，一些商家眼红跟风，导致交易所资金短缺，两年之后关门大吉。交易所垮了，麻烦也就来了，股票变成废纸，股票持有人上门逼债，股东蒋介石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在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做了门徒，才摆平了那些债主。蒋介石这两年的路走得不太顺，内心常常惆怅。心烦的时候，他就找一些莺莺燕燕谈谈心解解愁，着实放荡了几番。好在他没有忘记曾国藩和王阳明同志的名言警句，总能在即将彻底堕落的千钧一发之际悬崖勒马，保住了自己的美好未来。让我们暂别在沉沦与救赎之间挣扎的蒋介石先生，先来关注一下孙中山先生。做生意不可能稳赚不赔，而且光靠一个交易所也不够花，于是孙中山想到了结交强援。曾经的好朋友日本是指望不上了，因为日本已经看上了其他强力人物，那就把目光投到美国人、德国人身上吧。不管成功与否，先派人联络了再说。孙中山为钱殚精竭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改组中华革命党。不过孙中山需要一个得力帮手，因为他整日劳顿都还忙不过来。孙中山心中的理想帮手是汪精卫。汪精卫在上次护法运动中短暂现身之后，又返回法国跟陈璧君过上了逍遥二仙的生活。这让孙中山很是生气：革命尚未成功，怎能如此颓废！好在汪精卫有一个好处——只要是孙中山召唤，总是随叫随到。于是，孙中山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法国叫了回来。神雕侠侣回归，且看他们夫妇搅出怎样的风起云涌。找对了得力帮手后的孙中山干起活来确实轻松多了。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注意此党并非宋教仁的国民党，多了两个字：“中国”。这一次，孙中山去掉了按手印宣誓效忠的那一套，这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这些年的经历，教会了孙中山一个道理，胜利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随着众多有志青年纷纷入党，孙中山终于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回想过去的这一年多，确实走得很顺，可是来年情况又会如何？内斗就在孙中山对未来充满了疑虑的时候，曾经叱咤风云的“北洋之狗”、直系掌门、前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1919年12月28日，冯国璋抛下了他的北洋兄弟，独自奔赴极乐。他的死的确称不上重于泰山，却也很要命。因为直系、皖系在“五四”中的一番暗战，将关系本就势如水火的两派逼到了火拼的边缘。如果冯国璋还在，以他的妥协艺术和江湖地位，也许还能控制事态。可是冯国璋一死，直系掌门由曹锟接任，而曹掌门最得力的干将是吴佩孚。这两个人可都是吃不得亏、得势不饶人的爷，偏偏皖系掌门段祺瑞、核心弟子徐树铮也都强势得不行。针尖对麦芒，直皖两派之间的火拼已经不可避免，就看何时爆发、因为什么事件爆发。很快，时机就到了！还记得护法战争结束后，吴佩孚驻守在湖南衡阳的事吗？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吴佩孚的军队已经在衡阳待得十分不耐烦。表面上看起来，是因为吴佩孚的士兵大都是北方人，受不了潮湿闷热的南方气候。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是吴佩孚受不了一个人——湖南省军区司令张敬尧。一来这个家伙是皖系门下，老给吴佩孚小鞋穿。二来这个张敬尧是个人渣，坏得流脓，无恶不作，湖南老百姓实在是受不了他的祸害，连毛泽东都曾代表湖南人民跑到北京找徐世昌总统告状。吴佩孚以前也提过撤兵的事，可段祺瑞没批准。但是这一次，吴佩孚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撤回北方，他不想看段祺瑞的脸色，也不管政府是否批准。当然，表面工作还是要做的，吴佩孚按照正常办事流程，先给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请求“撤防北归”。段祺瑞见吴佩孚不听话，异常愤怒，立刻回电，给吴佩孚扣上一顶大帽子：你藐视中央，你不守军人纪律！吴佩孚眼见段祺瑞不肯上道，也就彻底撕破了脸，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回电痛骂中央领导段祺瑞：你穷兵黩武，卖国求荣，有什么资格骂我？我已经决定北撤，不可更改！吴佩孚不仅嘴巴骂得痛快，行动也很痛快。1920年5月，吴佩孚率军从衡阳前线北撤。吴佩孚前脚刚走，赵恒惕后脚就到，跟在吴佩孚屁股后面“收复失地”。时机掌握得太好了吧？那是当然，赵恒惕已经投靠吴佩孚，两人合伙演戏罢了。张敬尧欺压百姓和手下的本事过硬，但打仗的本事平平。赵恒惕的湘军只用了十几天就拿下了湖南。这么看来，当初段祺瑞以一己之私，将湖南交给张敬尧这个大草包，实在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决定。彻底撕破了脸皮，吴佩孚完全没给段祺瑞留面子。面子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问题。士可杀不可辱，何况段祺瑞还不是一般的士。他一直是一个只准自己欺负别人不让别人欺负自己的狂士，所以段祺瑞下定决心给吴佩孚几分颜色看看。吴佩孚的老上级新任直系掌门曹锟，自然早就得到了内幕消息——吴佩孚的通报。可他非但没有埋怨吴佩孚给自己找麻烦，还乐呵呵地站出来给吴佩孚擦屁股。因为曹锟看到了一个机会，一个上位当大总统的机会。他也想尝尝大总统的滋味。不过曹掌门和吴猛将知道自己实力并不占上风，打起来不见得能赢，怎么办？两人想到了“军阀混世三要诀”之首——拉人下水，能群殴就绝不单挑。人多力量大，若是实在打不过，大家一起完蛋，拉一个垫背的即便输了心里也好受一些。可拉谁呢？还真有这么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张作霖。反皖联盟张作霖不是一直跟段祺瑞合作得挺愉快吗，怎么又成了反段祺瑞的上佳合作人选？这事跟徐树铮有关。成也徐树铮，败也徐树铮。具体地说，是因为徐树铮和张作霖的友谊破裂了。破裂的原因就是一个字：钱。钱这个东西，用得好是蜜，用不好是刀。上次张作霖拿了徐树铮的好处却出工不出力，耍了徐树铮一把，这伤到了徐树铮的自尊。徐树铮决定把场子找回来，于是他动用手段把中央拨给张作霖的军费私自扣下了几百万。一来给张作霖一个教训，二来用之扩充自己的军队。可张作霖岂是肯吃亏的人，立刻在段祺瑞那里告了徐树铮一状。段祺瑞不能不给“东北王”面子，以免破坏统一战线，于是让徐树铮把训练好的军队分张作霖一部分，以了结此事。徐树铮再度吃下闷亏。两人就此闹翻。徐树铮本就心胸狭隘，不太讲道理，谁敢和他过不去，他就一定要解决对方。现在，徐树铮的机会来了。直系要跟皖系开战，徐世昌邀请张作霖先生来北京充当和事佬，帮助直皖双方清醒清醒，不要动不动就拿枪说事。可是没有人想得到，胆大包天的徐树铮居然以“吃大餐叙旧情”的名义摆下鸿门宴，要杀张作霖。还好张作霖的鼻子跟古龙笔下的陆小凤大侠一样机警，嗅到了危险的味道，在关键时刻借尿遁逃走。据史料反映，徐树铮后来又暗杀了张作霖两次，但无一成功。因此，面对直系的邀请，张作霖有拒绝的理由吗？直系、奉系为了对付利益上的共同敌人，走到了一起，成立了反皖联盟。短命的直皖之战曹锟和张作霖要动手，不就是给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以借口吗？段祺瑞苦等这个机会久矣。直皖双方的战前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时间很快进入了7月，这些日子，中国北方的天空中，战争乌云密布。根据“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做婊子也得立牌坊”推演出来的政治形象美化大法“做人可以无耻，但不能不要脸”，直皖双方决定打出“正义”这个金字招牌。因为一旦让全国人民知道了自己不但行为无耻还不要脸，就会招来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着实不好应付。曹锟、吴佩孚给自己的“讨逆军”安了非常正义的出师口号——段祺瑞、徐树铮卖国媚外，实为汉奸，今日之战，是为救国而战！是为民族而战！是为和平而战！张作霖也非常配合盟友，他通电全国说：我奉军将东出潼关，与讨逆军会合，协力清除段祺瑞、徐树铮此等卖国贼子！段祺瑞不甘示弱，部队起名“定国军”，比“讨逆军”还威风，出师的理由也算正义——吴佩孚勾结南方，背叛中央。因为吴佩孚收了唐继尧和陆荣廷控制的广州政府给出的三十万开拔费用之后才率军北撤。互喷口水的花把式玩过之后，双方都已筹备完毕，接下来唯有真枪实弹大干一场。1920年7月14日，直皖战争开始。河北涿州及高碑店一带是主战场。双方在这块还算宽阔的地带上投入了十几万的兵马捉对儿厮杀。直系三路出击，总兵力近五万人，分别由西路吴佩孚、中路王承斌、东路曹锳统领。皖系的对阵也很工整，西路总指挥段芝贵，中路总指挥陈文运，东路总指挥徐树铮，共领军六万余人。总体来说，皖系兵力占优。可是在战场上，决定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兵力不一定就是决定性的因素，兵员素质、统帅的指挥艺术往往更关键。头两天的进攻是试探性的，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算太多，吴佩孚小胜段芝贵，徐树铮小胜曹锳，陈文运与王承斌各有胜负。战争在7月1
，为了消除秦国的威胁，他策划了一场战争，打着王室的旗号号召诸侯出兵讨伐秦国。郤锜奉命出使鲁国，敦请鲁国支持。然而，这位郤氏家族的族长远不如郤至成熟，在外交场合的表现可以用“不严肃”三个字来形容。“三桓”之一的仲孙蔑看见郤锜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对身边的人说：“郤氏家族恐怕要灭亡了！礼，好比人的脊梁；敬，好比人的根基。郤锜身为晋国的卿，受君命到鲁国来请求支援，本来应该以社稷为重，却表现出懒惰的态度，这是不把君命当一回事，哪里能够不灭亡？”郤锜不把自己的君命当一回事，鲁成公却不敢不把晋厉公的命令当一回事。同年三月，他和齐、宋、卫、郑、曹、邾、滕各国国君在晋厉公的带领下，来到王城雒邑朝见了周简王，请周简王发兵讨伐秦国。周简王哪有什么兵，只有一块牌子。在晋厉公的请求下，他派刘康公和成肃公打着天子的旗号参加诸侯联军，共同讨伐秦国。为了显示隆重，更重要的是为了让晋厉公满意，王室还煞有介事地在大庙举行了出兵仪式。成肃公心想，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笑的事了，明明只是去做做样子，偏偏要搞得这么郑重其事，好像真的能够领袖群伦似的。心有所想，难免表现在外，当周简王按照惯例将祭祀用的肉分给他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举动受到刘康公的严肃批评，他摇头晃脑说了一通：“天地有中和之气，人得而生之，这就是所谓的天命。行为、礼义、威仪等法则，是用来安定天命的。有能力的人遵从法则，可以养福；没能力的人败坏法则，所以取祸。你现在这样表现，是放弃了天命啊！”成肃公眨眨眼，没把这话当一回事。同年四月，晋厉公派大夫魏相出使秦国，给秦桓公送上一封绝交书。这封书信一反当时简洁的文风，先是以长篇大论回顾了自晋献公和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由“秦晋之好”到反目成仇的历史（当然，责任全在秦国，晋国总是无辜），接着批评秦桓公在两年前的令狐会盟中不守信诺，不肯渡过黄河结盟，回去之后又暗地里勾结楚国和白狄人反对晋国。“寡人非常讨厌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晋厉公如此写道，“因此，寡人不得不把这件事公布于天下，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听到您的所作所为，都感到痛心疾首，因此而亲近寡人。现在寡人带领诸侯的军队前来只是为了和平友好。您如果心怀仁慈，顾念诸侯，怜悯寡人，与我们结盟，那正好与寡人的心愿不谋而合。寡人也将马上安抚诸侯的情绪，将部队撤走；您如果不施恩惠，寡人不才，恐怕不能说服诸侯退走了。将这些话开诚布公地告诉您，请一定权衡利害。”这也是典型的流氓逻辑——明明带了一群兄弟来打架，却又说自己是不愿意惹事的，只想息事宁人，只不过兄弟们都对你的行为感到很愤怒，不答应啊！秦桓公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也尽起秦国之兵，抵抗入侵，双方在麻隧（秦国地名）展开会战。麻隧会战之前，晋国再度进行军事改革，将六军的编制压缩为四军，即中军、上军、下军和新军。这样做自然是为了顾及王室的面子。毕竟，按照周礼的规定，只有天子才能拥有六军。晋厉公既然打着天子旗号来讨伐秦国，总不好自己公然僭越天子的礼制吧。六军变成四军，晋国原来的十二卿也相应变成八卿，分别为：中军元帅栾书，中军副帅荀庚；上军元帅士燮，上军副帅郤锜；下军元帅韩厥，下军副帅荀罃；新军元帅赵旃，新军副帅郤至。另外，郤至的弟弟郤毅担任了晋厉公的戎车驾驶员，栾书的儿子栾鍼担任戎右护卫。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当时晋国军中的这些世家子弟均非泛泛之辈。鲁国的仲孙蔑看到晋军的阵势，由衷地感叹道：“晋军上下一心，此战必胜。”战争的结果，晋国为首的诸侯联军大获全胜，俘虏了秦将成差和秦桓公的戎右护卫女父。联军渡过泾水，一直打到侯丽（秦国城市）才告一段落。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是晋厉公上台后的第一场大战。战争的胜利表明，晋国无论在军事还是外交方面，都保持了强大的优势。但是，胜利仅仅是晋国的，追随着晋厉公出征的其他诸侯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有的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的因为战争而导致国内政局动荡。其一，代表天子出征的成肃公中箭受伤，后因伤势过重，死于回师途中。其二，曹国的国君曹宣公在战斗中阵亡。由于大子年龄尚幼，曹国人推举他的庶子公子负刍主持国政，并派另一个庶子公子欣时前去迎接曹宣公的遗体。没想到公子负刍执政几天之后，便起了歹心，将大子杀死，自立为君，也就是历史上的曹成公。当时诸侯联军还没有解散，大伙都对公子负刍的行为感到愤慨，纷纷请求晋厉公讨伐他。晋厉公认为麻隧之战已经取得预期成果，不愿意节外生枝，说：“我们刚刚跟秦国人打了一场恶战，大家都辛苦了，请先回国去吧，来年再找他算账不迟。”曹宣公下葬之后，公子欣时不愿意与曹成公为伍，打算逃亡到他国。曹国的百姓也不支持曹成公，有很多人都表示要跟随公子欣时逃亡。曹成公见势不妙，亲自跑到公子欣时府上认罪，请求他留下来。公子欣时虽然答应了曹成公的请求，却将自己的封地奉还给了公室，以示不与曹成公同流合污。两年之后，公元前576年春天，晋厉公在戚地大会诸侯，讨伐曹成公，并将他抓到雒邑去接受天子的审判。诸侯都想立公子欣时为卫君，公子欣时推辞道：“前人说，道德的最高境界，是能上能下，皆符合节操；其次是守节；最下等的是失节。当国君不是我的愿望，我虽然做不了圣人，也不能失节啊！”于是逃到宋国。其三，郑国也发生了宫廷事变。前面说过，公元前581年，郑成公被囚禁在晋国的时候，郑国大夫公子班擅自做主，立郑成公的同父异母哥哥公子繻为君。仅仅过了一个月，公子繻便被郑国人赶下台，公子班只身逃往许国。麻隧之战中，郑成公跟随晋厉公出征秦国，公子班趁机潜返郑国，企图发动政变，夺取君位。阴谋被大夫公子騑（fēi）挫败，公子班和他的弟弟公子駹（páng）等人被杀。麻隧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577年春天，卫定公来到新田朝觐晋厉公。公事谈完之后，晋厉公对卫定公说：“我让你见一个人。”不待卫定公同意，晋厉公拍拍手掌，从帷幕之后走出一个中年男子，朝卫定公跪下。卫定公一见这个人，当场脸就黑了。原来，这个人叫做孙林父，是孙良夫的儿子。七年之前，孙林父因为得罪卫定公，出逃到晋国，便一直居住在晋国。现在晋厉公将孙林父叫出来见卫定公，用意十分明显：希望卫定公不计前嫌，将孙林父带回卫国去。史料没有记载孙林父究竟与卫定公有什么样的过节，但是很显然，卫定公不是一般地讨厌孙林父，即使有晋厉公从中调解，他仍然不同意让孙林父回国。晋厉公恼了，等卫定公回国之后，他便派郤犨将孙林父送回卫国，强行要卫定公接纳他。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卫定公还是只想拒绝，倒是他的老婆定姜识相，扯扯他的袖子说：“别再强硬了，再怎么说，孙林父也是有功的宗室大臣的后裔，又有大国在背后为他撑腰，您要是再不答应，国家就将要灭亡。难道您对他的厌恶，超过对国家灭亡的厌恶吗？”卫定公听到这里，心里已经转过弯来了，定姜趁热打铁，又说：“安定社稷，宽待宗室大臣，没什么不好啊！”于是，卫定公彻底想通了，对郤犨说：“寡人愿意听命于晋君。”并且将孙林父的封地还给他。据《左传》记载，郤犨此次出访卫国，给卫国人留下相当不好的印象，主要是因为态度过于倨傲。卫国大夫宁殖就曾对人说：“这个人恐怕要家破人亡了！古人举行宴会，是为了观察客人的威仪，省查其祸福的。所以诗上说，角杯弯弯，甜酒甘和，不骄不躁，福泽自来。现在国君招待他，他却摆出一副狂妄自大的样子，这不是自取其祸么？”同年冬天，卫定公去世。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件违反常规的事，给卫国埋下动乱的伏笔——他命大夫孔成子和宁殖立庶子公子衎（kàn）为大子，也就是后来的卫献公。公子衎的母亲敬姒是卫定公的小妾。定姜对卫定公的这一安排敢怒而不敢言，在卫定公的葬礼上，她应付着哭了一阵，回后宫休息，看到公子衎神情并不悲哀，便连水也顾不上喝，叹息道：“这个人啊，恐怕将要导致卫国败亡，而且必先从我身上开始。可叹啊！天将降祸于卫国，我怎么不能看到鱄来主持社稷呢？”鱄，就是公子鱄，也是公子衎的同胞弟弟。卫国的大夫听到这话，感觉大乱将至，无不忧心忡忡。孙林父更是未雨绸缪，将家财都搬到自己的封地戚城内，而且送礼给晋国的诸位大夫，为自己准备后路。中原各国的动乱引起了楚共王的关注。公元前576年夏天，早就按捺不住寂寞的楚共王再一次挥鞭北上，征讨内乱连绵的郑国和卫国。这个时候，距晋楚两国的宋之盟仅仅三年。【晋国的隐忧：三郤乱政】公元前576年夏天，楚共王在郢都举行阅兵仪式，誓师北伐。他的弟弟公子贞对这次出征持有不同意见，劝谏道：“我们不久前才与晋国签订和平友好盟约，现在就背弃它，恐怕不妥。”公子侧不以为然地说：“敌情于我有利则进，有什么不可以的？”在公子侧看来，什么盟约不盟约，统统都是浮云。楚国群臣基本上也是这种论调，只有年老体衰的大夫申叔时在老家听到这个消息，担忧地说：“子反（公子侧字子反）有难了，诚信守礼是明哲保身的根本，无信无礼，祸患就要来到了。”楚国大军一路北上，先是占领了郑国的暴隧（地名），然后入侵卫国，抵达郑卫边境的首止。郑庄公的子孙时有惊人之举。楚军主力进入卫国之后，郑国大夫公子喜打了一个漂亮的防守反击，他带兵南下，占领了楚国的北部城市新石，对北伐楚军的后勤运输线形成严重威胁。当时晋国的中军元帅栾书很想出兵与楚军决一死战，韩厥及时制止说：“根本用不着，楚君背弃盟约，役使人民打不义的战争，人民必定会抛弃他。没有人民的支持，他还能打什么啊？”韩厥的这番话倒没说错，然而也使晋国失去了一次打击楚军的绝好机会。更为重要的是，郑成公等不到晋国的援军，内心不安，立场也发生动摇。身在武城的楚共王趁机发动外交攻势，派公子成出使郑国，请求与郑国和谈。公子成给郑成公提出一个不能拒绝的条件——以土地换和平，将汝阴（楚国北部地名）的土地统统划给郑国。另外，由于许国连年遭受郑国的进攻，民不聊生，许灵公向楚共王提出，将国人全部迁入楚国境内，以求种族的延续。楚共王答应了许灵公的请求，将楚国的叶城划给许国人居住，许国的旧地则一股脑儿送给了郑国。这笔人情做得太大了，郑成公大喜过望，马上派公子騑前往武城，与楚共王举行会谈，双方签订了和平友好盟约。楚共王挥师北上的同时，晋国的另一个主要盟国，宋国也发生了内乱。这一年夏天，宋共公去世。当时宋国的政权把握在如下宗族手中：右师华元，宋戴公的后人，“戴之族”的代表人物；左师鱼石，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的代表人物；司马荡泽，宋桓公的后人，“桓之族”；司徒华喜，宋戴公的后人，华父督的玄孙，“戴之族”；司城公孙师，宋庄公的后人，“庄之族”；大司寇向为人，“桓之族”；少司寇鳞朱，“桓之族”；大宰向带，“桓之族”；少宰鱼府，“桓之族”。通过以上名单不难看出，“桓之族”在宋国政坛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宋共公死后，司马荡泽阴谋叛乱，派人刺杀了宋共公的大子——公子肥。老好人华元对此无可奈何，哀叹道：“我身为右师，明确君臣大义，就是我的职责所在。现在公室岌岌可危，我却无能为力，我的罪过大了。既然不能尽忠职守，我怎么还敢占着这个位置呢？”于是出逃到晋国。左师鱼石听到这个消息，想去把华元追回来。鱼府拉住他说：“让他去！他如果回来，必定会讨伐荡泽，桓族受到牵连，就要灭亡了。”“唉，你不了解他这个人。他如果回来，就算给他权力讨伐，他也不敢。而且他立过很多大功，国人都拥护他，如果他不回来，国人对我们群起而攻之，那才是桓族的灾难！退一万步说，他就算真的讨伐荡泽，祸及桓族，也不至于对向戌动手。向戌不死，桓族的血脉也就保住了。”鱼石如是说。这里说明一下，向戌也是宋桓公的后人，历来跟华元走得很近，是华元的亲信，所以鱼石有此一说。而且，这位向戌不是一般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齐桓公、晋文公这些霸主还闪亮，意义还重大。关于向戌的事，以后会讲到，在此不提。于是，鱼石登上马车，一路狂奔，终于在黄河边上将华元截住了。“请您，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份上，务必回到商丘，主持大局，否则宋国必乱！”鱼石上气不接下气，紧紧抓着华元的手。华元沉默了片刻，说：“要我回去不难，请左师您支持我讨伐弑君之贼荡泽。我知道这事对您来说，有点为难，毕竟荡泽是您的同族……”“国事为重，一切就由您作主！”鱼石打断华元的话，斩钉截铁地说。华元回到商丘，马上安排华喜、公孙师带领商丘的居民进攻荡氏，杀死了荡泽。《春秋》记载：“宋杀其大夫山。”山，是荡泽的名字，按照微言大义的原则，直书其名，不书其氏，是对这个人的行为表示谴责之意。果如鱼石所料，华元将讨伐的范围严格控制在荡氏一族，没有扩大到整个“桓之族”。然而，荡泽因弑君之罪而死，宋国朝野对“桓之族”都充满了敌对情绪，要求讨伐“桓之族”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为了避免祸患，鱼石带着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桓族人士，举家迁出商丘，来到睢水之滨，搭建起茅屋居住。华元派人挽留他们，被他们拒绝。入冬之后，华元又亲自来到睢水之滨，请他们回去。“右师请回吧，我们自知有罪，无脸回商丘。”冬天寒风凛冽，河边尤其刺骨，鱼石穿着粗布大衣，颤颤巍巍地对华元说。“自知有罪，就更应该回去，逃避不是办法。”华元态度很好，“你们要相信国家和政府嘛，至少应该相信我嘛，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判决。”鱼石等人一齐摇头。华元也不再劝说，旋即登车绝尘而去。华元走得这么利索，鱼石等人倒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了，为什么？这不是华元的风格啊！他至少应该苦口婆心地劝说半个时辰，实在不成，无可奈何地回去才对啊！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鱼府，他说：“我们这次没有听从华元的劝告，以后再想回去就不可能了。华元眼神飘忽不定，说话又这么干脆，恐怕心里已经另有想法了。如果他不是真心想要我们回去，现在一定是快马加鞭，自己急着赶回去了。”五个人连忙登上一座山丘，远远地望去，杯具了！只见平原上一辆轻车在迅速移动，一路烟尘，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小黑点。向带惊得合不拢嘴，问道：“右师这是……想干嘛？”“不对劲。”鱼府说，“咱们跟踪他看看。”于是五人驾着马车，跟随着华元的马车，一直跟到商丘的城门口。只见华元入城之后，商丘的城门立刻紧闭，守城的士兵全部登上城墙，原本干涸的护城河也被注满了水，这阵势，分明是在防范桓族人士进攻商丘嘛！而且，从行动的迅速程度来看，只能说华元是早有准备要将他们拒之于门外了。鱼石苦笑：“好你个华元，人家都说你忠厚，没想到耍起心眼来，比贼还精！”鱼府冷笑：“这也怪不得人家。当初你请人家回来，人家立马答应，只管提条件；现在人家请咱们回去，咱们还要扭扭捏捏。这下好了，真的回不去了。”向带瞪大了眼睛：“那我们该怎么办？”“还能怎么办？”鱼府叹息道，“人家早有准备，我们难道还能硬攻不成？”五个人一合计，睢水之滨的族人也顾不上了，驾着马车直奔楚国而去。后人评价鱼石等人的行为，认为他们的做法很不明智，正确的做法是：一、在请华元回来之前，先将荡泽抓住治罪，划清界线；二
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炮制了《东林点将录》后，魏忠贤拿给明熹宗看，希望他能按名单抓人，明熹宗却问出了一个足以让魏忠贤跳河的问题，“什么是《水浒传》？”问出这个问题并不奇怪，明熹宗的老师是孙承宗，孙承宗让他读的书无非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或其他正统的书籍，对于《水浒传》这种写造反的小说，他在深宫之内没看过也不足为奇。没看过没关系，魏忠贤继续给明熹宗耐心解释，详细解说了《水浒传》的内容，魏忠贤虽然不识字，但对于《水浒传》，通过听评书等途径还是基本知道的。魏忠贤刚讲完《水浒传》的内容，明熹宗翻开《东林点将录》的第一页后，就又问了一个让魏忠贤崩溃的问题，“谁是托塔天王？”无论是晁盖还是哪吒他爸，明熹宗都没听说过，于是魏忠贤只得秀出自己的“学问”，什么智取生辰纲、夜打曾头市等，都说一遍，最后明熹宗点评了一句：“好！托塔天王，有勇有谋！”既然明熹宗都夸晁盖了，再想让他来收拾被自己比作晁盖的人，显然是没戏了，于是魏忠贤只得收起《东林点将录》，再也不拿出来了。残害了杨涟等人后，朝廷一时万马齐喑，更没人敢公开与魏忠贤叫板了，非但如此，越来越多的人投奔了魏忠贤，魏忠贤手下重要党羽被人称作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冲这些名字，就可想而知这帮人都是什么货色。越来越多的人去捧魏忠贤的臭脚，天启五年（1625年），东厂太监抓到了一个后金奸细。这本是一件寻常之事，但由于东厂是魏忠贤控制的，于是就被升华到异乎寻常的高度，内阁大臣起草的圣旨说：“魏忠贤赤心为国，殚力筹边，前此屡着奇勋，今又潜消大衅，不烦亡矢遗镞之费，可比斩将搴旗之功，劳在封疆，赏宜超格。”“捷音里报于边塞，胜算实出于庙堂。”天启六年（1626年）闰六月，京师中府草场失火，魏忠贤亲自带着太监扑救。对这场火灾，主管草场的官员薛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这位薛贞很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他在火灾结束后上奏说魏忠贤在扑救火灾时“尽心竭力，别具一应变之才而布置安排”，并且就此大发了一通议论：“可见天下无难事，特患无实作事之人耳。使人人皆能如引实做，何遽谓天灾不可挽回哉？”魏忠贤看到这封奏折后大喜，薛贞非但没有被处分，反而被提升为刑部尚书。薛贞也因此被称为“火逼尚书”。同年，国子监监生集体上书，要求以魏忠贤与孔子并祀，并说他“复重光之圣学，其功不在孟子下”，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就这样被中国最高级的知识分子与孔孟并称，读史至此，足以为整个明朝历史蒙羞。1626年夏，浙江巡抚潘汝桢开头，在当地为魏忠贤建生祠，地点位于杭州关羽庙和岳王庙之间。江南一带的魏忠贤祠内坐像多以沉香木为体，眼耳口鼻手足皆栩栩如生，连坐像肚子中也按真实比例用金玉珠宝雕成肠子心肝脾肺肾和杂碎，充斥其中，以拟真人。河南省的魏忠贤生祠贴着这样的对联，“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多福多寿，同日月以长明”。南京的生祠就修在朱元璋明孝陵旁，朱元璋生前在故宫曾立一块牌子，“宦官干预政事者，斩！”现如今宦官的生祠就在自己的坟头边，他九泉有知，说不定会把棺材啃穿了爬出来。江西的魏忠贤生祠则是江西巡抚把朱熹的祠堂砸了之后在其原址重修，以显示魏忠贤盖过朱熹之意。现在普遍的说法是魏忠贤当时被称作九千岁，其实这不全面，魏忠贤只是在一段时间内被叫作九千岁，最后他到巅峰时被称作“九千九百岁爷爷”，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九千九百岁。虽然魏忠贤都已经被叫作九千九百岁了，但事实上他自己还是很心虚的，魏忠贤喜欢看戏，但不喜欢看到戏里的奸臣，每次宫里演戏只要遇到秦桧这样的角色出场，魏忠贤就坐立不安，甚至溜之大吉。在魏忠贤势头最盛之时，中国古代史最大的一场爆炸使得魏忠贤也备感心虚，在他心中暗暗觉得，或许这是苍天对他不满的表示。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在北京王恭厂一带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大爆炸。王恭厂所在位置是大约今西城区新文化街以南、象来街以北、闹市口南街以东、民族宫南街以西的永宁胡同与光彩胡同一带。当时为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仓库就在王恭厂。据《明季北略》引《天变邸抄》描述：（当日）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城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二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偃尸层叠，秽气熏天，瓦砾盈空而下，无从辨别。衙道门户，震声南由河西务，东自通州，北自密云、昌平、告变相同。城中屋宇无不震烈，举国狂奔。象房倾圮，象俱逸出。遥望云气，有如乱丝者，有如五色者，有如灵芝黑色者，冲天而起，经时方散。北京城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受到了影响，连象房里的大象都跑出来了（城内类似于动物园的象房），估计有这几头大象的加盟，当时北京就真成名副其实的一片乱象了。“两万多居民非死即伤，断臂者、折足者、破头者无数，尸骸遍地，秽气熏天，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一时间人畜、树木、砖石突然腾空而起，不知去向，“长安街空中飞堕人头，或眉毛和鼻或连一额，纷纷而下”。爆炸力之大，乃至炸飞的木头都飞到了密云，石驸马大街上有一五千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掀出顺成门（今宣武门）外，被炸飞的木头、石块、人的尸体从天上如下雨一样落下来，衣物、银钱、器皿等更是飘至昌平的阅武场中，或是散落到西山上以及东北郊去了。灾后，“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爆炸炸得把衣服都炸没了，但人还活着。钦天监周司历说：爆炸当时“地鸣声如霹雳”，“有云气障天，良久散”，他占卜了一下，卜卦的结果是“地鸣”意味着天下会发生大战。此外周司历还奏报地底下“汹汹有声，是谓凶象，其地有殃。地中有声混混，其邑必亡”。本就知道自己搞得天怒人怨的魏忠贤听此报告，更是大怒，说他是妖言惑众，廷杖一百下把他打死。后宰门守门内侍在爆炸开始前，突然听见音乐声，“一番粗乐过，又一番细乐，如此三叠”，诸位内侍非常惊异，于是进入殿中，看见一个像红球的东西从殿中滚出，腾空而上，而后就有了这次大爆炸。此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用早膳，突然地动殿摇，“干清宫御座、御案俱翻倒”，明熹宗起身冲出干清宫直奔交泰殿，明熹宗跑得比兔子还快，只有一个侍卫跟上了，途中赶上建极殿的瓦片被震飞，正中近侍头部，脑浆迸裂倒地而亡。飞溅的脑浆打在明熹宗身上，顾不得惊恐的明熹宗继续跑到一片开阔地方止。紫禁城中正修建大殿的工匠，因“震而下堕者二千人，俱成肉袋”。绍兴一个姓周的官吏的弟弟在菜市口遇到六个朋友，互相作揖，此时发生大爆炸，姓周的官吏的弟弟的人头一下子飞了，另外六个人没事儿。冯铨的妻子在大爆炸时坐在轿子里，爆炸过后，从轿子里一出来，已经赤身裸体了。“又石忽入云霄，磨转不下，非常怪异，笔难尽述。”此次爆炸除记载在《明季北略》外，在其他许多很靠谱的史料中也都有记载，如《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记载，北京平谷的一位官吏上奏说“忽听响声如雷，初疑其为地震也，差夜役张忠飞马往探，始知为王恭厂之变，切思平谷离京一百八十里，尚声洪如雷，况深宫大内相隔咫尺，不知如何震动”。此外谈迁《国榷》、刘若愚《酌中志》等都有记载，因此绝对靠谱。那么这次大爆炸究竟是何原因呢？有说是地震的，但地震怎么可能会震得男女老少一丝不挂呢？有说是火药爆炸的，毕竟爆炸中心王恭厂就是火药厂，但这也无法解释一丝不挂的现象，要炸就是把人和衣服都炸飞了，不可能衣服没了，人还活着。有说是陨石撞击地球的，可是爆炸中心却“不焚寸木，无焚烧之迹”，如果是陨石撞击的话，爆炸中心应该情况最剧烈才对，那究竟此番爆炸是为什么呢？总之各种观点都无法百分之百自圆其说。据后人估算，此次爆炸产生的威力相当于一万吨至两万吨当量的TNT炸药爆炸的威力，此事与印度死丘事件、1908年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大爆炸并称世界三大自然灾难之谜。此事后，明熹宗下了一道罪己诏，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他并没真正深切反思自己的过失，至于魏忠贤嘛，没有任何科学文化知识的他在此事后更是变本加厉，继续让全国各地为他修生祠，享受着最后的疯狂。此番爆炸一年后，1627年，尚书霍维华献给明熹宗长生不老药，名叫灵露饮。这种药是用粳米、糯米跟水和在一起，然后把这些米和水放进甑（一种碗，碗底有小洞）里，用柴火烤甑，在甑下面放一个空口银瓶，等到甑里面的糯米和粳米融化成液体顺小孔流入银瓶后，银瓶里的东西就叫灵露饮。在吃了几天灵露饮后，明熹宗感觉很爽。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1627年9月19日）明熹宗挂了。明熹宗的三个孩子先后夭折，所以此时他已没有孩子，他的父亲明光宗共生了七个孩子，可是活到现在的只有他和弟弟朱由检，他快死了，朱由检自然成了独一无二的继承人。十七岁的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一开始崇祯装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以免被魏忠贤加害，他“衣冠不整，不见内侍，坐不倚侧，目不旁视，不疾言，不苟笑”（郑达《野史无文》卷三）。当然，光靠装傻还是不够的，他进宫时带着干粮、炒米饭，不吃宫中一粒米，不喝宫中一口水，对宫中的一切都保持着高度警惕。入宫后的第一个夜晚，崇祯一晚上都没睡着，不是因为即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兴奋，而是恐惧，因为这座宫殿里绝大多数人都是魏忠贤的人，当夜崇祯秉烛而坐，突然一个太监手拿宝剑从一侧经过，崇祯误以为是魏忠贤派来杀自己的人，立即站起身来。他看到太监并无加害之意，这才放心，找太监把宝剑要过来，放在自己桌子上。过了一会儿，他听到夜间打更的声音，于是他把所有的皇宫值夜班的太监和侍卫都叫来，让御膳房值夜班的太监做夜宵，所有人在一起吃一顿，吃到第二天早晨。毕竟，人多的地方总是会让人有安全感。这就是崇祯继位后的第一夜，记载在《崇祯长编》里。魏忠贤为了让崇祯受自己摆布，于是打算用美人计，他让一个女子服侍崇祯。崇祯有洁癖，这个女子刚来，崇祯就说：“快去沐浴！”女子草草洗了一下，刚披上一件白纱浴巾，崇祯便冲了过来。此时的女子本来就风流妩媚，加之刚沐浴后飘散的一头秀发，白里透红的肌肤以及高耸的乳峰上那若隐若现的乳晕，这一切都强烈吸引着崇祯的眼球，崇祯感到浑身在燃烧，血液犹如沸腾一般，他把女子一把抱住，放到床上，一把撕开白纱浴巾……两人很快便疾风骤雨般在龙床上颠鸾倒凤，欲死欲仙。崇祯本来是不好色的，那么这一幕又是如何发生呢？原来在屋外有一个小太监一直在夹墙内往屋里吹迷魂香，这是一种能使男人爆发性欲的香。这个小太监最终被揪出。经审问，这个小太监是魏忠贤的人，崇祯说：“皇考和皇兄都是误在这上面呀！”崇祯在心里埋下了废掉魏忠贤的种子。崇祯知道魏忠贤树大根深，轻举妄动无异于自取灭亡。果然，他还没行动，魏忠贤就开始行动了，九月初一，魏忠贤提出辞呈，崇祯当然明白，这是在试探自己，假如自己批准了魏忠贤的辞呈，就说明自己想让魏忠贤滚蛋，那么此时滚蛋的一定是崇祯。崇祯亲自召见魏忠贤，说：“先帝临终前嘱托朕，国事一定要靠两个人：您和张皇后，所以爱卿怎好弃朕而去呢？”魏忠贤听后感动不已，但老奸巨猾的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九月初三，魏忠贤让客氏试探着提出辞呈，崇祯顺水推舟批准了，魏忠贤的左膀由此离开。魏忠贤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再让自己的头号死党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提出辞呈，崇祯此时虽然才十七岁，但其心理年龄四十七岁都不只，他一眼看出魏忠贤的心理，自然拒绝了王体乾的辞呈。九月十六日，都察院御史杨所修上奏弹劾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等四人，此四人都是阉党，其中崔呈秀是魏忠贤集团第二号人物，杨所修弹劾他们的内容却是他们在父母死时都没有回家守孝。不要小看这点，当初张居正死后就因为没有回家为父守孝而被扳倒，中国古代以孝治天下，父母死后守孝三年是天经地义之举。自从杨涟等人惨死后已经许久没有人弹劾过魏忠贤了，魏忠贤知道这一定是崇祯指使干的，可是崇祯却做出批示，否决了杨所修的奏折，而后又赐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免死铁券（免死铁券并不是什么罪都能免，谋反除外），而崇祯此举就是为了给魏忠贤吃定心丸。就在魏忠贤觉得云山雾罩之时，给事中陈尔翼上奏，大骂杨所修，并为崔呈秀辩护，说那些不回家守孝的事都是已经死了的东林党人栽赃的，请求崇祯严查。崇祯以为陈尔翼的奏折是魏忠贤指使下写的，而魏忠贤则压根儿搞不清陈尔翼为什么写这封奏折。魏忠贤以为杨所修的奏折是崇祯指使下写的，而崇祯则压根儿搞不清杨所修为什么写这封奏折。看起来越来越乱，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阉党杨所修看出崇祯一定要干掉魏忠贤，他弹劾崔呈秀就是为了此时跟阉党划清界限，而且不把矛头对准魏忠贤，也可以让自己万一玩砸了还有退路。可是他这么一封奏折自然得罪了崔呈秀，同为阉党崔呈秀掌握了大量杨所修的劣迹，他便威胁杨所修，杨所修无奈，只得让陈尔翼写封奏折，把责任推给已经死去的东林党，这样就死无对证了。就在事情被杨所修和陈尔翼搅乱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抱着跟杨所修一样的心理，看出崇祯城府极深，知道魏忠贤必挂，于是纷纷上奏弹劾崔呈秀，魏忠贤明白，必须牺牲崔呈秀了。他让崔呈秀提出辞呈，崇祯也顺水推舟批准了，兵部尚书被罢官，由此兵权收归崇祯己有。见魏忠贤的手下阉党二号人物就这样被魏忠贤抛弃了，其他人纷纷上奏与魏忠贤划清界限，领导不够意思，那就休怪员工翻脸了，墙倒众人推的时刻到了。此时，已经胜券在握的崇祯夺去魏忠贤一切职务，但是保留了他的爵位，把他发配到朱元璋祖坟凤阳。可是被罢官的魏忠贤依然拥有一千名卫兵，一个待罪的宦官还如此跋扈，崇祯大怒，下令将魏忠贤缉拿回京。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得知崇祯帝的谕旨后，连夜派心腹李朝钦飞骑追赶魏忠贤密报。李朝钦在一个名叫新店的地方赶上了魏忠贤一行。此日晚上，他们一行人到达阜城（今河北阜城，当时属京畿）投宿。魏忠贤与李朝钦两人举杯痛饮。据说两人酒至酣处，忽听窗外有人唱起一首小曲《挂枝儿》。曲云：听初更，鼓正敲，心儿懊恼。想当初，开夜宴，何等奢豪。进羊羔，斟美酒，笙歌聒噪。如今寂寥荒店里，只好醉村醪。又怕酒淡愁浓也，怎把愁肠扫？二更时，辗转愁，梦儿难就。想当初，睡牙床，锦绣衾裯。如今芦为帷，土为炕，寒风入牖。壁穿寒月冷，檐浅夜蛩愁。可怜满枕凄凉也，重起绕房走。夜将中，鼓咚咚，更锣三下。梦才成，又惊觉，无限嗟呀。想当初，势倾朝，谁人不敬？九卿称晚辈，宰相谒私衙。如今势去时衰也，零落如飘草。城楼上，鼓四敲，星移斗转。思量起，当日里，蟒玉朝天。如今别龙楼，辞凤阁，凄凄孤馆。鸡声茅店月，月影草桥烟。真个目断长途也，一望一回远。闹嚷嚷，人催起，五更天气。正寒冬，风凛冽，霜拂征衣。更何人，效殷勤，寒温彼此。随行的是寒月影，吆喝的是马声嘶。似这般荒凉也，真个不如死！据说这是京师一位姓白的书生所作。当时魏忠贤、李朝钦在房中喝酒时，这位白书生在外厢房彻夜吟唱，听
订类似条约。由于此时朝廷并不认为“关税协定”、“治外法权”有损于中国主权和商业利益，反而认为是“天朝上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羁縻政策”的胜利，因而尽管也有人反对这样不战就将优惠的商业利益转让给美法，但清政府主流派依然我行我素，自鸣得意。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中英订约通商了，战争远去了，“值百抽五”的税率让中国不费劲坐地收获，中国有什么理由拒绝美、法呢，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战争然后才同意议和呢？更何况，我们不将给英国人的贸易优惠让渡给美国人和法国人，我们有什么把握防止美国人、法国人冒充英国人来与中国人做生意呢？假如美国人、法国人都靠着英国人做生意，他们势必团结一致对付中国，那样的话，中国必将面对一个整齐划一的对手，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分而治之，以夷制夷。中国将贸易好处分赏给各国，各国必将感激中国。中国就有机会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维护自己的利益。处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期，又因为中国那时对国际公法、国际贸易体制、规则并不理解，穆彰阿、伊里布、耆英、黄恩彤等人的建议与决策确实问题多多，中国也确实因他们先后签订的那些协议丧失了不少经济利益，丧失了一些主权甚至尊严。但是，应该肯定的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与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政治家、外交家，他们的贡献和失误，其实都是那个大变动时代的一笔精神财富，值得珍视，不必总是以后见之明去指责他们媚外、卖国，更不能简单将那些早期条约一律视为不平等。假如真有不平等的话，那也是因为时代，因为无知，因为我们中国那时还远远没有现代意识，远远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原载于《法治周末》2012年8月30日，作家文摘2012年9月11日转载，改题为《鸦片战争后的中外合约》。）大清终结的朝鲜因素2013年初，朝鲜不顾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悍然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激起中国朝野近乎一致的反对，六十多年来由中国领导人小心翼翼维护的中朝友谊至此大揭底，朝野反朝声音获得释放，甚至有放弃朝鲜，任其自生自灭的呼声出现。作为中国近邻，和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大致相似的国家，假如朝鲜有一天结束了，比如被韩国统一了，或者被美国，被日本，甚至最有可能再一次被“联合国军”侵入了，终结了，究竟会对中国发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当然无法完全准确预测未来，但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正是因为朝鲜被吞并，方才引发中国政治的多米诺骨牌。大清王朝的终结，即便不能说是朝鲜亡国的直接刺激，但朝鲜亡国和大清终结之间所蕴含的因果关联，还是清晰可见。在慈禧太后晚年，中国终于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日俄战争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踏上政治变革不归路。日俄战争还没有结束，清政府就追随俄国开放政治，实行变革，改良开始与革命赛跑。1905年，流亡世界各地的革命者面对世界大变局也开始新的觉醒，放弃山头，放弃门户，汇集在日俄战争战胜国日本，朝圣般那样虔诚向日本取经，集思广益，团结一致，共举孙中山为总理，共创中国同盟会，加快了中国革命进程。也是在这一年，清廷决心加大改革步伐，比较欣然接受宪政改革的建议，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第二年，慈禧太后、光绪帝主导的宪政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华大地全面铺开。积贫积弱的中国终于找到了政治上的办法，也终于迎来了新的机会与希望，中国民众自发庆祝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据记载，在预备立宪之前还不曾有过。短短两年，中国的政治改革进展迅猛，九年立宪清单不仅发布，而且逐年落实，逐年检查，如果不发生意外，中国再有几年时间，最多也就是后来民国五年前后，一个类似于日本、英国的君主立宪体制必将诞生，古老的中国必将迈出重要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1908年，当《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不久，光绪帝、慈禧太后两位当家人在不到一天时间里相继死亡，一个强势的领导班底让位于一个比较弱势的组合——年轻的摄政王与光绪帝的遗孀隆裕太后。弱势的新班底缺少的是魄力、魅力、决断和执行力，在随后两年间，中国的政治改革表面上还在进行，其实已经渐渐脱离了既定轨道，摄政王—隆裕太后的“新政”只是徒有其表，政治改革渐渐陷入困境，改革已死，改革未生，渐渐成为热心中国政治变革那些人的共同认识。僵硬的体制很难从内部打破，日子还在一天一天的流逝。统治者渴望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和今天一样灿烂；被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忧心忧国的知识人则热切渴望不论内外都应该或者说为什么不闹出点大事？他们坚信，不论内外，只要有事，就有打破僵局的机会，有机会就会有变革。只是谁也想不到的是，机会来自东邻朝鲜。1910年8月22日，韩国总理李完用与日本代表寺内正毅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规定大韩帝国将朝鲜半岛的主权永久让渡给了日本，朝鲜半岛遂成为日本的殖民地。8月29日，条约生效。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不复存在。朝鲜曾经是中国番邦，而且时间可以追溯很远。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中国没有适时调整好与西方的关系，没有弄明白西方势力东来的真实意义。因而中国也就没有及时主动转变，不存在引领各番邦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可能，也不存在团结各番邦一起抵抗西方势力。中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将近两百年，直至1840年的鸦片战争，直至两年后被打败，中国被迫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依然没有弄明白西方东来的意义，也就不知道怎样指导这些属国面对西方。又过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国被再次打败，痛定思痛，睁眼看世界，突然发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不是几十年，而是几百年。中国从此有了焦灼感、紧迫感，在对周边各番邦的关系上也就渐渐转变，由先前的王道主义、天下主义演变成孤立主义，对于各番邦的事务也就不再热心，任其在西方势力面前自生自灭。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国南部边陲各个番邦渐渐成为英国、法国的殖民地，中国尽管在1884年为越南前途不惜与法国一战，但不论是越南，还是法国，都清楚中国战争的目的不在越南怎样适应西方，而是中国的宗主权。中国这种心态当然深刻影响了朝鲜，朝鲜在随后几十年与中国的关系时好时坏，尤其是袁世凯常驻朝鲜强势管理，既没有收抚人心，也没有真正引领朝鲜走向世界，建设一个与东西方一致的现代国家。当然，中国自身此时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意识，而是陶醉在“中体西用”的成功中。所以，等到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不仅在战场上一败涂地，而且在外交上也无可称说，中日宣战，朝鲜政府率先发布公告，请求日本政府出兵驱逐清军，中国在道义上彻底被动。等到《马关条约》成立，朝鲜脱离中国而独立，对于中国来说，也就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甲午战争，原本是为了朝鲜的前途而战，结果却让中国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三十年发展与骄傲一夜之间化为一股青烟，中国由此进入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场战争虽说还不是大清王朝历史的终结点，但十几年后的历史节点在这里不难找到某些因果关联。朝鲜在战后名义上走向独立，其实只是与日本更亲近，这也是后来日韩合邦的原因。而中国在经过甲午战争的打击后并没有一蹶不振，知耻而后勇，中国很快丢掉洋务的包袱，轻装上阵，开始维新，再经义和团战争、辛丑条约、日俄战争，中国在变革道路上虽说波折不断，但大方向似乎并不太错。只是到了两宫大行，朝廷弱势，中国的政治改革再度陷入停滞状态，而恰当此时，日韩合邦剧烈刺激，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随时受不了，以为亡国灭种，于是引发巨大的政治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将日韩合邦理解为朝鲜亡国，这部分中国人借着这个由头大力推动停滞已久的改革。一个月后（9月22日），吉林巡抚陈昭常迅即奏请朝廷将东三省向列强开放，强调除日俄两国外，大力引进欧美列强向东三省投资办厂，以此抵制日本。与此同时，各省督抚相继建议朝廷重启政治改革，加大变革力度。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一定要从本源入手，加快落实责任内阁，加快筹备和召集国会，加快司法改革，尽快让司法独立。建议修改九年筹备立宪清单，加快教育、警察、地方自治等方面改革，以改革重建一个新国家，防止朝鲜教训在中国重演。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政府倾全国之力以谋东三省。五天后（10月25日），锡良又与湖广总督瑞澂、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朝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明年开设国会。理由就是“日俄协约成后，一举亡韩。列强均势政策，将皆一变方针。时局危险，已远过于德宗在位之日。缓无可缓，待无可待。此即阁会克期成立，上下合力，犹恐后时，奈何以区区数年期限争持不决乎？”（《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各位重臣请求朝廷圣明独断，亲简大臣，立即组织内阁，特颁明诏，定于明年开设国会。朝鲜亡国直接刺激清廷重启政治改革。利用朝鲜亡国机会推动朝廷重启政治改革的，不仅有朝廷内外重臣，而且有在野各种势力。原本鉴于东北亚政治危机而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也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加紧进行。10月9日，国会请愿代表孙洪伊等至资政院递交速开国会请愿书，理由也是“日本遂吞并朝鲜，扼我吭而拊我背”（《东方杂志》宣统二年第十一期《中国大事记》），今中国不迅速实行宪政，决不足以拯救危亡。朝野各界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形下，朝廷广纳善言，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缩短为五年，并先组织责任内阁。谁能想到，朝廷的善意实际上启动了大清王朝终结的多米诺骨牌。半年后，责任内阁出台，引发政治动荡；再半年，湖北新军发难；再过几个月，延续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不得不进入历史。追根溯源，大清王朝终结，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自甲午至朝鲜亡国，再到大清终结，总觉得其间有一条剪不断理还乱的线。回望甲午：经验与教训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后世中国在检讨这一事件时总是归因于日本人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后对中国的诱导，以为中国政府没有看清日本人的阴谋，轻易接受日本政府的建议向朝鲜派兵。这个检讨其实还有很大的再检讨空间，因为中日双方的政策走向并不因对方的一个建议而发生根本逆转。1894年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两千淮军精锐登陆朝鲜，准备参与镇压东学党。中国军队的动向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兴趣，或许这就是日本政府所期待的结果。日本政府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进行战争动员，成立战时大本营，日皇睦仁亲任统帅，日军参谋总长有栖川炽仁亲王为幕僚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陆军参谋，海军中将中牟田仓之助为海军参谋。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视情况许可施行“适当的临机处分”，显然是让大鸟圭介寻衅闹事，寻找战争的理由。日本的动向立即引起了中国方面高度关切。6月7日，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行文照知日本外务省，表示中国政府依据朝鲜政府书面请求出兵，依据十年前天津专条约定，派兵应先行文照知。汪凤藻在照会中表示，派兵援助乃我朝保护属邦旧例，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接受了这份照会，但对照会中“属邦”之说很不以为然。汪凤藻与陆奥“大费辩论”。稍后收到李鸿章的电报指示，以为“我朝保护属邦旧例，前事历历可证，天下各国皆知。日本即不认朝鲜为中属，而我行我法，未便自乱其例，固不问日人之认否”。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而已。由于日本是执意要利用此次事件一决雌雄，因而对中国方面的任何解释都不愿意接受。6月8日，日本政府向朝鲜派遣七百名军事人员。中国驻朝鲜最高负责人袁世凯即设法查询，日本方面解释说此举只是为了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中国政府对此答复日本政府说，日本此举只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和商民，暂且可以理解，但希望日本政府适可而止，不要多派，更不宜派兵深入内地。日本政府已有足够准备，当然不会听从中国政府的劝告。6月10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统兵抵达仁川，不顾朝鲜方面反对，强行进入首都汉城。针对日本人的挑衅，袁世凯强硬以对。立即请求驻扎在仁川海面的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部进入汉城与日本人对抗。对于袁世凯的决定，李鸿章似乎并不太满意，他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袁世凯：汉城平安无事而日本人不听劝阻执意妄为，各国公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各调兵作声势，徒自扰也。李鸿章不希望因朝鲜问题与日本发生冲突，但日本人并没有善意理解中国的立场。日本在随后不断向朝鲜调兵遣将，各国使节似乎也对日本的做法略有怨言。6月12日，大鸟圭介找袁世凯面商撤兵事宜，表示自己已经年过六旬，岂有惹是生非的动机？他表示将阻止日本政府继续向朝鲜派兵，同时希望袁世凯也能阻止中国继续用兵。大鸟的态度影响了袁世凯和李鸿章，李鸿章指示袁世凯，既然大鸟愿意将已到汉城的日军暂驻即撤，那么我们也就不必加派军队，叶志超、聂士成部，亦不要添兵，更不要在朝鲜节外生枝，假如东学党人已经被驱散，我军当陆续回撤，以免朝鲜疑怨，日本借口，继续向朝鲜用兵。李鸿章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6月14日，李鸿章电告总理衙门已命叶志超部缓进暂扎，整理归装；并命袁世凯与大鸟协商，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总理衙门不这样认为。总理衙门在复电中指出，如果日本不肯与我同时撤兵，那么我兵宜仍前常驻，叶志超、聂士成部仍以进剿东学党为是。日本政府当然不会轻易撤兵，当东学党起义平息之后，日本政府仍在寻找继续用兵的理由。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政府提议两国携手，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且共同平定朝鲜内乱。很显然，日本的理由就是为了不撤兵，他们也很清楚中国政府不会答应这样的请求。但日本政府由此可以摆脱在国际上的困境，以“改革朝鲜内政”获取国际社会的认同。6月16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约见中国公使汪凤藻，表达了“中日共改朝政”的意思，第二天又以外交公文正式表达。对于日本政府的建议，李鸿章非常敏感，他当即指示汪凤藻对日本人“共改韩政”的建议给予严厉驳斥，不要留有丝毫实施希望。李鸿章说，朝鲜内乱大致平定了，我军不必进剿，日军更无会剿之理。十年前伊藤与我订约，明确规定“事定撤回”。且日韩《江华条约》也规定朝鲜内政自主，外部势力不应该利用朝鲜的内乱危机过多干预。所以中日之间并不存在“共改韩政”的任何可能性。对于日本来说，“共改韩政”的动议或许是一张好牌，中日交涉确实由此进入一个复杂阶段。日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加大在朝鲜的军事存在，他们期望以军事上的优势和先发制人，掌握朝鲜事务的主导权。日本军队并没有像大鸟告诉袁世凯的那样逐步回撤，相反在随后的日子里不断加大派兵力度，且刻意刺激中国官员的神经。袁世凯、汪凤藻等将这些情形随时报告朝廷和李鸿章，但李鸿章依然不为所动，劝告朝廷日本人生性浮动，若我再添兵厚集，可能正中日本人的圈套，适启其狡逞之谋，殊非伐谋上计。在发给袁世凯的电报中，李鸿章以为日本政府的用意现在还很难准确预测，我方只能冷静观察，谨慎出手，如果
古学家单独呆在房子里面思考好得多。青铜时代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青铜文化在中国起源，到公元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的契合给了我们旷古至今的无尽想象，在近乎五千年的历史脉络里，青铜器的起源与落寞见证着奴隶制度兴衰发展的全过程，于是，那个与奴隶社会相关联的时代，被形象地称为“青铜时代”。对于这样的青睐，青铜器不辱使命，它天生超乎寻常的重量感，使它有资格承载历史的厚重。四十多个世纪过后，当我们在湖南再度凝视这些满蕴历史积淀的青铜器物之时，仍然能够从它们深厚的质地与精致的纹饰里触摸到历史的沧桑。一、湖南出土大批青铜器在一般的人印象中，湖南并不是青铜器的主产地，好像只有河南，后来发现的三星堆，以及云南古滇国等遗址才是青铜器出土的集中地。但后来人们慢慢地纠正了这个看法，就是因为在湖南发现了大量非常精美的商周青铜器。四羊方尊
人一点也不为过，不仅衣衫褴褛，而且已经是三天三夜没有吃过饭，就连杜甫后来都自嘲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好在当时李亨还依稀记得曾经“落笔中书堂”的杜甫，所以看在他不畏艰险忠心耿耿投奔自己的分上，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官职。左拾遗虽然只是八品官，但因为是朝廷监察部门的官员，可以向皇帝上疏直言其过失，虽然品阶不高，却因为常在皇帝左右而受到朝廷官员的尊重。应该说李亨对杜甫还是很不错的，总算让他进入了仕途，如果杜甫好好干，相信未来还会得到升迁。但就在一切都向好的方向转变时，仅仅一个月后，杜甫的一封谏疏，让李亨勃然大怒，他也因此而受到皇帝的冷落，被打入冷宫。当时宰相房琯兵败陈陶斜，李亨因为房琯坏了平叛的大好形势而要将其治罪，而杜甫偏偏不合时宜地上疏营救房琯，事实上杜甫和房琯并没有什么交情，营救房琯纯粹是杜甫出于一时的同情之心，但问题的关键是，陈陶斜兵败房琯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看来，当时不只是杜甫有同情心，难道皇帝就没有同情心吗？如果一味地选择同情而不问责，那未来谁出了问题都可以免责。而且房琯犯的错误事关平叛的形势，甚至是大唐帝国的国运，杜甫作为一介文人，当然不可能看出皇帝深刻的想法，他实在太拿自己的“左拾遗”官职当回事，从这一点更加可以看出，杜甫不懂政治。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李亨和杜甫君臣二人开始逐渐疏远，好在李亨是个比较温和的人，他并没有将杜甫治罪，而是不久后找个借口，让杜甫回鄜州探亲，实际上就是有意疏远杜甫。终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杜甫探亲回来后，李亨以精简朝廷官员为借口，将他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官场的失意让杜甫的心灵再次蒙染尘埃，这一次他对政治算是彻底绝望。正像他在诗作《送樊侍御》中所写的“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于是担任华州司功参军不到一年，杜甫便弃官携带妻小由华州前往秦州。值得一提的是，华州是杜甫仕途之旅的最后一站，自此之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杜甫再也没能进入朝廷任命的官员序列之中。离开华州后，杜甫历经秦州、同谷，最终来到四川。乾元二年（759年）末到达成都，在友人的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郊盖了一所草堂，后世称为“杜甫草堂”，一路辗转颠簸，现在总算有了安身之地。杜甫在四川一共待了将近五年的时间，相对于先前的经历，算是比较安稳，尤其是严武担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的那段时间，对杜甫颇为照顾。严武是杜甫儿时的伙伴，当他到达成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去资助杜甫，将草堂进行了大面积的扩充，杜甫和家人的生活也因严武的资助的得到了很大改善。宝应元年（762年）七月，严武曾经短暂离开四川，前往京城长安任职。失去了严武这个镇守西南的大将，剑南兵马使徐知道随即在成都发动叛乱，而杜甫为了躲避战乱，被迫离开成都，由绵州辗转至梓州。而上边提到的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就是杜甫在梓州时闻听安史之乱被平定时所作的。从诗的最后一句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是计划回到洛阳的，但当他走到阆州时，又得知严武重新回到了成都，所以杜甫也迅速返回成都，准备继续他的安逸生活。但不幸的是，在杜甫回到成都没多久后，严武突然病故，彻底失去严武这个保护神后，心灰意冷的杜甫决定离开成都，离开这个伤心地。而在前方，洛阳依然是他终极的目标！离开成都后，杜甫经嘉州、戎州、渝州、忠州、云安等地，于大历元年（766年）到达夔州，在那里他得到了夔州都督柏茂琳的优待。于是，杜甫便在夔州暂时住下。纵观杜甫一生的经历，身在夔州这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是他一生最为舒心和安定的，可以说是生活安定、吃喝不愁。有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作保证，杜甫也可以解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尽全力写他的诗作。这一时期也是杜甫诗歌的高产时期，据统计，他在夔州这段时间所写的诗，总计达到四百五十首，几乎占了杜诗总数的三分之一，其内容包括风土人情、山川景物、名胜古迹以及诗人的经历和内心感受。在夔州的日子杜甫过得很舒心，但再温暖再安逸也就终究是客居在这里，而洛阳始终是他魂萦梦绕的地方，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因为思念家乡，向柏茂琳告别，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继续向洛阳而去。出了三峡距离洛阳已是不远，杜甫终于可以很快就回到自己的家乡，这不禁让杜甫很是兴奋，从天宝四年（745年）他结束第三次漫游生活前往长安应举，一直到现在为止，屈指算来他已经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的时间，此刻最能形容杜甫心情的或许只有贺知章的那句“乡音无改鬓毛衰”，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之水，联想起二十多年来的漂泊生活，诗人的眼睛湿润了。然而事实证明，上天最终没有再次为这个命运多艰的诗人来带好运，就在诗人乘坐的舟船即将驶出三峡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由于商州（今陕西商州）发生叛乱，前方水路被封锁，任何船只禁止通过。无奈之下杜甫只得回到夔州，但是先前执意要离开夔州，使得都督柏茂琳很是不悦，等到杜甫再回来的时候，先前的礼遇已变成冷落，就这样杜甫在夔州勉强待了半年，大历三年（768年）十月，在得知战乱被平定后，杜甫携带妻小再次离开夔州。这次他途经江陵、公安、岳阳，在到达潭州时，方才停下那疲惫的脚步。杜甫本来打算在潭州好好休养一段时间，但不幸的是大历五年（770年）四月，臧介在潭州发动叛乱，杜甫不得不再一次拖着他那疲惫的身躯继续躲避战乱，乘坐舟船准备前往郴州（今湖南郴州）暂时投奔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今湖南衡阳东南部）时，突遇江水暴涨，舟船只好停在方田驿，这个地方距离耒阳县城还有四十里的路程，换句话说，杜甫此时所在的地方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连五天杜甫和妻小忍饥挨饿，在船上艰难度日，幸好耒阳县令曾经和杜甫有过一面之缘，在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人送去牛肉、白酒，才让杜甫和妻小不至于饿死在船上。但正所谓成也耒阳县令，败也耒阳县令，让所有人全都想不到的是，在这个县令挽救杜甫生命的同时也为促发杜甫身亡埋下了伏笔，虽然他并不是故意为之，但杜甫确实在吃了他送的食物后，开始一病不起。原因在于，这个县令送的牛肉并不新鲜。杜甫吃完两天后，开始浑身发热，进而上吐下泻，当时如果从耒阳去郴州，需要逆流而上二百多里，但是江水暴涨使得船只无法通行，所以杜甫只得顺流而下，重新折回潭州。在这来去之间，加上船上没有医疗设备，杜甫的病情开始加重，以至于抵至潭州时杜甫已经不能起身。但已经病入膏肓的杜甫，时刻没有忘记返回自己的家乡，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杜甫强撑病体，在家人的陪同下，由潭州出发计划从水路经行岳阳回到家乡。然而，这是杜甫最后的一段生命旅程，故乡的热土他已经无法踏上，还没到岳阳的时候，杜甫已经全身青肿、口不能言，自感大限将至的他，临终之际依然没有停止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尤其当他回想起国家历经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后，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流民失所、生灵涂炭，他不禁为此深深地痛心。于是他有感而发，强撑病体，用笔颤巍巍地写下了字字带血的诗句：轩辕休制律，虞舜罢弹琴。尚错雄鸣管，犹伤半死心。圣贤名古邈，羁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霞，湖平早见参。如闻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这是诗人字字泣血的诗句，同时也是他的绝笔，名为《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这是一首很长的诗篇，暂把经典的句子罗列出来，但我知道这首诗中千百年来最能打动人心的当属那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是的，这是最让杜甫始终无法释怀的遗憾，一直到他去世为止，整个国家依然饱受战火的摧残。写完这首诗后，杜甫缓缓地躺下身子，始终眼含热泪，他知道这一生他最大的遗憾不是仕途受挫，不是默默无闻，而是不能亲眼看到他所深爱的百姓享受太平盛世。前方那个始终没有回得去的故乡，在杜甫的脑海中早已经是魂萦梦牵和挥之不去的记忆。大历五年（770年）十一月，千古诗圣杜甫病逝于由潭州前往岳阳的小舟上，终年五十八岁。对于这样一个被誉为“诗圣”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很多人已经对他给予了很多评价。而我要说，杜甫虽然有致命的弱点，但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对国家人民的挚爱，是永远受世人尊重和敬仰的，他的经典诗句都是在为底层百姓呐喊，他的诗句也最能代表最底层百姓的心声。他不但是一千三百年来威望最高的诗人，而且还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诗人之一。前段时间，网上关于杜甫的涂鸦图片忽然疯传。在这些对语文课本图片的“再创作”里，杜甫时而手扛机枪，时而挥刀切瓜，时而身骑白马，时而脚踏摩托……被网友戏称为“杜甫很忙”。但当我看到这些图片时，我却始终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如果杜甫生在今天，也依然会用他那颗忧国忧民的心灵，去忧虑官员腐败、房价过高、食品安全和医患矛盾，并发挥他那聪慧的诗才，写出百姓的心声。事实上，杜甫和他的诗句早已经形成了一种精神，一种凝聚民族之魂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光将带领我们穿越任何艰难险阻，到达理想的彼岸！姑息之政随着史朝义传首京城和安史部将的相继降唐，历经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这让李豫激动不已，他终于可以告慰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终于迎来了新生。安史旧部虽然名义上已经降唐，但依然保持独立的军事实力，而大唐经过八年的平叛战争，已经元气大伤，无力再讨伐这些残余势力，所以安史旧部依然盘踞在全国各个地方，成为独立于帝国之外的藩镇。事实上，早在平叛战争继续时，叛军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相、卫、洛、邢四州向泽璐节度使李抱玉投降。李抱玉准备收编薛嵩的军队，但遭到了仆固怀恩的反对，仆固怀恩要求将这些人全部官复原职。当时李抱玉认为仆固怀恩可能有反叛之心，秘密上奏李豫，希望朝廷多加提防。仆固怀恩得到消息后，立即上疏申辩，结果李豫支持仆固怀恩的做法，下诏说东京及河南、河北受叛军所封官者，一律赦免其罪。这应该是后来姑息安史旧部残余势力的开端，其实站在执政者角度去看，当时无论是李豫还是仆固怀恩将打击范围尽可能地缩小化。虽然仆固怀恩有自己的私心，他担心一旦将这些叛将打得一个不剩，那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也会很快失宠，所以他不能赶尽杀绝。站在当时的宏观角度去看，这个策略不能说是错误的，这表现了执政者历经八年战乱后，急于平定叛乱，使国家迅速实现安定的一种迫切想法，这种变相的分化，不仅会将打击范围缩小，更会让帝国免除继续用兵的麻烦。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史朝义的首级被送到长安，李豫立即下诏大赦天下，对安史旧将、亲族一律不加追究，并且以降将薛嵩为相、卫、邢、铭、贝、磁六州节度使，以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仍居故地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对于李豫而言，既然史思明已经授首，下属叛将能够归降，就算是大功告成。四月，李豫把安史叛乱的根据地河北地区正式划分为三个镇，分别是：成德镇：置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统领恒、定、易、赵、深五州。幽州卢龙镇：置节度使李怀仙，统领幽、莫、妫、檀、平、蓟六州。魏博镇：置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统领魏、博、德、沧、瀛五州。历史上将这三个镇称为“河朔三镇”，显然这是由当年安禄山的辖地范阳衍生出来的三个重镇，除了河朔三镇，李豫另设昭义镇，其辖地就是降将薛嵩掌管的相、卫、铭、邢四州，以薛嵩为昭义节度使。唐高宗李治在位时，始有节度使名号，但那个时候并未形成官名。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才开始以节度使封官。李隆基即位后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前，节度使这个官职本来置于边境的军事重镇，如朔方、陇右、河东、河西等地区，安史之乱爆发后，因为平叛的需要，中原各州刺史凡是领受平叛任务的，皆加封节度使官职，如江淮、江汉、岭南、蜀中等地全都设置了节度使。一直到李豫划分河朔三镇和设置昭义镇后，藩镇的割据局面完全形成。上述四大藩镇，发展到永泰元年（765年）的时候，各收安史余党，分别拥兵数万，他们自署文武官吏，不向朝廷进贡，并且和其他各地藩镇相互联姻，互为表里，而朝廷对这四大藩镇专事姑息，甚至不能抑制，只能靠羁縻政策去周旋。可以说全国各地的藩镇，以河朔三镇和昭义镇的实力最为强大，而随着藩镇实力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日甚一日的嚣张跋扈，其他地方藩镇不甘落后，全都效仿四大藩镇的做法，他们只顾扩充自己的实力，全然不把朝廷放在眼里。《新唐书?兵志》记载说，自从藩镇割据形势形成以来，他们不仅不把朝廷放在眼里，嚣张跋扈，甚至自身不得安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藩镇的节度使不是由儿子代替，就是由部将犯上作乱取得，而且藩镇之间互相也是打得不亦乐乎，而身处其中的朝廷，因为自身的实力有限，不仅无法插手，反而十分尴尬地从中进行调解，即使这样各个藩镇也是根本不买朝廷的账，甚至发展到公开和朝廷叫板的地步。藩镇是大唐帝国后期的祸害之一，事实上从李豫开始到他的儿子唐德宗李适在位时，由于国家实力有限，对藩镇的姑息之政最为严重，这段时期藩镇最为嚣张跋扈。唐宪宗李纯在位时，屡次下定决心对藩镇用兵，使得藩镇之祸一度好转，那个时候皇权稍微振作一些。武宗、宣宗时期，除了河朔三镇、昭义、淄青之外，其他藩镇全都听命于朝廷，可是随着黄巢大起义席卷全国，藩镇势力再度强大起来，整个国家全都分裂于藩镇，而那个时候也标志着大唐帝国走向了终点。上述这些事情我们在后边会详细说到，可以说大唐帝国最终亡国和藩镇割据有着直接的关系，可是在李豫决定设置河朔三镇的时候，这个决定并不是他拍脑门的决定，准确地说是国家实力有限以及当时人心向往安定两方面原因促成的，李豫只是顺势而为。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唐肃宗李亨听从了宰相李泌的建议，从朔方出兵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或许就不会有今天河朔三镇的出现。但历史无法假设，我们只能说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局限性，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临危受命的他，本能的想法一定是要急于收复两京的，正像大唐帝国的发展历程中发生安史之乱属于帝国的劫数一样，河朔三镇的出现看似是李豫促成的，但究其根本也是大唐帝国行进中的必然产物。这里既有个人的主观原因，但更多的则是历史行进的某种规律牵引的结果。不过，当时虽然藩镇割据形成了尾大不掉的形式，但也仅仅是割据局面刚刚形成，大唐帝国中央政府还保持着权威，每个藩镇不敢明目张胆地和朝廷作对，从某种角度而言，平定安史之乱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统一的大局得以继续维系下来。在李豫的心中，忧虑最多的还不是藩镇的事情，而是外患。我们不能否认李豫对安史旧部的姑息，这里边有对外患的顾忌，在李豫看来，能减少一个敌人就尽量减少一个敌人，这或许是当时已为代宗的他内心最迫切的想法。纵观当时所有的外患，让李豫最为头疼的当属吐蕃。抵御吐蕃李豫继位以来，虽然平定了安史之乱，但紧接着形成了藩镇割据，与此同时和大唐打打谈谈将近百年的吐蕃，趁着大唐内部忙于平叛无暇四顾，而且河西、陇右地区防御空虚之机，挥师东进不断侵扰两地。继位时间不久的李豫只能在安定国内刚刚有些成果时，就必须要琢磨着如何攘外。广德元年（763年）四月，几乎在李豫设立河朔三镇的同一时间，郭子仪上疏李豫，认为吐蕃长时间
耽搁这么长时间，就在旁边那条街上，大概八十米，一百米。如果我们去迟了，医生会离开诊所，他想。他未能避免一个习惯性动作，抬起左手手腕，垂下眼睛要看看几点钟。他紧紧咬住嘴唇，仿佛一阵突然的疼痛刺穿全身，还要感谢命运，那个时刻没有邻居出现，否则，说第一句话的时候他就会泪如泉涌。一辆汽车在街上停下，终于来了，他想，但随即对发动机的声音感到奇怪，这是柴油机，是出租车，他自言自语地说，又按了一下电灯按钮。妻子回来了，慌里慌张，十分焦急，你那个保护神，那个好心人，把我们的车开走了；不会，大概你没有好好找；我当然好好找了，我看得很清楚，这最后几个字是无意间说出来的，你不是说汽车在旁边那条街上吗，她又补充道，那里没有，说不定在另一条街上；不会，不会，就在那条街，我敢肯定；那就是车不见了；那么，钥匙呢；他利用你晕头转向心急如焚的时候把我们的车偷走了；我连家都没敢让他进，要是他留在家里陪着我等你回来，就偷不了汽车了；走吧，出租车等着呢，我跟你赌咒，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不要说得这么大声；让人们把他的所有东西都偷光；也许他会回来；啊，对，明天来敲我们的门，说他一时粗心，请求原谅，还问你是不是好些了。在去诊所的路上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她尽量从头脑中驱走汽车被盗的阴影，温情脉脉地紧紧攥着丈夫的手，而他则低着头，不让司机从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眼睛，心里不住地问自己，怎么这样大的灾难竟然落到我头上，落到我头上，这是为什么呢。耳边传来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的声音，出租车停下来的时候还能听到一两个人高声说话；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睡着了，而外界的声响仍能慢慢穿透像白色床单一样裹着我们潜意识的帘幔。像一条白色床单。他摇摇头，叹息一声，妻子轻轻摸摸他的脸，好像在说，放心，我在你身边。他把头歪到妻子肩上，并不在意司机会怎么想，要是你也像我一样，就不能开车带我们来了，他像个孩子似的想，而并没有注意到这种想法有多么荒唐，还暗自庆幸自己在绝望中仍能进行逻辑推理。被妻子小心搀扶着走下出租车的时候，他看上去还算镇静，但到了将获知自己命运的诊所门口，他就像那些毫无指望的人一样，一边摇着头，一边用颤抖的声音悄悄问妻子，我从这里出去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妻子告诉女接待员，她是半个小时前为丈夫打来电话的那个人，女接待员把他们带到病人候诊的一个小厅里。那里已有一位戴黑眼罩的老人，一个大概是由他母亲陪着的斜眼小男孩，一个戴墨镜的年轻姑娘，另外两个人没有什么突出特点，不过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盲人，盲人是不去看眼科医生的。妻子把丈夫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前坐下，由于没有椅子了，她就站在丈夫旁边，我们得等一等，她伏在丈夫耳边说。他知道为什么，他已经听见那些人说话，现在令他焦急的是另一件事，他担心医生为他检查得越晚，他的失明程度会越深，可能会因此无药可救。他在椅子上不安地动来动去，正要把自己的担心告诉妻子，就在这时候门开了，女接待员说，你们两位请来一下，然后又转向其他病人道，医生先生有吩咐，这位先生病情紧急。斜眼小男孩的母亲表示不满，说权利就是权利，还说她排在头一个，已经等了一个多小时。其他病人低声对她表示支持，但他们，包括斜眼小男孩的母亲本人在内，都认为继续表示抗议的做法不够慎重，要是惹得医生不高兴，他们就不得不因为这种不合适的做法付出代价，再等更长的时间，这是极有可能的。戴黑眼罩的老人宽宏大量，让他去吧，太可怜了，他比我们任何人都病得厉害。盲人没有听见他的话，两个人正走进医生的诊室，妻子说，医生先生，非常感谢您的善心，我的丈夫；说到这里停住了，实际上她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丈夫瞎了，他们的汽车被人偷走了。医生说，请坐，并亲自扶患者坐下，摸摸他的手，直接对他说，好，讲讲你的情况吧。盲人说，当时他正在汽车里等着红灯，突然间就看不见了，一些人过去帮助他，一位老太太，从声音听出来大概是位老太太，说可能是神经方面出了毛病，后来一个男人陪他回了家，因为他一个人回不去；医生先生，我看到一切都是白的。他没有提汽车被盗的事。医生问他，您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的意思是说，没有经历过和现在相同或相似的事吗；医生先生，从来没有，我甚至从来没有戴过眼镜；您对我说是突然间发生的；医生先生，是这样的；像灯光灭了一样吗；更像灯光亮了。最近您曾感到视力有什么变化吗；医生先生，没有；现在或者过去您家中有失明的病例吗；我认识的和听说过的亲戚中一个也没有；您有糖尿病吗；医生先生，没有；高血压和颅脑病呢；颅脑病我不懂，只知道没有得过其他病，公司给我们做过体检；头部受过猛烈撞击吗，我是指今天和昨天；医生先生，没有；多大岁数：三十八岁；好，我们来检查检查眼睛。仿佛为了协助检查，盲人马上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医生拉着他的胳膊，让他坐在一台设备后面，有想象力的人会把它看作一种新型的忏悔室，只不过眼睛代替了话语，忏悔神甫直接看进悔罪者的灵魂。把下巴放在这里，医生说，一直睁着眼睛，不要动。妻子走到丈夫旁边，把手放到他肩上说，你马上会知道，一切都将解决。医生上下调整着他那边的目镜系统，转动极细的螺旋状调节钮，然后开始检查。角膜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巩膜没有任何异常，虹膜没有任何异常，视网膜没有任何异常，水晶体没有任何异常，黄斑没有任何异常，视神经没有任何异常，没有任何部位发现异常。医生离开仪器，揉揉眼睛，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又从头开始检查，第二遍检查完的时候，他脸上浮现出一种茫然的表情，我没有发现任何损伤，您的眼睛完全正常。妻子高兴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喊道，我早就说过，早就说过，一切都会解决。盲人没有理会妻子的话，问道，医生先生，我的下巴可以挪开了吗；当然，对不起；如果我的眼睛像您说的那样完全正常，那么我为什么瞎了呢；我暂时还说不清，必须做更细致的检查，分析，回声试验，脑电图；您认为与大脑有关系吗；有这种可能，但我不太相信；可是，医生先生您说没有发现我的眼睛有任何毛病；是这样；我不明白；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先生确实失明了，那么您的失明症现在还无法解释；您怀疑我假装失明吗；这怎么可能呢，问题在于这种病例的罕见性，就我本人来说，在整个从医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我甚至敢断言，在整个眼科医学史上也是如此，您认为我还能治好吗；原则上说，因为没有发现任何类型的先天性恶变，所以我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可是，看起来并非如此；只是出于谨慎，我不想让您产生以后被证明为没有根据的希望；我明白；这就好；我应当进行什么治疗，服什么药吗；目前我不会开任何药，如果开的话也是瞎开；瞎开，这个词用得恰当，盲人评论说。医生装作没有听见，离开检查时坐的转椅，站着在处方单上写下了他认为必要的检查和分析，把单子递给盲人的妻子，太太，请拿着，检查结果出来后请和您丈夫再来一趟，如果他的病情有什么变化请打电话告诉我；医生先生，诊费呢；付给女接待员。医生把他们送到门口，吞吞吐吐地说了句要有信心之类的话，会好的，会好的，没有必要失望；之后他走到诊室旁的小卫生间，对着镜子站了整整一分钟，嘟嘟囔囔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他返回诊室，叫了声女接待员，让下一个病人进来。那天夜里，盲人梦见自己失明了。后来偷汽车的那个人挺身而出主动帮助盲人的时候，并没有任何邪恶的企图，恰恰相反，他那样做完全是出于慷慨和利他，众所周知，慷慨和利他是人类最优秀的两个品质，这些品质甚至在最冥顽不化的罪犯们身上也能找到，与他们相比，这个小小偷车贼在此种行当上没有任何长进的希望，只能受真正大权在握的头目们的剥削，那些人才算得上乘人之危巧取豪夺之辈。说到底，为了日后施窃而帮助一个盲人和因为觊觎遗产而照顾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两者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只是到了盲人家附近他才自然而然地产生了那种念头，可以说，这就好比他只因为看到卖彩票的人才买了一张彩票，当时并没有动心，仅仅是买了张彩票，看看里边有什么，至于反复无常的运气能给他带来点什么或者什么也带不来，他事先都准备泰然处之，还有些人会说他这样做是出于人格的条件反射。在人类本性问题上，怀疑论者人数众多并且非常固执，他们一直认为，如果环境未必能造就窃贼，那么同样不容否认，环境在这方面助力不小。至于我们，让我们这样来想一想，假设盲人接受了后来成为虚伪慈善家的人第二次提出的建议，在最后时刻伪善之人的善心还可能占上风，我们这里指的是他主动向盲人提出在其妻子回来以前陪伴他，那么，谁知道这样给予的信任带来的道德责任感能不能阻止他的犯罪企图，能不能让那些甚至在最堕落的灵魂中也能找到的光辉和崇高在他身上显现呢。或许我们能从一直谆谆教诲我们的古语中得出个庸常的结论，盲人在暗自庆幸的时候却碰断了鼻子。被众多自私的人背弃，被更多人抵制的道德感其实古已有之，今天依然存在，并非灵魂尚处于混沌状态的新生代哲学家们的发明。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社会的进化和基因的置换，我们最后把道德感与血液的颜色和眼泪的咸淡混为一谈，仿佛这还不够，我们还把眼睛变成了朝向灵魂的镜子，结果它往往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我们嘴上试图否认的东西。此外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在一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因做了某件坏事而产生的内疚常常与各种古已有之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其结果是他们受到的惩罚无形中比应得的增加了一倍。而在这一案件中，人们无从知道，偷车贼在开动汽车时受到了哪些恐惧和哪部分道德感的煎熬。一个人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失明了，从挡风玻璃往外看的瞬间突然什么也看不到了，毫无疑问，另一个人坐在同一个位子上握着同一个方向盘开车绝不会心安理得，无须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就能知道，他的思绪必将唤醒惊恐那条肮脏的爬虫，那不，爬虫正在抬起头来。但是，内疚也是道德感的一种加重了的表述方法，这在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我们想用暗示性词语来描述，可以称之为有牙齿能咬人的道德感，现在这种道德感正把盲人关门时无依无靠的形象展现在他眼前，不用了，不用了，可怜的人说，从此以后，没有别人的帮助，他将寸步难行。偷车贼加倍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让如此可怕的思绪占据整个头脑，他很清楚，不能让自己有丝毫分心，不能让自己出任何微小的差错，警察就在那里巡视，只要他们当中某个人命令他停车，出示驾驶证，他就会被投入监狱，受铁窗之苦。他谨慎小心地遵守交通信号，绝对不闯红灯，见黄灯也不敢启动，耐心地等待绿灯出现。这时候，他发现自己开始着了魔似的关注信号灯的变化，于是改为调整车速，尽量总是遇上绿灯，虽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有时不得不提高车速，或者相反，降低车速，惹得后面的司机们大为光火。终于，他紧张到了极点，晕头转向，不得不把汽车开进一条岔路，他知道那里没有信号灯，他毕竟是个技术高超的司机，几乎不用看就把车停好了。现在，他感觉自己处于神经病发作的边缘，确实是这样想过的，用词也完全相同，我要得神经病了。汽车里越来越憋闷，他把两边的玻璃都摇下来，但是，外面的空气即使还在流动也没能让车里清爽一些。我该怎么办，他问道。本应把车开到城外一个村庄的车库里去的，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以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永远也到不了那里。如果被那边的一个警察抓住，或者酿成一场车祸，那就更糟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时他想到，最好是从车里走出去，在外面待一会儿，让头脑清醒清醒，也许能清除脑袋里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个家伙失明并不说明我也会得同样的病，这不是会传染的感冒，围着街区转一圈就好了。他下了车，用不着锁车门，马上就回来，于是他离开了。还没有走到三十步，他就看不见了。在诊所里，最后一个就诊的是脾气好的老头，就是那个替突然失明的可怜虫说了些好话的老人。他来诊所只是为仅剩的那只眼睛预约白内障手术的日期，黑色眼罩遮住的另一只眼睛是空的，所以与失明症无关；这种病是随年龄来的，不久前医生对他说，等白内障成熟了就摘下来，然后他就能重新认识所生活的世界了。戴黑眼罩的老人走后，女接待员说候诊室里没有患者了，医生拿起突然失明的那个人的病历，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思考了几分钟，最后拨通电话，与一位同事进行了如下的交谈。你知道吗，今天我遇到一个非常稀奇的病例，一个男人顷刻间完全失明，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见的损伤和先天性恶变的迹象，他说眼前都是白的，一种浓浓的乳白色附在眼睛上，我正在尽量清楚地表达他对病情的描述，对，当然是主观的，不，那人还年轻，三十八岁，你读过或听说过类似的情况吗，我也认为是这样，现在我看没有什么办法，为了争取时间，我让他去做一些化验，好，这几天我们一起给他检查一下，晚饭后我再翻翻书，查查文献，也许能找到线索，对，我明白，无辨觉能力，即心理失明，可能是，但可能是头一个具有这些特点的病例，因为，毫无疑问，那个人失明了，而无辨觉能力，这我们知道，是缺乏认出所看到东西的能力，是啊，我也想到过全盲的可能性，但你该记得我开头给你说的，白色失明，与全盲恰恰相反，全盲即黑蒙，是完全的黑暗，除非存在一种白色黑蒙，姑且这么说，白的黑色，对，我知道，从来没有见过，我同意，明天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两个人愿意为他检查。打完电话，医生斜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之后他脱下白大褂，动作疲惫而缓慢。他到卫生间洗手，但这一次没有对着镜子寓意艰深地问一声，那是什么。他已经恢复了科学精神，确实，无辨觉能力和全盲或黑蒙在书上都有准确的定义和界定，但在实际生活中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异种或者变异，如果这里用词得当，好像出现异种或变异的这一天已经来临。有千万条理由让大脑封闭起来，对，就这样，也只能这样，就像一位迟到的病人在他这里吃了闭门羹。这位眼科医生喜欢文学，善于引用适当的典故。晚上吃过饭后，他对妻子说，今天我在诊所遇到一个奇怪的病例，可能是心理失明或者黑蒙的变异，但这种情况从未出现过；黑蒙和另一种都是什么病呀，妻子问道。医生以稍有医疗知识的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了几句，满足了妻子的好奇心，然后从书架上取下一些专业书籍和文章，有些是从前他在学院读书时候的，有些是最近的，还有几本出版物是最新的，还没来得及阅读。他先查找目录，接着按部就班地阅读查到的关于无辨觉能力和全盲的一切资料，读得越多越是不安，他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学科，闯入了神经外科那个神秘的领域，对于这一领域他仅有一些粗浅的了解。夜深了，他推开正在查阅的书籍，揉揉疲劳的眼睛，斜躺在椅子上。这时候，他所面临的选择一条一条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如果是无辨觉能力，患者现在会看到他原先一直看得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他的视觉敏锐程度不会有任何降低，只不过大脑失去了认出椅子是一把椅子的能力，或者说，大脑仍然能对视神经传递过来的光源刺激作出正确的反应，换种外行人也能明白的说法，大脑不再认识它曾经认识的东西，更别说将它表述出来了。至于全盲或者黑蒙，则没有什么疑难之处。如果患的确实是这种病，那么患者眼前看到的应该是漆黑一片，人们知道，这里保留了看这
军大部，穿越景栋回国。景栋是缅甸东部最边远的一座城镇，从景栋向东，就是老挝，从景栋向东北，则是中国云南景洪。第六十六军大部，被日军在腊戌击败后，从滇缅公路原道返回国内。第五军的前锋九十六师，则是穿过缅甸葡萄经云南福贡回国，中间也走过了一部分野人山。至于戴安澜的二〇〇师，走的是另外一条路——血路。第二〇〇师一直在最前线作战，是超级救火英雄。在杜聿明下令撤退时，二〇〇师刚在棠吉狂揍了一通日军，但也因此和杜聿明的军部距离越来越远。没办法之下，二〇〇师只好自行向国内撤退。只是，日军岂能放这支中国最优秀的军队、最强大的对手平安归国。日军设下五道防线。尽管这支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部队先前连连血战，伤亡不小，但还是艰难地突破了敌人前四次疯狂的围追堵截。在穿越敌人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时，二〇〇师在以逸待劳的日军五十六师团的攻击下突围时，戴安澜顶着密集炮火指挥作战，不幸为流弹击中。因为缺少医药，戴安澜在途经缅甸茅邦村时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叫来信得过的属下郑庭笈，北望故土，断断续续地留下最后的嘱托：如果我殉国了，你一定要把部队带回祖国……壮志未捷身先死！戴将军的英灵在郑庭笈的哽咽答复声中飘然远去。绝代悍将就此长眠异国他乡！终年未满38岁！记住这一天吧！1942年5月26日，“黄埔之英、民族之雄”戴安澜在缅甸茅邦村殉国。戴将军将略冠军门，从“长城会战”到“台儿庄战役”，从“武汉会战”到“昆仑关大捷”，从“同古阻击战”到“棠吉反击战”，日寇回回遭重创！英魂不幸羁留缅境，世人无不哀叹痛失英豪。罗斯福向他颁发了第一枚属于中国将领的同盟军军团功勋章，毛泽东亦挥笔写下《五律·挽戴安澜将军》，敬祭戴将军：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冬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英雄千古！他的生命就像灿烂的流星，虽然短暂，却是那样的光耀照人，他的军事才能和功绩将永远为人们所传颂！戴将军虽已不在，但其身上的黄埔精神永远不死，无数黄埔军人还将在豪情满怀、以死为荣的黄埔校歌声中踏着坚定的步伐继续前进！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悲情野人山
在孙立人率队西向后，杜聿明则率第五军军部直属部队和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北上抢占密支那。密支那离中国云南边境的腾冲只有咫尺之遥。占据这里，即可保住回国的通道。可事与愿违，日军抢在杜聿明之前占领了密支那，断掉了中国军队东向腾冲之路，直接威胁云南。这时候，如果杜聿明下令向西突围，依然有机会进入印度境内。这时候，如果杜聿明率众强攻密支那，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回腾冲，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可是，固执的杜聿明命令部队扔掉所有辎重，北上穿越野人山。很遗憾，他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野人山又叫克钦山区、枯门岭、胡康河谷山，位于中国和缅甸、印度交界处，位于缅甸最北方，再北是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东西皆为高耸入云的横断山脉所夹峙。据说这里是当年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地方。山峦重叠，林莽如海，沼泽绵延不断，河谷山大林密，豺狼猛兽横行，瘴疠疟疾蔓生。直到如今，这块地方还是要吃没吃、要路没路的原始森林。杜聿明之前对这一地区的险恶环境缺乏最起码的判断。他在回忆录中说：如果知道野人山如此艰险，就不会让部队扔下重装备入山，而是与敌硬拼，争取突围。可说什么都已晚了，一万余远征军将士一头扎进了荒无人烟的大山之中。更重要的是，由于延误了时间，他们在撤退中遭遇了东南亚最可怕的雨季。野人山的雨季，倾盆大雨、泥石流冲刷、洪水泛滥。不仅森林里的蚊蚋、蚂蟥、毒蛇和瘴气异常活跃，而且各种丛林疾病——回归热、疟疾、破伤风、败血病等迅猛传播开来。没有药，这些疾病根本控制不住，官兵死伤无数。荒无人烟，筹集粮食也无可能。部队陷入绝境。如果是和日本人作战，也许杜聿明还能够想办法鼓舞士气，但蚊虫毒气根本防无可防，攻无可攻，军无斗志，军心迅速涣散。新二十二师师长、黄埔六期生、具备法国最好的军校——圣西尔军校机械化专业学历的廖耀湘向已经病倒的杜聿明试探说：如果咱们去印度也许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杜聿明说：你有话直说，不用吞吞吐吐，你是不是想去印度？可以带你的部队与孙立人一起去印度，我一人回国！廖耀湘碰了钉子，不敢再说。虽然大部队依令继续前进，但越往后杜聿明越无法收拢队伍，他只能任由官兵们自求生路。第五军在缅甸打了半年，只损失了几千人，而在野人山六百公里的山路上，杜聿明第五军军部以及二十二师从出发时的约一万五千人，大致历时一百一十余天的痛苦折磨后，最后生存下来的仅仅剩下两千多人。如果粗略计算一下，得出的数据如下：平均每公里死亡：二十二人。平均每天死亡：一百一十八人。死亡率：百分之八十七。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七！中国人常常说“九死一生”，那仅仅是一个形容，而穿越野人山的第五军却在数字上无限接近了这个形容词。很多人据此来抨击杜聿明拒绝前往印度的决策，认为是他的错误导致数万中国军人毫无意义地命丧野人山。客观地说，杜聿明在对困难估计不足的情况下指挥部队进入野人山，确实难辞其咎。但是，他拒绝以难民身份进入印度则无可指责。中国人承受巨大的苦难、做出无畏的牺牲，与强敌血战到底，无非是争得做人的尊严。如果尊严可以随意抛弃，那中国人民根本没必要抗日，直接并入“大东亚共荣圈”做顺民算了！孙立人的做法确实很长士气，但杜聿明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他带头踏入无法回头的野人山，并且在最艰难的时刻，依然拒绝逃亡印度，选择与自己的部下一起出生入死，这维护的不仅仅是他个人，而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尊严。兵退野人山之悲壮惨烈，足以感天动地，何来毫无意义之说？杜聿明率领残部在野人山里转了近三个月也没走出去，成了孤军，电台也坏了。后来美国空军发现了他们——估计杜聿明他们用火熏蚂蟥时有了烟，被美军飞机发现了——随后投下了供给和电台。蒋委员长通过电台对杜聿明说：二〇〇师和九十六师已经化整为零地回到云南了，你和新二十二师去印度。刚好，得到消息的孙立人也派了一个加强连在野人山搜索他们，找到后带着杜聿明他们去了印度。杜聿明和新二十二师到印度后，廖耀湘和新二十二师留在当地，杜聿明转道回国，后明升暗降，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驻防云南，保卫重庆。野人山之败恐怕是杜聿明一辈子的遗憾。幸运的是，他虽不能重回缅甸战场弥补遗憾，但在云南应该会有机会跟日军碰面。在本节的最后，特以穆旦——著名诗人、金庸大师的堂兄弟、西南联合大学学生、杜聿明随身翻译、穿越野人山的幸运存活者，所作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最后一段作为结语，借此缅怀那些长眠于异域几十载，至今仍无法回家的英灵。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怒江之战
第一次入缅战役结束后不久，英军便在北非阿拉曼会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盟军北非战场的胜利，是用放弃缅甸战场的代价换来的，是靠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场孤军浴血奋战、独自拖住日军换来的。可是，与鬣狗经过连续五年的殊死争夺，中国这头狮子已呈垂死之态，仅凭自身的造血功能已难以支持后面的抗争，只有寄希望于外部输血。但问题是，唯一的输血管道——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卡断。更为要命的是，远征军主力还没有归国的时候，日军五十六师团已从缅甸杀入了中国西南境内。云南重镇龙陵、腾冲接连沦陷。抗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依靠广阔的疆土，进行大、纵、深防御，且战且退，消耗敌人。可随着战争的进程，我们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现在日军几乎可以从云南涌入，直扑重庆。本来的大后方一下变成了前方。关于国民政府准备迁都西北的传闻已经铺天盖地了。怒江，已经成为阻挡日军打通西南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就如同英吉利海峡之于英国，不容有失。千钧一发之际，蒋委员长调兵遣将，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亲率麾下第三十六师，累死累活地赶到连通怒江的唯一通道——惠通桥，在空军的配合下，数日激战，全歼日军前锋部队，随即炸毁桥梁，依托怒江天险与日军对峙。随着增援部队逐渐抵达，怒江防线日益巩固。此后两年间，日军再也未能越过怒江一步。飞虎队
说到这里，得解释一下，支援宋希濂的空军从哪里来。这就得提到一个叫陈纳德的人，一个集才气、勇气、痞气和乐观于一身的美国草根。此人桀骜不驯，老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做事也是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一般这类人都被叫作刺头。刺头陈纳德在美国空军军界混了二十年，还只是一个上尉，甚至因为工作环境不佳——积年累月地在引擎轰鸣声极大的机舱里驾驶飞机，失去了部分听觉。1937年，上司以陈纳德身体伤残不再适合工作的理由，强制要求他退役。实际上，陈纳德是一个天才，44岁的他正处在一个人经验和能力的巅峰期，只是其张扬的个性阻碍了他在美国空军里的继续发展而已。他的飞行技术很棒，他的战斗技术在美国空军中屈指可数。这还不足为奇，真正证明其天才程度的是，陈纳德敢于颠覆当时所谓的“正宗空军理论”！当时的美国空军上层，普遍都对战斗机持轻视态度，认为轰炸机才是空军的主角。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很多一战时的战斗机好手都被迫改换门庭，开上了轰炸机。陈纳德是天才，不吃这一套。他坚信，在未来的战场上，战斗机才是天空的王者！可陈纳德也明白，行将被退休的自己，此生很难得到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了。就在陈纳德最需要一个机会的时候，宋美龄出现了。1937年，第一夫人宋美龄入主空军，成为中国空军总司令。宋美龄能入主空军的理由很容易想通。一是她早年在美国生活学习十年，擅长对美外交，中国的飞机、武器基本上都是由她经手从美国进口；二是蒋介石把组建空军的任务交给自己的老婆也比较放心；三是宋美龄也有这个资望。抗战期间，她屡次不顾危险亲往前线劳军，前后数次徘徊在生死边缘。宋美龄派人在美国招飞行教官，结果选中了陈纳德。也许不是选中，而是美方“郑重推荐”的——一定要送走这个刺头大爷。当时，苏联人也看中了陈纳德，但陈纳德没去。原因可能是他自己所说的“预感苏美两国不会成为真正的朋友”，也可能是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对他说的一句话：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我要证明我还能再上长空战斗！经过多年的课堂争辩和理论论战后，我需要有一个机会在战争中严格检验我的战斗机制胜理论！1937年5月，44岁的陈纳德以上尉军衔正式退役，乘坐邮船自美国抵达上海。不过在护照上，他所填写的职业不是退役空军上尉，而是“农民”。这当然是为了保密。不过这个前美空军上尉到中国之后，就被宋司令聘为中华民国空军顾问，挂上校衔。初到中国，就赶上了淞沪会战，在空战中，陈纳德逐渐教会了中国战斗机飞行员如何对付结队而来的日本轰炸机。原来日本人也研究过美国“正宗空军理论”，是“轰炸至上论”的绝对拥趸。他们认为速度快、装甲厚的轰炸机根本用不着战斗机护航，就可横行中国。但是在陈纳德的发明——战斗机拦截战术面前，日军没有战斗机护航的轰炸机群被揍得很是凄凉。由此，后来日军进行空袭时，都出动大批战斗机护航。在中国工作的几年中，陈纳德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还在昆明办了一所空军飞行员培训学校。总之，陈纳德工作态度积极，喜欢埋头专研，喜欢当技术能手做岗位标兵，还有很强的正义感，总体表现得到了蒋介石夫妇的认可。但让陈纳德郁闷的是，到1940年的时候，他居然失业了。即便中国空军再能打，也耗不过日本空军的数量优势，毕竟日军有强大的工业为后盾，而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本就不多，更何况曾经的“苏联志愿航空队”也随着苏联政府的抽身离去而离开了中国。打到后来，中国的飞机被打光了。没了飞机，陈上校的屁股就坐不住了，每天都觉得生活太枯燥太无聊。好在这种难受的日子没过多久，蒋介石就召见陈纳德说：你和宋子文去趟美国，想尽一切办法给我们弄些飞机和飞行员来。此时美国还未对日宣战，自然不会公开地、大规模地援助中国，只能是给中国贷款，然后中国再用这些贷款购买美国的飞机。飞机可以用钱买，可空军飞行员呢？总不能由美国政府直接派空军参战吧？因此，飞行员的问题得陈纳德自己解决。不过这对于陈上校似乎不是难事。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这个在美国不起眼的底层军官，利用关系联络上了一批美国预备役和退役飞行员，重金聘请他们来中国上班——底薪高，月薪六百美元起，还有提成奖金——击落一架敌机，奖励五百美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去中国捞点外快。当然了，这群人也并非单纯是为了钱，毕竟生命是无价的。但要说是为了伟大的反法西斯事业，恐怕也有些拔高。客观地说，他们就是一群有正义感且乐于冒险的好斗之人，是一群拿钱就办事，而且拿了钱就一心一意地办事的敬业之人。这批退役的飞行员为了跟美国政府撇清关系，给自己的飞行队取了一个名字——志愿队，也就是说他们都是自愿来中国的，非美国政府派遣，非政府行为。虽然招来的是一群散兵游勇，但陈纳德壮志在胸。他知道，沙场是军人证明自己的舞台，而他就是要向世人证明：老子44岁时还只是美军上尉，不是自身无能，而是上级无知！1941年5月，陈纳德率领他的美国空军志愿队进驻昆明。这帮美国飞行员玩心很重，天性活泼，加上没有军规的约束，所以他们的表现非常散漫和随意。他们在战斗机身上画上了“亚当围着苹果追夏娃”、“龇牙咧嘴的卡通鲨鱼”、“裸体天使”等图案。老百姓对鲨鱼最感兴趣，觉得它既凶猛又搞笑，但不知道这是什么，就说画的是老虎。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这是飞虎队。当翻译将这个称谓传给美国飞行员时，他们感觉Flyingtiger这个名字很有气势，于是飞虎队就成了这支队伍最广为人知的名称。玩闹归玩闹，美国飞行员的技术确实不是吹的。这可是一帮空中“老油条”，再加上陈纳德这么个经常别出心裁的指挥官，竟把日本人打得稀里哗啦。除了之前的怒江之战，陈纳德还曾带着“飞虎队”远征缅甸，以较小的代价击落日机约两百架，有力制约了日军的空中火力，可惜由于缅甸机场后来全部陷入敌手，飞虎队不得不撤回中国。1942年前后，美国珍珠港之战新败，欧洲战场上同盟国的境况也非常差，全世界的反法西斯事业一片黑暗。罗斯福也没想到一群志愿者竟然能将日本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于是告诉陈纳德：政府都对日宣战了，你就把你那个志愿队解散了吧，愿意留下的都留下，国家给你正式的番号—塚田回答说，前一天晚上就算想好了，跟对手对坐在棋盘面前时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走法有限，所以像封手[1]这种基本上心里能有个数，对方走这一手要这样，走那一手要那样，可是就算在心里打好了算盘，一旦面对棋盘，就又会改变主意，走另一手。我们的工作也是如此。就算心里想好了，写成这样吧，让这个人物这么行动吧，一旦面对稿纸，主意就改了。主意改了，也就是说前一天晚上想的，前一天晚上的思想事实上是由我们的平常心思考出来的东西，一旦面对稿纸，就没法忍受平常心的浅薄。创作需要的境界是全心全意投入，创作活动本身就是如此，如果按照预定计划来的话，这就不是创作活动了，而是在制作工艺品，就算能做出很优秀的工艺品，所进行的也不是名为艺术的创造活动。艺术的创造通常是从计划范围之外的地方开始的。预订计划本身属于该作家既成的个性，既成的力量，然而艺术本身是一种自我的创造发现，它必须跳出既定计划，创造发现一些无法预测的东西，才能实现自我的充实。因此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处理事务都很有规律，上面这种方法无论如何都是行不通的。因此就算生活不规律的现象是作为一种工作性质而存在的，这种现象也是因为工作性质而导致的，从事该工作的人本身并不具备这种性质。据说猪本来是非常喜欢干净的动物，可日本人却把猪养得特别脏，把一切脏东西都收拾到猪圈里，以为猪圈就等于垃圾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猪本来就有洁癖，平时时刻惦记着清理猪圈，保持卫生的都是猪。也就是说，文人这种东西就像日本的猪，虽然出于工作性质，没法不杂乱无章，但原本为人却一丝不苟，不过，怎么说呢，唉，算了。文学是一种靠人执笔的工作，因此从事文学，好歹要通晓人性。围棋将棋这行除了天生对此有天赋的人，还能有一些白痴性质的专家。然而应该不存在白痴性质的通晓人性的作家。不过偶尔也是有的。也许用“白痴性质”的说法不合适，不过总之，有一些人一旦去干作家之外的工作就只能做到马马虎虎，没法做到触类旁通。人们容易把鄙人想成这种人，但他们想错了，一般容易被同行评为“那个小说家（那个诗人）完全不适合做实际性工作”的人，往往并非如此。诗人这种东西很奇怪，平时作一些不现实的诗，写一些厌世的诗，但多数诗人自身的癖性却比从事办公室工作的人还要现实。文学本身就是发自人性的产物，因此其本质也应如此，文人墨客这个词不可能用于近代文学的文人身上，因为他们的本质比世俗之人还更世俗，更现实。三枝庄吉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类作家，这是他小说宣传用的固定说法，然而就我所知，他是日本唯一一个只会写小说，其他一窍不通的作家。他的小说好比一种诗，令他的创作活动得以运作的根是诗魂，因此他是一个除了苦思冥想、贫穷、流浪以外没有任何赚钱才能的无能之人。然而你要是以为他不通晓人性，那你就错了。他把人类洞察得深刻而又精确，因此，他虽然活得很梦幻，却比世上的普通人都实际，都现实。他花钱大手大脚，本质上却是吝啬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具备一种人的执念——比节俭力行的世人更心疼钱，心疼东西。不过，他有守财奴的执念，却花钱如流水。为什么说近代文人是实际的现实主义者，那是因为他们通晓人性，因为通晓人性，所以也通晓自身，“知晓”人类的执念执迷，也就说明自身“拥有”这些东西。因此，如果人类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那么近代文人也都是复杂又执着不舍的生物，然而他们同时也花钱如流水，经营着像梦游一样的梦幻人生。总的来说，像我们这种穷困文人，偶尔兜里有点钱就会想赶紧把钱花掉。若是多达三个文人聚在一起喝酒，各自兜里都有钱，一到结账的时候，肯定是最穷的那个争着抢着要第一个掏钱。鄙人就总这样，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地说着“别别，今天这钱怎么着都得我掏”，所以就遭了报应，一摸兜里钱不够。等到自己手足无措垂头丧气像是哪儿还装着钱似的把兜里摸个遍的时候，本就有钱的文人就会十分安静而缓慢地从怀里掏出厚重饱满的钱包。三枝庄吉这伙人也不例外，他们总急着抢先掏出自己的钱包。然而，这伙人却比谁都了解贫穷的不易，钱财的珍贵。所以这伙人钱包里的那些钱就跟长了脚似的，争先恐后跑得飞快，真可谓天不遂人愿。每逢天一亮就开始后悔，一旦老婆问“没有米饭也没有萝卜根，今天吃什么呀”，就双眼发光狠狠瞪着自家老婆，好像老婆才是诅咒自己的恶魔，然后蒙上被子，抱着胳膊，把脸别过去。庄吉来来回回搬了很多次家。长的半年，短的三个月，因为付不起酒馆、米店、房租的钱，他最害怕印字袢缠[2]，因为害得他来来回回在东京各地跑来跑去的那点欠款基本都是穿着印字袢缠的大叔和小哥来讨要的，而且这些人还骑着自行车。那些骑着自行车，“乘风破浪”般向他冲来的印字袢缠就成了他恐怖的种子，因此他乘上汽车，一路冲向目的地，到了地方，扭扭捏捏羞羞答答地让该地的主人帮他付车钱，人生所到之处都不得不使劲儿卑躬屈膝，而且还很费钱。有钱人没必要坐汽车。他老婆跟他的贫穷正相配。他老婆以贫为友取乐，虽然绝不是发自真心喜欢贫穷，但自然而然也就习惯了。这是为了庄吉的小说。他小说的主角总是他自己。他写自己的生活。然而他在小说中写的不是他现实的生活，而是他理想中的生活，他希望中的生活。不过，他不能写“想变成有钱人”这类做梦都不会有的空谈。因为作家是各自人生最精确的预言家，所以他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有这种“不再贫穷”的空想，艺术不允许这种空想。在他的小说里，他总是贫穷的。四处搬家，甚至连夜逃跑，甚至在别人家吃白食，在鬼泪村[3]、风祭村这种地方，藏进自酿酒店的酒窖里，成功举办夜半酒宴或是不成功，跟收债人交好，甚至跟十恶不赦、顽固无情的大叔一战，使对方大吃一惊或是被对方吓了一跳，他的老婆总是欢欢喜喜站在第一线，揶揄自家没出息没能耐的死鬼，自己却吹着口哨在山林原野中闲逛，在小溪边梳头，在流水中浸润双足，心无俗念。因为自家老婆有几分这种天赋，庄吉就把她这几分天赋写到了小说里，又因为庄吉这么写，他老婆自然就向这方面发展，因为他老婆自然向这方面发展，庄吉就写得更勤了。写法虽然没有上限，但现实中的人是有上限的，因此如果超过了这个上限——就算小说里是这么写的，但人却已经做不到了——就会引发悲剧。仔细想想，他的小说也已经到达上限了。他那种“我希望如此”的愿望写作风格已经到达了顶点，或者说是到达了谷底，因为小说已经无法支撑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他就得在艺术方面寻求转机，突破自我，重新打好小说的根基，把小说跟现实建在同一片地基之上。然而要是简简单单就能办到的话，悲剧也就不会发生在艺术家身上了。☆☆☆在庄吉的小说里，从没出现过一升装酒瓶这类货色，基本上出现的都是四斗樽[4]，还涉及过酒宴，大家都认为他是文坛第一酒鬼，但他却是最不擅长喝酒的男人。他体质本来就虚弱，也不可能大口大口喝酒。不仅如此，酒精都能为他的意志所控制，如果对方先喝醉了，他心理上就会产生压力，怎么也喝不醉，说上吐下泻就上吐下泻。如果对方是那类他不善交往的人，他就更喝不醉了，还上吐下泻，五次喝酒有四次喝不醉，一个劲儿地又吐又拉。然而不幸的是，他是那种不喝醉就跟人说不了话的胆小鬼，就算心里一直在盼望有人能来和他交流，也必须借助酒精的力量来敞开自己封闭的心扉，要不然就会一筹莫展，得上抑郁失落的毛病。因此他就像家里要来客人似的，让老婆匆匆忙忙跑到酒馆，早上来客也买酒，深夜来客也买酒，在每家酒馆都欠了一屁股债，不远千里四处奔波，像敲医馆大门一样来回敲酒馆大门，等到邻近的酒馆都不赊给他酒以后，他就连夜逃到新的地方去。没办法，这是他人生的输血之道。他是个阔少爷，因为他的灵魂在贫穷之中也彻底保持着高雅。他同时具备了一双贴合近代作家本质的“鬼眼”和日本传统的文人气质。他心里明白，小说这种东西只不过是商品，而艺术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高雅异质的东西，是特定人士专属的像特权一样的东西，因为他在这方面向来有着自己的矜持，又秉持着这种骄傲而活，所以灵魂即使在贫穷之中也能保持高雅。然而正因如此，他的小说才成了带有文人气息的玩具，正因如此，其小说根基与其现世之身相脱节的倾向才会加剧。也就是说，因为他自己比谁都清楚自己在贫穷生活中仍维持着高雅，所以他才故意不按逻辑出牌，扼杀了“鬼眼”，在文人趣味中堕落盲目，他的玩具是特定人士的玩具，他一个人的玩具，顽固并带点工艺品的性质，而艺术那原本属于全人类的生命之光却渐渐暗淡模糊了下去。他到了四十岁，日子过得越来越穷，同时他的小说也越来越“在形式上”趋于高雅，不久就因为形式而面临了束手束脚的危机。因为他扼杀了“鬼眼”，所以小说才不自然。他的小说虽然带有幻想色彩，但却扼杀了“鬼眼”和“鬼眼”的幻想中应有的东西，以及他原本的艺术里必须有的东西，尤其是扼杀了“鬼眼”，偏执于那些带有文人趣味的幻想。因此他的小说不过是自慰行为，而不再是能真正拯救他、提高他的东西了。他一直拿他最珍贵的财产——一个装橘子的纸箱来抵押房租。这个纸箱里装满了他这辈子的小说。他不是什么流行作家，只出了两本单行本，所以这个纸箱（装满了他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小说）就成了他宝贵的“爪迹”。他没有了这箱子，就像没有了自己似的慌张失措，整个人阴郁消沉。一个叫栗栖按吉的后辈——出道没多久的三流文士——同情他，就给他付了欠下的房租，把纸箱拿了回来。庄吉大喜，自打那天开始就把纸箱放在枕边，深夜醒了就在纸箱里翻检，沉迷于自己的旧作之中，每天早上醒来就开始高声朗读，喝醉了就把老婆叫到自己身边，接着又摆出好笑的动作开始朗读。他最忠实的读者是他自己，然后是他自己的老婆，原本她也是他的忠实读者，他的崇拜者，她在上学的时候拜访了庄吉老师，自那以后就发展到恋爱、结婚，因此沉迷于他的小说很久了。自那时候开始，她就成了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之一，她又因为非常喜欢小说中的自己，就决定变成那个样子，于是现实中的她就跟小说中的她越来越像。艺术模仿自然，自然模仿艺术。这也是因为小说中存在能让她认可的现实性，所以不管多么具有幻想色彩，小说的根基中都必须包含现实性，在现实中扎根，然后伸展枝条，开出花朵，这才是虚构。然而自家死鬼近来的小说越来越得不到老婆的认可了。也就是说，单从作家的根基来说小说就已经跟现实逐渐脱节了。他很爱自己的老婆，不过他还是会出轨。出轨的原因也在意料之中——一个在学生时代曾拜访过他的崇拜者成了酒吧的女招待。有一本叫《新东京风景》的书，是几十个文士合著的，庄吉接下了日本桥这部分，在探访中偶然遇见了她，自那以后每逢喝醉就会去她那玩命求爱。然而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她，要是有钱的绅士，还能去住个三天七天的，而庄吉连在酒吧喝酒的钱都没有，只能带着后辈和徒弟们在关东煮店喝酒。一旦看到后辈和徒弟们身上还有些钱，就说：“我带你们去那儿！你们跟我来！”然后把人都带到她那儿去。因为带着同辈和前辈在女人面前就耍不了威风，所以才要拉着后辈大耍威风，然而在娼妇的世界里，没钱还爱耍威风的男人最遭她们鄙视。庄吉心里还打着算盘，觉得对方好歹在学生时代崇拜过自己，但对方早就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如今扯上这种烦人关系，更加不高兴了。可是庄吉只要一喝醉就坐车到她那儿去，神志不清地求爱，然后被对方轰出来。然后催债的厨师和书信又来得毫不留情。即便如此，他只要一喝醉就又跑过去，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当然了，半点成功的希望都看不到。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他还有一个跟他同乡的徒弟住在附近，这徒弟的妹妹有几分性感妩媚，承了他的情在杂志社当文员。自那以后他每逢喝醉了就跑到他这徒弟家砸门要酒喝，还睡在那里，就算人家的老妈就睡在旁边，他也毫不顾忌地爬到妹妹的被窝里。要是被轰出来，他就不屈不挠地又爬进去，一直折腾到最后筋疲力尽自然而然瘫软为止。这边同样也没有成功的希望。之后他又去拜访一个新入行的女作家。因为他写过文章表扬这女作家的小说，两人就认识了。这女人是流行作家的小妾，但庄吉只要一喝醉，就闯到人家家里。每逢喝醉就必定跑到某个女的那里——这逐渐成了他无可奈何的，一场宿命般的梦游了。要光是梦游远征还好，他老婆有个还在上学的妹妹，刚上小学四年级，个子很高，体形已经接近大人了，是个自家老婆无法与之相比的性感美少女。这女学生有一晚在他家留宿，不巧刚好是夏天，他家只有一顶蚊帐，一家人就睡在一顶蚊帐里。那天晚上庄吉错就错在不该喝醉，他梦游越过了自家儿子的睡床，翻过了自家老婆的阻碍，直朝那女学生进击。就算被老婆揪着领子抓回来也不屈不挠，就像道风之蛙[5]一样，折腾了三个多小时也没有成功，直到天色渐明终于被疲劳击垮，这才收场。然而，要是事情就到此为止了，倒还不要紧。出轨是人之常情，不能拿喝醉了当借口。他本来该用冷眼来看待出轨的事实，让这双冷眼成为小说的根基。他具备这双冷眼，却认为这双眼睛本身是低俗之物。他把自己和自家老婆捏造成了梦幻世界里的主人公，却没有这双冷眼来做依据，因此这梦幻世界里没有真实的生命，也没有血没有肉。他老婆已经越来越不认可自家死鬼的小说了。出轨是人之常情，就算他出轨，就算他喝醉了夜袭其他女子，他也的确是一个灵魂高雅气度不凡的人。他装作看不到自己原本的本性，特地塑造出美轮美奂的梦幻世界，事实上却将人生视为卑俗之物，打算给小说中的人物赋以自身真正的人格，然而，如果没有坚实的依据作为自我本性的参照，就不可能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人格。他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因此就算爬上小姨子的睡床，他老婆都还认为他具备高尚的品格。然而他小说中的人物就欠缺了使人认可的现实根据，正因为他自鸣得意地把玩具箱翻倒过来，随意捏造玩具的人格，才让小说出现了裂痕。因为她已经不再是自家死鬼的忠实读者，所以随着对小说角色的怀疑蔑视，也就开始怀疑蔑视现实中的自家死鬼，她看他的眼光已经扭曲——就连他那高尚的品格都像是胡说八道，靠不住的假货。庄吉已经四十岁了。他一直非常相信自家老婆，爱她，把一切事情都交给她办。可怜的他越来越习惯让小说的根基脱离现实的基础，把那对冷静而严格的“鬼眼”封存起来，将其排除在外，随着这种习惯的加深，他反而只从自身现实世界的表面去贴近他的虚幻世界，越来越分不清梦境和现实了。他从杂志社领稿费。催债的逼他还钱，孩子的学费和饭费都没有交，老婆一直在家里等着他回来。他对学费和欠款的忧心程度不在他老婆之下，他也想把怀里的稿费平安无事地交给自家老婆，然而一见到朋友们，怀里的钱就像上文中所说的那样，仿佛长了脚似的急着往外跑，真是揪心。想说再喝一杯就好，却往往喝醉，两杯、三杯、十杯，来，今夜不醉不归！把这个也叫来，把那个也叫来，到处打电话，把后辈们也叫到一起，大耍威风，购入一把体育竞技用的标枪，高声朗诵着他小说中的人物——布尔金常爱吟诵的诗句，装成雅典市民，装成雅典运动员回自己家。怀里早就一分钱都没有了。老婆背过脸，跑到别的房间里哭，边哭边切着明天早上味噌汤里要用的洋葱，然后又掉下泪来。就算自
今河北定州）发起进攻。李克用的部下时任邢洛节度使的李存孝得到消息后，建议李克用进攻镇州（今河北正定）进而牵制王镕，以解定州之围。十月李克用命令李存孝从南面攻打镇州，又让李存信、李存审自井径方向出兵增援。由于沙陀军队骑兵优势明显，河东军队在临城西北的龙尾冈打败镇州军队，杀敌近万人，并一举攻克临城，随后又包围了元氏、柏乡。王镕抵挡不住李克用的进攻，于是向幽州的李匡威求援，李匡威领兵前来增援后，李克用鉴于军队刚刚结束战争需要休整，于是在大肆劫掠之后，退兵邢州（今河北邢台）驻守。面对失败，李匡威、王镕当然不肯干休，景福元年（892年）正月，李、王二人继续合兵一处，发动大军十余万人对李克用掌控的尧山发起进攻，李克用派大将李嗣源领兵迎击，结果幽镇联军大败而归。当时处在幽、镇之间的王处存感受到了来自李、王二人的极大压力，担心就此会被吞并掉，于是主动联合李克用，趁势合兵攻打王镕，并成功攻克了天长镇。天长镇是王镕的治所门户，王镕急忙组织人马反扑，在新市（今河北新乐）偷袭李克用得手，将其打败。李克用没有想到王镕居然还有还手的实力，他担心王镕的背后或许会有增援部队，于是在没有摸清敌情的情况，他决定退守栾城以观其变。当时面对藩镇们在河北地区的互相征伐，朝廷无计可施，只能是下诏劝其和解，但丝毫没有效果。河东、卢龙、成德、义武四大藩镇对朝廷的诏令置若罔闻，所以攻伐依然不断，战火依旧继续。八月，李克用带领少量兵马进行北巡，当到达代州（今山西代县）西北的天宁军时，他得到了一个紧急消息，李匡威与赫连铎领兵八万攻打云州，鉴于自己手中兵马不多，李克用急忙派人回晋阳召大将李君庆出兵救援，自己则带领兵马悄悄进入新城（今山西朔州），又派人在神堆（今山西大同西南）设下埋伏，俘虏了吐谷浑巡逻骑兵三百人。李匡威与赫连铎听到吐谷浑骑兵被擒的消息后，以为李克用对云州早有防范，于是不再敢向云州进兵，而是就地驻兵观望。事实上，以李匡威与赫连铎的实力来看，如果不进攻云州，应该立即撤兵回到本镇，留在半路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果然在八月二十七日的时候，李君庆领兵赶到新城，与李克用合兵一处进入云州，开始对云州加强守卫。这样一来也就使李匡威与赫连铎失去了进攻云州的绝好机会，而且李克用并不想就此打一场云州守卫战，而是在次日就发起对李匡威的反攻。当时李匡威实在没有想到李克用会主动出击，结果因为仓促应战被打得溃不成军，被迫烧掉营垒一路逃窜而去，李克用驱兵全力追赶，在天成军（今山西灵丘东北）两军再次展开激战，李匡威再一次被打败。就在李克用在河北地区耀武扬威地接连打败李匡威与赫连铎时，一个消息传到了他的耳中，使他不得不主动退出与李匡威、赫连铎之间的征战。因为他的养子、时任邢洺节度使的李存孝与王镕、朱全忠结盟，上表朝廷将邢、磁、洛三州之地交还朝廷，并请求皇帝李晔赐旌节讨伐李克用。河朔战火李存孝，本名安敬思，自少年时代起就跟在李克用身边，因善于骑射勇冠三军，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身经百战，为李克用立下汗马功劳，河东军将士皆畏惧三分。李克用还有个养子名叫李存信，出身回鹘，也是能征善战，而且文武双全，甚得李克用的宠爱。但是李存信与李存孝二人互相争功，各不相让，矛盾十分突出。大顺元年（890年），李存孝在李克用与朱全忠争夺潞州城时表现十分英勇，一举从朱全忠的手中夺回了潞州，他本以为李克用会将潞州划归自己管辖，没想到却划给了康君立，因此对李克用开始产生不满，并怀疑是李存信从中作梗而致。大顺二年（891年），李存孝镇守邢州时，想立个大功与李存信争宠，于是他建议李克用攻打镇州的王镕。虽然李克用同意了李存孝的建议，但时间已经是两个月后的事情。后来王镕围攻尧山，李存孝救援不力，李克用任命李存信增兵救援，而两个人互相猜忌，致使救援工作停滞不前，李克用只得改派另一员大将李嗣源前去迎战。战事结束后，李存信回到晋阳，来个恶人先告状，诬陷李存孝私自与王镕、朱全忠结盟，而李存孝在邢州得到消息后，怀着对李克用的不满，干脆扯旗造反，公开与王镕、朱全忠结盟。李克用没有料到李存孝会背叛自己，于是在景福二年（893年）二月，他亲自率领大军围攻邢州。当时王镕派部将王藏诲送书劝其二人和解，李克用恼羞成怒，不仅处斩了王藏诲，还兴兵攻打王镕，并在大平山将王镕打败。李克用又领兵进攻天长镇，连续进攻数日没有攻下。王镕接连派三万大军前去救援，但全被李克用击败，李克用进而又攻克井陉，虽然在此之前李存孝派兵进入镇州增援王镕，但自感形势危急的王镕，还是决定向朱全忠求救。面对王镕的求救，当时正与时溥打得难解难分的朱全忠，无法抽调出兵力增援王镕。于是他只得写信威胁李克用，告诉他如果继续攻打王镕，自己将发兵救援。李克用早知道朱全忠是在蒙人，在回信中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他告诉朱全忠，如果手中真有能够作战的军队，尽管派出来，自己将尽力应战，并约好交战地点，就在常山。朱全忠接到李克用的信后，鉴于和时溥一战还没有结束，便没再继续挑衅，所以李克用继续攻打王镕。不过王镕虽然没能得到朱全忠的增援，但幽州的李匡威还是很够意思，当他得知王镕遭到李克用的攻击后，立即发兵赶来增援，并在元氏打败李克用的军队。李克用担心会遭到王镕、李存孝、李匡威的三军连击，于是领兵南下直扑李存孝所在的邢州。景福二年（893年）七月，王镕派兵增援李存孝，不过其援军却在平山坡被李克用击败。此时王镕因为在此之前连续失利，形势已经极为不利，当时面对李克用这个强敌，王镕内心十分畏惧，因此他向李克用请求议和，并声称愿意出兵二十万帮助李克用打下邢州。而李克用当时急需粮食，所以接受了王镕的请和。王镕与李克用议和后，李克用可以全力对付李存孝，他从栾城会合王镕的三万兵马南下任县，而李存信则屯兵琉璃坡，将邢州城包围。面对几路大军的围攻，李存孝毫不畏惧，时常出兵交战，并曾经利用夜色偷袭李存信的营地，俘获其手下部将孙考老。李克用的几路大军围攻邢州，很长时间没有攻下，这对于手中粮食不多的李克用来讲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他准备在邢州城外环城挖濠筑垒之后，只留下王镕和李存信继续围攻邢州城，自己则领兵退回晋阳。针对李克用的这种部署，有人建议李存孝暂时闭城不战，等到李克用离开之后，再与王镕、李存信等人决一死战。李存孝采纳了这个建议，但他低估了李克用挖濠筑垒的作用，等到李克用完成挖濠筑垒之后，李存孝才明白，所有的人马都无法逾越出城，他现在所能做的就是困在城里等死。乾宁元年（894年）三月，邢州城内粮食断绝，李存孝无计可施，只得登上城墙向李克用求饶。他告诉李克用之所以会反叛，完全是因为被谗言中伤，希望能够和李克用见上一面，当面将事情解释清楚。李克用当时让夫人刘氏入城去见李存孝，刘夫人说服李存孝出城来见李克用。李存孝伏地请罪，说自己立有战功，如果不是李存信逼迫，自己断然不会背叛义父。但是李克用不为所动，他斥责李存孝说他给朱全忠、王镕写信骂自己，难道也是李存信逼迫的吗？最终李克用命人将李存孝押回晋阳，在牙门外将其处以车裂之刑。事实上，当李存孝被押回晋阳决定判处死刑之时，李克用因为爱惜其才，依然希望能够有人站出来为他求情，然后趁势免其死罪。然而当时诸将全都嫉妒李存孝的才能，竟无一人站出来说话。李存孝死后，李克用一连十多天不理军务，情绪产生极大的波动，最关键的是他的这种不稳定情绪，最终致使他自剪羽翼，使自己的实力受到损耗。例如大将薛阿檀，因为与李存孝关系密切，在李存孝死后。担心受到牵连，看到李克用情绪失控后自杀身亡。又如乾宁元年（894年）八月，时任昭义节度使的康君立到晋阳拜见李克用，本来李克用十分高兴，设宴为其接风洗尘。可是在席间忽然想起死去的李存孝，不禁放声痛哭起来，康君立因为与李存信关系较好，便出言劝慰李克用说李存孝之死是罪有应得，不足为惜。没想到李克用听完后勃然大怒，抽出宝剑向康君立砍去。康君立被砍成重伤，李克用却不让人为他医治，将其囚于马步司。过了几天，李克用觉得如此对待康君立有些过分，便下令将他放出来，可是那个时候康君立已经死去。对于李克用而言，接连失去几员大将，使得本镇的实力大为受损，自此之后，更是无力再与身在汴州地区的朱全忠对抗。这反而让朱全忠渔翁得利，成为了藩镇中最为强大的一支（“朱全忠独盛矣”）。而且情绪的失控不仅让李克用自损羽翼，更让本有机会成功占领幽州的他失去了独占幽州的绝好机会。当王镕得到李匡威的援救，解除了李克用的威胁后，李匡威便带兵返回幽州，没想到当他走到博野时，其弟李匡筹在幽州自称留后，夺了李匡威的兵权。当时幽州的局势十分混乱，李匡筹虽然自称留后，但是人心不服。幽州的刘仁恭戍守蔚州（今山西灵丘）时听说李匡筹篡立，便带着人马攻打幽州，可是在居庸关被李匡筹打败，刘仁恭只得逃奔河东投靠李克用。不过，刘仁恭虽然投靠了李克用，但他不想长期客居河东，多次请求李克用拨给他一万人马继续攻打幽州。当时李克用正在集中精力攻打邢州，一时抽调不出更多的人马，只给了刘仁恭几千人马让他去攻打幽州，这无异于以卵击石。李匡筹看到李克用不过如此，便多次派兵侵扰河东之地。乾宁元年（894年）十一月，李克用被李匡筹彻底激怒，在平定李存孝叛乱后，开始组织兵力对幽州卢龙军发起猛攻，很快便攻克了武州（今山西繁峙），并进围新州（今河北涿鹿）。十二月，李匡筹派一万人马营救新州，李克用选精兵在段庄进行阻击，当时由于卢龙兵猝不及防，几乎全军覆没，多人被活捉，河东兵将这些人用绳索连成一串，绕新州示众。当天夜里新州守将见大势已去，于是举城投降。十二月二十三日，李克用又发兵进攻妫州。次日李匡筹派兵出居庸关增援，李克用再次选派精兵采取围城打援的策略，打败李匡筹的增援人马。二十六日，李匡筹见幽州城难以坚守，于是携带家眷逃往沧州，结果被义昌节度使卢彦威杀害，幽州城就这样落入了李克用的手中。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幽州数万军民载歌载舞地迎接李克用进城。李克用在幽州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后，带兵返回河东，只留下义子李存审和刘仁恭分兵讨伐还未归顺的州县。为了使幽州更牢固地掌控在自己手中，李克用上疏朝廷，请求以刘仁恭为幽州留后驻守幽州。皇帝李晔批准了李克用的奏请，这本来是个很好的安排，但在李克用离开幽州后，驻守幽州的河东兵骄横不法，完全不将刘仁恭放在眼里，刘仁恭被迫处死了许多河东士兵。李克用对此十分生气，写信责备刘仁恭，而刘仁恭将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自此之后李克用与刘仁恭的矛盾开始不断加深。乾宁四年（897年），李克用为了迎回流亡在外的皇帝李晔，决定出兵关中，为皇帝李晔回京扫平障碍。他向刘仁恭征兵，而刘仁恭却谎称契丹时常南下入侵，需要大军防御，拒绝为李克用提供兵源。李克用因此多次写信催促，而刘仁恭却是拒不从命，而且在回信中秽语连篇，搞得李克用十分恼怒。八月，情绪失控之下的李克用亲率大军讨伐刘仁恭，九月五日领兵抵达介于蔚州和妫州中间的安塞军，随后开始展开了对刘仁恭的进攻。刘仁恭派部将单可及率领骑兵迎战，当时李克用正在营帐中饮酒，而且喝得有些神志不清，当他听到探马来报，说刘仁恭的军队到达时，神志不清的他仓促带兵出击，当时天降大雾，单可及的部将杨师侃在木瓜涧设下伏兵，打败河东军队，后来只是因为天降大雨方才撤兵，但是此时河东兵马已经损失过半，李克用醒酒后才知道军队战败，只得带领残部撤兵回到本镇。幽州本来是李克用新占据的地盘，但终因为情绪失控，使得幽州之地从自己的手中丢失。虽然他的实力依旧强大，但比起他的老对手朱全忠，李克用实力下降得十分明显，而反观朱全忠则在中原地区打得顺风顺水。吞并徐兖朱全忠在解除秦宗权的威胁后，便想进一步兼并兖、郓之地，然而朱瑄、朱瑾二人对自己有恩，而且又已经和自己结为兄弟，他为找不到借口而苦恼。当时手下谋士敬翔为朱全忠献上良策，让士兵们扮作叛逃者，逃进兖郓之地，到时可以打着惩治叛徒的名义进兵兖郓之地。朱全忠依计而行，命令部分士兵逃往兖郓之地。朱瑄、朱瑾早就羡慕朱全忠有一支强悍的军队，因此面对叛逃过来的汴州之兵，他们全部收留。这就给了朱全忠以口实，他写信责备朱瑄招降自己的士兵。朱瑄为此大为不满，在回信中语气强硬，朱全忠就是利用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了出兵的借口。光启三年（887年）八月，朱全忠派朱珍、葛从周进攻曹州（今山东菏泽），杀死刺史丘弘礼，并乘胜进军濮州（今山东甄城）。朱瑄、朱瑾领兵迎战，双方在刘桥相遇，结果朱氏兄弟被朱全忠大败，被迫只身逃跑。九月，朱珍对濮州再次发起进攻，朱瑄派其弟朱罕带领万余人进行增援，而朱全忠则在濮州以东六十里外展开对朱罕的阻击，致使朱罕全军覆没。十月，朱珍攻克濮州，进而包围郓州，在形势危急之下，朱瑄让弟弟朱裕写信向朱珍诈降，约定充当内应，结果朱珍中计，领兵偷袭郓州，朱瑄打开城门放朱珍进城，结果入城者全部被歼。朱瑄乘胜收复濮州，自此之后朱全忠与朱氏兄弟公开决裂，双方形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朝廷因淮南地区久经战乱，想找一个强藩加以镇抚，便任命实力较为强大的朱全忠兼任淮南节度使、南面招讨使。野心勃勃的朱全忠接到诏令后，立刻委任宣武行军司马李璠为淮南留后，派牙将郭言领兵千人护送李璠上任。而时任感化节度使的时溥认为，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自己的功劳要比朱全忠大，听说朱全忠被朝廷任命为淮南节度使，心中颇为不平。他知道从汴州到淮南，朱全忠必须要经过自己的领地，所以朱全忠派人向时溥借道时，时溥不仅断然拒绝，而且派兵袭击了保护李璠即将进入自己领地的郭言的军队。郭言无奈之下只得退回汴州，而时溥就此也与朱全忠结怨。从整体实力来看，朱瑄、朱瑾兄弟和时溥都无法与朱全忠相比，因此羽翼渐丰的朱全忠决定趁天下大乱，唐室衰微之际，全力经营东方，在灭掉秦宗权后，吞掉时溥，再行兼并兖郓之地。可是让朱全忠想不到的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他暂时推迟了自己的计划。文德元年（888年）二月，魏博镇发生叛乱。魏博节度使乐彦祯残酷暴虐，将其辖区六个州的百姓都征调到魏州，修筑方圆八十里的罗城，百姓深受其劳苦之害。乐彦祯之子乐从训尤为凶狠，早在中和四年的时候，宰相王铎路过其辖境，他在高鸡泊设伏将王铎杀害，朝廷对此也无可奈何。乐从训还组织了一支由五百名亡命徒构成的亲兵人马，魏博镇的牙兵对此经常惴惴不安，担心地位被这五百人取代，因此伺机铲除这些人。乐从训知道后，担心被牙兵加害，最终逃出魏州，被乐彦祯任命为相州刺史。乐从训虽然逃出了魏州，但他经常派人向魏州城运送武器。他的这种做法引起了魏州牙兵极大的恐惧，乐彦祯见牙兵情绪不稳，担心发生动乱，急忙向朝廷申请辞职，愿意到龙兴寺削发为僧，而后牙兵们推举都将赵文玠为留后。乐从训听说其父被迫退位，便率领三万兵马攻打魏州，赵文玠闭城不战，牙兵们认为他畏怯，于是将其杀害，又拥立牙将罗弘信为留后。罗弘信当时倒是十分有胆量，率领牙兵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按照赵穿的意见，A如果想讨好B，最好先去欺负B的儿子，然后以不再欺负B的儿子为条件，与A进行谈判。这与当年郑庄公对周天子的“打一巴掌，再给颗糖”的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他没搞清楚，郑庄公之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政策，是因为周王室的实力远远不如郑国。而秦国与周天子不可相提并论，秦国的实力足以与晋国抗衡，而且秦国人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晋国人老早就领教过的，怎么能够指望秦国人挨个巴掌再来吃你那颗可怜的糖果呢？可笑的是赵盾居然听了赵穿的意见，于同年冬天派赵穿带兵入侵崇国，然后再派使者到秦国要求和谈。可想而知，秦国人给了赵盾的使者一张冷板凳，让晋国人先冷冷屁股再思考问题。《左传》写到这段历史评论说，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主持国政，数次强谏晋灵公而不成，所以晋国势弱，在国际竞争中输给了楚国。从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倒是觉得，责任不在少不经事的晋灵公，喜欢瞎折腾的赵盾才是晋国衰落的真正原因。【权臣和昏君的博弈】公元前608年冬天，赵盾派赵穿率领大军讨伐崇国，使得秦晋之间本来就很恶劣的关系雪上加霜。西边的威胁尚未解除，晋国又联合宋国，再一次发兵讨伐郑国，以雪北林之战的耻辱。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郑国现在是楚国的铁杆盟友，讨伐郑国就是和楚国过不去，楚国必定会派兵干涉。而楚国人一旦出兵，就算是晋国与宋国的联军也未必是楚军的对手。对此，赵盾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但是，还是要讨伐郑国。其一，郑国是中原的心脏，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不能通过外交手段拉拢，就必须通过武力来迫使其转变态度，或是彻底将其征服。其二，晋国和宋国进攻郑国，近在咫尺，来去自由。而楚国要救援郑国，则不免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等到楚军赶到，晋军大可以主动后撤，避其锋芒，待楚军撤走再实施反攻，如此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楚军疲于奔命，而晋军以逸待劳，则战略优势始终保持在晋国一方。应该说，赵盾的判断是准确的。楚国如果派兵援郑，则不免陷入战略被动；如果不派兵援郑，则很有可能失去郑国的信赖，使得郑国倒向晋国的怀抱。楚庄王接到这个烫手的热山芋，倒是一点也不紧张，他派人给郑穆公送去一道指令，命令他以攻为守，立刻派公子归生带兵讨伐宋国。说来也怪，一向只随东风舞秋叶的郑国人接到楚庄王的这道指令，仿佛喝了一剂强力春药，腰杆子立刻就硬起来了。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春天，公子归生率领大军从新郑出发，直扑宋国。宋国人惊讶之余，派右师华元和新任司寇乐吕带兵进行防御。两国军队在宋国的大棘（地名）相遇，郑国人气势如虹，将宋国打得大败而归。战斗中，华元被俘、乐吕战死，郑军还缴获了宋军兵车四百六十乘、俘虏士兵二百五十人，而且割下一百颗首级以炫耀战功。战果之辉煌，恐怕连郑国人自己都感觉不可思议，就算当年先君郑庄公纵横河洛，郑厉公用兵如神，也不曾一次战斗就缴获兵车四百六十乘啊！郑国的胜利来得莫明其妙，宋国的惨败却可以找到原因：第一，自宋昭公上台以来，宋国的政局就严重不稳定。而宋文公靠弑君登上君位，并未能扭转局势，使这种状况好转。大棘之战的前两年，也就是公元前609年冬天，宋国又发生了新的内乱，宋文公的亲弟弟公子须联合贵族武氏，阴谋发动政变，准备拥立宋昭公的儿子。宋文公及时觉察，杀子公子须和宋昭公的儿子，并且发动华、乐、向、鱼、荡等贵族讨伐武氏，将武氏族人统统驱逐出境。乐吕就是在这次事件之后当上宋国的司寇的。第二，宋军的统帅华元在战前杀羊犒劳将士，担任其战车驾驶员的羊斟却没有分到一杯羹，心理极度不平衡。战斗打响之后，羊斟说：“前日分羊是你说了算，今天的事是我说了算。”于是不听指挥，驾着战车直奔郑军，使得华元成为了郑军的俘虏。第三，宋国大夫狂校奉命迎战郑军，郑军将领的战车不慎陷入一块洼地。本来这是一个杀敌立功的大好机会，狂校却颇有先君宋襄公的遗风，不但不落井下石，反而倒持长戟，将郑国人拉了上来。结果可想而知，郑国人一上来就拔刀杀了狂校，狂校的部属也一哄而散。《左传》评价狂校的行为：“狂校犯了失礼、违命的双重错误，死不足惜。战斗之中，果敢坚毅存于耳，而记于心，且表现于外，就叫做礼。杀敌就是果敢，就是坚毅。狂校却反其道而行之，被杀也就不足为奇了。”部队崩溃，主帅被俘，宋国人在大棘可谓丢尽了脸。战后，宋文公马上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公子归生，要求将华元赎回。公子归生随口说了一个数：兵车百乘，良马四百匹！不许讨价还价，还一次价就翻一番，嫌贵别赎，咱们可以将贵国右师装在铁笼子里，带回新郑去展览一个月，然后再送到郢都动物园去长期饲养。公子归生开出的这个价，在当时差不多可以装备半个三流国家的军队，显然有敲诈之嫌。但宋文公收到账单，二话没说，就照单发货——如果堂堂宋国右师被送到楚国去展览，他这个国君就真的无脸见列祖列宗于地下了。华元本人为宋文公节省了一部分开支。宋国人刚给郑国人送去兵车五十乘和良马二百匹，华元就瞅着个机会，从郑军大营中逃了出来，一路狂奔回到了宋国。宋文公带着各位大夫到城门口去迎接华元，羊斟也在其中。华元见到羊斟，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让大伙都感到很吃惊的话：“如果不是你的马不听使唤，我又怎么会沦为郑人的俘虏？”华元给了羊斟一个台阶，羊斟却不敢顺势而下。他战战兢兢，老半天才鼓起勇气说了一句老实话：“不是马的原因，是人的原因。”当天夜里，羊斟就收拾行李，连夜逃往鲁国。当然，相同的故事有不同的解读。后世有人认为，华元对羊斟说这句话，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分羊这件事情上确实有过失，所以主动宽慰羊斟；而羊斟对分羊的事仍然耿耿于怀，所以明确地告诉华元：事情就是我做的，而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你！华元纵使在分羊的事情上有失误，羊斟的报复却显然大大超过了他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而且也超出了私人恩怨的范围。《左传》评价羊斟说：“不是人！因私废公，祸国殃民，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并且以《诗经》中“人之无良”的诗句拿来比喻羊斟，说他害民以逞匹夫之志。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华元逃归之后，不但没有追究羊斟的责任，反而用言语来安慰他，也是难得的大度。大棘之战后，宋国加强了战备，重新加固首都商丘的城墙。华元身为司马，每天都亲自巡视筑城的工地。筑城的民工编了首歌来挖苦他：“大眼儿突突，大肚皮挺挺，丢盔卸甲逃回家，好在漂亮的胡须还在脸上，呼儿嘿哟，丢盔卸甲又来做监工。”华元又羞又恼，叫自己的随从回唱道：“有牛就有皮，仓库里多得是，丢盗弃甲又有什么了不起！”古代制造盔甲盾牌，均需要用到牛皮。华元的意思是，盔甲丢了还可以重置，原料很充足。没想到民工的脑子转得很快，又挖苦地唱道：“就算有牛皮，上哪去弄那么多漆材？”华元一听，连忙对随从说：“快，快离开这里，他们人多势众，咱们不是对手。”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华元这个人的心胸确实宽阔，单凭这一点，历史舞台上还有他的一席之地。后人将讲大话说成“吹牛皮”，是否出自华元这一典故？也许是。大棘之战给宋国带来巨大损失，也敲了晋国一闷棍。秦国不失时机，出兵讨伐晋国，扬言要为崇国主持公道。秦兵包围了晋国的焦城。赵盾尽起晋国三军援救焦城，想与秦军的主力决战，一劳永逸地解决西方威胁。但是他扑了个空，秦军已经将焦城劫掠一空，退回国内了。赵盾不愿意空手而归，于是动员宋、卫、陈三国共同讨伐郑国，号称要替宋国雪大棘战败之耻。这一次，楚庄王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也站出来说：“既然要号令诸侯，又怎能不救其难？”于是派令尹斗椒出兵救援郑国。斗椒，又名斗越椒。斗是楚国的显姓，其先祖为春秋初期楚国的国君熊仪，熊仪之子伯比获封斗邑，所以以斗为氏。又因熊仪号称“若敖”，所以斗氏一族又被称为若敖之族。自斗谷於菟（子担任楚国的令尹以来，令尹之职基本由若敖一族担任。斗氏在楚国可以说是贵族中的贵族。斗越椒第一次在国际上露面，是公元前618年奉楚穆王之命出访鲁国，但一露面就给人留下一个傲慢的印象，鲁国大夫惠伯私下对人说：“这家伙恐怕会给若敖之族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态度如此傲慢，上天不会赐福于他！”斗越椒率领的楚国大军抵达郑国，就等着晋军前来决战。赵盾却又突然退缩了，对别人说：“若敖之族在楚国太强势了，盛极必衰，咱们姑且避其锋芒，让他们更加得意，可以加速其灭亡。”于是又引兵退回晋国。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赵盾看问题倒也很准。但是他之所以撤兵回国，根本原因当然不是为了加速斗越椒的灭亡，而是不敢与楚军正面交锋。毕竟，这个时候的晋国与楚国之间的力量相较，可以用“今非昔比”来形容。赵盾急于回国，很可能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晋国国内局势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对于赵盾来说，是致命的。问题出在晋灵公身上。晋灵公上台的时候，尚在母亲的怀抱之中，十多年过去，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少年——当然，按当时的标准，他完全是一个成年人了。人虽成年，但这十多年间，晋国的大局一直由赵盾主持，晋灵公作为名义上的主人，最风光的场面，也就是在赵盾纠合诸侯炫耀武力的时候被搬出来，像木偶一样接受诸侯的朝拜。晋国从晋襄公年代的天下霸主退化成为晋灵公年代四面受敌的二流强国，主要责任当然不在晋灵公身上，而在当时的执政者赵盾身上。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一个大大的暴君、昏君加庸君。晋国之所以沦落为二流强国，主要责任不在于赵盾，而在于晋灵公。即使在《左传》的记载中，也是指责晋灵公昏庸无道，赵盾多次劝谏无效，所以晋国在国际竞争中输于楚国。而事实是，那些年间，晋国的政治全出于赵氏一门，所有的外交和军事失败，基本上与姓赵的有关，晋灵公只是一个傀儡，一颗操纵在赵盾手上的棋子，为什么要担负国家衰落的责任呢？诚然，从个人生活的角度而言，晋灵公确实是个纨绔子弟，甚至可以说是个品行恶劣的纨绔子弟。据记载，他的个人爱好之一，是坐在公宫的城墙上，用弹弓打墙外来来往往的人。看着那些人惊恐地四散逃去，他就觉得很开心。他的弹弓是绛都的名匠所制，弹丸则是黄豆大小的铜丸子，如果打在人头上，很快会隆起一个巨大的血包。如果正好打中眼睛，那个人就可以宣告变成独眼龙了，而且没有人给赔偿，医药费自负，因此而找不到老婆也就是活该倒霉——幸好晋灵公的弹法一直不怎么准，偶尔打中一次人眼，也是碰运气。久而久之，就没人敢从宫墙外经过了；非要从那里经过的，也会事先准备好一只铁锅顶在头上，弯着身子，碎步疾进，直到离宫墙很远才敢摘掉铁锅，挺直了身子像正常人一样走路。那段时间卖锅的生意特别好，他们的梦想就是晋灵公不要老呆在宫里，而是跑出宫来弹人，好让绛都城里每个市民都顶上一只铁锅才敢出门。如果说爱打弹弓还只是顽劣的话，晋灵公的另一桩恶行就相当残暴了。据《左传》记载，晋灵公的厨子给他做熊掌，端上来之后才发现没有炖熟。晋灵公勃然大怒，不但当场将厨子杀了，还将他的尸首装在草筐里，命宫女抬着，公然经过朝堂。朝堂是什么地方？是国君与大臣们商量国家大事的地方。晋灵公这样做，一方面是暴戾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赵盾独掌大权，将他排除在国事之外，他希望用这种血淋淋的手段来引起列位大臣的注意——只有他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主人。这和小孩想要通过哭闹等手段来引起大人的注意，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可“巧”，当时赵盾正好在朝堂之上主持政务会议。见到厨子的手垂在草筐之外，一路滴着鲜血，赵盾便派人拦住几位宫女询问情况。宫女们哭哭啼啼把情况一说，赵盾便坐不住了，说：“这小兔崽子也太过分了，我要去教训教训他！”士会连忙拦住他说：“如果主公听不进您的进谏，就没有人会接着去进谏了。请让我先去劝劝他，他不听的话，您再出马不迟。”士会去见晋灵公，先是远远地立于门阶之外，以示恭敬。晋灵公装作没看见。士会于是又躬着身子往前走，来到内庭，晋灵公仍然视而不见。士会不得已，只好一直走到檐下滴水的地方，这下晋灵公也没办法装了，大声说：“我知道您想说什么，我也知道错了，以后改正。”士会恭恭敬敬地稽首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则善莫大焉。《诗经》上说，‘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人们常常有好的开始，却很少有好的结果。照此看来，能够补救自己的过错的人是很少的。君主如果有好的结果，不只是群臣有了依靠，社稷也会因此而稳固。《诗经》上又说，‘衮职有阙，惟中山甫补之。’君主如果能够补救自己的过失，则可以保住自己的位置，安享太平。”士会这番话，其实是在提醒晋灵公，如果再不纠正自己的错误，恐怕君位不保。然而，晋灵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根本没有把它当回事。后来赵盾又劝谏了几次，搞得晋灵公很烦，越看越觉得赵盾不顺眼，表面上服服帖帖，心里面却恨得直咬牙。终于有一天，晋灵公派了一个叫鉏（chú）麑（nī）的人去刺杀赵盾。鉏麑是晋国有名的刀手，但显然不是一名合格的刺客。他选择了初秋的一个黎明前去赵盾府上。天还没亮，鉏麑施展轻功，轻而易举地翻过赵家的院墙，避过巡逻的家丁，来到赵盾的卧室前——接下来，他应当用小刀拨开赵盾的房门，认准赵盾的卧床，用一个地滚式的标准动作，悄无声息地滚到床前，然后，手起刀落……很久之后，赵盾府上才突然传出一声女人的尖叫：“啊——老爷被杀了！”然而，当时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让咱们将镜头闪回——鉏麑来到赵盾的卧室前，发现卧室的门已经开了。鉏麑的心往下一沉，因为这就意味着赵盾已经醒了。当他再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赵盾确实是醒着的，而且整整齐齐地穿好了上朝的衣服，由于时间尚早，他就坐在床上，半闭着眼睛，正在静神养气。这时候，鉏麑如果溜进卧室，仍然能够得手。但是，当他看到赵盾那副气定神闲的样子，突然产生了一种钦佩之情，暗自喃喃自语道：“这人神态恭敬，是人民之主。杀人民之主，是为不忠；不杀他吧，又失信于君主，是为不信。”杀他，还是不杀？鉏麑左想右想，想不出到底应不应该杀赵盾，一时间觉得自己的人生很纠结很灰色，正好看见赵府院中有一棵大槐树，于是一头撞过去，把自己给结束了。对于这个故事，《左传》上记载得言之凿凿，我却表示怀疑：鉏麑既然撞死，临死前那一段独白，又是如何为人所知？当然，如果这样怀疑下去，历史上很多精彩的对白都值得怀疑，很多语言和思想的记录都难以置信，所以就让我们放下疑心，姑妄听之吧。鉏麑之死并没有让晋灵公打消除掉赵盾的念头。这一年九月，晋灵公主动邀请赵盾到宫里来饮酒，埋伏下一批甲士准备袭击赵盾。既有鉏麑之死在前，赵盾就算用屁股想问题，也应该知道这场宴会危机重重。但是，赵盾生来有一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政坛上敢作敢为（虽然常常做错），也使得他敢于接受晋灵公这个毛头小伙的挑战，只带了自己的护卫提弥明参加宴会。到了公宫，提弥明被宫中护卫挡在宴会之外。这也很正常，主人与会，仆人当然只能在门外候着。然而，提弥明是个很精明的卫士，他在门外东张西望了一会儿，很快觉察到不对劲，于是往门内走去。宫中护卫想拦他，被他用肩膀一撞，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倒了七八个。提弥明径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间是宋朝士兵们最虚弱的时候，只要领兵杀过来，肯定能赢。梁哆唛不信，说宋军没粮，西夏也没粮，就算杀过去，也真赢了，军队吃什么？难道要带往返粮票行军吗？李讹哆笑了，梁将军不必怀疑，党项人来了有粮食，俺已经给你们攒了二十年了，全藏在地窖里。于是大喜，西夏大兵们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简直是太幸福了，杀饿得发软的敌人，抢白花花的银子，还有人管食宿，当这种兵打这种仗，真是极品生活。可是跑到定边寨后，全体都晾在了刺骨的春风里。迎接他们的不是善良的李讹哆老爹和满地窖的粮食，而是一片白茫茫的大地，无论是地表上面，还是地窖里边，都啥也没有。当地的宋军早就盯着他们了，知道有什么勾当之后，没在大冷天里伏击他们，而是抢先一步把粮食都挖走……梁哆唛和他的大兵简直欲哭无泪，不带这么玩人的，为了跑快点根本没带返程的粮，现在要再回去，你们不饿啊！最后，他们回去了，连冻带饿，非战斗减员死了很多。回顾全过程，典型的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西夏来说，已经很吃亏了，没想到宋朝大怒，赵佶亲自下令：西军全线出击，让党项人知道好歹！这次出兵的兵力总和达到了二十万。其中由熙河路经略使刘法率领熙河军团步骑十五万人出湟州，秦凤路经略使刘仲武率五万精兵出会州，从西、南两方面夹击西夏。童贯驻军兰州，两方策应。童贯梦寐以求的时刻到来了，在这次因为一点小摩擦引起的大战役中，他得到了最想要的东西。赵佶下令，以他总领永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等西北诸路，节制所有经略安抚司。从这时起，西北军是童贯一个人的了。从当时来看，童贯志得意满，毫无疑问必将竭尽全力打赢这场仗，由此树立他大宋战神的光辉形象。但是在后面发生的事情里，结果却与之恰恰相反。坐拥二十万百战精兵，节制整个西北辖区，童贯却让战局打得如温吞水。这一仗打了两年，宋、夏双方各有胜负，纵观全局，没有纵深穿插，没有兵团决战，争斗点都只在一些边远的小城，如西夏的臧底河城、仁多泉城，宋朝的靖夏城，两方面都挺狠，把这三座城都屠了，满城鸡犬不留。但对宋、夏双方来说，几十万人打群架，就这么点代价吗？真要死磕的话，为什么不在天都山、横山、青白盐池这些紧要地段动手？保准立即水深火热，你死我活。这就是奥妙所在了，随便抓出一个西军大兵都知道的事，为什么最高当局不去做？童贯如果真的想建功立业，为什么雷声大雨点稀呢？很简单，看历史进程表。前面发生了什么，后面发生了什么，前后对照，一目了然。真正的原因是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与公元1115年的三月东北边关收到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宋朝的皇帝赵佶的。写信人是一个叫马植的辽籍华人。马植出身于辽国燕云地区的名门大族，时任辽国的光禄卿，算是一个国家级的中上层干部。他在信里列举了一些刚刚发生在辽国东北部的事情。由于地理限制，那些地方是宋朝接触不到的，哪怕事情发生已经有六七年之久，宋朝人也两眼一抹黑。看到这封信后，赵佶迅速下令，边关要尽一切努力，悄悄地、快速地把马植召进开封，他要面对面地和这个人谈话。而童贯立即给出了马植，这人居然早就在开封城内了。有证据显示，从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的十月起，马植就一直隐藏在童贯的周围。卢沟桥之夜，那个与童贯秘密接触的人，就是他。第十一章完颜时隔四年，他当初说的事情已经被证实了。在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十月的卢沟桥之夜，他对童贯说辽国必亡，会非常快速地崩溃。当时童贯的第一反应是乐傻了，第二反应是气怔了。辽国，东亚第一强国，你说亡就亡了？看我是太监就好骗吧，这是不是辽国玩人的新把戏？！所以他快乐着，也隐约地期盼着，却同时把马植带回了宋朝。看着是马植表忠心跟着他走，其实是童贯软禁了他。这样重大的事，容不得半点的欺诈，连随口一说都不行，谁知道你有什么用心，必须随时带在身边，等待消息被证实，才能给这个人定性。四年的时间，让一些事情跨越大陆，从辽国的东北边传到西南边，被宋朝知道了。总体上来说，一切从辽国的皇帝耶律延禧的享乐生活开始。耶律延禧，也就是鼎鼎大名的天祚帝。这位老兄和赵佶的缘分很足，两人的人生轨迹几乎每时每刻都重叠在一起。从登基到高峰，从滑落到邻居。耶律延禧比赵佶早一年当上的皇帝，称帝之初光芒四射，比赵佶的勤政吓人得多，他在整个辽国上层来了个大清洗，凡是参与过、被怀疑参与过害死他父母的大臣们，活着的全家族杀掉，死了的全体挖坟。血腥过后，他开始了享乐。得承认，在这点上他远远不如赵佶了，限于北方物产、人文的条件，他只知道跑马打猎、拜佛建塔，貌似没有创意。但是，他有特色。北方物种是比南方少些，同一种物种的成熟期也比南方的慢，可是相应的，物种成熟之后的品质就非常高，非南方快速生长的动植物能比。辽国，纵横北疆两百余年的庞大帝国，穷尽北方奇珍，自然有一两样是南方锦绣河山所没有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北珠。珠，顾名思义是珍珠。说来惭愧，我国号称地大物博出产丰富，可是在珠宝品种方面太单一了，全境内没有红宝石、蓝宝石、猫眼石、钻石……啥也没有，只有南方海域出产珍珠，西北方面有和田玉。这两样也没法保证，因为更南的南方出产更好的珍珠，比如新加坡那边；和田……在古代一会儿是中国的，一会儿是独立的，出产量根本没法保证。北珠，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显得珍贵。多珍贵呢，到后来清朝官员的顶戴上要用北珠来装饰，犯人们采到北珠可以减刑。珍贵，一来是因为它的美；二来是因为采摘的困难。北珠只能在每年十月以后，冰冷刺骨的海水里成熟。这时，无论怎样精壮的男子，也没法潜入深水把它采摘上来。怎么办呢？利之所趋，不可抗拒。潜藏在冰海深底的北珠，处于封建时期的人类也有办法弄上来。经过仔细观察，海边的人发现每年这时都有一种天鹅出现，它们深深地潜进冰海里，以北珠的母蚌为食，吃不掉的北珠，就含在它们的嗉囊里。天鹅高高地在天上飞，最好的射手在强劲的海风环境里也别想射中。再怎么办呢？人们又发现，天鹅有一种天敌，是一种小而极其凶悍的猛禽，名叫“海东青”。海东青是传说中的鸟，在现代的飞禽百科里找不到千分之一百对应的种族，可是它在公元1113年之前是确切存在的，没有它，以后的事就都不存在了。海东青以天鹅为食，只要能得到海东青，那么就一定能捉到活天鹅，剖鹅取珠。于是，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海东青的身上。怎样得到这种鸟？怎样驯化它？这时高贵强大的契丹人撇嘴了，这是有风险的、低劣的活儿，只配那些低劣的民族去做，他们只需要坐等北珠就好了。低劣的民族，比如女真。女真族的历史很悠久，能追溯到先秦时期，那时他们叫“肃慎”。女真或者女直，是后来的音译。虽然很悠久，但混得不咋地，直到辽国建立时，他们仍旧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即将进入奴隶社会，绝大部分散布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流域，靠打猎捕鱼生活。接近辽国疆域的，叫熟女真，已经是辽国的属民；居住在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以东的，叫生女真，处于自由状态。抓海东青的活儿就派给熟女真了，他们是辽国最北边的部属，他们不干谁干？可要命的是，海东青住得比他们还远，一直北到了生女真的地盘。大家可以想一下，哪怕是一个姓的同族兄弟，甲家大院里有种好东西，乙家说开门我来拿走，这可能吗？真想拿，只能是提着菜刀上门硬抢。每年接了任务的熟女真，就是这样提着刀枪去同族兄弟家里生抢海东青的。每年的冰天雪地里，年复一年，都要扔下大片的尸体，抢到些鹰雏鹰蛋，白白地送给辽国人。而辽国人来取鹰时，是让女真人更屈辱的事。每年辽国派出去的“银牌天使”，所过之处敲诈勒索，这也没什么，世界各地都通用的行政规矩，可是他们每晚都要年轻美貌的女真女孩儿“荐枕”。这就忍无可忍了吧，直娘贼，忒煞是欺负人！忍无可忍……但还是要忍，汉族人可以某天神圣感爆发，喊出天下“道理最大”这句口号，可是走出汉域，这四个字就是个超级好玩的笑话。契丹人、党项人、交趾人乃至于后来周边更多的异族人会笑嘻嘻地向这句口号招手，过来，哥让你知道什么最大。拳头大，才是最大！所以，女真人只有忍，不忍就等着亡国灭种吧。何况荐枕什么的只是屈辱之一，更屈辱的还有很多种，相比之下，鹰路上的各种欺侮还是好的，毕竟人家是跑了很远的路，主动到女真人家门口来欺负，更多的时候他们得主动去接近辽国皇帝，得唱着笑着跳着闹着，装狗熊装野鹿去逗辽国人高兴。真是送上门的屈辱啊。比如每年的“头鱼宴”。这是种很别致的宴会，在非常冷的寒冬里，大多是农历二月新年前后举行，地点通常都在混同江（今松花江）。那时大雪封江，玉带千里。在这种环境里扎下辽国皇帐，各部落首领来觐见。卫士们砸开冰层，捕到第一批鱼，用这批鱼向契丹皇帝致敬。这即为头鱼宴。听着很风雅，看上去挺有趣，可这实在是这些边远部落的首领们的一大难关，每到这时，他们都失去了自由和尊严，变成了辽国人的玩具。皇帝想打猎了，他们去呼鹿；想看远距离猎杀，他们得去射虎；想看真人版近距离搏斗了，他们得去搏熊……等皇帝渴了饿了想吃头鱼宴了，他们得跳舞唱歌助兴。每年如此，辽天庆二年时也一样，当时耶律延禧喝得很高兴，下令各酋长入场，给朕跳起来。下边问，是群舞还是独舞？挨个来。于是，各个民族各部落的酋长们酝酿情绪活动身体，依次下场开跳。一个接一个，快乐复快乐，耶律延禧的兴致达到了高潮，却突然被打断。舞台冷场了，前边跳完，后边该跳的却端坐不动。全场的目光看过去，发现那是个彪形大汉。这人身高体壮，相貌雄伟，冷冰冰地坐着，一动不动。旁边人喝问：“为什么不跳？”“我不会。”回答得硬朗不说，目光还直勾勾地盯着辽国皇帝。耶律延禧暴跳了起来，这是挑衅，是赤裸裸的、有史以来第一次的当面挑衅！绝对不能容忍，杀了他。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他拔出刀来，要亲手砍了这个敢扫他兴的小跳蚤。这一刻就像宋哲宗躺在病床上，命运将主动权一次又一次地送到他手上，只要抓住一次，历史就会改写。耶律延禧也是这样，只要他砍下去，万事皆无，一了百了。可惜的是，他被人拦住了。他宠信的大臣萧嗣先笑着说，为了一个野蛮人生气实在不值得，何况您杀了他，会吓坏周围这些玩具的，以后谁来陪您玩呢？是……吗？耶律延禧慢慢地把刀放下了，他从小在仇恨里长大，尤其对耶律乙辛式的奸臣非常敏感，他审视的目光在萧嗣先、扫兴人之间游移，努力地想，也想不出辽国京城里的高官，和这个穷山恶水里的刁民能有什么瓜葛。无瓜葛，无阴谋，他慢慢地坐了下去，也是啊，为一个小跳蚤不值得扫兴……来，跳起来，接着乐。就这样，当天吃饱跳够，各方散场，没人死亡或者流血，也没有人再注意那个声称不会跳舞的愣头青是何方神圣。该愣头青名叫完颜阿骨打，是一个生女真。居住在安出虎水（今阿什河）附近。按说他没有所谓荐枕的屈辱，更不必受银牌天使的欺压，为啥对辽国皇帝这么敌视呢？鬼都知道，他肯定会跳舞，但就是不给你跳！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前面说了，熟女真是苦的，要每年砍人抢鹰，死伤一大片。可生女真呢？没招谁没惹谁，居然每年都被砍，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个耶律延禧，因为大辽国。完颜阿骨打是自由生成的北方豪杰，他不像熟女真那样被豢养出了奴性，不爽就不配合，有火就要发出来。当然，像他刚才的行为，没死并且以后有了奇迹般的发展，人们可以歌颂他的傲骨；如果死了呢，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过匹夫之勇……重要的是他没死，并且在风雪兼程赶回到老家后，又有一份奇遇在等着他。这一次，完颜阿骨打是代替他的哥哥乌束雅去参加头鱼宴的。乌束雅是这一代完颜部女真的族长，阿骨打是他二弟。几百年前的世界是一样的，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封建社会还是奴隶社会，一切都是长子优先。比如乌束雅和阿骨打。哪怕乌束雅敦厚软弱，阿骨打强悍精明，也没法改变他们的继承权顺序。阿骨打只能听命于大哥，哪怕要他去参加屈辱的头鱼宴，也只能听话。可是，等他窝了一肚子火回到老家后，突然发现他哥病死了，从他进门时开始，他已经是完颜部女真的最高首领。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事，因为在他的家族里，论资排辈轮到他当家，真是太不容易了。翻开完颜部女真的历史，一直处于浑浑噩噩得过且过的半原始半奴隶制时代，在汉民族进化几千年到达宋朝时，他们仍然没什么事迹值得记载下来。因此他们的史书一片空白，直到阿骨打的爷爷乌古乃。乌古乃当时是一大片散乱的女真部落中的一个，实力稍微强些，但没有优势。每天干的事，除了上山打猎，就是到别的部落里杀人抢东西。千篇一律，大家都一样。在这个过程里，他办了件不一样的事。完颜部旁边有一个部落叫五国蒲聂，它背叛了辽国。很自然的，辽国派重兵讨伐。这和乌古乃有什么关系吗？貌似有点，辽国人打仗是不发军饷的，士兵们边打边抢劫，往往造成起兵时灭一个部落的命令，收兵时灭了七八个。乌古乃为自身安全着想，得提防一下。通常的办法是全部落搬家，躲出去，等风头过了再回来，运气好的话，还能把五国蒲聂部的残余势力吞下去，发笔小财。这是惯例，是严寒地带部落生存千百年总结出来的经验，早就证明了是最正确的。可乌古乃没这么办，他派人去和辽军接触，说这里的地形太恶劣了，重兵没法展开，如果强攻，五国蒲聂部至少能挺一年，那样辽军损失会很大，将军们会没法交差。乌古乃提议，把这事儿交给他办吧。辽军同意之后，乌古乃出发了。他没带刀枪，而是带着老婆儿子，外加大批礼物去见五国蒲聂部的首领。对方一见，立即把他当兄弟了。带着礼物来，或许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可连老婆儿子都带来了，还用怀疑吗？何况乌古乃还玩了个绝招，他自己回家了，却把老婆儿子都留在对方地盘上。怎样，亲爱的兄弟，我是真心想和你交朋友的！五国蒲聂部被彻底感动了，接着就被乌古乃派兵偷袭，杀了个措手不及。事情发展到这步，一般来说是大功告成了。但乌古乃的举动更加让人看不懂。他把俘虏和战利品全送给了辽国人，自己一点儿没留。女真人气坏了，那是整整一个部落的好东西，自己流血去抢，却白白送给别人。也不想想，人家辽国人要的是罪犯，俺们要的是金钱，这么搞……世上还有比这更傻的事吗？答案是有，再过一百多年，有一个站在全人类军功之巅的人，也干过这种事。历史证明，做出这种事的人都有着巨大的图谋、深远的眼光，不是平常人能理解的。不久之后，辽国皇帝召见乌古乃，封他为生女真部节度使。从这时起，完颜部女真一步登天，成为生女真的官方领导。乌古乃四处砍人，每一刀下去，都带着辽国皇帝的许可证。这就是阿骨打家族的起源发家史。从这些可以看出，这个姓氏、这个种族的特点。勇猛善战不必说了，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在这之上，完颜氏聪明、狡诈、凶残、敢冒险，为了达到目的，什么手段都不在乎，哪怕是妻子儿女的生命都不在话下。我仔细计算过，历数东亚地区从古到今称霸过的少数民族，比他们成就高的有，比他们能打的也有，可比他们凶狠残忍的，却没有。注意，特指建立国家，至少占领一半中国领土的少数民族。乌古乃是完颜部女真的奠基人，他作出的贡献有三条。以重要性而论，得到了辽国的官职只能排到第二，另外两点才真正决定了完颜部的命运。第
。此说更属荒谬。我上面说过，中国历史是盼由学术来作领导政治，再由政治来领导社会，而学术则由社会兴起，非受政府控制。例如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当时朝廷所崇是今文学派，但此后民间所尊却是古文学派。魏、晋、南北朝时，政府亦还是崇尚儒学，然庄、老与佛学成为社会大风尚。唐代时，朝廷优遇沙门，佛教极畅行，但韩愈提出辟佛之呼声。政府以诗赋考士，而韩愈偏要提倡古文。宋代曾规定以王安石三经新义取士，司马温公首先反对。他的意见，谓不该以王安石一家言来作取士标准。又如民间学者如二程，其所提倡，显与朝廷功令相反，程伊川晚年被斥为伪学。朱子在南宋，亦曾被斥为伪学。他的《四书集注》，作为后来明、清两代考试取士标准。但如阳明学派，即在此处反对朱子的。清代考据学派，专一反对朱子。此中固亦未尝无门户之见，但在中国学术史上，往往在朝在野双方意见相反，常是在野的学术得势，转为此下政府采用，而又遭继起的在野新学派所反对。此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项极该注意的大趋势。不明白此一趋势，便无法明白中国学术之真精神真贡献所在。七其次再从正面讲。我上面再三提及，研究中国学术，主要不越心学与史学两途。如《论语》首章孔子所说的“说”、“乐”与“不愠”，都是从内心处讲。此内心的品德学养，即成为其人之人格境界，亦即是人生真理所在。此项真理可以反而求诸己，故有如宋儒所云：“不识一字，亦可还我堂堂地做个人”。讲学术而可以讲到不识一字，此亦中国学术之独著精神处。若不从我所谓心学着眼，几乎可疑此等说法不是在谈学术。至如史学，同样是中国学术一大主流。若要真在修、齐、治、平上作真贡献，总须对过去历史有一了解，更贵能穷源竟委，窥其变迁，然后才能针对现实有所作为。我们甚至可说，中国学术主要均不出史学范围。孔子作《春秋》，即是史学开山。汉人崇尚经学，经学在当时，实即是史学，因其所讲不出周公、孔子治平实绩与其理想，皆属以往历史范围。后来古文学家所提出之《毛诗》、《周官》及《左传》诸经，更见其近属史学。也可说后来中国儒学传统，大体不出经学与史学两大部门。而就经学即史学言，便见儒学也即是史学了。因此中国历史学家，其实也多是儒家分支。如魏、晋、南北朝，虽尚清谈玄言，但同时史学鼎盛。若我们逐一细究，诸凡当时有名的史学家，大体上均可说他们是儒家。因史学所讲，主要必有关修、齐、治、平。若其人只讲庄、老与佛学，自然不会对历史有兴趣。又如王肃、杜预诸大儒，虽为称为经学家，亦无不有史学精神贯彻在内。下至唐代，佛学最盛，文学次之，但史学并为中歇。如唐初诸臣修《晋书》与《隋书》，继之有颜师古、刘知几、杜佑等史家。宋代则史学尤盛，著者如欧阳修与司马光。南宋有吕东莱及浙东学派等。朱子后学，在元代如王应麟、胡三省、马端临诸人，皆在史学上表现。明初则有宋濂、刘基，虽不著史，但其留心史学是必然的。至明末时，大史学家辈出，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诸人，此等皆属儒家。甚至到清代，考据学大盛，其实此时所谓考据学仍应属史学范围，只是较狭义的史学，亦仍是较狭义之儒学而已。故在中国学术史上，史学所占地位极重要，堪与心学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中国学术传统主要在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心学是做人大宗纲，史学则是做事大原本。我们要研究中国学术，此二者一内一外，最当注意。欲明儒家学术，则必兼备此二者。我又说过，中国历史原是浑融一体的。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等项，亦莫不皆然。我们该自一项制度之背后，究察其所以制定与推行此制度的居心与动机。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儒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综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第六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一今天讲“如何研究中国历史人物”。历史是人事的记录，必是先有了人才有历史的。但不一定有人必会有历史，定要在人中有少数人能来创造历史。又且创造了历史，也不一定能继续绵延的，定要不断有人来维持这历史，使他承续不绝。因此历史虽说是属于人，但重要的只在比较少数人身上。历史是关于全人群的，但在此人群中，能参加创造历史与持续历史者，则总属少数。似乎中国人最懂得此道理，因此中国历史记载最主要的在人物。向来被认为正史的二十四史的体例，特别重要是列传。可见中国人一向以人物为历史中心。故要研究历史，首先要懂得人，尤其需要懂得少数的历史人物。如其不懂得人，不懂得历史人物，亦即无法研究历史。固然也有人脱离了人和人物中心而来研究历史的，但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这是决然可知的。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或主要功能，是在希望人能成为一历史人物。一历史人物，比一专门史学家更重要。人群所需要者，乃是在此人群中，能不断有历史人物出现，才能持续旧传统，开创新历史。这比不断有史学家出现更需要。我此讲如何研究历史人物，也可说主要用意即在此。二但空说历史人物，势难从头列数，这究将何从说起呢？我此下将试把中国历史人物分作几类来加以述说：第一类：先说关于治世盛世的人物与衰世乱世的人物。有人幸而生于治平盛世，但亦有人不幸而生于衰乱之世。若说历史以人为主，要人物来创造持续，则似乎在治平盛世所出人物必较多，又较胜。在衰乱之世所出人物必会较少，又较劣。惟其所出人物多又胜，因此才成其为治平隆盛之世。惟其所出人物少又劣，所以才成其为衰乱世。我想普通一般想法应如此，但根据中国历史看，却并不然。中国历史人物，似乎衰乱世更多过了治盛世，又且强过了治盛世。我此所谓历史人物，乃指其能对此下历史发生作用和影响言。而此等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显然是生在乱世衰世的，更多胜过生在治平盛世的。此有历史事实为证，不容否认。譬如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人物。但他生于春秋末期的衰乱世，霸业已尽，时代将变。可说此一时代，已濒临旧历史传统崩溃消失的末路，势已不可收拾，谁也挽回不过此一颓运来。孔子以后，如孟、荀、庄、老诸子生于战国，论其时代，更不如孔子。那时天下大乱，残局日破日坏，更是无可收拾了。然论开创此后历史新局面，能在中国此后历史上具有无比的大作用大影响的人物，我们总不免要数说到先秦。试问先秦人物，岂不全是些衰乱世的人物吗？继此再说到两汉。两汉之治盛，胜过先秦。但论人物，其在历史上作用之大，影响之深，则决不能比先秦。又就一般言，东汉之治盛，不如西汉。但论人物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似乎更胜过西汉。因此后代人对东汉人物，也似乎较对西汉人物更重视、更敬仰。即就经学言，两汉经学首推郑玄。但郑氏已生在东汉末期。他身经党锢，下接黄巾之乱，而死在献帝建安五年。他的一生，开始在东汉末的最衰世，而淹没在三国初标准的大乱世。但在中国学术史上，他是何等有作用有影响的一位大儒呀！说到唐代，自然可说是治盛世。但唐代人物，开元以前转似不如天宝以后。宋代虽非乱世，亦可称衰世。但宋代人物，却超过了唐代。尤其在南宋末年，国家将亡，出一朱子。论其在学术史上之地位，尤应越出在郑玄之上。就其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言，殆可埒上孔子。孔子与朱子，是中国史上前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却均出在衰乱世。我们再讲到元代，可说是中国历史上之黑暗时代。任何衰乱世，均不能与此时期相比。元人统治中国，前后不到八十年，但在此时期中，仍出了不少人物。如元初有王应麟、胡三省与马端临三大史学家，他们的著作，直到今日，在中国学术史上仍有其不朽的地位。此三人对于此下历史上之作用与影响，可谓迄今依然。下到明初，一辈开国人物如刘基、宋濂等，也都在元代黑暗时期中养成。明代之盛，堪与唐比。但明代人物更不如唐。王阳明出世时的明代，已是衰象呈露，大乱将起。下迨明亡，大儒辈出，比宋末元初更像样。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近人称为明末三大儒，亦都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综上所陈，可见在中国历史上，凡逢盛世治世，如汉、如唐、如明、如清，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少，他们对此下历史之作用与影响也往往比较小。至于衰世乱世，如战国、如汉末、三国、如宋、如明末，所出人物反而比较多，其对中国历史此下之作用与影响也比较大。我们若从二十四史中，把各时代人物作一全面的统计，便可知我前面述说之不虚。诸位当知，此处实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一项伟大精义所在。诸位如欲了解此中精义，可自试读《论》、《孟》、《庄》、《老》诸书。凡此诸书中所陈述，何一非人生最高理想，何一非人类历史之伟大展望。但在他们书中，却不见他们时代的衰乱实况来。诸位如欲认识他们的时代，当另读《左传》、《战国策》等史籍。诸位把此两方面会合看，便知他们之伟大处。他们虽生存在此时代之中，而他们的精神意气，则无不超越乎此时代之外之上，而又能心不忘此时代。他们都是我所谓能主持一时代，而又能开创一时代之大人物。历史只是人事记载，衰乱世自然多记载了些衰乱事。这些大人物，反而很少得记载上他们当时的历史，然而他们却转成为此下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这道理也很明白，一人物生于治世盛世，他在当时某一事功上有所表现，他所表现的即成为历史了。但在事业上表现出其为一人物，而人物本身，则决非事业可尽。因此，只凭事业来烘托来照映出一人物，此人物之真之全之深处，则决不能表现出。人生衰乱世，更无事业表现，此人乃能超越乎事业之外，好像那时的历史轮不到他身上，但他正能在事业之外表现出他自己。他所表现者，只是赤裸裸地表现了一人。那种赤裸裸地只是一个人的表现，则是更完全、更伟大、更可贵，更能在历史上引起大作用与大影响。此项理论，实应为历史哲学上一大问题。我们固可说，所谓历史人物，则必须该在历史上表现出其事业来，才见其人历史性之伟大。人若不在历史上有表现，个何从见其在历史上之地位与价值。如此说来，衰世乱世人物，自然比不上治世和盛世。普通就一般历史言，似乎人物总该多出在治世和盛世，一到衰世乱世，就再没有人物或没有更伟大的人物出现。但在中国历史上则不然。惟有中国，却能在衰乱世生出更多人物，生出更多更具伟大意义与价值的人物，由他们来持续上面传统，来开创下面新历史。他们的历史性价值，虽不表现在其当身，而表现在其身后。此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精神真价值所在，亦即是中国历史上一项最有意义的特殊性。三第二类：关于得志成功的人物与不得志失败的人物。所谓得志，指其在当时活动上或说在当时历史舞台上有所表现。不得志者，则当时身跑不上历史舞台，或跑上了而其事业终归于失败。诚然，历史乃是成功者的舞台，失败者只能在历史中作陪衬。但就中国以往历史看，则有时失败不得志的，反而会比得志而成功的更伟大。此处所谓伟大，即指其对此下历史将会发生大作用与大影响言，而得志与成功的，在其身后反而会比较差。且看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大圣人周公与孔子。周公得志在上，奠定了周代八百余年的天下。孔子不得志，他尝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自叹其不能如周公，而道终不行。但孔子对此后历史上的作用与影响，反而比周公大。唐以前的中国人多推尊周公。故从历史眼光来说，周公反而不能与孔子比，这亦因周公在当时是得志而成功的人物。周公的全心与全人格，反而给他的得志与成功全代表去了，也可说全掩盖住了。孔子则是一位不得志而失败的人物，因此孔子的全心与人格，反而更彰显地照耀在后世。中国人又多爱崇拜历史上失败的英雄。对于在历史上成大功立大业的英雄，如汉代的卫青、霍去病，唐代之李靖、李勣等诸名将，反而比较不重视。如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虽然他们在事业上失败了，反而更受后人敬仰崇拜。此又是中国人的传统史心与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所在。他们在当时虽失败了，但对后来历史言，却是成功的，而且是大成功。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物，必有成功与失败之分。但人能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这才始是大成功。在失败时代中有其成功，故能引起将来历史上之更成功。这一番道理，又是中国文化精义所在。从另一方面说，卫青、霍去病、李靖、李勣诸人之成功，只表现在事业上，事业表现即代表了其人。我们可以说，卫、霍、二李，其人与其事业，价值若相等。但岳飞、史可法诸人，因为他们的事业失败了，故其事业不能代表其人，最多只代表了其人之一部分，而此等人物之整体性，则远超乎其事业之外。我们看卫、霍、二李，只见他们击匈奴、败突厥，觉得他们的事到此而止了。因而其人物之本身价值，反不见有什么突出性。但我们看那些失败英雄时，此等人物乃被其所努力之事业抛弃在外，因而其全心全人格反而感得特别突出。宋儒陆象山曾说：“人不可依草附木。”一有依附，其人格价值便不会出色。纵使依附于事业，也一样如此。失败英雄，因无事业可依附，而更见出色。当知历史只是认识记载，人事则此起彼落，随表现，随消失。只有人，始是历史之主，始可事态之流变，而有其不朽之存在。历史不断在变，故一切历史事态必然一去而不复。后一事不能即是前一事，但此一人物则永远是此一人物。只有人物模样，人物典型，可以永存不朽。事业到底由人物而演出。历史虽是人事之记载，但并非人事之堆积。事之背后有人，把事业来装点人，反把人之伟大真性减色了。正由此人在事业上不圆满，倒反把他那个真人显出来。这并不是说，在历史上凡属成功的人物，皆是无价值。乃是说，遭遇失败的人物，在其深厚的历史上，反而更显得突出。此因人物之伟大，并不能专以其事业作代表。但此也须人物自心能识得此理，又须有史学家能为此阐发。因此我说这是中国的史心，亦正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之真精神所在。四第三类：要讲到有表现的人物与无表现的人物。刚才说到，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失败人物为当时及后世史家所推尊颂扬，他虽然失败，但总是有所表现了。此下所讲，则从一个人之有无表现来
建立起合纵抗秦的联盟。当然，像韩国这样处境尴尬的国家，要联合其他诸侯抗秦非常不易。事实上韩国主观愿望上是希望联合抗秦，但是，常常是在事秦和抗秦之间东堰西倒，摇摆不定。我们看看韩国历史上的两次败仗。第一次是岸门之战。韩宣惠王十六年（前317），秦军在修鱼（今河南原阳）打败韩军，还俘虏了韩国的将领。韩国急了，相国公仲对韩王说：盟国实在靠不住。秦国早就想征伐楚国了，大王可以通过张仪向秦王求和，送给秦国一座名城，和秦军一块伐楚。这样，我们韩国只失了一座城，但是，既避免了秦国的继续侵略，又可以从伐楚中得到好处（与国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张仪为和于秦，赂以一名都，具甲，与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计也）。韩王于是派公仲与秦国讲和。楚王知道后非常担心，召见陈轸（zhěn，枕）。陈轸说，秦国早就想攻楚了，假如秦国得到韩国一座名城和韩国的资助，秦、韩合兵攻楚，这当然是秦国梦寐以求之事，所以，楚国一定会受到伤害。以我之见，我们先在全国加强警戒，然后发兵声言救韩，把战车开到路上，造成一种救韩的巨大声势。然后，派出使臣，带上重礼，让韩国相信大王是真心救韩。韩国一定非常感激大王，这样就不会帮助秦国攻楚，即使派兵参战，也不会为伐楚尽力（王听臣为之警四境之内，起师言救韩，命战车满道路，发信臣，多其车，重其币，使信王之救已也。纵韩不能听我，韩必德王也，必不为雁行以来是秦韩不和也，兵虽至，楚不大病也）。韩国要是听了我们的意见，停止向秦求和，秦国必定大怒，秦、韩之间的怨恨就会加深。韩国结交了楚国，必定会慢待秦国，这样就可以利用秦、韩两国的矛盾解救楚国之难。楚王听了陈轸一番话，龙颜大悦。于是，楚国在全国加强警戒，大张旗鼓地摆出救韩的姿态。然后楚王派出使臣，带着重礼到韩，对韩王说，楚国已把全部军队派出来了，希望贵国能放心地同秦国作战，楚军将为韩国死战。韩宣惠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立即停止派公仲到秦国议和。公仲认为这样不行，以实力侵犯韩国的是秦国，用虚名来救韩国的是楚国。靠着楚国援韩的虚名，和强秦绝交，一定会犯大错。何况楚、韩不是兄弟之国，又不是盟国。我们有了联秦攻楚的迹象，楚国才放出风声救韩，这只是一种计谋。况且大王已经派人把联合伐楚的打算通报秦国了，现在反悔，欺骗强秦，轻信楚国，肯定要吃大亏（夫以实伐我者秦也，以虚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虚名，而轻绝强秦之敌，王必为天下大笑。且楚韩非兄弟之国也，又非素约而谋伐秦也。已有伐形，因发兵言救韩，此必陈轸之谋也。且王已使人报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轻欺强秦而信楚之谋臣，恐王必悔之）。韩王不听公仲劝告，和秦国断交。秦国大怒而进攻韩国，两国大战，楚国的救兵却一直没来。宣惠王十九年，秦军在岸门大败韩军，韩国只好派太子仓到秦国做人质求和（太子仓质于秦以和）。从这件史实来看，韩国最大的军事威胁是秦国。韩国并非不想联合抗秦，但是，韩国始终不能组成抗秦的联盟。这里既有韩国自身的因素，也是因为其他诸国各有各的打算。比如楚国，它只想瓦解秦、韩结盟，并不想真正援助韩国。宣惠王是继韩昭王之后的国君，凭借着韩昭王用申不害变法的基础尚且不能有效地合纵抗秦，何况是此后的其他韩国国君。如此，韩国被迫投入秦国怀抱，成为秦国的盟国。宣惠王二十一年，韩国同秦国一起攻楚，打败楚将屈丐，在丹阳斩杀八万楚军（二十一年，与秦共攻楚，败楚将屈丐，斩首八万于丹阳）。韩国帮助秦国打败了楚国，只能使秦国的力量更加强大。楚国的削弱，’意味着秦国在统一六国的道路上走得更决。第二次是伊阙之战。韩釐王三年（前293），韩、魏联军抗秦，在韩伊阙（河南洛阳东南）与秦决战。此时，韩、魏两国军队的人数是秦军的两倍。但是，韩、魏两军都不想担任主攻，相互观望。秦将白起利用这个机会，猛攻魏军，率先击溃了魏军。魏军一败，韩军不攻自破。这一仗韩、魏联军战死二十四万人之多，位居战国时期历次战争死亡人数的第二位。韩、魏联合抗秦，竟然还相互推诿，不愿自己承担主攻任务，又怎么能够不败？合纵之所以难以成功，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各国心力不齐，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这种背景之下，韩国最终成为秦国的附属国，日渐削弱，苟且偷安。所以，韩最终被秦灭亡是在所难免的。如上所述，韩国的灭亡是由于地处诸国包围当中，发展空间有限，变法图强又没能真正落到实处，发展合纵抗秦，各国又貌合神离，难以成事。这几个原因互相制约，造成的合力最终将韩国推向覆灭的深渊。三家分晋之后建国的韩国就这样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进程中第一个被灭掉的国家。那么，秦王嬴政灭韩之后的利剑又会指向哪个国家？这个国家又是怎样被秦国灭亡的呢？第18章赵武灵王晋国一分为三为秦国统一六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晋国如果不分裂，统一中国也许只能成为秦国一厢情愿的梦想。秦王嬴政第一个吞掉韩国之后，又把矛头对准了赵国。不过，赵国的实力不容小觑，早在秦王嬴政的曾祖父秦昭襄王时期，赵国的国君赵武灵王曾一度想把秦国给灭掉。赵武灵王这位叱咤风云的国君，以推行胡服骑射而名垂史册，赵国也因为他的改革而成为战国时期的一个强国。如果不是赵国的失误，统一中国的首选之国或许当属赵国。可是赵武灵王，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推行胡服骑射八年之后却突然退居二线，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权力，他的这个出人意料的举措几乎给赵国带来了灭顶之灾。那么赵武灵王究竟是如何推行胡服骑射的？他为什么要退位交权呢？赵武灵王的退位交权又给秦国的统一之路带来了怎样的契机呢？胡服骑射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名雍，继位于公元前325年，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第八代国君，此时正值秦惠文王的晚年，秦国的强大已经完全彰显。不过，此时的赵国也因赵武灵王的改革而强大起来。赵武灵王对赵国的贡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胡服骑射。什么叫“胡服骑射”呢？简单来说就是改穿胡服，招募骑兵。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是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初步推行胡服骑射；第二次是赵武灵王二十四年，进一步深化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推行的胡服骑射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事业，面临着很多困难。第一，改变文化习俗艰难。赵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赵国君臣的服装和中原各国相同，但和赵国周围的胡人服装相差极大。服饰历来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原各诸侯国一向高谈华夷之辨，看不起夷狄之邦，对夷狄文化也持排斥态度。赵武灵王要抛弃中原服饰，改穿胡人服饰，阻力肯定非常之大。所以，赵武灵王对自己的胡服骑射有很大的顾虑，所谓“有高世之功者，负遗俗之累”，改变祖宗法制的建功立业一定会受到世俗的反对。赵武灵王深知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涉及文化习俗的改革，更是举步维艰。第二，王公大臣们反对。赵武灵王推行胡服，也遇到了王公大臣们的反对，反对的理由也是出于对夷狄文化的排斥。对此，赵武灵王抓了两件事，一是在大臣中争取支持，二是在公族中争取支持。赵武灵王正式颁布胡服令之前，先召他的臣子楼缓做工作，他对楼缓说，赵国目前四面有敌而内无强兵，因此，“我欲胡服”，楼缓毫无保留地支持赵武灵王。赵武灵王接着又找了老臣肥义，肥义是元老，也是赵武灵王幼年继位时的托孤大臣。肥义不仅全力支持赵武灵王的改革，而且进一步打消赵武灵王胡服改革的心理障碍。肥义一方面用赵国历史上的赵简子、赵襄子两位先贤来激励赵武灵王，另一方面对赵武灵王讲：“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如果顾忌天下人的议论，什么事也干不成。肥义特别强调“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因为“愚者闇成事，智者睹未形”。一般的人对成大事往往缺乏超前意识，只有智者才能看到事情的未来。赵武灵王深知推行胡服困难重重，所以，他必须取得赵国公族的支持，特别是他的叔叔公子成的支持。公子成在赵国上层有很大的影响力，赵武灵王先派了一位大臣去看望公子成，并对他说：“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议之也。”但是，公子成认为中原文化远胜蛮夷文化，因此不支持穿胡服。赵武灵王为了胡服改制成功，亲自到公子成家中做工作。他对公子成说了四点：第一、从目的上看，服装是为了方便使用，礼仪是为了方便成事（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所以便事也）。第二，从现实来看，赵国面临着燕国、东胡八楼烦、秦国、韩国、中山等国的包围，生存环境恶劣。如果不“变服骑射”，无法应付四面之敌。第三，从历史上看，赵简子、赵襄子都是在应对戎狄之中获得发展的。今天的“变服骑射”，其实是继承简、襄之功业。第四，从“国际关系”上看，中山国对赵国危害极大，必须“变服骑射”以报此仇。公子成对赵武灵王继承简、襄之志非常赞赏（今王将继简、襄之意、以顺先王之志，臣敢不听命乎），立即同意穿胡服上朝。在取得叔叔公子成和重臣肥义的支持后，赵武灵王立即颁布胡服令，宣布臣民改穿方便的胡服，抛弃宽袍大袖的汉服。从赵武灵王经过多方工作后再发布胡服令来看，他是一位非常清醒的政治家。他懂得“变服骑射”的重要，也深知“变服骑射”的艰难。既然赵武灵王知道阻力这么大，他为什么还要提倡“胡服骑射”呢？目的有三。其一，拓边扩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武灵王自己也说：“虽驱世以笑我，胡地、电山吾必有之，于是遂胡服矣。”“驱世”，就是整个国家的人。不管因为我穿胡服有多少人嘲笑我，只要能拥有胡地和中山，我不怕任何人的嘲笑。其中，“吾必有之”四个字显示了赵武灵王北拓胡地、内灭中山的决心。赵国建国以来，曾经多次想向中原发展，但是，这种努力收效甚小。因为赵国向中原腹地的扩展必然要和韩、魏、齐诸国发生冲突，各国都会全力阻止赵国向中原腹地扩展。不过，赵国南北两部分中间有一个“千乘之国”的中山国，而北部是广袤的胡地。如果能够北取胡地、内灭中山，赵国的领土就会大大扩展，而且不会和中原各国为争夺土地拼得精疲力竭。赵武灵王想攻战胡地、中山，根本目的是为了与秦国争夺统一天下的机会。赵武灵自己穿上胡人衣服，缩小了赵人和胡人的心理差异，增强了胡人对赵人的认同感，便于双方融为一体，这对教化胡人、吸引胡人加入赵国非常有利。当时，赵国周边的胡人如东胡、林胡、楼烦都是游牧民族，擅长骑兵作战。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做法使林胡、楼烦归顺赵国。林胡王献马，楼烦王骑兵接受改编，吸引了大批胡人加入到赵国的军队中，大大增强了赵军的战斗力。其二，洗刷羞耻。赵武灵王三年，赵国和韩、魏、燕、中山四国国君相互称“王”，目的是为了和当时的秦、齐、楚三个大国相抗衡，加强五国之间的联系。这样，赵武灵王也就成为赵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国君。但是，赵武灵王八年发生了一件事，让赵武灵王一下改变了称呼。原来，这一年韩、赵、魏、燕、楚五国联合，以楚国为首领，攻打秦国，结果被秦国打得大败，赵武灵王对这次失败感到格外羞耻，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丛此，赵武灵王“令国人谓已曰君”（《史记·赵世家》）。赵武灵王九年，韩、赵、魏三国联合进攻秦国，又遭惨败，赵国士兵被杀八万人之多（九年与韩、魏共击秦，秦败我，斩首入万级）。连续的失败使赵武灵王痛感赵国需要改革。其三，不改则亡。战国和春秋的最大不同在于，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各国为了生存都在谋求变法图强，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韩国有申不害变法，等等。变法后的各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特别是秦国的商鞅变法，效果最为显著，实力提升最快。强秦已经成为赵国最大的威胁，而且赵国腹地还有一个国中之国中山，正如赵武灵王自己所说：“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赵国是一个四战之地的国家，东西南北每一个方面都需要应付外敌。赵国现有的弱势如果不改变，就会被四边的国家一步步蚕食。赵国已经到了不改革就要亡国的危险境地。赵武灵王十九年施行的“胡服骑射”收到了极好的效果，当年派兵攻击中山，拉开了消灭中山国之战的序幕。第二年，赵武灵王招募胡人军队，建立原阳骑兵训练基地，同时发动对中山国的战争，前后历时十二年，终于灭掉了“千乘之国”中山。灭中山使赵国南北领土连成一片，极大扩大了赵国的领土，增强了赵国的实力。“中山之国地，方五百里，赵独擅之，功成名立利附，天下莫能害。”在进行“胡服骑射”改革的同时，赵武灵王于二十年，率领新建的骑兵军团，向西攻打胡地，使赵国“辟地千里”。赵武灵王向西扩地千里这一年，正当秦始皇的曾祖父秦昭襄王继位，而且，秦昭襄王也是赵武灵王派兵从燕国护送回国才当上秦国国君的。强大统一的晋国消失了，但是，赵国在赵武灵王的统治下迅速成为东方的大国、强国，成为日后秦始皇统夯天下的最大障碍之一。赵雍立庶禅位赵章篡权身亡赵武灵王（赵雍），所推行的“胡服骑射”不仅拓展了赵国的疆土，壮大了赵国的实力，而且使赵国成为北方民族融合的中心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推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已经取得了与秦国一争高下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资本。可是就在人们瞩目赵国如何进一步强大之时，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正当壮年的赵武灵王突然废掉了太子赵章，禅位给小儿子赵何。赵何就是赵国历史上的赵惠文王。赵武灵王在传位幼子之后，自称“主父”，并派曾经辅佐先王与自己的两朝元老肥义做惠文主的相邦和傅（国君之师）。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里面潜伏着怎样的危机呢？这事还得从赵武灵王十六年说起，那年，赵武灵王外出游玩，梦见一位美少女一边弹琴一边唱歌。第二天，赵武灵王和大臣们喝酒之时，多次提到那个美梦。他手下一位臣子吴广听赵武灵王反反复复地说这件事，就动了心思，他通过赵武灵王的夫人（正妻）把自己的女儿孟姚献给了赵武灵王。为了和赵武灵王的美梦相符，吴广与赵武灵王的夫人串通好，说自己的女儿叫“娃嬴”（吴广闻之，因夫人而内其女娃嬴，孟姚也）。因为，赵武灵王梦中的那位美少女就姓嬴。赵武灵王得到孟姚之后，觉得她就是自己梦中的美少女，因此非常宠幸她。后来孟姚生了一个儿子，就是赵何。孟姚病逝于赵武灵王二十五年，出于对孟姚的怀念，赵武灵王废掉了长子赵章的太子之位，立幼子赵何为太子。此时的赵何只有十岁左右。前太子赵章虽然被废，但是，赵章年长，又多次带兵，很有能力。赵何还是个小娃娃，在政治上远不是前太子赵章的对手。为了让年幼的赵何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顺利接班，于是，赵武灵王就在自己壮年之际宣布退休，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辅佐幼子赵何。这是赵武灵王壮年退位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为了让自己从繁杂的国事中解脱出来，专门攻占胡地，便于从北面的云中、九原袭击秦国（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有一次，退位的赵武灵王假扮成使者使秦，当时秦国国君是秦昭襄主，他不知道这个使者就是赵武灵王，但是交谈以后，秦昭王发现这个使者相貌奇伟，言谈举止极有风仪，不像是做臣子的，于是派人追赶，而赵武灵王早已到了
得李泌未来可以成为自己的嫡系。应该说由于李泌的平衡和化解，使得广平王李俶免去了祸端，这也让李泌开始崭露头角，逐渐未来成为大唐的肱股之臣。但正是从此时开始，李唐皇室的高层开始出现新派别的政治斗争，而其中的核心正是李俶与张良娣、李辅国之间的矛盾。很多年后，当李俶成为皇帝，他终于可以施展拳脚，对曾经的政敌挥以重拳！初战受挫李泌的到来使李亨有了得力的助手，待度过最初的稳定期后，马上提到日程上的就是如何平叛的问题。在李亨看来，如果仅凭自己手中人马这点力量是不足以抵抗叛军的。当时在灵武的军队除朔方军五万之外，加上河西、陇右等地临时征的兵，总数不过六七万人。在这种兵力捉襟见肘的现实面前，李亨想起了父皇李隆基对他说过“待西北诸胡不薄”的话语，于是他决定借助西北少数民族的强兵劲旅来帮助自己光复两京平定叛乱。为此，李亨特意封豳王李守礼的儿子李承寀为敦煌王，与朔方军将领仆固怀恩一起去回纥借兵。与此同时，又征发拔汗那的兵众，并让他们转告西域各国，许以重赏，请他们和回纥兵一起入援。当时李泌建议李亨为了更好地掌控西北各部来到的援兵，也是为了表现出大唐皇帝的诚意，应该从灵武首先到彭原（今甘肃镇原）等待各部援兵的到来，等到援兵快到时，再前往扶风去迎接。李亨采纳了李泌的建议，他率领众人十月三日到达彭原，在那里他热切地盼望仆固怀恩等人能够成功借兵而回。然而就在他等待的那些日子里，由于一个人的不断忽悠，使得李亨在援兵还没到达的时候，头脑发热地与叛军急不可耐地进行了交战，当然结果也是可以预料的——惨败而归！这个忽悠李亨的人，名字叫房琯。房琯，字次律，河南人，少年时聪颖好学，开元十三年作《封禅书》念给宰相张说听，使张说大为惊叹，被举荐为校书郎，授卢氏令，拜监察御史，由此开启了仕途之旅。房琯在李隆基退居蜀中后，担任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是宰相班子的成员之一。李隆基在蜀中听到李亨称帝的消息后，派左相（左仆射）韦见素和房琯一起前往灵武主持传位仪式，并让他们辅佐李亨。由于韦见素以前和杨国忠关系紧密，所以受到了李亨的冷淡，而房琯当时属于学士型的官员，在经历了杨国忠乱政之后，当时人包括李亨在内很是怀念张九龄类型的官员，所以房琯受到了李亨的礼遇和信任。房琯博学多闻，经常和李亨探讨国家大事，有的时候谈及时事时慷慨激昂，这让李亨不禁为之动容，因此在李亨的眼中，房琯成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奇人。在我看来，房琯如果仅仅是停留在嘴上功夫的话，或许还可以在李亨这里混口饭吃，但他千不该万不该的，以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去干抄起家伙上战场厮杀的事情，那就叫枪打出头鸟——露多大脸，现多大眼。在李亨抵达彭原不久，西北少数民族各部的援兵还没到达时，房琯建议李亨立即率兵收复两京，并毛遂自荐担当收复两京的重任。坦白地讲，李亨的内心也有想迫切证明自己的愿望，至少要向身在蜀中的老爹证明自己的能力。尽管当时李亨兵力不足，而且郭子仪正在北部边境镇压闹事的怛罗胡族诸部，但房琯的信誓旦旦以及那毋庸置疑的决心，还是让李亨动了心，于是他决定听从房琯的建议，加授房琯为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使。事实上从李亨加封房琯的官职来看，等于将当时所能掌控的地区和绝大部分人马全都托付给了房琯。不仅如此，李亨为了表现出对房琯的信任，还让房琯自己搭建辅佐班子，但房琯选中的人大多都是文人出身的官员，例如御史中丞邓景山、户部侍郎李缉、右司郎中魏少游、给事中刘秩等人。(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十月十日，李亨为房琯等人举行了盛大的出征仪式，当他看到房琯选中的人都是文人学士之后，李亨隐隐约约地生出了一丝担心，于是他特意让曾经久经沙场、能征善战的老将，时任兵部尚书的王思礼协助房琯。但出征之后，王思礼受到了房琯的冷淡，原因是房琯认为王思礼过于粗鲁，与他们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实在有些不搭。房琯当时或许并不知道，上战场并不是写诗作画，那是刀光剑影的血拼，是一场生死仅一线之隔的角逐。房琯当时分三路大军向长安进发，由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寿宜（今陕西周至）东进；由部将刘哲贵率领中路军自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东进，由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自奉天东进，尤以中军和北军为先锋，房琯及他亲自挑选的辅佐班底随中军同行。十月二十日，中军和北军进至长安西北的西渭桥驻扎，房琯本想在这里补充粮草然后讨论接下来的作战计划，但是没想到转天便在陈陶斜同安守忠率领的叛军不期而遇。由于应对匆忙，房琯照搬古人设计的车战法，想以两千辆牛车，辅以骑兵、步兵护卫，准备冲击叛军，但就在房琯刚刚准备完毕时，安守忠便率领叛军冲了过来。事实证明，房琯同志对于牛这种动物的习性了解得并不彻底，叛军突然擂鼓呼喊，大面积地冲杀过来，让这些没有见过如此阵势的老牛们闻声震骇，最为不利的是，当时房琯的大军是顶风对敌，这一点正被临敌经验丰富的安守忠所利用。“点上火把，扔进牛群里！”安守忠见有机可乘，遂下令道。刹那间，房琯布置的牛车阵里浓烟滚滚，火光冲天，那些老牛见到火光立即吓得四处乱窜，只片刻工夫房琯精心布置的牛车阵瞬间土崩瓦解。步兵和骑兵由于阻止不住，阵形也纷纷散乱，很多士兵被蛮牛踩踏致死，眼见得人畜大乱，安守忠趁机率军掩杀过来，唐军丢盔弃甲，损失惨重。如此混乱的局面之下，房琯率领残兵败将立即退出西渭桥，向西撤退五十里安营扎寨，此役唐军损失了将近三万人，李亨手中的家底已经被房琯折腾进去了一半。按常理，房琯此时真的应该仔细反省自己，本来他上战场就属于赶鸭子上架，而且对手实战经验丰富，房琯在人家面前那绝对是小巫见大巫。但房琯并不这么认为，此时书生意气在房琯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他认为第一仗的败因在于三路大军少了南路，故而造成兵力不足，他发誓等南军到来后一定狠狠地还击叛军。然而，房琯或许想不到的是，当第二天南军到达时，他不仅将李亨手中家底的那一半也交待了进去，甚至自己亲手挑选的人也都成了对方阵营的人。南军主将杨希文、中军主将刘哲贵因为本来就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转天的交战中，竟然临阵畏怯投降了叛军，一时间房琯不仅失去了南军的支持，而且自己所在的中军因为刘哲贵的临阵倒戈，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更让整个唐军陷入叛军的重围之中。要不是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冒死杀入重围，经过浴血奋战殊死相搏，力保房琯等人安全突围，恐怕房琯的性命就会交待在陈陶斜。是日，房琯战后经过清点人数，发现人马所剩不到三千人，李亨托付给他的家底，基本让他全部打光。房琯惨败而归，让李亨勃然大怒，甚至有些欲哭无泪，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家底，居然在两天之内让房琯全部套了进去，而且熊市到底，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牛市，这让李亨有些接受不了。如果不是李泌从中斡旋营救，房琯即使没有死在陈陶斜战场，也会死在李亨的刀下。不过，房琯虽然活了下来，但自此之后，李亨彻底将他打入冷宫，不仅将他罢相，不久后又将他贬到偏远地区。房琯之败非但损兵折将，葬送了李亨惨淡经营起来的数万军队，而且为刚刚称帝的李亨的前途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因为远在蜀中的李隆基始终在看着李亨如何将平叛这场大戏唱好，可是陈陶斜之战让李亨首秀失败，也让当时已然十分复杂的局势更加严峻。其实陈陶斜之战的惨败房琯作为主帅理所应当地负有主要责任，但李亨作为掌控全局的人亦难辞其咎。正如后世北宋史学家范祖禹在他的著作《唐鉴》中说得那样：房有高志虚名，而无实才。肃宗（李亨）既疏之，而犹以为将帅，倚其能成克复之功，是不知其臣也。不过，对于李亨当时急于收复长安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虽然他在灵武实现了期盼十八年的皇帝梦，但他毕竟没在京师长安举行过朝祭宗庙的隆重大典。换句话说，李亨继位没有得到大唐列祖列宗的承认，这在李亨的心中始终存有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心结，更何况远在蜀中的父皇李隆基依旧具有号召力，虽然已经年迈，但不想就此退出政治舞台，而派房琯、韦见素前往灵武辅佐李亨，也是带有监控的意味。事实证明，房琯在陈陶斜的惨败，在当时不仅是军事上的失利，更对政治局势造成了影响。李隆基在蜀中知道房琯打了败仗后，认为凭着李亨的能力，可能无法实现平叛的重任，所以他发出了“诸王分镇节制”的诏令，而正是这个诏令，使得当时身在江陵的李隆基第十六个儿子永王李璘找到了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机会。永王割据陈陶斜之败使得李亨基本打光了自己的家底，不仅如此，它更像个魔咒一样，让各地的唐军陷入了极其被动的局面，尤其是以河北的颜真卿为最。几乎就在房琯进行陈陶斜之战的同时，安禄山派大将尹子奇围攻河间（今河北河间），一连四十多天没有打下河间城。史思明闻讯前来支援，颜真卿急忙让部将和琳率领一万人驰援河间，但半路遭到了史思明布下的埋伏，结果全军覆没，河间城终因孤立无援而被叛军攻陷。紧接着叛军一路势如破竹又攻克景城，进逼颜真卿所在的平原，在叛军还没到达时，颜真卿感觉自己势单力孤，于是被迫撤出河北，于十月二十二日渡过黄河南撤，然后绕道投奔李亨。颜真卿的到来暂时缓解了李亨无兵可用的压力，但就在他刚刚准备筹划反击叛军时，就听到了永王李璘准备割据江南，意欲称雄一方，准备与李亨分庭抗礼的消息。作为李隆基的第十六个儿子，李璘是不可能继承皇位的，幼年丧母的他曾经被哥哥李亨抚养过一段时间，小时候的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好孩子，只是他有个生理缺陷——眼睛斜视。开元十三年（725年）三月李璘被封为永王，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开元二十年（732年）七月加封开府仪同三司。在李亨和李隆基分道扬镳北上朔方不久后，李隆基在汉中诏令李璘为山南东路及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使兼江陵大都督。从李隆基对李璘的任命来看，李璘应该还是有些才能的，但李隆基由于子嗣太多，或许当时没有看出李璘的政治野心。李璘到达江陵后，倚仗着父皇的诏令开始招兵买马。不能否认李璘这么做是为了平叛做准备，但也不能排除他积蓄实力，以图实现政治野心的目的。尤其当他看到富庶的江淮地区所征收的租税全都积聚于江陵时，李璘的政治野心不仅开始暴露，甚至是日渐膨胀。据《旧唐书?李璘传》记载，他在至德元年（756年）九月到达江陵后，招募士卒数万人，并将聚积在江陵的赋税全部封存，重用手下的幕僚薛谬、李台卿、蔡珦等人。李璘的儿子李瑒甚至建议李璘应该不失时机的占领金陵（今江苏南京）保有江东，效仿东晋的司马睿那样割据江南，称雄一方。在众多人的蛊惑下，加上李璘自身野心的不断膨胀，当时的江陵地区甚至成为了比叛军更加威胁李亨的一股强劲势力。而李亨在获悉李璘意欲割据江南的消息后大为不安，但是当时的局势和自己的实力让李亨无法采取强势的方法来平息这件事。他只能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通过无形之中消解李璘的权力，尽量避免事态的升级。为此他下诏让李璘火速前往蜀中朝见父皇李隆基，意欲借此将李璘调离江陵，但出乎李亨意料的是，利令智昏的李璘居然拒不从命。为了以防不测，李亨立即召时任谏议大夫的高适商议对策，高适仔细分析了江东的局势，认为李璘之所以势力能够急剧膨胀，完全是因为江东地区的人不了解李璘的意图，随着时间的推移，李璘的意欲图谋不轨一定会被人揭穿，所以结论就是李璘必败。为此，高适建议李亨增设淮南节度使，由自己兼任，统领广陵（今江苏扬州）十二郡兵马，增设淮西节度使官职，以来瑱为节度使，管辖汝南周围五郡兵马，两路兵马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牵制身在江陵的李璘。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节度使所在的地理位置，正好对金陵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李亨采纳了高适的建议，于当年十二月部署完一切后，准备调遣郭子仪回来，暂时兼任平叛大元帅，自己准备转年春天御驾亲征和三位节度使平定江东李璘之乱。但就在李亨筹划之时，李璘进一步的过分招摇行为使他惹来了众怒，当然这也让他即将走向覆亡。十二月二十五日，李璘擅自率兵东行顺长江而下，扬言要顺江入海，然后从海路北上平叛，一路上李璘耀武扬威，声势浩大，颇有些舍我其谁的感觉。虽然他没有公开打出割据江南的旗号，但谁都看得出来，李璘的行为是一种挑衅，说是北上平叛，如果真的想平叛，难道必须要走水路吗？时任吴郡（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的李希言看到李璘的嚣张行为后，便写信责问李璘擅自引兵东下意欲何为。没想到李璘收到书信后勃然大怒，派部将浑惟明突袭吴郡，如果说突袭吴郡李璘尚且有些道理，毕竟李希言一个做臣子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责问皇子，但李璘实在不应该派另一个部将季广琛偷袭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进而自己亲率大军进攻当涂（今安徽当涂）。这就是典型的没事儿找抽了！面对李璘的突袭，吴郡太守李希言派部将元景曜与当涂太守阎敬之共同率兵抵抗，李成式亦派部将李承庆支援，但由于兵力悬殊以及迎战仓促，元景曜、李承庆战败投降。李璘终于打响了第一枪，他的行为等于宣告与李亨彻底决裂，所以接下来他面对的就是三大节度使的无情围剿。至德二年（757年）二月十日，淮南节度使高适、淮西节度使来瑱和江东节度使韦陟奉李亨之命在安陆（今湖北安陆）结盟誓师，共同讨伐永王李璘。二月二十日，李成式率先联合河北招判判官李侁向江陵进军，李侁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邗江南），李成式让部将裴茂率兵三千驻扎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然后广树军旗于长江北岸虚张声势，以迷惑李璘。李璘在登上城楼看见军旗如林，以为大兵压境，内心有些恐惧，不想他的这种恐惧心理，迅速传染给了手下的部将。其中季广琛就看出了如果不开溜，等到李璘被镇压后，自己就会被钉在叛臣的耻辱柱上，所以带领自己的人马出走广陵，当时和季广琛有同样想法的李璘部将不在少数，例如浑惟明出走江宁（今江苏南京），冯季康出走白沙（今江苏无锡）。还没有真正开打，手下人已经是树倒猢狲散，这让李璘对自己先前的莽撞行为十分后悔，但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卖的。就在李璘冥思苦想应对之策时，二月二十四日夜晚长江北岸的唐军开始准备渡江进攻李璘，当时由于北岸火炬如林，李璘误以为唐军已经悉数过江，所以匆忙携带家眷与部下逃往晋陵（今江苏常州）。李成式在北岸获悉李璘已经逃走，遂统率江北的唐军渡过长江追击李璘，不等李璘的屁股在晋陵坐热，李成式的先锋部队即已抵达晋陵外围的新丰。李璘听到消息后，立即让儿子李瑒与部将高仙琦领兵应战，没想到刚一交锋便中了埋伏，结果被打了个惨败，李瑒被乱箭射中肩膀，不得不退回了晋陵城内。李璘见大势已去，便继续带着家眷和部将连夜逃往了鄱阳（今江西鄱阳）。在鄱阳李璘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必须要坚定不断逃跑的策略，鄱阳只是其中的一站，绝不是最后的终点。为此李璘立即收聚鄱阳府中的兵器物资，准备继续向南逃向岭表。但就在这时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得到了李璘进入辖区的消息，于是他派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鄱阳府，最终李璘被俘。皇甫侁将李璘秘密杀死，李璘子李瑒也死在了乱军之中。李璘的割据江南之梦
军的组织和训练，为后来一切军阀所效仿。1854年二月，湘军练成，曾国藩亲率湘军征讨太平军。在出发的时候，他发布《讨粤匪檄》的公告说：“太平天国运动的行为，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乎？”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卫道士的嘴脸。太平军对付这个凶恶的敌人，不敢掉以轻心，向湘军发动全面进攻，将驻有湘军主力的长沙围困，曾国藩冲出包围。1854年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部进入白沙州，即命水师进攻靖港，结果遭到惨败，曾国藩又急命陆军全线出击，不想陆军见水师失利，军心大乱，溃不成军，曾国藩羞愤、沮丧得无地自容，几次当着属下的面投水自杀，被左右护卫拉住。回到省城长沙后，在一片嘲讽和攻击声中，曾国藩又气又愤，声言将在某晚自杀以谢湘人，并写下了遗嘱，甚至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去购置棺材。后来由于太平军将进攻目标转向了武昌，才给曾国藩以喘息的机会，重整军队，取得了在湖南的优势。曾国藩力量的逐渐壮大，不仅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戒心，就连地方督抚也产生了妒忌，一些人处处给他出难题。自恃有功而未得实权的曾国藩对清廷也不满起来。1857年三月，曾国藩借反表之名，奏请终身守制，意在以退为进。不想咸丰帝一笔朱文，准其请求。后来迫于太平军的势力，清廷终于给了曾国藩实权，召其出山。1860年，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重新开始镇压太平军。十二月，太平军李秀成进逼祁门湘军老营，在此坐镇的曾国藩知自己兵力单薄，难堪一击，又写好遗书准备自尽，而李秀成却绕路他行，使曾国藩又一次生还。1861年九月，湘军攻陷安庆，军事上出现转折。十一月，慈禧任命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取得了反太平天国战争的军政全权，同时，也使湘系势力不仅驻占长江中下游，而且延伸到西南内地。从此，曾国藩的湘系集团，一跃成为地主阶级当权势力中最大的实力派。1862年，曾国藩兵分十路，向太平天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曾国藩所指挥的各路湘军，在疯狂镇压太平军的同时，对所占领之地，大肆屠杀、奸淫、掳掠，苏、浙两省成为凄惨的人间地狱。据统计，苏、浙两省死于屠刀之下者达二百八十七万多人。苏杭天下足的富甲之地，在湘军的铁蹄践踏下，已是白骨遍地，荒无人烟。1864年七月，湘军攻破天京后，更是惨绝人寰，洗劫一空。曾国藩本人称“三月之间，毙贼共十万余人，秦淮长河，尸首如林”。而天京失陷时，太平军全部人数不过一万多人，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冲出重围。可见，惨遭杀戮的多是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为了私吞财富，掩耳盗铃，下令放火灭迹，天京大火直烧了七天七夜，繁华的都城一下子变成了一片废墟，但曾国藩在报告中诬称，大火为太平军所为，把宫殿府宅都烧掉了，“三日火光不熄”，天京城内未发现太平军财库。为了防止事情泄露，曾国藩不让被捕的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押送到京，就地便杀害了。攻陷天京后，曾国藩被封一等侯爵，赏太子太保衔，他的权力、地位和功名达到了顶峰。曾国藩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的历史遗训，知道自己此时权柄过重，朝廷上下很多人对他都不放心。为了减少清廷的疑忌，以免招致杀身灭门之祸，于是，在湘军军心涣散的时候，主动向清廷提出，将湘军逐步遣散，并命其弟曾国荃称病辞职回湘，以缓和矛盾，向世人展示自己清廉，没有野心。这时，太平军余部与在淮河两岸活动的另一支反清武装捻军会合在一起，重新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武装斗争。1864年十一月，清廷命曾国藩率部前往安徽、湖北交界地区剿杀捻军，曾国藩百般托词，终未去。后来捻军在山东全歼僧格林沁部队，引起清王朝统治集团的极大恐慌。僧格林沁是清朝有名的将军，他的部队大部分是蒙古骑兵，战斗力极强。清廷意识到，捻军已成为太平天国之后新的大敌，于是又于1865年五月命令曾国藩赴山东作战，将两江总督职交由李鸿章暂行署理。此时，湘军已大部分被裁撤掉，曾国藩只能依靠李鸿章的淮军去作战，而淮军又不受曾国藩的领导，即使交由曾国藩指挥的部分淮军，亦暗中受李鸿章掣肘。曾国藩屡屡失败，在责难声中，请求离任，清廷又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回任后，1868年五月，曾国藩由南京出发检查粮饷、武器的准备情况，开始注重军事工业，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早期人物。早在1861年九月，曾国藩还促成了江南制造总局的成立，这是清末最大的一项军事工业。曾国藩等人还设立学校学习外国语言，学习机械制造技术，翻译了大量外国工程技术书籍。曾国藩在办洋务中认到人才的重要，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请求清廷派选学生出国留学深造。这些举措，都是值得肯定的。1870年，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天津教案。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婴儿，因流行病传染而死亡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引起群众公愤。此时，天津一带又哄传幼童被迷拐事件，也与天主教堂有关。于是，天津民众于六月二十日聚集在育婴堂前，要求入内检查。正当民众代表在征得该育婴堂负责修女同意后，准备入内检查时，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报，亲自赶到育婴堂，不问情由，就把民众代表轰出堂外。次日，丰大业持枪前往会见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勒令派兵镇压，谈判未果，即行开枪恫吓。出衙门后，丰大业在路上公然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刘的随从高升，这激起了民众极大的义愤，当场将丰大业打死，随后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育婴堂，捣毁法、美、英等国教堂及领事署，并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多名。事后，法国立即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和军事威胁，并联合美、英、俄、德、比、西诸国，一起向清廷提出抗议，各国军舰集结于天津海口示威，强令清政府镇压爰国群众，惩办地方官员，并扬言：“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天津化为焦土。”于是清政府一面派崇厚为钦差大臣赴法国“谢罪”，另一面又命令曾国藩火速去天津查办。曾国藩生怕得罪洋人，一味避战求和，定下的查办方针是“但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即只求尽快达成妥协，保住“和局”，顾不了什么是非曲直。结果，天津知府和知县被革职、充军，并逮捕了很多天津爱国群众，其中，二十人被判死刑，二十五人被流放，同时，还向侵略者赔偿四十九万七千两白银。曾国藩的软弱投降政策，激起了全国的一致声讨，就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南会馆的功名匾额摘下来打碎，烧成灰烬。同年九月，在国人的一片“卖国贼”的唾骂声中，曾国藩又调任两江总督。1872年三月，曾国藩在南京死去，时年六十一岁，曾国藩死后，被清廷赠“太傅”，谥“文正”，所著重要文章集为《曾文正公全集》。此外，有《手书日记》、《曾国藩家书家训》、《曾文正公集外集》等。曾国藩信奉经世之学，他曾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及至后来，他位处显要，仍抱定“拼命报国，侧身修行”的宗旨。他在见慈禧太后时，发现了慈禧贪权而实无多大本事的真相后，十分难过，在给政治盟友胡林翼的信中说：“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待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曾国藩律己甚严，每日躬身自省过失缺点，以求日有所进，这种严格的自省精神，也流露在他给父母、兄弟、子女的书信里。他在训诫晚辈时，总是教导他们要节俭、勤奋、廉洁。他致力于复兴理学，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有时他把自己一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坚忍”两个字。曾国藩在民间，就兼有“第一名臣”的桂冠和“曾剃头”、“曾屠户”、“曾国贼”的称号。章太炎曾经说，对曾国藩，“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命以英雄诚不虚”，斥为“民贼”亦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这可作为我们今天认识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参照。二、洋务大师李鸿章李鸿章，生于1823年，本名章铜，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修。1853年，李鸿章回籍办团练，以对抗捻军和太平军。1858年到江西入曾国藩幕，成为曾国藩的门生，襄办营务。1861年奉命编练淮平，很受曾国藩赏识。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因表现突出，被清政府任命为江苏巡抚。出任巡抚的时候，他把从安徽招募的淮军也带到了上海，买了一批洋枪洋炮，又雇用了一批英、美、法的军官和士兵当教官，让他们教淮军练习洋操和使用外国武器，打算把淮军训练成一支新式军队。但是淮军人数很多，枪炮弹药全靠从外国购买，没有那么多钱，李鸿章想，如果能把制造枪炮弹药的机器买过来，雇用外国工匠，用本国的原料，自己制造军火，不就省钱了吗？这时，有一个名叫马格里的英国军医找到李鸿章说：“我学过制造军火，还会训练军队，听说你想自办军火，我愿意效劳。”李鸿章正求之不得，连忙说：“那太好了，从今以后，你在我这里当军官，负责教练枪队，我再给你一笔钱，筹办开设一个兵工厂。”不久，一个专门制造弹药的工厂在松江的一座庙里开办起来了。李鸿章还设立了上海制炮局，从香港买回制炮机器，又招募了一些英、法两国的工匠，开始制造“幵花炮弹”和一种叫“自来火”的引火器。淮军将领韩殿甲还带领一批中国工匠进局学习各种技术。后来，淮军打败太平军，占领苏州，李鸿章又把马格里办的兵工厂迁到苏州，进一步扩大规模，成了苏州制炮局。马格里通过关系，购买了一套外国舰队解散后遗留下来的制造和修理各种武器的机器设备。这样，子弹、榴弹、信管、雷管、迫击炮和步枪都陆续造了出来。1865年，李鸿章被提升为两江总督，移驻南京，他又把苏州制炮局迁到南京雨花台附近，改名为“金陵制造局”，又叫“江宁机器局”，继续制造武器。同时，他又用四万两白银买下了上海虹口的一座美国人办的铁工厂，把几家制炮局、制造局与铁厂合并起来，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不久，曾国藩派人从美国买回一部分机器也拨给了江南机器制造局，使它成为一座规模巨大的兵工厂，既能制造各种枪炮弹药，又能模仿外国的式样和结构，造出轮船。这时候，左宗棠也在福建设立福州船政局，丁宝桢在济南设山东机器局，都是生产洋枪洋炮等的兵工厂。清廷看到这种情况，害怕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权都操纵在汉人手里，对满洲贵族的统治地位不利，于是，恭亲王奕授意通商大臣崇厚等办天津机器局，请英国人密妥士当总管，打算制造火药，可成效不大。1870年，李鸿章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接办了天津机器局，进行了整顿扩充，才开始制造枪炮弹药和军用器具。李鸿章为发展淮军势力，巩固北洋地盘，又筹建海军和设置海防，加紧建设大沽炮台。他嫌前任崇厚在时所设置的旧式土炮过于落后，就和马格里商量，把在苏州储存的大炮和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洋炮运到天津，配置在大沽炮台。1875年，大沽炮台的官兵们试放该局制造的两门六十八磅的大炮时，发生了爆炸，当场炸死七名士兵，把炮身都炸毁了。李鸿章听后暴跳如雷，他立即把马格里叫来天津。马格里借故推托，拖延了两个月才到天津，李鸿章让他亲自试放，结果，又一次发生爆炸。李鸿章责问为何炮弹质量如此低劣，马格里却态度骄横，断然拒绝。原来，当初马格里帮李鸿章制造的大炮，是用于对付太平军的，所以个个有效。而这一次，大炮是安装在大沽炮台用于对付外国人的入侵，英国人马格里就从中捣鬼。洋务派办洋务，从管理人员到技术设备，都依靠外国，那些到中国工厂里做事的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打算，赚钱是一，控制中国军事发展是二。所以，一般地制造一些枪炮子弹，他们愿意干，可一旦关系到对外国人不利的事，他们就不干了。李鸿章为了挽回面子，一气之下把马格里撤了职。清政府非常重视北洋海军，这也是李鸿章经营最久、花血本最大的一项事业。因为这支海军的兴衰不仅直接关系着淮系集团的势力，同时也是洋务派同保守派抗衡的筹码。李鸿章不遗余力地创建水师。19世纪70年代，由李鸿章主持向英国购买的军舰有“龙骧”、“虎威”、“策电”、“镇东”、“镇西”、“镇南”、“镇北”等炮艇。19世纪80年代，德国的军火和造船工业有了突出的发展，李鸿章又转向德国订购战舰，他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船和“济远”号巡洋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立，并拥有二十多艘军舰，李鸿章在旅顺口、威海卫设了两个主要海军基地。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远不止这些，他还主张筹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总局等。他还创立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考察学习。1871年，他和曾国藩奏请清廷，挑选聪明的儿童去美国学习，被清政府批准。经过选拔，第一批幼童三十名，在上海乘轮船出洋。当这些幼童到达美国后，马上成为美国新闻中的轰动事件，美国总统还接见了他们。中国留学生给美国人留下了聪明能干、彬彬有礼的印象，并说他们是“中国的荣誉”。这些赴美的儿童中，就有后来成才的詹天佑、刘冠雄等。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表现积极，其办洋务的规模最大，成为洋务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李鸿章在外交上却像他的老师曾国藩一样，是一个十足的软弱派。而曾国藩又师承穆彰阿，于是在晚清的大臣中形成了一个软弱派的阵营，并且在朝中具有极大的势力，超过了以林则徐、左宗棠为代表的强硬派。而主政的太后和皇帝又摇摆在软硬之间，总体趋向是偏软弱。这就注定了晚清外交的悲剧性结局。李鸿章在国人心中形成了一个“大卖国贼”的形象。李鸿章在外交上的软弱达到了匪夷所思的境地。1885年三月，清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在凉山、镇南关等地重创法军，这场战争最后以法国失败而告终。中法战争还使法国内阁倒台。但奇怪的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战争胜利后，清政府派李鸿章与法国谈判，不知什么原因，李鸿章却与法国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规定：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统治；法越条约“均听处理”；准许法国等国人自越边界进入中国；法商入境，商税按税额减；允许法国帮助修筑滇、桂境内铁路。也就是说，中国要在这里修铁路，也必须同法国人商办等等。法国战败，竟享受了战胜国的利益；中国战胜，却甘受战败国的损失。就在李鸿章苦心经营他的北洋水师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事情原因是这样的：1894年四月，朝鲜爆发东学道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就在清政府迟疑不决时，日本劝诱清朝出兵，“代韩戡乱”，表示日本政府“必无他意”。清政府听信日本“保证”，于1894年六月五日，派太原总兵夏士威、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2000名精兵赴朝鲜援助。六日，按1885年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规定，清政府知照日本，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由，派重兵占据了仁川至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起义平息。清政府建议中日同时撤军，日方拒绝，并继续增兵。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借口“改革朝鲜内政”，闯入朝鲜王宫，俘虏国王，扶植傀儡政权。清政府被迫派兵增援。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济远”、“广乙”等战舰护送兵船到牙山，支援叶志超、夏
日韩综艺AV政治家，失后投身截然对立的正治派别，在袁世凯称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底气何来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遭到国内外反对，袁世凯宣布废止帝制、重回民国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了一个“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如下：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表示反对，以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中国的未来，除了君主立宪外，别无解纷医乱之方。说到这次洪宪帝制，杨度并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他表示：国体问题这两年闹得纷纷攘攘，我杨某确实应该负有主要的责任，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有报纸说我杨某已经畏罪逃亡，你们亲眼看到我跑了吗？兄弟等新政府正式成立后，必将前往法庭躬受审判。当然，退一步说，政见不同，亦是共和国民应有的基本权利。根据记者的观察，杨度在接受访谈时，态度安闲，并没有当时报界纷传畏罪出逃的迹象。侃侃而谈中，杨度并不对引起巨大政治动荡的帝制复辟事件有丝毫悔意，并不认为由此引发的战争，他应该负有多大责任。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洪宪帝制及其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如果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我们很容易感觉到，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他杨度的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地贯彻执行。那么，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君宪救国的理由从历史上说，杨度在武昌起义之前很长时间就是一个坚定的君宪主义者，在晚清预备立宪的整个过程中，杨度始终站在君宪主义立场上呼吁、推动并身体力行，有传言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报告有几份便是出自杨度的手笔。这件事的真实性虽说有待考究，但杨度是君宪主义者这个事实没有一点问题。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革命只有在朝廷不愿改革的时候方才有倒逼的功能，只要朝廷愿意改革，就应该支持其重构君主立宪的政治架构，阻止革命发生。我们没有办法评估革命与改良谁对谁错，但事实确实如此——当清廷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革命立即陷入低谷，大批革命党人在朝廷感召下纷纷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参与君宪主义的政治变革。武昌起义、滦州兵谏迫使清廷改“皇族内阁”为真正意义上的内阁，但在怎样重构国会问题上，清廷中的强硬派和南方独立各省争论不休。就在这个非常微妙的时刻，杨度与汪精卫共组“国事共济会”，以第三者立场调停南北，力主将君宪还是共和的问题提交给“临时国民会议”去讨论。杨度此时似乎并不排斥共和作为一个政治选项，只是这个选项因为南北僵持，正式国会无法成立，一直没找到出路。国事共济会很快结束了，中华民国很快建立起来。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下，杨度最初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合适，然而到了1915年，一战爆发，日本宣布参战且出兵中国山东，攫取了德国人在山东的全部权益，并以此逼着中国政府签字画押给予认可。更令中国人吃惊的是，日本人的要求远远超出德国人在山东的权益，其范围扩大到了满洲和蒙古。这就是被称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确实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困境。面对这样的外交困境，正确的解决办法应该是就事论事，不存在“由外交而内政”，也不可期待通过改变内部政治架构去应对外交危局。然而，杨度就在这个微妙的历史时刻这样想了，且这样做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二十一条”及换文，由外交总长陆徵祥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北京签字并交换。就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文章《君宪救国论》，上篇详述君宪救国的理由，中篇分析中华民国总统制的缺点，下篇批评清末的假立宪和民国成立后的民主立宪。经过一番复杂逻辑论证和事实陈述，杨度的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于亡国而后已。在杨度看来，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方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学理离事实有多远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言，杨度的这些分析并不令人吃惊，因为民主共和毕竟在中国只有三四年时间，而且这三四年里确实因为民主共和无法真正落实而带来很多困扰——二次革命、外交危机、周边分离主义危机，都在威胁着这个年轻的共和国。这个时候，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其实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就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不可以称帝，也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很显然，民主共和即便在法国那样的国家都经过无数次反复，那么对于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帝制传统的国家，出现一次或者几次反复应该是一种很正常的情形。所以当时不仅中国人有这样浓厚的帝制情结，即便来自民主共和国家的美国宪法专家古德诺也在他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认为最适宜中国目前情形的政治架构，还是君主立宪体制。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古德诺在1915年接受中国政府委托，就中国未来政治架构进行宪法学的研究，他的结论是，现在正在实行的共和体制并不合乎中国国情，立宪体制下的君主制其实比共和制更为优良。古德诺的这个结论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旁证。此外，日本宪法学者有贺长雄也有类似论文，都在证明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国建立之后遇到了一次真正的体制威胁。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在最初阶段袁世凯也不愿冒妨碍学术自由的风险加以干涉。然而，杨度等人不知适可而止，他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筹安会”，向全国各省军民长官发出通电，呼吁就君主还是民主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此时的杨度和筹安会已不再只是研究学理了，而是深度介入了现实政治，并对袁世凯产生了严重误导。袁世凯看了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以为很有深度，说到了点子上。及至古德诺、有贺长雄两文出，袁世凯更觉得共和病弊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一个君主立宪体制，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袁世凯的理解或许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个理解被利用了。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可能太想当皇太子了，他的那些贴身幕僚、随从们太怀念几年前大清帝国的威风了。于是，紧接着的帝制活动演变成了一场闹剧，梁士诒组织了各省国民请愿团，参政院也在这场逆流中随风而动，擅自决定以“国民代表大会”去决定国体，结果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全国“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立君宪，全体一致“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无比庄重的国体构建，就这样儿戏一样的完成了，而一辈子沉稳内敛的袁世凯竟然鬼迷心窍般地相信了这样的拥戴。闹剧即将结束时，梁启超登高一呼，震惊了全国志士仁人；蔡锷云南首举义旗，宣布了洪宪王朝的死亡。袁世凯急火攻心，一命呜呼。杨度逍遥复逍遥，以为自己的理论探讨没有错，错就错在袁世凯的实践方案不对路。杨度的坚持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以为无耻。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个事情，又不能不承认杨度的方案与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异。杨度自信他的学理研究没有错，这不是因为有美国宪法学专家古德诺和日本有贺长雄等人背书，也不是因为举国狂欢认同了这个方案，而是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是一项共识，所以杨度并不认为他的这个学理研讨有什么错。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袁公和他身边的那些幕僚们太没有用，将一件好事给做砸了。从历史层面看，杨度的辩解不能说毫无道理。只是杨度忘记了，尽管袁世凯后来的方案与你杨度的最初方案有差异，但如果没有你的最初方案，没有你那如簧之舌肆意鼓吹，中国政治会向这个方向转轨吗？一个学者的力量当然不会扭转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但是一个学者的思考如果从“私”的层面激活了领导人内心的焦虑，那么这种思考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实践。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政治家总是选择有利于自己的一面，放弃或者无视那些必要的、充分的条件。所以，杨度后来不忏悔，古德诺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错，只有袁世凯还算诚实，表示责任终归在自己，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洪宪帝制和筹安会已成往事，但杨度和筹安会给中国知识人的教训是深刻的，知识人的学理探讨即便与现实政治有关联，然而毕竟不是一回事，两者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知识人适度矜持永远都是必要的。张謇：别了，皇上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体制内抗争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十多个相关团体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做出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最后的善意忠告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
兵卫的关系户（萨摩派），也就是说，军官的升迁几乎都靠拼爹、拼关系，十分不利于他们这些背景不足的草根。其次，这几个日本鬼子还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在国外（主要是德国）受过教育或工作过，深知日德、日美之间的差距，所以他们要推翻代表腐旧的山县有朋，推进军队现代化，以实现其强盗逻辑蓝图——在外吞并满蒙，控制中国，在内建立军人独裁统治，遏制国内经济衰退，迅速强大日本。要命的是，他们的这个理想在日本陆军的下级军官中很有市场。裕仁要赶走山县有朋，“统治派”也要推翻山县有朋。裕仁有地位，也有权力，“统制派”有能力，也有实力，彼此有利用价值。双方一拍即合，于1925年向长州派发动了进攻。之所以选择在1925年发动，一是因为最大的阻力——山县有朋被病魔战胜了，已经挂了；二是因为日本此时不景气的经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动手借口——裁军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三是因为裕仁的老师、“统治派”的学长宇垣一成终于熬成了陆军大臣。天时、人和俱在，有什么理由不动手？于是，日本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宇垣裁军”开始了。近两千名来自长州的军官被清洗出日本陆军，“统治派”的那些军官则被裕仁安排进了军部，担任课长一级（属于中级职位）的职务。裕仁终于踏出了掌握军权的重要一步。大和民族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明明因为先天不足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度喜欢对外扩张，却又极度内敛自律，极度喜欢按部就班，以至于干什么都要论资排辈。譬如当时的日本军部，其高层领导几乎都是依靠资历熬上来的平庸之辈。其实，能力差些也不打紧，毕竟权力、地位摆在那，想来话语权应该把持得住。但奇怪的是，军部的这些高级军官说起话来竟然远不如那些少壮派军官管用。细细一想，倒也能想通。这些少壮派军官有能力有实力，裕仁要通过他们来干活，难免对他们放纵一些。再者，这些军官资历不够，地位不高，也需要借裕仁的领导名义实现自身的利益。在这种裕仁默许的情形下，这些东瀛岛国的“桑”为了方便干活，给自己打上了神圣的标签——为天皇服务，为“爱国主义”奋斗。所以一旦惹毛了他们，轻者把对方归为“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重者就要让对方“死啦死啦地”，即便是他们的头头也惹不起他们。因此，在“二战”结束前的日本，决策往往出于军部的中级军官，其上层领导反倒被架空，形成了“下克上”的奇特权力结构。有样学样，那些非军部的中下级军官敢造上级军官的反也就不足为奇了。相信大家也曾在影视剧中见过这样的镜头：下级军官动辄我行我素，杀气腾腾，白刃见血，而上级军官还不敢招惹这帮刺头，不得不做出让步……无论如何，裕仁和“统治派”成功把持日本的军事决策权，对于希望和平的亚洲人民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极度危险的信号。好了，对欧、美、苏、日的介绍到此为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
张学良和宋美龄的暧昧往事
这时的中国，南方的国民政府厉兵秣马，大革命如火如荼，而北方却在上演“城头变幻大王旗”。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赶走直系，才有之后的孙中山北上，可在孙中山到达北京前，冯玉祥已经离开了北京。为什么这位仁兄屁股都没坐热就离开了中国的政治中心？理由无他。无论是冯玉祥的资历与能力，还是他临阵卖主的倒戈经历，都让他难以服众、难以得到尊重。手握重兵的各地军阀都不认可他，尤其是直系孙传芳，还有喘过气来的吴佩孚，都反对他留在北京。所以，冯玉祥被迫去了张家口，黯然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其军队也由此被称作西北军。此事让老冯有些郁闷，他郁闷的时候就爱植树。后来老冯在西北植了很多树，成了保护环境的先进工作者。当然了，冯玉祥愿意离开北京，也是因为捞到了足够多的好处。西北边防督办可不是白当的，察哈尔、绥远、西北一带都成了他的新地盘。而且，在段祺瑞的平衡手段运作之下，他在“直奉战争”中的搭档张作霖捞到的好处并不比他多，这让他心态比较平衡。冯玉祥做西北边防督办，张作霖干东北边防督办，继冯玉祥开往西北之后，张作霖也离开了北京。张作霖乖乖地离开北京，自然也是有理由的。在段祺瑞和冯玉祥的默许下，张作霖的手下李景林、张宗昌、杨宇霆、姜登选先后出任直隶、山东、江苏、安徽督办，也就是说他拿到了四块地盘，只不过江苏和安徽还得从直系手中抢才行。此外，他还有一个以退为进的想法。他不想花太多的心思在北京跟段祺瑞钩心斗角搞政治斗争，他要集中所有的精力和资源统一全中国。一旦中国在手，到时候北京还不是他想来就来想走就走？1925年1月底，也就是广东大本营筹划第一次东征的时候，奉军先锋张宗昌进入上海，至盛夏的6月，奉军已大举南下，直逼长江流域，奉军势力达到顶峰，奉系和直系的又一场战争一触即发！也就是在这期间，张作霖的大公子、24岁的英俊少年张学良也来到了上海，他在这里结识了一个清新脱俗的知性女子，一位20世纪最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宋美龄从小在美国接受现代教育，知书达理。不过在她温柔娴静的外表下，却有一颗刚毅的心。大姐二姐都嫁了当世豪杰，她这个小妹也不甘落于姐后，可当世能媲美大姐夫二姐夫的金龟婿实在太难钓了，连二姐夫孙中山引荐的优质“高富帅”谭延闿都不合心意，最终以结拜兄妹的方式降温处理，那些寻常男子又岂能入宋小姐法眼。所以28岁的宋三小姐仍然云英未嫁，待价而沽。1925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举行的party上，张学良和宋美龄相识了。张学良是典型的“官二代”加“富二代”，有权、有钱、有自信，何况还有一个“民国美男”的名号。自信的男人总是分外胆大，于是张学良开始约会宋美龄。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他们私下约会过好几次。至于他们的约会内容是去看电影，还是喝咖啡，又或是更旖旎的活动……张学良就不说了。故事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了。宋美龄成了第一夫人，张学良成了阶下囚。不过，这样一个操东北腔的高富帅与一个说吴侬软语的白富美之间的一段暧昧，倒是给大家留足了想象的空间。混战
拿下上海后，张学良的老子张作霖仍不满足，一来直奉大战的奖品——江苏和安徽还未拿到手，二来张作霖也有武力统一全中国的野心，所以他是一门心思地积极策划摆平直系势力盘踞的长江流域。这一次，轮到直系面对生存危机。危急关头，孙传芳和吴佩孚站了出来，担负起了保全自己、挽救直系的重任。是不是很奇怪，之前输得精光的吴佩孚居然敢站出来与张作霖唱反调？不用奇怪，因为吴佩孚已恢复元气。别看其麾下第一悍将彭寿莘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厌倦红尘隐居了，跟随他来到武汉的都是残兵败将，其实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精锐，吴佩孚就以这些人为班底，又打造出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孙传芳和吴佩孚的串联下，直系成立了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结成了强大的反奉联盟。1925年10月，反奉联盟组成“讨贼联军”起兵反击。北洋几大军阀之间的倒数第二场大战——“浙奉战争”（“反奉战争”）拉开了序幕。直系不仅占据本土作战的优势，而且战斗力也比奉军强。孙传芳手下的头号大将——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卢香亭，带着孙传芳的起家本钱——北洋第二师，秒杀了奉系所谓的精锐：姜登选、张宗昌和杨雨霆，特别是张宗昌的王牌部队——凶残的白俄士兵雇佣军，也在卢香亭手中覆灭。奉军的境况怎一个惨字形容！仅用了六天，联军便击退奉军，占领上海。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中，讨贼联军节节胜利，奉军被逐出长江流域。后院起火！就在奉军节节败退的时候，张作霖迎来了有生以来最严峻的一次考验。张作霖麾下的悍将、张学良的结拜兄弟、奉军第三军团副军团长郭松龄在滦州造反！郭松龄反戈一击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受了欺负岂能不反抗？！之前说过张作霖对东北军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的事（整军经武），这里不再重复。当时众人都只看到了人事变动带来的好处：在毕业于正规军校的军事干部的带领下，东北军战斗力大幅提升。没有人意识到，这次人事变动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问题出在被张作霖提拔起来的两大核心将领杨宇霆和郭松龄身上。这两人权欲都极强，在军中拉帮结派，以各自学校为名组成士官派（杨宇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大派（郭松龄在北京陆军大学进修过）争权夺利。虽然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关系很铁，但也架不住杨宇霆的靠山是张作霖。因此，杨宇霆逐渐在与郭松龄的斗争中占据了上风。尤其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划分好处时，杨宇霆和其盟友姜登选拿到了江苏、安徽督办，而郭松龄什么都没捞到。有功而不得赏，令郭松龄对从中作梗的杨宇霆极其愤怒，也对杨宇霆的后台张作霖极为失望！更何况郭松龄早年出自同盟会，跟着孙中山战斗过，受到了三民主义的洗礼，本就不大看得上跟日本人勾勾搭搭、思想作风过于军阀的张作霖。于是郭松龄决定造反。他在反戈之前，拖了两个人下水。一个是欠他人情、老受东北籍军官歧视的河北籍好兄弟李景林——“五虎将”之一的奉军第一军团军团长，另一个是张作霖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别有居心的冯玉祥。三人约好了：郭松龄起兵后，李景林和冯玉祥予以配合，共同反奉。11月23日，郭松龄率麾下七万精锐在滦州举旗造反，起兵口号极有煽动性：反对内战！惩办罪魁杨宇霆！张作霖下野！张学良上台！近代东北在清朝灭亡后最大的一次战乱正式爆发！郭松龄造反的决心十分坚定。张学良本想亲自出马劝说曾经的好兄弟放下屠刀，可郭松龄拒绝见面，只是通过报纸告诉张学良：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但这个反我造定了，谁劝都没用！话音刚落就把因为出差路过他地盘的姜登选给杀了。张学良一看就明白了：郭松龄已经不想回头，也回不了头。算了，放弃吧，就让曾经的一切在这场战争中随风逝去！郭松龄自己是一员猛将，手下又是奉系精锐，再加上事起突然，顿时打了张作霖一个措手不及。起兵五天后，郭松龄拿下山海关，随后一路高歌猛进，进逼张作霖的大本营——沈阳城！就在张作霖打算弃城而逃的关键时刻，有人出手救他！“大恩人”冯玉祥
第一个给张作霖递救生圈的人居然是冯玉祥！冯玉祥又食言了，其实也不算什么，这是他人生的常态。不过要说清楚冯玉祥食言这事，还得从他先前答应郭松龄反奉的内幕讲起。这事跟苏联有很大的关系。话说中国北方局势的发展让苏联和共产国际大受鼓舞，于是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设计了一个投入不大但可能回报惊人的革命计划——“首都革命”：收买冯玉祥，让其率军进攻北京政府，同时由国共两党发动北京的工人群众予以配合，三家联手推翻段祺瑞、张作霖二人把持的北京政权，给日本帝国主义下些绊子。可加拉罕为什么会选中冯玉祥当这个计划的主角？这是因为在苏联人的眼中，冯玉祥是一个有利用价值的进步军阀。其实力看起来很强大不说，他还发动过“北京政变”，而且从1925年开始学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让苏联觉得他思想进步，与其他军阀相比，更容易被招为己用。苏联与冯玉祥的联络人是咱们熟悉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冯玉祥：如果你同意进行首都革命，苏联会在军事和经济上援助你。冯玉祥很高兴地答应了。他没有理由不答应，这可是壮大实力的难得机会。李大钊没给冯玉祥开空头支票，苏联人拿出了近千万卢布的好处：步枪，机枪，大炮，防毒面具，飞机，电话……应有尽有。冯玉祥刚应付完李大钊和苏联人，郭松龄也找上门来了，郭松龄想和他谈谈反张作霖的生意。冯玉祥认真思考了做这笔生意的好处：反张作霖也算是满足与苏联的合作条件，拿了苏联的好处不能不干活。再说了，你们窝里斗正好方便我坐收渔利。一箭双雕。因此，冯玉祥也就卖了郭松龄一个顺水人情。接下来，郭松龄、冯玉祥、李景林三人将合作意向以条约的形式——《郭冯密约》固定下来。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打败张作霖之后地盘如何分配，当然也顺便提了提造反的目的：革命，消灭军阀。但是当郭松龄和张作霖打起来之后，三个盟友之中纸面实力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便决定违约了。因为局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冯玉祥的意料，张作霖太弱了，败得太干脆了，完全没有三家合伙的必要，单干就行，我冯玉祥一人把你们全灭掉，地盘都是我的。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11月28日，冯玉祥起兵断了郭松龄的后路，让没有退路的郭松龄专心地跟张作霖死磕去吧！同日，冯玉祥部进逼李景林的地盘——天津。同日，李大钊在北京发动数万民众示威游行，包围北京政府，尝试运动夺权，失败。史称“首都革命”。12月4日，李景林宣布：支持张作霖，讨伐冯玉祥。李景林是武当派的传人，真正的武林高手，江湖外号“武当剑仙”。但此人的人品远逊武功，是棵标准的墙头草。冯玉祥一反，李景林便根据当前局势和自己多年的江湖经验，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好兄弟郭松龄完蛋的概率远比老板张作霖高。死道友不死贫道，为了自己活命，李景林遂举兵反抗冯玉祥，顺便支持张作霖，跟兄弟郭松龄挥手说再见。虽然李景林在二十天后输掉了与冯玉祥的战争，但他破灭了冯玉祥想把大家一窝端的计划，为张作霖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正所谓雪中送炭。北方一片乱战。就在此时，张作霖的第二个救星到了。张作霖的老关系户——日本人出兵沈阳。日本人救张作霖可不是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而是因为拿到了张作霖给出的好处——《日奉密约》，以及对郭松龄的三民主义背景和冯玉祥背后的苏联人不放心。在日本人和张作霖的两面夹击下，本就进退维谷的郭松龄在起兵一个月之后被俘，旋即被张作霖处决。如果人可以死而复生，想必郭松龄很难放过冯玉祥。在经历了直系、郭松龄的连环打击之后，张作霖再也没有武力一统中国的雄心和实力。更重要的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日本人此次出兵隐藏着更阴暗的目的：趁机入驻沈阳。两年后，张作霖就将为自己的引狼入室付出惨痛的代价。打完“反奉战争”，获利最丰的是孙传芳和冯玉祥。孙传芳在击败奉军之后，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兵力高达二十万人，成为后直系时代能跟吴佩孚平起平坐的带头大哥。孙传芳还请来自己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师兄冈村宁次做军事顾问，可这名日后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哪能给他出什么好主意，小鬼子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五年后开始的战争踩点。至于冯玉祥，虽说为人有点反复无常，但这一次捞取的好处非常大。他不仅趁机扩编队伍，还占据了直隶、天津、河南、察哈尔、甘肃、绥远等地，超越“东北王”张作霖，成为占地最广的军阀。难产的北伐
缓过气来的张作霖稍做休整之后，就立即出兵华北。难得的是，张作霖、吴佩孚这二位仇家居然选择联手，宣布彼此停战，共同对付目前看起来最为强大的冯玉祥。世上果真是唯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敌人。面对张作霖与吴佩孚的南北夹击，冯玉祥顿感信心不足，他决定暂时从名义上屈服，缓解一下恶劣的形势。于是，冯玉祥在1926年元旦当天宣布下野，命手下张之江代理总司令。对于服软的冯玉祥，张作霖和吴佩孚是否会放过他，下文再说。冯玉祥成为苏联人的“香饽饽”之际，蒋介石却受到了截然不同的待遇。既为了实现孙中山的主张和遗愿，更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蒋介石从1926年1月开始，便全力推动各方支持他率军北伐。但他没想到，座城的仓储也是搜刮了民脂民膏而来的（浚民之膏泽以实之），赵氏在这里同样失了民心。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晋阳。为什么选择晋阳？因为晋阳主官为政宽厚，民心向着赵氏（民必和矣）。赵襄子选择长期抗战的根据地主要看民心，说明赵襄子头脑非常清醒。其次是精心备战。赵襄子到了晋阳，视察城墙，准备兵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晋阳被知伯决开晋水淹城以后，赵襄子仍然坚持到了最后。再次是善于用人。整个晋阳保卫战，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发挥了巨大作用。备战之时，提出箭头、箭杆用料的是他，赵襄子最后就要坚持不住之时又是他提出面见韩、魏两大卿族的首领。特别是面见韩康子、魏宣子之时，张孟谈剖析了赵氏和韩、魏两家唇亡齿寒的相依关系。这种利害剖析，深深打动了韩康子和魏宣子，使韩、魏两族在赵氏即将败亡的前夜，临阵倒戈，消灭了知伯。这场充满戏剧性的斗争，张孟谈是集编剧、导演、演员三种角色于一身。计划是他向赵襄子提出来的，夜间出城，面见韩康子、魏宣子，痛陈利害，联合两大卿族，也是他策划、执行的。赵襄子的高明在于他发现了张孟谈并重用他。张孟谈大胆提出联合韩、魏两族时，赵襄子积极支持；张孟谈与韩、魏两族定下共灭知伯的方案后，赵襄子也全力执行。这样，才保证了赵襄子坚守晋阳三年、在大水淹城即将溃败之时能够反败为胜，联合韩、魏两家消灭知伯。正是有了赵襄子的三年抗战，有了赵襄子联合韩、魏共灭知伯的计划，才使知伯功败垂成，才使晋国的历史得以重新改写。四卿执政变成了三家分晋，秦国东扩道路上最大最强的晋国分裂了。如果知伯灭赵成功，那么，韩、魏两家绝难自保，最终晋国将成为知氏一卿之国，这样，也许晋国就不会分裂为三了。如果晋国不一分为三，秦国统一天下的大业还能实现吗？当然，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假设。无论如何，韩、赵、魏三家最终灭了知氏，奠定了五十年之后韩国的诞生。那么，新兴的韩国最后怎么会被秦始皇第一个灭亡呢？第17章韩国之亡秦王政十六年（前231），秦始皇打响了他统一六国的第一枪，挥师韩国。嬴政首先派兵攻打韩国的要地南阳（今河南南阳），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其占领。第二年又派内史腾从南阳出发，顺利她攻占了韩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韩国最后一位国君韩安被俘，韩国成为了秦统一进程中第一个被吞掉。的国家。嬴政在其占领的韩国土地上设置了秦国的颍川郡，战国，七雄之一的韩国正式从历史版图中消失。综观韩国被灭的过程，只经过一点象征性的战斗，秦国军队就直捣黄龙，占领了韩国都城，曾经和秦国同属战国七雄的韩国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韩国之亡究竟亡在哪里？秦王嬴政制定了吞并六国的时间表、锁定了首先灭掉的国家以及使用的手段之后，公元前231年，战争正式启动。秦王嬴政首先派秦军攻下了韩国在河南南部的要地南阳，南阳之战打得非常顺利。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30年，秦王嬴政又派驻守在南阳的秦军向韩国的都城新郑、也就是今天河南的新郑进发，这一仗打得更顺，韩国几乎没有组织起来有效的抵抗，就从版图中消失了，正式成为秦国的一个郡。韩国最后一任国君韩安被俘。这样，韩国就成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第一个灭掉的国家，而且整个过程非常顺利，秦国军队就像进驻自己国家的某个地方一样。正因为如此顺利，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秦王嬴政灭韩的部分，就几十个字，战争顺利得几乎无啥可写。然而，韩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它能够存活到最后应当说是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到了这个时候，却表现得如此不堪，连一次有效的抵抗都组织不起来？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韩国改革不力；二是地缘政治环境恶劣；三是外交乏术。申不害相韩变法韩昭侯君人南面先谈第一点，改革不力。战国时期，面对着日益加剧的兼并战争，各国都在谋求改革，只有改革才能发展、才能生存。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迅速崛起。韩国从韩景侯立国到韩昭侯继位，历经六世，都未能取得突出的发展。韩昭侯是公元前362至前333年在位，秦孝公是公元前361年至前338年在位。所以，这两位国君基本上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这两位国君也都顺应当时大势，在本国进行了改革。公元前356年秦孝公重用商欺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起用申不害变法。申不害原本是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人，曾经做过郑国的小吏（郑之贱臣），韩哀侯二年（前315），韩国灭掉郑国，申不害成为韩国人，并做了韩国的低级官员。后来，这位韩国小官因为一次突发事件引起了韩昭侯的关注。韩昭侯四年（前359），魏国出兵伐韩，面对魏军兵临城下的危急局势，韩昭侯和大臣们却束手无策。这个时候，申不害站了出来，他建议韩昭侯执圭（古时臣下朝见天子时所执的一种玉器）去拜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们并不是喜欢低三下四而不要国家尊严（非好卑而恶尊），而是目前解除国家危难最有效的办法只能是示弱。现在魏国强大，您用执圭这样的方式去拜见魏王，魏王的内心一定会得到极大的满足。如果这样，魏王就自大骄狂，必然引起其他诸侯不满而同情韩国。如此，我们只是向一个人低了头，但是，却赢得了天下的支持（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位于万人之上也）。韩昭侯采纳了申不害的意见，结果是韩国免去了一场战争的蹂躏。这次外交事件的策划者申不害自然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韩昭侯十年，魏国发兵攻赵，兵围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向齐、韩两国求援。韩昭侯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就问申不害应怎么处理。申不害此时刚刚受到韩昭侯重用，担心自己的意见如果不合韩昭侯的心意，会影响到自己的前程（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便回答说；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让我好好考虑一下再答复您（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接着，申不害不露声色地对韩国两位能言善辩的名臣赵卓和韩晃说，作为臣子，只要尽到忠心就可以了，不一定自己的意见一定会被采纳。这等于鼓动他们向韩昭侯发表意见，于是，这两位大臣分别向韩昭侯陈述了自己的意见。申不害察言观色，暗中摸清韩昭侯的态度，猜透了韩昭侯的心思后，他告诉韩昭侯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听取了申不害的意见，非常高兴。于是，韩昭侯按照申不害的意见，和齐国一起发兵攻打魏国都城，迫使包围邯郸的魏军主力匆匆忙忙撤兵回国，这样，赵国都城之困自然而然地得到解除。这就是中国军事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攻其必救之地，迫使对手回师。围魏救赵的成功，让韩昭侯再次领略了申不害的卓越才能，于是，在公元前351年，韩昭侯提拔申不害出任韩国国相，变法图强。申不害是战国时期韩国著名的思想家，他担任相国的十五年时间，是韩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时期。申不害“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国家治理得好，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诸侯各国不敢侵犯韩国（终中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那么，申不害究竟做了哪些改革，而这些改革为什么又没能改变韩国灭国的最终命运呢？从申不害的成名之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申不害是以权术起家的。这种权术就是申不害最钟情的“术”。申不害的改革，重点就在这个“术”，也就国君统治臣子的权术。韩昭侯拜申不害为相，学到的也是君人之术。有一次，韩昭侯派使者到外地视察，使者回来后，韩昭侯就问他：视察中你看到了什么？这位使者回答；没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使者报，昭侯问曰：何见也？对曰：无所见也）。韩昭侯又说，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就讲讲路上看见什么吧。使者想了想后回答说：出国都南门时，看到有黄牛犊在路的左侧吃禾苗。韩昭侯听了使者讲的情况，首先对这位使者说，今天我问你的话，你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昭侯谓使者，毋敢泄，吾所问于女）。然后下令，在禾苗生长期内，严禁牛马闯入农田毁苗。韩昭侯虽然颁发了命令，但是，主管官吏们对这道命令不以为然，依旧有许多牛马闯入农田。昭侯又下令，如有牛马闯入农田毁苗，各地要向上汇报，如果汇报得不全，要受重罚。主管官员上报了一些牛马吃禾苗的事件，韩昭侯发现上才良材料中没有国都南门牛马吃禾苗的事，便对他们说，还有遗漏（昭侯曰：未尽也）。官员们只好再去搜集材料，果然发现国都南门外还有黄牛吃禾苗。主管官员非常震惊，他们认为昭侯真是明察秋毫，忽悠不得。从此之后，官员们对韩昭侯的命令再不敢阳奉阴违了（吏以为昭侯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由此可见，韩昭侯用“术”对提高韩国的行政效率也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申不害讲“术”，但并非完全不讲法治。有一次，韩昭侯告诉申不害说，执法非常困难。电不害说，执法的要领是有功而赏，有才任官（法者见功而与赏，因能而受官）。如今你虽然立了法，但是具体执行的时候又接受身边人的请托，所以你才会感到执法困难。韩昭侯一听，马上对申不害说，我现在明白怎样执法了。后来，申不害为他的哥哥向韩昭侯要官，韩昭侯马上拒绝，申不害很不高兴（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韩昭侯说，这不是你教我的吗？我接受你的请托，违犯了制定的规矩，怎么还能让其他人遵守规矩呢，我在臣民面前又有何威信呢？你教我按照功劳大小来授官，现在你又请托我授官，我怎么听你的？申不害马上请罪说，君王真是严守法令的人啊（申子乃避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申不害为他的“从兄”请官一事是真心要官还是试探韩昭侯，我们今天已无法得知了。但是，韩昭侯确实全面接受了申不害的改革。不过，申不害的改革和商鞅的改革不同。商鞅变法更全面，更重视富国强兵的各种务实办法，更重视立法以立威；申不害的改革虽然没有忘掉法治，但是，改革的重点显然不是法治。看着韩昭侯的作为，我们就可以更明白申不害在哪些方面更多地影响了韩昭侯。有一次韩昭侯在沐浴时发现浴缸内有瓦砾，他冷静思考一番后认为主管沐浴的内官不至于失职到这种程度，应该是有人想诬陷这个内官以取代他。于是，韩昭侯照常沐浴，沐浴结束后，他对左右的内官说：我想撤换主管沐浴的人，谁能够接替他？于是，韩昭侯身边的人向韩昭侯推荐了另一位内官。韩昭侯于是召见这位内官，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在我的浴缸里放上瓦砾？这位内官以为韩昭侯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只好认罪说，如果主管沐浴的官员免了，我就可以代替他了，所以，我才在您的浴缸里放了瓦砾（尚浴免则臣得代之，是以置砾汤中）。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韩昭侯不能说不聪明，他知道是有人陷害，但是他所做的这些事情主要是在怎么样驾驭臣僚，官吏上下工夫，而没有在最根本的富国，强兵这两个方面下工夫。由此可见，他从申不害那里学到的主要是“术”，而不是“法”。孝公变法，强调的是“法”，是要富国强兵；而申不害的变法侧重的是“术”，是驾驭群臣。韩昭侯重用申不害施行改革，并没有：抓住富国强兵的根本。所以，申不害一死，改革的成效马上下降。继申不害之后，韩国还有一次变法图强的机会，就是韩国后期还有一位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法家韩非。但是，韩非一是不受韩王重用，二是韩非生不逢时，战国后期的韩国弱势已经积重难返，历史几乎没有给韩非留下多少施展才华的机会。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只是留下了一份文化遗产，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已经没有了用武之地。申不害改革的重点是“术”，“术”讲的是国君如何控制大臣，是君主驾驭大臣的手法，但这对于富国强兵却没有起到作用。申不害的改革未能触及富国强兵的根本，韩非又无用武之地，因此韩昭侯死后，韩国很快就衰落了，韩国就成为战国七雄中的落伍者。但仅仅这些因素就能使韩国灭亡吗？韩国之亡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强国环伺环境恶劣空间狭小夹缝求生韩国灭亡还有第二点原因，环境恶劣。韩国从三家分晋开始，分得的土地就处于强国环伺之中。韩国的西面是秦，北面是赵，东面是魏国、齐国，南面是楚国。疆土也只有今山酉南部、河南北部的部分地区及河北一角。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缺少足够的发展空间。魏国是战国初年最为强大的国家。秦国从穆公开始，向西戎开地千里，国土面积倍增。赵国从赵武灵王开始，向西、向北发展，国力大大增强。楚国雄居南方，吞并越国，发展空间也不断提升。齐国本来就是东方大国，也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唯独韩国，被强国环绕，没有任何发展空间，这样的地缘环境决定了韩国很难做大做强。特别是韩国和秦国两国不但相邻，而且国土犬牙交错，秦国的几位重臣都把韩国锁定为首灭之国。比如说李斯，一直认为韩国是秦国的心病，一定要首先灭掉。在秦昭襄王时期的重臣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总战略之后（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秦国加紧了对韩国的吞并。公元前294年，秦开始攻韩，夺取韩国武始（河北武安市南）、新城（河南伊川西南）。公元前293年，韩、魏联合抗秦，在韩伊阙（何南洛阳东南）被秦将白起打败，死二十四万人。公元前290年，韩被迫割武遂（山西垣曲东南）二百里地给秦，疆域进一步缩小，实力益衰。公元前264年，白起攻韩陉城（山西绛县），拔五城，斩首五万。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以南地区（《史记·韩世家》及云梦楚简《编年纪》）。公元前262年，秦攻占野王（河，南，沁阳），韩上党郡（治山西长治）丢失。公元前254年，“韩王人朝”（《史记·秦本纪》）。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继位，吕不韦出任丞相。他继续执行“远交近攻”政策，陆续攻占了成皋、荥阳等地，并把建都于巩的东周也消灭了。成皋、荥阳是韩国继宜阳之后最后一个战略要地，攻下这两地，秦庄襄王把这些新占的土地连同原来占领的西周土地合建为三川郡（《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三川郡就像一把利剑，深深地植入韩国疆域之中，对韩国形成了致命的威胁，而且三川郡又成为秦国向东方继续推进的根据地。秦以三川郡为据点，步步推进。公元前246年秦主嬴政继位，第三年夺韩十三城，继而又攻取了魏国大片土地，在魏都濮阳建置东郡。东郡西连三川郡，东接齐境，形如一把利剑深入中原腹地，截断了“山东纵亲之腰”（《更记·秦本纪》），而且对韩、魏两国都形成了包围之势，东方六国遂被肢解，此举为秦国逐一消灭各国打下了基础。所以，在秦国连续不断的进攻下，韩国国土日渐萎缩，力量日趋衰竭。当秦国攻打南阳时，韩国已经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秦军从南阳攻打韩国都城新郑之时，韩国基本上没有抵抗就亡国了。从韩国之亡上，我们可以看出，韩国之亡内外因素互相交织，内部改革不力，外部环境恶劣，韩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难度不小。但是我们不能排除在夹缝中生存的可能，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还是给了韩国生存的条件和机会，但是韩国丧失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以至于到了穷途末路的险境，那么韩国都错过了哪些机会呢？实力弱小外交乏术连横合纵朝秦暮楚韩国迅速灭亡，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外交乏术。像韩国这样的弱国小国，面对秦国这样的强邻，最佳出路就是变法图强，但是，申不害的改革没有取得像商鞅变法一样的效果。自身的强大已经不可能，剩下来只有一条路就是合纵，依靠外交取得生存权。合纵的主要目标是对付强秦，但是，韩国在合纵问题上却始终未能将联合抗秦作为中心，也未能与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