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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精品免费美女一区在线 发布时间:2023-12-19 15: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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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短视频色二卷,第15页;参见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2页。?龚鼎孳,安徽合肥人氏,与吴伟业、钱谦益同称“江左三大家”。崇祯年间为兵科给事中,后臣事李自成,授直指使,巡视北城。他因迷恋于名妓顾眉生而为时论所非。顾眉生精于诗画,后为龚鼎孳之妾。据计六奇的记载,龚鼎孳曾说,当北京失陷于大顺叛军之时,“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明季北略》,第631页。1646年,龚父忧,请赐卹典,以“亏行灭伦”,为人所劾。尽管他在顺治朝政绩颇佳,但弹章对他最主要的指责在于他的行为不检;不闻夙夜在公以答朝恩,惟饮酒醉歌,与俳优调笑取乐。又用千金置名妓顾眉生,多为搜罗奇宝异珍以悦其心。淫纵之状,为江南众士所耻笑。而且更严重的是,龚鼎孳置其父母妻孥于度外,及闻父丧,歌饮留连,依然如故。龚鼎孳因此被降两级调用。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31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与唐初儒教中兴有密切关系,并以对唐太宗直谏而著名的魏征,亦曾臣事过多位主人。617—618年,魏征为割据北方的两位义军首领(柴保昌、李密)担任谋臣;618年,他投唐高祖,为太子李建成担任侍臣;626年,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为李世民所杀,他又转而投向李世民。李世民后为唐太宗。韦克斯勒:《天子之镜》。?《东华录·顺治朝》第二卷,第15页;孙甄陶:《清史述论》,第37页。?多尔衮由于像这样的一些行为,在当时人中赢得了异常宽宏大量的美名。张怡:《搜闻续笔》,转引自郑天挺:《多尔衮》,第9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7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页。在这段时间里,范文程常说:“我大明骨、大清肉耳。”张怡:《搜闻续笔》第一卷,第8页,参见郑天挺:《多尔衮》,第7页。范文程此时专注于在扬州重建宋代著名哲学家范仲淹的祠堂。他称范仲淹为自己的祖先。姚文田编:《扬州府志》第二十五卷,第26页。?凯斯勒:《康熙》,第123页。?谈迁:《北游录》,第349页。?同上书,第355页;查慎行:《人海记》第一卷,第1页。?在明朝,百官从长安门到正午门都必须步行,年老体弱者则可乘轿。到清初,满洲诸王、贝勒、贝子可骑马入紫禁城,至景运门下马步行。昭梿:《啸亭续录》第一卷,第6页。?谈迁:《北游录》,第355页。?1644年,六部侍郎中满洲7人,汉军旗人9人,蒙古1人,汉官1人,出身不明者4人。两个职位空缺。所有这些人中有11个是从沈阳迁来的。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2页。?1644年后,多尔衮在京城的秘密代理人被称为启视员。他们主要是满人。1649年这一系统扩展到各行省。多尔衮还派遣称作启心郎的满洲官员到各巡抚和总督衙门,他们有权将满文密奏直呈摄政王。不过应该注意的是,由于他们不能随意接近汉人,所以启视员和启心郎的调查活动是受到牵制的。吕元驄:《清初的御史、摄政和皇帝》,第87页;《清初中国的腐败》,第50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8、899页。谭泰在多尔衮的亲信中居于首位,1652年4月顺治皇帝指出这群亲信是:拜伊图、巩阿岱、锡翰、席纳布库和冷僧机。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8—11页。?1598年,一个名叫索尔果的苏完部酋长率所部500户归努尔哈赤。他的儿子是著名的费英东(1564—1620)。费英东是努尔哈赤最杰出的将领,1618年他指挥攻打抚顺;跟从努尔哈赤夺金台石,破叶赫部。他的儿子图赖(1600—1646)从军多尔衮,战败李自成,后在南方多铎和博洛部下任职,以功超授三等公。但他死后,被指责密谋支持豪格,于1648年被追贬。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47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刚林还任明天启朝实录总裁。李自成占领北京期间,大顺军士卒破坏了大量明朝中央政府的档案,洗劫了诸王侯的藏书楼。据钱谦益说,尽管各大学士官衙及皇帝御书文件幸免于难,但内阁藏书全部被毁了。明朝实录中崇祯一朝事迹无可考求,1624年及1627年6月条亦缺。满清入京后,调吏员书手100人,分类整理幸免于难的文书档案。1651年3月26日,刚林力主下诏京师及行省诸官,寻访各朝实录、邸报。他还下令搜集野史。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斯特鲁弗:《康熙年间许氏兄弟对学者的半官方性庇护》,第12—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3786页。?多尔衮一次甚至谨慎地问过冯铨:“亦忆旧主否?”冯铨颇为老练地答道:如果多尔衮还记得崇祯皇帝的话,那么作为崇祯的一个旧臣也会想起他来的。郑天挺:《多尔衮》,第8页。?这些简要记载见于《多尔衮摄政日记》。此书收录了多尔衮与他的大学士们廷议的记录,起于1645年6月22日,迄于同年8月29日,极有史料价值。在廷议中,多尔衮总是先让大学士们向他大声朗读官员的奏文,接着询问详情,然后才说出自己的意见。对话是以白话形式记录的,间注有文言的赞论。对话的内容从建造宫殿所用横梁的尺寸和费用,到明朝皇帝的婚姻习俗,无所不包。这份廷议记录在宣统时被发现,后由故宫博物院刊行。?《多尔衮摄政日记》,第4页。?《多尔衮摄政日记》,第5页。?同上。?黄毓琪是著名的反清人士,他于1648年5月18日在江苏通州一座寺院里被捕。在被捕时,发现他带有总督官印。钱谦益当时已致仕,有人认为他认识黄毓琪,一定是这次阴谋的同党。如前所述,钱谦益暗中与南方的复明分子包括瞿式耜有接触。彭国栋:《清史文献志》,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0—105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79页;葛万里编:《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1—2页。?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页。?大约1624年在西安附近发现景教碑的时候,钱谦益正在北京。他是第一个研究唐朝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国人。傅路德:《乾隆时期的文字狱》,第101—102页。钱谦益的文化成就也证明他与清廷的合作是有道理的。钱谦益认为文化具有无限的潜力,在异族统治下是能够繁荣的,他甚至常常暗示异族入主之时,就是表达汉文化传统的最佳时机到来之际。在这些王朝统治下,政治相当松弛,“法网宽弛,人们不必身役为官”,因而,比如在元朝,我们可以发现有众多的诗社,而文化受到促进并发展了。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第370页。?例如,顾炎武拒不与钱谦益有任何交往,从不与他交换名帖。当顾炎武因旧仆陆恩告发而入狱时,他的好友归庄去向钱谦益求情,而顾炎武并不知道此事。归庄请钱谦益开恩,告诉说顾炎武要来拜访他,认他为师。有鉴于此,钱谦益答应为顾炎武说情。在钱谦益插手之后,顾炎武被释放出狱了,但他立即在大街上写了一张揭帖,公然署名声明:“我不是钱谦益的门生。”谢国桢:《明清笔记谈丛》,第50页。当时,有人说钱谦益热衷于功名,颇多欲求,朝三暮四,没有原则。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11页。?钱谦益直到死时,才重新得到了人们对他的些许敬意。例如,1664年,黄宗羲及其兄弟黄宗炎前往钱谦益家。实际上,黄宗羲是前去料理他的丧事的。汤姆·费希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8页。?葛万里:《钱牧斋先生轶事及年谱》,第26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0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世祖实录》第三十七卷,第2—6页。?同上书,第7—14页。?张其昀编:《清史》,第43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99页。?多尔衮的头衔是在1648年12月21日皇帝在天坛和社稷坛行冬至仪式的时候改动的。当时据宣布,多尔衮以及几位先祖将得到晋升。多尔衮这次晋级的表面理由如三天后所宣布的,是因为他给天下带来了和平。实际上,多尔衮做此变动是因为他想把自己与顺治皇帝真正的叔父区别开来,想更加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身份高于其他像济尔哈朗那样的亲王。满文中Haniamawang(汗,伊,阿玛,昂)意为“汗(君)的父王”。在原始满文书籍中,Oiama(斡伊,阿玛)则为尊称。例如,当努尔哈赤与布占泰相遇时互称对方为“ama”(即汉文“父”)。郑天挺:《探微集》,第113—118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21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1页。?阿济格还反对破例由多铎次子多尼袭封王位。《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1645年7月26日,多尔衮问他的大学士们明朝皇帝的宫女选于何处。大学士等奏:朝廷传旨,令礼部选王府,请圣旨,选于其国。当多尔衮提议满洲皇亲现在也可以这么办时,大学士们坚决反对:“此时天下初定,民心惊恐,此事必不可行。”他们还警告说,清朝各王府应节俭,不要给予大量俸禄。明朝灭亡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众王侯成了一个沉重的财政负担。多尔衮同意了这个策略,他宣布他将等以后再渐次定制,颁赐宗禄。《多尔衮摄政日记》,第7页。后来,多尔衮还与其他满洲谋臣商量,告诉他们他在考虑向所有王侯授予封地,就像明太祖所做的那样。索尼和其他满洲贵族反对这个措施,也说明朝时王侯独占太多的土地,损害了百姓的利益。1650年最后制订了授封田地条例。亲王授地1440亩,郡王900亩,贝勒720亩,贝子540亩。这一相对有限的封地制度,遂为一朝通制。比较起来,它远远少于明朝贵族的财产。郑天挺:《多尔衮》,第10页。?吴秀良:《中国的交通》,第13页;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70—71页。?批评王大臣会议权势式微的人抱怨皇帝控制了议事日程,他们提议各部自己准备议事日程,有自己的代表讲话。他们还力主同僚更加大胆地发表意见。“近来会议,有迎合上意而言者,有因一己之爱憎而言者,有缄默以从众者,有观望大臣不肯轻言者,不几有悖会议之意乎?”《世祖实录》第一三六卷,引自王思治、金成基:《从清初的吏治看封建官僚政治》,第137页。?《世祖实录》第四十四卷,第2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4页。?陈名夏陈情请求终制,因而实际上被允许暂假归葬。?张其昀编:《清史》,第3788页。?吴山嘉:《复社姓氏传略》第八卷,第6页,列刘子壮为复社成员,参见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我们可以确知有150多名复社成员参加了科举考试,或已出仕满清。艾维四:《陈子龙》,第145页。?米勒:《父与子》,第8页。?陈捷先:《满文清实录研究》,第101—102页;鸳渊一:《清朝顺治初世的派阀抗争》,第5页。我们可以想象参与编史的汉人大学士是欢迎有机会来制造这种印象的,即满族人的王朝在亚洲东北部具有悠久的历史,这样其本身就有了正统的地位。同时,它又与明王朝分享它们所共同拥有的王土。强调满人的王朝起源于从前的金朝,也可将它的正统地位上溯得更为久远,这样有助于证明他们自己臣事于征服者是正当的。这有点像罗马人卡西奥多罗斯的情况。他是南哥特统治者西奥多的检察官,西奥多从488年至526年统治罗马。他写了一部哥特人历史,表明哥特人有过17代国王,其起源属于罗马历史。另一方面,满族人看来没有哥特人那种文化上的自卑感。相反,他们像蒙古人入侵波斯时那样,感到自己在军事上强大的优势。“如果合赞汗和合儿班答委托拉施都丁来为他们撰写历史,照理说他不应该在蒙古人和从前光荣的波斯人之间搭上什么联系,这就使蒙古人显得可敬。他们把自己的功绩看成自己的历史的恰当主题。”D.O.摩根:《蛮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和波斯》,第309页。?1650年3月,令部事不须题奏者,付博洛、尼堪和满达海料理。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45页。?《世祖实录》第四十九卷,第11页。?同上;萧一山:《清代通史》第一卷,第382—384页;黄仁宇:《明代财政管理》,第122页。?喀喇城(黑城)即现在的滦平县,位于滦河边,靠近热河。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45页。?张其昀编:《清史》第一卷,第46—47页;金声:《金忠节公文集》,第217页。?《世祖实录》第五十一卷,第11页。?吴伟业:《吴梅村先生编年诗集》第十二卷,第1页,见《太崑先哲遗书》。?第十三章顺治朝江风吹倒前朝树。吴敬梓:《儒林外史》一回多尔衮对于由谁来继承自己的位置并未做出安排。他由于自己没有子嗣,就不顾阿济格的反对,收养了多铎的儿子多尔博。不过多尔博还太小,不能在皇父摄政王猝死后发生的阴谋和勾心斗角的斗争中起多大的作用。对多尔衮所曾占据的统揽摄政大权并统帅三旗满洲军队的显赫权位,马上就出现了两个主要的竞争者。一个就是阿济格,另一个是多尔衮的部将武拜。武拜声称他得到过多尔衮的口谕,充当多尔博的保护人,不过这不是他参与竞争的唯一根据。他真正的基础在于他实际上控制着正白、镶白两旗军队,这是多尔衮交给他统率的。所以,阿济格如果想要接替多尔衮的位置,就绝对有必要从武拜手中接管那两旗军队,于是他准备在1651年1月8日多尔衮灵柩还京后的几天之内行动。要是由武拜独自对付阿济格,动员两白旗军队,坚持由多尔博继承摄政王位,那么就可能会从这一继位危机中产生一种满洲人的幕府。但历史事实却是武拜及其支持者转而求助于其他满洲亲王,尤其是济尔哈朗,来反对阿济格。前辅政王济尔哈朗是在湖南击溃桂王军队、捕获了何腾蛟后,于1650年班师回京的。这个53岁的亲王不愿意坐视阿济格继承多尔衮的摄政王地位,因此,他与其他几位主要的亲王密谋策划,在1月26日多尔衮的葬礼上派人逮捕了阿济格,控告他密谋作乱。以当时14岁的顺治皇帝的名义,把阿济格投入监狱。阿济格后来就在狱中被迫自尽了。济尔哈朗与武拜的共同敌人被击败了,这两个同盟者互相之间现在开始为控制政权而争斗。在武拜一方,他让顺治任命自己及好几位他的追随者为各部尚书。而在另一方面,济尔哈朗则开始培植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的固山额真和高级军官效忠自己。这前两旗本来直属皇帝,自然是被多尔衮强占去的。济尔哈朗显然力图争取这些将领,他们因多尔衮夺去了自己的军权而颇为怨恨。与此同时,他也在试图暗中瓦解正白旗,正白旗是武拜兵力的支柱。而当他最终真的设法在阿济格被捕后把正白旗的苏克萨哈争取过来时,力量对比的优势就从武拜转向了济尔哈朗一边。正黄、镶黄、正白三旗被赋予一个新名称:上三旗。2月1日,宣布摄政期正式结束,皇帝亲政的新时期开始。

                      皇帝亲政

                      如果济尔哈朗指望从幕后操纵顺治皇帝,就像多尔衮(2月8日,清廷追封多尔衮为帝,庙号成宗)一样,而在幕前支配朝廷的话,那么他是大大低估了福临利用亲政来统揽朝政的能力了。顺治皇帝虽然才14岁——按西方人讲实岁算法只有12岁——但在多尔

                      极拥护他的阎锡山、陈宧等人更加积极地落井下石,就连他曾经可以信赖的北洋军,眼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都打起了小算盘,没有人站出来支持他。众叛亲离的压力、长期的政治斗争和繁重的公务压垮了袁世凯本就有病的孱弱身板。袁世凯倒下了。当年的意气风发,纵马驰骋只能在脑海中回味了。23岁朝鲜对抗日本,金戈铁马,势不可挡。36岁天津练兵强军,谨小慎微,青云直上。42岁直隶改革开放,奋发图强,四海仰望。52岁出山终结清朝,群雄束手,威盖四方。他结束了一个长寿的王朝,也创立了一个短命的王朝。他结束了一个时代,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数十年艰难险阻、往事故人的影子如浮云般从他心底流过。他建立过不朽功勋,也犯下过严重错误。为了这一切,他付出了自己的青春、理想、家人、朋友、属下、自由和爱情,而现在一切都走到了终点。残阳如血,苍穹低垂,回望自己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决定用下面这句话为自己的一生画上句点: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带着无尽骂名去世,时年57岁,他也没能打破袁家牛人活不过58岁的纪录。新的开始袁世凯的故事就此结束了,下一个故事却即将开始。袁世凯去世后,王士珍等人打开金匮石室,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一心想当太子、一心想继承皇位的袁克定,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很早就进入政界的他随着父亲的倒下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袁克定贪恋权位、误国误民,连带害了老父,算是一无是处。但在抗战时期,身处北京的他宁可潦倒度日,也不接受日本人的邀请,拒绝为日本人效劳,可说大节无亏。雄心勃勃的北洋兄弟们终于逼死了老帮主袁世凯。但袁世凯死后的民国,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继续共和。共和在当时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虽然在实施过程中有诸多不足,甚至乱象频生,但从国人对袁世凯复辟的态度来看,足以证明民主是民心所向,共和是民心所向。一次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次失败后就放弃,中国人民还将继续为争取自由、民主、平等而不懈努力!第一章孙中山召开战败总结大会

                      失败总结大会

                      这边“反对‘二十一条’”、“护国战争”等事件跌宕起伏,各种力量忙于角逐纷争,那边孙中山先生也没闲着。“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去了日本,而留在国内的同志们又回到了以前那种驾轻就熟的个体户单干的模式,遇事就炸,上去就打,打不过就跑。来到日本的孙中山,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二次革命”总结会议。总结大会的主题不是官场中常见的“坏事变好事”:工作中一旦出了纰漏,重中之重就是组织同志们积极总结,表示大家在这次失误中吸取到了很多教训,有利于日后工作的开展,甚至借机树典型,表示在这次失误中,某某同志头脑清醒、身先士卒,避免了更大损失。对于此类出事之后不深挖根本原因、不问责相关人员的形式主义,孙中山先生是不屑为之的。在会议上,孙中山对共事多年的黄兴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克强,都赖你,你反对在‘刺宋案’发生后立即开战,以致贻误战机。战争打响后,你又说我不懂军事,阻挠我率军到南京,结果遗祸匪浅。后来你又不坚守南京,自己一走,三军无主,最终失败!”黄兴愧疚地说:“南京失败,弟应该负责任,万恶所归,也甘愿接受,对于我去南京代替先生指挥之事,我是怕先生在战争中受伤以致影响革命前途,才那样做的”。孙中山也觉得自己话说得有点重,于是又好生安慰黄兴,总算是把黄兴安抚好了。接着孙中山又说:“国民党党员思想混乱,党员各自为政、党内不团结,不听我的话,使我的主张得不到贯彻,是‘二次革命’失败的主因。”这话很多人不爱听,黄兴当即站出来替大家说话:“‘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根本不是你说的党员不听号令的问题。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继续维护国民党,加以整治,力求扩充。”黄兴一席诚恳直言,孙先生并没有听进去。孙中山是个相当有主见的人,你国民党不是不听我的吗?没关系,反正国民党也散了摊子,我就另建一个组织,谁想加入我这组织,谁就得按指纹,宣誓效忠我孙中山。按指纹,还服从个人,这怎么有些像小混混入帮会啊,是不是弄错了?没弄错!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亲手拟定入党誓约,这个党叫“中华革命党”,名字很大气。黄兴看在眼中,难受在心里。他也不愿意让步与屈就,于是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远走美国。算是避免了本就不够强大的组织继续分裂,应该说非常顾全大局。很多人看到这里,难免心中不安:国父一代圣贤,怎能行事如此霸道?其实,非常时期非常手段。再者,人无完人,孔子也说“大德无亏、小德出入可也”。不管怎么样,孙先生的革命斗志并没有因为一次次的失败而有所减弱,重新来过就重新来过!孙先生身上最宝贵的品质就是信仰坚定、绝不服输,必要时破釜沉舟,为远大目标动用非常手段亦在所不惜。陈其美死创业艰难啊!哪怕是孙先生这么大牌的斗士,愿意跟他按手印入党的人也不多,还好有那么几个铁杆心腹支撑场面。陈其美力排众议,第一个按手印加入。黄兴走,宋教仁死,汪精卫淡出,行事果断、心狠手辣的陈其美终于熬成了二号人物。可是他并没有坚持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这里就顺带提提陈其美的结局吧。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被刺杀于上海法租界。这起刺杀案的行动总指挥是张宗昌。此人本为一介草根,却凭借以耻为荣、无知无畏的浑人性格,先后在陈其美、冯国璋、张作霖和日本人手下折腾,成为近代史上最有名的粗鄙军阀。这起刺杀案的背后主使是袁世凯先生。他派张宗昌干掉其前任老板陈其美的动机只有一个:报复。一来袁世凯、陈其美两人已经因为“刺宋案”结仇;二来陈其美暗杀了“二次革命”之后袁世凯派来的上海军政大权一把手郑汝成。陈其美遇刺后,由于很多人都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张宗昌干的,都怕被戴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唯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除了第一个按指印的陈其美,接下来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有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许崇智。这个比较陌生的廖仲恺需要提点几句。此人乃广东客家人,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留学日本攻读经济学专业,是一名搞经济的好手,算是孙先生的财政总管。此外,其政治嗅觉不错,是一名不错的政治家,他将在今后的革命进程中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后三人是孙中山麾下少数几个能拿得出手的将领,不过朱执信几年后牺牲,紧跟着邓铿也被刺杀,而许崇智先生虽然资格很老,带兵的能力不错,智略中上,但在女色方面情难自禁,尤其是对鸦片没有抵抗力,这让孙先生非常无奈。虽然后来孙中山又找了一个当时著名的“革命圣人”张静江帮忙,也未能彻底改善缺乏人手的窘境。不过,这种局面倒是为一个人的上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下面就隆重请出这个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当时的小人物、以后的大人物。他在刺杀陶成章一案中有过重要表现,而那个为陈其美收尸的瘦削俊朗小伙儿也正是他。他后来统治中国二十余年,领导中国度过了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短暂的富三代生活蒋家与之前讲过的袁家不同,做了几百年的农民,却没有出过一个当官从政的人(胜清三百年间未有一人求通仕籍者)。估计要么是没钱读书,要么是有钱了却读不出来。好在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还可以选择经商。浙江经商之风始自战国,清末尤盛,浙商特别是宁波帮也由此兴起。位于浙江宁波奉化县的蒋家正是宁波帮的一员。兴盛蒋家的英雄叫蒋斯千。蒋斯千同志是一个很有头脑的农民,他果断地弃农经商,靠做小生意攒出了第一桶金,并辅以如下两条致富之道,最终发家。致富之道一,看准市场。他开了一家官盐专卖店——玉泰盐铺,这是他的主打生意。历朝历代,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资源,属于管制产品,其开发权和经营权全部归中央政府。也就是说,盐这种产品归国有垄断,其境况有些像石油之于中石油和中石化。蒋斯千同志花了很多心思,走了很多关系,才搞到政府的特许经营权。之后他就以盐作为市场发力点,打开了当地的市场。致富之道二,产品迎合了消费者需求。除了盐,他还兼营大米、面、油、石灰、烧酒等热门产品,其产品种类之全堪比今天的小型百货超市。这种贴近生活、产品与本地特点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认可和支持。加上他一贯坚持诚信经营,因此生意在当地十分兴隆,蒋家也就此成为乡里的土豪大户。后来,蒋斯千让二儿子蒋肇聪接班,自己享受夕阳红去也。蒋肇聪子继父业,但他只继承了老爹的精明,却没能继承做人的诚信。他能说会道、热衷乡里公共事务,年纪轻轻就在当地闯下了“埠头黄鳝”(形容人无比的油滑、精明)的大名,是当地著名的“兼职律师”。据说蒋肇聪同志代理案子很有一套,通常暗地里说动原告和被告参与“竞价排名”,逐步提高代理费用,而他就从代理费用中抽出一部分打通官府,自己和官老爷通过吃完原告吃被告,成为官司中的赢家。蒋肇聪先生也算是小有本事,作为一名没有垮掉的富二代,他先后娶了好几个老婆,不过此处我们只关注他的第三任妻子王采玉。王采玉精通女工,也读过一些诗书,知道一些圣贤道理,但运气着实不好,年纪轻轻就子夭夫亡,年轻守寡。在街坊邻居的非议之下,没办法之下躲到一个寺庙带发修行。后来她二婚嫁给蒋肇聪。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1887年10月31日,一个男孩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比他多年后的强劲对手毛泽东大6岁。蒋斯千先生亲自为孙子取名蒋周泰,小名瑞元。蒋斯千不仅是个好生意人,好老板,还是一个好爷爷。从瑞元生下取名、饮食起居到入塾求学,无不给予入微关怀,给了瑞元一个极其幸福的童年。蒋肇聪晚来得子,但他肯定没料到,这个第三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日后会成为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单亲家庭的问题少年蒋周泰7岁之前的童年生活,是极其幸福的,是无忧无虑的。但这种生活在他7岁那年戛然而止。7岁那年,祖父病逝。第二年,父亲逝世。随后,蒋周泰同父异母的兄弟蒋介卿强行要求分家。王采玉不愿与其争执产业,就把玉泰盐铺的全部资产都给了蒋介卿,自己只要了几间老屋和一些耕地。这一系列变故令蒋家走向衰落,王采玉不得不凭一己之力带着蒋周泰和她的另外三个孩子过日子,生活十分艰辛。因此,望子成龙的王采玉把全部心血都放在了蒋周泰身上。她拿出了所有能动用的钱和关系培养他读书求学,指望他争气成才,光宗耀祖。可蒋周泰同学的表现却让老母很不省心。因为他有太多太多的性格弱点让老母操心,他孤僻、逆反、暴躁、任性、多疑,不轻易相信他人,着实是一个令人头疼的熊孩子。当然,这也不能全赖他,这应该与基因缺陷以及家庭教育的缺失(单亲抚养长大)有关。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令老母头疼的蒋周泰非但没有在乱世中碌碌而终,反而干出了一番伟业青史留名。这倒也不稀奇,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了不起的特质。出身商人之家,在社会底层长大,令蒋周泰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冒险、好勇斗狠讲义气的野性和脸皮超厚的韧性。野性和韧性兼备,实在彪悍。4岁那年的除夕之夜,蒋周泰便向世人展示了他那敢想敢干的冒险精神。他为了验证脑海中突然迸发出的一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念头:从喉咙到胃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便果断地把一根筷子从喉咙插入体内。实验数据是出来了,可惜把自己搞得脸色苍白直至昏迷,也把家人吓个半死。除了拥有成功所必需的野性和韧性,他的血液里还流淌着几样重要的东西:争强好胜、不服输,这是成功路上不可或缺的动力。除此以外,蒋周泰其他的天赋都很一般。与同时期的那些猛人如蔡锷、阎锡山相比,他的学习能力显得十分普通。虽然4岁就入学,14岁就娶了媳妇儿毛福梅,但到16岁也没有考上秀才。所幸他就此绝了继续考科举的念头。刚好那会儿袁世凯等人掀起了办新学的高潮,蒋周泰同学也加入了读新学的大军。在校期间,蒋同学因为不满学校偏重旧学的课程安排和保守的教学方式,多次作为学生代表跟校方叫板。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他在求学过程中不得不辗转了多所学校,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头。上路不断变化的环境锻炼了蒋周泰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知恩图报、喜好结交的他在此过程中结识了多位影响其事业进程的同学和好友,这些人才是他后来取得成功的秘诀。虽然上的是新学,学的是英语和算数,但蒋周泰在吸纳新学的同时,却并不排斥旧学,具有相当的国学国文基础。用咱们中学政治课本上的话讲,算是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他常读《传习录》和《曾文正公家书》此类的书,对明朝“一哥”王阳明、清朝“一哥”曾国藩的处世哲学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从二位前辈先贤处学到的“忠孝节义”立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蒋周泰尤其崇拜曾国藩。他的床头一直摆着一部书——《曾文正公家书》,这是他的最爱。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深爱曾国藩,他说:“曾国藩自己成功,也让别人成功,自己发达,也让别人发达,别的姑且不论,仅此一点就能做我们的老师!”曾国藩是一个严格修身、自省的人,他有个写日记的习惯,这本日记叫《过隙影》,每天记录自己的错误。于是蒋周泰也模仿偶像,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记里反思自己。例如,蒋周泰比较好色,时常因为女孩子动心,他受不了这样的自己。有一次,他看见一个女孩子,又动心了,当晚便在日记里写道:“见色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受偶像曾国藩的影响太深,16岁的蒋周泰给自己换了一个名字,叫蒋志清,可能想表达像曾国藩那样匡扶大清的志向吧。学新学自然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谈论一些时政,像孙先生伦敦被抓、日俄战争、晚清立宪之类的话题。要不说人在青少年时期思维最为活跃呢,蒋志清念着念着新学,听着听着时政,就动了去日本学习军事的念头。1906年4月,蒋志清满怀希望地登上了去往日本的轮船。凭着一腔热血留洋的蒋志清到日本后,四处碰壁,他要求上军校,但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蒋志清不知道来日本读军校也是要有资格的。那会儿不像今天有互联网,很容易利用搜索引擎查阅自己需要的资料。那时候没有人告诉他: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这很好理解,那时的日本俨然就是反清的革命根据地,所以清政府要对留日学生严格把关,过滤掉那些对朝廷来说思想不过硬、政治不合格的人才,避免他们在日本加入孙中山的反清大军。若是让孙中山领着一众跻身于世界一流军事院校的专业人士反清,想想都不寒而栗。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愣头青蒋志清,一筹莫展,不知道何去何从,只好流离于东京的街头小巷,漫无目的地浪费着一天又一天。折腾了一段时间之后,蒋志清只好放弃军校而选择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在此过程中,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认识了大他近十岁的陈其美。陈其美那时已经在日本折腾了一段时间,不止如此,他还拥有自家兄弟成功留学日本的经验,实属货真价实的前辈。于是他出于一时好心指点蒋志清:你还是先回国读保定军校吧,这样被保送日本的概率最大。陈其美那时肯定想不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兄弟,居然会在不久的将来照拂

                      干了一仗,结果让全国人民大跌眼镜——冯玉祥居然赢了!可能大家以前对冯玉祥的印象不大好,但看到他坚定的抗日立场,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改变对他的看法,觉得冯玉祥也有值得佩服的一面。不错,冯玉祥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甚至他的不断倒戈让人对其军人操守都产生了怀疑。可就因为在民族大义面前,作为一个实力所剩无几的地方军阀,他敢于站出来抗争,就可以面无愧色地告诉全世界——我是一个合格的中国人!但冯玉祥的单干行为有违南京国民政府的“隐忍”政策,因此这支部队得不到任何有效的支持,没有坚持多久便散伙了。这支抗日部队的核心将领里有一个叫吉鸿昌的人,没错,就是中原大战中“诈降”蒋介石的那个吉鸿昌。不过吉鸿昌没有死于日本人之手,而是被南京政府处死,就因为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汪、蒋二人不能容忍的。1934年,抗日的冯玉祥步履维艰之际,原本不抗日的张学良已从欧洲归国。此次长达九个月的欧洲之行,让张学良收获不少。他不仅成功戒掉了毒瘾,还往思想革命的熔炉里添了几把猛火。张大少这次去欧洲,招待他的人是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齐亚诺不仅是他的好哥们儿,还是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因此,张大少受到了意大利的官方礼遇和墨索里尼的接见,很长面子。即便他后来多次去巴黎、伦敦、柏林“采风”,甚至还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但他都回到了意大利,回意大利静心感受欧洲浓厚的备战氛围给他带来的亡国危机感,潜心思考如何利用强大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解救中国。似乎连墨索里尼都被张大少的学习态度感动了,在他临回中国之际,给其颁发了荣誉奖章——意大利十字勋章。回国后的张学良,面临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如果热河不丢的话,那么张学良说话还会有些分量。毕竟热河是华北的门户,光看这一点,蒋老大还会给他些面子。结果热河还是在东北军手中丢了,到了这份上,他手下军队怎么养,就要全看蒋介石的脸色。话又说回来,刚开始,对于身体状态好转和思想被法西斯主义武装过的张学良,蒋委员长还是抱有殷切期望的,先后给他安排了两份十分重要的工作——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武昌行营主任,但残酷的结果让蒋委员长十分失望。实际上,在欧洲经历了法西斯的洗礼后,张学良已经在思想认识上,与老大蒋介石取得了高度一致:抗日,但“攘外必须安内”。他在和红军开战之前,如此对参与“剿共”的东北军做思想动员:在将可能“亡国灭种”的中国,其先决问题是“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政府,有了健全统一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毕万闻《张学良文集》)……但问题是,东北军的战斗力远跟不上老大张学良的思想“进步”幅度,在和红军的交手中一直被削。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只得重新给张学良安排一份工作——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将张学良调到西北(陕西、甘肃一带),是出于如下两个原因。原因一,制衡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和西北“马家军”。“马家军”是指马步芳等人的回民武装,他们趁中原大战冯玉祥惨败之机,接收了冯玉祥的部分地盘。蒋介石担心杨虎城和马家军坐大,因此要找个人去制衡他们。这种挑拨军阀内斗的手段,蒋委员长向来拿手。原因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剿匪”,让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对付实力看起来稍弱的西北苏区,那里有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等人率领的西北红军。蒋委员长自然不会把“剿匪”的希望全部放在张学良身上,他早就开始了亲力亲为。

                      杨永泰献“剿匪”大计

                      1932年年中,蒋介石来到武汉,组织“鄂豫皖三省剿匪总部”,亲自“围剿”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在武汉,蒋介石收到了一份不错的礼物——一条事关“剿共”的锦囊妙计。这条妙计写在一篇被后世称作《政治“剿共”万言书》的文章里,文章的作者是其首席谋士杨永泰。为便于大家理解这篇枯燥的《万言书》,此处特将其内容转化为一场情景对话。话说杨永泰敏感地窥测到主公蒋委员长的心病——“剿共”不力之后,不眠不休,挠破脑袋,想出了一条惊天大计……杨永泰对着正襟危坐的蒋介石分析道:“四·一二”以来咱们杀了多少共产党人,可为什么屡杀不绝?现在我们国民党掌握了全国主要的财富,主要的人力,可以号令几百万军队,却连几十万红军都消灭不了,这是为什么?所以共产党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光靠军事是不可能消灭共产党的。杨永泰偷偷看了看蒋介石的脸色,发现蒋介石没有任何不快。于是他接着说:咱们前三次“剿共”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把红军看成是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红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它与军阀部队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红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我们也就来个政治“剿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看着蒋介石露出若有所思的神色,杨永泰再接再厉。他说:所谓七分政治,关键就在于分离共党与民众。我有几个不成熟的建议:其一,由上而下。澄清吏治,对贪赃枉法、横行乡里的土豪恶霸绝不姑息,让苏区的老百姓看到国民政府的决心和诚意。其二,由下而上。团结中农、贫农,加强救济力度,想办法提高苏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只要让老百姓吃饱穿暖,他们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三,在“剿匪区”原有的省和县两级政府之间,增加一级“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加强对社会的控制。其四,实行“保甲制度”。虽然咱们民国受西方以“个人”为社会组织单位的政治观念的影响,废掉了这个从北宋王安石开始就一直在使用的制度,但咱们可以在“剿匪区”恢复它。譬如十户为甲,十甲为保,有为“匪”通“匪”纵“匪”情事者,联保各户,实行连坐。一家出了共产党,或是跟共产党有关,保甲内的其他几家,全都跟着吃“挂落”!通过这几种手段,渐使苏区老百姓日益脱离共产党,不为共产党所左右。解释完了七分政治,杨永泰继续侃侃而谈:所谓三分军事,乃剿抚兼施,重兵“围剿”共产党,不留后患,但同时对于投过来的共军将领给予宽大和出路。法眼如电,够毒辣!这位仁兄真是个人才。有人说,历史是由人民改写的。其实,一个重要历史人物在关键时刻的一个重要决定也许同样可以改写历史。蒋介石从善如流,忠实地执行杨永泰的设计,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时收到了效果。张国焘显然想不到蒋介石的水平提高得这么快。在蒋介石的政治、军事双重进攻之下,他手忙脚乱,连失阵地,向西退到了川陕边界。为此番“剿共”立下汗马功劳的杨永泰,受到了蒋介石的奖励。这份奖励跟杨永泰的一项建议有关。杨永泰建议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确实让蒋介石办起来了,但并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也没有经过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批准,算是违法产物。事实上,对这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有意见的,还有跟人事权有干系的一众人马,譬如CC系。不过在战争年代,军人大过天,蒋介石说了要办,就是要办。在杨永泰的撺掇下,蒋介石把十多个省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用人权和行政权都划到了杨永泰名下。就这样,杨永泰和他的政学系从中捞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得罪了强大的CC系、行政院和立法院。打完张国焘,时间来到了1933年,蒋委员长决定趁热打铁,他要亲自指挥第四次“剿共”,“围剿”中央苏区。于是在希特勒组阁的同日,即1933年1月30日,他再次来到南昌行营。在开战前,蒋介石给自己的超级谋士杨永泰出了一道难题:如何解决南昌行营组织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杨永泰民国第一谋士的名头不是白叫的,他踩在清朝皇帝们的肩膀上,对军机处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创新,“生产”出了终极解决方案——传说中的侍从室。虽然侍从室被历史渲染得黑影幢幢,神秘莫测,但其本质上也就是一个党、政、军的最高决策机构,一个全心全意为蒋委员长搞独裁服务的机构。简单说来,侍从室也就是三个处、一个侍卫长室、一个参事室。侍一处负责军事、情报业务,如戴笠这种大特务头子就得接受侍一处领导。侍二处以处理党务为主,即使陈立夫他们控制的党部也得被侍二处管一管,号称国民党第一神笔的“领袖文胆”陈布雷,就曾当过侍二处的头头。侍三处负责人事考核,管理全国的干部考察和任命。侍卫长室负责保卫蒋家安全,相当于“皇家卫队”。参事室研究内政外交,实际上就是智囊团,地位有些像如今的社科院。自从有了侍从室这个如臂使指的贴心机构,蒋委员长办起事来往往一气呵成,效率大为提高。可就在蒋介石的“剿匪”工作做得如此顺风顺水之时,传来了一个让他抓狂的坏消息——福建反了。

                      蒋介石的新突破

                      蒋介石不由得仰天长叹:中原大战好不容易平定了国内最大的三个反对派,总算能腾出手来对付势力日益强大的中共。原以为中共只是一帮“土匪”,大军一到必定灰飞烟灭,可没想到,连续三次“围剿”无一成功。就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时,却发生了“九·一八”,后来又是“一·二八”。现在第四次“围剿”刚开了一个好头,福建又反了。中原大战后一度出现的良好局面立刻灰飞烟灭。老天,你怎么就不能多给我点时间?!大家一般只知道绑架蒋委员长抗日的“西安事变”,但实际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而是第十九路军。蒋介石自任总司令前往江西“剿匪”的同时,任命跟自己一直处得不错的陈铭枢为副总司令,率第十九路军进入福建配合“剿匪”。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到福建之后,非但没有“剿”过一个红军,反而私底下与红军建立了“联共反蒋抗日”的统一战线。因为这三位仁兄本就不认可“攘外必先安内”,而《塘沽协定》的签订,更是让他们觉得军队的最高领袖蒋委员长太过软蛋而不能领导中国抗日。与其把资源浪费在“剿匪”打内战上,还不如自己组团抗日!1933年11月20日,这三位拉上跟蒋介石关系不大和谐的李济深,在福州建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此事史称“福建事变”。当时国内的军阀大都只是嘴上说说抗日,手上还在数钞票,但这四个人不同。虽不能完全否认他们有割据一方的想法,但可以肯定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以另类的形式胁迫蒋介石抗日——你不抗日,我们自己抗日!蒋介石接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就很激烈,给予对方最严重的纪律处分——开除这几个人的党籍,与如今共和国处理违纪干部的方式如出一辙。蒋介石的第二反应也是相当犀利,调来淞沪抗战时对付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精锐部队“围剿”这个新政府。实力差距太大了,蒋委员长的军队两个月就攻陷了福州。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逃往香港。不过,这四位并没有就此沉沦,而是继续为革命发光发热,他们建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今天咱们共和国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民革”)参政议政。这四位热血男儿,1949年后全部在共和国政府中就职。他们之中最有性格的要数陈铭枢,“文革”期间他居然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搞大跃进”,纵然被打成右派也不屈服,不失真性情。后来他听到共和国核试验成功的消息,兴奋异常,一下子心脏病发,去世了。十九路军的老大们跑掉了,但中下级官兵跑不掉。十九路军被整编,连级以上军官全部遣散,新任军官大多为黄埔系,十九路军至此瓦解,不过英雄的部队自然应该为国人铭记。平定福建之后,蒋介石终于可以集中精力“剿共”了。前四次“围剿”失败,蒋介石一直不服气,他是这么认为的:一、前三次“围剿”,中央军精锐没有出动,他也没有亲自指挥,败仗主要是地方军阀打的,不算他失败。二、第四次“围剿”,他曾指挥国军拿下了鄂豫皖根据地,这让他有信心消灭江西中央苏区。在蒋介石看来,第五次“围剿”是势在必行。这种情形之下,国军方面吸取前几次失败的教训,调整了策略:第一,不再轻敌,把红军当一个强有力的对手。第二,不求速胜,慢慢地打,步步为营,打持久消耗战。第三,在苏区实行减租减息,史称“二五减租”。也就是允许地主出租土地让农民耕种,但租金要在原来基础上降低百分之二十五。蒋介石还组织了农村合作社,遣医送药,实施救济……总之,以共产党为师,转化民众心理。第四,在苏区推行保甲制度,加大对社会的控制力度。负责推行保甲制度的,正是蓝衣社康泽的“别动队”。前两条是军事上的,让红军无法再使用“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策略。换句话说,迫使红军失去了局部优势,只能选择硬拼。蒋介石说:“匪区”不过五百里,我们每天推进两里,不到一年也就把它推平。如果共军用声东击西来骚扰我军,我们一概不管,只需要强固自己的工事,做自己的事情,这就是所谓“以拙制巧,以实击虚”。于是国军这次采取的战略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攻陷一处,成功后不急于继续用兵,而是深沟高垒严密驻防,打下一个地方就要稳固一个地方,然后再往下推进。这么下去,根本不需要全境占领,只要占到一半,苏区定会大乱,无以为继。毕竟苏区地狭人少,没有后方,根本打不起这样的消耗战。至于后两条策略,明显脱胎于杨永泰的政治战术,对于瓦解红色政权、打击红军士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讲,“二五减租”政策减个百分之二十五虽然不如不缴,但总算有甜头,总比今天分了地主的地,种完了,等红军一走国军一来再让地主抢回去划算,更何况还有其他经济补助。如此这般,没有战略纵深的苏区如何应对呢?答案是,没有办法。

                      红军不怕远征难

                      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开始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第五次“围剿”,光进攻江西中央苏区的军队就有五十万,还不算空军支援,可说是志在必得。可江西苏区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加上扛着梭镖、拿着大刀锄头的地方武装,总共才十多万人。面对国军以黄埔系为主力的中央精锐的步步为营、层层推进,中共中央的领导者——共产国际的代言人博古和李德决定:硬拼,据险而守。硬拼显然不是办法,毕竟实力相差太远。这次“围剿”与反“围剿”的战役,从1933年9月底一直打到了1934年10月初,历时一年,以红军失败告终。这个结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国军方面坚持既定的持久消耗战略是正确的,用最笨的方法有时能得到最稳妥的胜利;二是红军确实能打,面对五倍于己、装备占优的敌人坚持一年,不是随便哪支部队都能做到的。可问题是,失去了根据地的红军该怎么办?答案是战略转移,换一个地方继续革命。不过,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干部被留了下来,率领为数不多的人马掩护大部队撤退。他们没有料到,这一掩护就和中央、中央红军彻底失去了联系,他们要率领这些人独立应对接下来的凄风冷雨。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所有机关和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共八万六千人,从江西的瑞金、于都等地区出发,向西突围。因为西面是广西、贵州、四川等省,全都是军阀割据势力范围,红军可以利用蒋介石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存。其实,红军的想法正中蒋委员长的下怀,稍有区别的是,他更喜欢把红军逼向两广和福建,而不是贵州和四川。因为两广和福建靠海,有利于将红军逼向死角,像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和叶挺的部队就是这样在广东潮汕遭到失败的。而且,蒋介石还可以借

                      书钱谦益为首,阉党以马士英、阮大铖为主。这里要说说马士英,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建树颇多。早年做过宣府巡抚,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凤阳军务,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江南未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南明建国初期,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他当属一员干才。南明的内耗,从立储就开始了。最后朱由菘之登基,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5万军队携朱由菘入南京,制造了“既定事实”。然后东林党人失势,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请他出面“清君侧”,即帮助东林党夺权。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左良玉正式出兵,兵逼九江。为防左良玉,马士英急命此时督师扬州的史可法抵抗,江北防线尽撤。此时,清军由阿济格、多铎统兵大举南下,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兵不血刃渡过长江。左良玉在“清君侧”路上病逝,全军降清,史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五月十三日,清军攻陷扬州,史可法不屈遇害。五月十四日,清军占领南京,南明上下文武百官多成俘虏,阮大铖、钱谦益之流投降。马士英逃跑后携太后退守浙江,后被清军擒杀。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观整个灭亡过程,实祸在党争。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钱谦益之流主动投降在后,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说起抗清的“实事”,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出力多些。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二弘光政权灭亡后,南中国曾出现了多个南明小朝廷,但都各自为战,昙花一现。而且小朝廷之间的相互残杀,比抗清的战斗更多。之后的十几年间,清军一路南下,攻城略地,并颁布剃发令,强令百姓剃发易服,引起反抗无数。真正给清王朝制造巨大麻烦的南明朝廷,是最后一个南明王朝永历王朝。永历政权,建立于公元164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永历帝朱由榔,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直系孙子。南明隆武政权灭亡后,他在广西巡抚瞿式耜的拥立下在广东肇庆即位。同其他南明诸帝相比,永历帝是一个苦命人,登基只有7天,清军就迅速扑来,赣州失守。永历朝廷只得迁往广西,定都于桂林。艰难困苦下,永历帝当机立断,决定联合散落在各地的原农民军余部,共同抗清,这个决定为南明政权迎来了曙光。永历政权先后接纳了大顺军郝摇旗部、李过部,与湖广总督何腾蛟一起联合破敌。同年四月,南明军取得“湖南大捷”,何腾蛟在湖南九战九捷,几乎收复湖南全境。与此同时,清军中李成栋、金声恒等汉将也纷纷起事,叛清降明,永历政权的控制区域,到公元1649年时,已扩展到云南、广西、四川、湖南、江西、贵州、广东七省,几乎坐拥南中国。“党争”这个明王朝的魔咒再次接踵而来,和弘光政权一样,永历政权也是鱼龙混杂,既有大顺军余部,也有东林清流,还有阉党成员,各方势力相互牵制,局面危急下或能同心,一旦局面转好,内部问题就浮出水面。永历政权内部的党争,主角是“吴党”和“楚党”,起义军中,“正规军”和投降的农民军矛盾不断,正规军普遍歧视农民军,时常激起兵变。公元1649年,清军进攻湖南,驻守当地的总督何腾蛟指挥失误,遭清军孔有德部偷袭,被俘遇害。同年四月,“起义”不久的永历大将李成栋,在江西信丰全军覆没,永历王朝局势急转直下。公元1650年底,永历帝的辅国大臣瞿式耜兵败全州,杀身成仁。这几次失败,表面看是军事原因,其实是内部矛盾。比如湖南之战,清军大兵压境时,发生了南明正规军与农民军之间的兵变内战。李成栋战败,也是因永历宠臣马吉祥作梗,断绝了李部的军粮供应,孤军奋战终全军覆没。公元1651年,农民军将领李来亨宣布脱离永历政权独立抗清。大好的形势,至此已完全葬送。虽然永历帝又联合大西军,一度由李定国发动北伐,击败清军,但此时已无法力挽狂澜。公元1662年,逃亡缅甸的永历帝被缅甸方面遣返后,遭清朝平西王吴三桂绞死于昆明,一度轰轰烈烈的南明抗清大业,就此彻底失败。第二十五章草原枭雄葛尔丹说到清朝康熙帝在位时期的几次大战争,除了八年平定三藩外,打得最漫长最反复的战争,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三征葛尔丹”之战。作为准噶尔蒙古的杰出领袖,葛尔丹雄踞西北,与清王朝分庭抗礼,他和他的部族与清王朝的战争,几乎贯穿整个“康乾盛世”,令“满万不可战”的清朝八旗军屡遭惨败。说他是在位60年的康熙皇帝“大半生的对手”,毫不过分。这位草原枭雄,除了与康熙皇帝的几次大战外,内地史料里对他的记录甚少。而事实上,他不仅是一个影响了中国历史的人物,也同样是一个影响了今天中亚版图的世界性人物。在我们的邻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百多年来,对于葛尔丹以及准噶尔蒙古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在清朝君臣的观念里,他是一个叛乱分子、乱臣贼子,然而纵观他一生的功业,却不是这样简单。一说葛尔丹,需得从他的部族——准噶尔蒙古说起。在许多影视剧甚至历史书中,葛尔丹都被说成是蒙古准噶尔部的创始人,但事实上,他是一个继承人,一个继承了准噶尔蒙古,并一度让准噶尔蒙古走向强大的人。准噶尔蒙古,是蒙古瓦剌部落的一支。明朝后期,蒙古部落逐渐分成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三大势力。其中的漠西蒙古,前身就是瓦剌。努尔哈赤崛起后,一面与明朝战争,一面也开始对草原蒙古部落的吞并。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经多次战斗,从东蒙古追杀到青海,终于彻底消灭了蒙古“黄金家族”的最后一代可汗——林丹汗。与此同时,漠北喀尔喀蒙古的三大可汗——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可汗,也相继归顺了后金。之所以如此,要拜明朝崇祯皇帝所赐,漠北蒙古在明朝中后期,一度是明朝的“铁杆”。崇祯即位后,因国库空虚,索性停掉了所有对蒙古部落的赏赐,如此一来,给了后金机会。皇太极在明朝灭亡前,能够数次轻易的绕道蒙古南下,原因也在于此。明朝灭亡以前,清朝用通婚、册封等各种手段,已经完全控制了漠西蒙古和漠北蒙古。尤其是“盟旗”制度,通过封号的赏赐和游牧区域的划分,将蒙古部落分割成势力分散的数百小区域,再无力整合成一个对抗国家政权的力量。唯一的例外,就是漠西蒙古。漠西蒙古的前身,是明朝时赫赫有名的瓦剌部。土木堡之变后,瓦剌势力日益衰落,部分瓦剌部族西迁中亚一带,也有部分迁入青海地区。到明末的时候,瓦剌分裂成杜尔伯特、准噶尔、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尤以准噶尔实力最强。公元1640年,在新疆塔尔巴哈,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召集漠西蒙古各部,颁布了《卫拉特法典》,这部法典划分了漠西蒙古各部落的游牧范围以及各项法律。从此以后,准噶尔汗国俨然以漠西蒙古领袖的身份壮大起来,和硕特部被排挤到青海地区,土尔扈特西迁到中亚,杜尔伯特臣服于准噶尔。巴图尔统治时期准噶尔的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巴拉喀什湖东段、吐鲁番地区,首府为今天新疆北部的博赛列地区。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不同的是,准噶尔部不仅游牧业发达,南部还出现了农业与城市。此时,俄罗斯帝国的势力也渗透入中国西北地区,在公元1640年十月,巴图尔就曾与俄罗斯打过交道。当时俄罗斯的探险队进入准噶尔地区,屠杀准噶尔部居民,巴图尔坚决反击,不但击退了俄罗斯探险队,还派使节警告俄罗斯。从公元1640年到1647年,准噶尔部与俄罗斯在边境上发生了13次摩擦,其强硬的态度令俄罗斯使臣感慨说“这将是帝国东进最大的一块石头”。如果没有准噶尔的存在,沙皇俄国侵略中国新疆,恐怕会容易得多。公元1653年巴图尔去世后,其子僧格即位。公元1670年,僧格被异母兄弟暗杀,准噶尔部陷入内乱。巴图尔一个在西藏出家的儿子,返回准噶尔夺取了政权,他就是大名鼎鼎的葛尔丹。葛尔丹生于公元1644年,他出生的时候,阿尔泰山上空出现了五彩祥云,令巴图尔大为欣喜,随后葛尔丹被送到拉萨出家,与五世达赖成了好友,还和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是同学。政变发生后,葛尔丹本无意争夺可汗位,只愿在西藏研究佛学,其母去西藏劝说,让葛尔丹动心。葛尔丹离开西藏前,五世达赖授予葛尔丹“博硕克图”的称号,这也成为后来葛尔丹拉拢蒙古部落的一个招牌。公元1671年,葛尔丹击败反对派,成功登上准噶尔可汗的宝座。这以后,就是准噶尔汗国的一段征服史:他先利用自己与达赖喇嘛的关系,劝说卫拉特其他部落归顺自己。同时还四处征伐,打击的目标首先对准了东迁青海的和硕特部。公元1677年,葛尔丹发动进攻,击败和硕特部,获得胜利后,又采取怀柔政策,招降了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夺取和硕部是准噶尔汗国的重要一步:和硕部一直是瓦剌四部中的“盟主”,此时的瓦剌四部,除了土尔扈特西迁外,其他3部已尽被准噶尔吞并。公元1680年,葛尔丹颁布法令,取消了原本松散的瓦剌联盟,解除了明清两个王朝曾册封各部落的所有封号,建立了他自己的独立王国——准噶尔汗国。公元1680年,葛尔丹发动西征,灭亡了天山南路的叶尔羌汗国。至此,葛尔丹已经完全建立了他在西北一统天下的地位。二说到葛尔丹的发迹,不得不提沙皇俄国。巴图尔可汗在位时,对沙皇俄国一直采取抵制措施,双方冲突不断。葛尔丹即位后,对俄罗斯采取了软硬兼施的策略,一面他允许俄罗斯与准噶尔进行贸易,大力引进俄罗斯火器装备部队,同时又积极向俄罗斯学习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手工业技术,沿伊犁河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尤其是引进了俄罗斯的制绒技术和冶炼技术,沿伊犁河建冶炼高炉,发展手工业,可称是一位“洋务运动先驱”。这时候的清帝国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无暇西顾。对清帝国,葛尔丹一开始也采取了恭顺态度,定期入贡朝见。清王朝也乐得西北无事,默许了他在西北的半独立状态,但这样的和平注定是暂时的。清朝建国后,推行盟旗制度,蒙古各部落实力日益分散衰落,只有准噶尔部日益强大。这样的情况下,与准噶尔毗邻的蒙古部落,自然成了他眼里的肥肉。公元1688年,葛尔丹开始试探清政府的底线。他先越过燕然山,攻打土谢图可汗,逼迫土谢图部整族南迁。对此事清政府只是派使者调解,并未干涉。公元1690年六月,葛尔丹又发兵攻打喀尔喀部落,再次获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战争之所以速胜,重要原因是葛尔丹在战争中大量使用火器技术,原本以冷兵器为主的蒙古部落自难抵挡。如果清政府继续坐视,一统蒙古部落的葛尔丹,势必会成为清王朝的巨大威胁。葛尔丹在主政准噶尔后屡屡扩张,除了俄罗斯支持外,另一个人也极其重要:藏王第巴桑结嘉错。早在葛尔丹寄居西藏时,第巴桑结嘉错就与他结交。僧格遇刺时,也是第巴桑结嘉错的力劝,才坚定了葛尔丹的夺位之心。彼时游牧在青海的,是瓦剌蒙古的和硕特部,与藏族部落冲突不断,因此支持准噶尔部驱逐和硕特部,就成了第巴桑结嘉错的选择。而第巴桑结嘉错的支持,也有助于葛尔丹借助黄教势力向各部发号施令,两人互相利用。葛尔丹攻打和硕特部时,第巴桑结嘉错意识到,若葛尔丹一意进兵,势必引起清政府动怒,因此极力劝阻,也正因如此,葛尔丹在初战告捷后,对和硕特部改为招抚政策。即使如此,战事爆发时,康熙即严令甘肃总兵张勇严密监视葛尔丹动向。此时的葛尔丹,一面结好沙皇俄国,一面与西藏遥相呼应,一旦吞并漠北、漠南蒙古得手,这些对于清王朝来说,势必将成包围之势。苏联历史学家潘诺夫曾形容葛尔丹是“一只凶悍的老鼠”,在俄罗斯的有关史料记录中,葛尔丹最擅长的,就是“猫捉老鼠”游戏。在他实力弱小时,常故作低调,但只要有机会,就会向对手发出迅猛一击。早年葛尔丹夺位时,他先声称此行是来“祭奠”,麻痹对手之后发动突袭,一举夺位成功。袭击和硕特部前,和硕特部的车臣可汗,早年一直是葛尔丹父亲巴图尔的好友,登位初期的葛尔丹对这位“世伯”也极其友好。后来葛尔丹欲袭取和硕特的传言不断飞来,车臣可汗闻讯后先下手为强,抢先向准噶尔进兵,收服了归附葛尔丹的杜尔伯特部。当时的葛尔丹并未做出反应,其忍让的态度让车臣可汗大意。可就在一年后,葛尔丹“秋后算账”,集中重兵攻打和硕特,将损失连本带利收了回来,完成了他对瓦剌四大部落的吞并。在相继击败诸多对手后,葛尔丹的目光,对准了清王朝这只“大猫”。对葛尔丹,清政府其实非常重视。只是康熙登基后,一直将战略重点放在平定三藩以及收复台湾上,不过从未放松警惕,康熙帝曾经多次派人考察蒙古,绘制地图,研究葛尔丹入侵的要道。大学士李光地曾以明朝瓦剌为例子,要求康熙正视葛尔丹的威胁。在雅克萨之战中遭受挫败的沙皇俄国也没闲着。公元1687年,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的沙俄特使戈洛文,就曾与葛尔丹秘密接触,承诺沙皇俄国愿提供一切帮助,帮助葛尔丹统一蒙古。公元1690年六月,在做好充分准备后,清军由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率大军北上蒙古迎击葛尔丹。横扫蒙古无敌的准噶尔骑兵,与赫赫有名的清朝八旗,迎来了第一次碰撞。三公元1690年6月,清朝康熙皇帝兵分两路,从喜峰口和古北口两路出击,御驾亲征葛尔丹。在这场亲征开始前,京城已是人心惶惶,北京城店铺大多关门,米价竟上涨到3两白银一石,坊间四处传言葛尔丹即将攻陷北京。为削除葛尔丹外援,康熙帝先派使节出使俄罗斯,向俄罗斯提出严正警告,在权衡利弊后,俄罗斯对这场战争选择了观望态度,并扣下了葛尔丹先前购买的3000支火枪。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蒙古北部集结部队,观测战事动向,一旦清军作战不利,就企图浑水摸鱼。这次远征,清王朝动用了其在盛京、吉林、北京三地的所有精锐兵马,可谓志在必得。行军路上,葛尔丹和康熙两人都在互相麻痹对方,葛尔丹派使者给康熙送信,声称这场战争并非为对抗清廷,只为向喀尔喀蒙古报私仇。康熙也顺水推舟,向葛尔丹送去牛羊一百头,绸缎千匹,声称此行并非为了讨伐,而是为了订立合约。双方“互相忽悠”中,清军右路军常宁部进抵西林格勒,遭葛尔丹部前锋挫败。旗开得胜下,葛尔丹自信心大涨,索性命全军南进。八月三十日,葛尔丹进抵乌兰布通,清军左右两路军也在此地会师。九月四日,乌兰布通战役正式打响。葛尔丹依山扎阵,摆出“骆驼城”,用上万只骆驼捆绑好排列作防御工事,葛尔丹军以此为掩体释放火器,阻遏清军冲锋。清军先以重炮轰击,葛尔丹军顽强抵抗,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炮战,始终相持不下。大将军福全以骑兵从两翼突击,被葛尔丹击退,清朝一品侍卫内大臣佟国纲也被击毙。战事不利下,清军不少八旗军官“怂了”,正白旗副都统色格印竟临阵脱逃,谎称自己“中了暑”。但佟国纲的牺牲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在这次冲锋中,清军摸清了葛尔丹“骆驼城”的主要构造,接着集中火力轰炸骆驼城的薄弱处,坚固的骆驼城终于被打开了缺口。与此同时,佟国纲的弟弟佟国维绕道骆驼城后方,抄了葛

                      以在国内赢得最高的荣誉,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可笑的家伙,那他可就彻底完了。诬蔑他可以反击,辱骂他可以横眉冷对,但是对于嘲笑他就毫无抵御的办法了。奇怪的是,上帝没有任何幽默感,但是魔鬼却经常使用嘲讽来阻碍一个有着雄心的人去奋力追求完美。马基雅维里很看重和他一样的其他佛罗伦萨公民们对他表示出的敬意,以及共和国首脑们对他发表的意见所赋予的关注。他对自己的判断颇有信心,他也很有野心去谋求更重要的职位。他头脑很明白,看出在追求奥莱莉娅但却没有成功这件事上,他扮演了一个滑稽的角色。这件事要是在佛罗伦萨被传出去,那他就会成为一个大大的笑柄,听任野蛮的取笑和残酷的含沙射影摧残而无能为力。当他想到他的不成功的历险会刺激某些佛罗伦萨人恶毒的智慧,进而创作出一些讽刺性的短诗来嘲弄他时,他打了个让他冷彻脊梁骨的寒战。就是那位经常被他作为嘲笑对象的朋友比亚乔,也会乐意看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将往年被嘲笑的旧账清算一下。他必须堵住皮埃罗的嘴,否则他就完了。于是他以一种亲热友好的态度将手放在了小伙子的肩上,脸上带着愉悦的笑容。但是他的那副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的,明亮犀利的小眼睛,却是冷峻和坚硬的。“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告诉你,亲爱的孩子,命运无常多变。她会赐予你权力,荣誉和财富,也可以置你于被奴役,声名狼藉和贫穷的境地。公爵也是命运手中的一个玩物而已。命运之轮稍稍转动个方向,就会将他抛进毁灭的深渊。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你在佛罗伦萨的朋友们的帮助。所以,得罪于那些在你危难之际可以对你施以援手的人,是不明智的。共和国对于那些脱离自己队伍而投弃不为共和国所信任的人的旧部属,向来是保持着警惕的。如果流言蜚语正好进了哪个当权者的耳朵,将会轻易地导致你的财产被充公,而你的母亲则会被扫地出门,在亲戚那里寄人篱下。共和国的手臂可以伸得很长,如果她认为有必要,她可以轻易地找到一个为了几个杜卡特金币而愿意杀人的加斯孔亡命之徒,将匕首插进你的后背。他们也可以让一封信送到公爵的手上,揭发你是佛罗伦萨的一名间谍,通过刑讯你会承认这一揭发确实是事实,然后你会像一名普通罪犯那些被处以绞刑。这会让你的母亲心碎的。所以为了你自身的缘故,况且你也是爱惜自己身家性命的人,我建议你谨言慎行。说出你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是不明智的。”马基雅维里的目光盯在皮埃罗褐色,水汪汪的大眼睛上,看得出小伙子听明白了。“不用担心,大人。我会守口如瓶的。”马基雅维里轻轻地笑了。“我就知道你不傻。”马基雅维里觉得他当下要慷慨地赠送一件分手礼物给皮埃罗,而且宁可慷慨得过头也不要被看成还不够慷慨。尽管这样做会让他余下的盘缠仅仅够维持到他抵达佛罗伦萨。他掏出了五枚杜卡特金币,交给皮埃罗,作为他的分手赠物。“你这段时间为我服务得周到又忠实。”他说道。“我回去之后,将会十分高兴向比亚乔汇报你是如何充满热忱地为我和为共和国的事业效力的。”他充满感情地亲吻了小伙子的脸颊,手拉手下了楼。皮埃罗牵住了马头,让马基雅维里上了马。他在马基雅维里的坐骑一侧跟着走,直到到了城门。他们才彼此道别。第三十五章马基雅维里用马刺轻轻地碰了一下胯下的坐骑,马儿于是开始慢跑。两个仆人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今天的脾气很糟糕。不可否认,他们彻底地愚弄了他,提莫提欧神甫,奥莱莉娅,她的母亲,还有皮埃罗。他不知道他究竟应该对谁感到最为恼火。更糟糕的是,他不知道他今后怎样才能和这些人扯平,他们把他当作笑料大大地开心了一番,但是他却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们为此付出什么代价。当然奥莱莉娅是个傻瓜,像所有的女人那样狡猾,但终归还是个傻瓜,否则她不可能会舍弃一个正当年,有阅历,又受到他自己的政府重托进行重大谈判的人,去低就一个有着漂亮脸蛋的男孩子。没有一个聪明的人会否认世人的同情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令人反感的。玛丽埃塔就一直告诉他说,她喜欢他的头发长在他脑袋上的样子,她说那就像一层黑色的天鹅绒。真的要感谢上帝赐予了他玛丽埃塔,总算有个女人你可以信任,你可以离开她半年之久却又能放心她绝对不会左顾和右盼。确实玛丽埃塔近来让他有些烦心,时不时通过比亚乔向他抱怨为什么他还不回来,为什么不写信回家,为什么走的时候什么钱都没有留下。不过,在她那种处境中,女人们变得暴躁易怒是可以理解的。他离开家有三个半月了,她的肚子应该变得很大了,他在想她什么时候会生孩子,他们已经打定主意以他那已经去世的父亲伯纳多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孩子,如果是个男孩子的话。而且,如果她抱怨他长时间不在家,也是因为她爱他,这个可怜的娘儿们。能回家和她团聚也不错,这就是娶个老婆的好处,当你要她的时候她总是会在那儿等你。当然她不是那种像奥莱莉娅一般的美人,但是她有品德,这点比卡特琳娜的女儿强多了。他后悔没能早点想到给她带上一件礼物,因为当他想到这一点时,他身上已经没有钱了。他希望自己没有在奥莱莉娅身上花费了那么多钱。有围巾,手套,有玫瑰油,还有那条给卡特琳娜的金项链,哎,不是,不是金的,是纯银镀金的项链。如果她有那么一丁点的体面的话,她至少可以把这条项链还给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他就正好可以拿来送给玛丽埃塔,这会让她很高兴的。但是女人什么时候会还给你从你那里收到的礼物呢?她就是一个老鸨,而且还不诚实。她很清楚那条项链是马基雅维里付给她的货款,目的是让她为他安排与奥莱莉娅幽会的事。当她无法兑现答应好的物品时,她至少可以退还用来购买这件物品的货款。她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淫妇,他第一眼看到她时就想到了这一点,而且乐于为别人牵线搭桥,行那些她自己已经无法再做的苟且之事。他敢用一个杜卡特金币打赌,是这个老女人把皮埃罗和奥莱莉娅带到了床上。当他们吃着他让皮埃罗送去的阉鸡和糕点,喝着马基雅维里的葡萄酒,却让葡萄酒的主人在凄冷的夜雨中在门前干等时,他们一定笑得很开心。如果巴托罗缪不是那么蠢的话,他绝对不会将自己老婆的贞操托付给这么一个女人。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想转到了那个肥胖和愚蠢的人身上。这些事之所以发生,都是他的过错。“如果他对她进行了妥善的看管。”马基雅维里对自己说道,“我就会明白没有什么值得去做的事,而且我也不会去尝试了。”巴托罗缪是造成那样一个结局的罪魁祸首。但是当马基雅维里为了表示不能准时赴约的歉意,而向奥莱莉娅送去那条昂贵的围巾时,他真是太傻了。而且他还一大清早就派人送去,明明可以派其他人去,却又偏偏派了皮埃罗去,当时他虚弱无力,嗓音嘶哑,却又急着将围巾送去,为着是赶在巴托罗缪回来之前将礼物送到。这些人肯定在背后偷偷地笑死了!并且,皮埃罗会不会又趁着这个机会去……他们在一起倒也般配,但是马基雅维里还是对这两个人耿耿于怀,过不去心里那道坎。而且,最让人气愤的是,他不仅在她身上挥霍了那么多费钱的礼物,他还讲了他最好听的故事来逗她开心,唱了他最拿手的美妙歌曲来施展魅力吸引她,他还奉承她,总而言之,他做了一个男人为了讨好一个女人所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但是,到头来,一个穷小子,就因为他只有十八岁,长得好看,就不费吹灰之力把马基雅维里花了一个多月,耗费了超出其财力范围的金钱去追求的东西拿到了手。他想知道皮埃罗是怎么将这件事办成的。也许是卡特琳娜,出于对巴托罗缪收养他外甥的恐惧,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想像着卡特琳娜可能会讲出的话语。“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才好?我们不能整个夜晚就这样等他。看上去要浪费这次机会了,真有点可惜。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奥莱莉娅,我不会犹豫。看那小伙子的红扑扑的脸蛋和漂亮的鬈发,他就像市政厅里挂着的那幅画像中的阿多尼斯。在我看来,如果要我在他和那个长着一幅灰黄色皮肤,长鼻子和小眼睛的尼科洛大人中间挑一个的话,我说,这简直没法比,我亲爱的。我敢说,你想要做的事,这个小伙子会比那个瘦骨嶙峋的书记官大人做得更好。”一个坏女人。一个邪恶的女人。为什么她会愿意让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见过世面的有智慧的人来做她外孙的父亲,这一点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但是也许根本就不需要卡特琳娜发表她的意见。确实,那个男孩看上去很纯朴,看上去有一点害羞,但是人的外表是有欺骗性的。他很有一些伪装的能力,因为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他和奥莱莉娅有暗通款曲的迹象;而且他是一个冷静的,厚颜无耻的说谎的家伙。唯一一次他有些尴尬是当马基雅维里注意到了他的那件衬衣,然而他又是多么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又是用怎样的一种厚颜去迎接主人无言的指责!他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可以很坦然地亲吻奥莱莉娅的嘴,当他发现她没有不愿意的意思时,就将手从她的背心两个乳房之间的开口处伸了进去,接下去谁都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事。马基雅维里的想像力从巴托罗缪的卧室延伸到了巴托罗缪的床上。“真是个忘恩负义的小子。”马基雅维里恨恨地低声嘟哝着。他纯粹是出于善良的性情让皮埃罗这次和他一起旅行的。他为这孩子做了所有能够做的事。他介绍他认识了那些值得认识的人,他尽力去塑造他,告诉他应该如何待人接物,简单地说就是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不遗余力,毫无保留地教会他在这个世界上与人打交道的方法和门道,如何交友,又如何去影响别人。然而这就是他得到的回报,让他心目中中意的女人在他的鼻子底下被人抢走。“不过我至少让他明白了要畏惧上帝。”马基雅维里明白,当你对你的恩人施展了一个肮脏的把戏,坑了你的恩人,这种事是不能向朋友们去炫耀的,因为这个原因,这事带来的乐趣也就减少了一大半。想到这里他觉得一丝安慰。但是他对于奥莱莉娅,皮埃罗,卡特琳娜和巴托罗缪所有人的恼怒,与他对于提莫提欧神甫的痛恨相比较,就算不了什么了。就是那个两面三刀的恶棍破坏了他精心布置的计划。“现在他去佛罗伦萨为四旬斋的布道会做证道的机会可是大大地增加了。”他恨恨地切齿低语。他从来就没有打算推荐这个僧侣去担当那项任务。但是想到,假设他曾经有过这样的打算,现如今他也会毫不犹豫地抛弃这个打算,他又不禁觉得一阵满足。这个人是个流氓。怪不得基督教正在渐渐失去人心,当宗教界的人士再也没有诚实,再也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芸芸众生就变得邪恶,放荡和腐败了。被愚弄了,被愚弄了,他被所有的人愚弄了,但是最恶毒的愚弄还是来自于这个流氓恶棍一样的僧侣。他们在路边的一家客栈停下来吃饭。食物很糟糕,但是酒还不算太坏,马基雅维里于是喝了个够。在酒精的作用下,当他再次跨上马鞍继续他的旅程时,他眼中的世界变得稍微明亮了些,不再是漆黑一团了。他们沿途路过了牵着牛的农民和骑着满载负荷的毛驴的农夫。他们也遇到了不少旅行中的人,有些徒步前进,有些则是骑着马匹。有那么一会儿时间马基雅维里的思绪又回到了公爵身上,他心里琢磨着在他追求奥莱莉娅不果的这件令人失望的事情中,公爵所扮演的角色。如果这是公爵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公爵就像隐藏他的所有的计划那样对所有其他人隐瞒了这个玩笑;如果这是一个拉他入伙的阴谋,公爵到现在这个时候也明白这个计划是失败了。接着他的思绪又转到奥莱莉娅身上。为打翻的牛奶哭泣是没有用的。四个月前他还没有见过这个人呢。为了一个只见过五六次,交谈也不过只有五六句话的女人如此耿耿于怀,实在是有些荒唐。被一个女人引上了钩,到最后的关键时刻却又让这个女人耍了,这样的男人多了去了,他绝不是第一个。对于这种事情,一个有智慧的人会辩证地去看待。幸运的是,知道整个事件真相的有限的几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此事守口如瓶。受到如此的愚弄自然是一件令人丢脸的事,但是如果这是一件只有当事人本身知道丢了脸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忍下这口气。关键是将这件事从一个局外人的视角来看待,于是马基雅维里就刻意去这么做了。突然之间,他发出一声惊呼,手中的缰绳也一下子勒紧了,他胯下的马匹,觉得主人好像是要停下来,一下子停了下来,结果马基雅维里由于惯性身子朝前冲了一下。他的仆人们追了上来。“有什么事情吗,大人?”“没有,没有什么事。”他继续骑马向前。马基雅维里的惊呼和本能的身体动作是由于他脑海中刚刚闪过了一个念头。一开始他以为自己要呕吐,接着他意识到他获得了一个灵感:他突然之间意识到,在这个故事中,有着一出戏。通过用写剧本的方式他可以向那些嘲弄和掠夺他的人们实施一下报复。他可以狠狠地置他们于被嘲笑和被唾弃的境地。他胸中的不快消失了,当他再次踏上归途的时候,他的想像力活跃起来,他的面孔由于恶毒的快乐而发出光来。他要把剧本的背景放在佛罗伦萨,他觉得以故乡那些的熟悉的街道作为背景,他会在创作上更加自在一些。人物都是现成的,他只要将他们的某些性格特征强调一下就可以满足舞台的需要了。譬如说,巴托罗缪应该比真人要更加愚笨和轻信一些,奥莱莉娅则需要更加天真和驯良一些。他已经决定将皮埃罗塑造成一个拉皮条的人,会负责设计出一套男主人公将要使用的欺骗手法,而且他会是一个相貌不坏的小混混。剧本大体的轮廓已经在他心中成形。他自己将是剧本中的主人公,他要给自己取的名字也迅速地想好了——卡利马科。在剧本中,他是一个佛罗伦萨人,英俊,年轻和富有,在巴黎待过好些个年头,这样马基雅维里就可以对那些他既不喜欢也不尊敬的法国人发表一些尖刻的评论,另外,这个主人公从巴黎回到佛罗伦萨之后见到并强烈地爱上了奥莱莉娅。应该给她取个什么名字呢?卢克莱齐娅。他决定用一个以贤德而著名的罗马的贵妇来命名女主人公,这个历史上的卢克莱齐娅在被泰昆尼亚斯强奸后用短剑自杀了,想到这里马基雅维里不禁窃笑了。当然,剧本将以一个皆大欢喜的方式结局,卡利马科将会与他心爱的女人最后欢度了一个春宵。阳光从蔚蓝的天空照耀下来,田野上还有一些残雪,马蹄之下的道路却冻得颇为坚实。马基雅维里穿得很厚实,正为自己脑海中的构思和创作愉快地兴奋不已。他感觉到一种奇怪的意气风发的感觉。眼下他脑海中只有一个主题而已,现有的材料要达到戏剧的效果也还太过平淡了些,他也清楚,他必须要想出一个喜剧化的策略来设计一个连贯一气的情节,将他心目中的那些场景串起来。他想寻找的是一个精彩的主意。让观众们能够大笑,并且,一方面自然而然地导向他最终将心上人勾引到手的大结局,另一方面又让他能够显示出奥莱莉娅的单纯,巴托罗缪的愚蠢,皮埃罗的恶棍性格,卡特琳娜的放荡和提莫提欧神甫的流氓行径。在剧中这个神甫将是一个重点人物。当想到他将最终可以揭露这个神甫的本来面目,他的贪婪,他的厚颜无耻,他的狡诈和虚伪时,沉浸在想象中的马基雅维里激动地搓起了手掌。他会给所有的人起个假名字,但对提莫提欧神甫他会用真名,这样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多么伪善和狡诈的人。但是他还是想不出用一个什么样的主意来构造整个剧本,使戏中的人物动起来。这个主意必须是出人意料甚至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因为他打算写的是一部喜剧,情节必须是如此逗乐,以至于人们要惊讶地倒抽一口凉气,然后又开怀大笑。他很熟悉古罗马的剧作家普劳图斯和泰伦提乌斯的作品,于是他

                      也要受到处罚。仅在李诵服丧的半个多月内,李实就在自己的府衙内打死了十多个欠租的百姓。李诵一登上帝位,王叔文立即上奏请求罢免李实。诏书刚刚颁布时,长安城的百姓们齐聚京兆府前,捡起石头和砖块藏在袖子里,准备等李实出门后一起砸死这个暴官。如果不是李实事先得到消息从后门溜出,恐怕他这条命就交代在自己的府衙门前。李实被贬黜,开启了永贞革新的序幕。二月十一日,李诵任命韦执谊为宰相,十一天后又任命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兼翰林学士,王伾为左散骑常侍兼翰林学士。这样即王叔文成功组建东宫集团后,李诵又搭建了一个以韦执谊为核心的朝廷事务决策集团。在此后的几个月内,这个集团继续实行革新,使得朝廷风气为之一新。细数永贞革新的具体改革事务,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在一些敏感问题上革除旧制。永贞元年(805年)二月二十四日,李诵在大明宫宣布大赦天下,在王叔文、韦执谊等人的建议下,诏书宣布免除百姓所欠官府的租税,又规定各藩镇今后不得在国家规定的两税之外,额外加征各种苛捐杂税。同时禁止藩镇以“进奉”的名义,向皇帝进献各种金银珍宝和锦绣异物。对于百姓最为痛恨的贞元时期的弊政如“宫市”和“五坊小儿”予以废除。贞元时期与吐蕃战争中擒获的俘虏全都放回吐蕃,并要求官员对时政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言上封事。二、去除奢华贞元后期李适的宫廷生活堪称奢华,仅是供他娱乐的女乐官就多达千人。李诵即位后下令释放后宫的三百名宫女和六百名掖庭教坊女乐,并让他们的亲戚可以到九仙门迎接。当时长安的百姓纷纷聚众围观,那些女乐重见天日脱离苦海的喜悦欢呼,让永贞新政得到了百姓的拥护。三、打击宦官势力东宫集团与宦官集团从一开始就是水火不容的两股势力,所以东宫集团在实施新政的时候,并没有忘记打击排挤宦官势力。当时韦执谊建议李诵裁减宫中闲杂人员,停发内侍郭忠政等19人俸钱,都得到了李诵的支持。除此之外,东宫集团意识到宦官拥有兵权是对朝廷巨大的威胁,所以计划从宦官手中夺回禁军兵权,这是革新措施的关键,也是关系革新派与宦官势力生死存亡的步骤。为了防止宦官作乱,王叔文任用老将范希朝为京西神策诸军节度使,用韩泰为神策行营行军司马。宦官发现王叔文夺取他们的兵权,于是大怒说:“如果他的计划实现,我们都要死在他的手下。”同时立刻通知神策军诸军不要把兵权交给范、韩二人,所以东宫集团夺回禁军兵权的目标未能实现。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包括王叔文在内的所有人全都想不到,没有夺回禁军兵权居然会成为他们这个政治势力走向覆亡的关键因素。三月十七日,经王叔文的建议,李诵颁布诏令任命杜佑为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第二天李诵又让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转运副使,掌握财政实权。而后王叔文任用程异和陈谏协助管理财政,程异曾经担任过盐铁转运使,陈谏此前担任仓部郎中判度支案,两个人都是精通财政官员,事实上王叔文已经将帝国财权抓到了手中。至此,东宫集团的权势达到顶峰。当然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前边我们说了很多永贞革新实施的新政,这些都是让人拍手称赞的事情,然而随着永贞革新的逐步实施,东宫集团的弱点也同时开始暴露。具体来说就是东宫集团成员权力基础薄弱,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改革堪称是“休克疗法”,这种方法其特点是见效快,但往往不能长久。这一切都从这个集团的内讧开始,“堡垒是从内部开始攻破的”这句话用在东宫集团身上,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步履维艰东宫集团达到权势的顶峰,但皇帝李诵的中风后遗症却越来越严重,只能偶尔在内殿接见群臣,群臣也只能是远远瞻望,就连宰相班子成员也无法与李诵当面议事。李诵病情如此严重,也就使他无法亲自决策很多事宜,这也让东宫集团逐渐失去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而前边所说的东宫权力基础薄弱,正是指的这一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李诵口不能言,群臣不能亲自面对皇帝奏事,李诵的意思只能通过宦官和嫔妃传达给群臣,这实际上就造成了李诵与东宫集团之间的隔离与孤立,为后来宦官俱文珍等人假借皇帝名义发号施令,打击东宫集团创造了条件。东宫集团失去了李诵的强有力支持后,在改革的过程中,很多人同时也失去了相关约束,进而导致盲目骄傲自大,甚至是个别人接受贿赂为人求官,也让那些反对派和宦官抓到攻击的口实。据《资治通鉴》记载,东宫集团的成员当时商议事情完全是一唱一和,完全不听其他朝臣的意见,互相吹捧互相称赞。例如王叔文称赞王伾是周公,王伾恭维王叔文是伊尹,还有谁是诸葛亮、谁是管仲等等,很是洋洋自得。官员的任免完全是拍脑门决定,凡是和东宫集团走得近的,全都受到提拔,甚至一天之中任命好几个官员。这样一来,以王叔文为核心的东宫集团成员十几家的门前,日夜车马喧闹像市井一样,很多人为了求见王叔文、王伾等人,不惜夜间排队睡在周围的酒馆、饼铺里。其中最为过分的是王伾,这位仁兄为了收取贿赂,专门制作了一个大柜子用以存放贿赂来的金银财宝,而且夫妇两个人晚上在柜子上面睡觉。上述这段记载虽然有夸张的成分,但东宫集团由于失去约束乃至为所欲为是确有其事。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和曾任御史中丞的武元衡关系不好,同时由于武元衡反对东宫集团为所欲为,因此王叔文擅自将武元衡贬为太子左庶子。东宫集团的为所欲为,让很多朝官十分不满,而且东宫集团的大多数人既非大族门阀,也非科举出身,社会地位较低,在很多朝官看来,这些人的发迹不过是运气好罢了。所以受到很多朝官的排斥,例如侍御史窦群在拜访王叔文的时候,就讥讽王叔文在当年李实权倾一时的时候,王叔文只能在路边看热闹。王叔文和王伾,一因围棋、一因书法发迹,这在正统科举出身的那些朝官看来,简直让人匪夷所思,即使是韦执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科举出身,却因为参加东宫集团,而受到朝官们的排斥。针对东宫集团,当时朝官们形成了反对派,俗话说得好,凡事都有左中右之分,事实上从很多方面来看,王叔文和王伾因为眼界狭窄,并没有注意争取中间派的支持,这也是东宫集团最终走向绝对孤立的原因。随着反对派们日益增加的压力,东宫集团的内斗终于开始,起因则是对待反对派究竟该走什么样的路线问题。王叔文是强硬派,主张全力打压,直到反对派都变成顺从派。而韦执谊因为身居宰相,比其他人站得更高,所以想走中间路线,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都反对王叔文的意见。例如宣歙观察使巡官羊士谔公开反对王叔文,王叔文知道后愤怒将其下狱,并准备以李诵下诏的方式将其处斩。但韦执谊反对这样做,王叔文最终不得已只好将羊士谔贬为汀州(今福建宁化县)尉。事实上韦执谊并不是想当叛徒,他曾经派人私下向王叔文解释过,他的本意是想更妥善地解决问题。显然韦执谊当时已经意识到了失去李诵强有力的支持,东宫集团已经开始步履维艰,如果再不联合某些人,恐怕东宫集团的日子未来会日益艰难。从这一点来看,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与正统科举出身的韦执谊相比,政治韬略根本不在一个档次。韦执谊态度的转变,让王叔文异常愤怒,事实上王叔文和韦执谊的矛盾从李诵即位后的人事安排上就已经埋下了隐患。王叔文是东宫集团的实际缔造者,在李诵即位前东宫集团一直是以王叔文为核心。但李诵即位后,任命科举出身的韦执谊为宰相,这等于在东宫集团处理政务上,成了以韦执谊为核心。不过这也不能怪李诵的人事安排不妥,因为无论如何李诵也不可能让以围棋发家的王叔文担任宰相,那样会让朝官们笑掉大牙,同样王叔文也不能服众。当时东宫集团中资历较为显赫的,又是科举出身的只有韦执谊,可以说李诵的选择虽然是无奈之举,但并不为错。当东宫集团步调一致时,这个问题还不凸显,一旦出现矛盾,这个问题便凸显出来。现在韦执谊和王叔文在对待反对派上,出现了路线之争,尤其让出身本就低微的王叔文十分不满。为了报复韦执谊,王叔文诟骂韦执谊背信弃义。也就是从这时起,东宫集团不再是铁板一块,开始产生裂痕。东宫集团的内斗让那些反对派们敏锐地察觉到扳倒东宫集团的时机已然到来,于是他们逐渐形成联合之势,同时王叔文诟骂韦执谊的莽撞行为,也将韦执谊推向了反对派阵营。贞元元年(805年)四月十四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上表李诵,请求让皇太子李纯监国,在奏表中韦皋详细说明了让李纯监国的理由,那就是皇帝陛下的病情短时间不易恢复,而太子李纯已经长大成人,而且聪慧贤明,让太子监国是避免让繁多的政务受到阻滞。在为皇帝上表的同时,韦皋也写信给太子李纯,在信中详细列举了以王叔文为首的东宫集团的诸多劣迹,希望李纯成功监国后,能够驱逐东宫集团成员,进而委任贤良人才。事实上,韦皋突然上表请求李纯监国,并不是拍脑门的决定,在他的背后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在支持着他,其中就包括宦官和诸多朝臣。当然,韦皋能够勇敢地站出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和王叔文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做了二十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的韦皋,看到东宫集团得势后,便产生了要为自己谋利益的想法。为此他派副使刘闢出使长安,私下拜会王叔文,希望王叔文能够让自己统辖剑南三川,但他的这个想法遭到了王叔文的拒绝。可以说韦皋当时掀起了一股反对的浪潮,当时以韦皋为榜样,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相继上表,要求皇太子李纯监国和罢免东宫集团成员。进而朝廷内的宦官、门阀、科举出身的很多官僚和地方藩镇迅速结成联盟,以各种方式对皇帝李诵及东宫集团成员施加巨大的压力,例如宰相班子成员贾耽和郑珣瑜称病在家不上朝,拒绝处理政务,就连韦执谊的岳父太常卿黄裳也劝韦执谊上表请李纯监国。面对反对派施加的巨大压力,李诵和王叔文等人并没有轻易屈服。王叔文与度支郎韩泰等人商议,决定铤而走险采取直指反对派要害的行动,那就是夺取宦官所掌握的禁军兵权。在前边我们说过王叔文夺取禁军兵权失败的过程,那就是遭到了宦官们的坚决抵制,如果说此前双方仅仅是停留在骂战层面上,反对派势力仅仅是想通过皇帝李诵罢免王叔文来达到目的的话,那么王叔文想要夺取禁军兵权则彻底激怒了宦官势力。于是以俱文珍为核心的宦官势力随即对王叔文展开了极端报复行动。五月二十三日,俱文珍假借李诵的名义下诏,免去王叔文翰林学士的职务,只保留其户部侍郎和度支盐铁转运副使的职务,这对于王叔文来讲是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丢掉了翰林学士的职务,就意味着不能进入翰林院议事,也就等于失去了进宫面见皇帝参与决策的资格。俱文珍的这一招可谓是将王叔文排挤出了中枢机构。当然,对于俱文珍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仅仅十天后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到俱文珍的身上,不用俱文珍出手,王叔文不得不离开京城回到老家,因为他的母亲身患重病即将离世。按照唐代的礼法和惯例,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必须立即辞职回家安葬父母,并为父母服丧三年,称为丁忧。除非皇帝有特殊的诏令,不允许官员回家,称为夺情。显然东宫集团现在如此步履维艰之下,王叔文如果离开了朝廷,东宫集团或许就此陷入灭顶之灾。现在李诵已经不能独立控制朝廷,指望皇帝夺情已不现实。无奈之下,王叔文试图做最后的努力,他终于低下了他那高傲的头颅,向反对派释放和解的信号,为此他特意在翰林院宴请反对派核心成员,其中就包括俱文珍。在这场宴席上,王叔文几乎是在用恳求的语气,希望反对派们能够高抬贵手奏请皇帝李诵夺情。然而没有人去理会他,宴会在一片沉重的气氛中匆匆结束。第二天,王叔文收拾行囊离开京城回家服丧,让他想不到的是踏出京城后他就再也没能回来。王叔文的离去,使东宫集团失去了绝对靠山,同时也加剧了东宫集团内部的分裂。韦执谊见大势已去,及时脱身投靠朝官集团。王伾为了能够让王叔文重新回来,还在不断做着努力,他每天去拜访宦官和宰相班子成员,希望王叔文服丧三年后重新起用他,王伾曾经一连三次上疏,请求重新起用王叔文,但都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心灰意冷的王伾在一天晚上利用在翰林院值班的机会诈称中风,然后命人抬自己回家,从此之后远离了朝廷。王叔文、王伾的相继离去,意味着东宫集团彻底土崩瓦解,同时也注定了皇帝李诵的命运,俱文珍等宦官趁李诵病重,断绝了他与外界的联系,并不断逼迫李诵同意让太子李纯监国,在这样的一种窘境中,李诵被迫同意让李纯监国。七月二十八日,李诵下达了让李纯监国的诏书,这一天距离李诵登上皇位仅有六个月零两天的时间。五天以后自感身体恢复无望的李诵,决定下诏宣布退位,令李纯继承大统,李诵自称太上皇,退居兴庆宫。李诵同时将贞元二十一年改为永贞元年,这也使得李诵成为唐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在退位后才更改自己年号的皇帝。八月九日,李纯在长安大明宫宣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正式成为大唐的第十一任皇帝。一个经历了独自两代人和革新保守两派生死搏斗的短暂时代,随着李纯登上大位而拉下了历史帷幕,但东宫集团成员的命运却并没有就此宣告终结。尾声在太子李纯接受父皇李诵传位的第二天,即永贞元年(805年)的八月五日,李纯就迫不及待地颁布了第一个诏令,将王叔文贬为渝州(今四川重庆)司户参军,王伾贬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在诏令中李纯详细开列了王叔文和王伾的罪名,但实事求是地讲,这篇诏令并没有反映出李纯对二王如何仇视。事实上,李纯下令贬黜二王,一是平息反对派的声音,二是因为东宫集团成员曾经力劝李诵暂缓立太子。《新唐书?杜佑传》记载:(王叔文)欲摇东宫,冀杜佑为助,佑不应,乃谋逐之,未决而败。上面这段记载说明了王叔文在立太子问题上,是不同意立李纯的,而且向杜佑求助,杜佑没有答应,王叔文于是想要驱逐杜佑,只是没等来得及行动,自己便被迫离开了朝廷。从李纯后来对宦官俱文珍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对在自己即位问题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宦官大为提拔,累次升迁俱文珍的官职,最终让俱文珍做到了右卫大将军、知内侍省。元和八年(813年)俱文珍去世时,李纯还曾给其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可见李纯对宦官的敬重。李纯贬黜二王,总算是出了胸中这口恶气。但反对派的声音并没有停止,在这些反对派看来,二王只要活着就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唯有他们死了,这个世界才算彻底消停。李纯无奈之下终于在贬黜二王的一年后,下令二王在贬所自杀。王伾没赶上诏书送到便病逝,而王叔文则没那么幸运,他在自己的贬所内,向着长安的方向拜了三拜后,然后整理衣冠从容赴死。王叔文,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政治理想,但因为底蕴过浅,加上失去皇帝强有力地支持,终于倒在了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成为政治祭坛的牺牲品。正如后世王夫之所评价他所说的那样:器小而易盈,气浮而不守。二王作为东宫集团的核心成员虽然已被扳倒,但李纯和反对派们同样没有放过东宫集团的其他成员。此后李纯将东宫集团其他成员分别贬到偏远地区做刺史,但反对派们认为这样处罚过轻,永贞元年(805年)十一月十四日,李纯下诏贬韩泰为虔州(今湖南赣州)司马,韩晔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司马,柳宗元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刘禹锡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陈谏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凌准为连州(今湖南连县)司马,程异为郴州(今湖南郴县)司马。值得一提的是,韦执谊虽然早已经与东宫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早先与东宫集团的

                      纳范文程、张存仁等汉官的意见,赦免洪承畴。在一封可能由范文程执笔的长信中,这位大清皇帝提醒洪承畴说,明朝的援军不会再来了,并指出明军败局已定,明朝必将灭亡;而另一方面,事实已经证明了满洲是仁慈的统治者:朝鲜被征服后,其国王受到宽待;大凌河陷落后,祖大寿的官属都安然无恙。洪承畴若肯降顺,则其父子亦将得到赦免。洪承畴连信都不回,但其副将夏承德却暗中响应。他秘密派遣其弟夏景海四次至清营纳款。他答应充当内应,并以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太宗长子豪格则表示欢迎他归降。1642年3月18日夜,清兵用两架云梯登上夏承德部守御的南城,沿城墙迅速展开,然后四面同时而下,出其不意地攻占了全城。次日清晨,城内军民被赶到一起。夏承德及其所属部众——男女老幼共1863人——别聚一处。总督洪承畴、巡抚邱民仰和几位降清汉官的亲属,包括祖氏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成)和白广恩之子白良弼,亦别聚一处。其余俘虏,包括官100多人,兵3000余名,皆就地屠杀;其家属——妇女儿童共1249人——则留为奴婢。四天后,祖氏兄弟及白良弼在清军营中得以和亲人重聚。副将夏承德和巡抚邱民仰接受了宽赦,后在清朝为官。只有洪承畴尚未正式投降,仍是一名战俘。豪格见他拒不归顺,欲将他就地斩首。但范文程和张存仁坚请豪格饶其性命,指出若能劝其归降,他必会成为大清的忠臣。此人毕竟是被清军俘获的最高文官,是因大败李自成而名震天下的明朝总督。因此,为了保留这位南人的性命,设法将其拉入清朝的事业,值得付出努力。太宗被说服了,1642年6月1日,他下令将洪承畴押至沈阳。

                      洪承畴之降

                      据清朝官修史书载,洪承畴因受到太宗的宽赦而感激涕零。他说:臣……自分应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而恩养之。今令朝见,臣自知罪重,不敢入。太宗则回答说,他不会因其在松山时为其主子崇祯皇帝效力而责怪洪承畴。但现在天命已移,因而他希望得到同样的忠诚。清军攻克松山,“皆天也”;天知清帝欲恩养人民。“尔但念朕抚育之恩”,太宗说,“尽心图报可耳。”其实太宗非常高兴,以至在殿内以国宾之礼盛宴庆贺洪承畴归附。太宗本人因在元妃丧中不能亲自出席,还令大学士希福向洪承畴转达了歉意。。事后,诸贝勒大为不悦,想知道太宗为何对一个起初并非主动表示愿意归顺的明朝俘虏如此恭敬。太宗反问道:“吾侪所以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人回答:“欲得中原耳。”太宗遂笑着说:“譬之行者,君等皆瞽目,今得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松山陷落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朝廷上下都以为洪承畴已经战死。过了两年多,人们才得知他其实还活着,并已投降了清朝。而当时,京城的士大夫纷纷为他举哀;崇祯皇帝为激励臣属尽职效忠,还下令在正阳门西侧的大士庙为他立祠。与此同时,崇祯皇帝也开始暗中与清朝议和。清廷汉官大多反对同明朝议和。祖可法上疏力劝太宗一心一意征服天下,抛弃任何其他念头。“讲和之策”,疏中写道,“利于彼,而不利于我”,并警告说,明朝会利用停战之机,“募训练,修防御”,还会说服蒙古部落共同抗清。他坚持认为,清军现有实力足以打败明朝军队。“方今铁骑如云,加以蒙古之众,取天下有余力。明虽大国,势已极弱。”他还指出,关键的一步是夺取山海关,山海关既下,关外的锦州、宁远等城唾手可得,然后便可进围北京,切断其东西通道。他坚信北京一定可破,因为北京的防御力量甚至比大凌河还要薄弱,而一旦拿下北京,那么整个天下就会望风迎降,承认大清的统治。不过,清廷内部关于议和与否的争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明朝的复古派在北京对绥靖政策发起了声讨,而崇祯帝则决定先发制人,1642年4月2日令吴三桂袭击阿济格营,而不是遣使议和。明朝否决了议和的主张。因此,清朝决定加紧攻打锦州。该城被困已一年有余,总兵祖大寿不得不再次目睹部下以人肉充饥的惨状。

                      锦州的陷落

                      在松山陷落时被俘的明朝官员中,有祖大寿之弟祖大乐。锦州被围后,祖大寿曾与其子侄隔城相见,他们请求祖大寿投奔清朝,与家人团聚,但这位老将仍坚守不降。得知松山已陷,其弟也已降清之后,祖大寿终于决定履行多年前许下的诺言,为清军打开锦州大门。他派人对率军围城的贝勒济尔哈朗说:“近闻松山已失,若得见总兵祖大乐,我即归顺。”但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兄弟二人隔城相见之后,祖大寿仍不敢降。他又遣三人至清营传问诸王,“可许与盟誓,及有用印文移否?如有之,即归顺矣”。这一来,济尔哈朗等诸王都不耐烦了,被祖大寿这种近乎得寸进尺的行为所激怒了。他们向来使问道:尔等所言,果祖大寿之言乎?抑尔等私言乎?昨云见祖大乐即降,今又何出此妄言耶?我围困此城,旦夕可取,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遂将来使二人羁留,只放一人回城向祖大寿转达他们的最后通牒。祖大寿大为后悔,第二天即派人传语请营:“昨乃小人妄言,非祖总兵之言也,望乞宽恕。王若令今日来,则今日至;今明日来,则明日至。惟王命是听。”次日,即1642年4月8日一早,祖总兵便率其官属兵丁出城,向济尔哈朗等满洲贵族叩首投降了。4月9日,清军入据锦州后,太宗的谕旨从盛京(沈阳)传来。锦州7000守军及其家属尽皆留养,移驻他处。城中饥民则就地屠杀。济尔哈朗执行了太宗的命令,第二天便将祖大寿送往盛京,听候太宗亲自发落。到达盛京后,祖大寿被带至大清门内装饰优雅、结构匀称的崇政殿,进见大清皇帝。太宗以严厉而又仁慈的面孔出现在他面前,说道:尔背我为尔主,为尔妻子宗族耳。朕尝语内院诸臣,谓祖大寿必不能死,后且复降,然朕决不加诛。往事已毕,自后能竭力事朕则善矣。不难理解,太宗对祖大寿如此宽大,不仅是因为其兄弟子侄及其部众已成为大清皇帝麾下一支忠诚并颇有实力的军队,而且是因为在清朝与北京之间还有一支徘徊不定的重要军队,即祖大寿的外甥总兵吴三桂统领的宁远守军。现在,祖大寿终于加入了大清的事业,通过他说服吴三桂也来归降便有可能了。祖大寿得到皇太极的宽恕后,立即致书吴三桂:兹者,松山、锦州已下,天运人心,悉归新主。有识者宜熟为审处,及早投诚,则分茅裂土,超出寻常。这位原明朝总兵因尽心效力,而日益赢得了太宗皇帝的宠信。后来,祖大寿死于北京,得依正黄旗旗人身份以最隆重的军礼下葬。吴三桂,就目前所知,对祖大寿的劝降始终未作答复。由此可以推论,他并不像祖大寿那样完全相信天命已经转归清朝。而太宗本人也不相信明朝的天下已经在其掌握之中。松山陷落后,祖可法主张停止议和,进围北京,太宗断然拒绝说:“岂能即克山海耶!”太宗清醒地认识到,要征服明朝必须再给它一次比松、锦失守更沉重的打击。然而使他充满信心的是,他知道满洲在寻求扩张的过程中,已经网罗到一批文武干才,而欲将一个边地汗国变为中原王朝,这正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当对明朝的致命一击终于由他人完成之时,满洲人便准备大举南下了。
                        努尔哈赤终年68岁。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第22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51页。满文老档明确记载,努尔哈赤一直打算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1622年,努尔哈赤曾向他们阐明,在强势之人治国与汗治国之间,还有第三种方式,即众贝勒共同治国。为了使八贝勒共商国事,他还制定了特殊制度,以便使他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建立部落贵族的集体统治,是努尔哈赤考虑已久的问题。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第250—25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许多西方人只知皇太极叫阿巴海,但满族文献中不见此名,只记载努尔哈赤第四子就是皇太极(皇太子),有时又写作黄台吉。台吉一词并无“储君”之意,而是一种来自蒙古语的贵族称号,努尔哈赤诸子在1615年以前多有此号。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6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页;又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第25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1635年,已于两年前死去的莽古尔泰,被发现曾阴谋篡夺汗位,私造刻有“大金皇帝”字样的印玺。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4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26页。?《早期满洲国家》,第137—138页。?根据他的一道可能言过其实的敕令:“初,尼堪皆配满洲官员为奴,虽有马不得骑,皆供满洲骑乘。贝勒有疾,尼堪须令妻女前往服侍。尼堪全为满洲官员之私产,常食不果腹。”同上,第138—139页。1627年饥荒期间,皇太极还决定发国库储银2万两,分赐明朝百姓买粮充饥。《满洲旧档译注·清太宗朝》,第165页。?《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一卷,第5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9—140、148—149页。?后金将这些汉人分为民户和奴隶两类,再从二者中抽取18至60岁适合从军的强壮男子为壮丁。每三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便用新抽取的壮丁替换已失去战斗力的壮丁,或将某处多余的壮丁调拨他处。汉族奴隶和民户之壮丁皆编为“外牛录”,但奴隶仍记在主人户籍中,且只能充当步兵或骑兵。满洲奴隶则编为“内牛录”或“包衣牛录”,分属各旗。吴卫平:《八旗兴衰》,第24—28页。17世纪30年代,满洲仍以农奴或奴隶分赐各级官吏。1638年,皇太极曾批准将妻妾、马匹和奴隶分给部下的制度;1640年的一份战报则明确提到,努尔哈赤时代建立的战俘与降人的区别仍然存在。郑天挺:《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第93—94页。关于皇太极时期盛京一带出现的贵族田庄,见郑克晟:《多尔衮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第10页。?《清太宗实录》第一卷,第10—11页;吴卫平:《八旗兴衰》,第1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7页。?普雷斯顿·M·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伯特·B·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4页。1625年,努尔哈赤举行过一次文官考试,选拔出300多人为官。但正式的科举制度到皇太极时期才真正得到发展。1629年,后金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从满洲和蒙古人所役使的奴隶中选拔出200人为官。郑天挺:《探微集》,第88页。自1632年后,地方官府和中央六部的所有汉官,每隔三年都要参加一次考课。满族人对科举取士的看法,明显受到了儒家学说的影响:“贤者进,劣者退,则大道可开。贤才来奔,日多一日,士子聆教,诚心履道。如此招贤纳士,则汗之大道可成矣。”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6页。?满洲巴克什,1631年后改称笔帖式。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8—130页。1629年阴历九月初一,在皇太极的命令下,300名明朝生员,包括在八贝勒家为奴者,参加了考试。考中者200人,皆免其奴隶身份及徭役、兵役,入新设之书房供职。不过,这种书房总的说作用不大——也许是因为满洲统治者不愿把最高机密委托给汉官办理。昭梿:《啸亭杂录》第二卷,第7页;乔舒亚·A·福格尔:《顺治年间的山东》上,第19—20页。?劳伦斯·D·凯斯勒:《康熙和清朝统治的巩固》,第1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3页。?皮埃尔·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19—20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6—128页。?自从后金在宁远战败、努尔哈赤于1626年死去之后,皇太极便开始与明朝议和。这使他能够腾出手来派阿敏率军征服朝鲜。金军逼临朝鲜都城,国王李倧(1623—1649年在位)逃入海岛。朝鲜使臣答应向急需朝鲜粮草的后金输纳岁贡。这正是后金所希望的,故军中贝勒大臣皆主张接受这项条件。阿敏只想掠夺战利品,主张继续攻打朝鲜都城。只因大家坚决反对,他才放弃了这一打算,同意和平撤军。但他还是劫掠了几座朝鲜城镇。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0—121、165—1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页。关于1628年后金为获得急需的朝鲜粮草所做的努力,见马克·曼克尔:《清代纳贡制度》,第85—86页。?“中原”一词常用以泛指中国内地,但狭义地理解则大致相当于华北平原地区,包括河南、山东西部及河北和山西南部地区。罗伯特·克里默:《周密与修端》,第60页。?郝爱礼译:《皇清开国方略》,第205—216页。?明朝毁掉了房山县境内的金朝皇陵。作为报复,后金也摧毁了一座明朝的陵墓。莫东寅:《明末建州女真的发展及其建国》,第98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列传”第二十四卷,第7页。又见《皇清开国方略》,第221—225页。孟乔芳(1595—1654)是永平人。永平是直隶头等重镇,是从山海关到北京的必经之地。孟乔芳原任明朝副将,罢职后家居。作为当地武人,他受到许多永平军人的信赖。因此,皇太极接受他的投降后,这些军人也随之归附了后金。后来,皇太极设汉军八旗,将孟乔芳部编入镶红旗,让孟乔芳任副都统。崇祯皇帝得知孟乔芳叛变后,将其留居永平的亲族全部杀了。《贰臣传》第二卷,第6—7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72页;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45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21—122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4—236页。阿敏本人几乎为明军骑兵所杀。《当代著名政治家介绍》,第98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40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37—241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9页。?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53页。?同上。?宁完我为促成永平投降起了作用。攻城时,他手持黄旗登上城头,对城中军民说,如若投降,便可继续安居乐业。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罗振玉:《史料丛刊初编》第四册“奏议”第二卷,第55页。?科拉迪尼:《满洲王朝初年的行政》;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92页。?关于多尔衮在促成六部建立的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见郝爱礼:《亲王多尔衮》,第20—21页。?最初,许多满族官员对是否需要设置监察官表示怀疑。他们说,明朝早就有这种“言官”,所以总打败仗。宁完我则否认监察官的设置是军事力量软弱的标志或原因。他坚持认为,六部既已建立,就有必要设置能弹劾六部官员的监察机构。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二卷,第9页。汉官在六部承政和参政中只占1/6。每部承政4人,2为满洲,1为蒙古,1为汉人;参政14人,8为满洲,4为蒙古,2为汉人。1638年后,每部只设承政一人,皆用满洲。奥克斯南:《马背上的统治》,第31—32页。在1632到1644年间的某个时候,可能是1636年,贝勒就不再分管六部了。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31页。?《皇清开国方略》,第251页。?赵绮娜:《清初八旗汉军研究》;罗思·李:《早期满洲国家》,第111—112、180—181页。?佟养性是开元的富

                        他们陈家几十载。在陈其美的指点下,蒋志清踏上了军旅生涯。1906年,进入保定军校速成科炮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在年末大考中,拿下保送去日本读书的资格。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振武学校。1908年,由陈其美引荐加入中国同盟会。看来朝廷白保送了他。1910年冬,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的身份进入日本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野炮兵第十九联队实习。1911年,晋升为上等兵,秋末回国参加辛亥革命。蒋志清拥有近四年的日本留学经历,熟练掌握了小语种日语,专业还是当时热门的炮兵专业,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光鲜。但实际上,蒋志清留学日本四年,有三年是在学预科,剩下的不到一年全在实习,甚至因为老请假(如回国参加革命),使得他的候补生身份没有转正。换句话说,他根本没上过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至于蒋志清在炮兵联队的实习经历,着实不堪回首。由于日军内部等级森严,实习地点也不理想(气候寒冷),所以他有两项工作要做:一是做男保姆——为大大小小的“上级”们洗衣服、补衣服、擦皮靴;二是为军马服务——洗马、刷马和喂马(雪深丈余,朝操刷马,夕归刷鞋)。只干脏活累活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稍有不慎,就会招来长官一顿粗暴的打骂,甚至被吊起来饿饭。场景十分凄惨。但蒋志清咬牙忍耐:“娘希匹,有朝一日,老子一定能学到真才实学!”内心是火热的,现实是残酷的。蒋志清在联队当了十个月的兵,几乎一直在打杂,连摸一下大炮这样小小的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奢望。虽然压迫重重,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但蒋志清韧性超强,愣是没被整趴下,他要用顽强的意志去战胜这些欺负他的日本人。在遭受过无数次的凌辱后,蒋志清成长了。他从日本军队的生活以及训练内容中学到了五个可以改变命运的秘诀:重视细节、严格纪律、苦练意志、不怕牺牲、团体至上。这五个秘诀令他具备了一名优秀将领的素质,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发挥到了极致。选对老板,跟对人蒋志清在刚刚加入同盟会的时候,只是负责一些不重要的事情,平平无奇,跟班打杂,仅是一个小角色,算是最基层的革命干部。武昌起义后,他迎来了一个机会。陈其美安排他加入敢死队参与光复杭州的战斗。战斗胜利后,蒋志清来到陈其美身边协助其整编军队,训练新兵,担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里,好色的蒋志清除了偶尔憋不住了去趟花街柳巷,还干了三件比较正经的事情。第一件,他跟另外两位浙江人——亦师亦兄的陈其美、同学黄郛结盟为兄弟。算上已经结拜过的以及将来要结拜的,蒋志清同志一生共有约三十位结义兄弟,数量着实惊人。没办法,蒋志清表达感情的主要方式就是发誓生死与共,与对方结拜为兄弟。因为他以“忠孝节义”为人生信条,很讲义气,讲究以人为本。这一点后来被他在黄埔军校升华为校训“亲爱精诚”。第二件,替大哥陈其美干掉了眼中钉陶成章,随即躲去日本。第三件,他再次改了名字,毕竟都反清多年了,蒋志清岂能再用,遂改为蒋介石。做完这几件事,刚好赶上“二次革命”,大领导、小领导统统逃往日本。在这期间,大哥陈其美将27岁的蒋介石引见给了孙中山。蒋介石外形不错,身上颇有几分潇洒气质,而且他的眼睛又大又漂亮,目光很具穿透力。后来,八卦人士把蒋介石、汪精卫、周恩来和张学良放在一起,合称“民国四大美男子”。潇洒之余,蒋介石平时待人接物谦恭有礼,江湖习气和浪子情怀一般只在某些暗夜时分才会显露。这次见面比较完美,孙中山对这个英姿勃发的年轻人很有好感。临别之际,孙中山说:“你是不可多得的革命人才,你将来必成革命之栋梁,革命之英雄……”如此种种,弄得蒋介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只能说孙先生口才太好了,瞬间就多了一个可以为革命赴死的小兄弟。不过孙先生还真是没有忘记他,后来还给他指派任务,命他去东三省建立革命组织,从这时开始,蒋介石算正式被孙中山惦记上了。由于孙中山对陈其美的倚重,致使陈其美死后孙中山开始看重蒋介石。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尤其是他在陈其美遇刺后的表现,让孙中山觉得此人有情有义。就在跟孙中山交往越来越密切时,蒋介石给自己取了表字——中正。这是一个精明的决定。中正与中山很接近,让人觉得他俩关系密切。而且中正还有正直、公正、正统的意思,给人的印象似乎他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人。短命的中华革命党话题切换到蒋介石的党组织——中华革命党身上。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几个人发展到了几百人,数量虽然不多,但他们都是孙中山的死士。正式建党的时机成熟了,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宣誓就任总理。孙中山一生有过很多职务:临时大总统、非常大总统、大元帅等,但他真正倾心的还是总理这个称呼,以至于了解他的人都以总理称之。到1915年年底时,中华革命党已经有了五十七个支部、近万名党员,但只有少部分党员在国内——如未来的共和国元帅刘伯承,大部分党员都在国外。他们大都是精英分子,有知识、有闯劲、有理想、肯献身,还有经济能力,他们在国外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要回到自己的祖国去当反政府的“乱党”,如被抓住则性命不保,可为了理想中的国富民强,他们无怨无悔。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华革命党和国内普通百姓很少接触,他们的主张根本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然而,在没有群众基础、没有广大群众支持的情况下,孙中山毅然举起了反袁大旗,决定发动起义“倒袁”,重建民国。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依然慷慨而行。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蠢、不自量力等。但这种行为还有一个更恰当的名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正是中华民族可称之为伟大的魂魄。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一年半的时间里,中华革命党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地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平均一个月两次多,死伤甚巨,影响不小,却无一成功。虽说起义全部失败,但这一切都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个信号:大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反袁的青天白日旗还没有倒下,伟大的民主共和领袖孙中山还在继续战斗。这种潜移默化的精神鼓舞确实是海内外反袁力量的信心源泉。在这一年多以失败为主色调的时间里,蒋介石展现出了他的军事天分,无论是工作构想还是作战计划又或是执行细节,都基本上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再加上他是陈其美的旧部,孙中山很自然地就把爱屋及乌之情用在了这个可造之材身上:“小蒋,好好干,我很看好你哦!”就在革命起义陷入低潮这会儿,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居然掉头搞君主立宪,接着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护国战争”。可是,此时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大都在国外,如何“倒袁”一下子成了难题。好在孙中山利用自己的号召力,不断站出来讲话,从精神层面上有力地支持了反袁大业。当然,孙中山不是光说不做的那种人,譬如李烈钧、许崇智等人就被他派回国内组织讨袁大军,虽然不是讨袁的军事主力,但绝对称得上为反袁护国发光发热。话说袁世凯称帝只折腾了八十多天就彻底完蛋。这在大部分人看来,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民国又要共和了。可如此一来,以反袁为己任的中华革命党该何去何从?革命党还能革谁的命?1916年7月,孙中山宣布:中华革命党停止一切党务。之后,孙中山回到上海,同时也将革命党总部从日本迁了回来。孙中山在这种时刻作出这种选择,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华革命党确实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世纪之恋心若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回到上海的孙中山是落寞的。世间一如既往的喧嚣,但与他似乎没了关系。年过半百的他终于暂时告别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没有了那么多令他心力交瘁的事,没有了那么多令他爱恨交加的人,他终于可以享受一下安宁的、普通人的生活。这期间,陪伴他的只有年轻的新夫人。要说清楚这位新夫人的来历,还得从新夫人的姐姐宋霭龄讲起。之前提过宋霭龄是孙中山的秘书,确切地说,是英文秘书。后来宋霭龄要嫁为人妇,只能中断这份工作。宋霭龄要嫁的人,是孙中山的重要财务顾问孔祥熙。此人是山西人,出身比较高贵,是孔子的后人,但他家道中落,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幸好他身上流淌着孔子的基因,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庚子事变中,孔祥熙创造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自发帮助被义和团摧毁的美国教会进行善后工作。教会对他的表现十分赞赏,于是资助他到美国留学。多年后,孔祥熙拿到了美国耶鲁大学的理化硕士学位。这种学历在百年后的中国依然是职场稀缺资源,何况当年?此人学习能力不错,经商也很有一套,赚钱对于他来说总是轻而易举,尽管后来他把这种能力用到了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上面。因此,尽管孔祥熙大宋霭龄九岁又是鳏夫(他的结发妻子韩玉梅已病逝),那又有何妨?孔祥熙的综合条件征服了野心勃勃、独立霸气的宋霭龄。于是,在嫁给孔祥熙之前,也就是1914年9月,宋霭龄推荐亲妹妹接替自己的工作。宋霭龄的妹妹叫宋庆龄。但凡非一般的人物,其爱情经历似乎也是非一般的精彩。孙中山自然是个不一般的男人,而宋庆龄也正好不是个一般的女人。因此,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发生了。在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工作接触中,孙先生散发出的成熟男人的儒雅与稳重,契合了宋庆龄这位情窦初开的少女的英雄情怀,相差27岁的两个人竟然相爱了。不过,他们的爱情得不到家人的祝福。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是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朋友,也就是说,孙中山是宋庆龄的叔伯辈。他二人的恋情当然让宋耀如十分气恼。宋庆龄的母亲也劝女儿:孙中山已经有一个老婆(卢慕贞),人家二人都二十多年的夫妻了,儿子孙科都比你大,你现在嫁过去当妾,算怎么回事?于是,父亲母亲就把女儿给软禁了起来,不让她再见孙中山。孙中山那边日子也不好过。孙中山和妻子卢慕贞结婚的二十余年间,他四处漂泊,今天这儿起义,明天那儿革命,今天在这里被通缉,明天在那里被驱逐,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夫妻二人聚少离多。可人家卢慕贞没有任何怨言地跟着他,守妇道、敬公婆、抚养子女,做得样样没得挑。而宋庆龄是受西方教育的现代女性,也根本不可能接受妾的地位。为情所困的孙中山,思虑再三,最后选择跟卢慕贞协议离婚。这边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里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1915年10月25日,两人在日本东京踏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很简朴,很寒酸,基本上就是“裸婚”——什么都没有。不过20世纪许许多多大人物的结合都是因陋就简的,只要感情是真的,婚礼有与没有又有什么关系?!但遗憾的是,这段婚姻终究没能得到宋庆龄父母的祝福。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一路追到东京,先是将孙中山臭骂一通,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孙中山与宋庆龄解除婚约,但被二人拒绝。气愤至极的宋耀如当即宣布与孙中山绝交,与宋庆龄脱离父女关系。这之后,宋耀如身体越来越差,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宋庆龄晚年提及当初违抗父命与孙中山结婚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后来宋庆龄没有选择与孙中山合葬或附葬于中山陵,而是决定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父母作伴,与此事不无关系。从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的十年历程。在上海的日子恬静得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如果之后不再发生什么大事,也许孙中山真的会退出政坛,就像当初卸任临时大总统一样,去做他的铁路救国之梦。可是,身处乱世,连寻一张可以安睡的床都不易,做梦就更别想了。第二章武林大会

                        乱七八糟的民国

                        要说民国这接下来的十二年(1916—1928),用一个词就可以完美地概括和形容:乱七八糟。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这是前两任“武林盟主”留下来的烂摊子。话说慈禧盟主当年为朝廷的安危着想,发令编练新军,可效果十分惨淡。有能力的,如袁世凯和张之洞,确实把兵练成了,但朝廷控制不了这两支军队。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完成任务。前面讲过,原本计划练成三十六镇,但只有袁世凯练成了六镇,张之洞练成了一镇一协,其余近三十万的“新军”全都是样子货。慈禧盟主归天后,“新军”之中那些精明的野心家们,遂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战争以及即将爆发的护法战争中趁势而起,四处割据,就此奠定民国时期的军阀乱局。所谓乱世出英雄,不过是一群精明的野心家风云际会而已。而慈禧之后的下任武林盟主袁世凯,则死得过于匆忙。他固然是有实力威慑地方各省,可他没有培养出一个强力的接班人,害得一帮小弟群龙无首。偏偏这些小弟心气还很高,都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盟主一职。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游戏规则已经改变。当时,影响中国政治的主要势力——俄、美、英、法、德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欧洲战场,无法抽身前来,但它们又担心中国取得独立地位,会损害到它们的在华利益,只好勉为其难地支持地方上的强力人物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既然是支持,那就得提供经济、武器、技术甚至人力支援,如此也就助长了地方势力快速膨胀。这样一来,前朝武林盟主朱元璋制定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就过时了,现在流行“高筑墙、抢积粮、速称王”。在这种情况下,民国年间的局势顿时乱作一团,不但不团结抵御外侮,还因为各自之间的不信任造成互相倾轧,弄得民不聊生,让整体形势更加糟糕。众人以割据地盘和扩充军队为第一要务,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都是达到目的的“犀利”武器。面对中原这块沃土,人人皆想分一杯羹,花招层出不穷,犯规屡禁不止,就看谁的手段最高、计谋最巧!门派划分这十二年的江湖着实太乱,光武林盟主(大总统和实际控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者)就换了好几位,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张作霖轮番登场,至于盟主之下的“首席护法”(内阁总理),换了三十余位,能编一个加强排。你方唱罢我登场,台上的演员都还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这么乱,还怎么划分门派?是的,确实很难精确划分,只能简单区分,方法如下:首先判断各自为政的各省督军跟着哪位带头大哥混,然后就把这位督军以及督军能控制的地盘划分到那位带头大哥门下,这样便能组成一个松散的门派。带头大哥就是掌门,那些督军就是核心弟子,地盘就是势力范围。只不过这些弟子并不如何坚贞,大部分都是墙头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跟谁。即便如此划分,那些屡屡混战的大小门派还是不下一百个,它们忽聚忽散,朝秦暮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在筛选时还得加上两个限制条件:一、控制的地盘有限制。最好在中原,当然能决定中原大势的西南、西北、东北、东南也在考虑之中。二、实力有限制。门派必须要有实力控制中央政府,实力超群的独行侠也可以考虑,影响力小的帮派或个人还是不要过来捣乱了,当当看客就好。好了,下面我们开始介绍参加武林大会的各大门派,按照立派时间顺序排名,请注意,这个时间不是很精确。主宰中原的三大门派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三大派,是未来十二年中主宰中原的三大力量,他们都与北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巧合的是,他们像商量好了似的,包括袁盟主在内,都是四年一换上台执政,轮流做武林盟主,其顺序排列如下:袁氏

                        91短视频色644年夏,陈子龙及其周围的人曾确信,大胆的北伐将会扭转历史潮流。弘光帝若能像后汉光武帝或唐肃宗那样,放弃宫中的享乐,亲自率师北征,必将无往而不胜。陈子龙坚持认为,历史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公众的激情。在这决定性的紧要关头,百姓的情绪正处在混乱之中:可能转向这边,也可能转向那边。今者人情泄沓,不异升平,从无有哭神州之陆沉,念中原之榛莽者。臣瞻拜诸陵,依依北望,不知十二陵尚能无恙否。而先帝、先后之梓宫何在?陈子龙主张必须抓住这一时机。山东、河北“义旗云集,咸拭目以望王师。”机不可失,“臣恐天下知朝廷不足恃,不折而归敌,则豪杰皆有自王之心矣。”陈子龙对江南百姓是否有能力组织起强大的地方自卫系统,心中颇有疑虑。以一种地缘政治决定论(此种理论被后来的王夫之充分发挥)为依据,陈子龙认为,由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业化,当地百姓主要聚居在集镇,难以同近邻发展互相关系。此外,由于南方的农活十分繁重,百姓无暇习武,事实上也没有马匹、兵器或骑马操练的余力。他承认局势的发展会迫使江南缙绅组建乡兵,但又担心这些乡兵会像以往那样退化为治安组织。陈子龙的结论是:“故曰,欲为江南兴乡兵者,妄也。”但北方的情况完全不同,地理环境使人们息息相通,有较强的村社传统。人们聚居在不同于血亲组织的村庄中,从而形成了很强的互助和村防习惯。此外,他们习惯骑马,极容易组织起自卫的乡兵。陈子龙希望,一旦弘光帝答应出师北伐,拥有乡兵的北方豪杰便会受到鼓舞,起而支持南京政权。这也是其他主张北伐者的希望。敢于直言的湖南籍官员,刘宗周的弟子章正宸也曾就此问题上疏弘光帝。他认为,一旦皇帝离京北征,很多“营寨相连”的豪杰便会群起响应,协助收复中原。可见,陈子龙等人对发动各类地方领袖支持和积极参预收复失地寄予极大的希望,而这些地方领袖正是在明朝末年、朝廷日趋衰落之时乘机扩大了自己的实力的。早在1643年就曾上疏崇祯帝建议在全国组建乡兵的举人何刚认为,唤起地方领袖可使南明政府充分利用早已遍布全国的乡兵组织。如今正渴望加入弘光政权的何刚,呼吁勤俭治国,以便使政府有财力酬劳地方豪杰,并为其部属提供军饷和赏金,以此赢得这些亡命之徒对北伐的支持。惟日求天下奇才,俾智谋者决策,廉明者理财,勇猛者御敌。庙堂不以浮文取士,而以实绩课人,则真才皆为国用,而议论亦省矣。分遣使者罗草泽英豪,得才多者受上赏,则豪杰皆授命疆场,而盗魁亦鲜矣。如果皇上愿意承认这些地主豪杰并给予相应的奖赏,他们做恶的能力便会被引导转向在政治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们将被改造成义士而不再作盗魁。或许通过战场上的伤亡还可减少这些盗贼的数量。这样,南明政权就可利用混乱的局势使地方豪强为自己而不是为敌人所用。何刚关于动员乡兵的建议,集中反映了陈子龙及其他几社成员治国主张中的自利原则。史可法提出的将江北建成北伐前线的战略,也带有合理自利的特征。他认为,江北荒地应以军屯形式加以开发,屯田军民以百夫屯、千夫屯为单位,选豪杰为百夫长和千夫长,负责具体实施。为了保卫自己开垦的土地,这些屯民将组成抗击入侵者的坚固防线,并有助于收复失地。然而,这种将决心保卫自己家园的地方缙绅当作南明政府的最可靠的同盟的主张,遭到刘宗周等更急于求成者的摒弃。这些人抱有更激进的幻想,他们认为,只要皇上御驾亲征,百姓就会自发地响应。刘宗周还将皇帝亲征所蕴含的恢宏气度与高杰、刘泽清等人的投机与自私作了区别。从策略上看,此时作这种区别是极不明智的,因为这样做既损害了朝中有志收复失地者的事业,又几乎使刘宗周本人丧命。刘泽清被这位思想家的自以为是所激怒,遂上疏参劾刘宗周。他见皇上没有立刻作出反映,便再次上表警告说:若不正式革除刘宗周的左都御史之职,他便辞去南明政府的官职。当高杰和刘良佐起来响应后,马士英也对刘宗周提出弹劾,说这位思想家要求御驾亲征,是想危害皇上的性命。随后,勋臣镇将们又把攻击目标扩大到所有支持姜曰广的“阁臣”,他们指责姜曰广“谋逆社稷”。10月9日,姜曰广辞职还乡。次日,即10月10日,刘宗周也离开了南京政府,这一次并非完全出自其本意。与刘宗周离职以及接踵而来的对阮大铖的任命同时,还有一系列辞职与参劾事件。陈子龙辞去了兵部之职,返回松江老家。湖广巡按御史黄澍上疏参劾马士英,列举了马士英所犯10条当斩之罪。对立的双方,又重新开始以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进行斗争。倾向刘宗周的士大夫此时公开宣称自己是崇祯朝“正人君子”的继承者,并断言他们之所以遭到攻击是因为与东林党或复社的关系密切,东林书院的创建人顾宪成之侄顾杲的被捕,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对立的马士英与阮大铖一党则将这场冲突描述为弘光帝的忠臣与追求私利的投机者之间的斗争。他们声称,忠于皇上的人正在保护弘光帝的利益,使其免遭狂热的东林党人的损害。因为弘光帝的父亲曾在政治上反对过东林党人,所以东林党人的继承者正在伺机报复。追求私利的投机者则只是在口头上大讲忠君,实际并非如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北京陷落后曾投降李自成。阮大铖上任不久便对一些曾反对他复出的人说:“彼攻逆案,吾作顺案相对耳。”

                        顺案

                        自6月下旬以来,顺案就一直在策划之中。6月22日,从北方逃来的官员被禁止进入南京。这一禁令是针对那些曾投降过大顺又想南下避难的人而发的。7月4日,马士英又力荐其好友李玉田任兵部尚书,以酬劳他在北方杀死过许多“伪官”。史可法当时正在扬州试图抚慰高杰。他在扬州城外的大营中得知这些变故后十分震惊,立即致疏朝廷,表示不赞成拒绝北方官员南下的作法。他建议:诸臣原籍北土者,宜令投呈吏、兵二部,注名录用,否则绝其南归之心。⑧○電孑書wWW.TXt8○.CοM史可法并不想对曾归降大顺的人实行大赦。实际上,他还要求对自己的堂弟、翰林庶吉士史可程实行惩治,因为史可程曾加入过李自成的政权,并写信劝史可法也归顺大顺。但史可法也主张区别对待曾与大顺合作的官员。他以略带讥讽的口吻指出,那些现在叫嚷着要求惩处“从贼官”的人们,倘若在北京陷落时也在北方,可能会做出与之完全相同的举动。总之,史可法认为这是一段颇具讽刺意味的往事,许多在南方任职的官员原是被朝廷贬到这里来的,而现在却恰好因之而免受监禁之苦。史可法指出,高杰和刘泽清都没有坚守北方的岗位,而自己与马士英也未能营救北京的崇祯帝。他暗示南方的官员都未能挽救北方朝廷,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官员的幸存正是由于北方官员没有严守臣节,因为如果北方官员都像忠臣义士一样杀身成仁,那么像他这样深受先帝厚恩的南方官员也都应效法。北都之变,凡属臣子皆有罪,若在北者始应从死,岂在南者独非人臣。但就在史可法上疏建议只惩处罪大恶极的降贼官员时,江南士民却群情激愤,坚决反对宽恕那些叛臣。吴地缙绅上疏谴责陈名夏、项煜等降过贼而今又仓皇逃到南方的官员。随着公众对从贼官员的义愤日益增长,对公然背叛明朝者也深感气愤的阮大铖发现,将众人的义愤引向那些反对过他的“正人君子”是很容易的。当南京政府颁布了杨汝成、项煜、陈名夏、徐汧等“北都从贼诸臣罪状”之后,杨汝成等人的住宅便受到以生员为主的暴徒们的袭击。这种状况迫使那些孤立无援的从贼官员又纷纷逃回北方,加入了清政府。在“顺案”爆发期间,周钟极大地损害了复社在明朝忠臣心目中的形象。周钟是1643年科举榜眼,复社领袖。他曾担任过李自成的顾问,并答应帮助李自成征服江南。周钟和其从兄周镳都为阮大铖所仇视。阮大铖因他们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而怀恨在心。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正是周镳——他嫉妒并疏远周钟——公布了其从弟周钟在北方叛明降顺的内情。周镳的一个门徒透露了周钟所写的那道不光彩的“劝进表”的内容,其中还将李自成比作尧舜。周镳本人还私下印了两种记述北京陷落时状况的书(《国寿录》和《燕中纪事》)。其中详细描述了他那位从弟卑躬屈节的丑行,包括他对大顺大学士牛金星的奴颜媚态。我们简直无法描述南直隶的士大夫在得知周钟变节行为时是多么震惊,他们“远近切齿”。周钟的密友嘉定籍哲学家黄淳耀听到此事后立刻病倒了:天哪!难道周钟竟能如此丧尽天良?他如何能做出此等事情?我们已有二十年的交情了,但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这种大逆不道之举。我希望我交友不慎的教训能使其他人在交友时引以为戒,周钟作为大臣的行为将会使未来的大臣们引以为训。人们愤怒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料到一个曾在科举中荣登榜眼的人竟会背叛恩重如山的皇上。在传统的观念中,获得最高级科举出身的人,理所当然应为其皇上献身。宋朝的伟大爱国者文天祥不就是状元吗?周钟失节不仅被看作是对明朝的背叛,而且还被许多士大夫视为对儒家信仰的背叛。因此,周钟的背叛,为那些嫉恨自视清高的东林党和复社成员的人提供了绝妙的例证,他们以此来揭露所谓“正人君子”在政治上的虚伪。此外,由于周钟的两位伯父被指斥为宦官魏忠贤的党徒,周钟本人的变节行为便为马士英和阮大铖提供了良机,使他们可以巧妙地将“逆案”与“顺案”联系在一起。1644年7月13日,马士英上疏要求处死周钟。他对弘光帝说:庶吉士周钟者,劝进未已,又劝贼早定江南。闻其尝驰马于先帝梓宫前,臣闻不胜发指。其伯父应秋、维持皆魏忠贤鹰犬,今钟复为闯贼忠臣,枭獍萃于一门。逆党钟于两世,宜加赤族诛。其胞兄铨尚厕衣冠之班,从兄镳俨然寅清之署,均宜从坐,用清逆党。此后不久,周钟和周镳相继被捕入狱,并很快地被处决。随着“从贼官”被一一认定,对周钟的逮捕揭开了一场大清洗的序幕。1644年10月14日,大理寺颁布了对从贼官的惩罚条例。规定罪重者磔、斩,罪轻者绞、流。随着搜捕的进展,宦官控制秘密警察的权力又得以恢复,令人畏惧的东厂打手又来到南京,重操旧业。正直的士大夫本能地作出了反应。至少从表面上看,崇祯时期的激烈党争如今又全面爆发了。顾锡畴(高弘图辞职后他继任礼部尚书)等“爱国之士”又重新使用起17世纪30年代的政治术语,称马士英、阮大铖一伙为“阉党”,借翻旧账以自卫。例如,这位曾亲身遭到魏忠贤迫害的大臣,坚持要求弘光帝以渎职罪取消对温体仁的封谥。这个问题虽一度转移了朝廷对“顺案”的注意力,但似乎也证明了马士英和阮大铖的论断,即“正人君子”正在重新挑起危害甚大的党争。阮大铖甚至感到完全有必要针对“正人君子”集团编制一套新的黑名单。

                        政治迫害

                        阮大铖开始编制黑名单时,对其政敌的迫害也进入了新阶段。由于马士英和阮大铖对东林党抱有明显的偏见,因此,他们开始招纳过去与魏忠贤有牵连的人作为支持者。而这些人被鼓动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担心一旦正人君子们重新上台,他们自己会因过去与魏忠贤的交往而遭到贬斥。比如郭如阇、周昌晋,特别是杨维垣,在公众眼中都与从前的“逆党”有关,而如今都在马士英手下任职。这无疑将使冲突更加残酷。杨维垣在1624年吏部之争时便是阮大铖的密友,现在他又力劝阮大铖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1645年初,一位自称大悲的疯和尚为阮大铖一伙提供了这样的机会。1654年1月12日,南京西城兵马司得报说,西华门外有一个和尚自称是亲王。一名官员奉命前去调查,将此和尚逮捕,带入南京,由京师提督戎政忻诚伯赵之龙率手下官员审讯。在审讯者看来,这个和尚无疑是个疯子,他自称法号大悲。是定王,并说,1642年先帝为防不测而派他南下。审讯中,大悲和尚几次改变自己的封号,还肆无忌惮地说自己与潞王有联系。最后,他向审讯者提到两位南京政府官员的姓名,其中之一是钱谦益。虽然在大多数人看来,大悲不过是个发狂的和尚,他自称亲王的行径是可怜的,可以不加追究。但阮大铖和杨维垣却抓住大悲提到钱谦益(他被视为与东林党和复社有牵连的人)这一情节,试图编造一起阴谋支持潞王谋反篡权的案件。于是,他们令一名亲信参加了审讯,夸大了大悲的口供。使之牵连到143人,其中有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声望和地位的人。但阮大铖还没来得及下令逮捕这些人,钱谦益便上疏抨击了这一针对他的而又不堪一击的指控。这样一来,此事便公开化了。这就迫使阮大铖寻求马士英对此案的支持。马士英浏览了供词,意识到这项指控根本不能使公众信服。相反,只能使其同党显得滑稽可笑。他看出这个可怜的和尚不能用来作为发动清洗的借口。遂于3月27日下令将大悲处决,并拒绝支持对那143人的指控。尽管如此,阮大铖仍继续对复社成员进行报复,特别是对那些曾在《南都防乱公揭》上签名的人或公开反对他复出的人。《桃花扇》对此有如下描写:凶凶的缧绁在手,忙忙的捉人飞走;小复社没个东林救,新马阮接着崔田后,堪忧!昏君乱相,为别人公报私仇。有些人遭受打击,不得不更名换姓躲藏起来,其余的则全部逃出南京,或到左良玉军中避难,或到扬州作史可法的幕僚。侯方域显然是阮大铖寻求报复的主要目标,一位与之关系密切的将领(经常与他一起饮酒)警告他说,阮大铖打算逮捕他。作为阮大铖发泄私愤之对象的其他官员,干脆在被革职之前就离开了朝廷。即使被授予官职,他们也断然拒绝。有才干的人中,有些拒绝任职,有些则因与马士英和阮大铖不和而得不到任用。例如:前广西巡抚方震孺在行政和军事方面都是行家,尤其擅长发动乡绅和乡兵。也许是因为曾受到史可法的举荐,也许是因为曾遭受过魏忠贤的迫害,并几乎被拷打致死,方震孺受到猜忌。尽管他愿意出力“勤王”,却遭到马士英和阮大铖的排斥。因此,方震孺所具有的地方管理才干无法得到发挥。但如果说1645年1月以后,南京政权中所有的官员都是马士英或阮大铖的亲戚朋友,也不符合事实。还有一部分相当出色的官员留在朝中,在马士英弃职逃走后的最后日子里,就是他们主持朝政。其中三位主要大臣是赵之龙、王铎和钱谦益。赵之龙并不是马士英的亲信,由于他处事公正,得到朝中许多官员的敬重。这些官员担心朝政走向某一极端,因而希望有一位温和甚至妥协的大臣。王铎是著名的书法家(1622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1640年升为南京礼部尚书,后丁忧告假还乡。期满后,原定到北京任礼部尚书,因李自成攻陷京师而未成行。1644年6月,出任南京政权的礼部尚书,继而兼任大学士。王铎转任吏部尚书后,钱谦益接任礼部尚书。钱谦益是著名的东林党人,故有必要指出,尽管马士英与阮大铖打击正人君子,但仍有不少与东林党有关系的官员留在南京朝中。与此同时,还有不少有才干的中立者在朝中担任要职,其中包括杨鹗、丁启睿、高倬、朱大典和练国事。

                        南京政府的困境

                        然而,尽管这些官员可能很能干,南京政府持续不断的财政困难却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挥。朝廷自然要尽力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1644年冬季,名义上属于南明的军队超过100万人,是其兵力最盛之时:
                        将领或驻地兵力
                        高杰4万

                        的事。好了,先这样了?给我打电话。我们得谈谈。爱你,宝贝。谈话。当然要谈。帕拉斯没给任何人打电话——警察,迪·迪,或者他——直到八月份。他气坏了,不过还是照样把她的路费电汇给她了。要是他们当着卡洛斯的面背后笑话她,要是他们拿她开玩笑,她听到之后也无动于衷:无非是在她进入学校大厅时中断的手势;在她从存物箱前走开时滑动的眼波;在她坐到人群中吃午饭时不自然的微笑。她从来没有真正引人注目过,但她的谈吐和她父亲的金钱隐藏了这一事实。如今她成了公开的笑柄(帕拉斯和一个看——门——的跑了,你难道不爱听这条新闻吗),谁都不遮遮掩掩的了。她回到了最后的战事发起的地方,高中安排有序的战壕,在这里,羞耻不过是走到大厅换盘子所需的时间,失败不过是开启暗码锁的摸索,而厌恶不过是阻滞射精的薄薄的避孕套。在这里,除去交换衣服和玩具,没有什么好意可言。在这里,孤芳自赏居统治地位,判决是暂时的,开除才是永久的。而成年人对此一无所知。只有监狱才可能是惹眼和可怕的,因为在戒律和仪式之下蛰伏着折磨人的暴力。来自井然有序的宁静家庭的那些人,在关进大门后,当即就被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残酷压倒了。那种残酷是以年轻人欢欣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帕拉斯试过了。但那种羞辱让她抬不起头来。弥尔顿曾向她打探她母亲的情况。曾经有人警告他要当心与他圈子之外的人结婚的后果,而且每次警告都不幸成为现实:迪·迪是不负责、不道德的;如果情况属实,她还是个荡妇。帕拉斯的回答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他还在谋求起诉学校,理由是它的松懈和造成危险的环境,更不消说有犯罪倾向的职员了。可是受“诱拐”的“牺牲品”却是心甘情愿走的,而那次“跨州”行程的终点恰恰是“牺牲品”的母亲。这怎么能称得上是犯罪呢?她父亲家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他们得了解一下?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使女儿想要、急着要逃到她母亲那儿去呢?进一步说,校园内并没有发生什么讨厌的事——除了“牺牲品”的汽车被修理了一下,并且她被平安护送到家。何况,“诱拐”发生在学校停课的假期。尤其是,“牺牲品”不仅心甘情愿地去了,还连欺带哄地自愿陪伴一个男人(甚至可以称作是艺术家),他并没有前科,而且在高中的表现和工作都堪称楷模。她被他性侵犯了吗?“牺牲品”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是不是让她吸毒,给了她非法的东西吸呢?帕拉斯摇着头否认,只记得她母亲那样做过。撞她车的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我根本没看到他们的脸。我离开了那地方。到哪里去呢?我挥手拦车,有人让我上了车。谁?一些人。在一个教堂似的地方。在明尼苏达?不,在俄克拉荷马。地址是什么,电话多少?爸爸,算了吧。我现在不是到家了吗?是啊,我可不想让你操心了。不用了。不用了。帕拉斯觉得不舒服。她无论吃什么东西,哪怕吐掉大半,体重还是会增加一磅。感恩节那天她独自一人过的,吃的都是普罗维登斯准备好的。圣诞节那天她请求放她出去。弥尔顿说不行。你就待在这儿。就去芝加哥,她说,去看望他的姐妹。他最终同意了,并由他的行政秘书做了安排。帕拉斯在她姑妈那儿待到十二月三十日才离开(留下了一张无疑有误导之嫌的字条)。在塔尔萨机场,她花了两个半小时租了一辆小汽车,司机把她一路送到了女修道院。她说,只是拜访一下。只想看看大家都怎么样了,她说。除去她自己,她还能骗谁呢?显然谁都骗不了。康妮当即瞥了一眼。现在又能怎样?康瑟蕾塔把小母鸡歪过来,看着银白色中带玫色的腹腔。她用盐把鸡涂满,并把它的表面用肉桂和黄油揉搓了一遍,再把洋葱加在用鸡脖子、鸡心和鸡胗煮的汤里。母鸡一烤到外焦里嫩,就被她放到一边,去吸足汤汁。浴缸里的水微温,浅得仅及吉姬的腰际。她喜欢又多又热、满是泡沫的水。大宅里的管道破裂了:流出的水带着颜色,一股股地向外冒,有时还输送不到二楼。井水流过一个烧柴的锅炉,那是除去她谁都没兴趣保留的。她是个习惯于惹麻烦的人,总想在冬天比往常更糟的老旧的管道系统中积存好几加仑热水。西尼卡当然帮了不少忙,把一桶桶冒着气的热水从厨房的炉子边提到浴室。为了弄出肥皂泡,她倒进不少象牙雪牌洗浴剂,尽其所能把水搅拌起来,可惜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软泥般的东西。她曾经邀请西尼卡到浴缸里和她共浴,但又像以往一样遭到了拒绝。虽然吉姬清楚为什么她的朋友不愿意让人看到赤身裸体,但偶尔仍禁不住要逗她洗浴。她曾经看到过血迹斑斑的卫生纸,但西尼卡皮肤的隆起部分只是在衣服下才能摸到。尽管吉姬莽撞得不怕讨人厌,她仍然没能向她问及那些隆起。答案可能会太接近那个黑人男孩流血的场面了。她伸展开双腿,露出水面,抬起脚来欣赏。以前在K.D.光着膀子背对着她坐着的时候,她常常躺在那儿用双脚蹭着他的脊梁。他糊里糊涂奉献,充满了激情、伤害和向往,以及许多许多的屈服。是啊,她曾经纠缠过他一阵。她欣赏他对她的崇拜和追随,因为她自己没有崇拜和追随别人的经历。米基。没有谁能管那叫爱。可是K.D.的方式没有让她长时间感到开心。她后来就时常欺骗他、侮辱他、拒绝他,而他在宅子周围追逐她、抓住她、拍打她。玛维斯和西尼卡曾经把他拉开,用厨房里的炊具揍他,把他赶走——对他的咒骂她们三个用更难听的骂声作答。啊,好吧。这是新的一年,她想。一九七五年。既然旧的计划全都成了垃圾,就该制订新的。她最终从浴室瓷砖中拿出那个盒子时,看到里面满是证件,不由得欢呼起来。银行官员也喜得手痒难耐,给了她二十五美元,因为他很高兴把它们镶在镜框里或者放进展柜,让他的顾客们开心。这种西部最大骗局之一的文件汇集,你可不是每天都能看得到。她坚持要五十美元,踩着爵士舞步走出银行,吩咐玛维斯干脆开车就走,请吧。她本想要西尼卡与她一起走的。这次是一去不复返了。回来会关系紧张的。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方面。她母亲不知在哪里,她父亲是死囚。只有一个外祖父,住在密西西比州阿尔肯的一辆漂亮拖车里。她先前没把这事想周全,可现在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离开了。就是因为这种紧张关系。倒不是那个流血的男孩或是米基关于沙漠上那对情侣的戏言或是小个子男人有关清水和扭结的双树的忠告。在米基之前,一切全都消失在消遣和冒险之中了。激愤的游行、传单、争吵、警察、静坐者、领导人和谈话、谈话、无休止的谈话。没有一个是认真的。吉姬抬起满是皂液的手,把头上的发箍重新扣紧。没有一个高中生或大学生,没有一个,哪怕是别的姑娘,认真对待她的认真态度。要不是她会印东西,谁都会当作没有看见她。除去米基。“坏蛋。”她说出了声。随后,由于说不准究竟是哪个坏蛋最惹她动怒,她用力拍打着那缸令人不快的浴水,每拍一下就从齿缝里挤出一声“狗屎”。这样发泄了一会儿后,她平静了,便向后靠到浴缸上,用滴水的湿手掌遮着脸,悄声自语:“不,你这蠢而又蠢的坏女人。因为你不够刚强。不够机灵。就像跟所有别的该死的东西在一起一样,你没本事坚持下去。你以为那会很好玩,而且能有点用。也就是在一两个季节之内。你以为我们是熔岩,可是当他们把我们砸成沙粒的时候,你却跑了。”吉姬不是爱哭的女孩;即使现在,当她意识到她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无法对自己满意,她的眼窝里仍像沙漠一样干燥。康瑟蕾塔给褐色的小土豆削皮、切块。她在水里加了熬好的调料汁、月桂叶和鼠尾草,炖上土豆,然后再倒进长柄平底锅焯汤,直到土豆变成暗金色。她把红胡椒粉和黑胡椒籽撒到上面。“噢,对了,”她说着,“噢,对了。”最他妈好的进展就看怎么计价了,玛维斯希望技师对这辆十岁的凯迪拉克的钟爱能让他在收费时给她打个折扣。她始终不会知道他到底打没打折,但在修车铺下班之前,他把活儿干完了,收费是工钱五十、零件三十二、润滑油和汽油十三,差不多把玉米地的租金花光了。要等波森先生下次交租金还得三个月。不过,余下的钱还足够日常购物,加上康妮想涂的漆(她猜是给那把红椅子涂;但还有白漆呢,大概也要涂鸡舍),以及雪糕。那对双胞胎喜欢雪糕,见到就吃。可是圣诞节玩具却没人动,所以玛维斯花了五小时等待翻新和修理,用一辆玩具卡车换了一辆玩具汽车,用一个玩具娃娃换了一个会说话的娃娃。珀尔很快就会长大到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他们的成长和变化令人吃惊。他们夭折时,头还抬不直,但一次在大宅里头听到他们时,已经是蹒跚学步的两岁婴儿了。根据他们的笑声,她能够一丝不差地分辨出来。而根据他们和别的那些在各个房间里跑来跑去的孩子的融洽相处,她知道他们成长得怎么样。现在他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六岁半,玛维斯该考虑适合他们年龄的生日礼物和圣诞礼物了。她因为思念孩子而备觉孤苦,便在一九七○年回过一次马里兰州。她在萨尔、弗兰基和比利·詹姆斯注册的学校看着课间休息的学生,心中一惊,突然意识到萨尔现在该上初中了,比利·詹姆斯在三年级,而弗兰基在五年级。不过,她觉得不成问题,一定会认出他们,尽管她没把握他们能辨认出自己。可能是由于她的手指抠进了操场的围栏或是脸上扭曲的样子,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学生们吓坏了,一个男人过来盘问起她—没有一个问题她答得出。她连忙跑开,想躲起来偷着看。她想藏到佩格的房子那儿,但不能让弗兰克或隔壁的邻居看见。她找到那里时——戴帽子的女孩还在赶鸭子——却流下了泪。原先长得茁壮、繁茂又漂亮的莎伦玫瑰,如今全被砍光了。要不是担心被人认出,她就要沿街跑掉了。她当即清醒地意识到,无论在这儿还是别的地方,只要没有莫尔和珀尔,她就不安全。这都发生在她和勃迪通电话并获悉她被通缉之前。她把头发束进一个墨绿色的发箍,买了一副廉价的墨镜,乘上长途车先到华盛顿,再前往芝加哥。她在那儿替康妮买了给母亲的东西,换了一辆又一辆长途车,到达了米德尔顿的长途汽车站,她的凯迪拉克就存在那儿的停车场。她急急忙忙地买好给康妮的用品,在她的双胞胎孩子的陪伴下一路加速行驶。玛维斯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在车道上踩下刹车,把车停在已经在这里住了下来的赤身裸体的吉姬旁边。三年来,她们吵嘴,动手,勉强相处,只是由于康妮的缘故才不致互相谋杀。玛维斯相信,是因为吉姬被那个从鲁比来的男人搅得心神烦乱,她们才没拔刀相向。玛维斯是宁可这么做的,和任何人拼打到底,当然也包括那个在街上混出来的浑女人,因为那女人曾经威胁说要用刀结果她,让她的孩子们没人保护。因此她在可爱的西尼卡到来时,由衷地甚至过分地欢迎她。吉姬也全心全意地欢迎西尼卡的到来,把那个叫K.D.的人像葡萄籽一样吐掉了。在这一新的组合中,玛维斯的崇高地位稳固了。连那个长着漂亮脸蛋却有着受伤害表情的哀凄的富家小姑娘,也没有动摇她的地位。双胞胎很高兴,玛维斯依旧比别人更亲近康妮。正因为她们如此接近,如此相互理解,玛维斯才开始担忧。倒不是因为康妮的夜间习惯,或是她喝不喝酒,而是这种亲密的情感近来实际上已经消失了。还有别的。康妮点头的样子像是在听旁边的什么人讲话;她总是嗯啊的,而如果你说什么,她就答非所问。还有,她不仅不再戴墨镜,而且每天要打扮那么一下,穿上一件索恩·摩根在这儿时给她的衣裙。她脚上穿的则是原先放在她梳妆台上的那双闪亮的修女鞋。随着她自己耳朵中响着的开心笑声,以及雪糕在严冬中融化,她无法判断这类事情。康妮从来没诘问过双胞胎的真实情况,而玛维斯本不打算解释或辩护她知道的是真的,对她而言接受才是主要的。夜间的来访者越来越少露面了,她除去操心这个,便全神贯注于莫尔和珀尔长得有多快,以及她能不能坚持下去。六个黄苹果存了一冬都干瘪了,掏过核之后漂在了水上。葡萄干在一口深平底锅中的酒里加热。康瑟蕾塔在每个掏空的苹果里填上由蛋黄、蜂蜜、山核桃和黄油混合而成的浓汁,再一个个地加进被酒泡胀的葡萄干。她把香醇的葡萄酒倒进一口平底锅,再把填好馅的苹果放进去。温甜的液体流动着。小街都又窄又直,可她一划出这些小街,就都流血了。有时候她拿着卫生纸来接血,但她也情愿让血就这么流。诀窍是切开的深度恰到好处。不能太浅,否则切口只是一道很淡的红线。也不能太深,否则血会升起来并迅速冲涌而出,就看不见街道了。虽然她已经把地图从胳膊挪到大腿,她还是能高兴地认出旧街故道,连诺曼的痕迹都被排除了。有时候几个月划一次就够了。后来有时候她一天划两次,经常是一条街还来不及封口,她又划开了另一条。但她并不草率。她的工具是干净的,她的碘化物(强于红药水)很充足。何况她还向她的工具袋里加了芦荟滋润霜呢。那个习惯,始于待在一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时,开头是偶然的。在她一个收养的哥哥—格里亚妈妈家收养的另一个孩子——第一次把她的内裤扒下来之前,有一根别针系住她牛仔裤的裤腰,原先那里是一个金属扣。在哈里猛拉她的裤子时裤扣处裂开了,别针刮破了她的肚皮。牛仔裤一被脱掉,他就去拽她的内裤,那一道鲜血反倒更刺激了他。她没有哭。那样并不痛。格里亚妈妈给她洗澡时惊叫道:“可怜的宝贝,你干吗不告诉我?”说着她把红药水涂到那V形的伤口上。她想不好该说什么:别针的刮擦还是哈里的行为。于是她故意用别针刮自己,指给格里亚妈妈看。因为她得到的同情太少,她就告诉了她哈里的事。“别再说了,听见没有?你听见了吗?这里不能发生这样的事。”她吃了一顿最爱吃的东西之后,就被安置到另一个家庭。几年之间没有出过什么事。直到上初中,随后是十一年级。那时候她已经懂了,在她身体里有某种东西使男孩们想得到她,使男人们想盯着她。如果她和五个女孩一起在廉价店铺的柜台旁喝可乐,一定是她的乳头被一个受到朋友窃笑的男孩大胆地捏上一下。四个或者一个女孩在街上走过那个抱着女婴坐在公园长椅上的男人身边时,只有当她也走过,他才会把他竖起的阴茎掏出来,嘴里做出咂咂的亲嘴声。找男朋友来庇护也没什么用。他们把她的献身视作当然,但如果她向他们抱怨她曾被朋友或陌生人爱抚过,他们就会冲她大发脾气。于是她明白了,问题就在于内在的某些东西。她像一个其可疑的诗句过于灵活、过于惊人而难以发表的诗人似的堕落了。这让她激动。也让她安定了。深入到衣服下面的内在生命,这使得她的眼睛干涸了,催生了一种只有哭泣的女人才能动摇的安宁。那种哭泣会触发一种痛楚,力道之劲,她宁肯做一切事来消除它。在她十岁那年,还没有划人行便道的时候,肯尼迪遇刺了,全世界都公开哭泣。在她十五岁那年,春天里马丁·路德·金被谋杀,夏季时另一个肯尼迪也死了。她每次都打电话请病假不去做照看小孩的工作,待在屋里,把大街小巷划在胳膊上。她这件流血的工作很容易遮掩。就像艾迪·特托尔,她的大部分男朋友都在夜里干那件事。对那些坚持要问个究竟的人,她就想出一种病来。立刻会引来同情,因为那些疤痕看着真像是外科手术留下的。在康妮的宅子里得到的安全感,在帕拉斯到来之后,不如先前那样完整无缺了。她花费了很多时间哄她高兴、喂她吃饭,因为帕拉斯不吃的时候就哭或者忍着不哭。那姑娘八月份走后降临的轻松感,在她十月份返回时——更漂亮,更丰腴,还装作只是路过这儿看一看——消失了。在一辆豪华轿车里,差不多吧。带着三个箱子。现在是一月份了,她在夜间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不起,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学到别人的浮表和过时的末技,这就根本谈不上中兴之路了。因此,晚清的中兴之举,只能给未来播下一些种子,要想国家富强,只能化为了一场梦。晚清中兴的失败留给后人的教训是:永远不要让软弱派主政,软弱派只能使强国变弱,使弱国灭亡,依靠他们来变革图强,无异于缘木求鱼。值得回味的是,软弱派在主观上也是希望国家富强的,所以才会掀起一场洋务运动,实践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有道是,吃一堑长一智。这些中兴的大臣,皆是智慧之士,看到此“软弱姿态”无效了,为什么不改变方略?难道这是一种性格使然?政治上的软弱性是由一种人格的软弱性决定的吗?但他们对农民起义,又为什么那么残酷强硬呢?是什么决定了他们对外政治上永远的软弱性?第十八章百日维新始末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及《马关条约》的签订,举国震惊,它标志着洋务运动救国的彻底失败。在全国上下的群情激愤中,预示着将有一场新的风暴来临。一、戊戌变法《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立刻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全国人民奋起反对,痛骂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此时,正是全国举子在北京会试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两人一起写了份长达一万四千字的《上皇帝书》,参加会试的各省一千多名举人都签了名,然后集合起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求都察院向皇上转达他们的意见。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这次“公车上书”,虽然皇帝没有看到,但影响极大,康有为、梁启超成了维新派的领袖。“公车上书”的第二天,会试发榜,康有为考中了进士,清廷授予工部主事,但并没有影响他的维新思想。不久,康有为又用进士名义,第三次给光绪帝上书,这一次,光绪看到了,他读后非常赞赏康有为的主张。一个月后,康有为又写了《上皇帝第四书》呈了上去。康有为这些“上书”,光绪的教师翁同龢都读过,觉得说得在理,并积极向光绪推荐。光绪读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心被炽烈的火焰所燃烧,他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光绪亲政六年来,耳闻目睹的内政外交,皆是一本失败的记录,他从康有为的文章中,看到了振兴大清王朝的一线希望,为保大清社稷,非实行新政不可,但这必须征得慈禧的同意。光绪决心向慈禧摊牌了。他来到乐寿堂,向慈禧跪地请安后,将公车上书的内容大致说了一遍,然后陈述了自己酝酿巳久的新政方案,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慈禧并未训斥,也未阻挠。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1898年六月十一日),由军机处颁布了诏定国事的圣训,向中外宣示。光绪在圣谕中说:“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主大小堂,皆经一再审定,筹之至熟,妥议施行。准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从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至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授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四月二十七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康有为,听了不少有关改革方面的意见,其变法的要点就是“富国”、“养民”、“散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开设十二局。一言以蔽之,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发展资本主义。光绪很高兴,授康有为暂时为总理衙门章京(主持文书工作),任梁启超为大学堂主事,维新派的骨干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被任命为军机章京,参与批阅奏折、起草上谕的工作。同时,李鸿章、敬信给因筹办新政不力而被撤出总署。于是,维新变法大张旗鼓地开展了起来。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故史称“戊戌变法”。二、袁世凯叛变变法刚开始时,慈禧并不反对,她对光绪说:“变法也是要紧的,但勿违祖制,勿损满洲权势,方准施行。”但随着变法的进行,触动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于是反对之声四起。御史文悌就在木箱中投入不少弹劾光绪帝“倒行逆施”的记录文字。不久又索性上了一个奏折,严参维新人物康有为等。光绪阅过奏章,怒不可遏,将其革职。皇帝的态度对守旧大臣是当头一棒,他们觉得在皇上那里是无法行通,便转向慈禧那里下工夫,他们私下串联,唆使文悌到天津,向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诉苦。荣禄也十分明白,一旦维新派羽翼丰满,光绪掌握实权,自己的下场也将是一个未知数。他先通过文悌散布“皇上病重”的谣言,又串通李莲英唆使太监到酒楼哄传“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等等,这些谣言很快传到了慈禧耳中。看到火候已到,顽固派代表人物荣禄,就开始频频出现在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慈禧太后听完气得脸色发青,半天不说话,心想:“看来这个皇帝是不能让他当了。”过了几天,光绪到颐和园去见慈禧,慈禧铁着脸对他说:“你实行法政,我不管,可你要随便裁用大臣,任用那些维新派小人不行。”光绪帝说:“不变法不能救国,不把把守旧无能的大臣罢免,任用有为之士,就不能变法。请太后理解我的心情。”慈禧冷笑说:“你倒该想想,你的皇位还要不要了!”光绪一走,慈禧就同荣禄密计乘天津阅兵之机进行兵变,实行废立,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颐养天年”的样子,假作脱离了朝政。但这个密计被梁启超的内党得知并告知了维新派。光绪同康、梁等人反复研究后,决定利用手握兵权的袁世凯除掉荣禄,从而打乱“天津阅兵”的计划。这袁世凯是个怎样的人物呢?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他少年虽有学,却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平时喜欢使枪弄棒,与一帮浮浪子弟结交,恶少之名远近皆知。学业上已没有了指望,但他认为凭军功可以飞黄腾达,是做人上人的捷径,于是便投奔嗣父袁保中同寅弟兄吴长庆处。吴长庆时为山东提督,不久,袁世凯随军赴朝鲜,其时李鸿章是淮军和北洋海军的创建者,大学士兼直隶总督,位高权重。袁世凯察言观色,发现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于是就在李鸿章面前说吴长庆的坏话。不久,李鸿章果然将兵权从吴长庆手中削去一半交给了袁世凯,结果吴长庆郁愤而死。而后,年方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在李鸿章的保奏下升为三品道员。中日甲午战争时,袁世凯见李鸿章年近七旬,利用价值已不大,于是故伎重演。他将自己在朝鲜办理军务、外交的情况以及同李鸿章的来往电报,汇编成一本小册子,含沙射影地攻击李鸿章,分送给王公大臣。他知道荣禄与李鸿章有芥蒂,就频频出入荣府,一有机会就说李鸿章的坏话,荣禄很快将他收为心腹。就是这个见利忘义、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的势利小人,却被维新派看中了。一天,光绪召见袁世凯,作了一番抚慰后,任命他为侍郎候补。袁世凯返回法华寺,兴奋得连饮数杯,蒙胧中听见一阵响声,袁世凯忙命护从去打探,只见三个背剑的陌生人前来造访,口称:“要见尉帅。”护从阻止不住,三人大步登堂入室,袁世凯不禁吓了一跳,来者中一位高个子见袁世凯神色不定,急忙拱手一揖道:“我乃军机处章京谭嗣同,这两位乃是我的朋友大刀王五、通臂猿胡七,下官此来别无他意,谨向尉帅高升致以恭贺之意!”这时,袁世凯才松了口气。谭嗣同是维新派代表人物,又是在皇上面前红得发紫的人,袁世凯自然心中有数,至于王五、胡七乃京师大侠,尽人皆知。他连忙客套说:“鄙人才疏学浅,有幸升迁,还望大人关照。”谭嗣同审视了一番袁世凯,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如何?”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马上顺水推舟地说:“鄙人曾在海外任职,同洋人打过不少交道,深知圣上非用康南海变法之术,中国绝无中兴之望。我之所以参加强学会,也是为了能够积极投身到变法中去。”谭嗣同见状,就索性告诉袁世凯天津阅兵是个阴谋,慈禧和荣禄要加害皇上。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一幅黄锻密旨和一支小令箭,令袁接旨。袁世凯跪地双手接过,迅速浏览了一下圣旨,原来皇上命令他回天津铲除荣禄,夺过兵权,带兵赴京勤王。他极为惊骇,半晌无语,愣愣地跪在那里,像一段呆木桩。“尉帅请起!”袁世凯这才如梦方醒,颤巍巍地站起身。谭嗣同接着又讲了太后和荣禄的密谋,最后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皇上。”谭嗣同盯着袁世凯又说:“眼下皇上有难,正需臣子报效,你办了这件大事,可升为直隶总督。如若不然尉帅可到颐和园去告发,这个功也不小,这全凭尉帅裁处了。”袁世凯抖动着两撇小胡子,显出无比激动的样子,正色说:“大人将袁某看成什么人了!请你转告皇上,放心就是。皇上对我恩重如山,我袁某虽肝脑涂地,无以报效!荣禄逆贼,我杀他岂不和宰一条狗一样容易吗?”谭嗣同仍不放心地说:“此事关系重大,万万不可大意。”“老弟放心,袁某明白,明日即回天津布置。”袁世凯一脸庄重诚恳的样子。谭嗣同走后,袁世凯权衡利弊,最后去见荣禄,将谭嗣同的密访一字不漏地报告给了荣禄,还将密旨和小令箭一起交给荣禄。荣禄见了这些,大吃一连夜去见了慈禧。三、戊戌政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九月二十一日)凌晨,光绪帝正在睡梦中,御前太监王商唤醒了他:“万岁爷,太后老佛爷回宫了!”光绪一听,脑袋顿时“嗡”的一声,神色为之一变。因为按惯例,每年端午节到万寿节这一段初夏到中秋之际,慈禧一向住在颐和园中消暑,此时尚早,她突然回宫,其中必有缘故。王商又低声说:“万岁爷,听说老佛爷的气色不大好……”光绪两只大眼睛转了转,皱了一下眉头,不禁满腹狐疑:难道袁世凯那里出了什么岔子?他定神吩咐道:“叫过珍妃,跪迎老佛爷!”光绪和珍妃来到慈禧跟前,跪拜说:“亲爸爸,孩儿给您请安。”慈禧瞪视着光绪,手指着他道:“哼,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亲爸爸吗?”亲爸爸,是满族人对姑母的一种尊敬而又亲切的称呼。光绪四岁进宫时,慈禧就命乳娘、太监教小载湉称她“亲爸爸”。光绪支吾道:“连日政务繁忙,不曾到颐和园去给亲爸爸请安,实是孩儿的不是。”慈禧挖苦道:“我知道你很忙,一会儿部署斩杀荣禄,一会儿部署兵力包围颐和园,如此军国大事,岂能不忙!”光绪不听犹可,一听脑袋“嗡”的一下,几乎昏倒在地。他知道机密已经泄漏。半晌,才讷讷地说:“亲爸爸言重了,孩儿岂敢?孩儿因不愿大清倾覆,不愿做亡国之君,才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求中兴大清太平盛世。而那些老耄们极力阻烧,孩儿不得不杀一儆百……”没等光绪说完,满脸铁青的慈禧用手猛拍了一下御案,叫道:“杀一儆百,你不是杀到我头上来了吗?你好大的胆!你本是旁支侧出,四岁时是我把你抱进宫来,二十多年,我替你成婚,让你亲政,可如今你长大了,你却报答得好啊,你听信小人的话要杀我这老耄,天理良心何在?你从小就读过圣贤书,知道‘子不违父命’的道理,如今你贵为天子,我倒要问你这做儿子的要杀父母,该当何罪?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慈禧说着,不禁有些哽咽了,一双老眼溢满了泪水。光绪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亲爸爸,孩儿绝不是此意,莫听小人谗言。”“那谕旨和令箭也是小人谗言吗?”光绪已经解释过了,不想再说话。慈禧说:“可惜啊,可惜,你辜负了我这份心哪,你口口声声大清江山,可是大清江山就要断送在你手里了,你这个不孝——”慈禧想说“逆子”二字,但对皇上说“逆子”有些不妥,就咽了冋去,接着又说:“你也不想想,今天没了我,明天还能有你吗?你根本不配做皇上,我一定废黜你,另立明君!”这天上午,王公大臣们集聚在乾清宫,慈禧在御座上正襟危坐,荣禄、李鸿章、庆亲王、端郡王等都跪在案前。慈禧开门见山地说:“近年来我归政以后,不料皇上听信康逆妖言,闹得举国上下乌烟瘴气,坏了大清的体统,皇上既然已经辜负祖宗寄托,已不堪为帝,我意应当废黜,众卿以为如何?”群臣面面相觑,半晌不敢出声。荣禄因听到一些风声,知道洋人对光绪新政颇有好感,都支持他变法,如果真的废了光绪帝,国内、国际皆会有人反对,于是壮着胆子说:“废立恐引起国际干涉,臣以为暂缓为妥,臣等再请老佛爷训政。”其实,谁当皇帝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慈禧重新垂帘听政,这样大权在握,一切都好办了。荣禄提出此议,既合慈禧之意,又省去了不少麻烦。慈禧又问群臣:“众爱卿以为如何?”荣禄乃慈禧第一心腹,谁还敢有异议,遂纷纷说:“制台大人所言甚妥,我们请老佛爷重新训政。”“只有太后重新训政,大清才有希望。”于是当天下午,荣禄命军机处拟旨,以帝诏布告天下,略称:朕躬疾脞,再请慈禧皇太后亲政;由即日起,在便殿设朝办事。钦此。第二天一早,光绪被软禁到了瀛台。他站在涵元殿,望着茫茫的西苑湖秋水,仰天叹道:“吾不如汉献帝也!”这样,戊戌变法失败了,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前后只有一百零三天,于是人们又称之为“百日维新”。慈禧重新走上前台的头一道懿旨,就是下令缉拿康有为、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光绪在风声鹤唳的时候,并没有忘记与他休戚与共的维新派。他在去瀛台之前,曾下了一道密旨,令康有为等逃匿。康有为接到密旨,知道不妙,立即乘火车前往天津,又从天津搭一艘英商太古公司的“重庆”轮船去上海,在英国领事白利南的保护下,从上海乘快艇去了香港。梁启超接到密旨后急赴日本大使馆避难,后来在日本人保护下伺机逃到了日本横滨。谭嗣同知道政变消息后,一面深悔自己认错了袁世凯而误了皇上的大事,一面暗自打定主意,国难当头,以死来唤醒国人。大刀王五和通臂猿胡七无论怎么劝,均告无效,最后谭嗣同慷慨赴死,他在狱中用炭写了首诗表达自己的壮志:望门报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1898年九月二十八日,清政府杀害了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后来,人们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点评】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也给破灭了。戊戌政变,清朝皇室自相残杀,错过了变革维新的机会,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终遭灭顶之灾。而对于改革家来说,空有政治理想而没有适宜的手段和谋略,政治理想就会落空,就会被玩弄权术的反动势力击败。第十九章严复和《天演论》在戊戌变法兴起的同时,另一位重要人物以他对西学的研究成果,影响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这个人就是严复。严复,字几道,福建候官县人。父亲是一个普通的乡村医生,他十四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严复的父亲对他的教育十分重视,使他自小就养成良好习惯。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勤奋刻苦,就在他父亲去世那年的冬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海军学校,附属于福州船厂,是左宗棠督闽浙时创办的。严复在这所学校的五年间,除了学习英文和驾驶船舶技术外,还学习了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等课程。1872年秋,严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被分配到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由于他工作勤奋,又被选派到英国去留学。在1877—1879年英国留学期间,严复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对英国的社会也进行了一番考察。课余时间,他都用来学习和研究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和政治学著作。两年后,严复回国,在福州船政学堂做教员。第二年被李鸿章聘到天津担任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务长,十年之后又任该校校长,严复在这所学堂工作了二十年,直到19

                        其事;晖儿和S已经因晕车而显得脸色苍白了起来;林岳一路不停地说着话,我知道他是想分散大家的注意力,但在这颠簸的路况上,也只是杯水车薪罢了。“嘎”,厢式货车骤然急停,毫无防备的众人身子一片歪倒。“嗨~~我说老凡,你丫注意着点儿开行不?!”林岳差点一头撞上挡风玻璃。我没答话,伸手指了指车子的前方,小路右侧的树林里横着两辆黑色的越野车。这是两辆路虎发现Ⅱ型越野车,4.0排量,V6发动机,近七十万售价的车辆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在偏僻小路上,唯一的解释:这就是陈子浩他们驾驶的车辆。两辆路虎此刻已经熄火,车内沉寂得没有一丝动静,侧面的车窗蒙着乌黑的单透膜,眼前的距离是无法透过车窗看清车内情况的。我将厢式货车倒出数米,招呼林岳下车,两人小心地向树林中的路虎摸去。这两辆应该是空车,直到我俩触及车门拉手的那一刻,车内依旧毫无动静。但就在这时,两人的肩头突地一紧,身子不由被人拉得向后退去。“傻小子们,这么大的煞气,你俩找死吗?”耿婆严厉道。两辆车子头尾相接,敦实地拦在面前,无论是车身还是周围都感觉不到有任何的异状,可耿婆那严肃的样子肯定不是在耸人听闻。呜地一声,狴犴的身影出现在面前,涨大到老虎大小的身躯堪堪拦在了我们和车子的当中。只见它抬爪昂首,口中发出一声震撼地咆哮,两只前爪狠狠地拍在了车前的地面上。“窣……窣……”车子的另一侧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动,似乎有什么东西从车上掉落了下来,紧接着便是一股怪风逐渐远去,隐约间我的脑海中映出数个奇诡的影像。“镰鼬?!”那是几只黄鼬般大小的东西,身子弹动着如风般消失在不远的树林中,两只前爪上长着一对锋利的镰刀状物体。“扶桑镰鼬,性金亦从风属,奇诡凶残,乘其尾随风而行,前足锐利如镰刃,纵百炼精钢且不能敌也。扶桑倭人,以神敬之,创隐忍之术,铸弯镰效法,善取人首级。”这种产于东瀛扶桑的凶残虚灵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偏僻的树林中?而且隐匿得如此之好,要不是耿婆及时将我俩拉回,只怕我和林岳早就成了两具无头尸体了。狴犴不放心地在车子周围徘徊了一圈,确定没有危险之后,便低低地朝我们吼叫了两声,身体渐渐缩小,紧赶几步跳进了紧跟而来的S怀中。既然出现了镰鼬,车内又如此地死寂,这帮人很可能……两辆车子里都是无头的尸体,颈部的断口平滑整齐,尸体保持着各种姿态,且十分自然,没有任何的扭曲和变形,临死的那一瞬间似乎正在这片树林中停歇休整。“呃……”S躲在一边大口地呕吐了起来,虽然车内没有任何的血迹和腥气,但这些诡异的尸体也足以让人反胃了。我拍了拍脸色苍白的晖儿,示意她去照顾下S,虽然晖儿没有立即呕吐,但我能感觉到她正在强忍着恶心。尸体被搬下了车,整齐地排列在一边的草丛中,一共有九具,林岳拧着四条眉毛一脸沉思地检查着。“扶桑镰鼬仅活动在现在的日本一带,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疑惑地向耿婆问道。耿婆没有回答,踱着步四处探查了一圈,半晌才回头望了望我。“你问我,我又去问谁?”她沉着脸道,“连虚灵身上的煞气都感觉不出,真不知道你俩是怎么活着从云南回来的。”这番话听着十分刺耳,但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和林岳根本就没有查觉这些东瀛镰鼬的存在,尤其是我的听风能力,似乎对这种虚灵完全没有反应。“老凡,你知道为啥车里没有血吗?”林岳从尸体边站起身来,“这些尸体体内的血液全部凝结了。”人类的血液凝结通常只有三种常见的原因,伤口保护性凝结、血液中混入凝血性毒剂或者是长时间死亡后自行凝结。不过,这些尸体的血液却不属于以上情况中的任何一种,林岳用小刀取出了一部分凝结的血液样本,那些凝结的血块就像我们平时烧熟的鸡鸭血一般。“高温烘培导致的凝结。”林岳摇头道,“这些家伙就跟活烤的鸭子似的。”能造成这样结果的唯一可能就是饲虚一派的灵火,从尸体上辨别,这些人都是年龄在二十到三十多岁上下的年轻人,而陈子浩却并不在其中。是他下的毒手?大费周章地杀死这么多手下,难道仅仅就是为了布下疑局,让我们葬身东瀛镰鼬的刀足之下吗?“他们把书毁了。”晖儿从其中一辆车上下来,递给我一些残破的纸片。从残片的纸质来看,年代已是十分久远,有明显的灼烧痕迹,部分残留着“阅世”、“八神”等字样,看样子应该是属于刘基那本《阅世奇门》上的。“有灵火的痕迹,附近植物的水分蒸发相当厉害。”林岳从一棵大树上荡了下来,“要不是老耗子不见了,我还以为是臭脸大哥干的呢。”“丁火死门,玄武入离,老婆子太久没出门了。”耿婆叹了口气,用脚抹去方才划在地上的东西,“饲虚一派的后辈中出了这些个杀神,只怕后面死的人会更多。”“您老算出是谁了?”林岳瞪大了眼睛道,“是那老耗子还是臭脸大哥?”“你以为奇门遁甲是通天彻地万试万灵的?”耿婆沉脸道,“能知道那么明白的话,我还用跟着你们这俩臭小子瞎转悠?”林岳讨了个没趣,讪讪地闪去了一边,帮着S和晖儿从厢式货车上拿下行李。刘基的《阅世奇门》被毁,陈子浩离奇失踪,树林里留下了一批奇诡的无头尸体。扶桑镰鼬的出现,现场残留的灵火痕迹,原本顺藤摸瓜的跟踪线索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丢下厢式货车,我们换上了其中一辆路虎越野车,返回了主干公路上。“好家伙,这车坐着可是舒坦多了。”林岳在车座上扑腾着,“咱也算是鸟枪换炮了。”“你就不能安静会儿?!”S瞪了他一眼,“狴犴都比你乖。”狴犴神情得意地冲着林岳呜呜了两声,舒服地在座椅上翻了个身,肚子里发出一阵惬意的噜噜声。“靠,我要变它那样,不就成了只懒猫了?”林岳嘀咕道,不屑地瞥向狴犴,却正迎上它那同样不屑的眼神。一人一兽就这么僵持地对视着,谁也不肯示弱。“亦凡,目前的线索都断了,接下来我们该去哪里呢?”晖儿沉吟道,“莫炎一直没有回复你的邮件,他那里会不会出事?”“不清楚,莫炎个性孤僻,不回邮件未必就是出事了,也许他正在我们附近也不一定。”我翻开遮阳板道,“至于该去哪里,陈子浩他们其实已经留下了线索。”“小子,我是低估你咯。”耿婆看着遮阳板内露出的东西,不由笑道。大多数驾驶者都喜欢在遮阳板内夹藏地图,陈子浩的司机也不例外,翻开的遮阳板内放着一幅公路地图,上面用红笔清晰地标注着行进路线,而在一些地点上着重做了标记。“我们下一个该去的地方是河南省巩义市。”我瞟了眼地图道。“那里有什么名人古迹吗?”S问道,“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生在苏杭,葬在北邙。”林岳摇头晃脑地吟道,“那里是北宋皇帝的窝点——宋陵。”“北宋宰相赵普就葬在宋陵。”我接着道,“那是北宋最有名的奇门遁甲大家。”……一路上,我和林岳轮流驾驶着车子,为了避免被沿途的路卡人员认出,我们特别选择了一些偏僻的小路,在路虎越野车的良好性能保障下,行进的速度并没有被拖延。“很快就进入河南省境内了。”我看着地图道,“今晚早点休息,明天一早出发。”我们落脚在一家简陋的旅店里,沿途的劳累使得大家都早早地入睡了。低低的声响传入耳中,混合着飘忽不定的梦境在脑海里不住缠绕着,我烦躁地挥了挥手,企图赶走这讨厌的干扰,但一种特殊的感觉却令我迅速地清醒了过来。那声响依旧继续着,低微但却清晰,仔细听去像似某个悲恸的妇人正在啜泣。“这才几点啊?”林岳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脸不耐烦道,可能他正在做着什么美梦,却被我不由分说地拽了起来。“靠,大半夜的哭丧,听着怪滲人的。”林岳也听到了那古怪的声响。单就这个声音应该不足以让我感到怪异,而令我惊讶的是自己根本无法判断出那声音的来源。无论怎样仔细的听辨,那声音始终在屋外飘荡,似乎没有一个确定的位置。两人穿起衣服,轻轻地溜出房间,来到旅店外的空地上。这家旅店直冲着一条蜿蜒的土路,自东南而来的路基斜斜地从旅店的西北侧经过,离开旅店不远处是一片密实的防风林。幽暗的月光下,那声音飘忽在周围的空气中,我隐隐查觉到,周围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湿气,像是阵雨过后的那种感觉。林岳左右看了看,俯身用双手在地面上拍动了两下,一片细小的蒲公英顿时出现在面前。他微微跺了下脚,蒲公英的飞种立刻四散飞开,在空中停留片刻后,整齐地分两路围向旅馆周围。“我听不出这声音哪儿来的。”我低声向林岳道,“附近可能有什么东西。”“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白天的时候这里还明明白白的。”林岳有些发寒地说道,“到了夜里就怪怪的,附近的植物都拼了命的呼吸。”“你怎么知道它们在拼命呼吸?!”我脑后的汗毛不禁竖起。“简单啊,闻到这股湿气没?植物拼命呼吸的时候就是遮阳了。干嘛?你丫那么紧张……”林岳说着突然住嘴,脸色也开始变化起来。植物在白天依靠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排出氧气,而到了夜晚则进行呼吸作用排出部分水分和二氧化碳,在生物学上这是个很简单的常识。如果你发现这些植物晚间拼命进行呼吸作用,那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它们的根茎泡水了,即便看上去生机盎然,但如果不迅速排出水分只怕根茎很快就会腐烂坏死。另一种便是让我和林岳头皮发麻的可能——这附近有个凶煞风水格局。风水格局不论凶吉,在外观上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的,即便平日里看上去平淡无奇,但到了夜里或某个特殊的时间,周遭的环境便会发生一定的改变,造成一个非常凶险的局势。对这家小旅店而言,东南直来的土路犯了一个冲射的忌讳,一路行来的地气直冲而过,给这里开了个类似“风口”的凶格,但好在是斜对道路,加上附近的树木对冲,气势上不会引起太大的风险,最多也只是影响点人气什么的。我和林岳白天因劳累,并没有过多的注意这里的环境,加上到达这里时正是白天,也完全不会去想夜里的变化。可就是这个疏忽,让我们无意间撞上了一个凶煞风水格局——穿水煞局。天下流水气脉自西向东而行,一路间无论是地上还是地下水脉的行进是不会改变的。但这条土路恰好阻断了流水气脉的行进,放在白天,阳光和植物的会消耗去大量的水分,这里的水气相对比较平衡。但现在是夜晚,植物的呼吸作用恰好会排出水分,地下被土路阻断的水流气脉从植物这里找到了出口,压制已久的水气便汹涌地排放了出来。地面的水气融合地下的水气,形成了类似人类血脉互通的效应,整个地域下的水流气脉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涌出地面。这在风水堪舆学中被称为“穿水煞气”,绵绵不绝的水气会渐渐地侵袭附近动物和人的呼吸系统,使它们因缺氧而窒息死去。而旅店的位置处在惊门,易产生异变;五行属金,金生水的特性更加助纣为虐。但这还不是最让我头痛的……“今儿正好又是‘白露助水’的节气!”林岳恨声道,“真他妈会挑时候,怎么拣了这么个地方?!”“我知道那声音是什么东西发出来的了。”我幽幽道。“不用你说,这会儿我也知道了。”林岳指着一处道。在他手指的方向,飘出的蒲公英飞种围绕着一片渐渐聚集的水气,水气中隐约出现一个娇小的绿色身影,幽怨的声音便来自那里。“绿衣水魕!”林岳垮着脸道,“走不了桃花运,尽走桃花劫了。”五、斧声烛影“水魕者,成于水煞凶局,其形袅袅,其音凄凄,色如翠玉而暗华周生,气如雾瘴而掩人口鼻,所遇者皆亡,状若溺毙。如谷雨白露之时得见,当退避三舍,避其盛势,吾道后世切记莫讳。”穿水煞局里最让我头痛的便是这个绿衣水魕,它是一些犯了水煞的风水凶局中滋生的虚灵。它没有特定的实体,只是一股朦胧的水气,但周身的绿色光华会给人造成一种奇异的错觉,隐约看去像似一个身着薄纱绿衣的妙龄女子。不过,那些想上前亲近的人便会被厚重的水气侵入呼吸系统,弄得窒息而死,就好像是溺水身亡一样。与溺水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被空气里的水淹死。绿衣水魕的来历和成因很模糊,虚灵篇中也不曾提到,但我却可以很清楚地感觉到它身上所带来的那股幽怨之气。当然,相比弥漫在空气中的厚重水气而言,这点幽怨之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随着绿衣水魕的出现,我和林岳的呼吸渐渐开始困难了起来,口鼻间涌动着特殊的水腥味,我甚至可以听出水滴在肺部聚集的滴嗒声。“你快带S和晖儿她们走!”我冲林岳急声道,“耿婆也许能对付这东西。”“靠,我走了你丫能顶住?!”林岳用力吸了吸鼻子,冲地下啐了一口,吐出的竟已是一口清水。地上迅速地长出一片巨大的仙人柱,这种沙漠生植物是蓄水的行家,针状的叶片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抑制住绿色茎体内水分的蒸发排放。仙人柱疯长着铺满了大半的空地,由土壤中散发出来的水气缓解了许多,周围那些进行着剧烈呼吸作用的植物也平息了下来。林岳的方法看来是奏效了。但这时我却发现他的面色变得难看了起来,那些仙人柱的体积似乎在不住胀大,难道这反而……匆忙间大量的黄土铺就在了地上,干燥的土层完全阻挡了水气外泄的途径。但这也只是缓解了一时而已。“蓬……蓬……”一连串的爆裂声响起,因无法承受内部巨大的水压,巨大的仙人柱相继爆开。一时间四周有如经历着倾盆暴雨,大蓬的水珠洒落下来,那密集的程度愈发令我们呼吸困难。“咳……咳……不行……快走……”林岳被水呛得不住咳嗽,转身向旅店跑去,却因脚下泥泞湿滑而摔倒在地。幽怨的声响在“暴雨”中显得分外清晰,我知道这绝不是因为空气中弥漫了水滴而增强了传导性,事实上我俩的周围已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绿色。我不及细想,双手连拍之下,七道飞火印纸排作一个天罡印阵,咬破的指尖洒出一串鲜血,瞬时间剧起的红光冲散了四周的水气。绿影一晃,传来一阵更为幽怨的声响,腾起的飞火阳炎之气将漫天的“暴雨”蒸发成了大片白雾,但这样一来,空气中的水气却愈发浓厚了起来。“老凡,咱俩都用错招了……”林岳看着势头凶猛的白雾道。浓重的白雾,弥漫的水气,两人在呼吸极度困难的情形下已根本辨别不清方向了。现在别说对付绿衣水魕,就连逃都找不到路……“七尺金柱入死门,戊土庚金引壬水!”不远处传来耿婆的喝声。死门,五行属土,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立秋、处暑、白露。脑中灵光顿现,一根七尺长短的金属细柱立刻插入身侧死门位的土壤里。“五缕垂柳定伤门,甲乙双木破土行!”耿婆继续厉声道。伤门,五行属木,主归二十四节气中的春分、清明、谷雨。林岳双手一揉,十指插入地下,一棵粗大的五缕垂柳在伤门位破土而出。周遭的绿光突地暗淡下去,一种哀怨而惊恐的声响在空中飘荡着,水气倏然散开,一片明朗的月色洒落在身上。耿婆板着脸站在不远处的旅店前,身后跟着晖儿和S,在她们的四周不规则地插着几根树枝。我惊异地发现,在树枝的围绕的地面竟是干燥的。“两个傻小子,冒冒失失的,想这俩丫头年纪轻轻地就守寡吗?!”耿婆慢步走来,手中的树枝在我俩头上狠狠地各敲了一下。心下不由一阵惭愧,我和林岳的确冒失,如果不是耿婆出声指点,这会地上肯定会多出两具淹死在旱地上的奇怪尸体。“年纪轻轻地就守寡……”林岳那小子咧着嘴一阵傻乐,S脸红了红,低头抚摸起怀中的狴犴来。耿婆从S手中抱过狴犴,抚摸着它柔顺的皮毛,低头在它耳边轻声嘀咕了两句。狴犴打了个哈欠,眯缝的双眼即刻圆睁,摆动长尾纵身下地。坚实的土层像一汪清水般散开了涟漪,狴犴的身影遁入地面。不多时脚下涌起一阵震动,隐隐地,我听到一片澎湃的声响自脚下远去。“上古洪荒时,鲧受命治水,四处堵截,闹得水灾更重,自己也惹来杀身之祸。”耿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对于孙中山的苦口婆心,陈炯明心想:我挣这点家底也不容易,可不能让你给我败完了。于是也就不再说话,保持缄默。孙中山当然明白他的意思。双方不欢而散。陈炯明走后,孙中山实在忍无可忍:既然你不听我的,那我就撤了你的职!这事还好被汪精卫劝住:先生,你现在算什么?人家做这官和你封不封没多大关系,自然也不是你说撤就撤的,弄不好撕破了脸,咱就下不来台了,还未北伐,咱们就窝里斗闹分裂,徒让北京笑话,我看先等一等,找机会再劝一劝他。但孙中山不想就这么算了,他很快想到一个对付陈炯明的好办法:你陈炯明把广东省的军、政、财权一把抓,以为我就对付不了你了吗?你不是爱走地下通道吗?我就给你搭一座过街天桥,大义名分都在我这边,我要踩着你走!“非常大总统”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想干就干,这就是孙中山的性格。1921年4月和5月,对于孙中山来讲,是一段忙碌的时间。4月2日,开会,通过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的提议。4月4日,开会,决定实行总统制政体。4月7日,开会,正式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由于只有少部分人承认孙中山的这个身份,其余大部分人都不太感冒,我们暂且还是称他“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同日,孙中山通电全国:北京那个是伪政府,真正的政府在广州!接下来,孙中山给北京“伪政府”的大总统徐世昌写了封信劝他辞职:以你的本事,在清政府当个臣子也没见你干出什么名堂,你又怎么能担负得起建设共和的重任,还是赶快下台吧。徐世昌当然不会理会孙中山,而孙中山正忙着提名内阁各部部长,自然也没工夫在乎徐世昌的反应。北方的徐世昌没发出什么声音,南方却传来了不和谐之音。首先发出挑战的是湖南省省长兼军区司令赵恒惕。是不是很奇怪这位仁兄是什么时候粉墨登场的?赵恒惕上位的时间不长。之前曾经介绍过,在吴佩孚率兵北撤的时候,他跟吴佩孚两人演了一场戏,接收了吴佩孚以前的地盘,击败了张敬尧。可这位仁兄接下来干的事情有些不够意思,他不仅把竞争对手程潜逼出了湖南,还把器重自己的老领导谭延闿给“退休”了。靠着胆大心黑脸皮厚,赵恒惕终于坐稳了湖南军政大佬的位置。赵恒惕跟孙中山说:您尽瘁民国,功高望重,等将来国家统一的那一天,总统肯定是您的怀中之物,不过您现在搞的这个政府是违法的,还是请您赶紧取消它,带头守法,安定人心。此话说得够不给面子。赵恒惕这种人的梦想也就是占一块地自己称王,他最喜欢的是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以省为单位,各建各的小王国。这种人还真不被孙中山放在眼里,跳梁小丑而已。然而陈炯明也公然反抗,那就有些严重了。虽然孙中山成功地登上大总统之位,得以名正言顺地以大总统的名分号令陈炯明,但为了革命大局,他也不想跟陈炯明撕破脸,所以他给陈炯明安排了陆军部部长和内政部部长两个内阁职务。但是陈炯明却拒绝了孙中山的好意:这些职位我还是不要了,我一人身兼陆军部部长、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四职,实在是中外历史的头一号,愧不敢当!您另请高明,我不奉陪。此外,没有一家列强承认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对于特别现实的列强来说,你孙中山只有广东一地,就跟如今的台湾一样,远远不值得他们去赌,又怎么可能承认你?孙中山知道列强的反应之后冷冷一笑:我现在是民国大总统,虽然控制的范围不到一个省,但我有决心消灭所有反对我北伐一统天下的人,赵恒惕、陈炯明还有洋鬼子,你们等着瞧吧。第二次粤桂之战处于如此不利的境地下,孙中山依然乾纲独断,以“陆荣廷一定会卷土重来争夺广东,我们必须先发制人”的理由说服国会,发兵讨伐桂系,为北伐打造一个大后方。貌似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孙中山,信心居然如此强大。一般人很难理解,估计这就是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的原因吧。1921年6月中旬,孙中山以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陆荣廷。此战是为第二次粤桂战争!陈炯明对于巩固自己地盘的事情还是很乐意去做的,他知道攻打桂系的那些“蝗虫军阀”就是在帮自己,因此工作态度十分积极。粤军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彻底击溃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荣廷。桂系从此四分五裂。直到三年后,才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这三位英雄站出来重整桂系河山。看来以会党为灵魂的军队,战斗力就是差劲,毕竟绿林义气成不了战斗力。7月中旬,陆荣廷在嫡系部队被歼灭后认输,宣布辞去广西省省长兼军区司令,之后避往上海租界。62岁的陆荣廷嘴上说认输了,可内心并不服气。在彻底认输之前,他还要搏一次。两年后,他重整旗鼓,打回广西,意欲重现当年笑傲江湖的风采。可悲的是,还没等孙中山出手,“反骨仔四人组”——沈鸿英、李宗仁、白崇禧和黄绍竑就主动出击了,他们通过胡萝卜和大棒并举,对老领导的部队实施各个击破——分化、拉拢、消灭,彻底断了陆荣廷的希望。好在老天没有让一败涂地的陆荣廷郁闷太久。1928年,陆荣廷病逝于上海。交代完了陆荣廷,话题回到粤桂战争的结局上。风水轮流转,树倒猢狲散。桂系降的降,散的散,广西大部分地区都被粤军占据。只可惜,不少桂系的实力派选择投降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为广西日后陷入混战埋下了伏笔。像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这三位仁兄就选择了投降。投降之前,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个性的条件——只接受广州中华民国政府的直接领导。也就是说,要保证他们的直接领导是孙中山,不受其他任何人的辖制。但孙中山和他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怎能领导这支军队?说白了他们就是想要继续独立不受控制,以免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吃掉。孙中山这边也认真考虑了一下,要是把这帮人马给逼进广西的十万大山里成为零散的土匪,时不时地给你来一下,还真是麻烦。于是勉为其难地答应了李宗仁他们的要求。李宗仁他们表现得如此硬气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秘密:他们上面有人。此人就是他们的广西老乡——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李济深。李济深先生的背景很深后台很硬,他既是孙中山的铁杆手下邓铿同志的好哥们儿,又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胡汉民同志的学生。在李济深同志的温暖关怀与光明指引下,李宗仁哥仨还是独立的编制,不受任何人控制,不但实力没有损失,反而得以享受政府补贴,好吃好喝,有钱有枪拿,少奋斗了好多年。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孙中山的确比以前强大了。孙中山所在的广州从此成为革命的大本营,这让不少有志之士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希望。第八章乱战中国

                        两次重大会议

                        1917年11月7日,穷得叮当响的俄国突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俄)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了。由于一战尚未结束,因此革命后的列宁政府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以割让约一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赔款六十亿德国马克的代价,退出战争,赢得了喘息时间。好在后来德国人输掉了“一战”,列宁趁机宣布废除此约,带领那个横跨欧亚的超级帝国走上了它的重新崛起之路。由此,马克思的理论被俄国人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行得通!当时在中国也有三个人跟着兴奋。他们就是北大教授陈独秀、北大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和助教张申府。大钊同志尤其兴奋,一向内敛的他忍不住扯起嗓子预言了一把:试看将来的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20年3月,共产国际(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总部位于莫斯科)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建党大业从此开始。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同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差不多同时,毛泽东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也成立了。1921年,张申府在法国留学的过程中,与周恩来一起建立了旅法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里有不少牛人,如陈毅、聂荣臻、邓小平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大”)在嘉兴南湖闭幕。与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十三名代表(其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先后叛党),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共计十五人。但李大钊和陈独秀并没有参加,真实原因已很难考据。此外,由于“一大”的相关档案在战争中遗失,其精确的召开时间没有人记得起来,但7月是没错的,后来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从此诞生。就在中共一大结束后不久,在万里之遥的美国华盛顿,也召开了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1921年11月11日,华盛顿会议召开。与会的有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八强国,奇怪的是中国也有资格参加。开这个会的原因很简单——日本在中国的扩张速度过快,影响了美、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在美国的牵头之下,众列强一拍脑袋,决定把日本拉过来敲打敲打,让它放老实点,要是不听话那就一起上去揍它。至于苦主中国,也是被拉过来听教训的,意思是你别太纵着日本,也得让我们哥儿几个尝点甜头,利益均分。若是日本过于欺负你,我们可以给你撑腰,你出些好处费就行。会议的结果也不复杂,与中国有关的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日本向英美做出重大让步。具体内容:一是英美日三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维持在5:5:3;二是在中国的外交努力下,日本放弃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也就是说中国收回了山东半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权益。二、列强决定在中国实行美国人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门户开放”本质上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在没有实力独占中国的时候,就拉上几个哥们儿一块儿控制中国,利益均沾,不让一家独大。毕竟稳定的局面比较适合大家一起发财。但在二战结束后,当美国成为世界霸主时,它就再也不提“门户开放”了。看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不管如何,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确立了美国在诸列强中对中国的优势控制地位,日本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把之前在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合约和华盛顿会议的一系列结果合在一起所构筑的世界新秩序,就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华盛顿—凡尔赛体系”。就华盛顿会议的结果而言,不知道当时的中国政府有何想法,反正日本人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美国人和英国人不明摆着欺负我弱小吗?你们不让我干我偏干。日本二杆子精神大爆发,从此暗中全力备战,下定决心独占中国。事实上,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已在事实上控制了朝鲜半岛、台湾、东三省,已经称得上是一个“大日本帝国”。但日本人不懂这个道理:过于贪婪对于一个消化能力不足的民族来说,带来的很可能是毁灭。日本人在1937年后全面侵华,继续贪婪地扩张,最终一败涂地,数代人的经营化为泡影。在日本的覆亡背后,我们看见了一样东西——无论兴衰更替,无论岁月流逝,历史规律不容侵犯,纵使它曾骄横一时,纵使它曾不可一世。三角联盟以多欺少的戏码刚在美国华盛顿演完,中国这边也开演了。曾经在直皖之战中并肩作战的两个盟友直系、奉系翻脸了。原因只有一个:分赃不均,直系得到的好处比奉系多。要怪就怪直系的地理位置比奉系好,地处中原,而奉系位于东北,其南下之路的咽喉山海关也掌控在直系手中,因此皖系在地方上的利益基本上都被直系消化。甚至连立场一向不大坚定的陕西省军区司令冯玉祥也彻底投向了直系,从爷爷不亲、奶奶不爱的边缘角色成为后娘生的孩子,处境和待遇总算有了一些好转。奉系既然在地方上争不过直系,那就只好在北京中央政府的人事安排上做文章。因此,张作霖安排亲奉系的梁士诒做内阁总理。张作霖的想法很好,想借梁大财神的理财本领多捞些钱花花。可问题是,他自己和梁士诒都是亲日派,老帮日本说话办事,严重损害了英美等国的利益,代表英美利益的直系岂能容忍梁士诒继续待在内阁总理的位置上!于是,“出头鸟”专业户吴佩孚先生勇敢地跳了出来,多次批判北洋前辈梁士诒媚日卖国,并严正要求梁士诒必须下台!梁士诒由于平日没注意提升自我修养和展开自我批评,所以没能顶住直系的压力。据说他还没跟张作霖先生商量好,就以身体条件不能胜任岗位的繁重工作压力为由辞职了。张作霖顿时恼羞成怒:你直系欺人太甚,给我等着,这一次我非得教训教训你不可!公平地讲,当年直皖之战直系显然出力更多,奉系只是跟在后面捡了些漏。如果根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出力越多挣钱就越多”的规律,奉系是没有理由不爽的。然而人总是这样,看见跟自己实力和背景都差不多的人发财后,难免心中不平衡。恰好此时,段祺瑞的皖系试图东山再起,而孙中山的广州中华民国政府也正试图北伐。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奉系、皖系及孙中山一拍即合,要组成三角联盟共同对付直系。直系一看这三家架势拉得挺大,心里也有些发慌,必须得给自己找个盟友!吴佩孚按照“军阀混世三要诀”之“如果有机会背后下刀,坚决不跟对手正面争斗”的原则,四处一打量,还真发现了一个适合替他背后下刀的人选。结果孙中山又倒了大霉,因为吴佩孚挑中的这个人是陈炯明。吴佩孚派人联系陈炯明时,已经是1922年4月,此时三角联盟已经枕戈待旦,即将开战。在这种蓄势待发的关键时刻,吴佩孚从背后给孙中山一刀子,真是残忍。当然,孙中山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压根儿不知道后院要起火,仍信心满满,以为这一次的计策应该万无一失。他要充分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对其分化瓦解,集中自己的兵力,首先打倒最强大的直系军阀,然后再算计其他。其实,一直以来孙中山“挑动一个军阀打另外一个军阀”的事情都做得不太顺,一般结果都是好处让别人吃光了,他所获不多,不知道这次的结果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半途而废的北伐孙中山在决定北伐前,还是很诚心地对陈炯明说:你出来做北伐总司令吧,咱们一起成就革命大业。陈炯明却心想:总司令我爱做,但北伐总司令就算了。于是拒绝了孙大总统的美意。你陈炯明不参加,我孙中山难道就不能北伐了吗?孙中山仔细筹算了一下:粤军我能拉出一部分带走,再让李烈钧把他麾下以朱培德为首的滇军带过来,兵力也就差不多了。想想也是,当年孙中山仅靠几十人的会党就敢反抗清政府,现在他人马过万,战将众多,还有什么不敢做的?补充一句,孙中山心中能带走的那部分粤军,主要是指粤军许崇智麾下的第二军以及粤军精锐中的精锐——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手下的军官大都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综合质素相当不错,猛人奇多。看看从第一师走出来的这些名字:李济深、薛岳、张发奎、叶挺、邓演达、蒋光鼎、蔡廷锴、陈可钰、陈铭枢、陈济棠,哪一个不是日后纵横一方的大牛人?1922年3月15日,孙中山在桂林誓师,以李烈钧为北伐总司令,许崇智为前敌总指挥,取道湖南,进兵北伐。就在北伐部队快开到广西湖南交界处的时候,湖南“国王”赵恒惕派人给孙中山带来一句话:湖南人民需要休息,湖南中立,是不会给北伐军借道的,你们绕道吧,否则武力相见。孙中山暂时不打算多树敌,于是入湘计划告吹,他决定改道江西北伐。没想到,队伍刚刚走到广西藤县,就遇到陈炯明的部下架着机枪阻拦队伍北上。同时,广州也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继一年前的朱执信牺牲后(死于桂系之手),孙中

                        们开了一个碰头会,会议速战速决,定下来三件事。第一件,决定起义时间为1911年10月6日,即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那天。为何选在八月十五?从元末以来,中国一直有句传言“农历八月十五杀鞑子”,他们选中这一天就是为了利用传言的威力,讨一个彩头。第二件,主要领导分工。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任务很重,压力很大。孙武担任副手,主抓装备和后勤业务,副手也不好当,劳心劳力还不一定讨好。第三件,安排好了作战计划。比如,战斗目标、行军路线、如何协同配合等。开完会以后,大家各归其位,联络相关人等,静待10月6日的到来。时机选得很好,责任也明确到人,对地形又再熟悉不过,看起来一切都很顺利,似乎一切都向着完美的方向前进。第一个意外1911年9月24日夜,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发生了一宗意外,首次打破了起义前表面上的平静。几名士兵和自己的长官因为个人矛盾打了一架,史称“南湖炮队事件”。当兵的人打架,自然是抄着吃饭的家伙上。但这里说的可不是锅碗瓢盆,而是能要人命的枪械。这几名士兵本想灭了长官泄愤,可惜长官溜得太快,很快就喊来了数目可观的帮手,寡不敌众之下,只能逃命去也。“南湖炮队事件”惊动了瑞澄和张彪。虽说二人对此事的处理很简单,只是将那几个闹事的士兵开除军籍,并没有问责闹事士兵的相关领导,但事件的后遗症很明显——打草惊蛇,湖北新军的领导班子成员瑞澄和张彪决定为自己疏于监督管理新军的行为亡羊补牢。瑞澄和张彪先是对南湖炮队实行戒严,加强出入管理,严禁士兵以会餐、开生日party等名义搞团队建设。之后瑞澄和张彪又搜缴了除值勤士兵之外的所有新军的武器弹药,并统一锁放到楚望台军火库集中保管。这两位仁兄的本意是给新军来个抽薪止沸,但他们万万不会想到,这个看似英明的决定即将把他们送上穷途末路,帮了革命党的大忙。最最要命的是,在中秋节前一天,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闹事,或许是某些嘴巴不严的革命士兵不经意间泄露了“八月十五杀鞑子”的计划,瑞澄和张彪突然下令新军换防,打了革命党一个措手不及。换防,即军队换一个地方驻防。很多起义军官正好赶上换防,连总指挥蒋翊武也在换防名单中,这一下子完全打乱了起义军的部署。湖北这边进展不顺,共进会的湖南领导人焦达峰也在此时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原本计划配合武昌发动起义,但湖南准备未足,请延期十天。”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办法,总指挥蒋翊武只好宣布将起义日期推迟十天,也就是在10月16日发动起义。又一个意外本来以为无事了,结果又生意外。1911年10月9日下午,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秘密据点,懂点化学的孙武自告奋勇,打算制造几颗超级炸弹给瑞澄尝尝。就在孙武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后果严重的爆炸事件。关于爆炸的原因,史学界一直有两种主流观点。其一,肇事者是共进会核心领导人刘公的弟弟刘同。这小子是一个比较“二”的革命青年,事发当日,这位仁兄一边欣赏孙武制造炸弹的过程,一边漫不经心地在一旁抽烟,结果不小心将纸烟火屑弹入火药中,引发爆炸。其二,肇事者是孙武自己。这位兄台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以为自己是“炸弹大王”喻培伦,结果因为自己的水平不够格导致操作不当引发爆炸。不管是哪种可能,结果是肯定的,确实发生了爆炸。不得不说那时的革命者确实有些无组织无纪律,既不懂得保密,也不懂安全生产。乌龙事件就这么发生了。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炸成了重伤。之后,军警闻声而至,好在孙武被同志们迅速转移逃过一劫。但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幸运,在这个据点碰头的不少革命党包括肇事嫌疑人刘同都落网下狱。对革命党来说,同志们的被捕所造成的损失显然十分巨大。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后果,最严重的后果是军警从该据点查获了革命党名单!接下来,瑞澄拿着查获的名单,充分发挥了草包的本色。这位仁兄一边严禁不同营队的士兵之间互相串门、同营队士兵聚在一起说悄悄话等有造反嫌疑的行为,一边放出狠话:要按照缴获的名单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逮捕所有的革命党人,真是大手笔!事实证明,瑞澄同志只是在演戏,他抓捕完几个革命党头头之后就收手了,毕竟法不责众,抓光了革命党,他手下的新军也得散架。但令瑞澄没有想到的是,他导演的这场戏又帮了革命党一个大忙。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做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比如,一般都要搞一个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领导先发言,揭露敌人的罪恶,概述造反的伟大意义,并介绍抚恤金安家费之类的问题解除士兵的后顾之忧。然后由士兵、群众代表补充发言,大家鼓掌表示理解。再然后宣誓出征,开打。但这还不是最好的动员,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士兵们就会因为性命受到威胁而勇于在战场上玩命。士气起来了,成事的概率自然就高。这就是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搞些封建迷信、散布点谣言的原因所在。瑞澄放出围剿的狠话,的确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气氛。只可惜这种自危没能让新军士气高涨,反而使众人开始考虑是否要彻底地投入革命党的怀抱。而此时,拥有了人心优势的革命党,只差一根导火索即可起义。还是意外在这关键时刻,被换防至岳州(今湖南岳阳)的蒋翊武及时赶回武昌,并立刻找来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骨干商量对策。会议上,蒋翊武镇定地告诉众人:“大家不要慌,时间还来得及!今晚十二点就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各军同志同时起义。还有,那个谁?邓玉麟同志,就是你,麻烦你跑一趟,给南湖炮队送起义命令吧。”等蒋翊武安排好一切,众人终于踏实下来,养精蓄锐,只等造反。可是,到了午夜十二点,大家期待的起义炮并未响起,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南湖炮队戒严,出入管制很严,等邓玉麟想尽一切办法将命令送到革命党同志手中时,时间已过十二点,最后只好决定放弃起义。起义计划居然流产!革命党人正在郁闷的时候,前面因爆炸案被逮捕的刘同已经叛变,毕竟打死也不说的革命同志还是少数。这小子熬不住酷刑,把他所知道的几处共进会、文学社的机关和活动地点和盘供出。就此,蒋翊武他们所在的据点暴露了!于是,起义的炮声没等来,倒等来了搜捕的军警。身手矫健的蒋翊武侥幸逃脱,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人被抓,凌晨便被枪决。1911年10月10日上午,湖广总督瑞澄自以为大案告破,局势已定,遂得意地电告朝廷请功,说自己危机管理能力出色,智勇双全,指挥若定,成功将革命党的叛乱扑灭于萌芽状态。不过瑞澄高兴得太早了。一切都是意外1911年10月10日晚上七点多,突然一声枪响,顿时划破原本宁静的夜晚。枪声来自武昌城内紫阳桥南的工程第八营。原来,第八营的起义召集人熊秉坤在得知领导人遇害、革命党人相继被抓后,心急如焚,决定不再等待那该死的起义命令,而是以枪声为号,带领同营的革命士兵当晚立即起义,不再拖延。就这样,在革命党领导人缺位、指挥系统完全被破坏的情况下,那些基层的革命士兵勇敢地站了出来,主动承担起发动起义的责任。这就是人心和信念的魔力。在绝境之中,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他们始终坚定着信念:宁可战斗至最后一息,也绝不言放弃。10月10日当晚七点,轮到工程营一名叫陶启胜的排长查寝。陶排长向来责任心很强,做事一贯秉承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当他发现一个叫金兆龙的班长手持步枪而卧时,立刻怀疑金兆龙图有造反的罪恶企图,于是要缴金兆龙的枪,两人当即动起手来。就在陶排长企图扑灭革命之时,跟金兆龙住在一个寝室的同班革命士兵程正瀛上前帮忙,开枪结果了陶排长。陶排长挂了,估计他死也不能瞑目,两百六十多年的大清王朝,居然即将葬送于他这个小小排长的认真工作态度。士兵程正瀛的这一枪便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也是辛亥革命的第一枪。至于教科书上把第一枪的功劳归于熊秉坤,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后来写国庆社论的时候,把“第一枪”之功给了熊秉坤。国父这么说,大家自然跟风。不过话又说回来,从组织士兵发动起义的角度看,熊秉坤荣膺“第一枪”当之无愧。程正瀛的这一枪,正式宣告大清王朝即将落幕!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宁静,子弹的火花灿烂了夜空,如流星般划过沉沉长夜,照亮所有仰望的明眸!其他等待起义枪声的革命士兵们,一听到枪声响起,就纷纷抄起家伙冲出营房,有弹药的开枪,没弹药的放火,凡敢于阻挡的人一律往死里整。前面说过,因为瑞澄扬言要大肆搜捕革命党,结果是闹得新军人人自危,现在有人带头造反,那就跟着反吧,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知不觉间,革命者的队伍之中又增加了不少人。除了人心可用,起义军还应该感谢一下楚望台。之前讲过楚望台是武器弹药库所在地,因为害怕新军起义,瑞澄和张彪将搜缴到的武器弹药存放在这里。起义军极其缺乏弹药,因此起义的第一步就是拿下楚望台以补充武器弹药。正是楚望台的存在,使得来自城内城外、四面八方,且群龙无首的起义军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从而避免了起义军各自为战以致被分别击破的危险。从这个角度看,瑞澄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革命党的好朋友。新军士兵的起义不同于孙中山和黄兴组织的会党及学生起事,他们都是久经军事训练的专业人士,一旦行动起来,威力非同小可。果然,革命士兵很快便拿下了楚望台。拿下楚望台之后,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不仅人手齐整——汇集了三千多人,还选出了临时总指挥吴兆麟,而且弹药充足。如此一来,事情就简单了,直接攻打总督府!攻占总督府,这是一场血战,因为有张彪率兵作困兽之斗。好在关键时刻,清政府湖北省最高长官瑞澄再立殊功,这位仁兄眼见形势不妙,立刻脚底抹油率先跑路。在瑞澄的模范带头作用下,随后张彪也躲了起来改搞地下工作。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雄踞武昌城的蛇山之巅飘起了一面铁血十八星大旗。武昌落到革命军手中,武昌官府灭亡。“带头大哥”没想到一场组织如此混乱的起义,居然成功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整个进程几乎没有一件事情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一次次足够灭顶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起义误打误撞地走到胜利终点。这只能用“偶然的背后也有其必然——清朝已经无药可救”来作解释。战斗终于结束,但新麻烦来了,谁来领导大家走接下来的路?共进会、文学社的所有重要领导人,几乎没一个在起义现场,蒋翊武在逃,孙武伤,刘复基死……至于另一名领导刘公,若是用之搞点革命经费还说得过去,若用之领导群雄,他的号召力太不够分量。驾驶“革命”这条船乘风破浪,如果没有一个镇得住场面的“带头大哥”,船随时可能倾覆,那样的话,大家一块儿玩完。因此,找个“带头大哥”出面组织新政府便成了最紧迫的问题。就在众人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叫做蔡济民的下级军官站了出来,他在简单分析完当前形势之后说:“现在起义初步告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马上通告全国,希望各地响应武昌起义。所以,现在推出一个带头人是极其关键的事情。如果不能找到令人信服的人来挑头做领导,号召天下,任凭我们这些无名之辈折腾,其他省份可能就会把我们的起义想象成普通士兵的‘兵变’,那样的话,我们在道义上就站不住脚,群龙无首的革命军可能很快就陷入内乱。”这么一个小人物,居然有如此的政治远见,实在是一个人才!这下简单了,能符合“名气可号召天下”这个条件的人并不多。无论是名气还是立场,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很合适的人选,但问题是,他们有两个致命的短板:第一,缓不济急。孙中山远在国外逃亡,黄兴因为黄花岗起义伤了指头在香港疗伤。距离太远,时间上赶不回来。第二,受地域主义限制。有不少湖北革命党人认为,我们湖北人打下来的江山,为何要让没有参与起义的外地人当头?既然如此,从湖北本地的实力派中选拔“带头大哥”,便成了当前唯一的选择。湖北省数得上号的实力派人物,首推立宪派的领袖汤化龙。那就让士兵去请汤化龙过来吧。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进京在盛宣怀面前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家里生闷气——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士兵很快就找到了汤化龙。汤化龙的态度很明确:“瑞澄逃走后肯定会电告朝廷,派大军来攻打我们。兄弟一介书生,不晓军事,都督一职,万万不可受。行政事务,兄弟一定尽力帮忙。”汤化龙的表态自然是考虑到了都督这个岗位风险太高的缘故。但他说得也有道理,秀才领兵确实不行。好在革命党还有一个备胎——黎元洪。这个黎元洪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入得了革命党的法眼?第二章水陆两栖的“带头大哥”黎元洪

                        苦命孩子黎元洪

                        关于黎元洪这个人,从我们的中学教科书上所能获得的信息大概是这样的:他是一个小丑,是个扶不起的阿斗,不过运气好得不得了。可真相是这样的吗?黎元洪,字宋卿,出生于湖北黄陂一个淮军下级军官家庭。别看他是军官家属,却没有大多数人活得幸福。20岁之前的他已然经历了许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体验的苦难生活:自小勉强温饱,曾经沿街乞讨;少年丧母,青年丧父;双亲无钱厚葬,还要靠自己稚嫩的肩膀扛起姐弟们的生活希望。幸好,苦难的经历教会了他生活,亲人的离去教给了他坚强。这是他日后能两任中华民国总统、三任副总统的关键原因。生活的压力和苦难的煎熬使得黎元洪人虽穷志却不短。日子过得是苦了些,但他凭借坚强的性格,通过勤工俭学,在25岁那年拿到了很不错的文凭——顺利毕业于李鸿章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在学校里,黎元洪学习成绩不错,尤其在高精尖技术课程——引擎构造学上成绩斐然,这使他得到了老师严复,以及当时也在该校任教的、北洋水师未来的头头萨镇冰的赏识。由于严复和萨镇冰在水师之中人脉很广,所以黎元洪一毕业就进入了水师,担任管轮,属于技术型的基层军官,起步不错。后来,黎元洪作为北洋水师“广甲号”战舰的一名军官,参加了甲午海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前提过,管带(舰长)吴敬荣的战斗意志很成问题,居然临阵脱逃。结果“广甲号”虽没有毁于日军的炮弹,却触礁自沉。黎元洪侥幸生还。作为能从黄海沉船逃得性命的人物,黎元洪的竞技天赋一定不错,若生在今天,说不定能去全运会拿个游泳奖牌。甲午战败,大部分海军军官都被革职,黎元洪也没能幸免。或许是因为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命运终于眷顾了他一次。在事业最低谷的时候,他碰到了自己的贵人张之洞。张之洞当时正在编练新军“自强军”,急缺人手,于是黎元洪跟着张之洞来到了湖北。这一来,他永远告别了海军生涯。黎元洪本人科班出身,学习能力强,因此迅速得到了张之洞的欣赏,被保送去日本深造。黎元洪由此成为精通海战、陆战的水陆两栖型将领。回国后,黎元洪成为“自强军”混成协的统领,大致相当于如今的上校旅长,是湖北新军中张彪之下的第二号人物。由于过去的不幸遭遇,黎元洪特别能够体谅底层百姓的疾苦。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待人宽厚,十分俭朴。别的军官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克扣军饷,中饱私囊,黎元洪从来不干这种缺德事儿,所以他在军中的人缘不错。黎元洪不仅爱护士兵,对下属够意思,也能带兵、会打仗,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战将,在军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1905年开始,大清帝国一共举行了三次军事演习,参加演习的清军分为南、北两军展开对抗。在规模最大的第二次

                        当国,1912—1916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冯国璋的直系政权,1920—1924张作霖和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这样一归纳,这段北洋军阀的混战史就变得清楚多了。有请他们正式出场。一、皖系掌门:段祺瑞掌门特别爱好:围棋虽然段掌门围棋水平不怎么样,但他就好这一口,棋瘾很大。以至于被众多高手横扫,难求一胜。不过段掌门并不记仇,反而在他独孤求胜的奋斗历程中,尽心尽力地资助了不少围棋高手,如“棋圣”吴清源等人,为人类的围棋事业贡献了不小的力量。除了棋品还可以,段祺瑞的人品也值得一提,世人称其“六不总理”——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但这样一个不搞贪污腐败、不乱搞男女关系也不吸毒的自律的官员,这样一个有道德的官员,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官员,却未必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官员。因为这个官员有很大的野心:用武力统一全中国,做最猛的中华英雄。也不管这种野心是否大过了自己的能力和实力。门派全称:皖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北洋系掌门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段祺瑞趁机从北洋系统拉出来一帮兄弟,搭建了一个派系。因为带头大哥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这一派就以老大哥的户口所在地为名,叫皖系。武林盟主任期:1916—1920门下核心弟子:徐树铮、段芝贵、傅良佐、卢永祥……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衰落事件:1920年,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被直系、奉系联手击败二、直系掌门:冯国璋掌门性格特征:典型凤凰男。他幼时家贫,生活的残酷与艰辛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导致他在成功后对金钱极为看重,十分抠门。门派全称:直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这个派别的来历和皖系差不多,只不过带头大哥变成了另外一名北洋领袖冯国璋。冯国璋是河北人,河北那会儿还属于直隶这个大圈圈,因此这一派就叫直系。武林盟主任期:1920—1924门下核心弟子:曹锟、吴佩孚、孙传芳……战斗力:北洋出品,内战还算优良背后黑恶势力:英国、美国势力大致分布:江苏、江西、湖北、直隶(今河北大部,河南、山东小部)衰落事件:1926年,蒋介石北伐灭之三、奉系掌门:张作霖,江湖外号“东北王”门派全称:奉系军阀联盟门派来历:领导班子以张作霖起家时的小伙伴们为主,不少都是绿林好汉一类的草根。后来张作霖从袁世凯那里搞到了编制和装备,由此具备了扩军的硬性条件,至于扩军所需的士兵来源最好解决:遍地都是人,抓呗。张作霖是奉天(今沈阳)人,因此这一派叫奉系。武林盟主任期:1924—1928门下核心弟子:张学良、杨宇霆、郭松龄、张宗昌、姜登选……战斗力:装备相对不错,但思想道德建设水平跟不上,战斗意志一般,导致战斗力在多数时间都处于较低的档次。背后黑恶势力:日本势力大致分布:辽宁、黑龙江、吉林衰落事件:1928年,蒋介石二次北伐,张学良投降,史称“东北易帜”四大独行剑客接下来要介绍的这几个派别,属于独行剑客,比起上面的三大派,无论是声势还是威力都小了很多,不过他们的能量倒也不可小视,属于第二梯队。一、滇系掌门:唐继尧,自称“东亚大陆主人”掌门特别爱好:种罂粟,制鸦片,卖鸦片赚钱。门派全称:滇系军阀门派来历:唐继尧早年曾是同盟会会员,后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蔡锷是师兄弟。回国后跟着大哥蔡锷参加辛亥革命。在“二次革命”中,他站在袁世凯一边,靠镇压孙中山积累了相当的功劳,从蔡锷手中接过了云南督军的位置。在护国运动中,他和蔡锷是身份并列的主事人,只不过一人出征,一人留守。但那时,曾经精诚合作的二人已在思想路线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分歧。分歧主要来自野心,蔡锷淡泊权力,而唐继尧是一个有企图的权力野心家。护国战争结束后,随着蔡锷故去,唐继尧坐稳了云南一把手的位置。这之后,他扩编军队,开始在云贵一带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由于唐继尧是云南人,而且他手下的兄弟们也大都是云南人,所以把他这一派叫做滇系。地位:只能影响西南一带门下核心弟子:龙云、卢汉……战斗力:相当凑合势力大致分布:云南、贵州衰落事件:1925年入侵两广失败;1927年爆发窝里斗,唐继尧被龙云、卢汉等人掀翻;解放战争二、桂系掌门:第一代掌门陆荣廷(1916—1925),第二代掌门李宗仁(1925—1949)门派全称:桂系军阀门派来历:因为门派两任领导人的户口都在广西,故称之为桂系。桂系比其他门派多出一任掌门,足见其来历之复杂。先说第一代掌门陆荣廷。陆荣廷是天地会分支“三点会”的大哥,他创业的手段还是绿林的老一套——抢劫杀人、贩卖私盐,他与一般绿林好汉的区别在于打劫对象——他抢过不少侵略广西的法国人。陆荣廷领导有方,很快将几十人的小作坊做成了近千人的集团公司,规模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最终陆荣廷被和平招安。至于他的成名,还得感谢孙中山和黄兴。孙中山、黄兴二人曾经靠会党在广西发动过多次起义,当时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派广西绿林的老大哥陆荣廷出马镇压起义,岑春煊和陆荣廷就此结下很铁的交情。孙中山、黄兴手下的绿林好汉们在陆大哥面前,动手打不过,动嘴说不赢(不能不给面子),因此起义部队往往被陆荣廷分化瓦解,起义也随之被轻松镇压。凭借这些功劳以及与岑春煊之间的私人关系,陆荣廷逐渐掌握了广西的军权。陆荣廷手下没有新军,但他有一个特别的资源——藏在广西的十万大山里的土匪。陆荣廷利用过去的关系,将诸多被动逼上梁山或主动闯上梁山的绿林好汉招至麾下,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后来,陆荣廷在辛亥革命中宣布光复,拳头最硬的他当上了广西土皇帝——广西都督。再后来,陆荣廷在护国战争中宣布独立,扣留龙觐光,随之将势力扩张至广东,夺得广东督军之位。从此称雄两广。陆荣廷是极少数凭借会党身份坐稳一方的人,没有死在革命党、立宪派和袁世凯的枪下,说明此人确有几分真本事。但陆荣廷的风光没能持续太久,因为有人迫不及待地要接班。此人就是李宗仁。李宗仁接班的方式比较另类,不是传统的和平交接,而是没等老掌门陆荣廷正常死亡,就以新生代首席弟子的身份,联合一部分不安分的元老(如沈鸿英)发动武装政变,赶跑老板陆荣廷,吞并了陆老板的地盘和势力。李老板和陆老板不同,他毕业于正规军事院校,科班出身,思想意识和军事素养远比陆荣廷与时俱进,因此我们把李宗仁时代的桂系叫做新桂系,把陆荣廷时代的桂系叫做旧桂系。地位:旧桂系只能影响西南一带,新桂系已可影响中原大势战斗力:陆荣廷时代很差,经李宗仁升级换代后非常强势力大致分布:广东、广西衰落事件:粤桂战争;内乱;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三、阎家班掌门:阎锡山,江湖人称“阎老西儿”门派全称:阎氏山西军门派来历:阎锡山原本是山西新军四十三混成协八十六标标统(团长),在辛亥革命中趁势而起,彻底掌握四十三协整整一个加强旅的人马。后来阎锡山在归顺袁世凯的基础上,又融合了一部分北洋势力,创建了统治山西三十八年之久的阎家班。阎锡山算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头号代表,靠着独门神功“见风使舵”,以一省之力对抗中央、各路好手达三十八年之久。阎锡山能把见风使舵修炼到如此出类拔萃的程度,与其年少时的经历有关。他十多岁时辍学,随后去了老爹的钱铺里帮忙放贷收息搞金融捞金。做生意是有风险的,而那时也不兴给风险买保险,所以他老爹的钱铺不幸破产了。后来为了生计,他做过伙夫,当过店员,要不是之后考上了军校,还得吃更多的苦头。这种艰辛的历练,让阎锡山领悟了他眼中的乱世生存法则:自强、自立、自私。请注意,没有自尊。当然,阎锡山也有正面的事情值得一说。他站在富甲天下的晋商的肩膀上,把新农村建设搞得红红火火,论民主管理和富裕程度,在当时的中国属于顶尖水平。正因为阎锡山懂得藏富于民,再加上他很抠门儿,所以阎家班很富裕,算是地方军阀中最大的土豪。地位:勉强自保门下核心弟子:傅作义……战斗力:中等势力大致分布:山西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解放战争四、冯家班掌门:冯玉祥,江湖外号“千面将军”掌门特别爱好:写打油诗。冯掌门自创“丘八体”,一生留下一千四百多首“旷世之作”,数量直追陆游。特选出一首奇诗共赏: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冯掌门除了喜欢作诗,还是一名环境保护先进工作者。就像他诗中所写的那样,他特别爱好植树。人生感悟:在利益面前,要保持忠诚和信义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门派全称:冯氏西北军门派来历:冯玉祥,籍贯河北沧州,20岁投到袁世凯麾下,成为一名光荣的北洋新军。此人身材不错,是个膀大腰圆的高个猛男。在军队里,该猛男的一贯表现打破了长官陆建章的惯性思维——猛男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之辈。因为冯玉祥不仅四肢发达——擅长实干苦干,而且脑袋也发达——思维灵活、口才极好,因此陆建章很器重他,不仅将其从一枚小兵提拔为一营之长,还把由自己抚养长大的内侄女嫁给了他。这桩婚姻是他日后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石。辛亥革命中,冯玉祥因为参加“滦州兵谏”而被朝廷拿下。好在老上级陆建章是老牌的天津小站练兵团队成员,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所以冯玉祥非但没有吃牢饭,还升了职(旅长)。此后,冯玉祥随陆建章镇压土匪白狼。搞定白狼之后,陆建章出任陕西督军,冯玉祥也随之掌兵。在陕西的这段岁月里,冯玉祥对陕西及其周围的地理、风土人情做了实际考察,为将来以陕西为起家根据地进而挺进大西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惜好景不长,陆建章被徐树铮杀死。之后,没有老大罩的冯玉祥辗转于直系、皖系、奉系、国民党、苏联这五家大公司。不过,他频繁的跳槽经历不太符合职业道德,因为他多是依靠把旧老板出卖给新老板以获得职业晋升,所以他收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倒戈将军”,指他对旧主高达九次的倒戈频率让人不服不行。冯玉祥在来回折腾的过程中,以从陆建章那里继承过来的北洋军为核心班底,又掺入地方杂牌民军的元素,建成西北军,称雄西北。地位:搅局或者压垮骆驼的那一根稻草门下核心弟子:宋哲元、张自忠、杨虎城……战斗力:中等偏下,武器装备跟不上,还有很多士兵只能用大刀砍人,还好冯将军请武林高手马凤图为这些用刀的士兵定制了一套武功,增强战斗力。这是一套刀法,叫“破锋八刀”。势力大致分布:内蒙古一部、甘肃、宁夏、青海衰落事件:1930年的中原大战其他诸如广东军阀陈炯明、到处流窜的“盗墓将军”孙殿英、粗人事迹数不胜数的“五毒大将军”张宗昌以及四川军阀刘湘此类的人物暂且就不介绍了。虽然他们也很有名,但绝大多数人连一个省都控制不了,总是依附于其他大军阀混日子,所以这些人物就等大戏演到他们那里时再邀请他们出场好了。参赛选手终于到齐了,下面开始正式比赛。第三章皖系当国

                        “软蛋”黎元洪

                        在一个人57年的人生中,83天不过是转瞬而已,可谁能想到这短短的83天竟然定格为永远。袁世凯的死,不仅再无机会洗清自己“窃国大盗”的恶名,也引发了一个最迫切的问题:由谁来继任袁大总统空出的职位?要论实力,北洋二号人物皖系掌门段祺瑞当仁不让。若按照约法——副总统接任大总统,或按照名分——袁世凯遗嘱令黎元洪接任,由黎元洪接任总统,远比段祺瑞名正言顺。此刻的段祺瑞同志,思想斗争也很激烈。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十分踌躇:到底是不讲道理——乘势拿下,还是讲道理——拱手让人?段祺瑞心里清楚:论实力,自己完全可以强登总统之位;但是,若强行上位,非但护国军不答应(此时护国军一方还没有同意谈和),冯国璋也未必会让自己如愿。既然如此,倒不如顺水推舟,让没有实力的黎元洪做个名义上的大总统,实权则由自己掌握,还可以落个顾全大局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既然老段想通了,事情就好办多了。1916年6月7日,被袁世凯软禁了近三年的黎元洪终于逃出囹圄,正式出任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随后,黎大总统投桃报李,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相当于内阁总理,只是换了一个说法而已。新领袖段总理一上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袁世凯的总统制政体改回到民国初年的内阁制政体。段总理这么做不是因为他高风亮节,而是因为有两个理由必须这样做。一方面,护国军以及孙中山要求北京政府必须恢复《临时约法》,恢复国会,组织新内阁,要不然他们就继续闹独立,不归附中央。一句话,一切都要回到民国初年,即不点名地要求实行内阁责任制。另一方面,内阁责任制对段祺瑞很有利。内阁制下,内阁总理说了算,只有少数事情需要总统签章。既能让南北停战一统,又能得到实惠,还有什么理由不改?于是段总理一上台,在高呼同意内阁制、恢复内阁制的同时,又顺道霸占了一个职位——内阁中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对于掌握军权的陆军总长一职向来是当仁不让。内阁制恢复以后,各省取消了独立,护国战争到此结束,老百姓盼望的和平日子又到来了。在这皆大欢喜的时刻,两位伟大的斗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们二位是湖南人黄兴和蔡锷。42岁的黄兴于10月31日、34岁的蔡锷于11月8日离民国而去,两位均国葬于湖南长沙岳麓山。苍松翠柏伴青史,苍天含泪悼英魂。他们的英灵、他们的奋斗精神绝不会随岁月远去!……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聪明如黎元洪大总统也不能免俗。黎大总统上台不久,就办了一件实事:狠抓精英教育。他大胆起用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出任当时全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校长。随即,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百年难遇的学界大师齐聚北大,一时间群星璀璨,揭开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尽管黎大总统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他的心情依然快乐不起来,因为有人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干这种缺德事的人,就是他的克星——段祺瑞和徐树铮。1916年的下半年,是段祺瑞先生的幸福季节。因为从实权上讲,他坐实了中华民国武林盟主的宝座,是中华民国第一人。然而事业顺风顺水的段总理有些得意忘形,他老觉得自己有枪杆子撑腰,完全不把黎总统放眼里。尤其是在国家大事上,段总理既不在事前向黎总统请示,也很少在事后跟黎总统汇报,视对方如摆设。段总理的手下也有样学样,尤其是“嚣张先生”徐树铮,完全不正眼瞧黎总统,只拿对方当盖章机器。有一次,徐先生拿着阎锡山先生的一份人事变动文件让黎总统盖章。黎总统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名比较陌生,便随口问了几句。这下可惹到了徐先生,在他看来,黎元洪无疑是在质疑段祺瑞和他的决定。徐先生一不高兴就爱耍嚣张,于是根本不顾组织纪律,训斥道:“你只用负责盖章,不必管那么多!”黎总统当即气得脸色发白,血气上涌。不知道事后有没有吐血。虽然黎总统在北京孤家寡人,无兵无将,权力也没有段总理大,看起来似乎只能装孙子了。但凡事都有个度,不能太过嚣张,兔子惹急了都咬人。再好的脾气也不能忍受此种屈辱。逐渐地,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暗斗变成了明争。一场著名的权力斗争——“府院之争”就此揭开序幕。府院之争俗话说得好,皇帝不急太监急。所以,太监往往要比皇帝更着急。毕竟为

                        。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第156—157页。?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农民经济和乡村社会》第一章;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5—47页。?最有名的“优秀”粮长可能是大画家沈周(1427—1509),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2—45页;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第8—9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5页。当然,粮长也可能具有很大的剥削性。关于剥削的普遍性及其与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关系的深入讨论,见李约瑟和黄仁宇:《中国社会的性质》,第14页。?这以后,粮长、塘长和里长的负担开始多于特权,导致主要打击了中等和一般小地主的“役困”问题。滨岛敦俊:《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9—10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46页,及其《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55页;埃尔文:《论明清时期水的控制和管理》,第95—9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26页;森正夫:《明代的乡绅》,第35—37、48页;又可见默克《祝允明和苏州的文化贡献》各章;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43页。他嘲笑宫崎市定所描述的、作为保护者的乡绅阶层一员的一位和善的乡居退隐者的形象。?常熟谭家就是这种多种经营的好例子。谭家兄弟16世纪末在太湖岸边起家之后,决定不做渔民了。他们围造圩地,并用其收入雇用当地的其他渔民,把雨水最多的沼泽改成渔塘,在渔塘上架起了浮桥,盖起了可以容纳上百名劳力的工舍;这些劳动力先后把大部分土地变成了果园。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7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6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0—31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一部分,第5—9页;古岛和雄:《明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地主经营》,第15—20页。?在官僚集团中常常流行的一种看法是“业食佃力”的观点。L.S.杨:《中华帝国集体劳作的经济观》,第75页。“业食佃力”一词始于宋代,不过,在晚明,它的使用与因为里甲制度破坏和地主外住风的兴起导致的灌溉系统危机直接相关。由于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不再承担维修沟渠和水利设施的责任,由于新的科举乡绅利用免役权逃避灌溉责任,因此地方官开始认为政府应该加以干涉,以免这种在长江三角洲下游精心建造的河渠和圩堤系统无人照管。政府的干预看来是必需的,因为正如一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言,农民中没有什么社会共同体组织主动承担照管水利设施的责任。1566年工部下令实行照田派役。这个制度的弊端是免除了乡绅的徭役。因此为了公平地摊派力役负担,17世纪初官吏们建议乡绅地主把他们的力役用米或银(业食)的形式付给佃农,佃农则提供力役(佃力)修复沟渠。这个制度在一些县里实行过,乡绅们答应予以合作。在1660年,耿桔在常熟主持这项改革时,乡绅却利用他们在京城的关系,毁掉了这位亲近东林党的官员的前程。1611年,大学士徐民式下令在浙江实行“照田派役”,但也失败了。滨岛敦俊:《业食佃力考》,第119、128—129、133、142—143页;《明代江南的乡村社会》,第7—9页;《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80—91页。?清代的官吏对“长随”这种官员个人奴仆习以为常。“长随”暂时依附于长官,是自己主动投靠主人的,希望以此与衙门胥吏相勾结从普通百姓那儿敲诈钱财。托伯特:《清朝的内务府》,第5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3页。?关于一些地主在田庄中安装织机的事例,见黄之隽:《江南通志》第一四三卷,第16页;第一四七卷,第38页。?关于妇女手工业对农民家庭的经济重要性的一些较晚的例证,见马乔里·托帕里:《广东农村的抗婚斗争》,第70—73页。关于晚明时期女性文人的社会文化影响,见汉德林:《吕坤的新读者》。灌溉危机同样促进了可以换钱的作物的种植。在16世纪40年代因为水渠系统开始受到破坏,江南东部丘陵县的农民便转去种植棉花,它不像水稻那样需要大量的灌溉用水。因此,随着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灌溉系统几乎都被破坏了,因为农民不愿意用手工制作的时间去疏通河道和修复沟渠。这样,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中发生了明显变化。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8、88—89页。?从粮食生产转到为丝织市场进行生产的刺激是很强的。在17世纪初嘉兴,五亩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稻田的收获卖出后只能得到11.25两白银的收入。而同样数量的桑田可以获52两白银,增加了四倍多。居密:《主人和奴仆》,第8页。烟草更为赚钱,亩烟草收入相当十亩稻田收入,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66—6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4—38页。不过价格上升的并不快。16世纪50年代福建的永安县,生产一石地租的土地可以卖到4两白银,1782年,同样的土地可以卖到11两,但是直到1864年它的价格也没有超出这个水平。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20—24页。?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第47页;滨岛敦俊:《明代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控制组织》,第77—78页。相对小一些的灌溉系统而言,交通系统很少遭到破坏,因为运河渠道连结着大多数城镇。今天,南京和上海之间,仍可以看到593条河道。黄仁宇:《大运河》,第4页。?关于晚明到18世纪这段时期江南对湖广地区稻米输入的日益依赖,见全汉升和克劳斯:《清代中期的粮食市场和贸易》,第40—71页。16世纪末,政府实际上在管理着跨地区的谷物交换。1596年,太湖东南的秀水地区出现了一种制度,当地政府挑选20—30名本地商人,让他们负责私人输进3000石稻米。当地官员也得到省级政府的特别许可,在各个关津处由军队用船只运送大米。在1621年,湖州也实行了相似的制度,因为督责漕运的专使向产粮地区的官员解释说,让粮商们购买足够的谷物供应太湖地区居民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石锦:《太湖小农经济》第六章,第4—7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58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5—136页。利玛窦就此发表评论说,中国可以生产出足以供给全世界的棉花,利玛窦:《16世纪的中国》,第13页。?西岛定生:《中国初期棉业市场的考察》,第134、138页。在晚明,松江棉纺业所用的棉纱是那些商人从农村家庭纺织者那里收买来的。在万历晚期,这些棉纱大多由城市里上百家的工厂制成长短筒袜。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6—10页。?据17、18世纪之交的文人记载,那些精美的镶边罗纱和各色丝绸都是很流行的。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107页。苏州也有棉纺织作坊,多在阊门之外。但是,这些规模较小的、只有20多个短工的“堂”,较之城东北角的那些大丝绸工场则相形见绌了。在那儿,棉织工每天早晨聚集在著名的花桥一带,而丝织工则聚于广化寺。时人记载说,若机房工作减,此辈衣食无所矣,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2页。?这个时期商业和土地财富的增长远不像以前那么互不相关了,富裕的乡绅家族不再贮存粮食和银钱,而是把资金投放到高利贷或商业中去了。商人也变成了地主,而且与明中期的土地所有者们相比,他们在谋取地租上更精于计算、长于管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29—31页;第五章,第35—37页。根据1605年编著的嘉定地方志记载,乡绅和平民之间的地位差距,以及老人和青年间的等级差别感已变得模糊不清了。森正夫:《明末社会关系秩序的变动》,第136—137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42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31—32页。在1643年的一份记载中,方以智叙述了明末对财富和地位的追求之风笼罩着中国的上等阶层。他抱怨道,文人变成了官僚,并通过交结权势而大发其财。一旦他们当了官,他们就开始积聚家财。就像一般人贪图享乐一样,他们也追求豪华奢侈。他认为,对于文人来说,远离经商致富之事是很重要的,这是有鉴于他的前一代人在17世纪20年代商人与政府的辩论中支持了商人的主张。彼得森:《苦果》,第72—74、77页。?在中国北部地区,特别是像华东地区,明初的家仆也逐渐成了自由受雇的劳动力,叫做“雇工子”或是“做活路”。尤其典型的是,这些打短工的劳力早晨聚在市场上,手里拿着锄头,等着受雇于那些需要暂时帮忙的农民。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61—265页随处可见。?关于奴仆法律地位的详细分析,见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36—41页;美杰尔:《清末的奴隶制》,第333页;王伊同:《北朝的奴隶》,第301—331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124—125页;小山正明:《明末清初的大土地所有制》第二部分,第64页。比如在安徽南部,特别是在新安,“佃仆”和“奴仆”的地位常常混淆不清。在对一个主人或一个家族承担了额外义务而且被限制在土地上之后,这样的依附人口还是要交纳地租,还可以保留他们自己的财产。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二章,第126页;贝蒂:《中国的土地与宗族》,第13—14页。另一方面,在近代广东,那些“佃民”的地位被一个人类学家形容得近似于北美黑人奴隶。奴役和世代租佃在主家和仆家之间维持下来,这种“联结世袭佃农与地主的纽带,作为以亲缘为基础的合作之间的一种交换是极好理解的。双方的这种交换是通过家族的媒介进行的……从社会角度来看,佃户被当做主人家族的从属……”沃特森:《传统中国的世佃制和地主制的个案研究》,第180—181页。地区与地区之间对人身依附者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在17世纪,武进县人以为佃户是世袭的。而在附近的无锡,主仆关系则相当灵活多变。在无锡,如果奴仆很快就换了主人,人们并不感到有什么不满意。实际上,许多无锡的奴仆就像一种职业的家仆阶层,在全国各处受雇。据说在晚明的北京,大多数豪势人家的佣人中至少有一个无锡的奴仆。石锦:《1368—1840年太湖地区的小农经济和农村社会》第五章,第5—6页。?在明代,各种法律身份不是互相排斥的。比如,一个地主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奴仆。有些奴仆甚至参加了科举考试。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90页,酒井忠夫:《儒教和大众教育书籍》,第337页。?一些学者愿意使用“奴仆”而不愿用“农奴”一词,因为他们认为,使用后者就意味着把明代受束缚的劳动者与宋代农奴化的劳动者视为一事。这样他们就等于赞成了东京学派的论点——元、明、清是庄园农奴制的中世纪时代。可参见居密:《主人与奴仆》,第4、36页。严格地说,在欧洲封建社会中,农奴是被束缚于土地上的,属于其主人所有,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更广意义上把农奴定义为处于奴仆状态的人,因为,世仆或奴仆劳动者,特别是那些处于就住在本地管理田庄的地主手下者,是在除道德习惯外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听凭主人使唤的,那么“农奴”一词就是很恰当的了。不过事实上,农奴在法律上依然是依附者。这一点见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7—678页。?仁井田升《中国的国家权力与农奴制》随处可见。?“一田三主”的制度在福建是普遍存在的。田底的主人或“苗主”(他可能连地产在哪儿都不知道)把土地转租给收租者或“赔主”,他们再转租给佃户。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44—45页。晚明时期,在福建,特别是福建北部,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市场关系在加强,即所有权的出卖和再出卖变得非常容易,而且也刺激了收租人的投资。比如,表示最后出卖的“断契”逐渐地被“活契”所取代,它给出卖者一个买回土地的机会,一个可以以更大的价钱卖给第三者的权力。杨国桢:《试论清代闽北民间的土地买卖》,第5—6页。?陈张富美:《明清时期中国租佃关系初探》,第3—4页。?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页。?西村数余:《明代的奴仆》,第28页;清水泰次:《明代的流民与流贼》,第217页。?因此,当所有权以这种形式让渡时,它并没有与原来的所有者完全脱离,原来的所有者也没有把所有权永久出让。比如,在上海附近,奴仆只是暂时地出让了他的所有权和个人。如果这位新主人有所失势,他就会抽身而去另觅新生。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4—685页。?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引自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第80页;又见宫崎市定:《明代苏松地方的士大夫与民众》,第18页。根据明代法律,只有公、侯和三品以上官僚才可以雇用奴仆。但实际上,这常常是整个统治阶级的特权。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0—681页。?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第66—68页。有一些学者对“投献”(交出自己的土地)与“投靠”(作为家奴为某家族干活)加以区别。参看邓尔麟:《达官贵人》,第246—247页。实际情况中,“投靠”往往同时包括了这两种行为。大多数被雇用的劳动力被认为是奴仆,他们受雇的条件包括一种债务奴役,有时叫做“佃雇”或“佃佣”。因为这家的主人可以抵押他的劳动力或其家庭的一个成员以换取谷物和银钱。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83页。?对这种劳动者的工资的一些观念可以从1606年在江南使用的小学算术书中找到。在这个小学读本中有一个问题是:“今有四人,来做工八日,工价九钱银。二十四人作半月,试问工钱该几分?答曰:一十两一钱二分五厘。”(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那么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就是2分8厘,见刘永成:《论清代前期农业雇佣劳动的性质》,第92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又见《吴江县志》,引自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初探》,第68页。?居密:《主人与奴仆》,第5—7页;片冈芝子:《明末清初华北的农业经营》,第82页。换句话说,在明清时期,在法律条文中雇工是从奴仆形式的“短期化”而来的。麦克德谟特:《明末太湖流域》,第679页。?麦克德谟特认为:“明代的奴仆最好看成一种人的法律地位,他们有穷人也有富人,对于其主家承担特殊的或一般的契约性义务。男人和女人或是通过买卖、收养、雇用和强制,或是通过结婚和投靠,而沦为奴仆。其义务、为奴时间和报酬,都不大相同。这些奴仆中有一种一般被称作‘佃仆’的田间奴仆,几乎占城乡人口的1/5;他们的奴役地位常常是限于地主的特殊义务,即使有

                        从地下抓起一把黄土,嗅了嗅道。“哈,那就不走呗。”林岳看来很兴奋的样子,“我好歹是个医生,怎么着也不会怕尸体。”“你就少贫点吧。”我拉近晖儿,冲林岳笑道,“先把S照顾好。”怪响声中,十来个黑影晃动着逼近我们,一时间空气中满是令人作呕的腐臭味。“这些人咋就不怕死么。”姚建国急得跺脚,此刻他们父子想逃也晚了,黑影已在外围将我们团团围住。耿婆在地上划了几道线条,摆上了些石块,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瓶来。“你们去护着那爷儿俩,看好后面。”耿婆笑了笑,“今天让两个丫头也露露脸。”九、养尸茔地“晖丫头,你站在这堆石头边。”耿婆指了下身边,转又拉过S,“潇丫头站那圈里,把狴犴放在石块上。”两人顺从地按照她的吩咐各自立定,狴犴威武地站在当中的大石块上,炯炯的双目在夜色中闪烁着点点黄光。“这些人到底啥意思么,想死……”姚远山紧挨着站在他父亲身边,口中颤声道。“你个瓜娃懂啥捏,这些人葛咝有本事,要让你看懂咧你窝耸也能去闯闯。”姚建国似乎也看出了点名堂,当下拉着儿子站到了我和林岳的身边。“耿婆今儿唱得是哪出啊?”林岳低声道,“嫂子和S该不会有事吧?”“她那么有把握,应该没事。”我摆摆手,眼睛却不由关注着石头边的晖儿。“呜……”狴犴身子一沉,低低地发出了吼声。月光映出了那些黑影的面目,朦胧间那只是些行动迟缓的人,身上的衣衫破烂不堪,蓬乱的头发上满是杂草,遮去了大半的脸颊,看去像是一些流落街头的乞丐。一阵夜风刮过,残破的衣衫飘动起来,裸露出的身体竟已是腐烂不堪,恶臭的气味四散不已。风又大了些,其中几个人的头发呼地被卷了去,露出红红的头顶。“呃~~”姚远山直接呕了出来,我和林岳也不禁一阵作呕,不必细看也能知道,风把腐烂粘连的头皮吹得掉落了下来。“两个丫头都听好了!”耿婆断喝一声,“心无旁骛,垂眼观鼻,依照我的话去做。”晖儿和S应声点头,两人硬是避开视线,无视了身前逼近的活尸。“晖丫头,双手握石,拍在地下。”耿婆喝道,“力透掌心,注目活尸。”喝声中,晖儿迅速自地下捡起两片石块,反掌拍入黄土,低垂的双目猛地瞪向面前接近的活尸。哗啦一阵轻响,晖儿身前的碎石凭空飞起,飞弹般成片袭向活尸。一阵令人反胃的骨肉撞击声响起,四具活尸被碎石击成了一滩烂肉。“潇丫头,左脚为中,右脚画圆,横转一圈。”耿婆接着喝道,“聚力脚尖,冥想黄砂。”S单脚站立,原地转动了起来,随着她身体的旋动,一片莫名而起的黄砂卷向活尸,嗤嗤的摩擦声中,三具活尸被黄砂磨了个血肉横飞。“哈,耿婆在收徒呢?”林岳低笑道,“不过,现在她俩可是在过干瘾。”我笑着点点头,在晖儿和S动作时,我清楚地看到耿婆的双手轻微地做了几个手诀,脚下也在悄然地变换着步伐,看来她用上了“六仪遁甲”。《闻风拾水录·奇门篇》上记载,所谓六仪遁甲是奇门遁甲中的一种配合术法,布下六壬地盘为正位基础,以正中的主法人为“甲”,掌控整个局势的变化。辅助者各居左右,分管六仪,根据主法人的施展而配合推动六仪变化。外人看来,辅助者只是在遵照主法人的指示而行动,所有的能力都来自主法人,就像六甲原本就隐藏在六仪之下主使一切似的。但“六仪遁甲”并不是如此简单,耿婆作为主法人与晖儿、S是三为一体的。如果将耿婆视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晖儿和S便是这躯体的左右手。耿婆应该是考虑到自己的年事已高,血气不足,晖儿和S正当年轻,而且三人都是女身,配合起来自然比我和林岳要相得益彰。耿婆继续指导着两人,奇异的六仪遁甲在我们眼前呈现开来。晖儿拇指对顶,其余四指相交,以形成的三角对准活尸,双眼圆睁,顿足大喝道:“破!”灼热的气流在空气中形成一道扭曲的透明轨迹,席卷了数具活尸,焦臭的味道传来,那些活尸浑身发黑地倒在了地上,一时化作片片黑灰被山风吹散开去。左右两手并起剑指,单脚跪地,双手交叉地在面前用力划过,S也是一声大喝:“斩!”破风之声穿空而过,两道气流飞斩活尸,喀嚓声连连,地上又多出不少碎裂的尸体。“饿不是在做梦吧?”姚远山目瞪口呆道,“这是啥?降妖伏魔地道姑么?”姚建国比儿子的见识要多,但也不由看得惊愕不已,听到姚远山问话连连摆手噤声,似乎怕惊扰了战团中的“道姑”做法。“嘿嘿,别怕啊,咱家老太太学过点道术。”林岳神秘兮兮地胡诌道,“十里八乡的都让她驱邪啥的,这算小儿科了。”“高人,高人。”姚建国忙不迭地点头到,“这下村里可有救咧。”耿婆已不再出声指导,三人间似乎已经达到了心意互通的程度,彼此间十分地默契。“封!”“裂!”晖儿与S双掌翻动中,面前的空气中竟然幻化出道道流动的气柱,或是如巨熊般将活尸拍做肉酱,或是如猛虎般撕裂活尸,两人完全进入了状态。但她俩背后的衣服也已被汗水沁透,也许以目前的能力来看,这些攻击对体力和精神的消耗也很巨大。“啊~~”姚远山忽地一声惊叫,两只活尸不知不觉地靠近了他的身边,满是尸水腐肉的手臂突地卡向他的咽喉。姚建国见状操起一块大石,奋力掷了过去,活尸被大石一阻,动作慢了一拍,姚远山手脚并用地连忙逃开。活尸顿了顿,继续进逼,但没走出几步却原地一阵晃动,碎成数块散在了地上。“抱歉,我刚才走神了。”我歉意地说道。身后的活尸围了过来,林岳咧嘴一笑,大大地打了个哈欠,地面上冒出一丛丛带着花苞的植物来,坚硬的花茎顿时将活尸自下而上地穿透。咔咔,活尸纷纷裂开,美丽的花朵自尸体中绽放开来,花茎上如蛇般伸出无数根须,直直刺进其余的活尸体内。不多会,那些活尸便枯槁干瘪了下去,满地的尸体腐作一片,只剩下美丽的花瓣在夜风中飘落。“度尸兰?”我用胳膊拐了林岳一下,“你小子怎么啥怪物都有?”“嘿嘿,山人自有妙计。”林岳摆谱道,“但天机不可泄露。”四周开始不断涌现出活尸,空气中的腐臭味越来越浓,我隐隐查觉一股阴寒的气流渐渐向我们袭来。这附近的地域似乎隐藏着什么,我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一边对付着靠近的活尸,一边用听风能力搜索起各处的地形来。耿婆口中唿哨一声,狴犴抬爪怒吼,它的身躯并没有像平日间那样猛涨数倍,两股淡色的气流悄然自它足下涌向晖儿和S。“震!”晖儿双臂左右平伸,掌心向天抬起,优雅地在身前画出两道圆弧,紧接着双手合十举过头顶,十指紧扣抱拳,大力向面前那虚无的两个圆弧中击去。一片滚滚的雷声响起,但奇妙的是,那雷声竟是来自活尸们的体内,雷声鼎沸之际,活尸接二连三地爆体,涌来的尸群顿时消失了一半。“疾!”S平端右掌,左掌划出一道“Z”字形的轨迹,双掌在胸前互击,她身周卷过一道闪亮的电弧,噼啪声响之下,地面蜿蜒盘过无数电蛇,直袭剩下的活尸。随着不断响起的电流声,焦臭的味道扑鼻而来,活尸们的血脉经络在电蛇的侵袭下寸寸断尽,一个个像似断了线的木偶瘫倒了下去。她们所用的破、斩、封、裂、震、疾是六仪遁甲中的六仪杀招,耿婆用自身的能力帮助催动,并借助了狴犴身上的龙脉潜力,使得她俩能够操控遵循六仪变幻所带来的强大自然力量。不过这并不是六仪遁甲最终的杀招。耿婆翻手将一个小瓷瓶中的红色粉末倒入掌中,双掌翻飞在身周地上连击数下,转而合手如碗状,猛地挥向空中。“天阳丹砂落,地阴九泉深!”耿婆长吟一句,双手在胸前圈起划动。隐约间,一个阴阳鱼的图案凭空出现,那色彩竟是红白相交的!阴阳鱼图案光华大盛,空中飘然落下无数红色雪花,那些活尸一沾上雪花便立刻焦如木炭,僵硬地倒在地上。地面不住涌动着惨白的雾气,倒地的和尚在行动的活尸在雾气中渐渐萎缩,瘫化作液体慢慢渗入地下。这便是隐遁在六仪杀招背后的“六甲阴阳灭”,整个六仪遁甲中最震撼的杀招。“晖儿,能撑得住吗?”我上前扶住有些摇晃的晖儿,方才的六仪遁甲耗去了她不少的精神和体力,虽然一向坚强的她支撑到现在,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已经虚弱了下来。“没事,就是有点累。”晖儿的声音有些飘乎,但眼中却闪动着兴奋,“我和S也能帮着对付这些怪物了。”她那疲惫而兴奋的表情像个开心的孩子,我不由紧紧地把晖儿抱在了怀里。林岳围着S问这问那,殷勤地递过两颗药丸,S接过药丸并没有立刻服下,而是同样兴奋地冲林岳发表起战后感言来,只是没说上几句便有些头晕,被林岳扶着坐在了一边的大石上。“这俩臭小子,知道女人也能顶半边天了不?”耿婆上前给她俩推捏了几下,似乎效果不错,“别老觉着女人遇到大事儿就会躲在男人背后。”我和林岳讪笑着连连点头,心想这话也不是我们说的,打从一开始就没把晖儿和S放在弱者的地位上,只不过在危急时刻会自然地保护她们而已,这应该也是男人的本性吧。“几位忒厉害咧。”姚建国颤巍巍地搭腔道,“村里遭地事儿可是有救咧么。”“就是,就是,村里出了怪事,也不知道是个啥东西闹地。”姚远山跟着道。“不急,老婆子今天趟这个混水就是看准了你们村有怪事。”耿婆神秘地笑道。……村子里,姚建国的家中。“桂芬,我说你胡忙个啥咧,把介个茶隔饿换咧。”姚建国站在门口冲前院喊道。“来了,来了,喊啥么。”一个中年妇女拎着水壶篮子走了过来。姚建国的家在村子的西头,拐出没多远便是我们来时的道路。一进家门,他便让儿子去收拾后院的屋子,一边忙不迭地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让老婆桂芬张罗着弄些饭菜。姚远山这小伙看着愣头愣脑的,但手脚却是利索的很,我半碗饭刚下肚,他就收拾好了屋子,还抱了几床被窝过去。才放下碗筷,姚建国便领进三个人来,我们愣了愣,不知是什么来路。姚建国立即热情地介绍起来,那名和他年龄相仿的汉子叫杨葛根,是这个村的村长,也是姚建国的姐夫,另外两个老汉则是村里的宗族长辈。原来趁我们吃饭的当口,姚建国出门找了杨葛根和两位长辈,将之前发生的事情简要告知,他们一听便立刻动身赶来,为的就是村里连日来不断发生的怪事。“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村最近被闹得鸡犬不宁啊。”杨葛根吧嗒着旱烟,满脸愁云道,“也不知道犯了个啥,这事情又不敢宣扬出去……”杨葛根的普通话说的不错,省却了我们对方言的揣测和臆断,在他口中,事情原原本本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村子的北面有块偌大的荒地,因为土地贫瘠的关系一直没人去开垦耕种,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里成了乱坟堆,贫困朴实的村民死后便在此简单地埋葬。后来村里突然来了个走马阴阳的风水师,围着这片地晃悠了老半天,口里不住惊叹念叨。有好事者便上前询问,那风水师竟说这块荒地是个风水甚好的葬地,葬在此地的人后代一定兴旺,还像模像样地点了几处穴,说是这块地的精华所在。也许那风水师的确看出了门道,或者是事有凑巧,大家翻查了村里的族谱后,发现有几户人家的确是出过秀才,也有经商发财的。这消息立即传了开来,风水师被村民奉为上宾,好吃好住地招呼着,更有不少家境尚可的人家抢先占据了他之前点下的几个“精华穴”。就此,那块荒地便成了村里的墓葬专区,只要是家里有人过世,立刻就见缝插针地刨上一个墓穴,生怕落于人后占不到风水宝地的光。久而久之,在那块葬地里便埋葬了无数的尸体,坟叠坟,墓碰墓,以至于后来很多人在清明扫墓时根本就找不到自家的坟头。可就是这块风水宝地却差点害死了半村的人。不久前,村里一户人家有人过世,三七的时候去墓前祭拜,却发现自家坟头被人刨开了,墓里的尸体不知所踪。接着,他们又发现附近很多墓穴有着同样的情况,于是便通知了村里。杨葛根起先以为是盗墓,但这些都是平民墓穴,几乎不存在有价值的陪葬品,几经查证也毫无结果。杨葛根火一大,连夜带了几个年轻力壮的村民埋伏在墓地周围,心想再有人来盗挖非打死他个瓜娃子不可。一连两天晚上都没什么动静,杨葛根开始动摇了,也许自己的判断有误,或者那些挖墓的人只是过路贼,但碍于村长的脸面威严,还是决定再埋伏一宿。那晚正好是月圆,入夜后没多久,墓地便开始“热闹”了起来。先是李家的坟头里慢慢钻出了一具鲜活的尸体,杨葛根认得那是李家媳妇,前不久难产刚死的。紧接着张家、刘家、姚家……坟头里不住地爬出各种程度的尸体,有些甚至已经腐烂得不成人形了,却依旧扭曲着半爬半走。杨葛根活了大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刺激的场面,当场就吓得腿肚子转了筋,跟着的几个村民更是吓得尿了裤子。说来也是八字犯冲乌云盖顶了,其中两个村民恰好晚饭时喝了几两小酒暖身,这一吓把酒气全催了上来。那些刚爬出坟头的尸体像是饿狗闻到了肉骨头,三下两下地把杨葛根他们藏身的地方给找了出来。杨葛根见势不妙,大喊一声带着村民往回逃,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另一群活尸。无路可走的杨葛根等人被逼红了眼,抡起锄头木棍就是一顿猛砸,可那些活尸是越来越多,有两个村民被活尸围住后就再也没见着人了。杨葛根仗着年轻时学过几下庄稼把式,挺着锄头杀出一条血路,带着剩余的三个村民连滚带爬地总算逃回了村子。自此之后,村子便不再太平,很多单独走夜路的村民莫名地失了踪,更离谱的是村外好几户看田的人家一夜之间便人间蒸发。杨葛根很清楚,这肯定是那些活尸下的手,但从上次的遭遇战的经验来看,村里根本没能力来对付这些活尸。无奈之下他只得通告全村,将村外的住户迁入村里,夜间行路必须结伴,并让大家各自小心。……“知道怎么回事了吗?”听完杨葛根的话,耿婆向我问道。“问题应该就出在那块墓地上。”我沉声道,“那是块养尸茔地。”十、阴洞藏尸自古以来,我国民间就一直流传着神秘的“养尸地”传说,更有甚者还夸张地将其渲染成所谓的僵尸起源地。清代袁枚所著的《子不语》中就有相关的记载描述,并把僵尸分成八个品种:紫僵、白僵、绿僵、毛僵、飞僵、游尸、伏尸、不化骨,并被后世的江湖术士和盗墓贼奉为典范标准。当然,在我国历代的笔记体小说中,均有许多这类“养尸地”和僵尸等相关的传奇记载。近代,人们对尸变之说大为批判,但对这一神秘现象却十分关注,试图用科学的道理去解释其中的奥秘。不过,因为很多客观原因,始终还是无法证实,于是便有些人类学专家极端的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类木乃伊现象,而没有腐烂的尸体就是僵尸”。其实不然,我国古代的风水堪舆理论中就对这些有着相当详细的研究和解说,尤其是对尸体变化和起因更是罗列了相当全面有据的案例和分析。在风水堪舆学说中,养尸地被称为“养尸茔地”,是一种极为奇特的葬地,由于其特殊的地气及土质结构会导致一些不利于葬者的事情发生,因此被界定为恶性葬地。诸如青乌子的《葬经》、郭璞的《葬书》、管辂的《地理指蒙》、杨筠松的《三龙经》等许多葬理辨龙经书中,均认为“养尸茔地”在丧葬风水中是最为恐怖、危险和忌讳的墓地。明清时期的大量手抄辨龙秘笈中更是认为,当遗体误葬在“养尸茔地”后,人体肌肉及内脏器官等不仅不会腐烂,而且毛发、牙齿、指甲等还会继续生长,部分身体机能恢复生机,有如死魄转活便会幻变成僵尸,四处游荡吸人的精血为生。当然,这些经书理论未免有失偏颇,事实上没有一具尸体是能够在“养尸茔地”中完整保存的。这个村子的事件就是最好的活体实例,尤其是那些四处活动的半腐尸体。据《闻风拾水录》的相关记载,“养尸茔地”是一种非常巧合的地理格局构造,其产生比率微乎其微。首先是土质,养尸茔地的土

                        袁世凯为内阁头疼的时候,三位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黄兴先生、汪精卫先生干什么去了?好久都没有他们的音讯了。还是一个一个地交代吧。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心情还不算太糟糕,毕竟南京临时政府没钱没枪的日子也很难过,更重要的是,孙先生并没有认为革命失败了。他对记者们说:“我不做大总统,并不是不做事了,现在民族主义革命已经成功,民权主义姑且交给袁老哥去尝试,而我则要投身于民生事业中去。如此一来,我终生为之奋斗的三民主义也就顺利得以实现了!”不得不说,孙中山实在是一名至诚的爱国理想派。在离职后的第三天,孙中山开始环游各省,一路上考察各地实情并宣传他的民生主义。几个月内,孙中山和得力干将胡汉民等人走遍大江南北,几乎遍及半个中国。这一次到全国各地的实地旅行考察,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非常必要的。事实上,由于革命的原因,以他们为代表的革命党大多长期浪迹国外,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并不了解,确实有“远距离革命家”的嫌疑。这一次的实地考察,对孙先生的实业救国方略有一个很大的触动:要致富,先修路。在这段时间中,孙中山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铁路建设产生了兴趣。在武昌的时候,孙中山就在演说中提出,要建造长江大桥,将武汉三镇连为一体;后来孙中山在上海又提出一份修建全国铁路大干线的计划。以至于走到哪里,他的修路主张就带到了哪里。而黄兴先生就没有孙先生那么轻松,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随后北迁北京。但南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留在南京附近的近三十万革命军(民军)并不能随同北上。这几十万军人良莠不齐,战斗力也极差,大多数人根本谈不上什么革命精神,留在南京就是为了混饭吃,顺道领一份工资。但无论吃饭还是发工资,哪一项不需要钱?南京政府自然是没钱的,所以得找袁大总统要钱。可袁大总统此时哪有富余的钱。现在各省都处于自治阶段,都不给中央政府上交税款。虽说他从隆裕那里搞了些钱,又借“北京兵变”抢了几百万两银子,但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既然政府拿不出来钱养兵,那就只有裁兵。裁兵就是动当兵的饭碗。若是处理不当,激起兵变,主持裁兵的人就得掉脑袋。因此,裁撤军队绝对是一个烫手山芋。袁大总统决定把这个烫手山芋抛给革命党人自己,确切地说是抛给黄兴。黄兴老弟,现在国家危难,你作为南方军界的领袖,由你出任南京留守再合适不过,你千万不能推辞。南京留守是干什么的?专门负责收拾烂摊子。处理南京民军的裁撤问题自然是其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袁世凯不是很厚道,但黄兴是个爽快人,他很爽气地接受了任命。袁总统放心吧,我一定把这活给干利索了,不负我军界同胞。袁世凯见黄兴如此勇于任事,也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找外国银行贷了一些钱(约价值两百万两白银)给南京政府,主要给黄兴做裁军之用。可这些钱相比裁军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黄兴就是黄兴。有威信,有人品。他采用“当地军队就地解散,外来军队押回原籍遣散,同时压缩部队编制”的原则,并以爱国为号召,鼓励军人们自动离职,不拿或者少拿安家费,共度时艰,硬是办完了裁军这事。军队裁撤近半,只剩下五个军和一个第八师。其中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第一军和那个第八师是同盟会的嫡系力量。南京城外,黄兴看着那些打道回府的兄弟,尤其是那些奔着他的名头来参军却被裁掉的兄弟,愧疚、不安、心酸、无奈,一时百感交集。人累了,心也累了,革命对我来说,已成昨日云烟,是时候离开了。6月,39岁的黄兴留下一封辞职信,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湖南,不久之后隐居上海。至于帅哥汪精卫的行动,比上述两位更加彻底。或许是在冷眼旁观了这么久的政治斗争后渐趋消极,又或许是为了履行他“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的诺言,汪精卫婉拒了袁大总统邀请他出任广东都督的好意之后,终于给了追随他多年的陈璧君一个交代:举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接下来,夫妻结伴,返回了他阔别八年的故乡,拜见兄长弟妹。远山含黛,流水涓涓,故乡山水的宁静和谐更是坚定了汪精卫远离政坛的决心。随后,汪精卫携陈璧君翩翩而去,前往法国留学。主动放弃权力,对于多年来奔波世界各地、矢志不渝的三位革命先驱,固然是情非得已,但革命者最终选择一条和平竞争的道路,岂非国家之幸、国民之福?逃不出人情这张网7月,骄阳似火,虽是北京一年之中最炎热的时节,却也是最流光溢彩的时节。但这妖娆的盛夏,却赶不走袁世凯心头的烦闷。他这四个月的大总统,实在是做得焦头烂额,南北党争让他心力交瘁。这时,参谋团队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何不邀请孙中山和黄兴这两位民国革命元勋到北京共商国家大计,开诚布公,建立互信合作。袁世凯瞬间就意识到了其中的价值所在。孙中山和黄兴分别是革命党的头号和二号领袖,是享有巨大声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在临时参议院中,同盟会的参议员更是唯孙中山和黄兴马首是瞻。要想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机并打造一个各方认可的内阁,就必须要仰仗孙中山、黄兴二人的支持和配合。想到就做。袁世凯诚意十足,不仅派出了迎接专使,还让“海琛号”巡洋舰到上海护航迎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对于袁世凯的盛情相邀,孙中山和黄兴也不能不动心,何况孙中山还想与袁总统谈谈他的铁路计划。于是,孙中山和黄兴联名致电袁世凯,表示稍做准备便起程北上。虽说孙中山和黄兴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但是同盟会内部却有不同意见,同盟会就“孙、黄是否应该应邀北上”分作了两派。稳健派支持二位大哥北上会晤袁世凯。他们说这次会谈是英雄相见、巨头相会,既能起到稳定政局的作用,也是民国未来的发展之福。激进派则认为这是袁世凯设下的圈套,是为了禁锢两位革命领袖,在这个敏感时期,革命领袖不应该深入虎狼之地,何况北京还闹过兵变。《民权报》也凑热闹,刊登了一幅非常有意思的漫画,名字叫“行不得也,哥哥!”只见画中的北京城头张开大网,正要捕捉北上的轮船。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仍旧力排众议,他对众人说:无论如何,我也不可失信于袁世凯。别人都说他不可靠,我倒要试试自己的眼光。革命党中有聪明人,眼见孙中山主意已定,便提出一条权宜之计:由孙中山先去北京打头阵,而黄兴则暂时称病不去。如果孙中山发现北京没有问题,那么黄兴的病就好了,也去北京;如果孙中山觉得情况不对劲,那么黄兴就继续病下去。避免袁世凯将两大革命领袖一网打尽。好吧,就这么办。在迎接专使的陪同下,孙中山与夫人卢慕贞、秘书宋霭龄等十余人起程北上,一行人于8月22日下午抵达北京。袁世凯给孙中山的接待礼遇规格很高,虽然不像现在某些央企动辄数亿的招待费那么夸张,但也很可观:高大炫目的彩棚,雄壮的欢迎曲,够分量的迎接代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壮观的接站队伍,还有天上地下独一份的超级豪华金漆朱轮大马车,军警如林,人山人海,大家都争相前来一睹这位仰望已久的革命领袖风采。虽说孙中山对于如此高规格的接待颇不自在,但这样隆重的礼遇还是令他非常满意,也非常感动。老袁同志在做人这一方面,那绝对是天下有数的高手。本来按照安排,应该是第二天两人才会谈。可是老袁同志为了表达对孙中山的重视,在孙中山安顿好之后,强烈邀请孙中山当晚赴宴面谈。孙中山被袁世凯这种精诚感动,就真的去了。袁世凯亲自到厅前迎接。这次伟人峰会气氛非常热烈。在晚宴上,袁世凯为孙中山亲自执盏,殷勤备至。在致辞中,袁世凯非常诚恳地说道:“我盼望先生与克强已经很久了,今天克强未与同行,不能共聆伟论,实在令人遗憾。所幸先生惠然肯来,让我感到十分欣慰。现在时局动荡,边警迭至,我又见识浅陋,能力有限,世凯谨代表四万万同胞感谢先生,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大力匡助!”袁世凯的谦恭和马屁相当到位,孙中山舒泰到了极点。两人在席间携手揽腕,觥筹交错,相谈甚欢,相见恨晚。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一不小心谈到很晚。于是,袁世凯殷切地留客:“先生你就留在府中吧。”袁世凯不是假客气,他是真心实意地想留孙中山在府中过夜。袁大总统太热情了。孙中山很感动,也就不再推让,当即住了下来。孙中山夜不能寐,他觉得袁世凯不像是那种印象中的军阀,这人好像还很有城府,对时局的看法和见识十分高明,与自己很是合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完全被袁世凯的热情所感化。之前的那些怀疑与防备似乎都被他远远地抛在了脑后。接下来,孙中山与袁世凯多次会晤,多次密谈,多次谈至深夜。至于具体谈成了什么,等黄兴同志来了再说。袁世凯的殷勤与诚意,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大多数国人的心目中,袁世凯和孙中山此次相见甚欢,其乐融融,这显然是南北已经摒除成见的友好信号。之前因南北党争而背离的人心,逐渐回归。袁世凯眼中的孙中山和黄兴时间很快就来到了8月底,双方的会谈终于到了高潮。袁世凯在总统府举行盛大宴会,并邀请了各部总长、在京的高级将领、各界名流和满蒙王公作陪。在宴会上,袁大总统充分肯定了这次伟大峰会的伟大意义:以前有很多舆论,都觉得我跟南方革命党人是相处不好的,你看现在孙先生来了,以前的种种谣言不攻自破,以后的民国会更加巩固!说到这里,袁世凯向孙中山举酒致敬,并高呼道:“中山先生万岁!”盛情难却下,孙中山也非常激动,赶忙站起来互动:“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前后两位临时大总统互呼“万岁”,使宴会的气氛攀升至高潮。与会的众人看见两位伟人化敌为友,如此精诚团结,顿觉和平可期,发展可期,国家幸甚,人民幸甚。霎时,全场热烈互动,溢美之词血本清仓大甩卖。孙中山非常高兴,所以他在宴会间提出来:“袁老哥你再当十年总统,去练百万精兵;我十年不参选总统,去修二十万里铁路,这样一来何愁国不富民不强啊。”袁世凯说:“好啊,你说得太好了,都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不管孙中山说什么,袁世凯总是说好。袁世凯接着说:“每月拨给你办公费三万元,一切行政用人之权都归你,政府概不干涉,你就干去吧。”后来袁世凯真的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经理。显然,袁世凯是投其所好,免得孙中山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孙中山对此并不介意,反倒干得特别认真,率领大批失业的革命党人,乘专车满世界考察。然而结果不大让人满意,铁道一寸未建,银子却花了好多。以至于后来袁世凯秋后算账时,把孙中山当成“贪污犯”来抓。话题回到宴会上。话说在孙中山展望完未来十年之后,袁世凯便与中山先生谈起了赵秉钧同志的个人前途问题——赵秉钧这个内阁代总理还未得到参议院的正式任命。这次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两人来京,目的之一便是希望利用他们二人的威望,对内阁总理人选达成共识,以顺利地解决组阁问题并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袁世凯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了赵秉钧出任内阁总理的提案。由此,组阁危机彻底化解,赵秉钧内阁也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三任内阁。在袁世凯接二连三的糖衣炮弹之下,孙中山不管是答记者问,还是给挚友黄兴的信中,都给予袁世凯极高的评价。9月初,孙中山致电黄兴说:“你快来吧,袁世凯人不错,你来了就可以消除外界的各种谣传,促进南北统一,记得赶紧动身。”袁世凯见孙中山表现得如此大气,他当然也不好意思小气。为了制造更加和谐的氛围,他一口气撒了三个陆军上将军衔出去,黄兴是第一个,段祺瑞和黎元洪二人则属于沾光。黄兴是个实诚人,一听老大哥召唤,便带着陈其美来了,迅速抵达北京。老袁同志给黄兴一行人的接待规格跟孙中山差不多。不过,黄兴对这些排场并不感冒,而且他对于袁世凯的“谬赞”,也不像孙中山那样受宠若惊,相反表现得很平静,这令袁世凯觉得这个人不简单。最让袁世凯忌惮的是,黄兴在与他会谈的同时,还在和宋教仁进行组建国民党的工作。袁世凯内心有些小愤怒,这家伙真不上道!又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眼光独到的袁世凯对孙、黄二人的性格优缺点有了相当的认识,因此他做出了这样的评判。大概意思就是说:孙中山这个人,爱国心还是强烈的,见识也很高超。但就不是个做事的人,实在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耳)。而黄兴就不同了,性格耿直,做事果断,但是没有魄力,见识也短,很容易被忽悠(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真是可惜可惜!接下来,知己知彼的袁世凯,基于之前和孙中山多次深入而愉快的探讨,综合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方的劣势,在与孙中山、黄兴还有副总统黎元洪多次磋商后,终于就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达成了共识——“孙、黄、袁、黎协定之八大政策”。在“八大政策”中,最关键的当属这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地方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虽然此条款是四人基于当前国情做出的英明判断,但这显然更符合袁世凯同志的政治利益。不管怎么样,袁世凯通过削减革命军、控制内阁、团结政敌,总算是建立了一个稳定有效的政府,让民国走向了平稳。第九章一个耳光换来国民党,国会大选不如村长海选

                        感动清国、感动慈禧的宋教仁

                        中华民国政府走向平稳,其他人就无事可做、寄情于山水了吗?非也非也。革命党人还有其他想法,尤其是那些一腔热血的革命中年,比如宋教仁。说起宋教仁,还没有认真介绍过呢,在这里简单提几句吧。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生,又是个19世纪的80后。他家庭成分很好,祖上至少两代贫农。之前讲过宋教仁是如何结识黄兴又是如何造反失败逃亡日本成为同盟会元老的,这里就不重复了。这位仁兄与其他人不大一样,在日本期间,他没有把主要精力用来搞政治,而是一直认真学习。有心人士常常在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校园里看见这位仁兄的身影。你若据此以为宋教仁就是个书呆子,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可不是漫无目的地死读书,而是要精研宪政和法律。而且,精通法律并不是宋教仁唯一的本事。此人身手敏捷、头脑灵活、意志坚定,很有特工天分。慈禧和光绪翘辫子的前一年,即1907年,宋教仁大大露了一次脸。话说在中国长白山东南有一块十万平方公里大小的土地,相当于日本国土的四分之一,日本人称之为“间岛”。日本人说,“间岛”自古以来就是他们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话没有人信,就跟今天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人一样。所谓做贼心虚,有些犯了事的人在街上见到穿制服的人就跑,也不管这人是保安还是公安又或是城管,原因无他,心虚而已。日本人也心虚。因此,日本军方组织“长白山会”打算伪造一份证据,证明“间岛”只不过是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寄存在中国那里的土地而已。也不知道宋教仁从哪里知道了这个内幕消息,孤身化名打入“长白山会”,并成功窃取了日本人伪造的“间岛”归宿地的假证据。当然这几句轻描淡写的话,确实不足以描绘出当时的惊心动魄,具体场景大家可以参考香港电影《无间道》。拿到证据后,宋教仁从“长白山会”逃了出来,日夜赶工,终于在日本抛出假证据之前,出版了一本名叫《间岛问题》的书。书中以严谨的逻辑、令人信服的证据,论证了“间岛”地区自周秦以来就是中国不可

                        91短视频色也俛首焉,又风俗之一变也。”《太仓风俗记》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士大夫为时局所迫,“杜门谦退,苦身自约,渐不为闾巷所尊矣。”引自郭松义:《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第135页;又见袁清:《城市暴动与骚乱》,第300页。?南园啸客:《平吴事略》,第113—114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4页。?《明清史料》丁编第八本,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另一个这种异想天开的阴谋的例子涉及到祁彪佳的两个儿子:祁班孙与祁理孙。他们俩皆因收藏珍本书籍和参加无休止的聚会而闻名遐迩。“其诸子尤豪,喜结客,讲求食经,四方簪履,望以为膏粱之极选,不胫而集。及公子兄弟自任,以故国之乔木,而屠沽市贩之流,亦兼收并蓄。家居山阴之梅墅,其园亭在寓山,柳车踵至,登其堂复壁大隧,莫能诘也。”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235页。大约是在1660年,这两位游手好闲之徒和一个名叫魏耕的冒险家相遇了。此人是杭州湾南岸慈谿县的一个布衣,在安徽北部建立了一个称为亳社的秘密团体,并暗中散布说,他打算将该地所有的明朝忠臣重新联合在一面旗帜下。祁氏两兄弟兴奋地将他邀至他们的田庄。然而魏耕只有在其欲望得到满足时才会显得愉快、有礼,兄弟俩也就只好用美酒、妓女和剑谱取悦于这位亡命之徒。他们对此甚感厌恶,但为“忠义”之故仍然维持着这种关系。最后,到1662年,清政府将魏耕列入通缉名单,兄弟俩也被以同谋罪逮捕入狱。祁家为营救他们俩而上下打点,结果弄得倾家荡产。理孙死在狱中;班孙被放逐辽东,于1677年设法重获自由,遂回到江苏削发为僧。谢国桢:《党社运动》,第235—236页;也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26页。?1656年,正负责编纂太祖和太宗二帝《圣训》的吴伟业,请求归乡以葬其继母张氏。1657年阴历二月,他抵达太仓。科场丑闻爆发后,他写了几首诗寄托对他的几位遭到惩罚的朋友的痛惜之情。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62—66页。?吴伟业:《圆圆曲》,见其《吴诗集览》第七卷上,第9页。越女,即西施。她是公元前5世纪越王送给吴王夫差的美女。夫差为之倾倒,在她身上大肆挥霍,而她则将此情形秘密告知了越王。夫差被越军打败后自杀。西施最后知道了自己在这场阴谋中所扮演的角色,遂也自杀。“屉廊人”指的是在空旷的白色大理石长廊中漫步,并用陶罐敲出银铃般悦耳声响。“羽”和“宫”是五声音阶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音阶。?伯奇:《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第134页。?其例见吴伟业:《吴诗集览》第十五卷下,第13页。吴伟业的诗始终反映出一种负罪感,因为他的许多同窗好友都在1644—1655年间以身殉国,而他却没有自杀。例如:“故人往日燔妻子,我因亲在何敢死?憔悴而今困于此,欲往从之愧青史。”吴伟业:《遣闷诗》,引自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3页。?黄之隽等:《江南通志》第一七四卷,第7页。弘储是江南著名高僧三峰的弟子。?吴伟业:《吴诗集览·谈薮》上,第2页。?孙克宽:《吴梅村北行前后诗》,第4页。?马导源:《吴梅村年谱》,第78页。邓尉山在吴县西,灵岩山在该县南,紧靠太湖。赵尔巽:《清史稿》第一一七卷,第8页。?肯定有许多人用这种方式理解明朝的衰亡。对南明政权的失败表示同情的人也相当普遍。《桃花扇》于1699年秋在北京上演,直到1700年春仍场场爆满,许多观众泪流满面。作者孔尚任当时写道:“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城遗老,灯施酒阑,唏嘘而散。”见张春树、骆雪伦:《孔尚任与桃花扇》,第322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和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1页。宋濂是明初政治家,曾做过元朝的官。人们对他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极感兴趣。宋濂被视为在异族统治期间保持中国文化的人物。吴伟业认为他的文章登峰造极,恰逢圣贤之君。即出仕于朝,助创大业,这正是那些草泽隐逸之士,执守斯文,翘首以待圣人之起,并由此而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与业绩所走的一条共同的道路。(“斯文”出自《论语·子罕》第五章,孔子的意思是,贤君既没,文化必将保存于贤人之中。)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72页。?《谈孺木墓表》。见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324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87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0页。另一著名画家龚贤,感叹道:吾等实乃“小人”;如僧人之避肉欲。西尔伯格德:《龚贤柳林中的自画像》,第8页。?吴乃荪:《董其昌》,第261页;又见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53—54页。在许多同类的例子中,明朝忠臣有意引起对13世纪的画家龚开或文学家邓牧等南宋“遗民”的怀念。邓牧留下了这样一句名言:成王,败寇。何惠鉴:《蒙古人统治下的汉人》,第93—95页。?当然,有些人确实想在入清后继续他们在明代就喜欢的活动。色情小说《肉蒲团》的作者、冒襄的同乡李渔,仍是一位享有盛誉的职业墨客。清军入关后,他的剧本常由他的戏班在达官贵人家中演出。1657年游历北京后,他回到南京,在南城门附近建了一座有名的芥子园,并开起了书坊。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495—496页。许多学者,尤其是第二代学者,对入仕清朝仍有着强烈的矛盾心理。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6—331页。?林侔圣:《人与思想》,第188页。在此后的日子里,黄宗羲致力于振兴其老师刘宗周的学术,并于1667年在绍兴重开了刘宗周的证人书院。黄宗羲写道:“始学于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各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中,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孤负为不可赎也。”引自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2页。有两种不同的忠明思想需加鉴别:一是“代际调节”,这是鼓励其子侄入仕清朝的黄宗羲与顾炎武等人物的特点;一是“大汉族主义”,其代表人物是丧失了生员资格并认为下一代人不应为外来征服者效力而损害自身名誉的吕留良。费席尔:《清初遗民的抉择》,第37—43页。黄宗羲和吕留良原是朋友,后来为争夺祁彪佳的书楼,即著名的淡生党,而发生争吵。同上书,第9页;又见费席尔:《吕留良的生平》,第38—41页。?白乐日曾指出,许多明朝遗民的生活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充满着狂热的政治活动;第二阶段——更为长久、更为重要、但对政事保持沉默——则属于创造性工作时期。”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和行政现实》,第19页。艾尔曼也提到:“1644年清军入关后,南方文人率先找到了摆脱因明朝灭亡而造成的进退两难境地的办法。他们从追求道德修养向从事刻板的学术研究的转变,是汉人对明朝灭亡所作出的反应中的一个关键部分。”艾尔曼:《清朝的学术流派》,第6页;又见罗普:《近代中国的异议:〈儒林外史〉与清代的社会批判》,第47页。关于此时欧洲思想界出现的类似“冷却”状态的富于启发性的评论,见鲍斯玛:《17世纪社会的世俗化》,第10页;沃勒斯坦:《近代世界体系》,第33页。?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与17世纪的忠君思想》,第22页。?这一客观记述其历史的要求是17世纪40年代庄廷鑨编纂明史的主要动机。然而,这部私修的《明史纪略》因使用明朝正朔和直呼清朝先帝之名而过多地表现出对明朝的忠诚。结果,1663年,编者与出版者共有70人被杀,其家属被发配东北为奴。奥克斯南:《鳌拜摄政时期的政策与制度》,第281—282页。?这次特科考试是1678年2月宣布的,此时“三藩之乱”已经爆发,康熙帝试图通过它来阻止旧明遗臣投奔吴三桂。其举行是在1679年4月,应试者共有152人,中举者50人。其中80%(40人)来自浙江和江南。这或许是唯一公正的考试。《南疆绎史》的作者温睿临认为,明朝忠臣子孙的这次成功是上天报偿为明朝殉难者的一种方式。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41页;凯斯勒:《康熙》,第158页;米勒:《派系斗争和清朝的政治整合》,第97页;斯特鲁弗:《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28、329页,及其《康熙时期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资助》;威尔海姆:《1679年的“博学鸿儒”科》。1680年,黄宗羲致书于刚刚被任命为明史馆监修的大学士徐元文,要求为他的儿子在史馆中谋一职位。狄百瑞:《帝国的蓝图:黄宗羲》,第44页。?实际上,1679年的特科考试恰好是在招揽下一代学者的时候举行的,因而为编修《明史》提供了一批史学家。这些参与编修《明史》的人在清朝入关之初几乎都只有10岁或15岁。斯特鲁弗:《康熙时期的徐氏兄弟和学者们的半官方性资助》,第16—17页。?编修《明史》为那些因明朝灭亡而心灰意冷的清初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以公开的和分析的方式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机会。“《明史》的编修决定性地结束了汉族士绅阶级中重要分子的顽固态度,并恢复了他们对清廷作出的尊重其传统价值观和特权的许诺的信任。”凯斯勒:《康熙》,第166页;又见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41、153—154页,及其《矛盾心理与行动》,第336页。?对具有治国才干的明朝忠臣来说,这种进退两难的矛盾最为尖锐。他们出于对明朝的感情不能接受清朝的官职,但又不能忘怀作为进士所承担的以天下事为己任的义务。对他们来说,自我修养不过是清静无为,除此之外的唯一选择便是学问或“汉学”。即使最入迷的学者——像黄宗羲一类的历史学家,或顾炎武一类的文献学家——也肯定对其撰写的著作同其拒绝参与管理的社会之间的差距产生过痛苦的疑虑。当然,这就是他们著述如此之多的原因。关于这一矛盾的透彻研究,见杨成:《幸存者:清初的思想压力》,第2—5页。顾炎武的确想努力将个人为一个王朝效力同为保存一种文明所必需的共同努力区别开来。在《日知录》“论正始风俗”条中他写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引自暮泊:《中国文化与天下观念》第六卷第十期,第9页。于是,顾炎武终于放弃了面对紧要关头的个人英雄主义,而承担起一种共同的义务,即趁全面重建之机,使天下趋于合理。?这与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英雄道德观”与“常人道德观”的差异十分相似。见玛丽安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第382页。当然,以前也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即许多官员选择了恪守职责的道德,而抛弃了那种极端的道德。例如:赵孟頫(1254—1322)是宋朝开国皇帝的后裔,他在宋朝任过职,后来又接受了元朝的官位。有人将他斥为叛徒,然而他正是这样一位高于此类吹毛求疵的伟大政治家。莫特:《元朝儒生的隐退思想》,第236—238页。许衡(1209—1281)据说曾这样为自己与元朝的合作进行辩护: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这样做。据说宋朝忠臣刘因尖刻地回敬道:如果他能选择其他方式的话,那么他就不会以此为荣。兰德彰:《中国的文化主义和根据元代所做的类推》,第358页。无论如何,在13世纪和14世纪由于元朝和明朝的建立,“忠”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同样,17世纪也出现了一场脱离具有宋代理学特征的“非理性的绝对效忠”观念的运动。恪守职责的道德观比容易被接受的千篇一律的史书编纂——特别是清代的史学——更为盛行。兰德彰:《顾嗣立〈元诗选〉》,第29页;又见刘子健:《岳飞与中国忠君传统》,第297页。富于理性的历史学家墨子刻,试图孤立地观察晚清时期出现的一种“趋势”,他称这种“趋势”为天下一家的现实主义,并使韦伯受到了启发。他认为,这种“趋势”使更早的“温和的现实主义”得以继续发展,同时中断了“新儒家通过逻辑推理和圣贤的造诣去追求‘内心’改造”的运动。墨子刻:《对建立现代中国哲学体系的一些基本看法》,第9页。我认为,这种“趋势”在清初实际表现为抛弃“英雄道德观”而转向“常人道德观”,而追求英雄主义的冲动和达到圣贤境界的愿望直到19世纪初公羊学派复兴之时才被重新恢复。关于后一观点,见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101—114页。?格雷:《20世纪中国历史方面的创作》,第195页;麦克莫兰:《爱国者与激进派》,第159页。?白乐日:《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行政现实》,第43—44页。?魏斐德:《历史与意志》,第82—86页。关于这点的一个有趣的讨论,见林:《人与思想》,第205—207页。王夫之认为,形而上的道离开具体环境就没有生命力,任何“道”都只是一种有形的“气”之道。他并未将形而上的道归结为纯粹的关系调理模式,因为像“仁”这样一种绝对规范具有超越具体环境的优先权。而“孝”和“忠”一类道德原则的存在,则是由于它们是具体的行为规范。关于王夫之对适应实际的观念和形而上的思考所作的区分,见布莱克:《王夫之哲学思想的性质、思路和表述》,第277—280页。关于王夫之的“调理”概念,见麦克莫兰:《王夫之与新儒家传统》,第438—439页。?王夫之:《读通鉴论》,第1114页。?比利特:《王夫之两探》,第156页。?关于黄宗羲、顾炎武和方以智,彼得森写道:“他们都关心考证。他们都趋向于用考证方法去研究历史。这种方法包含着这样一种意思,即只有抓住伦理学、政治学、地理学、语言学或其他学科具有开拓意义的能动性,才能获得深刻的理解。他们都通过强调历史现象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来证明他们厌恶乃至反对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存在一种能够、也应当向人们揭示的根本不变的统一性。彼得森:《苦果》,第12页。在我所说的王夫之思想中的“联系论”与清初传统的绘画风格之间也存在着一种有趣的联系。正如高居翰所指出的,传统派通过竭力仿效董其昌来保持元代风格,而董其昌运用的在元代风景画中常见的那种构图法,就是用按规范画法画出的各个部分来构成画面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便是构图的基础。”高居翰:《清初画界的正统运动》,第174页。高居翰还注意到,对各种规范的局部画法的运用是极有限的。因为,这些局部画法都能在以前的绘画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渊源,致使传统派的作品在整体上并未离开前人创造的价值,而只是在旧的价值之间寻求新的相互关系。结果是“各个部分的相互作用”如同“巴赫的逃赋格曲一样复杂、正规和抽象。”同上书,第176页。这样,我们赞赏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是因为他们作为画家的成熟和技巧的完美,而非他们的独立性。在其早年经历中,他们总结了董其昌画派的构图原理,但到中期“他们全都或多或少地走上了同一条有害的道路,安于墨守成规和创作呆板的千篇一律的风景画”。同上书,第171页。?杜维明

                        容: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朝廷不可能都同意。拒和、迁都不用考虑,练兵和变法嘛,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慈禧和光绪也是这么想的。大清董事长慈禧当然不会承认战败有自己多大的罪过,即使心里承认嘴巴也不会说。她老人家总结出来的战败理由只有一个——将领指挥不力,军队战斗力不济。坦率地说,慈禧说出了一部分事实。盛极一时的湘军、淮军确实都已是明日黄花,军队重蹈旗兵、绿营的后尘:训练荒废、纪律松弛;吸食鸦片、克扣军饷;扰民有余、打仗不足。这边,慈禧和光绪都不看好自己的军队;那边,官员和举人们也觉得应该练兵。于是“编练新军”的决定由此产生。袁世凯发家第一步会忽悠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仔细回忆一下,“编练新军”是清军继八旗世兵制、绿营募兵制、湘军模式之后的又一次改制了,这一次又改成什么呢?答案是按照西方强国的模式成军。因为大家都认为日本人取胜的原因就是“专用西法”。在众人眼里,练新军是一个前途光明的项目,是一笔很好的风险投资。看看曾国藩、李鸿章,哪个不是权倾天下?一切有实力、有野心的官员们都蠢蠢欲动。袁世凯正是这一群人中的一个。袁世凯离开朝鲜回北京后,暂时还没有分配工作,就在北京闲住。虽是闲住,却不甘寂寞,经常外出活动,结交朋友,接近名流。刚好因为甲午之战被削职为民的李鸿章也闲居在北京贤良寺,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去探望下老领导,顺便联络联络感情,请教为官之道。一段时间之后,袁世凯走了点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大概相当于现在分管两个市的副省长,还算不错。不过袁世凯并不怎么喜欢这个位置,他还是更喜欢跟军队打交道。现在,举国上下讨论练新军,袁世凯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于是,他向他的好兄弟菊人大哥求教。话说徐世昌当年与袁世凯结拜之后,便在义弟的资助下北上参加科举,终于在31岁那年参加殿试——皇帝亲自出题、亲自面试的“公务员考试”,考中进士,而且还是庶吉士。这个庶吉士来头很大。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中的头几名又进行一番考试,合格后才可成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实习,三年后再参加一次考试,决定是否可以转正。成功者可担任翰林院编修一职,工作内容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助皇帝起草诏书,换句话说就是皇帝的秘书,权力很大。而这个徐世昌现在就是庶吉士,你说他厉害不厉害?袁世凯很心急,急问徐世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把练兵的工作搞到手?徐世昌说了一句颇有意思的话:在机会到来时,一定要显出你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袁世凯听得似懂非懂,在故作高深的徐世昌指导下,两人合伙走了两步好棋:第一步,他们刊行了几本书。那个时候应该没有什么版权意识,出书也不叫出版,叫刊行。除了一本书之外,其他书都是袁世凯高价请枪手直接翻译过来的德、美、英等强国的军事教材,署名当然是袁世凯了。至于那本比较特别的书——《练兵要则十三条》,则是袁世凯参照此时的欧洲第一陆军德军军制,并结合自己这些年在朝鲜的带兵经验创作出来的。西方的先进军事理论联系本国实际,中西合璧,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袁世凯出品。第二步,大搞宣传攻势。袁世凯想办法把他的这些书递到了督办新军的最高领导——编练新军委员会主任恭亲王奕訢(甲午战争结束后被起用,但身体已垮,加上又毫无斗志,已不复当年之勇,几乎就是混吃等死),副主任庆亲王奕劻,委员翁同龢、荣禄等人手中。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朝十二年的集外交与军事于一身的经历、周旋于西方列强之间不落下风的资历以及对西方近代军事制度的了解程度,放眼满朝军事将领,绝无可望其项背者。资望够了,加上《练兵要则十三条》确实是一本出色的军事理论教材,袁世凯的实力征服了大佬们。一传十,十传百,袁世凯“知兵”的美誉就在朝廷大佬中间流传开来。袁世凯和徐世昌就靠着这几本非法出版物成功地忽悠住了所有人。其实在此半年前,朝廷就已经内定了一个练兵的人选,叫做胡燏棻,这位仁兄当时已经初步练成了五千人的队伍,叫做“定武军”。非常蹊跷的是,袁世凯一番活动之后,朝廷就宣布这位活干了一半的胡燏棻调去修铁路,他修的是津芦铁路,值得注意的是,海军战士詹天佑正是其中的一名工程师。在如此关键的时刻,这个调令的出现实在是非常不合情理。如果说是袁世凯趁机上下活动了一番,让分管编练新军事宜的朝廷大佬们觉得,他袁世凯比胡燏棻更适合这个位置,那一切就合理了。当然这只是猜测,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袁世凯得逞了。1895年12月,袁世凯被保荐到天津小站练新军,而徐世昌也在袁世凯的要求下作为其助手一同前往天津。“北洋三杰”袁世凯到小站后,首先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然后又将“定武军”改为更现代化、更朝气蓬勃的名字“新建陆军”,并将兵额招足到七千二百五十人。当然,袁世凯也不是什么兵都要。他有几个硬性条件——年龄必须在20至25岁;身高一米六以上;力大能举百斤;每小时能行军二十里;抽鸦片、心浮气躁、有案底、残疾人士均不收。这要求也不算太高,兵还是好招的。可优秀的教官去哪里找呢?他现在可用之人只有兄弟徐世昌,非常缺乏精英人才!幸好,在北京赋闲期间,袁世凯结交了一个满洲贵族出身的朋友,叫荫昌,此人是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总办(校长)。知道袁世凯缺人,于是荫昌给他快递了两个人才过来。后来,又有一个人才自己送货上门。于是,袁世凯一时间获得了三大高才。这三个人日后为袁世凯立下功劳无数,下面就请他们上场。第一个人叫段祺瑞。段祺瑞,字芝泉,1863年出生于安徽合肥,李鸿章的老乡。段祺瑞的父母都是农民,算上他一共有四个孩子,全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家里的一块薄地。那时没有科技种田,全靠老天吃饭,要养活四个孩子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不是段祺瑞的爷爷以前是个小官,积攒了一点灰色收入,时不时地接济他们一下,全家就只能坐等饿死。年少时的段祺瑞过得说不上有多好,但尚有口饭吃,勉强能读上书,还算幸福。可惜,从他16岁那年开始,厄运、不幸一一降临。这一年,最疼爱他的爷爷离世了,段祺瑞被迫辍学。一年后,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完了,眼看就要饿肚子了,家里急需段祺瑞站出来分担一些压力。于是他怀揣着家中能拿出来的所有财产——一块银圆,去山东威海投奔一个当兵的叔叔,谋一份工作养家糊口。从段祺瑞家到威海有两千多里路,他的经济条件大家都知道,就一块银圆,明显只能走路了。他一边赶路,一边讨饭。风餐露宿,穿城越村,挨家挨户乞讨,每敲开一扇门,对他都是一场难忘的考验,因为他收到的往往只是白眼和嘲讽,对段祺瑞来说,敲开那扇门或许意味着失去尊严,但不敲开那扇门就只有饿死。沿路乞讨,衣衫褴褛,段祺瑞最终靠着意志力撑到了威海。直到多年之后,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几十年前那个衣衫褴褛、沿街乞讨的自己居然会成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苦难没有白受,叔叔帮段祺瑞在军营之中谋到了一份工作。就在生活有了好转之时,不幸却纷至沓来。19岁那年,父亲在看望他的归途中被人杀死,没过多久,母亲也因悲伤过度去世,只留下三个还无法自立的弟妹。如此巨大的不幸,如此巨大的痛苦,使段祺瑞从脆弱变得坚强,他知道没有人能救他,除了他自己。从此,段祺瑞一边辛苦工作养活弟妹们,一边挤出一切可用的时间来学习,终于在22岁那年考取了李鸿章开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几年后,段祺瑞又以第一名的成绩争取到了去德国深造的机会。从德国学成归来后,段祺瑞被分配到重点军校做了一名教官,终于彻底地解决了全家的温饱问题。在当了三年的教官之后,他在天津武备学堂的老师荫昌将他推荐给了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段祺瑞本身的学识不错,又有德国留学的经历,要知道袁世凯现在正打算以德军为模子练兵,因此练兵伊始段祺瑞便获得了重用。或许因为经历过重重苦难的原因,段祺瑞性格果敢坚毅,手段凶狠,权欲极强,在袁世凯麾下的高层干部中被称作“北洋之虎”。第二个人叫王士珍。王士珍,字聘卿,1861年出生于河北省正定县牛家庄。此人没有段祺瑞那样的洋学历,也没有段祺瑞那么强的权欲,外表看起来还有几分潇洒超脱。经常超脱地以“名士”自居,一时主持大局,一时隐没山林。王士珍同志纵情于山水之间时,段祺瑞则在军营中与士兵打成一片,所以王士珍同志在本书中的出镜率那是远远比不上热衷权力与武力的段祺瑞。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虽说没有段祺瑞混得那般风光,却是这三人之中最受袁世凯信任的一个。虽说王士珍学历不出彩,但好歹也是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本事自然也差不到哪里去。毕业之后王士珍也有一段当教官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作为炮兵统领参加了甲午之战,而且指挥有方,是有实战经验的难得人才。不仅如此,此人还善于动脑子,胸中颇有韬略,因此袁世凯一般都把比较麻烦的项目交给他做。王士珍当然也是荫昌推荐过来的,不过因为此人智勇双全、风度更佳,所以给他的荣誉也高得多,称作“北洋之龙”。第三个人叫冯国璋。冯国璋,字华甫,1859年1月出生于河北沧州,比大哥袁世凯还年长几个月。对了,他的嫡系后辈中有一名叫做冯巩的著名相声演员。26岁那年,冯国璋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于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得以留校任教。甲午战争中清军招人,冯国璋也就离开学校赶赴前线,他加入了聂士成的队伍,做了一名随军参谋。冯国璋的发迹就从这里开始。虽然甲午之战以清军大败结束,不过冯国璋在战场上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所以他不仅没有被砍头,还升了官,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一个去日本学习的机会。老师一般都有写教案的习惯,冯国璋也不例外。走到哪里写到哪里。从日本回来之后,他的那本教案已经是厚厚的一本了,里面不仅有与日本人干仗的战地经验,也有在日本学到的现代战争知识,再配合他深入浅出的注解,端的是一本非常可贵的教材。墙上的标语“发展才是硬道理”告诉我们:一个公司能不能招揽到真正的人才,不是看你现在给他多少钱,而是看你现在能给这种人才多大的发展空间。同理,有才学的人,最怕明珠暗投,没人识货不就白忙活了吗?于是,冯国璋把这本教案送到了老领导聂士成的面前,希望领导能识货,给自己更大的表演舞台。但是冯国璋失望了,聂大人看完之后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看过了,写得不错!可没有露出半分欣赏的表情。满怀期待的冯国璋知道在聂士成这里没戏了。这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练兵,你不如去试试看。于是冯国璋找到了袁世凯,再一次满怀期待地推销了自己的那本教案。袁世凯看过之后大喜过望,惊叹道:这本书真是个好宝贝(鸿宝),你是我见过的科班出身的人当中最厉害的!遂将冯国璋留在身边练兵。士为知己者死,袁世凯的赏识让冯国璋感激不已。冯国璋既有能力又肯努力,还比较忠心,很有一股狗的忠勇和疯劲,人送外号“北洋之狗”。上述三个人全部出自天津武备学堂,最后也都成了袁家班的嫡系干部,算是开了近代军队以学校为基建立派系的先河。袁世凯有了这四个帮手,应该可以大干一场了!微胖界的“好人”,练兵界的奇才袁世凯十分清楚,这些年来清军逢战必输的原因,除了武器装备差、士兵综合素质低,最主要的原因当数纪律松散和缺乏训练,导致战斗力太差。要想打胜仗,成为强军,只有加强训练,严格纪律。所以,袁世凯决定从整顿军纪开始拉开练兵的大幕。但袁世凯并非简单地从军事角度去强调军纪,因为他在前辈曾国藩、李鸿章的身上看见了这种做法的弊端:湘军和淮军都只能一时强硬而不能永远强大。幸运的是,经过苦苦思索,袁世凯终于找到了导致清军军纪败坏的根本原因:思想政治落后。为解决士兵的思想政治问题,袁世凯和徐世昌开动脑筋,编了一首内容可归纳为“一大纲领七项注意”的军歌《劝兵歌》,向士兵灌输当兵的目的是报效国家;军人的天职是绝对服从命令;战胜敌人的法宝是军民一家亲;不遵军纪的下场是轻打重杀。注意,此歌的旋律后被红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采用。士兵、军纪都有了,该看教官了。袁世凯一方面聘请德国教官训练新军,另一方面重用接受过新式军校教育的年轻将官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还有更年轻的曹锟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世凯采取来自德国的先进训练手段,使部队训练更加科学化,同时向德国采购武器以供新军装备。通过政治强军、人才强军、科技强军三大手段,不到一年,军队的战斗力较之以往大幅度提升。大家都知道袁世凯之后是靠这支军队发家的,可袁世凯是如何把这支部队牢牢抓到手里的呢?秘密就在他的三大神功之二“善于用细节感动人心”身上,这门神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可以利用一些小细节激起千重巨浪,收到意想不到的厚报。袁世凯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爱好烂熟于胸,哪怕是只有一面之交的人,多年后他还能一口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对方的经历和爱好。他的这一本事经常让对方心中吃惊,既感到荣耀有面子,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所以袁世凯没事的时候就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叫他们的名字,搞得这些人又是高兴又是吃惊。这还不算,他不仅能叫出对方的名字,还记得住对方的性格和优缺点,以便量才为用。至于身先士卒,和士兵一起吃苦训练、一起吃大锅饭,亲自给士兵发工资以杜绝贪腐和保证士兵福利、热切慰问困难士兵、送温暖之类融入了以人为本的人性关怀理念的活动,袁世凯更是没有少搞。袁世凯明白,他送的不只是温暖,送的是感情,更是尊重!对于自己刻意要拉拢的人物,袁世凯更是用心。比如,他在家吃饭,看到有红烧大蹄髈或者是奶酪,就会吩咐随从端一份送到冯国璋家里,交代说:袁大人用饭时,想起这个菜冯将军也爱吃,所以送过来请将军品尝。有这样的上司,哪个部下能不感激涕零?如此一番运作之下,袁世凯那微胖、略憨、面带微笑的好好先生形象深入人心,他在这支军队里也树立起了绝对的威信。袁世凯背后的男人们一年的时间就在辛苦劳碌中匆匆过去了。这一日,袁世凯的直接领导、新任兵部尚书荣禄决定检验一下袁世凯的成果,荣禄知道中国一向有“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的传统,只有突然袭击才能看见最真实的情况,于是不打招呼就来到了天津小站。荣禄看到了操练场上的新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军事过硬、器械鲜明,给人的感觉太震撼了!荣大人当了一辈子的军人,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优秀、如此现代化的新式部队。荣禄不由得暗自感叹:真正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就应该是这样的吧!于是爱才之心不免油然而生。刚好袁世凯也想找个靠山,于是饭桌上一番推杯换盏之下,袁世凯就成了荣禄的心腹。至此,袁世凯已经有了两座靠山:李鸿章、荣禄。一个是汉人大臣里的第一人,另一个则是备受慈禧宠幸的满洲贵族实力派大臣,可谓是双保险啊。虽然袁世凯的这支新建陆军很厉害,但美中不足的是人数偏少,只有七千多人,威慑力还不够大。但无论如何,史书都将永远这么记载:中国第一支真正近代化的军队——新建陆军的缔造者,叫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起点,我们中国军队才逐渐从冷兵器时代走向了热兵器时代,这种时代的更替,绝不是简单的

                        况,向蒋电告,部队迟不出发。蒋再证其他各方面所报情况,知吉报告不实,又电促部队迅速行动。吉鸿昌将步兵一营,换上便衣,冒称红军,于夜半围攻潢川东关,城内部队还击,一时枪声大作,居民惶恐,天明始解围。这次表演,不久又被冷欣侦知。蒋介石知道吉鸿昌所报敌情是弄虚作假,又令部队化装红军制造攻城假象,极为愤恨,遂严令吉鸿昌率队向金家寨‘进剿’,不准迟延。吉迫不得已,乃遵令出发……”傅二虞的证言并不是孤证,还有更多的印证。另一则证言的证人,也是吉鸿昌的战友,名叫凌勉之。凌勉之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5辑,发表了他的回忆文章《吉鸿昌出国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透露了这样的事实:1.吉鸿昌曾经带领一个团的兵马起义反蒋,投奔苏区。2.吉鸿昌的起义军被蒋介石派兵追逐。3.吉鸿昌成功进入苏区,并接受了苏区领导的革命理论洗礼。这还不算,吉鸿昌还有一位战友,名叫王崇仁,写下了与上述事实基本能相互吻合、相互印证的证词。王崇仁的这篇重要证词,名叫《回忆吉鸿昌将军》,收录在《内蒙古文史资料》第47辑里面。以下是该篇证词透露的关键事实:1.1932年8月初,吉鸿昌正式加入了苏联代理组织。2.经过苏联代理组织的核准,1932年8月中旬,吉鸿昌在湖北东部宋埠这个地方发动了反蒋暴动。3.暴动之后,吉鸿昌进入了鄂豫皖苏区。4.后回天津,吉鸿昌按照苏俄代理组织的指示,四处奔走,八方联络,招兵买马。5.1934年3月,吉鸿昌与苏联代理组织人物宣侠父等人密谋制定“中原暴动计划”。6.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不久被枪决。以上种种的第一手证词,已经明白无误地说明了以下这个铁的事实:吉鸿昌并非死于抗日,而是死于国内政治斗争,或者干脆点说,吉鸿昌实际上是死于内战。这才是真实的“吉鸿昌之死”。

                        鸡犬升天记

                        咱中国人哪,有一种陋习:一旦自己的亲戚当上官儿了,自己就想方设法让亲戚为自己“以权谋私”、安排职位,更有甚者,直接赤裸裸向“出息了”的亲戚要钱。中国有相当多的贪官,是栽在自己亲人手上的。这种公私不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陋习,其实是自古有之,远的不说,就近代史上,这种事情就屡见不鲜。我们知道武昌起义当中有个名人,叫黎元洪。这人是清朝水兵出身,后来在新军里面做了小官。武昌起义,因缘际会,黎元洪当上了“湖北都督”,这下子那可火了,这黎元洪湖北黄陂老家的亲友啊,一路狂奔到武昌,个个都要黎元洪给他们安排一官半职,你小子今儿出息了,总不能“忘本”吧?不料,黎元洪对此,一律予以拒绝,他对这群如狼似虎的亲戚,是这样说的:“现在民国初立,正是政府任用贤能的时候,不是任人唯亲的时候,你们既然都来了,我欢迎,要官职,对不起,没有。但是,我会给你们回乡的路费,不愿意回去的,就住在我家好了,包你吃住,每个月还给你零花钱用。”于是,果真有许多穷亲戚不肯返乡,于是,都督府每次开饭,都有好几十个人吃饭,场面蔚为壮观。黎元洪的这个事迹,见诸史料《黎黄陂轶事》。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段祺瑞。段祺瑞当上“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后,他小学时代的哥们申孟达一看报纸,傻眼了:“小时候的结拜兄弟段祺瑞,今儿他妈有出息了。”旁人于是对申孟达说:“人家段祺瑞都当一国之首了,还认你?!”申孟达不死心,他亲自到北京找段祺瑞认亲。段祺瑞果然“不忘本”,好家伙,段祺瑞派了十几辆汽车来接申孟达,并果然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段祺瑞这事儿,收录在中国文史出版社《我所知道的北洋三杰》第34页。1918年,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此后不久,徐世昌的老婆,将北京城里的北海、中海、南海的花木、果实,承包了出去,所得收入,中饱私囊。这事儿是谁透露的呢?是徐世昌的顾问徐鼐霖回忆的。可参《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34页《徐世昌当国琐事》。当然,这点花木果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嘛,不能以恶小而为之,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还是要分清为好。徐世昌毕竟是翰林出身,有点文化,做事情还有些分寸,要换了那些军头,事情就更糟了。北洋政府时代响当当的军阀曹锟,有一个四弟,名叫曹锐。曹锐“弟凭兄贵”,让他哥给安排了个“直系军需总监”的职位。这个职位是干啥工作的呢?这个职位是给直系军队包办军用物资的,例如粮秣、被服、军用饼干等物资。有哥哥曹锟做靠山,曹锐后来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自己开了工厂,生产和销售上述产品,供给哥哥的军队,提供一条龙服务,并借此大发横财。曹锟这事儿的资料,出自1978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3页《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有时候啊,这“鸡犬升天”可不一定非得是亲戚,甚至连朋友都可以不是,这权势人物的老乡,也可以狐假虎威。咱就先说说这张作霖。这张作霖呢,是辽宁海城人,当年这海城出身的兵哥哥,上火车不用买票,只要用辽宁海城的口音,骂一个“妈拉巴子”,检票员就得放行。怎么回事呢?原来啊,那段时间,张作霖当上了北洋军政府的首脑,而张作霖是辽宁海城人,说他家乡话的军人,外人一般都怕,以为都和张作霖“有关系”,得罪不起呢。这事情,可参考《辽宁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23页,田庸的讲述。在咱中国,不靠自己的本事,总幻想自己的亲戚“出息”了,自己好“傍一程”的,这种人哪,比比皆是。当年为了自己日后当皇太子,而怂恿自己老爸当皇帝的袁克定,就是这么一号人。为了怂恿父亲袁世凯称帝,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让河南老家的守墓人韩诚,将一块旧石头,刻上“天命攸归”四个大字后,人为地把石头弄旧,然后把它埋到地下,腐蚀几天之后,再取出来,然后再把石头送到北京,欺骗袁世凯,说:这块石头是从咱河南老家的祖坟旁边挖出来的,父亲大人您真是真命天子啊。别以为这事儿是革命党人捏造中伤,它是袁世凯的孙子袁家宾所写下的证言《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一文中白纸黑字的叙述。事实上,袁克定的做法,不但毁了自己父亲的一生功业,而且也毁了自己袁家后代的荫泽。袁世凯的另一个孙子袁家诚,写下了这样的回忆:1957年,袁家诚参加高考,在志愿表上,需要填写“家庭出身”这一栏,由于袁家诚的父亲无业,实在是不好意思如实写,所以,袁家诚填了“祖父,袁世凯,北洋军阀”。不料,高考完了之后,袁家诚收到了一张《未被录取通知书》。那上面是这样说的:“希望你在劳动中,加强锻炼,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袁家后代,再也享受不到“鸡犬升天”的好处了,从此之后,得拉车种地,自食其力。前面说完了北洋军阀,下面说说国民党人。1921年,孙文的亲生儿子,年仅三十岁的孙科,当上了广州市的市长。三十岁当上“中国南都”的市长。有没有徇私?见仁见智了。当年还在大革命时代,蒋介石给自己的小舅子毛懋卿(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二哥),安排了“广东省东莞县县长”的职位。不但如此,蒋介石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名叫蒋介卿。此人吃、喝、嫖、赌,横行乡里,不学无术,无恶不作,名声极坏。蒋介石于1924年,通过走后门,给蒋介卿安排了“广东省英德县县长”的职位。蒋介卿在英德县任职期间,疯狂贪污,罪行累累。后来,蒋介石帮他把贪污的钱给还上了,以此了事。蒋介石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出自《文史资料精选》第六册,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79页《蒋介石在溪口》。蒋经国后来在台湾子继父业,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这还不算,连蒋介石奉化老家的乡亲,都要往“伟人”身上分一杯羹。抗战期间,国军某部驻扎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溪口镇的地方官员和地主们,依仗着自己是“委员长的家乡人”,狐假虎威,纷纷到部队指派该部队干这个、干那个,保护我家、保护他家,让国军叫苦不迭。就连挑大粪的乡亲,也狐假虎威地对部队指手画脚。有一个名字也叫“介石”的老头,甚至印制了一份“蒋介石叔父”的名片,找上部队来,企图调动部队,为他个人服务。奉化溪口乡亲的这些丑态,出自哪里呢?出自于《李默庵回忆录》这册史料,参见第241页。幻想鸡犬升天的人,自不会少。依据军统少将沈醉的回忆,在陪都年代,重庆国民政府大门口,来了一个河南省姓郑的老农,此君自称是蒋介石失散多年的哥哥,他说:蒋介石是河南人,幼名叫“郑三伢子”,后来随母改嫁去的浙江。当然,这事情暂时未能证实。但是,可以想象:这个想攀亲、想依靠亲戚飞黄腾达的河南老农,真是想鸡犬升天想疯了。可是,写下这段记录的沈醉,自己进入军统,也是靠走的后门。依据沈醉自己在回忆录里的讲述:起初是沈醉的姐夫余乐醒加入的军统,后来沈醉“投奔姐夫”,走后门进的军统。这个当事人并不讳言。武夫自不用说,可是就连那位号称“一不爱女色,二不爱官职,三不爱钱财”的“侠客”汪精卫,在“鸡犬升天”这方面,也不能免俗。当年汪精卫和日本谈和后,回到南京开始“和平、反共、建国”,汪家人纷纷鸡犬升天:1.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当上了“广东省政治指导员”;2.陈璧君的干儿子林柏生,当上了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3.陈璧君的侄子的岳父雷遇春,当上了“广东省禁烟局局长”;4.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当上了伪中央组织部部长;5.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市市长;……这还是一份不完全记录。事实上,当年鸡犬升天的汪家人,还有的是,远远不止这几位。当年,不少的国民党高层,有意识地栽培自己的子女,为他们从小铺路,为此不惜视国法于不顾。例如,孔祥熙为了栽培自己的儿子孔令侃,竟然将国府的公文交给年少的孔令侃代批。对于这件事,孔令侃是这样说的:“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念书的时候,我的爸爸(孔祥熙)常常把国民政府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部分公文交给我,要我代他审批。我把这些公文带到课堂里面来。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则在下面批公文,然后盖上我爸爸的公章。”孔令侃的这段证言,出自于中央信托局职员徐家涵的回忆,收录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4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63页《孔祥熙家族与中央信托局》。当然,依仗亲人的权势胡作非为的,得看是谁,碰上吉鸿昌这号人,你得吃不了兜着走。吉鸿昌的侄子吉星南,依仗自己叔叔吉鸿昌的权势,和有夫之妇通奸,并和奸妇合伙下毒,将女方的婆婆、丈夫、孩子老幼六口人全部毒死。县政府知道凶手吉星南是大将军吉鸿昌的侄子,不敢严办本案。吉鸿昌闻讯,大怒,命人将侄子吉星南和奸妇就地枪毙。这事迹,出自于吉鸿昌的部下牛建中的回忆,参《文史资料选编》第15辑,北京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第71页。也有找“出息了”的亲戚要钱,吃了闭门羹的。例如陈赓湖南湘乡老家的亲人。《陈赓日记》中有如下的记录:“接(妻)根英由延安来信,并转(湘乡)家中来信。家中来信,无非是诉苦、要钱,当即焚烧。”我们从陈赓大将的这则日记中读到:陈赓阔别已久的湖南家人来信了,说什么?要钱。陈赓很生气,立马把信烧了。老共产党员叶飞,也干过这样的事。解放之后,叶飞当上了福建省委书记,这时候,他阔别已久的家人来信了,说什么?也是要钱。叶飞也婉言拒绝了。这事情可参考《叶飞回忆录》。我不知道吉鸿昌、陈赓、叶飞的家人以及他们老家的人,是如何评价他们的。但是我深深相信,陶行知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是对的:“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第二章直视真相长期以来,我们有一些预设立场来认定事实的做法,这也许是一种偏见,有时候甚至会歪曲历史。本章通过对大量珍贵史料的钩沉与梳理,以生动的文字,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推理,严密论证,拨开迷雾,还原那些历史真相,并教会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

                        “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

                        中国相当多的近代史书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1905年,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个旨在侮辱、禁绝清国留学生的《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于是,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们奋起抗议,其中,爱国青年陈天华因此悲愤投海而死。但是,这样的历史,恐怕也是失真的。我在耕读了关于本案的多种史料之后,发现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却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当时在东京的清国留学生,有相当的一部分已经被革命党、同盟会策反,他们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在这种情况下,1903年,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清廷写了名叫《鄂督张奏约束鼓励赴日游学章程折》的一份奏折:“……伏查,游学日本学生,年少无识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当即酌拟约束游学学生、鼓励毕业生章程各一通……拟定约束章程十依,已往者当知,续往者有范,上示朝廷瘴疠之公,下以昭学术邪正……”张之洞的这份奏折,翻译成现代中文,大概是如下的意思:“……我调查得知: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年少无知,容易被革命党煽动,张狂的人不少,当然,守法向学的人也有,我觉得应该立一个法,该罚的就罚,管一管一些坏现象,端正学风,我已经草好了监管这些学生、鼓励这些学生的法律,胡萝卜和大棒一起下,已经在日本的,通报他们,后来的学生呢,就有个规矩了,这个法律,既显示朝廷的公正,也有利于改善学风……”在征得朝廷的首肯之后,张之洞与当时的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商量订立《约束游学生章程》,要求日本帮助清国“管一管”在日本的清国留学生。“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的亲历者冯自由,在其所著《革命逸史》里面,也是这样回顾此事的:“……值日本文部省徇清公使所求,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冯自由的回忆也指证了日本这次监管清国留学生的立法行为,是日本政府和清政府互通款曲、共同策划出来的事物。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立法监管留学生,这是属于干涉日本内政的事情,那么日本为什么心甘情愿帮这个忙呢?这里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背景:当时日本刚刚在日俄战争当中打败了俄国,日军仍然盘踞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日本想向清政府适当示好,以便在东三省善后谈判事宜中,以条约的形式攫取一些殖民权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当时日本民间专门为清国留学生开办的“野鸡学校”已经泛滥成灾,而且清国留学生的确学风不好,整天在清国人同乡的小圈子里瞎混,终日在酒楼、妓院里游荡,耽于酒色,旷课成风,许多清国留学生甚至连日语都没能掌握好,这样的学风,已经严重影响了日本国内的教学秩序,的确需要整顿。于是,1905年,日本政府拟订了一个监管清国留学生的新规定。当时的清国驻日本公使杨枢消息很灵通,他获知日本政府打算出台这样一个规定之后,他找了日本政府要来草稿,看了之后,杨枢对日本政府出台这个规定表示了同意。事后,杨枢在他给清廷发了一份名为《驻日大臣杨枢为学生罢学办理情形事奏折》的奏折,在这份奏折里,杨枢是这样报告这件事的:“……日本文部省亦以中国学生来者日众,良莠不齐,而日本人之不肖者,复遍设不完全之学校相引诱,实于教育名誉有碍,因拟订一规程以整肃之,其用意虽极美善,而其内蕴非可揣测。奴才即亲告文部省:整顿学校,固所愿闻,但于我国学生必有关系,请于未公布前抄稿示商

                        公卿骨”。与黄巢经历完全一样的还有洪秀全,四次参加科举失败后洪秀全也赋诗一首:“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扫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平乐如何。”于是创立了拜上帝会,最终建太平天国,走上造反道路。但毕竟不是所有参加科举失败的人都会去造反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与袁崇焕一样,十几岁就中了秀才,但之后的九年中三次落榜。最终他放弃了考举人的梦想,开始立志从医,在历经二十七年的潜心钻研后,终于写成药物学巨著《本草纲目》。吴承恩考秀才时成绩优异,但考举人时首战名落孙山,之后连战连败,直到四十岁时,他才补得一个岁贡生。于是吴承恩不再参加科举,而是写出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吴敬梓二十三岁考取秀才,再往后就什么也考不上了,于是他把自己一生考科举所见所闻写成了《儒林外史》。《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十九岁中秀才后,参加乡试,屡试屡败,“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到老也没有考中举人。左宗棠二十岁就考取了举人,但此后三次考进士都没考上,多亏他生逢乱世,最终从军建功立业,这就是本书第五卷、第六卷要写的了。袁世凯参加科举考中秀才后,两次乡试失败,他堂叔看了袁世凯的文章后说袁世凯天分不高,前途不大。袁世凯于是将以前所作诗文付之一炬,然后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岂能龌龊久困笔砚间?”就在落第后的郁闷期间,他的叔叔天津海关道袁保恒带袁世凯去见李鸿章,几句话工夫李鸿章就要给袁世凯官职,袁保恒说:“我侄儿年纪小,并无才学,大人如果给他差使,怕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李鸿章:“你真这样看不起你侄儿吗?我看他将来功名事业恐怕在你百倍以上呢!”于是李鸿章派袁世凯去朝鲜带兵,最终袁世凯成了近代枭雄。成功其实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再坚持一下,以上科举失败者的遭遇与心理袁崇焕都体验过,但袁崇焕没有放弃,我不一定能证明我能,但起码我要彻底证明我不行,我才会死心。失败对于懦夫而言是绊脚石,对于强者而言则是垫脚石,没有多次失败,就不会有破茧成蝶的那一刻。先后五次参加会试,那就是说袁崇焕先后五次从广东来到北京,读万卷书袁崇焕已然通过科举复习而做到,而行万里路在此过程中也做到了,以明朝的交通状况,袁崇焕在广东与北京之间往返五次,其旅程未必比徐霞客要少。人生有三境界:看清人生,看透人生,不看破人生。看清人生靠的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看透人生靠的是阅人无数,不看破人生则要靠一种心性,一种胸襟。袁崇焕通过科举生涯已经完成了看清人生,至于看透人生与不看破人生,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也没有实现。1619年,三十五岁的袁崇焕终于中了进士,最后参加殿试,考取三甲第四十名,达到了学业的巅峰。袁崇焕在广西藤县参加高考,查《藤县志》,整个有明一代共二百七十六年,广西藤县只有五人中进士,平均五十五年才出一名进士,也就是说全县大约两代人才出一名进士。可见袁崇焕的出类拔萃。历史上没有记载袁崇焕的入学年龄,假设他七岁入学,到如今三十五岁,为了科举已经奋斗了整整二十八年,然而他却还没有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丝毫的贡献。其实袁崇焕还算是幸运儿,中国古代有太多的人因为科举而“一生事业总成空”。道光时广东三水县考生陆云从到一百岁才考取秀才,一百零三岁进京参加会试,道光皇帝怜其年老,恩赐他在国子监为官,不久他就去世了。康熙年间广东顺德考生黄章已经一百岁了,他还让他的曾孙提着灯笼带路进考场,灯笼上写着“百岁观场”四字。多少年轻人皓首穷经最终熬到白头都没能考中啊!但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对中国进步和稳定的贡献几乎是压倒性的,正因为有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两晋南北朝世家大族把持朝政的时代,除了唐朝时科举考中还需要名人推荐外,宋朝开始出身寒门的人也有通向巅峰的机会了。正因为有科举,实现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避免了阶级固化,比如跟秦桧的孙子秦埙同一届考试的日后南宋大词人张孝祥就是“奋起荒凉寂寞之乡”的穷棒子出身,但他力压被秦桧内定的秦埙而成为那一届的状元,正是科举让底层的人们看到了公平,给了最底层人民凭着自己的寒窗苦读赤手空拳爬向巅峰的机会。正因为有科举,才有了士绅阶层,他们在农村倡导着晴耕雨读,倡导着忠孝传家久,有这些熟读四书五经的乡绅在农村维持中国传统社会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平衡。正因为有科举,才选拔出来一系列非常优秀的精英,房玄龄、贞观年间军事家侯君集、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颜真卿、刘禹锡、李商隐、寇准、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范仲淹、韩琦、王安石、曾巩、秦桧(虽曰奸相,也堪称精英)、朱熹、陆秀夫、刘伯温、张居正、于谦、戚继光、熊廷弼、孙承宗、史可法、徐光启、严嵩(理同秦桧)、林则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都是科举考出来的进士,至于说张九龄、王维、文天祥、吕蒙正、陈亮、杨慎、张謇更是状元郎,全国第一名。正因为有科举,才使得在民主制度诞生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儒学保持了作为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地位,从而对政治的稳定性产生巨大的维护作用。北宋汪洙作《神童诗》更是成为激励矮穷矬通过科举变身高富帅的一剂良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考中进士的袁崇焕此时的心情绝对没有《神童诗》里这般轻松,金榜题名时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开始,对袁崇焕而言,考中进士既是个人学业生涯的胜利结束,也是从此为国事殚精竭虑的开始。就在他中进士的当年,大明萨尔浒之战被努尔哈赤打得大败,从此明与后金辽东混战进入白热化。但此时辽东的局势显然还无法让袁崇焕插手,1620年,袁崇焕被任命为邵武知县。乾隆年间的《邵武府志》记载袁崇焕在百姓家着火后曾亲自上房救火,身为地方官在百姓房子着火后亲自救火的,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人。邵武知县袁崇焕任职不久,遵照朝廷的规定,于天启二年(1622年),到北京朝觐,接受朝廷的政绩考核。朝觐是明朝定制,朝觐就是京外的地方官员,每三年由布政使率其府、州、县正官到北京,接受朝廷考核。考核结果分为八类:(1)称职,(2)平常,(3)老疾,(4)罢软,(5)贪酷,(6)才力不及,(7)素行不谨,(8)浮躁浅露。对待接受考核的官员的方法有五种:(1)称职者晋升,(2)平常者复任,(3)老疾罢软无功者闲住,(4)浮躁和才力不及者调离,(5)贪酷者为民。就在这次考核期间,广宁之战明朝惨败,广宁沦陷,在广宁失陷的第四天,御史侯恂觉得袁崇焕是个人才,提请破格擢用袁崇焕,具疏奏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采纳侯恂的建议,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山海关监军。袁崇焕不会想到,从这一刻起,以后八年间,他在辽东的故事会被后人争论将近四百年。拂去历史的沉沙,我们会发现要还原袁崇焕的这八年岁月殊非易事。第九章大搏杀袁崇焕赴辽东上任,途中写下《边中送别》这一壮丽篇章:“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到了辽东后,袁崇焕发现,原来这片北国边疆土地,这片饱受异族蹂躏的土地,这片不知经历多少战火与鲜血洗礼的土地竟这样如诗如画,美不胜收。长空透明如镜,黑土辽阔无垠,高粱红艳似火,谷穗灿黄如金,野花开遍山野,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头顶不时有大雁掠过,传来几声清脆的雁鸣,更令袁崇焕兴奋不已,这一切使袁崇焕深深地爱上了东北这片土地,他在心里树立了一个信念:只要他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女真在辽东肆虐。袁崇焕来到辽东后,通过实地考察,认为以宁远为基地,积蓄力量,收复辽东是上策。宁远位于山海关外二百里,居辽西走廊中部,在锦州与山海关之间,三面环山,东临大海,扼辽西走廊咽喉之地。宁远城东面为首山(以形似“人首”而得名),西面为螺峰山,两山相对,中间的通道最窄处仅有一百米宽,后金如果要沿着辽西走廊进攻山海关,必须由此经过。只要坚守宁远,后金就不可能来到山海关前。此外距宁远十五里有觉华岛,该岛筑有坚城,可以储存粮料、器械。为什么将物资储存在海岛呢?因为后金骑兵不能过海,相对安全;而且离宁远很近,便于补给;同时可以和宁远城互为犄角,彼此援应。袁崇焕的上级辽东经略王在晋与袁崇焕的观点不同,他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建一座城池,以拱卫山海关,反对在宁远屯重兵驻守。袁崇焕因为王在晋不支持自己,于是越级上告,将奏折直接写给内阁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一心为国,想要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显然是好事,但从此他多次越级做事,不按朝廷政令套路出牌,最终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做一切事情眼睛里要有上级,背着自己的领导越级奏事,事成之后领导脸上无光,自然今后会找机会收拾你,事败之后更是会让自己里外不是人。对于人情世故很不明了的袁崇焕,最终还是因此栽了大跟头,当然,这是后话。叶向高不懂军事,拿不准袁崇焕和王在晋谁的观点正确,于是跟明熹宗的老师、兵部尚书孙承宗商议。孙承宗,字稚绳,号恺阳,北直隶保定高阳(今属河北)人,相貌奇伟,“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同时担任帝师和兵部尚书的孙承宗是明朝第三个出将入相的人,前两位分别是开国大将徐达和嘉靖年间的杨一清(曾以大学士身份总督三边军务)。孙承宗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于是孙承宗来到山海关考察辽东防务,此时山海关除旧城外,还新修建了新城。孙承宗与王在晋谈话,孙承宗问:“你的新城建成后,是要把旧城的四万军队拉过来驻守吗?”王在晋:“不是的,我打算再调集四万人来守城。”孙承宗:“照你这么说,八里之内就有八万守军了,是吗?”王在晋:“是。”孙承宗:“只有八里,竟然有八万守军?你把新城修在旧城前面,那旧城前面的地雷、绊马坑,你打算让我们自己人去踩吗?”王在晋:“新城离旧城那么近,如果新城守得住,还修旧城干什么?”孙承宗:“如果新城守不住,四万守军败退到旧城下,你是准备开门让他们进来,还是闭关守城,看着他们死绝呀?”王在晋愣了,半天才说一句话:“当然不能开门,但可以让他们从关外的三道关进来,此外,我还在山上建好了三座营寨,接应败退的部队。”孙承宗怒了:“仗还没打,你就准备接应败军,这不是让他们做好准备打败仗吗?而且我军可以进入营寨,敌军就不能进吗?现在局势如此危急,不想着恢复国土,只想着躲进关内,京城永无宁日!”此时孙承宗已经下定决心,不支持王在晋的意见,而后他又亲自实地考察,最终明智地支持袁崇焕的意见,由此开始在宁远筑坚城。在修筑坚城的同时,袁崇焕也采购了许多红夷大炮。该炮是英国发明的加农炮,时常在中国沿海做生意的荷兰人的船上都配备这种火炮,当时明朝称荷兰为红夷,他们以为这种炮是荷兰人发明,故名红夷大炮。因清人避讳“夷”字,更名红衣大炮。该炮装炮身的木板成蓝色,炮身呈微红色,重500千克,口径100~130毫米,可一下攻击17~29个人,最大有效射程1830米。一看这个射程就知道这种火炮靠谱,此前明军的火炮射程都是几百米,只要这几百米内没有把后金铁骑炸死,敌人就冲到眼前,那么让炮兵与骑兵徒手格斗,无异于屠杀,这也是明军此前屡战屡败的原因。自从有了红夷大炮,1830米的距离内,无论有多少后金铁骑,都会被炸得血肉横飞。红夷大炮不装准星、照门,而用铳规决定发射仰角,铳规“以铜为之,其状如覆矩,阔四分,厚一分,股长一尺,勾长一寸五分。以勾股所交为心,用四分规之一规分十二度,中垂全线以取准”。此炮作为长身管远射圈的重型火炮,与西方同时期的长炮属于一个类型。当时明朝用于红夷大炮发射的炮弹有三类:开花弹、实心弹、霰弹。开花弹是球体表面有一突出台体,高0.6厘米,直径3厘米,台面中间有直径约0.4厘米的圆形小孔,在小孔里插上药捻就行了。实心弹又称葡萄弹,是由铁或铅筑造而成,少量是由石块磨成球体,这种弹主要用于攻城洞穿城墙工事,射程远,但对杀伤人员而言威力不大,除非直接命中,而一旦被实心弹命中的话非死即残。霰弹在当时是野战火炮的大威力弹种,由数升铅铁小丸组成,射击时可形成弹幕,杀伤力极大,但霰弹有致命弱点,射程太近,一般不超过一里。此后正是通过红夷大炮打出去的开花弹将八旗铁骑炸得血肉模糊。值得一提的是,在明朝大放异彩的开花弹,到鸦片战争时中国竟无人知晓,以至于李鸿章向德国克虏伯兵工厂订购开花弹,曾国藩设立安庆军械所重新引进开花弹。左宗棠在西北平叛时从明代炮台遗址挖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欺凌”。那么开花弹日后究竟是如何失传的呢?本书会为您揭开真相。除了配备红夷大炮这样的先进武器外,最核心的士兵方面袁崇焕也绝不懈怠,袁崇焕每日练兵,关宁铁骑就在此时开始打造。袁崇焕在辽东、在宁远的一切部署都有孙承宗做坚强后盾。孙承宗在辽东选拔培养重用了袁崇焕、满桂、赵率教等一批很能打的将领。经过四年的苦心经营,招募训练了十几万辽军,收复了四百余里曾被后金军队占领的失地,修筑大城九座,小城堡四十余座,屯田五千多顷,安置了数十万战争难民,营造了一条令后金军队望而生畏的关宁锦(山海关、宁远、锦州)防线。天启五年(1625年)夏,孙承宗遣将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凌河、小凌河各城。这样,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二百里,从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鉴于孙承宗对辽东国防的杰出贡献,魏忠贤一心想把孙承宗也拉到自己的阵营,故进行过多次试探,均遭到拒绝,由此怀恨在心。不久,魏忠贤派太监刘应坤到山海关,他要以帑金十万两犒军,以此来收买孙承宗,被孙承宗拒绝,至此魏忠贤和孙承宗就算闹翻了。是年八月,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自后金逃归的刘伯镪的话,派兵渡柳河,袭取耀州,中伏战败。魏忠贤借口马世龙损失马匹六百七十匹、甲胄等军用物资,令手下弹劾马世龙,并连带着在山海关的孙承宗一块参了。孙承宗知道,由于阉党的存在,已经容不下他,他多次请辞,被明熹宗批准。孙承宗辞职以后,高第被明熹宗任命为辽东经略、兵部尚书。高第一介文人,既不懂军事,也没打过仗。他一到任上,即一反孙承宗的部署,下令拆撤关宁锦防线。关外驻防将士除镇守宁远的袁崇焕拒不从命外,其他诸城均撤一空。1622年到1625年,孙承宗、袁崇焕尽全力打造宁远这座城池,让其固若金汤,苦练精兵,期待着收复辽东;而努尔哈赤这四年怎么没动静了呢?原来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这四年努尔哈赤已经焦头烂额,寝食难安,然而袁崇焕日后却把他杀了,关于他与袁崇焕的恩怨将近四百年来的争论从未停止。究竟是袁崇焕杀他自毁长城而成历史罪人,还是他本就该杀,袁崇焕为国除害,崇祯误杀袁崇焕才自毁长城,扑朔迷离的真相就要从他本人说起。他的名字叫毛文龙。毛文龙,浙江杭州人,万历四年正月十一日(1576年2月10日)出生,他相貌奇伟,小时候曾有一个相面的人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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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得功3万
                        刘泽清3万
                        左良玉80万
                        安庆驻军(归凤阳指挥)1万
                        凤阳驻军1万
                        淮安驻军1.5万
                        黄斌卿1.8万
                        李成栋(史可法指挥)4000
                        吴材驻军
                        (水陆部队)1万
                        安庆驻军5000
                        总计100.2万
                        (应为97.2万——译者)
                        可以肯定,这些都是各地驻军的上报数字,实际人数可能要比这些数字少得多。前五支军队主要是自给自足的。所以其将领,像左良王等人皆在其辖区内征税,而且根本不将其税收上缴南京。其余的军队则主要依靠南京提供的军需和兵饷。这样,军政与民政的开支加在一起,每年约需1000万两银子。朝廷希望史可法提供这笔经费的一部分。但那年冬季,他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足够的粮草,加上淮阳地区的交通被阻断,致使史可法派出的收税官只收到规定税银的一小部分。其中只有5000两上缴南京。因此,南京朝廷只好另寻出路。尽管以前的赋税有所减免,但常规税额却增加了;对已经纳税的地区,则课以额外捐税。例如,这年初冬,淮河地区的米税就增长了12%——据说是因为上交的稻米质量低劣;数月之后,又有宦官建议,向浙江、福建额外征银20万两以弥补府库的日益虚竭。此外,房地产交易税、渔税及沿岸芦苇税等多种杂税也开始征收。及至1645年春,马士英甚至提出向各州府征收特别税,以训练军队。这实际上是恢复了福王登基后已废除的令人切齿的“练饷”。酒税也在此时开始征收,盐税提高。在预料中的是朝廷少不了卖官鬻爵;对地方乡绅进行额外搜刮,迫使他们交纳财产税等等。尽管南明政府作了种种努力,但这些权宜之计的实施,至多也只能收到800万两,而政府所需要的开支则是1000万两。这一困难显然是全局性的,南京政府根本没有足够的辖区,所以也无法为防御提供足够的钱粮。由于缺少信贷来源和私人钱庄(清政府则可从山西商人处借贷钱款),南明政府只能发给少数将领军饷,因而它不得不允许主要军事将领在其各自辖区内拥有财政自主权。这样便削弱了朝廷对各地驻军的控制。这些军队常为分赃不均而互相争吵,以至后来清军邀请他们共同征服华南时,他们竟为能有机会掠夺战利品而喜出望外。尽管南京政权的财政困境是全局性的,但无论当时还是后来的舆论都将南明经济崩溃归咎于皇上的昏庸或马士英的贪婪。也许找出一个替罪羊能使人们对即将发生的悲剧在感情上更容易接受。也许传统史家总是习惯于把一切罪责归于某个人的恶劣品行。因此,无力挽回财政危机的责任,被推给了奢侈的弘光帝和贪得无厌的马士英及其同党。弘光帝是个戏迷,据说他不理朝政,日夜沉溺于表演或观赏阮大铖所编写的《燕子笺》一类的戏曲中。正如《桃花扇》所描述的那样,弘光帝唱道:旧吴宫重开馆娃,新扬州初教瘦马,淮阳鼓昆山弦索,无锡口姑苏娇娃。一件件闹春风,吹暧响,斗晴烟,飘冷袖,宫女如麻。红楼翠殿,景美天佳,都奉俺无愁天子,语笑喧哗。宫殿楼台遮蔽了刀光剑影,南京城内的骄奢似乎掩饰住了前方将士的艰难困苦。皇上只关心自己御花园的美丽,只关心宫内戏班子的戏装精致。他把越来越多的权力交给了宦官,而朝中权臣又卖官鬻爵,中饱私囊。一首当时的民谣这样唱道: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马士英和阮大铖为了控制某些职位而相互争夺。例如,马士英欲使张国维任吏部尚书,阮大铖则希望他的朋友张捷得到此职。结果阮大铖如愿以偿。而马士英也得以提拔自己的甥婿杨文驄掌南京江防。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因此,有些人出于私心,利用阮大铖的卖官鬻爵和马士英的任人唯亲,拒绝放弃对江南财富的控制,反对北伐。与此相反,史可法则没有理由不支持北伐,他本人当时已在江北,而江南又无其切身利益需要保护。因此,在当时简单化的道德评价中,南京朝内的腐败自私与史可法军营中的正直献身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扬州的忠臣

                        史可法的扬州大营吸引了江南士绅中最狂热的忠义之士。他们从江南各地,尤其是从淮河流域来到史可法营中充当幕僚,渴望为南明效力。史可法离开南京时,带走了他在镇压农民军期间召集起来的一批忠心耿耿的部下。其中有些人,如张一宠,是1635年史可法在太湖剿匪时投入其门下的。有些则是军事家,如浙江的李标。但他的大多数幕僚是17世纪40年代初在安徽作战时招募的。在任安庆、贵池巡抚期间,史可法又网罗了许多当地士人,像安庆的周自新和孟振邦,贵池的程宗熹和汪思诚。来到扬州后,史可法宣布成立了一个特殊机构——礼贤馆,并下令招纳四方学士。通过其心腹幕僚应延吉的努力,史可法招纳了20名新幕僚,其中包括年轻的神箭手李升和著名的战略家卢景才(LuJingcai)。也有一些人,像正在协助史可法组织“保甲”的1643年进士吴璇,因受到史可法的赏识而任要职。其他人则进入史可法的幕府,以幕僚身份为其出谋划策。其中最著名的是积极献身于收复中原事业的徐州诗人阎尔梅。阎尔梅(1603—1679)出身于富裕的士绅家庭,其家族以擅长音律著称。他与两个兄弟从小就在父亲的督促下学习作曲,并都是受人尊敬的诗人,阎尔梅在兄弟中又最为出色。他虽然不如同乡万寿祺有名,但在24岁时就写成了一本诗集,并为一群在华中和华北的城市与乡村间浪游的诗人所承认。1627年他来到南京,随后又到淮扬地区,与杨廷枢、沈明抡、袁徵、李待问等诗人交游。1628年,在江阴短暂逗留后(在这里阎尔梅出版了《疏影居诗》),阎尔梅便北上寻友,来到了北京。他与吴盛藻、李武曾、戴无忝及山西诗人傅山一起长夜痛饮,唱和诗歌,切磋技艺,举杯相祝,饮酒赏月。1628年,他有幸与另一位著名的徐州诗人万寿祺应邀参加了在天坛举行的御经筵,并作为南方名士被引见给刚刚即位的崇祯帝。两年后,阎尔梅在北京出版了一部诗集。1632年,在完成了另一部著作之后,他回到淮扬,继而又来到杭州西湖,一路上又出版了两部著作。此后,阎尔梅从浙北再次北上,并在山东小住。山东日益增长的社会动乱迫使他于1641年回到了相对安全的淮安避难。在往返的旅途中,他数次横渡黄河,并与许多对王朝将亡十分敏感的士大夫一样,目睹一泻千里的黄河波涛,感受到历史兴衰往复永无止境:黄河来万里,沧海去朝宗。经过泉溪处,诸水俱率从。清浊非一路,大小相雄雌。与时为盛衰,怒喜看天风。行人不敢渡,舟子歌艨艟。沙诸闻笑言,烟雨垂钓翁。神禹知有命,蜿蜒视蚊龙。历史正如黄河那样,有时汹涌奔腾,一路汇集着涓涓细流,有时则气息奄奄,干涸断流。如果这一比喻是恰当的,阎尔梅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代。由于京师已落入李自成之手,阎尔梅的生活发生了转变,学者的悠闲与诗人的欢宴从生活中消失了。他一度回到徐州。大顺官员前来接管此城后,他便逃入附近山中。武素几次派人寻找阎尔梅,并邀他返回徐州,归顺新政权。但阎尔梅复信表示要尽忠于明朝。回淮安后,他决心保持名节,并尽力使其家族摆脱当时的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阎尔梅开始注意到淮安以南160公里处史可法的扬州大营。他听到有关礼贤馆的消息后,便产生了再次乘船南下的念头。但此次南下与他20岁时到南京参加诗人聚会大不相同。对许多像阎尔梅这样的文人学士来说,作史可法的幕僚便意味着暂时结束毫无目的的迷茫生活,得到一次重获已失际遇的机会。直到1645年2月12日他被邀请作史可法的幕僚时,阎尔梅才真正加入了史可法的幕府。他进入礼贤馆时所抱的希望,是鼓动南京出兵北伐。就在这时,史可法和南京朝廷开始考虑与北京新政权结盟,以共同对付大顺残部及仍控制着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其他农民军势力。正是这位长期以来一心保护长江下游免遭农民军袭击的史可法,首先提出了联合吴三桂以镇压农民军的可能性,并要求朝廷考虑。于是,一位姓何的南明副将奉命秘密北上,联络吴三桂,并以弘光帝的名义封吴三桂为蓟国公。正值此时,南京朝廷得知清军已将李自成赶出北京并在那里建立了清王朝的消息,但这个新王朝的意图尚不完全清楚。1644年7月18日,南京政府收到一份多尔衮致江南百姓的檄文。文中之意十分含糊。第一部分写清朝出兵华北的理由,说满人希望剿灭流贼,以救中国。北方的汉族官员士绅都“怀忠义之心”以迎清军,现在已和新政府合作。这一点恰好证明了清朝的善意。多尔衮在檄文中写道:所有与清朝合作的人,都被封官晋爵,对支持南明的江南百姓,清朝也将一视同仁,慷慨相待。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以惇睦邻之谊。在檄文的这一部分中抛出了“两立”的诱饵,以求清与南明能和平共处。然而,檄文的第二部分又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文中指出:国不可有二主并存,否则百姓心存二意,必将导致国家的混乱。所以清朝在稳定北方之后,必然会遣军南下,实现统一。否则,将来很可能发生叛乱,臣民的忠诚也会发生动摇。檄文中虽说到南下之事,但毕竟提出了目前实现缓和的可能性。南明朝廷已开始考虑以淮河为界实现南北分立,因而对清檄文中所提建议的反应是相当积极的。史可法也持乐观态度。他极力主张利用清军的力量去消灭主要的敌人大顺军。他认为杀害先帝的流贼比刚刚入关占领中原的夷狄更为危险。经过充分商议,并经史可法同意,南明决定派遣使臣北上与清军谈判。

                        和谈

                        被选中充当通北使臣的是左懋第。他原是户科给事中,现在弘光帝手下任南京巡抚。他的母亲刚刚在天津去世,他(山东人)想回北方安排母亲的葬礼。因此,他请求率使团前往北京。这次出使表面是为崇祯帝督办祭品及安排葬礼,实际上,其真正的使命是说服吴三桂与南明结盟,并以赠送厚礼、割让更多的已被清军控制的塞外土地及每年输银10万两为条件,说服清军撤到关外。这次出使声势浩大,除左懋第为正使外,还有两名副使:太仆寺少卿马绍愉和左都督陈洪范。此外还有10名官员,20名随从,骑兵50名,马夫200名,卫兵3000名,并携带有作礼品和行贿用的大量金银绸缎。通北使臣一行于8月7日正式离开南明朝廷。他们准备去感谢清军从叛匪手中解救了明帝国。然而,他们刚刚离开淮安安全地带,便遭到农民军的袭击。左懋第一行于10月到达北直隶时,被督抚骆养性阻留。后者要求他们将卫兵减少到100人,然后把他们送到会同四夷馆,好像他们是向清朝进贡的外国使臣一样。左懋第欲将弘光帝的敕书交给清廷,但清人的答复是让他们送交礼部转呈,不得直接递交朝廷。左懋第抗议道:“此乃大明皇帝御书,何得以他国文书比。”然而,清廷官员干脆拒绝接受这份敕书,并将南明使臣安置在鸿胪寺。吴三桂及其他降清的汉族大臣则避而不见。清廷采取这种专横态度的原因很简单。在左懋第一行离开南京,出发赶往北京期间,多尔衮已下定决心,要实现其檄文第二部分所宣布的一统天下的宣言。多尔衮和清廷赞成原明朝御史柳寅东的计划,即在剿灭西部大顺军残余后,取道四川直下东南。当左懋第要求与吴三桂会面时,清军已经开始集结,准备投入这场新的战役。10月14日和26日,左懋第总算见到了内院刚陵,虽然败局已定,他还是向刚陵详细阐述了南明提出的条件。他还要求允许他们为崇祯帝举行葬礼。刚陵断然拒绝了左懋第的要求,并明确表示,清朝已得天命,根本不会接受赎金退回东北。他转告左懋第,多尔衮亲自邀请使臣们到清政府中任职。左懋第意识到,达成协议的希望已成泡影,于是,婉言谢绝了多尔衮的邀请并结束了谈判。出于对这位不辱君命的使臣的好感,多尔衮同意左懋第等于10月25日由清兵护送出城。左懋第及其随员意欲南归者,听其自便。陈洪范不愿南归。他得知谈判失败后,秘密派人致书清廷,表示愿率部归顺,并将左懋第和马绍愉交清廷处置。1644年11月29日,清廷接到此信,多尔衮立即派出满族骑兵追赶通北使臣,并在沧州截住了他们。左懋第提出抗议,但还是被迫回到了北京。这一次他被勒令而非邀请加入清政府。他再次拒绝,结果被处死。临刑之际仍表示要为明朝尽忠。马绍愉接受了多尔衮的条件,向清廷宣誓效忠。陈洪范则自称为向南京朝廷转达清廷的意图而获释南归。1645年1月,陈洪范回到南京。从此他便成为清朝的密探,专门向清朝递送有关南明防御中薄弱环节的情报,同时还向周围的人散布绥靖妥协和天命已去的观点。虽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左懋第通使北方是得到史可法支持的,但在公众眼中,这次通使却仅仅与马士英有关。由于历史正在南京重演,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按照历史上南朝的模式来思考问题。于是,两派之间,即志在收复北方失土的人们与希望安抚狄夷征服者、主张偏安南方的人们便展开了争论。由于收复失地论和绥靖偏安论的争吵缠绕于大多数文人学士的头脑中,左懋第的通使北方便成了马士英胆小怯懦及不愿力争决定性军事优势的又一证据。后来,当陈洪范的所作所为被揭露后,通使事件似乎又遮盖了众多南明将领叛变的事实,并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多尔衮突然决心南下的原因之一。据说,多尔衮是因从陈洪范那里得知了南京防御的虚实,才下令提前对南方发动全面进攻。不管这一推测是否真实,清朝向南明进攻的第一道明确命令确实是在和谈失败时发布的。清军于11月开始进攻,当时多尔衮的弟弟多铎被任命为“定国大将军”。从山东发动的进攻是佯攻,降清汉将、山东巡抚方大猷正在那里为突破南明的淮扬防线而经营基地。1644年12月底,豪格由济宁南进,夺取了沿海城市海州,袭击了靠近运河与黄河交接处的宿迁,包围了大运河畔的邳州。史可法部奋起还击。刘肇基所率南明军队解了邳州之围,并重新控制了黄河北岸。然而,在大后方南京的马士英却拒不相信史可法向朝廷报告清军大队人马已进入山东、江苏交界处的急件,并冷嘲热讽地猜测说,史可法不过是想得到更多的军队给养以抬高自己在军中的声望。所以,他没有增派援兵。1645年1月,豪格再次发动进攻,重新占领了宿迁,将南明军队赶到了黄河以南。尽管如此,南明军仍有足够的力量阻挡清军过河。史可法派刘泽清部驻守黄河南岸,只要这支军队坚守阵地,清军在山东一翼的进攻就将受阻。由多铎亲自率领的西路大军也暂时停止了进攻。起初,西路大军的前锋迅速穿过河南北部。离开郑州后,多铎率军向开封西面的重要黄河渡口孟津挺进。抵达孟津后,多铎

                        是因为李亨感觉当时诸镇的节度使难以驾驭,兵部必须要由自己信得过的人去掌控,选来选去这个人选非有拥立之功的李辅国而不能胜任。李亨的任命顿时重新点燃了李辅国内心深处的权力欲火,在看到皇帝陛下重新信任自己后,他感觉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先前自己栽在了相权上面,只要自己拥有宰相的权力,那一切都不在话下。所以,他丝毫没有犹豫地向李亨提出了进入宰相班子的请求。然而李亨拒绝了!李亨拒绝得很直接,但并不生硬,他笑着对李辅国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凭借卿的功劳,什么官不可以做?但是爱卿在朝廷的威望还不够啊!”李辅国听后默然不语。皇帝的话很明显是在告诉李辅国,当宰相是需要驾驭群臣的,李辅国作为一个内侍奴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李辅国并没有因为皇帝的一句话而放弃努力,他找到时任左仆射的裴冕,希望他能带头主动推荐自己。没想到李亨得到了消息,他担心一旦大臣们联名推荐李辅国,自己再想回绝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他秘密告诉时任首席宰相的萧华,让他阻止群臣上表。得到皇帝陛下的密令,萧华立即找到裴冕,问他是不是准备推荐李辅国进入宰相班子,没想到裴冕表现出了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宣称没有这回事儿,而且他告诉萧华,就算自己的手臂折断了,也不会推荐一个宦官进入宰相班子。至此,李辅国的努力付诸东流,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李亨背后操纵的结果后,他彻底愤怒了。“奴家在危急之时,果断拥立他,难道现在就只能这样吗?”李辅国的心中愤愤不平。终于,他开始升腾起一种复仇的愿望,从寻找自身原因到认为相权在掣肘自己,再到最终看清事实是皇帝在限制自己时,李辅国终于下定决心,在不远的将来的他一定会用自己特有的手段,摧毁阻碍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阻碍。冷落李辅国在看清不利于自己的真实情况后,内心开始渐渐失衡,皇帝、宰相班子成员和诸多大臣似乎都成为他的眼中钉。在他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并没有在乎过谁,就连已经是垂垂老者的太上皇李隆基他也不放在眼里。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因为李辅国清楚地知道,虽然李亨主动迎回了太上皇李隆基,但内心深处对这个父皇依然深有顾虑。从成为李亨的内侍直到今天为止,李辅国历经了李亨最痛苦的那段日子以及后来成为帝王的全部过程,而李亨和李隆基那始终隐藏的矛盾,李辅国更是深刻地洞悉。李隆基从蜀中返回长安的最初两年半时间里,李亨对其照顾得还算是比较细致周到,不仅让先前服侍李隆基的一切人员照旧服侍,而且召回了李隆基颇为喜欢的诸多乐舞歌伎,让这些人继续待奉李隆基,好让他安度晚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亨对李隆基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渐渐冷淡起来。史书记载是因为李隆基重返长安后,并没有深刻反思自己先前造成国家动荡的过失,反而在自己的居住的宫殿内行为有些不检点。此时叛乱并未平定,李隆基不仅不反思自己的过失,反而行为不端,这让日夜忧虑平叛之事的李亨实在有些不爽。在我看来,史料上所说的这个原因,只是其中一个可以摆上桌面的原因,而事实上埋藏在李亨心中的,却是另外的一种想法。那就是他没有想到李隆基居然还可以这么生龙活虎,而李隆基这种精神抖擞的状态,不经意间让李亨产生了一丝担心李隆基会于己不利的忧虑,他唯恐李隆基重新利用其威望,在朝内架空自己。可是李亨的这种担心只能埋藏在心中,他不能对外人讲自己的忧虑,时间一长李亨的脸上逐渐浮现一丝阴云,而他的这种变化恰恰被善于揣测人心的李辅国看在眼里。李隆基及其身边人对李辅国没有什么好感,不仅因为他出卑贱,更因为马嵬驿兵变后,李辅国力劝李亨北上灵武以及劝李亨称帝,从而让李隆基被迫退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李隆基是没有办法的,只能屈从李亨的意志。李亨担心李隆基于己不利,同样也是李辅国的担心,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亨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李亨的闷闷不乐让李辅国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是他针对李隆基日渐活跃的实际情况,向李亨很严肃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太上皇住在宫内,每天和外人交往,陈玄礼、高力士可能想图谋不轨。现在三军的将士都是拥护陛下灵武称帝的功臣,他们很多人全都因为太上皇日趋活跃而惶恐不安,臣再三向他们解释,他们也理解不了,所以臣必须要向陛下如实禀报。”李辅国并没有刻意掩饰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话肯定会说到李亨的心坎里,说完后皇帝陛下是不会怪罪自己的。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李亨迟疑了一会,然后缓缓开口说道:“父皇仁慈,怎么可能做那些事儿呢?”“太上皇或许不会有那种想法,可是又怎么禁止得了手下的那帮小人呢?陛下是天下的君主,应当为国家筹划,应该把一切隐患提前消除,怎么能行匹夫的孝道呢?”李辅国见李亨并没有表现出反感,进一步把自己的意思表示透彻。而李亨始终低着头,李辅国说的话他句句记在心里,并且在短暂的时间内,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陛下想一想,太上皇居住的兴庆宫靠近闾巷,院墙不高,行事极为方便,在老奴看来不是适宜太上皇居住的地方,陛下所住的宫殿极为严密,将太上皇请过来住又有何不可?这样还可以断绝那些小人的蛊惑,陛下每天还可以有三次朝见太上皇的乐趣,陛下又有什么犹豫不决的呢?”李辅国见李亨依然没有反应,索性和盘托出了自己的想法,但他的建议却遭到了李亨的拒绝。“这样不可以,这不是住的远近的问题,如果让太上皇搬过来住,那会让太上皇感觉我在监视他。”“陛下……”“好了,这件事不用再商量了,也难得你一片忠心,但此事绝不可为,下去吧!”在李辅国依然不死心想继续劝说的时候,李亨果断地回绝了他。李辅国只好闷闷不乐地退了出来,他没想到皇帝陛下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此刻他才意识到什么叫“疏不间亲”。不过李辅国并没有丧失信心,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就绝对会有机会。上元元年(760年)七月,李亨忽然病情加重。对于李辅国来讲,排斥太上皇的机会算是到来了,他首先凭借自己可以传达皇帝口谕的便利条件,假传皇帝口谕迎接太上皇到西苑游览。当李隆基和一行人走到睿武门时,李辅国带领五百名禁军士兵拦住李隆基的去路,然后气势汹汹地说道:“皇帝陛下因为兴庆宫潮湿狭窄,现在迎接太上皇迁居陛下所在的殿内。”已经是垂垂老者的李隆基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如此阵势了,所以在看到那些杀气腾腾的士兵后,差点从马上栽下来,幸好高力士一把抱住他。“李辅国!你怎么如此无理?”关键时刻还是高力士挺身而出,利用自己的威信,镇住当时的场面。历经诸多大场面的他,此刻十分明白,必须及时分化李辅国和这些士兵。“希望将士们都各自安生点!别忘了没有太上皇怎么会有当今陛下!”高力士的话语掷地有声,让在场的人全都为之一震,刹那间所有士兵全都跪倒在地口中高呼“万岁!”李辅国实在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场景,他本以为在自己的指挥下,李隆基及随从人员一定会惊慌失措,但高力士的挺身而出,彻底打乱了李辅国事先的计划,所以一时间他在马上环顾左右似乎有些不知所措。“李辅国!将士们都已经跪下,你为什么还在马上不下来啊?”高力士的一声高喊,让李辅国打了一个激灵,随后他居然不自主地从马上下来,站在那里用一种胆怯的眼神看着高力士。“还不赶快过来,跟我一起牵着太上皇的马去西苑?”高力士并没有给李辅国思考的时间,就对他接着训斥。李辅国无奈之下,极不情愿地走到李隆基的马前,然后牵起绳子,和众人一同往西苑而去。高力士虽然在关键时刻稳定了剑拔弩张的局面,但那只是一种突袭手段,瞬间搞乱了李辅国的思绪。正所谓忽悠一时,忽悠不了一世,在前往西苑的路上,李辅国逐渐回过神来,他感觉刚才面对高力士咄咄逼人的气势,自己的反应实在有些白痴,现在自己居然还牵着李隆基的马,实在有些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的感觉。所以,一路之上他仔细盘算对策,现在看起来再想重新营造威逼的局面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士兵已经俯首称臣,如果自己蛮干,恐怕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想来想去他决定发挥自己的优势。“太上皇,西苑是皇家禁地,这里是不能留有太多佩带刀剑的士兵的。”刚刚到达西苑的门外时,李辅国停步转身对李隆基说道。“什么意思?”没等李隆基说话,高力士率先问道。“哎呀公公难道不知道此地吗?公公应该比我更熟悉这里啊?自我大唐开国以来,西苑重地除了你我这样的奴才和皇帝陛下指派的禁军士兵可以进入之外,任何人不得在此逗留!”李辅国的话明显带有挑衅的味道,这让高力士等众人听起来十分刺耳。然而李辅国并没放在眼里,继续说道:“所以我带来的这些士兵和保护太上皇前来的这些士兵都必须离开这里!不可坏了祖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李辅国明显提高了声音,在他看来,只要使出这一招,所有人全都不能有任何异议。“好!太上皇绝不会背弃祖制,你把这些人都带走吧!”高力士满不在乎地说道。“嘿!这个是自然,不过依老奴看来,陈玄礼这么功勋卓著的将军,留在这里似乎会受到非议,就连公公你留在这里恐怕也有不妥吧!”李辅国明白,李隆基这些人都是曾经并肩战斗的功臣,他们和禁军有着非比寻常的关系,如果他们执意留在这里,那就是意欲图谋不轨。最关键的是,李辅国更加知道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也是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十分清楚只要自己这些话一出口,高力士等人一定会离开的。事实果然不出李辅国所料,在他说完后,高力士和陈玄礼等人全都默不作声,片刻之后还是高力士开口说道:“那就遵从祖制吧!”……高力士和陈玄礼以及众多李隆基的护卫亲兵就这样不得已地离开了西苑,在李辅国的安排下,李隆基住进了甘露殿,这座宫殿自从安史叛乱爆发以来久已无人居住,殿中萧瑟荒凉,不但所用器物不甚完备,而且灰尘遍地,四周长满杂草。李隆基当天进住后,直到傍晚才有几个老奴仆将他的随身衣物带来,他们见昔日威风八面的太上皇李隆基如今落到如此凄凉惨景,不禁潸然泪下。不过李隆基倒是比较乐观,他劝慰众人说道:“曾经住过的兴庆宫是我成就帝业的地方,我曾屡次让给皇帝,皇帝都不接受,今天搬到这里来,也是我希望的。”说完这句话后,李隆基低下头不再看众人,其实所有人全都明白,没有人比这个垂垂老者更能体会被冷落是什么滋味。上元二年(761年)四月五日,在度过了两年的凄凉生活后,李隆基在西苑的神龙殿走完了他七十八年的人生岁月,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对于这个拥有出色的前半生和糟糕后半生的皇帝而言,想要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似乎很困难,大唐帝国在他的手中达到辉煌的顶点,但他又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一切,最关键的是自此之后大唐帝国再也没能恢复元气,国运从此一落千丈。纵观李隆基的一生,是奋进与懈怠、自私与公正、好色与真爱、温情与冷酷的混合交织,而造成他这种特殊人生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他的经历。在这里我不想过多地评价李隆基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地位,因为这些东西早已经被人说烂了,我只想对他这个人,这个经历过普通人爱恨情仇的一代帝王进行分析。有人称颂他,有人诋毁他,但我要说,无论是称颂还是诋毁,事实上他一生的经历,都将“人”这种复杂动物身上的正义与邪恶、热情与冷漠、宽仁与残暴、坚持与妥协、刚强与软弱、愤怒与喜悦等种种二元矛盾的东西无限扩大化,让今天的人们透过他的一生,看到人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及学会如何去重新认知自己。不可否认,李隆基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佼佼者,但他同样具有普通人身上致命的弱点,所以他和千千万万的人一样,逃脱不了自己的宿命,那就是欲望无止境!普通人的欲壑难填,其所造成的危害只能是个人或者与之关联的少数人来为他埋单。但作为整个国家的掌舵者如果因扩张欲望而带来的危害,则会是整个国家来埋单,所以安史之乱的爆发就是李隆基所要面对的必然结果,而当这一刻来临之际,也宣告了李隆基一生苦心经营的一切瞬间被击碎,取而代之的是一片腥风血雨和王朝的崩溃。无论如何,大唐帝国在李隆基这里出现了拐点,而他自己也经历着常人无法理解的煎熬与难耐,这一切都是他在顺境中不可能也不愿意想到的。好了,关于李隆基,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最后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他的一生:皇权旁落,力挽狂澜。政敌频现,重拳掀翻。励精图治,再造辉煌。巅峰王朝,今忆波澜。多情才子,佳人相伴。温柔梦乡,悱恻缠绵。渔阳鼙鼓,天下惊变。马嵬坡下,肝肠寸断。凄凉晚景,无力回天。纵有壮志,情何以堪。雄风不再,图有伤悲。世事如梦,换了人间。联手李辅国运用其特有的手段,在不惊动李亨的情况下,成功地将太上皇李隆基移居到了西苑,如果站在李亨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这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权力威胁。但正所谓作贼心虚,李辅国带兵离开西苑后,他自己回想今天所发生的一切,忽然感觉自己所做的一切可能有些过分。最关键的是,如果皇帝陛下知道这件事,会是个什么反应?越想越后怕的李辅国决定亲自面见皇帝,来个负荆请罪,但他同时也决定拉上自己掌控的禁军,一起去面见皇帝,这既是营造一种迫不得已的声势,也是一次示威之举。当李辅国率领众多禁军士兵身穿素服跪在李亨的面前时,李亨有些不知所措,他听完李辅国的汇报后并没有斥责他,相反却安慰他道:“南宫和西苑并没有什么不同,爱卿怕太上皇受小人的蛊惑,属于防微杜渐,是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必担心朕会治罪。”话虽如此,李亨此时的心情其实极为矛盾,一方面他对李辅国在不惊动自己的情况下,成功变相“软禁”太上皇十分满意;但另一方面他似乎从这件事中看出了李辅国的专权,尤其是此刻他和禁军士兵跪在自己面前,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请罪,但李亨的不知所措恰恰证明了李辅国营造的这种气势让他内心很是不爽。但毕竟李辅国所做的达到了李亨的目的,这才是现在李亨最在意的,所以他并没有斥责李辅国,但并不等于李亨对李辅国没有忌惮之心,从后来宰相班子成员一再上疏请求限制李辅国,李亨也随即出手制约来看,李亨内心深处对这个奴才并不放心。从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李亨突然病重起,李辅国便开始兴风作浪,冷落太上皇李隆基、打击宰相班子成员、并时不时地向李亨变相示威,这些事情做得不亦乐乎。不过李辅国并不是那种猛冲猛打的二杆子,在专权的那段日子里,他清楚地知道“权力”这个东西看似乎很诱人,但如果操纵不好会使自己陷入万丈深渊,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永久地把握住权力。现在,李辅国决心要打破这个宿命,所以在李亨病重之际,他将目光瞄向了下一任皇帝——太子李豫。乾元元年(758年)十月,李俶被立为太子后,便改名为李豫。这些年来李豫忙着平叛,自建宁王李倓被杀后,他也极少参与宫内的事务。最初李豫是受李辅国排挤的,这是因为张良娣自己的儿子没有被立为太子,所以在李倓被杀后,她始终排挤李豫,而李辅国作为张皇后的盟友,始终支持这个有野心但没有手段的女人。直到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执掌禁军拥有兵权后,这种局面方才改变。当李辅国在朝中吆五喝六的时候,他始终密切注视着李亨的身体状况,以及未来接班人的走向。当看到李豫的太子地位很是稳固,未来很可能顺利接班的情况后,他瞬间改变了方向标,开始向李豫方面倾斜。而那个只可作为援手的张皇后,在渐渐失去利用价值后,即被李辅国无情地“抛弃”了。张皇后虽然没有什么手段,但

                        备立宪以端方为首的五大臣终于考察完毕回国了!1906年夏秋之际,经过半年多的海外考察,出洋大臣回到中国。这半年对这些人来说,确实是神奇的半年!面对着那些前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生事物,他们叹为观止,深受感触。他们也终于明白了议会、执政党、在野党、君主立宪、责任内阁这些新鲜名词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见识看涨,不过你要让他们写出什么有深度、有水平的报告,那也是强人所难。即使是相对水平最高的端方,笔杆子也是不行的。但令人意外的是,端方在接受慈禧老太太的召见时,很镇定地拿出了此行的成果:《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等考察报告。虽然慈禧被端方忽悠过去了,但我们得揭开事实的真相——这两份报告是端方请枪手写的,枪手是梁启超。端方果然不是普通人,敢摸慈禧老太太的老虎屁股!端方他们还在考察的途中,就知道自己憋不出来什么有水平的文章。还好端方的声名不错,有很多人才愿意投奔他这个开明人物。他手下有个人称“凤凰才子”的湖南人熊希龄,毛遂自荐说:我有些人脉,愿意找枪手一试。熊希龄想到的枪手不是别人,正是在本书中已经很久没有戏份的梁启超。梁启超从戊戌政变前开始专攻君主立宪,至今已近十年,理论水平超卓。于是,熊希龄来到日本,找到了有过交往的朋友梁启超,开门见山地说了自己的目的:五大臣做躯壳,你替他们装上一道灵魂。当他们在火轮上看海鸥,在外国看跑马、赛狗的时候,正是你闭户著作的时候。他们逛得厌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梁启超当然愿意借尸还魂。当年政变没有成功,现在换一个方式实现自己的抱负,那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让慈禧吃瘪,令梁启超壮怀激烈,忍不住独上高楼,回望故里,于千万里之外缅怀当年在戊戌政变中壮志未酬的兄弟们:我已经替你们收了一笔利息,至于剩下的,也会还清的!你们安息吧!……所以,等到端方回国的时候,考察报告也就写好了。除了端方,另一名出洋考察干部载泽也给老太太带回了一样特别的礼物:伊藤博文告诉他的“三个有利于”——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君主立宪有利于外患减轻、君主立宪有利于消弭内乱、慈禧看过之后觉得很有趣,她也想试试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在不威胁到自己权力的情况下,早日实行新制度,实现与西方接轨的新生活,保大清江山绵延万年。1906年9月1日,慈禧同意事实上是由“大逆不道”的梁启超起草的宪政考察报告,参考日本的政改经历,颁布“预备立宪”的诏旨。预备立宪正式开始。锐意改革袁世凯完整的立宪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政改革,包括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二是设立国会;三是实行地方自治。这么复杂的动作,准备工作自然十分艰巨,非一朝一夕所能促成。所以政府要搞预备立宪,一步一步慢慢来。可第一步从哪里开始?好在有一条现成的规律可以用:“政治改革先从行政改革入手。”经过一番争论后,慈禧拍板决定:咱们就从官制改革入手。官制改革,即干部人事体制改革。慈禧命镇国公载泽主持干部体制改革工作。不仅因为载泽的“三个有利于”打动了她,更因为载泽是根正苗红的皇室宗亲,是她的侄女婿。不过,载泽喊喊口号、做做报告是合格的,但办事就不行了。干实活求实效这种事情,那还得交给改革家袁世凯来做。论实力,袁世凯手握北洋六镇精兵,还身兼八大要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山海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督办天津至镇江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督办邮政大臣、会办练兵大臣。论声望,凭袁世凯这些年的改革成绩、凭袁世凯为推动立宪而付出的努力,天下无出其右者!所以有实力、有声望的袁世凯,有了大量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都是学贯中西的难得人才。现在,这些人才如张一麐、金邦平等人都是载泽的重要工作助手。更关键的是,拜托庆亲王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支持,袁世凯成功地把杨士琦同志输送到了载泽手下做提调,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秘书长。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袁世凯是官制改革的真正主持者。袁世凯在一众得力手下的协助下,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拿出了一个全面改革官制的初步方案——《新官制改革案》。该方案内容繁杂,这里就不多说了。简单描述如下:一、取消军机处,设置责任内阁,限制君权;二、设立资政院作为国会的初级版本,在国会未成立前,以资政院代替国会作为立法机关;三、改大理寺为独立的大理院,作为全国高等审判机关,与行政权脱离,行政官不得干涉;四、设立行政裁判院,取代都察院,作为全国人民投诉政府的最高诉讼机关;五、取消礼部、翰林院、宗人府等冗余机构。一句话,袁世凯要限制君权,初步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可以预见,改革之后,清朝贵族的权力会受到极大削弱,满人独裁的政治局面将被打破,冗余的官员都要回家当奶爸。虽说有点大刀阔斧,但重病下猛药,也无可厚非,更何况人民群众欢呼改革的声音如雷贯耳!袁世凯作为一名非常清醒的政治人物,当然能够预见到公布这份方案后他将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但他不怕。既因为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钩心斗角、官场沉浮之后,袁世凯还保持着一样东西——理想;也因为袁世凯已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他想得很透彻:改革虽然是一件大有风险的事情,但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两个字——利益。他相信满人大臣并非铁板一块,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所以他诱之以利,支持奕劻出任内阁总理大臣;所以他动之以情,不时地和端方畅谈立宪强国之梦……他相信这些人是他消灭反对声音的好盟友!因此,袁世凯开始期待即将举行的官制改革讨论会议。讨论会如期举行,袁世凯果然遭遇到他意料之中的激烈反对。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叫做载沣。请大家记住这个家伙,要说1906年后的中国,这位仁兄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载沣,光绪胞弟,现年22岁,对袁世凯在戊戌政变中背叛他哥哥光绪的行为一直怀恨在心。半年前他有了一个宝贝儿子,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末代皇帝溥仪。不等袁世凯介绍完改革方案,载沣已被袁世凯意欲削弱君权的想法气得七窍冒烟,大发雷霆:狗屁不如的方案,太嚣张了,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主子!但袁世凯仍然以礼相待,不卑不亢地解释道:我知道动作是大了点,但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不赶紧认真预备立宪,仍悠忽因循,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国势势必不如今日之朝鲜!总之,袁世凯认为既然大家已就官制改革达成了共识,那么就应该乘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一步到位。载沣听到袁世凯敢和他顶嘴,更加火冒三丈,拔出手枪直抵袁世凯胸前,大声叫道:你如此跋扈,我要替主子毙了你这个奸臣(醇王(载沣)闻言益怒,强词驳诘,不胜,即出手枪,拟向余(袁世凯)放射——郭剑林《北洋政府简史》)!关键时刻,奕劻站出来做和事老,阻止了一起枪杀案的发生。除了暴走的载沣,坚决反对的还有军机大臣铁良。他反对“裁撤军机处代之以内阁”,因为内阁大臣不像军机大臣那样可以兼职。而铁良作为满人贵族中的少壮派,铁定会出任内阁大臣,所以他将同时失去财政权(户部尚书)和兵权(练兵处会办),这是他不能接受的。铁良的反对,在袁世凯眼中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因为袁世凯擅长用利益打倒利益,只要给他一点时间,他一定能找到令铁良满意的利益交换筹码。但是,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铁良,就被一个出乎意料的对手逼向了绝境。因为精明了一辈子的袁世凯终于漏算了一回,他的对手可不只是满族亲贵。出乎意料的对手几天后,御史赵炳麟上《新编官制权属内阁流弊太多折》,对慈禧说:立宪精神全在议院,今不筹召集议院,徒将君主大权移诸内阁,此何心哉?赵炳麟的意思是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制度,内阁是要受国会(议院)监督的,而现在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设立的资政院只是一个简化版的国会,没法对内阁形成足够的威慑,如果遵照这样的程序进行官制改革,必然造成内阁总理专权。袁世凯想置君主于何处?这小子居心不良啊!赵炳麟还嫌这个理由不够劲道,又上了一个更猛的折子:太后,袁世凯在没有成立国会时先成立“责任内阁”架空皇权,主要是出于一箭双雕的邪恶目的。他在戊戌政变中得罪了光绪皇帝,因此他一直很担心皇帝复出找他算账。而现在他这么做,即便您哪天去世了,一个无权的光绪皇帝复出,那也是无法找他报戊戌之仇的。太后,咱们再往深里想想,表面上看起来他只是为了避祸,说不好避祸只是掩护他借机篡位的烟雾弹(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与皇上有隙,虑太后一旦升遐,必祸生不测,欲以立宪为名,先设内阁,将君主大权潜移内阁,己居阁位,君同赘疣,不徒免祸,且可暗移神器——赵炳麟《津院奏事录》)!你要是以为这位把坏话讲到入木三分的赵炳麟是个阻挠政治改革的顽固守旧派,那你就错了,其实他只是一个打手而已。这些坏话都是他背后的高人教他说的。这位高人就是现任军机大臣瞿鸿禨,瞿鸿禨的打手很多,但说坏话说得最好的肯定非赵炳麟莫属。但瞿鸿禨一介汉人,他为什么要阻碍除旧布新、改革弊政的好事?一般说来,官位显赫的朝廷大员们,极少是道德败坏、生活糜烂而毫无能力之人,都还有那么值得一提的一面。如瞿鸿禨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廉洁,廉洁到眼里揉不得沙子。所以他很看不起像奕劻那么贪婪、袁世凯那么爱投机钻营的人,尽管此刻的袁世凯和奕劻正在做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在瞿鸿禨眼里,仁义道德第一,国家前途第二。改革什么的可以先放一放,把袁世凯和奕劻这种道德不高尚的官员打倒了再说!所以,军机大臣瞿鸿禨不仅派出最得意的手下赵炳麟攻击袁世凯,还多次单独求见慈禧,反复重申他的观点:太后,袁世凯祸心弥天,他热衷鼓吹内阁制纯属不怀好意。内阁总理取代军机处,不仅仅是换一个名称的问题,它一旦成立,一切用人行政的大权,都由总理大臣会商决定,太后您的用人大权从此旁落。他是想削弱太后您的权力搞专制啊!万万不可批准(袁世凯欲乘机行责任内阁制,俾奕劻以总理大臣握行全权……采鸿禨之议,仍用军机处制——汪诒年《汪穰卿先生传记》)!不愧是跟随慈禧多年的近臣,坏话说得有水平,半真半假,由不得人不相信。尤其是后半部分:内阁确实是一个分权的机构,慈禧确实担心到了心眼里,她什么都可以让,但权力绝对不会让。历经磨难,她才终于走到舞台中央,她喜欢现在的一切,不想失去权力!慈禧终究还是老了,在权力面前,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西化改革思想,越来越保守!经过一夜的认真思考,慈禧发出重要指示:为了让改革继续顺利地进行,咱们在这次改革中“五不议”——军机处之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至于袁世凯的《新官制改革案》,就由瞿鸿禨同志和奕劻拿回去根据“五不议”原则做最后的修改吧!在瞿鸿禨完成慈禧交给他的作业之前,先来驳斥一下瞿鸿禨和他的小弟们攻击袁世凯的论据。第一,作为拥兵自重的汉人大员,袁世凯希望借立宪之机进入内阁,甚至做内阁总理的心思都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要说袁世凯想借内阁实行专制那纯粹是胡扯。官制改革草案的被否,本身就说明了政治反对派的强大,一旦袁世凯所主张的责任内阁成立,虽然它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会监督,但也有政治反对派实质性的制衡,这就决定了不可能出现内阁专制。第二,退一步讲,即使出现了内阁专制,它也是一种比单纯的君主专制先进得多的政治体制,是一种必要的过渡形式。因为根据历史经验,英、法、德、日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首相专制阶段,但它们都先后走上了自己的强国之路——罗伯特·沃波尔,英国第一任首相,在位近二十一年,英国的经济实力在其执政期间得到长足发展。黎塞留,法国首相,极端专权,在位十八年,推进了法国的统一和富强。俾斯麦,普鲁士首相,擅长撇开议会,独断行事,人称“铁血宰相”,在位期间结束德国的分裂,一统德意志。伊藤博文,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在任期间利用手中大权,打压政治反对派,但日本在他手中走上强国之路。所以,瞿鸿禨的理论完全站不住脚,他根本不应该用“袁世凯有心图谋内阁专制”的理由来阻挡宪政改革!好了,对瞿鸿禨同志的批判到此为止,因为他已经等不及展示他的修改成果了。不过,与说坏话的本事相比,这位仁兄的业务能力就差远了。看瞿鸿禨的方案,似乎也就是照抄袁世凯的方案而已嘛,不对!他删掉了很多东西,破坏了袁世凯“削弱君权,让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本意。譬如瞿鸿禨虽然留下了内阁,但形同虚设。因为他保留了超然于内阁之上的军机处,皇帝仍然可以通过控制军机处来操纵国家大事。他自己更是军机大臣和内阁大臣一肩挑,这还不算,他还把自己的亲信林绍年给弄进了军机处。要知道即便算上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和另外一名军机大臣世续,军机处一共才四人而已!如此看来,瞿鸿禨的确不贪钱财,因为他贪的是声名和权力!他与袁世凯、奕劻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权力之争!慈禧在看过瞿鸿禨的方案之后,深感贴心,颇为满意:就照瞿爱卿的方案办理吧。万民仰望的官制改革,就这样结束了。很多人都不满意这个结果,立宪派不满意、人民不满意,但要说最不满意的,肯定是袁世凯。因为在瞿鸿禨同志的大力推荐下,众多御史都把袁世凯当成了扬名立万的垫脚石,一顿猛踩。但他们给袁世凯安的罪名都差不多:妄图削弱君权,专权跋扈,想做曹操!舆论压力太大了!袁世凯迫于巨大的压力,他主动找到慈禧,表示自己愿意免去除直隶总督一职外的各项兼差,还说他掌握的北洋六镇除第二、四镇因“直隶幅员辽阔,控制弹压须赖重兵”仍须由自己掌握,其余四镇均交归国家陆军部。尽管慈禧对袁世凯热衷于“君主立宪”的居心很是怀疑,但对袁世凯主动削权这种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还是表示了高度的赞赏。总之,慈禧十分高兴地答应了袁世凯的请求。袁世凯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天津。失望!愤怒!一年多以来,万般辛苦,劳力劳心、奔走呼号,却收获了如此结果!袁世凯本就不是一个容易认输的人,他当然要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报复对方就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既然在官制改革中被狠狠地摆了一道,那就在接下来的地方自治中找回来!再胜虽然官制改革的结果很不令人满意,但也算是装了个样子,把民众勉强忽悠了过去。就这么一个样子货内阁,自然是用不上国会了,所以接下来的改革唯有地方自治。朝廷最终的决定是:从东三省入手,先行试办,然后推广全国。感谢首席军机大臣奕劻同志对袁世凯工作的一贯大力支持,负责东三省改革的大员人选,全出自袁世凯麾下,被袁世凯一家包干:总督徐世昌,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奉天(辽宁)巡抚唐绍仪。瞿鸿禨一看名单就急了:抗议,抗议,我抗议!但他也知道,光抗议是没有用的,关键还得看行动。得派人好好侦察一下,看看这四个人谁的屁股不干净!谁不干净就干掉谁!没过多久,手下就向他报告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经过缜密侦察,发现徐世昌、朱家宝、唐绍仪的屁股都很干净,但段芝贵的屁股有点臭!因为他的黑龙江巡抚是靠性贿赂换来的,他买来天津名妓杨翠喜献给奕劻的公子载振,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干得漂亮!瞿鸿禨口头奖励完手下,便找来得力干将“三霖(麟)”——赵炳麟、赵启霖、江春霖,示意他们把奕劻、载振父子和段芝贵弹劾下来,破掉袁世凯和奕劻的联

                        强攻汀泗桥。为减小强攻的损失,他让陈铭枢带领主力部队在正面吸引敌军火力,派张发奎率其麾下最能打的黄琪翔三十六团和叶挺独立团绕道敌后发起突击,前后夹击吴军。客观地说,汀泗桥守军的战斗力相当不错,面对第四军的夹攻,居然坚持了近两天一夜,算是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刚刚抵达贺胜桥的吴佩孚,还没有来得及下车,就听到了汀泗桥失守的消息。吴佩孚大怒,决定亲自指挥,他要在贺胜桥与北伐军决一死战!这时的吴佩孚已经50多岁了,蒋介石只有39岁,陈可钰也不过44岁,李宗仁就更年轻了,只有35岁,他要彻底打败这些正值盛年的对手,绝非易事。但吴佩孚确实有自信的资本,除了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为冯玉祥的背叛输给了张作霖,这一辈子他亲自上阵的战斗还没输过第二次!蒋介石自是不敢大意,将司令部搬到了咸宁,近距离指挥贺胜桥之战,他要合第四军和第七军之力击败吴佩孚!吴大帅的精锐——刘玉春、陈嘉谟部与北伐军的精锐陈可钰、李宗仁部就在这并不宽阔的地带上打响了北伐以来最惨烈的一战。吴佩孚的军队战斗力很不错,数量还占优,但问题是受地形限制——贺胜桥地势险要,多山多水,吴佩孚被迫摆出梯次防守的阵型,人数的优势无法全部发挥,而北伐军却坚决地执行了集中优势兵力突破一点然后总攻的战术,占据了局部优势。双方斗得异常激烈,突破,反攻,肉搏,士兵们有进无退,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血战两天两夜后,战斗分出了胜负。刘玉春、陈嘉谟不敌,退守武昌。五天之内,吴佩孚连续输掉汀泗桥、贺胜桥两场关键的战役,大势去矣。

                        武昌生死战

                        汀泗桥、贺胜桥两场恶战后,北伐军顺利抵达武昌城下。之前进展十分顺利的北伐军万万不会想到,在前方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异乎惨烈的攻防战——武昌战役。吴佩孚不能失去武汉,武汉是他的大本营,也是他的战略基地,如果失去武汉,那他就成了丧家之犬,彻底完蛋。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决定依托防守设施最好的武昌放手一搏!蒋介石,你来吧!老子和兄弟们誓与武昌共存亡!吴佩孚的声音如山呼海啸似电闪雷鸣,扫荡着武昌的每一个角落。蒋介石岂敢小瞧吴佩孚,他对这个对手有相当的了解,他决定投入所有能投入的精锐——第四军、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绝不能给吴佩孚翻身的机会!没有退路的吴佩孚守军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他们明白,在实力不如对手时,敢于拼命是最好的方法!英勇无敌的北伐军架梯登城,而守军亦毫不畏惧地迎上前去,与北伐军展开肉搏,甚至有些受了重伤的士兵抱着北伐军战士一起摔下城墙,以命换命!在守军的抵死反抗之下,战斗力强悍的第四军伤亡严重——黄琪翔三十六团损失过半,叶挺独立团第一营包括营长黄埔一期生曹渊在内的将士基本全部牺牲,第一军和第七军也出现了不小的伤亡。蒋介石望着武昌巍峨的城墙,心在滴血,每牺牲一个北伐军战士,他的心就抽搐一次。他没想到吴佩孚的军队还有如此生猛的一面,如此英勇的敌人,就连蒋介石也觉得应该脱帽致敬。在北伐军数次攻城全部失败之后,即9月上旬末,蒋介石决定换一个方法——攻心,他要对武昌“围而不攻”,切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看看他们在没有粮食、弹药的情况下又能坚持多久!事实证明,蒋介石是对的。没有粮食,没有弹药,面对北伐军的封锁,几天之后,豪言犹在耳旁的吴佩孚居然率先逃往河南。难道吴佩孚曾经的意气风发、放言一统中国的豪情、败而复起的坚韧都已远去,突然由枭雄蜕变成了胆小鬼?鉴于吴佩孚离开之后,其嫡系刘玉春、陈嘉谟在武昌硬撑了近一个月而不投降的事实,有理由相信他离开武汉是有原因的,至少不是为了单纯的逃命,否则主帅以身作则,仓皇逃命,三军将士争先恐后效仿,武昌城将不攻自破。尽管刘玉春、陈嘉谟的战斗意志仍在,能打能撑,但也有人撑不住了。10月8日,吴佩孚的另一个手下吴俊卿率部投降。10月10日,吴俊卿接应第四军入城,刘玉春、陈嘉谟麾下的两万余精锐或歼或降。北伐军终于拿下围攻了四十余天的武昌城。而汉口、汉阳已在九月中旬被唐生智攻下。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落入北伐军手中。失去了武汉的吴佩孚吴大帅,已经蹦跶不了几天了。在攻克两湖的战役中,第四军表现得最为出色,用屡克强敌、所向无敌的战绩为自己赢得了“铁军”称号。其中,由周恩来组建的铁甲车队扩编而来的叶挺独立团表现得尤为出彩,这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周士弟、曹渊和许继慎等人为核心干部的军队,基本都是以一比十的伤亡比例大胜敌军。需要说明的是,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唯一由共产党全面掌握的部队,因为这支部队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工农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李宗仁的第七军表现得也很不错,但还是稍逊第四军几筹,不过他们马上就有机会在江西战场为自己正名。

                        北伐孙传芳

                        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荡平湖南,杀进湖北,吴佩孚被揍得死去活来,为何直系的另一名巨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虽然蒋介石曾经派出号称“小孟尝”的天才说客何成浚(即何成濬)和孙传芳谈判,忽悠对方:我们国民政府承认你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请你保持中立,但这绝对不是孙传芳不参战的理由。孙传芳有自己的想法,他的锦囊妙计就是等待北伐军和吴佩孚拼个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坐收渔利。这可没有冤枉孙传芳,实际上北伐军还在湖南的时候,他的军事顾问兼保定军校老师蒋百里就为他指了一条明路:趁北伐军在湖北与吴佩孚鏖战,你率军全力西进,夺取长沙,切断北伐军后路,北伐军腹背受敌,必败无疑。但孙传芳没有采纳,他决定先做一名看客,让蒋介石和吴佩孚这两名拳击手在擂台上生死相搏,他静静地等待着这两名对手倒下,最后由他来宣判比赛结果。面对强大的对手,拆盟友的台、打小算盘等做法无疑是致命而愚蠢的。不过孙传芳也算是一个聪明的沙场宿将,是不会将愚蠢进行到底的。8月下旬,孙传芳看到善打硬仗的前辈吴佩孚在和北伐军的交手中连战连败,终于意识到:北伐军实在是过于强大的对手,自己和吴佩孚是合则两益,分则两损,必须出手了!孙传芳果然不同凡响,一出手就是大阵仗。派人同刚在“浙奉战争”中大打出手的对手张作霖谈和,结成统一战线,避免被张作霖在背后捅刀子。调兵十余万进入江西,攻取湖北湖南,断北伐军归路,由他自己亲自坐镇九江指挥。派遣老部下周荫人带兵近四万,由福建进军广东,拔除北伐军的根据地,围魏救赵。表面上看起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方案,只可惜蒋介石对孙传芳早有防备。他对付孙传芳的招数叫做“攻势防御”,简单说来就是: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揍你,只是因为一些客观原因不能先动手。不过,一旦你要动手,我就先发制人,而且坚决把你往死里揍!蒋介石很看得起孙传芳,他在江西战场给对方预备了近五万北伐军,这就是为何几乎只有第四、七、八三个军活跃于两湖战场的原因,不是因为剩下的北伐军偷奸耍滑不干活,而是因为他们被蒋总司令安排在两湖与江西边境,随时准备进入江西揍孙传芳。收到孙传芳要动手的消息后,即9月上旬,北伐军率先进入江西,开始了辉煌的两线作战!

                        败仗

                        由于北伐军动作够快,孙传芳的十余万主力还没来得及进入江西,因此北伐各军一路凯歌高奏,趁敌军兵力空虚之机打了很多胜仗。战功看起来最大的,当属程潜带领的第六军的两个师和第一军第一师,因为他们拿下了江西的首府南昌。从战绩上讲,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成绩。可是从战术上看,这支部队已甩开主力几天的路程,属于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更严重的是,他们被刚刚赶到的孙传芳的主力包围在了南昌,已经骑虎难下。数倍于己的敌人,一座周围没有友军的孤城,守应该是守不住的。果然,程潜的第六军只撑了三天,不仅丢掉了南昌,兵力也损失大半,算是一场惨败。第一军第一师的表现也大失水准。其实所谓的第一师只来了两个团——第一团和第三团。台湾著名演员孙祥钟——艺名秦汉的老爸孙元良,当初率第一团跟着程潜进了南昌,后来程潜溃败的时候,孙元良也跟着跑了,不过第一团毕竟是黄埔精锐,在程潜差些被围歼的时候,他们顺利杀出了包围圈。孙元良因此得到了一个“飞将军”的外号,意思是说他临阵脱逃的速度非同一般。薛岳的第三团则一直在攻打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据点——牛行车站——连接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的南浔铁路在南昌的终点站,但拼杀了数个昼夜,伤亡过半,也没能拿下这座表面上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车站。第三团作为黄埔精锐,战斗力自是超群,为何拿不下区区一座火车站?有两大理由。第一,领导无能。据李宗仁考证,在形势如此恶劣的时刻,第一师师长王柏龄非但没有想办法给孤军奋战的第三团增派援兵,反而雄性荷尔蒙大爆发,偷得浮生半日闲,与南昌城里的当红窑姐共赴巫山。后来战局不利,他和党代表缪斌(请大家记住此人)扔下部队就跑了,不知去向。第一师参谋长叶剑英也拿这两个草包领导没办法。第二,敌人很强大。第一师和第六军的主要对手是孙传芳麾下的第一名将卢香亭,此人曾在之前的“浙奉战争”中提到过,实力相当强悍,是一个强大而凶残的对手。此次南昌之败是北伐军打的第一个大败仗。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江西战场的战事不顺,武汉的蒋总司令的日子也过得不顺。因为有人天天给他找不痛快。此人就是唐生智,唐先生凭借“挑软柿子捏”的策略,收获了不少战功,并由此坚定了取蒋介石而代之的野心,平日里气焰极为嚣张,根本不把蒋总司令放在眼里。这种趾高气扬的表现,在他拿下汉口、汉阳并跟在退往河南的吴佩孚屁股后面占了几座城池之后达到了顶点。蒋介石在他的小日记本上多次写下了属下唐生智的犯上表现以及他厌恶对方的程度,如“最恨以下凌上,使人难堪,如此奇辱,岂能忍受乎?”而此时南昌之战的失利,尤其是嫡系第一军第一师的两个团一逃一败的表现,令对江西战场期望很高的蒋介石在经常不给他面子的唐生智面前更加没有面子,因此蒋介石决定离开武汉前往江西督战。他要亲自出马,迅速击败孙传芳,给嚣张的唐生智一些颜色瞧瞧。于是,在确定了围困武昌的策略后,蒋介石将武昌交给第四军,告别欢天喜地欢送自己离开的唐生智,于九月下旬抵达江西战场。蒋总司令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惩处逃跑的王柏龄还有擅自后撤的孙元良,以安军心。按照军法,二人应诛。王柏龄要搁在今天,活脱脱一个“王跑跑”。淡水城下跑过一次,饶过了,由团长变成了师长;现在又跑了,不知去向。不过,王柏龄再度露面的时候,官运依然亨通,甚至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逃跑一次,升官一次,这也算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难道仅仅因为他是蒋介石的老同学和结拜兄弟吗?翻翻蒋介石的兴亡史,可以看到此人十分讲义气,非常看重同学情、兄弟情、师生情和恩情。当然,蒋介石讲义气也是要收回报的——这帮同学、兄弟、学生都是他建立“蒋家王朝”的重要事业帮手。但是,他平日不太重视对这些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导致不少像王柏龄这种综合素质不达标的事业帮手后来都很腐败,而部下腐败正是他后来败走台湾的关键原因。至于孙元良,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秉公处理”将其逮捕了,只是在枪毙他之前,派蒋先云悄悄地放了他,临了还给他三千块路费,让他去日本军校学习。当然,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直到几年之后孙元良再次公开露面活动,国人才知道被蒋介石耍了。

                        惨胜

                        蒋总司令虽然喜欢徇私,但这只是业余爱好,他来江西的主要目的是打胜仗。为了保证胜利,他带来了精锐之师第一军第二师和第七军。在他亲自督战的头半个月内,北伐军并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败仗也时而有之,唯有李宗仁的表现一如既往的稳定:第七军打了三场质量不错的胜仗。李宗仁的对手和手下败将——老牌北洋军阀陈调元也被第七军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你们第七军真是钢军啊!陈调元打仗的本事平平,搞广告策划的能力却相当不错,借由他的这张嘴,“钢七军”从此名扬天下。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整体境况并未因为第七军的连战连捷而得到改观,反而继续滑向深渊。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之一就是北伐军的头号对手卢香亭。他带兵绕着南浔铁路兜了一圈,凡遇上他的北伐军几乎战战皆败,连李宗仁的第七军也不例外,丢掉了已经拿下的重城德安,被迫避其锋芒,后撤至安全地带。令人奇怪的是,蒋总司令似乎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原来,他的策略是“先夺取中心城市南昌稳住阵脚,然后扫清外围敌人”,所以他的目光一直盯着南昌城,脑袋有些发热,无暇考虑其他。南昌,城墙高大坚实,三面环水,初唐四杰之首王勃曾在《滕王阁序》中对其有过“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评价,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虽说南昌易守难攻,但也得看守军的战斗力和斗志是否也像地形一样难以对付。如果用之前的程潜第六军来守,一座南昌城也不算什么。但现在的情形则完全不同,守军内有坚城深壕可以死守,外有强悍的友军随时支援,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只需玩命打仗就行。因此,攻城的一方必将遭遇最顽强的抵抗,承受最巨大的压力!可蒋总司令似乎没有看见这些不利因素,10月中旬,他以自己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为主力,会同第二军、第三军,再次强攻南昌,掀开了北伐军第二次进攻南昌的序幕。虽然第二军、第三军的战斗力一般,但第一军第二师的战斗力之强那是毋庸置疑的,可是面对守军的凭险顽固死守和暗夜水上反击,尽管北伐军不怕累不怕死,牺牲如山,但还是再次败在了南昌城下。被大败冷静下来的蒋介石,终于有空思考北伐军连战连败背后的原因。难道原因真的是孙传芳的军队战斗力太强横了吗?不对,即便是最厉害的卢香亭所率领的北洋第二师,其战斗力大概也就和第一、四、七军持平,所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但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仔细分析,以及和参谋班子——加伦、北伐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等人的深入交流,蒋介石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核心所在:南浔铁路。北伐军用11号行军,孙传芳的手下坐火车赶路,两条腿还能快过火车?卢香亭等人就依靠这条铁路带来的速度优势在九江、德安、涂家埠、南昌等地及时快速的转移兵力,相互增援,随时形成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北伐军,这就是孙传芳获胜的秘密所在。看到了这一点,离胜利就不远了。蒋介石决定调整策略:首先截断南浔铁路交通线,最后夺取南昌!为了给胜利再加上一道保险,蒋介石将成功拿下武昌的第四军调到了江西战场。找到了正确的克敌策略,精锐也集聚江西,北伐军全面反击的时候终于到了!面对北伐军对南浔铁路交通线的全线攻击,没有分身术的卢香亭忙不过来了,孙传芳也终于没办法了,顾得了东,顾不了西,顾得了头,顾不了尾。顾此失彼的孙传芳,没能招架住骁勇依旧的第四、七军、恢复了正常水平的第一军以及打出了血性的第二、三、六军的全面反击。阵地接连失守,南昌被一战而下,主力接连丧失,就连孙传芳的绝对精锐——北洋第二师也伤亡惨重。11月底,孙传芳前后投入江西的近十五万部队几近覆没,江西的北伐军随时可沿长江北上,威胁江苏南京。江西的北伐军收割胜利之际,何应钦也传来了好消息。北伐军在江西陷入困局之际,即10月上旬,何应钦带领第一军余部成功瓦解了孙传芳的另一路军队——周荫人对广东发起的攻势,保住了北伐军的后院。10月

                        。这些人的小把戏立即被赵佶识破了,他派专人调查,很快知道了真相。这些人被远远地发配南疆,去劳改反省。宋朝派出了第二拨使者,这次领头的人才是前面说过的武义大夫马政。为了保证这次行动的顺利,赵佶多派了八十个士兵、七个将校,其中有一个精通女真语。这人的名字很传奇,他叫呼延庆。在传说里和杨家将平起平坐,和包拯一样地位尊崇,达到双王头衔双俸禄的呼延庆带着这一行人上路了。他们在当年的九月二十日渡过渤海,到达金国。待遇是一条条的绳子。金国的巡逻队实在是无处不在,他们发现生人之后,不由分说全都捆了起来,经呼延庆一再表明身份,才派人押着去见阿骨打。阿骨打这时远在涞流河(今松花江支流拉林河)畔,半个多月后,双方才见面。宋、金之间的第一次接触终于到来了。宋朝使者马政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宋朝的使者……”阿骨打的脸瞬间布满黑线,玩我?却见那汉人的表情很诚挚,说了第二句话,“这是为了友好和尊重。”马政回顾历史,重温了一百多年前女真人祖先对宋太祖的友谊,又痛斥辽国对四邻的恶劣行径,最后提议双方合作,南北夹击辽国。如果金国同意,宋朝才会派出正式的使者。阿骨打同意了,他派李善庆、小散多、渤达等三人带着国书、礼物,随着马政渡海到宋境的登州上岸,转道京城开封,来见赵佶。可以说,这时金国的诚意远远大于宋朝。完颜阿骨打对盟友极度饥渴,赵佶突然从天而降,简直让他欣喜若狂。双方谈得很愉快,赵佶很满意,派朝议大夫、直秘阁赵有开为正式使者,带着诏书、礼物渡海去金国签约。这时是第二年,公元1119年的早春时分。使者团走到登州,准备上船出海时,意外发生了。赵有开突然得病,病得又急又重,直接死亡。紧接着开封城接到了在辽国的内线报告,说辽国册封完颜阿骨打为东怀国国王,两国已经成了友好之邦。赵佶郁闷,这还搞什么,一下子鸡飞蛋打。都东怀国王了,这帮野人简直见利忘义。他下令使者团回京,只派呼延庆送李善庆等人渡海。和金国结盟的事,不谈了。注意,是不主动提了,而不是终止。到年底时,呼延庆回来了,他带回来最新的局势报告,和完颜阿骨打的一个口信。报告里说,所谓的东怀国王是确有其事的,当时辽国把辽东京道一带割让给了金国,让阿骨打成为国王。但是阿骨打却愤怒了。他跳着脚地质问,东怀国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东边的感恩戴德的附属小国?女真人已经打下你们辽国五分之二的领土了,还不能平起平坐吗?阿骨打回信,说辽国想求和,必须以皇兄之礼尊敬他,每年向他进贡辽国的土特产,除辽东京道之外,还要把中京、上京、兴中府三路州县也割让,并且以辽国的亲王、公主、驸马、大臣的子女为人质,把宋、西夏、高丽等国的往复书、诏、表、谍待等文件都交出来。这样,他才同意。耶律收到信之后,欲哭无泪,这些同意之后,谁是谁的附属国?辽国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抛开土地、人质,只以各国的文件来说,交出去等于把平等外交权废除了,而辽国一直是以上位者身份出现,不管是与宋、西夏,还是高丽,都是主人老大哥,这反差也太大了吧。但是,总比上战场动刀枪强……于是乎,两个死敌之间走马灯一样穿梭着使者,在各个条件上讨价还价,双方谁也不让步。金国想进一步消耗辽国的士气和实力,消化刚刚吞并的国土民众;辽国放不下大国架子,哪怕一点一滴的好处也不想让,比如阿疏,这个女真人的叛徒,哪怕完颜阿骨打要了一千次,耶律们也不给。时间就这样拖了下去。完颜阿骨打的口信是,宋朝的皇帝啊,我很尊敬你,但是你了解情况吗?我现在已经打下了辽国的半壁江山,足以赢得你的友谊。这样,如果你真想结盟,就快点写国书来。如果还是以诏书的形式和我通信,我不再理会了。诏书,是皇帝对臣子的文件格式。赵佶交给赵有开的,就是诏书,而不是两个平等国家交流时用的国书。这实在是犯了完颜阿骨打的大忌,他一生反抗的就是不平等。可他还是忍着气,小心翼翼地和宋朝沟通着。因为在他的心里,在漠北、西域、东北等全体边境地区,哪怕是现在还处于混乱状态中的漠北草原蒙古部落,汉人都是神秘高贵的。他们称汉地为“桃花石”,意指像美丽的桃花源一样的幸福之地。在这时,完颜阿骨打对宋朝很尊敬、很向往。他的敬意和向往让宋朝觉得事情还能继续下去,在公元1120年的二月,派马植为使节,以买马为名渡海,与金国缔结盟约攻辽。马植,这时他的名字叫赵良嗣。以国姓“赵”为名,这是赵佶给他的空前恩典,以奖励他不忘祖籍,居辽思宋,为汉人着想的爱国行为。这一行人三月底出发,四月十日渡海在苏州关下(今辽宁金县西南)登岸。这时没有女真巡逻队抓他们了,可是见完颜阿骨打的过程更加复杂。金国已经休养生息消化了抢来的土地和人口,撕破了求职的伪装,再一次兵分三路攻辽,目标是辽上京。赵良嗣带着人从登岸时起马不停蹄地追,从咸州(今辽宁开原县)一直追到青牛山才追上。但是没空谈,阿骨打太忙了,要他们随军一起行动。一路上势如破竹,金军毫无停顿,像急行军一样掠过辽国的州县,赵良嗣亲眼目睹了女真人摧枯拉朽的攻击力。他惊讶,他隐约地开始后悔,这种战斗力远远地超出了他的想象,哪怕他当初预料到了辽国必将在女真人手里灭亡,也没料到女真人强到了这种地步!辽亡,宋将怎样……他正想着,更加惊人的一幕出现。完颜阿骨打终于肯见他了,他们在辽上京的城下相见,阿骨打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我很忙,你先等等,我攻下辽上京就和你谈。”金军当天就破攻了辽国的上京!这是赵良嗣永生难忘的一天,辽国的上京,规模、防御、人口、军兵都能排进前十位的辽国名城上京城,居然连一天都没能坚持,就被女真人的洪水淹没了。他分不清这是奇迹,还是噩梦。但他想到了要沉住气,要他观战,这何尝不是一种示威,他马上就要上谈判桌了,价钱要怎样讲,还敢不敢讲,或许这才是女真人的本意。赵良嗣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在《宋史》里,他的名字出现在“奸臣”系里,和蔡京兄弟、黄潜善、汪伯彦、秦桧、丁大全、贾似道等超级奸邪并列,可以说是个顶尖的坏人了。但是一直有人为他鸣冤,说只有宋朝对不起他,他无论何时何地做什么,都是全心全意地为宋朝着想。他是一个忠义双全心怀故国的好人。到底哪个是真的,让事实说话,看他在历史中的每一言、每一行。走上谈判桌,赵良嗣的第一句话让完颜阿骨打再次满脸的黑线,“事实上,我没带来国书……但是,这仍然是为了友谊和尊重。”阿骨打仰天长啸,见鬼,为什么汉人总玩这一套?!赵良嗣带来的是御笔,这在层次上比国书更动人,因为这不是官员起草的,而是宋朝的皇帝赵佶亲自构思,亲笔所写。御笔这样写:“据燕京并所管州城,元是汉地,若许复旧,将自来与契丹银绢转交,可往计议。虽无国信,谅不妄言。”这里边有两个要点:第一,燕京并所管州城,这是个范围,谈的就是这些土地;第二,钱。赵佶说,如果女真人答应,那么把以前每年给辽国的钱,交给女真人。这是赵佶的命令,赵良嗣却不想照办。他觉得自己应该为宋朝争到更多的利益,付出的,却最好是尽量小的代价。第一步,谈土地。要谈之前,赵良嗣看到御笔时,他的心就凉了。御笔不是拿到手就能看的,里边写了什么,是最高机密,当他知道时已经晚了。“燕京并所管州城”,这几个字是个天大的误区。从字面上讲,燕云十六州,当然是以燕京为主,它所管辖的州城,当然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全部喽。错了,错得离谱,错得幼稚,错得想当然。燕云十六州在汉人手里时,它们是一体的,到了辽国的手里,一百七十多年来行政区域不断划分,平、营、滦三州已经单独组成了平州路,燕京所管辖的只有檀、顺、景、蓟、涿、易六州,十六州只得其六,只有个零头,所谓的长城防线怎么组成?就算全要下来,也和别国的势力犬牙交错,效果纯粹是给自己挖坑。怎么办,很明显这是赵佶不想被反结盟的大臣们骚扰,不经国家职能部门审校,自己按陈规拍脑袋想出来的文件。他是皇帝,就算把事儿搞糟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而派出去的官员,只管按他说的去办就好。可赵良嗣不,如果他安分,他该安静地待在辽国过他的贵族生活;如果他守循,他应该静悄悄地带着家人财产回宋朝,而不是半夜三更去敲童贯的门,想把燕云十六州都带回汉地故土。他想做点什么,为汉人尽量争到利益,收获平安。为此,他把赵佶的御笔扔到了一边。先谈燕京,赵良嗣直接把“燕京并所管州城”合并成了燕京路,这样燕京六州打包在了一起。阿骨打想了想,给。赵良嗣出示御笔,里边有“元是汉地”这四字。那好,阿骨打国王,既然是旧地,翻翻辽国的旧黄历,燕京也包括西京(今山西大同)。怎样,一起给了吧。阿骨打想了想,给。但是,要在抓住阿适(耶律延禧小名)之后才给。……嗯,这是设置时间障碍了。抓住辽国皇帝和攻破上京城是不一样的,城待在那儿不动,人可以在辽阔的帝国里疯跑,山川河流深谷野林,在哪里躲着都不好找。说是抓到之后给,抓不到怎样,抓到了拖着怎样,抓到时是尸体怎样,都不好说。但总比不答应强。赵良嗣趁热打铁,说平(今河北卢龙)、营(河北昌黎)、滦(河北滦县)也在燕京路之内。刚说到这儿,金国方面有人站了出来,脸色很不对劲。这人名叫高庆裔,是辽东渤海人,一直在辽国当官,辽国的事儿他都清楚。这人对赵良嗣说,这三州可不在燕京路内,除非你翻五代十国的黄历,不然怎样都搅不到一起。赵良嗣的头低了下去,他知道,到底线了。接下来谈的是钱。御笔上说,可以把每年给辽国的钱转账给金国,那么就是每年五十万两白银。可赵良嗣提出,每年三十万两吧。对此,阿骨打一笑,他没用手下人支招,自己说了句话:“你们每年给辽国人钱时,燕云十六州都是辽国人占着;现在我给你们城了,为什么钱反而少了?”赵良嗣无言以对,他怀疑对面坐着的真是只懂舞刀弄枪杀人放火的野人吗?社会真是大熔炉,在造反的过程中,野人都脱胎换骨了。自此,宋、金两方把土地和钱都谈出了结果,最后的问题凝结到出兵。怎样出兵非常讲究,谁先动了,谁先杀到了哪儿,会造成现实中哪座城被夺下来。万一要是占了不该占的,比如宋朝把易州西北的紫金关、昌平县西边的居庸关、顺州北边的古北口、景州东北的松亭关,尤其是平州东边的榆关,也就是山海关都抢到手,那么金军就算想翻脸动手,也没了进关的路。有高庆裔这类的辽国通在现场,赵良嗣想打马虎眼也难。最后双方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内蒙古克什么克腾旗一带,南到河北围场县以北,东至内蒙古扎鲁特旗界)趋古北口(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宋军自雄州(河北雄县)趋白沟(河北新城县东北白沟河)。至于动手的时间,视形势发展另行敲定。赵良嗣带着一肚子的郁闷回国了,这次出使,他受了很大的刺激。第一是金军的战斗力,实在是太强悍了,眼睁睁地看着辽上京一天就陷落,让他实在是心里发抖;第二,没想到女真人的头脑也非常精明,他尽力争取,也只是把辽西京纳入合约,还是有条件限制的。这些,都是要对皇帝、宰相仔细汇报的,计划要跟着形势走了,原先以为是火中取栗,哪怕有些风险,可机遇不容错过。现在看来很像是与虎谋皮,搞不好会引火烧身!回国后,赵良嗣把各项发现仔细报告,皇帝、宰相也听得非常认真。如他所愿,赵佶、蔡京等人都急了,他们一阵懊恼追悔莫及,十万火急派人再次渡海,跟女真人打商量——老兄我写错了,不是燕京所属,是整个燕云十六州啊!赵良嗣差点背过气去,这几个货根本就没把他的警告放在心里,着急的是好处谈丢了,没占着大便宜……面对宋朝的出尔反尔,阿骨打没客气,回答得硬邦邦的——要十六州没有,辽西京也不给了,你们胃口越来越大,再这么搞,合同作废。到这一步,赵佶等人才泄气,唉,这帮野人啥也不懂,对汉族的皇帝怎么能这样粗暴呢,应该有求必应百依百顺才对嘛。真是不知礼仪不开化,连烧火都不配的榆木疙瘩。好吧,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把燕京路六州拿到手里再说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丢了到手的辽西京之后,两国的合同终于签订。第二年公元1121年的五月份,金国的使者渡海到了宋朝,这一次是商量什么时候出兵了。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一次宋朝变得犹豫、模糊,金使什么都问不出来,一连等了三个月,没敲定任何实事。金使气得没办法,只好郁闷回国。他终于认同了首领说过的一句话——见鬼的汉人总出幺蛾子,纯朴的女真人实在不适应!其实,这次他冤枉宋朝了。宋朝的南方在七个月前,也就是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日,爆发了方腊起义。关于这次起义,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比如江南徭役过重,剥削太狠,宋朝当局只管玩乐,不理朝政,整天只想着花石纲,等等,这些都没错。更详细些的,会把责任确认在几个特殊的人身上。比如赵佶、蔡京、童贯、梁师成,还有王黼、李彦、朱勔。这七个人里的前四位已经是老熟人了,后面的三个比较生,这时他们终于出场了,宋史里鼎鼎大名的“六贼”聚在了一起。这六个人一般来说,是相提并论的,好像他们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相差无几。这不对,某天我坐在阳台上出神,偶然间灵机一动,分出了他们的不同之处。蔡京、童贯、梁师成,这三个人是自主创业的第一代,他们白手起家,在阴谋陷阱枪林弹雨里杀出一条血路,踩着无数的竞争者,爬到了帝国最高的巅峰地位。他们的特点是聪明、理智、知道深浅。没有最基础的这三样,他们早就成了别人的垫脚石,变成一个个“杯具”了。这三个特点也决定了他们的危害性。哪怕他们再能折腾,也有个底线,他们懂什么是做得的,什么是做不得的,他们明白帝国是一条船,如果不顾一切地乱搞,会把他们一起带进旋涡,大家都淹死。可王黼、李彦、朱勔不一样,他们加上杨戬、高俅,都属于富二代。他们的成功来得太迅速太容易了,或是投靠,如王、李、杨、高;或是血缘关系,如朱二世,别人奋斗终生都换不来的高官厚禄金银美女,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唾手可得。站在帝国之巅放眼望去,每一处土地、每一个人都由着他们折腾,随便他们祸害。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无责任,让他们相信,做什么都没有关系,做什么都没有后果。于是,他们在帝国的每一个角落里胡来,搞出了各种各样的乱子,方腊起义,不过是其中之一。所以在说起义的细节之前,很有必要先把这几个富二代介绍清楚。第十四章灭国级蛀虫以职务高低和危害大小为标准,从低到高排列,应该从高俅说起。他是这批虫子里最不起眼的副班长。这有些出人意料,人们印象中的高太尉是集卑鄙无耻懦弱残暴为一体的妖孽人物,在《水浒传》里的恶人排名榜上,他比蔡京都高,雄踞北宋第一名。可是在现实中,他实在是恶得有限。高俅没有文凭,属于自学成才,据分析他的才应该很不错,因为他能在北宋第一文豪苏轼的手下做些抄抄写写的活儿。以东坡之才情,怎能忍受一个字写得难看,行文粗陋的人在身边呢?所以,高俅无论是言谈还是文字能力,都至少在中人之上。苏轼是很喜欢高俅的,在被排挤出京城到外地当官前,他把高俅推荐给别的高官。第一个,是曾布。曾布是顶级高官,足以荫护高俅。但很遗憾,曾布说手边人够了,于是高俅只好另找别家。高俅投靠了驸马都尉王诜。这是个不称职的驸马,王诜的生活太香艳了,成天招蜂引蝶,活生生地把蜀国长公主气死。结果把宋神宗惹得大怒

                        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半下午时,又进来三个被从对面房子里赶出来的盲人。其中一个是诊所的女接待员,医生的妻子马上就认出来了。另外两个,真是命中注定,是在酒店里跟戴墨镜的姑娘上床的男人和把姑娘送回家的粗鲁的警察。刚刚找到各自的床位坐下,诊所女接待员就绝望地大哭起来,两个男人则一声不吭,好像还弄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突然间,外面街上传来乱哄哄的喊声和下达命令的吼叫,一片怒气冲冲的喧哗。宿舍里的盲人全都把脸转向门口,等待着。他们看不见,但知道几分钟之内将有事发生。医生的妻子坐在床上,紧挨着丈夫,小声说,必然这样,预想中的地狱生活就要开始了;他紧握她的手,小声说,你不要离开,从现在开始你什么都别做。喊叫声小了,天井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那是一群从外面被赶进来的盲人,他们你碰我,我撞你,挤在过道里,几个人迷失了方向,走进其他宿舍,但大部分人还是磕磕绊绊,相互拉扯着排成一串,或者零星地散开,双手焦急地比比画画,一副落入水中就要被淹死的样子,终于他们乱糟糟地涌进这间宿舍,酷似被一台卷扬机从外面甩进屋来。有几个人跌倒了,被踩在脚下。他们挤在两排床中间的夹道里,渐渐游走到床与床之间的空当,仿佛一条船在风暴中终于驶进港口,人人都为自己抢占停泊地,而这里的停泊地就是一张床。有人表示不满,说这里再也容不下一个人了,让后边的到其他地方去找找。医生从屋子最里边大声说,还有别的宿舍,但还没有找到床位的几个人害怕在他们想象中的迷宫里走失,一间间屋子,一扇扇关着的门,一道道走廊,还有直到最后一刻才能发现的楼梯。最后他们总算明白了,不能继续留在这里,只得艰难地找到进来时通过的屋门,到陌生的世界去冒险。第二批盲人,就是那五个人,好像为了寻找最后一个还算安全的栖身之处,早已占据了他们与第一批人之间的那几张空床。只有受伤的那个人孤立无援,他的床是左边十四号。一刻钟以后,除了哭泣声叹息声和小心翼翼地整理床铺的声音,宿舍总算又安静下来,但并非真正的心灵的安静。现在,所有的床都占满了。下午正在结束,昏暗的灯光好像亮了一些。这时候扩音器里又传来那生硬的声音。正如第一天宣布的那样,他们要重播对各宿舍的指示和住宿者必须遵守的规矩,注意,政府为不得不强行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感到遗憾,此举是为了全面保护公众,等等,等等。扩音器里话音刚落,宿舍里就响起一片愤怒的抗议声,我们被关起来了;全都会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权利;他们许诺的医生在哪里,这事新鲜,他们答应过这里有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许还能完全治好。医生没有说,如果他们需要医生,这里有一个,有他在。他绝不会说这种话。对于一个医生来说,只有手是不够的,医生治病必须用药,用药片,麻醉剂,化合物,用这种那种手段配合治疗,而这里连这些东西的影子都没有,更没有得到它们的希望。甚至没有一双眼睛去检查患者的脸色是否苍白,观察循环系统引起的潮红,有多少次,无须再仔细检查,凭这些外部症候就能确诊,或者判断黏膜和色素的色度,可能性极高,就是这种病,你跑不了。现在旁边的床都占满了,妻子已经不能随时给他讲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但他能察觉到,自从最后一批盲人来了以后,气氛变得沉重紧张,已经出现了激烈冲突的苗头。宿舍里的空气好像变得浓密起来,恶臭在其中缓慢地滚动,不时突然袭来,令人作呕。一个星期后,这里会是什么样子呢,他暗暗自问,不敢想象今后的一个星期里他们仍然被关在里面。我猜在食物供应上不会出现困难,当然也不能肯定,例如,我怀疑外面的人是否能及时知道我们这里一共多少人,主要是如何解决卫生方面的问题,现在我指的已经不是我们这些刚刚失明几天的人,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如何洗澡,也不是淋浴器能不能用,还能用多长时间,我指的是废物如何处理,包括各种废物,只要大便池堵塞,只这一项就能让这里污秽横流。他用手摸了摸脸,摸到了三天没有刮的胡子。最好就这样,希望他们不要有什么给我们送刀片或者剪刀来的糟糕念头。他有刮脸所需要的一切,装在箱子里,但他意识到刮脸将是一个错误。在哪里刮呢,在哪里,不能在这宿舍里,在所有这些人中间,当然妻子会给我刮,但用不了多久别人就会发现,对我们当中有人能做这种需要小心的事感到诧异。在淋浴室里,乱糟糟的,我的上帝,我们多么需要眼睛,需要看,需要看见,即使只是一些模糊的影子,站在镜子前面,望着一个边缘模糊不清的阴影,可以说,我的脸在那里,亮的地方不属于我。抗议声渐渐平息下来,从另外一个宿舍来了几个人,问有没有剩下的食物,回答他们的是出租车司机,连面包渣也没有;为了表示善意,药店伙计设法缓和一下这种断然否决的口气,可能还会送来吧。不会了。天完全黑了。外面,既没有食物也没有人说话。旁边的宿舍里有人大喊大叫,随后安静下来,即便有人哭,声音也很低,哭声是穿不透墙壁的。医生的妻子走到病人旁边,看看情况怎么样,是我,她说,随后小心翼翼地掀起毯子。那条腿现在样子吓人,臀部以下全都肿了,伤口成了一个黑色的圆洞,比原来大了许多,里边有紫色血污,好像里面的肉被拉了出来,散发出一阵阵甜腥的臭味。您感觉怎么样,医生的妻子问;谢谢您来看我;告诉我,您感觉怎么样;不好;疼吗;疼,也不疼;说清楚一点;我觉得疼,但是,好像这条腿不是我的,好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说不清楚,一种奇怪的感觉,我好像躺在这里看着我的腿疼;这是因为发烧;是吗;现在尽量让自己睡着。医生的妻子把手从他的前额上拿开,正转身要走,晚安二字也还没说出口,病人就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往自己身边拽,迫使她靠近自己的脸,我知道太太您看得见,他的声音非常低。医生的妻子大吃一惊,颤抖了一下,嘟嘟囔囔地说,您弄错了,您从哪里冒出这么个想法呢,我和这里所有人一样,看不见;太太,您别想骗我,我清楚地知道您看得见,不过,请您放心,我不对任何人说;睡吧,睡吧;您不相信我;我相信;您不相信一个小偷的话;我已经说过,相信您;那为什么不对我说实话呢;我们明天再谈,现在睡觉吧;好吧,明天,如果我能活到明天;我们不应当往坏处想;我是这样想,或者是发烧让我这样想的。医生的妻子回到丈夫身旁,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伤口样子非常可怕,会是坏死吗;时间这么短,我看不大可能;无论如何,情况很糟糕;我们在这里,医生故意提高声音,让别人听见,我们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好像被捆住了手脚。病人从左边十四号床上说,医生先生,谁也不会来捆我。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盲人们一个接一个睡着了。有的用毯子把脑袋捂得严严实实,仿佛想让黑暗,一种真正的黑暗,黑色的黑暗,彻底熄灭他们的眼睛变成的两个模模糊糊的太阳。高高的屋顶上挂着三盏灯,它们把肮脏的黄色光亮撒在一张张床上,因为距离太远,甚至投不下一点影子。四十个人正在睡觉或者拼命想睡着,有几个人在梦中长吁短叹,喁喁低语,也许在梦中看见了梦想的东西,也许在说,如果这是一场梦,那么我不想醒过来。所有人的手表都停了,忘了上弦或者认为没有必要上弦,只有医生的妻子的手表还在走。已经过了凌晨三点。前面,偷车贼慢慢用臂肘支撑起上身。他感觉不到伤腿的存在,那里只有疼痛,除了疼痛,那条腿已经不属于他,膝关节早已僵硬。他把身体转到好腿一侧,任凭它耷拉到床外,然后两手垫在臀部下面,试图让伤腿向同一方向转动。这时候,疼痛像一群恶狼突然醒来,向四面八方狂奔,随即又回到那个阴森可怖的养活它们的火山口。他双手撑在床垫上,慢慢把身子移向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当移到床腿挡板外时,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艰难地喘着气,好像患了哮喘病一样,脑袋在肩上摇来摆去,似乎难以支撑。几分钟之后,呼吸稍稍正常了一些,他开始靠那条好腿慢慢站起来。他知道,伤腿帮不了他任何忙,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他都必须把它拖在后面。一阵晕眩感袭来,难以抑制的颤抖传遍全身,寒冷和发烧使他上下牙不停地打战。扶着床上的金属栏杆,像沿着一条铁链似的经过一张又一张床,在熟睡的人们中间前行,拖着那条伤腿,活像拖着个口袋。没有人发现他,也没有人问,这时候了您到哪里去呀;如果有人问,他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去撒尿,就这样说,他最不愿意发现医生的妻子叫他,他不能欺骗医生的妻子,不能对她撒谎,只能把脑子里的想法如实告诉她,我不能继续在这里腐烂下去,我感谢您丈夫做了能做的一切,但是,当我不得不偷汽车的时候不能请求别人替我去偷,现在就是这种情况,应当去的不是别人,是我,他们看到我伤势如此严重,就会把我塞进救护车送往医院,肯定有只收留瞎子的医院,医院不会在乎多一个人,然后他们为我处理腿上的伤口,彻底治好,我听说过如何对待死刑犯,如果他们患了阑尾炎,就先给他们做阑尾切除手术,做完以后才杀他们,让他们健康地死去,对于我,他们以后可以把我送回来,我不在乎。他又往前走了几步,咬紧牙关,没有呻吟,只是到了那排床的尽头失去平衡的时候才忍不住痛苦地叹息了一声。数床的时候出了错,本以为还有一张,结果却没有了。他倒在地上,在确信没有任何人被他倒下的声音吵醒之前一动也没有动。后来他觉得现在的姿势对一个瞎子来说再合适不过了,在地上爬行更容易找到道路。他继续往前爬,到了天井,停下来,想了想下一步该怎样做好,是在门口喊呢,还是利用绳子靠近铁栅门,原先用过的那根绳子还在,扶着它肯定能到大门那里。他清楚地知道,要是从这里喊,请求帮助,他们会立即命令他回去,但是,之前有床作牢固的依靠尚且备受折磨,如今只有一根没有系紧摇摇晃晃的绳子做支撑,他开始怀疑这求救的唯一出路了。几分钟以后,他认为找到了解决办法,我爬着往前走,他想,在绳子下面爬,不时抬起手摸一摸,看是不是走对了,这和偷汽车一样,总会有办法。突然,良知出乎意料地觉醒了,声色俱厉地斥责他竟然偷一个可怜的瞎子的汽车,我现在处于这种境地,他争辩说,不是因为偷了汽车,而是由于陪他回家,这才是我犯的大错。良知不肯听他诡辩,提出了简单明确的理由,盲人是神圣的,不能偷盲人的东西;从技术上说,我没有偷他的汽车,汽车没有在他口袋里,我也没有用手枪指着他的脸,被告辩解道;不要再狡辩了,良知咕咕哝哝地说,去你该去的地方。凌晨的冷空气使他脸上感到清爽。在外面呼吸多么痛快,他想。他好像发现腿上的疼痛轻了许多,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情况出现过不止一次。现在他已到了外面的平台,很快就能到台阶上,这会是最麻烦的,他想,要头朝下下台阶。他举起手,确信绳子还在才继续向前。正如预先估计的那样,从一层台阶下到另一层确实不容易,特别是有那条伤腿,帮不了任何忙,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明,身处两层台阶中间,一只手滑到下面一层做支撑,身子翻向一侧,但那条该死的腿却死死拖住他。疼痛立即袭来,像锯子在锯,像钻头在钻,像锤子在敲打,连他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忍住了,没有喊出声来。在漫长的几分钟里,他一直趴着,脸伏在地上。一阵疾风贴着地面吹过,他冷得打了个寒战,身上只穿着背心和裤衩。整个伤口挨着地面,他想,这样会感染的,愚蠢的想法,从宿舍开始就是这样拖着伤口过来的。好,没关系,在伤口感染以前他们就会给我治疗,他又想到这一点,为的是让自己放心。他侧过身子,以便抓到绳子,但没有马上找到。他忘记了,从台阶上滚下来的时候身体正好与绳子垂直,但直觉使他以为还处于原来的位置。后来,经过思考,他辨清了方向,坐起身来,慢慢挪动,直到臀部碰到了第一层台阶,抬起手摸到粗糙的绳子时他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可能正是由于这种情感,他随即发现了既能移动又不让伤口与地面摩擦的方法,坐在地上,背对着大门所在的方向,像从前的下肢残废的人那样以两只胳膊作拐杖一点一点挪动。不错,是向后走,这与其他情况下一样,拉总比推省力。这样,伤腿也不会疼得那么厉害,而且,地面微微向大门那边倾斜,也有利于挪动。至于绳子,几乎就蹭着他的脑袋,没有走丢的危险。他暗暗问自己,离大门还有多远呢,这和用脚走路不同,当然,用两只脚就更好了,现在退着挪,每次只能挪半步甚至更少。一时间他忘记自己眼睛瞎了,转过头去看还有多少路,却发现还是那层厚厚的白色。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他问自己,嗯,要是白天他们早看见我了,还有,只吃过一次早饭,是许多小时以前的事。他发现自己思维敏捷准确,符合逻辑,反而吃了一惊,觉得与以前大不相同,几乎成了另一个人,若不是这条倒霉的腿,他一定敢发誓说,自己从来不曾感觉像现在这样好。想着想着,他的脊背碰在大门下方包着的铁皮上。已经到了。因为怕挨冻躲进了岗亭里的哨兵,这时似乎听到了轻轻的响动,但没有弄清是什么声音,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会是里边发出来的,可能是树枝摇动,可能是风让树枝轻拂着铁栏杆。又一声响动忽然传到耳朵里,这一次和上次不同,是碰撞声,准确地说,不可能是风造成的。士兵慌了,扣着自动步枪的扳机从岗亭里走出来,朝大门方向瞭望。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声音又响了,这一次更大,像是用指甲在抓挠什么粗糙的表面。大门上的铁皮,他想。他朝中士睡觉的行军帐篷走了一步,但马上又停下,因为想到,发出假警报一定会遭到训斥,中士们都不喜欢被人叫醒,无论有没有原因。他又朝大门方向看去,紧张地等着还有什么动静。这时候,慢慢地,在两根竖着的铁栏杆之间出现了一张幽灵似的惨白的脸。是盲人的脸。士兵吓得血液都凝固了,正是由于害怕,他举枪瞄

                        虎,1950年生;四女儿是1953年生的;小女儿属鸡,1957年生的。现在你们这一辈儿呀,还有像我的这些女儿们,生了孩子都觉得哎呀多美呀,有个小宝宝。我那时候生哪个孩子都是:“哎呀,怎么又让我生孩子!”生孩子是负担。没想生,说家里穷也好,没有劳动力也好,不要生孩子,可没办法,也不懂怎么避孕,没那说法,医学上也不许可避孕,你能生就生吧。跟男人一沾边儿就能怀上孩子,身体又好,又没病。比如我生小五的时候,是在宁夏马家滩,是旷野荒郊了,我在外边出差,那时我就不想要她了,可那是回族自治区,必须得党委批准才能不要呢。她为什么叫“多余”呢?就是多余多余。后来她长大一点,也挺好的,长得最漂亮的就是这最小的,我们现在还叫她小余子小余子。那时候根本不能带家眷,所以我怀了孩子。回家来生,生完,满月不到就又接着走。孩子都是奶奶带。或者奶奶家里请了人帮着带。奶奶对我真好,是真善良,真疼我。给我做鞋,把这孩子都带起来了。所以现在我孩子跟我不亲。就说你没带过我,都是奶奶带的。后来奶奶没有了,怎么办呢,北京要是请人的话,我工资又那么低,我就把小女儿带着,一边上班一边带着。我在胜利油田时一个月才挣50多元,奖金补助的什么都没有,我每月往北京给孩子寄40元,那人(指丈夫)什么也不管。我这几个孩子,学习各方面都挺好,都挺要强的,差不多现在都是高工,还有的去法国留学,都还不错。

                        6.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

                        臻:我现在学佛,我皈依好多年了,差不多近十八九年了吧。为什么学佛呢?我后来退下来了,没事了,总得找点事情干吧。再说咱们满族人不就是以佛学治国的吗,你看过去家家都有佛堂,从顺治朝起就以《大乘无量寿经》治国,后来不知道哪儿触犯了慈禧,不让读这经了,可是到宣统还是学这个。我们学的是净土宗,这是国家支持的。我一人,经济上也不紧,我有房子,有票子,有老朋友,就差老伴儿,老伴儿大早就走了,我觉得还挺充实。我订了很多报纸,我有经书,我研究这些,《认识佛教》我看过三遍。因为我是学佛的,我就要清净下来,什么都不想。吃饭也很简单。我把以前的一些书,还有技术书、文学方面的,都收起来,存放在那边去了。我这儿摆的都是佛学方面的书。如果你研究什么需要佛学的东西,就到我这儿来找,我还一箱子呢,这是我随时看的,只要我到哪个庙里去,他们就给我一摞书,有时我不要,我嫌往回带沉。佛学绝不是什么迷信,如果你认为佛学是迷信,那就是你迷信。最好你能认识一下。信佛的纲领就是五句话,叫作“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用这来指导工作、生活和处世为人,心里就坦然、舒服,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安排自己的生活。为什么我现在印名片上贴着相片呢,因为我有作品,他们也喜欢我写的,因为我一贴上爱新觉罗,盖上我的满族那个章,这品位就高了,所以就有人冒充爱新觉罗。你看这幅,这是我用3年时间做的,篆刻心经。心经是六百部大波罗经的精华,学佛的人差不多都会背,我用的是小篆,可是为了让一般人都认识,又用了一些楷书的笔体,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签的是满文,爱新觉罗·毓臻。这件作品刊登在《法音》1992年第12期创刊百期号的封面上,很多人见了都喜欢,都来问我要,我都无偿地给他们印,结缘么。1995年毓臻在满族命名360年纪念会上与佟鸿举合影灵光寺注58我比较熟悉,没什么联系,就是把钱给它,让它给我印书就是了。印什么都行,给不给我不要紧。我是这样,我嫌麻烦,比如说您来,我已经婉言谢绝好几次了,倒不是我自己怎么傲慢,这绝不是,我们信佛的人不傲慢,是不是?我也挺苦的。在延安的那些年,艰苦,还有婚姻什么的,挺苦。所以我也不愿意过多地说,说起来引起我伤心,挺痛苦。爱新觉罗·毓臻在《法音》杂志发表的篆刻作品(佟鸿举提供)
                        三、“府门儿”风雨毓蕴口述时间:1999年10月27日地点:北京南沙滩毓蕴家访谈者:定宜庄[访谈者按]毓蕴,也名毓蕴华,出生于1918年,她是恭忠亲王奕訢59的曾孙女,著名画家溥心畬的侄女,本人在画界也颇有名气。辛亥革命后,满洲皇族中以画家、书法家著称者不计其数,仅《现代满族书画家传略》注60一书收录的近支直系宗室后裔中的女书画家,就有十余人,还未算上远支与嫁给爱新觉罗之后冠以夫姓的人。但毓蕴老回顾一生,最看重的不是自己在绘画上的成绩,而是以她那样的家庭背景而脱离家庭参加革命的经历。这与她父亲在恭亲王府中的特殊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我接触过的很多爱新觉罗后裔不同的是,毓蕴老对自己出身的家庭、环境乃至她那位大名鼎鼎的画家伯父溥心畬的为人,都持一种冷静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她对她那因“服中生子”而过继出去的父亲溥佑的行为以及恭王府对她一家人的冷漠等的叙述,与她兄长毓崟在诸篇采访中的讲述,构成有趣的对比。这样客观和直率的态度,随着清宫“辫子戏”的红火和清史学界对此的推波助澜,以及人们越来越讲究“为尊者讳”的今天,已经越来越罕见了。我与她虽然只有一面之交,但她身上那种冷峻峭直的气质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对她怀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毓蕴老见多识广,仅仅跟随她的伯父溥心畬学画一段,就有很多心得,但这篇口述所录只是些片断,她最想讲述的解放初期参加革命的经历尚未述及,十分可惜。当时没有把这份口述做完,固然也有忙于出国访学等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我对自己一度丧失信心,我曾几次因为找不到这项工作的意义而打算放弃,待最终决定拾起重做的时候,已经时过境迁,一切都已无法弥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沉痛教训。恭亲王奕后代:长女荣寿固伦公主(1854—1924),被慈禧认作己女,按固伦公主待遇。长子载澂(1858—1885),郡王衔多罗果敏贝勒,享年28岁。嗣子溥伟,载滢嗣子。次子载滢(1861—1909),1868年出继忠郡王奕詥为嗣,袭贝勒,坐事夺爵归宗,享年49岁。长子溥伟(1880—1936),过继与长子载澂,袭恭亲王。次子溥儒(1896—1963),著名书画家,清亡后改名溥心畬,其诗、书、画与张大千齐名,故后人将两人并称为“南张北溥”。三子溥僡(1906—1963),著名书画家。三子载浚,早殇。四子载潢,早殇。溥佑本应该排在溥儒之下,为载滢第三子,由于是“服中生子”而被过继出去,所以《爱新觉罗宗谱》中没有他的名字,而将溥僡作为第三子。又按:我对毓蕴老的访谈是在北京城北郊南沙滩的某工厂宿舍进行的,那是她女儿的住所,她的女儿也加入了谈话并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特此致谢,并先录她女儿的一段话作为开头。毓蕴之女:上回楚云注61和我们说了您要来的事以后,我和母亲把情况谈了一下,先从思想上捋了捋。说实在的,我妈整个的经历,这几十年也挺不容易的。原来自己手好的时候,老说还想自己写写什么东西,后来呢也不可能了,拿笔也拿不了了。要是有人采访采访,给写一写,也挺好。我母亲是想把重点放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以后,因为对这个印象非常深刻。毓蕴(以下简称毓):如果说这个我就滔滔不绝。毓蕴之女:过去是那么一个家庭背景,后来等于是背叛家庭也好,是脱离家庭也好,就参加革命了。而且在解放初期还是地下党的时候,就参加党组织了,后来一直就在党校学习。爱新觉罗家族里面像这样儿的没有几个,就我母亲,还有我舅舅,就他们两个人。启骧也是,启骧他是后来的注62。爱新觉罗家族里边入党的人不多,寥寥无几,而且这些人还都是搞书画的,搞艺术的。我母亲参加革命以后,就等于脱离这个家庭了。过去受家庭的影响也不是特别深刻。您想详细了解我们这个家庭是什么样的情况,过去的生活怎么奢侈腐化呀,怎么没落呀,这方面我们也知道一些,可是了解不是特别多,也没有受到什么腐化。定:您也看过我写的这本书(《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我不是要批判爱新觉罗家族怎么奢侈,也不是对皇室的生活特别感兴趣。我就是想听听你们这些老人的故事,你们自己一生的故事,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你们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您参加革命的时候多大岁数呀?毓:大概没有30岁吧,解放初期的时候没有30岁,就参加市委办的党员干部学习班,党校第二期。出来以后就等于党员干部,由市委分配在各个工厂。所以说后面一段经历印象非常深刻。定:对这一段我也觉得挺有兴趣,可是我们只能从头聊起,不能从半截说起对吧。您参加革命也得有一个背景是不是?所以我不问您的背景也是不可能的。您从您小的时候说起好吗?毓:说的时间太长了我就腰疼,昨天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得多提醒提醒我。定:您又不是作报告,咱们就闲聊天,关键是您别紧张。

                        1.我父亲是“服中生子”

                        毓:我是老北京,1918年出生的,出生在西城,这一辈子就没离开过西城,几代人了。平时我就不出去,唯一出去就是笔会。定:西城什么地方,您还记得吗?毓:跟我说过,我没注意,哪儿生的怎么回事都没注意。对过去的事,我以前根本不入脑子。反正不是出生在那种大宅院里。我父亲是过继,他不是府里的公子哥儿。他已经受公子哥儿的影响了,但在实质上,他不是什么王爷的后代了。他是过继出来的,是服中生子,服中生子是犯罪,为什么他得过继出去呢?为蒙混这个。注63定:怎么回事我不太明白。毓:这就得从恭亲王开始说,恭亲王有四个儿子,二儿子载滢是我祖父,可我都没瞧见过。这儿都有家谱,你要让我背我背不下来。毓蕴之女:这儿有个表呢,你看啊,这是一代、两代,第三代这是恭亲王,恭亲王他有四个儿子,大儿子载澂,然后载滢、载浚、载潢,这是他四个儿子。二儿子下边又有这么四个儿子,溥伟、溥儒、溥佑、溥僡。毓:溥儒就是溥心畬注64,溥佑就是我父亲。他这四个儿子都是亲生的儿子,为什么就把我父亲过继出去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他是服中生子。正好穿孝的时候生的他,可是穿的是谁的孝,我还弄不清呢,是穿他父亲的孝呀,还是穿祖父的孝呀?注65他祖父就是恭亲王啊,就是六爷,老六,那时候权势相当大的,几个府里头他是挺有势力的,那不得了,这是您都知道的历史。六爷死的时候,那时候穿国孝。可是儿子哪能随便给人家呀,所以找的也是爱新觉罗,宗室,这是不能给外边的。那会儿生孩子都得报宗人府,就要上那《玉牒》,将来好袭缺呀,可我父亲就没户口。后来出过一本书,写什么恭亲王家中的黑户口,说的就是溥佑,就是我父亲。注66定:那您父亲就没上那《玉牒》?毓:没有没有,后来也不兴啦,后来去哪儿上去呀?宗人府也没了,谁还追随那个?我父亲对那个不在乎,爱上不上,有的玩就行了,更自由了,他母亲又管不了他。定:您知道您父亲哪年出生的吗?毓:我不记得,那(家谱)上面有。定:把他过继给谁了呢?毓:那一大串的名字,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找的一个穷人家儿的,就是一个老太太,也不是顶有钱的,明儿好再回来呀!注67他就想完了事以后呢,过一时期再回来。这老太太家等于是来了一个财神爷,小祖宗似的,都惯着,他想怎么就怎么着,不念书就不念书,玩儿就玩儿,成天玩。会玩儿着呢,养狗、养猴儿。那真是公子哥儿。就说养的那猴儿,那猴儿啊淘气,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重么,不是有那二门么,木板子做成的,上头有油漆彩画什么的,这不是有柱子么,那猴儿啊跑到那个架子上去了,吊着柱子玩呢。正赶上进来一个生人,结果,嗬,跑到人家肩膀上去了,它也怕人啊,哎哟撕人家,拽人家。吓得(家人们)赶紧把那猴给拿住了。这是我小时候他跟我说的。过继后他就逍遥法外没人管他了,没人管他,没人盯着教训,他就随心自然发展。他听人说跟地下刨一坑把人埋到这儿,人就死了,他就想实验实验,把跟他一块儿的小伙伴,就是陪着念书的书童吧,实际他也不念书,他就玩,给穿上衣裳,系上根绳儿,就把人家埋起来了,还有人伺候他,往里铲土,这不就等于活埋人嘛!正赶在这时候我的祖母去了,就是他的亲母亲,看他去了,看见他刨坑埋人,老太太直掉眼泪,说你看我儿子怎么这样呀,你们赶快把我搀出去吧。后来老太太也没有再来,他就那样,想入非非,什么都想体验体验。另外呢,他有好多的嗜好。就是跟社会上那些人学了很多,当时环境不怎么好,给他养成坏习惯,抽烟,养猴,养这个养那个……所以说是当时的环境,是社会上给他造成的。抽大烟,那会儿大烟不像现在这毒品这么厉害,那会儿好像是平常的事,抽香烟似的。家里富裕点儿的抽大烟的很多,基本都抽,教育跟不上,挺随便的,所以那会儿人受毒腐化的很多很多。定:他多大开始学抽大烟的?毓:那我就不知道了,他也是逐步逐步(沾染)上的。他就是那样生活。注68我父亲和我母亲,他俩是怎么结的婚呢?是有一个老师,姓白,这边教过我父亲,那边又教过我母亲,好像这个老头给这边也教馆,给那边也教馆。合着都是他的学生。定:就是说也在您父亲家里教,也在您母亲家里教是吧?毓:是把老师请到自己家里头去。老师对我父亲也无可奈何,让你好好学,让你作诗,你也作不下去,你就别闹得了,你就别埋人得了。我母亲比我父亲学得好,比父亲念书念得多,写的大字都挺不错,还留着呢,后来没有了。我母亲真是过去的旧式家庭,学什么规矩,学什么贤妻良母。可是我父亲还有一个女朋友,拿现在来说叫女朋友,那会儿叫外家。我也没看见过,他也不回家,没钱了就找他妈(指亲妈)要钱去。他妈那会儿也没什么办法呀,也没有很多的钱。那府里已经慢慢衰退了,穷了。没有进项就卖点儿字画、卖点儿古玩。老太太就是还有点儿东西。就给他一块石头、一块玉、一个赑屃啦,粉色的,挺好,那么大一块,还有什么坠儿,那也是早就存在手底下的,我父亲就拿着出去当了,卖了,那时候也不值钱。我父亲拿钱就给那女人送过去,跟人家花花,在那儿住。那儿也无所谓家,人家也不承认他,人家还有一家人呢,跑到人家家庭里去那是干吗呢那是!后来跟那儿好几年,人家不要他了,人家也穷,后来老太太就是我的祖母病死了,不能给他大量的钱了,他就回来了。那会儿我哥哥都十几岁了,我也有十岁了。我母亲始终也不去。定:您知道不知道您祖母是什么人?毓:她不是大福晋,她是侧福晋,你知道什么是福晋吗?定:福晋就是夫人啊,王妃啊。侧福晋就是他的侧室。……您见过她吗?毓:就是见过也很渺茫了。

                        2.恭王府中

                        定:那您父亲后来回没回恭亲王家呀?毓:在那儿(指恭亲王家)就是我和我哥哥。我们在(与恭王府的)关系上,逐步地感情比过去浓厚了,

                        丽特·安绝对没有忧郁症,不无精打采,不动不动就要晕倒,我不允许提及现实中这类可怜女人常有的这些身心失调的症状。因为她不让自己变得无聊,无聊是一个人会背痛或者偏头痛,因此在沙发上一躺就是几年的原因。(我在考虑要不要写一本论著,叫《无聊感对于艺术的贡献》。就拿海达·加布勒[8]做例子,她奇怪的行为举止源于她令人发疯的无聊。)不,玛格丽特·安没有这些毛病,唯一困扰她的是自己对于一位年轻医生的暗恋,她常在这些穷人家碰上这位医生,他也爱她。但是他有一个麻烦的、长期患病的妻子。这两个高尚的灵魂自然根本不会想到要逾规。他们在垂危病人的卧榻、病榻边相见,齐心协力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们的目光偶尔会相遇,无言的歌,甚至有时眼里莹莹有泪,不过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真是一堆陈词滥调!和《楼上,楼下》挺像,而我特爱这类东西,我们大家都一样。但是我为此查找的资料(大量资料),让我对这些默默无闻的女英雄们,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慈善家们,生出由衷的敬佩和尊重。当时她们十有八九(说真的,我们又怎么知道?)受丈夫的管制,如今又遭人鄙视。真是可惜,她们对于自己做的事一般保持沉默,人们经常写她们的事迹,但她们从来不自己站出来说话。她们一定是一群生性坚强的人,杰克·伦敦、狄更斯和梅休[9]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短暂地涉足贫困,攒足了素材就抽身,而这样的贫困,她们却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辛努力而得以知晓。当我想到她们那时去那些人家的情形,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一切多可怕,十足的可怕,破败、寒冷、压抑、肮脏,筋疲力尽的妇女,患佝偻病的孩童,遭受粗暴对待的男人——不,不,我不说下去了。但是有一件事我很清楚,那就是和这些人比起来,莫迪、安妮,还有伊莉莎,简直是富足、幸福。看着来帮忙的社工们进进出出,安妮会说:“我在想我可怜的老妈妈,这些她都没享受过。”“那她怎么办,谁来照顾她?”“她照顾她自己。”“她身体好吗?”“她手抖,经常失手打了杯子、碟子。她跌了一跤,摔坏了股骨,她就推着一把椅子走路,好撑住自己。我们有时给她带点食物啊烈性啤酒什么的。”“那她是一个人住吗?”“她一个人住——好多年。她活了七十岁。我比她厉害,是吧?多了十多年呢!”我很清楚,关于伊莉莎的生活,我从伊莉莎那儿听来的那些不全是事实,也许和事实一点边都沾不上;我赞扬她,就像我会赞扬一个好故事的作者一样。那些炎热的漫漫夏日,从来没有一丝阴云!和丈夫的那些出游!那些公园里的野餐!那些圣诞节!那帮友爱的好朋友们,总是聚会,从来没翻过脸!偶尔,帐幔会掀起,哦,只是片刻。可怜的伊莉莎,她喜欢批评人,满脑子道德规范,无法理解这个女人怎么能做那种事,或者那个怎么能做这种事。报纸上登了一则新闻,说一个年纪不小的妇女为了一个青年男子而抛弃了自己的丈夫,这则新闻让她生了好几天气。真龌龊,她说,龌龊。然后,她换了口吻,轻快、匆忙、做梦似的声音:要是现在我也可以离开,我可以离开他,甩了……我基本确定,这里又是一例,她想甩了的是性生活……伊莉莎没有生过孩子。她想要孩子。她有没有去找医生问过?“哦,去过,我去过,他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应该叫我的丈夫来看看。”“我猜,他不肯?”“哦,你不能叫他做这种事,他根本不会同意。”她提高声音,“不,不,要知道,贝茨先生知道自己的权利……”楼下,伊莉莎,我们大家的榜样……楼上,可悲的安妮·里夫斯。薇拉·罗杰斯和我共进午餐,匆忙得很,就挤出了半个小时。我对薇拉说:“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安妮是什么时候做的决定,要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都是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做了决定。”“哦,不,根本不是这样的。伊莉莎一直就是这样的,安妮一直就是这样的!”“真是个悲观主义者。那我们根本不会变咯?”“对!看看莫迪·福勒!要我说,她以前就一直是这样。最近我遇到了一个二十年没见的表亲——什么都没变,说话方式没变,习惯也一点没变。”“好家伙,薇拉,你弄得人真想跳崖!”“我可一点都看不出来。不,人一辈子都是一个样。”“那你为什么在安妮身上费这么大劲儿?”“你算问住我了。我觉得她不会变。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她已经决定放弃了。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再努力一阵子吧,到时我们就会知道自己已经尽了力了。”我们“拯救”安妮的计划可谓深思熟虑,富于人情味。这是个被人抛弃了的老太太,没有朋友,虽有家人,但是他们觉得她这个样子只是个负担,是桩丑事,不理会她的恳求。她的记性越来越糟,五分钟前说的话都记不住,不过久远的往事倒还记得清楚;她一生的习惯、一直用来支持自己的东西都日渐凋萎,她一脚踩下去,以为还是坚实的陆地,结果却摇晃不稳……而她,坐在椅子里,突然周围环绕着笑脸和好心肠,这些人知道如何让一切都恢复正常。看看伊莉莎·贝茨吧——大家都这样喊。看她有那么多朋友,去旅游过那么多次,总是在外面玩……但是安妮不肯好好走路,不肯出门,不肯重新开始真正的生活。“等夏天来了再说吧。”她说。因为伊莉莎·贝茨,我意识到有多少出游活动、短程旅行、义卖会、聚会、集会等莫迪应该享受,却没有享受。我仔细考虑了这事。我给薇拉打了电话,一明白我想请她干什么,她的口气立即变得职业和圆滑起来。“你在说什么?”我终于问,“你的意思是,让莫迪·福勒尝试新生活没什么意义,因为她现在这样的良好状态维持不了多久?”“呃,现在这的确算是个奇迹了,不是吗?她那个病一定是已经拖了好几年了,她现在还挺着,但是……”一个星期六,我去莫迪家,给她带了些我从阿姆斯特丹带回来的樱桃甜酒,我去那里参加了春季服装展。和伊莉莎一样,莫迪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也喜欢最好的。我们对坐着喝酒,屋里一股樱桃香。窗上的帘子放下来了,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雨水从破旧的排水沟往下滴,弄出不少动静。她不让希腊人请来的工人修那排水沟。“莫迪,我想问你个问题,又不想你生我的气。”“那看来这不是件好事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从不参加市政府组织的那些去乡间的旅行?你有没有参加过他们的假日计划?还有午餐中心?他们有好多这种活动……”她坐在那儿,一只手遮着脸,手上沾满了煤灰。早上她打扫了烟囱。失火:她告诉我她会做关于失火的噩梦。“我完全可能会死在这床上,”她说,“不知不觉地就被烟闷死了。”她回答:“我一向不与人来往,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我忍不住会想到那些你本可以度过的美好时光。”“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一次圣诞聚会?那是我认识你之前的事了。警察局办了一个聚会。我爬上台,跳了舞。我把衬裙露出来了,他们大概不太高兴。”我想象着,莫迪掀起厚厚的黑裙子,露出脏兮兮的衬裤,喝得有点醉了,玩得开心。“我觉得不是那个。”我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再请我去?哦,别费劲了,反正我现在也不高兴去了。”“还有这些教堂组织的活动呢。你以前上教堂的,不是吗?”“我去过的。我去参加过一次茶会,后来又去了一次,因为教区牧师说我对他们不公平。我坐在角落里,喝我的茶,他们那些人,连句欢迎都不说,自己聊自己的天,当我不存在呢。”“你认识伊莉莎·贝茨吗?”“贝茨太太?嗯,我认识她。”“然后呢?”“我认识她,可我就一定要喜欢她吗?你的意思是,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就该坐在一起嚼舌头。她年轻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喜欢她,这点我确定。她结了婚以后我也不喜欢她,她可让她那可怜的男人够受的,他都没法管那家叫自己家。那以后她的事我知道的,我都不喜欢,她一直是独自就没法过,身边总是有十来个女人,叽叽喳喳,叽里咕噜。所以,我为什么现在要喜欢她,喜欢到和她一起吃饭、一同喝茶的地步?我从来都只喜欢和一个朋友待在一起,不喜欢一群人因为无处可去而聚作一堆。”“我只是觉得那样你的日子可能会好过一点。”“伊莉莎·贝茨嫌我不够档次。过去二十年来都没够过。哦,我不是说我不喜欢偶尔出去一趟,有的时候教堂组织杂货义卖,我也会去,我找找有没有围巾或是好靴子,但是教堂那些女人根本不搭理我,就跟我不在场似的。”“不如你再和我去公园?或者我带你去河上坐一次船?为什么不呢?马上就是夏天啦。”“有你来和我坐坐,我现在这样就很高兴了。我回想在玫瑰园过的那个下午,这就足够了。”“你真固执,莫迪。”“我还是要我行我素,拜托啦!”乔伊丝离开几周后,早上五点,她打来一个电话。“你生病了?”我脱口而出;好像我已经从心里的什么地方把她给勾销了似的。“没有,我该生病吗?”“一大早打电话来。”“我刚要上床呢。哦,是了,时差。”“没事,反正我刚好起来准备工作。”“好简娜,老伙计,”乔伊丝说,这是种含糊的新口吻,并且是嘲讽的。“啊,乔伊丝,你喝醉了吗?”“你绝对是没醉!”“你打电话来实际上是想告诉我你的近况?公寓?丈夫?孩子?工作?”“才不是呢。我心里想,简娜怎么样了,我的老伙计简娜怎么样了?所以说,你怎么样?还有那个老太怎么样了?”我说:“据我所知,他们怀疑她得了癌症。”“祝贺你。”乔伊丝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癌症。到处是癌症。唉,我可不觉得它比别的病更糟。你觉得呢?我的意思是,肺结核、脑膜炎、多发性硬化……”于是乔伊丝接着报了一大串疾病名称,我坐在那儿想,她不可能醉成那样。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在装醉。没过多久,她就谈起疾病如何逐渐被淘汰了。她古怪的措辞。“你读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他们大批大批地死于一些我们如今根本没有的疾病。比方说白喉。比方说猩红热。这么说来,还有肺结核。”我们就这样又聊了半个多小时。最终我说:“乔伊丝,这通电话可要破你一笔财呢。”“的确是。好简娜,老伙计。所有的东西都要钱?”“嗯,是的,我的经验是这样。”“那是因为你把它当作了你的经验。”然后她就挂了电话。没过几天她又打电话来了。早上五点。“我喜欢想象你在那边一直不停地工作,我的老伙计,而我在这里的聚会上瞎混……”“我写了一本浪漫小说,”我告诉她,“你是我第一个告知这消息的人。他们喜欢这本书。”“浪漫……很好。比方说我,就从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浪漫。我回头看看,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一直工作得太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你回头看也是这样的,简娜。很显然。”“我现在很开心。”久久,久久的沉默。“别和我说这个,因为我不会相信的。”“写这种浪漫小说于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我已经开始写另一本了。《仁慈的女士》,你喜欢这名字吗?”“仁慈。这个词我现在懂了。关于美国女性性格,我抓到了一条重要线索。仁慈心。这是从《白雪公主》来的。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姑娘看《白雪公主》,学她的样……仁慈大方地对待这个人,那个人,一个又一个人……”“我也很喜欢写严肃文章。”“你肯定是工作得太辛苦了,不会给自己找乐趣了。”“胡说。正是因为我这么努力工作,我才觉得是享受。而且我还享受和那些老太太在一起的时间。我享受那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发生的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有那么一个世界存在。”“真有你的。”又是乔伊丝。“又开派对了?”我问。她回答:“在这里,人们就只做这一件事。”我总是问她穿的是什么,好想象她的样子,而她总是回答,和其他人穿的一样。她说美国人是地球上最行动一致的人,就算他们叛逆,也是成群结队地叛逆,衣服也穿得和其他叛逆们一样。她的风格已经被批评过了好几次。她以为是因为她真的年龄大了,不适合那个风格了。但不是这样的,美国人严厉地质问她为什么英国人“总是看上去像吉卜赛似的”。这是我们浪漫狂野的本性,她回答,但还是舍弃了自己的风格,剪了头发,现在有一衣橱剪裁合身的长裤、衬衫、套衫以及式样各异的短礼服。她说,当你走进一个屋子,在场的所有的人都要把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确保你没有出格。她现在过得快活,因为人就该这样。她的丈夫也过得快活:他又交了个新女友,那人还正巧是乔伊丝的同事。我的老天啊!乔伊丝对我大呼。她那里是凌晨一点、两点、三点,她正要上床,而我这边则正在一杯一杯地喝清晨的咖啡。乔伊丝感叹,想想我离开前经历的痛苦,真是荒唐!这里,一旦夫妇中有一个觉得在这段婚姻里不快活了,那说断就断,一秒钟都不拖。孩子们也过得快活,觉得自己的故乡落后而蛮荒,因为我们穷,没有塞得那么满的冰箱。杂志社发展出了新事物:政治。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

                        那天屋里是一股煮糊了的鱼的味道。我们站在一条昏暗的长走道里。我们沿着走道走进“厨房”。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房间,除了在我们的“贫困档案”上,诸如拆迁的房子之类。这房间是走廊的延伸,摆着一个陈旧的煤炉,油腻腻、黑乎乎的。还有一个陈旧的白瓷水池,裂痕纵横,被油渍糊成了黄色。一个陈旧的水龙头,上面裹着破破烂烂的布,滴滴答答地一直在漏水。一张好看的旧木桌,上面摆着陶器,都“洗过”,但是还是脏兮兮的。墙上污渍斑斑、潮湿。整间屋气味很重,难闻极了……她把面包、饼干、猫粮一一放好,自始至终没看我一眼。商品包装和罐头上干净鲜亮的色彩,放在那么可怕的地方。她很难为情,不过不准备表达歉意。她口气随便却又透着些恳求地说:“你到我房里去,自己找个地方坐下来。”我进的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陈旧的铁炉,燃着火。两把古老得难以置信的结实的扶手椅。有一张好看的旧木桌子,上面铺着报纸。一张堆满衣服和包袱的长沙发。地上有一只黄色的猫。到处都肮脏、昏暗、阴森、可怕。我想起来,每当我们写到装潢风格、家具和色彩,都会说品位在变化,说我们会把旧东西扔掉,说我们对一切都感到腻烦。可世上还有这么一个厨房,如果我们把它的照片刊登出来,读者会寄钱来捐助的。福勒太太端来一只棕色的旧茶壶,两只挺漂亮的瓷杯和茶托。用那脏兮兮的杯子喝茶,这是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情。我们没怎么说话,因为我不想问些直截了当的问题,而她正哆嗦着显示自尊、自傲。她一直在抚摸那只猫——“我的小可爱,真漂亮”,生硬又讨好——然后她头也不抬地说:“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有自己的店,后来我们在圣约翰森林[4]有一栋房子,我知道好日子应该是怎么回事。”我告辞的时候,她说:“那你是不会再来了吧?”说话时还是不看我。而我回答:“如果你请我的话,我就来。”她没有看我,但是脸上微露笑意。于是我说:“我周六下午来喝茶,如果你觉得合适的话。”“哦,合适,真的,我觉得合适。”那一刻,我俩很亲近:就是这个词。但她依然骄傲,不想开口邀请,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抚摸猫咪:哦,我的小东西,漂亮的小东西。当晚回到家,我满心恐慌。我做了承诺,把自己卖了。我满心厌恶。我的衣服和头发里满是那酸臭肮脏的味道。我洗了澡,洗了头,打扮一新,拨了电话给乔伊丝说:“我们一起出去吃饭吧。”我们在阿尔弗里多餐馆吃了一顿不错的晚餐,聊了天。我当然没提福勒太太,但我一直在想她:我坐在那儿,打量餐馆里周围的人,大家都衣冠楚楚、干净整洁。我想,要是她走进这家餐馆……不,她进不来,她连清洁工或洗碗工都当不上。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玫瑰和康乃馨,还有一个抹了真正奶油的蛋糕。我自我感觉很好,这也传染了她——她挺高兴,但是我其实做过头了。她那儿没有可以装花的花瓶。我把花放在一个白搪瓷缸里。她把蛋糕放到一个裂口的大盘子上。她故意摆出一副冷淡的姿态。我们各自坐在铁炉的一边,炉子上放着只棕色的茶壶,在加温,火苗太热了。她穿着一件丝质衬衫,白底黑点。真丝。她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漂亮的、带花纹的伍斯特茶壶,但是有裂痕。她的裙子是质量很好的厚毛料,但是污渍点点,皱巴巴的。她不想让我看她的“卧室”,但是她在“厨房”里时,我偷偷看了一眼。有一些家具很不错:书架,五斗橱,然后是一个廉价的梳妆台,还有一个衣柜,像只刷了漆的货箱。床上有一条老式的被子,鼓鼓的,是印花布质地的。我看出来,她不在这张床上睡觉,而是睡在隔壁,在我们坐着的这个房间里的长沙发上。房里到处都是一堆一堆的垃圾,看上去应该是破布、成捆的报纸,你能想到什么那儿就有什么:她不想让我看见的就是这些啦。我们吃蛋糕时,她说:“噢,这是真奶油。”然后她告诉我,以前每到夏天的时候,她和姐妹们就会被送到埃塞克斯郡的一个老妇人那里去。“夏天时,我们整天待在屋外。热辣辣的、可爱的夏天,不像现如今的夏天。我们个个晒成咖啡色,跟太妃糖似的。那老太太有一间小木屋,但是没有厨房。她在院子里搭了个尖茅草棚子,下面支一个三脚架。她还有一口用链子拴着的大铁锅,我们的饭就全用那口锅做。她先放一块牛肉,然后在周围铺上胡萝卜和土豆。她把布丁包在一块撒了面粉的布里,放进去一起热。我以前总是很纳闷,为什么布丁尝起来是果酱和水果的味道,却没有肉的味道,当然啦,这全是因为那块布上的面粉。她会给我们每人一只大汤盘,让我们坐在台阶上,我们先吃肉和蔬菜。然后她把布丁上的布剥下来,里头的布丁结了硬壳,厚实甜香。她给我们一人一块,就放在刚才吃肉的盘子里——不过我们已经把盘子舔得干干净净,和洗过的一样。然后她说,走吧走吧——然后她用那口锅烧水洗盘子,之后再清洗自己。我们则跑到田野里去采花。哎呀,我喜欢坐在这儿,回想那些事。”“你那会儿多大?”“小孩子。我们都还是些孩子。我们每个夏天都去——好几个夏天。这都是我可怜的母亲去世前的事了,嗯。”整整一个下午,她就在和我说那位老妇人,慈祥和蔼的老妇人,还有那小木屋,没有自来水,厕所在屋外的一个小砖棚里,还有那些个炎热的夏日。她说,我听。直到七点我才离开。回到家里,我生起火来,心里想着该打扫下卫生了。我一个人坐着,想起福勒太太,独自一人,敞口的壁炉前火光闪闪。我开了一个菜汤罐头,看电视。接下来的那个周六,我给她带了一小盆非洲堇,又带了一个蛋糕。一切都还是原样:炉火、黄猫、她脏兮兮的白底黑点丝质衬衫。她不想说话,我以为这是因为上周六她一连说了三个小时,几乎没停歇。但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一直到我起身要走的时候,那原因才冒了出来。“你是个好邻居吧?”她说。“我希望自己或许能成为一个。”我笑着说。“啊,那他们是不是在试用你?”我不懂,她也看出来我没懂。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市政府会雇佣一些妇女,一般是上了年纪的,让她们到街上随便找个老人,然后去和他们喝杯茶,或者去看看他们过得好不好:她们不用做太多,只需时不时照料他们一下。这些人叫“好邻居”,她们所得的报酬很少,因此根本不是因为钱才做这事。我特意让办公室查过才知道了这些。第三个星期六,我给她带了些水果,但是发现这东西带错了。她又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才提起她牙不好,没法吃水果。“你能吃葡萄吗?香蕉呢?”她幽默地回答,退休金不包括葡萄。然后她就打开了话匣子,说退休金的事,说煤要多少钱,食物要多少钱,还有“市政府那个说话不通过大脑的女人”。又一次,我做了听众。我还没把事情都拼到一起。我意识到,一时半会儿,我是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的,在做到这一点之前我得越过我的无知,我的经验缺乏,以及她的沉默,她的愤怒——现在我看清了,她目光灼灼,一开始你会以为一定是因为欢乐,甚至是一丝戏谑,其实是她胸中燃着的怒火——阻碍我的还有她感受如何,她的秉性,以及我感受如何,我的粗鄙。“市政府的那个女人”,一个叫罗杰斯太太的,让她,福勒太太,找个家务女工。但是那个家务女工是个骗子,什么活都不干,不肯给她洗地板。那个家务女工和现在的年轻姑娘是一个德性,懒骨头,太了不起,不屑于干活。她,福勒太太可没太了不起,得自己干活。她自己把煤从走廊的这头扛到那头,她每周自己清扫一次烟囱,一直扫到她那些刷子够不到的地方,因为她怕会失火。她就这么絮絮叨叨地讲着,讲那些社工,家务女工,还有——一个“好邻居”,那人大发慈悲来过一次,然后说我该找家养老院住着了,我对她说,好走不送。“但是,福勒太太,我俩是在药店里碰上的。我怎么会是个‘好邻居’——我是说,那种公务员呢?”“她们还有啥事不干?”她说,口气很凶,也有点不安,她怕我觉得受了冒犯,再也不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她送我到门外,手里做着件事,这样的事我见人在舞台上演过、小说里写过。她当时系着一条破旧的条纹围裙,是煮茶的时候围上的。她站在那里,用双手给它打褶子,然后松手让它自己展开,接着再打褶。“要不要我平常日子也来?”我问。“要是你有时间的话,”她说,然后忍不住加了一句,“而且你也能多赚点。”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自己也几乎倒抽了口气,因为她并不想这么说,她想要相信我不是公务员,不是拿钱办事,而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她的人。周三下班后我去看她,给她带了一份我们的杂志。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它是那么的光滑平整,那么的精明——这就是它的形象定位。但是她从我手上接过杂志,脸上有着小姑娘般狡黠的笑容,脑袋稍稍一扬——当初是姑娘甩发,如今只剩这个姿势——说道,“哦,我可喜欢这些了,我喜欢看他们想出来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会儿已经七点了,我有点不知所措,怕打乱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她什么时候吃晚饭?或者上床睡觉?桌上有报纸,上面摆着一瓶甜黑啤,还有一只玻璃杯。“那瓶我已经喝过了,不然我就请你喝了。”她说。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发现拉上窗帘,点上电灯后,这房间看上去挺温馨,不再那么脏兮兮、阴森森的了。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揪着污垢不放?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评判人?她不觉得污渍、灰尘,甚至馊味贬损了自己。我下决心不去注意,但是我忍不住,也忍不住地要评判她,我一直在评判她,拿脏兮兮的房子评判她。我看见电源开关是破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下“厨房”:老旧的电线铺在墙上,整个房间只有一个开关,在电灯上面,她很难够到。她读着那本杂志,满脸愉悦满足的微笑。“我在那家杂志社工作。”我说。她一松手,杂志啪地合上。她坐在那儿瞪着我,又是那种眼神,好像是在理清头绪,弄明事理。“是吗?那你为什么……”但是她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我没法开口说自己是副主编。我说:“我负责打字,还有各种其他事情。”这话也不假。“这是很要紧的啦,”她说,“就是训练。你和一无所成之间隔着的就是它了。它,还有一栋自己的房子。”那晚她讲的是自己费了多大劲才住进这房子。一开始她住在顶楼的背阴角,是一个房间,但是她看中的是地下室这一套,一心想要,便耐心等待,精心谋划,最后终于把它拿到了手。他们赶不走我,想都甭想。她说起这事时好像是昨天才发生的,但其实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会儿的事了。她讲到那会儿她没钱付房租,如何一便士一便士地攒,却被人偷走,两年省吃俭用攒下的啊,偷钱的是住在一楼的那个坏女人。于是她再攒钱,终于有一天,她去见房东,说,你让我住到下面去吧,我现在有钱交租了。他对我说,可是以后的房租呢?你不过是个女帽店打工的,不是吗?我说,那事你让我自己来操心。什么时候我交不出租金,你就赶我出去。“我从来没有拖欠过房租,一次都没有过。但是我饿过肚子。我老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只要你有自己的房子,你就拥有一切。没有,那你就是条狗,什么都不是。你有自己的房子不?”——我回答说有,她狠狠地点头,愤愤地,说道,“这就对了,好好守住它,这样啥都奈何不了你了。”福勒太太的“套房”要交租,每周二十二先令。按新币制的话大概是一镑,当然了,她脑子里是没有新币制的概念的,她算不过来。她说这房子是“那个希腊人”战后买的——后来那场大战,你知道的,不是之前那场——花了四百镑。现在它值六万镑。“他想撵我搬出去,这所房子的肮脏钱就到手了。但是我也是有一两招的。这地方一直是我的,一直是。如果他不来,我就去电话亭,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说,你怎么不来收房租?”我太无知了,我对她说:“但是福勒太太,二十二先令根本不值得他跑一趟来收啊。”她眼里唰地燃起怒火,脸色惨白,看起来可怕极了。她说道:“你这么看吗,是这样吧?是不是他派你来的?但租金就是这么回事,法律就这么规定的,我会付的。啥都不值,是吧?它就值我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上面三层的住户都是爱尔兰人,小孩子,进进出出的人,纷杂的脚步声:福勒太太说,“她”晚上故意把冰箱门弄得砰砰响,让她睡不着觉,因为“她”想要这间房子……福勒太太生活在噩梦之中,时时想象着自己在遭难受苦。她和我说了她那场十年保卫战,就在一战之后,不是新的这场大战,“那个诺丁汉来的婊子”想抢她的房子,而她……她好像什么方法都用上了,没有什么没做过,故事听上去就像真的一样。但是现在住在楼上的是一对爱尔兰夫妇,有四个孩子,我在楼梯上见过那位主妇。“老太太怎么样?”她问,她那对蓝蓝的爱尔兰眼睛看上去疲惫而孤寂,因为她的丈夫要抛弃她,显然是因为另一个女人。“我总想下去拜访,但是我去了她却一点都不高兴,所以我就不去了。”我给福勒太太看有“女性形象”的那期《莉莉丝》。她礼貌地接过来,把它摊在膝上。杂志准备交付印刷的时候,我才想起那些“形象”里少一个老妇人。我和乔伊丝说了看到她后的一系列反应:首先,惊讶。然后是震惊,脑袋和眼睛的一系列动作说明,她在提醒自己,有危险。然后,她好像,这么说吧,关了自己的电源,神情茫然,眼睛不看我。她叹了口气:“哦,但是为什么呢?那不是我们读者年龄段的人。”我在她身上看着我自己,说道,“她们都有母亲或者祖母啊。”我们有多害怕年老:我们都不敢正眼瞅瞅!“不。”她说,还是有些茫然,有一丝出神,好像她是要恰如其分地处理一个她琢磨过很久很久的极其复杂的难题。“不,总的来说,不要吧。不过或许我们以后可以做一个关于老年亲戚的专栏。我来把它记下来。”然后她朝我笑了一笑,那笑容多复杂啊:愧疚,松了口气,还有——还在那儿呢——惊讶。她脑子里有一处一定在想,简娜这是怎么了?那笑容里还有一丝恳求:不要威胁我,不要!然后,她本来是要坐下来,和我讨论再下期的杂志,顺便喝杯茶的,但是她说,我得赶紧走了。然后她就赶紧走了。我刚刚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我们两人中,乔伊丝是创新者,是打破旧习的人,她会把我们才编排好的一期杂志扔进字纸篓,从头开始,熬个通宵,要搞成那个样儿;乔伊丝表现的像是——她就是——一个冲动、锐气逼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没有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简娜,传统而谨慎,保守而小心——这是我的形象,我也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我们之间却经常碰上这样的情况,一直有这样的情况。乔伊丝说:“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读者不会喜欢的。”我呢,我一直相信我们的读者——其实也包括所有其他的读者——所能接受的要比给他们的多得多。我会说:“乔伊丝,要不我们试试吧?”但往往,不管我要建议的是什么,最后都进了我标着“太难”的档案夹,我会把它留在我桌上,希望乔伊丝能看到,然后能——我是这么希望的,但一般都落了空——让她再考虑考虑。那些“形象”。(a)十二三岁的女孩。在她身上我们花费的功夫最多。我们否决了上百张照片,最后让迈克尔去拍了乔伊丝的侄女,她实际上十五岁了,但是看上去挺孩子气。我们要的是一种健康、率真的性感,绝无性感少女洛丽塔那样的挑逗意味,我们特意避开了那种。这是希望小姐。(b)十七岁左右的姑娘,强调的是独立和自信。你仍然依附父母,但是已经做好了离巢的准备。(c)有你自己的生活。二十五六岁。按我们自己的经验,那些独立生活、与人合租公寓、努力保住工作的女人们总感觉如履薄冰,因此我们选择了一个漂亮又脆弱的形象。需要一个真命天子,但是没有的话自己也能过。(d

                        朝奇迹般地展现在世人眼前。王巍:殷墟发掘表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的世系与出土甲骨的记载基本上吻合,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是可信的。以此类推,既然《史记·夏本纪》同样详尽地记载了比殷商更早的夏王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史记·夏本纪》也是有相当的可信性的。但是夏代毕竟没有像商代那样发现文字,因而持怀疑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在国外,由于受到当年疑古派2的影响,许多汉学家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古代文时仍然不相信夏的存在,而认为夏只不过是个传说。所以建国以后,中国考古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探索夏这样一个王朝到底是否存在。二、二里头遗址20世纪中叶,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根据《竹书纪年》中的传说和《史记》的记载,将夏代列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然而,由于没有历史的考据,夏王朝究竟是否存在,学术界仍存有诸多质疑的声音。1959年,中国考古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境内洛水南岸的二里头村南,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古代遗迹,并将其定名为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似乎能为夏王朝的存在提供让人信服的考古学证据呢?二里头遗址青铜爵二里头遗址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王巍:二里头遗址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规模巨大,大概不少于400万平方米;第二,发现多座宫殿、高等级墓葬、青铜爵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等最早的青铜容器,甚至是最早的道路车辙,从而用车的痕迹证明了这个遗址不是一般的等级。王鲁湘:不是一般聚落。王巍:对,因为它规模大,人口多,而且它有一些高等级遗迹,比如建筑、精美的手工业制品等,由此我们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都城。在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区,根据考证,这些精美的青铜器以及装饰品正是在这里制作完成的。从这些只有高级权贵阶层才可以使用的器物可以看出,当时的社会分化非常明显。经分析,史学家们认为这座城池存在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1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么,它会是夏朝的一个都城吗?王巍:考古学界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的都城,因为它比商代最早的都城要早,但这次探源工程的年代学研究使这个认识受到了动摇。我们原来认为二里头遗址应该在公元前2000年到前1500年或1600年,但由我们这次的年代测定看,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1750年到公元前1500年,而公元前1750年无论如何也到不了夏朝的初年,所以它仅仅相当于夏代后半期的一个都城。王鲁湘:跨夏到早商。王巍:就是这样一个都城。现在二里头遗址因为缺乏文字资料,所以还不好确定,但是越来越多的遗迹证明,它有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都城。探源工程目前在二里头发现遗迹170多处,这一数量已是早年探测结果的三倍。更加令人激动的是,考古队员在这里确定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总面积达十万平方米,周围有宽10米到20米的道路环绕着,城门处修有门楼,内部修建了众多四合院结构的宫殿建筑,东西厢房对称设计,院落前后相连,逐层递进。王巍:二里头的这些发现让我很吃惊。我在1996年到1998年带队在二里头附近的偃师商城进行挖掘时,已经可以将宫城上溯到商代前期,但是没想到在夏王朝时期已经有了这样的宫城。这些中轴线的理念,包括左右对称、前前后后的递进院落,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制度的典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紫禁城,那就是一个有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宫殿。王鲁湘:多进院落,然后是宫城、都城、皇城,多层围合。王巍:对。夏代的后期已经有这种理念了。王鲁湘:也就是说,这种关于都城的建筑理念和制度形式在夏王朝的后期已经确定下来了,而且一直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沿用。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王巍: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夏王朝,至少是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形态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形态。而这个国家又位于传说或文献记载中夏的中心区域,其年代又紧接着商之前,所以这个国家除了是夏朝还能是哪个别的国家或朝代呢?我们当时还发现了数座贵族墓葬,其中的一座墓葬出土了一件珍贵的绿松石龙。它的长度有64公分,大概由2000多片绿松石片镶嵌。制作这个龙,先要用大大小小的绿松石块磨成小薄片,再进行镶嵌,这个工艺是很复杂的,我们估计它是在宫城南边的绿松石作坊里做的。王鲁湘:绿松石的颜色很漂亮,所以在当时它比玉器还受人欢迎。王巍:它的档次很高,起码在二里头这个时期,绿松石是最好的东西了。龙的出现,再度证明了二里头的特殊地位,但是,能否将二里头遗址确定为夏王朝的所在地,到目前为止依旧是个难题。王巍:考古学最重实证,只要没有出现关于夏的实证材料,比如说文字资料,就不能说二里头是夏王朝的所在地。所以,我们很希望什么时候能在某一个宫殿里面发现一些确证性的东西。像在陕西的周原,就是周人的老家,发现了甲骨文,因为有甲骨确定那是周,所以我们相信。王鲁湘:夏朝的可能是没挖到。王巍:我们相信夏这个时期肯定有文字。为什么呢?因为在河南舞阳有一个贾湖遗址3,它是一个距今八千年的史前村落。我们在这个村落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很特别的龟壳——乌龟的腹甲上所刻划的符号非常令人吃惊,比如有“曰”字、有“目”字。这跟商代的甲骨文造型特别像,如果不告诉大家这是哪个遗址出土的,很多人可能一看就认为是殷墟的,实际上这些是八千年前的。贾湖遗址墓葬龟壳王鲁湘:这比殷墟的甲骨文字早了五千年。王巍:所以我们现在隐隐感觉,殷墟的甲骨文一定有一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它到商代晚期已经相当发达了。现在不仅仅是夏有没有文字的问题,而是说文字的起源可能会更早,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记载更早文字的线索。应该说贾湖遗址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要到更早时期的遗存中去寻找。浩浩荡荡的寻夏之旅在二里头遗址的逐步发掘中显露出来,夏王朝的存在已是毋庸置疑。司马迁的记录,再次与现实奇迹般地吻合在一起。于是,当历史无法回避地继续向前推进时,人们开始盯着《史记》里的上古传说,期盼着有一天尧舜禹时代也被认定是曾经的真实存在,禅让、治水的传说可以如夏商一样在考古研究的领域里找到有力的佐证。王巍:文献记载尧、舜、禹时期洪水滔天,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我们确实发现,尧、舜、禹这个时期,即距今4300年到4000年,黄河流域确实有这种气候异常的现象。举一个例子,河南新密有一个新砦遗址4,它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也是夏代的中期,比二里头早一点。现在该遗址附近有一条河叫双洎河,其河床高度距离遗址约25米。但是我们发现,在遗址的这个高度上曾经有洪水泛滥的迹象,这就说明洪水曾高达25米,把当时的遗址都淹没了。王鲁湘:古书记载洪水到来的时候“怀山襄陵”5,刚才说的二十多米高的洪水差不多就是“怀山襄陵”了。王巍:是的,这是考古学上的一个证据。三、王城岗遗址为进一步证实尧舜禹时期的真实性,考古人员对比新砦遗址时间更为久远的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进行了进一步的测量,并在遗址一带发现了战国时期的砖瓦,上面刻有“阳城”的铭文。种种迹象表明,这座遗址所在地区与传说中记载的“禹都阳城”极为相似。王巍:王城岗遗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是城的面积才一万平方米(100×100),跟二里头遗址的一个宫殿差不多大,如果这是禹都阳城的话,那么禹的势力也太小了。王鲁湘: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号令天下好像不太可能。王巍:不可能。不过我们的探源工程进一步考察这个遗址时,有了重要的发现:原来这个一万米的小城只是城的一部分,这个遗址是一个有三十万平方米的大城,这在中原地区就很大了。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初步的工作,没有来得及深入发掘。不过从年代上来说,这个遗址起码比新砦遗址要早,我们称这个时段为河南文化晚期,即距今4000年前左右。这个遗址规模很大,位置又在阳城,因而有可能就是禹的都城——阳城。王鲁湘:我们可以将它与古史传说中的禹都阳城做一些印证。王巍:对,做一个比对吧。四、陶寺发掘考古证明,尧舜禹时期不是传说,那么哪里才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呢?考古人员选择了距今4300年前的山西陶寺遗址进行重点发掘。王巍:我们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两个城,一大一小,这个遗址的小城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即距今4300多年前。它有58万(1000*580)平方米,高等级的人住在城的东南角,周围是一般的贵族,其他的地方是一般的居民,墓地在城外。此后这里又建起一个大城,有280万平方米(1800*1500),高等级的人仍然在原区居住,但是因扩建而变成了城中。在它的右边是仓储区,也就是大型窖穴集中的区域。王鲁湘:小城的早期墓地现在是不是变成生活区了。王巍:没有,一般的人是在城的西南居住。可以看出,这个遗址的中期,城市已经严格划分成高级贵族居住区、一般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仓储区、墓地和祭祀区域,还有作坊。而且,这么一座280万平方米的大城确实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修建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城需要动员相当多的人力,耗费相当长的时间。王鲁湘:就是说社会组织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才可能搞这么大的工程。王巍:是的,这恰恰是它权力强化的一个标志。在深入挖掘中,考古人员对城墙的夯土层进行了分析和检测,很快,他们便得出了一个一致性的结论,这里应该是宫殿式建筑。王巍:这座宫殿是很精美的。遗址中发现的墙都是用泥抹的,泥的表面专门做出各种纹饰,然后再抹上白墙皮,把纹饰变成白颜色。令我们吃惊的是,与刻花墙皮一起出土了一种陶做的建筑材料,一面很粗糙,一面很光滑而且有纹饰,这种东西跟战国秦汉之后一些宫殿上常用的瓦是相似的。王鲁湘:我们常说“秦砖汉瓦”,现在看来“秦砖汉瓦”要往前提很多年了。王巍:以前我们所谓的“秦砖汉瓦”,砖是从秦代开始的,瓦是从汉代开始的。后来考古发现证明,西周时期已有比较多的瓦,但也只是高规格的建筑才能使用。商代所发现的瓦极少。但是没想到在4100年前瓦就出现了,而且数量、种类都很多,这表明这个高等级建筑的上面是有瓦作为装饰的,所以这座建筑的主人应该就是当时的最高统治者。陶寺遗址陶器碎片这样的结果带给考古人员的兴奋不言而喻。对如此大型的宫殿和精美的瓦片,他们有了更高的期待。那么,在显然早于二里头的情况下,这里会不会就是尧舜的都城呢?于是,他们马上与之前发现的陶文联系了起来。王巍:陶寺遗址出土的有些陶器上有陶文,而且是用类似毛笔的书写工具书写上去的,不是刻划的符号。王鲁湘:其中一个陶片上有个“文”字,是用红色的颜料写的。王巍:对,而且还有另外两个字。其中一个字上面一圈,中间一横,下面的有些残缺。有些学者认为可能是“尧”字,有的学者还有不同意见,但是陶片上的“文”字跟甲骨文的“文”字很显然是一脉相承的。王鲁湘:在各种器皿中发现图案的会多一点,发现文字或者符号的要少。王巍:少得多。因为这些是在墓里随葬的,出土时一般比较破碎。我们从上百片上千片中挑选出来进行复原,这个工作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将陶寺与二里头相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很多变化。比如陶寺有大的都城了,但是还没有发现宫城,宫殿虽然有一些,但是没有发现很成格局的、又有围城围绕的区域;二里头则出现了宫城,出现了中轴线对称的理念。我们在陶寺还没有发现官营的、为王服务的手工业作坊区,但是二里头宫城的旁边就有个区域专门做青铜器和绿松石制品。二者应该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陶寺中期大城代表了最早的、有点国家意思的时期,或者称为古国、邦国的阶段;二里头遗址时期则进入到一个新的王国阶段。王鲁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陶寺中期大城的这个时代,我们的文明起源已经跨入了国家的门槛;到了二里头的时候,王国已经存在了。那么,王国是在什么时间存在的?王巍:应该是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对墓葬的挖掘,一向是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一旦墓主的身份被确定,一切的问题便都迎刃而解。2001年,为了揭开陶寺的谜团,还原尧舜禹时代的真相,考古队对富人区最大的墓葬进行了深入挖掘。不久后,一个巨大的扰坑6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震惊,队长何驽的心一下子凉到了谷底。何努7:这个墓基本上被一直从上挖到底,将墓室的90%都挖掉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墓已经空了。但是既然已经挖下去将近五六米深了,快到棺了,我们想看看究竟还能剩下什么。愈向下挖,情况就愈加不妙——被拖上来的棺板、被拉上来的用比较细腻的红色纺织品做的棺罩,还有许多绿松石片,都在盗洞的底部发现了。这种绿松石片应该是原来墓主人身上戴着的某种饰品,或者是棺内所放的某种饰品,而现在居然出现在盗洞底部,墓穴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了。王鲁湘:当时你们应该很失望吧?何努:不过这时候忽然峰回路转——我们在清理墓壁的时候,突然发现在它的头端出现了玉器,而且不止一件,竟然有六把玉钺8。当然这些不都是玉的,有些是美玉即大理岩的,也很精美。它以猪的下颌骨为对称轴,一边摆三把,倒立着靠在头端的东侧墓壁上,每一把玉钺都有很精美的漆木棒,木胎,彩漆绘,非常漂亮。从这个发现,我们得到启示:这个大墓的重要随葬品,可能都在四壁上。随后,在大墓的四壁,考古人员发现了重要的随葬品:8件彩绘陶器,18件套的玉器和漆器,以及一对罕见的玉兽面。最令人兴奋的是,整个大墓挖出来,长1.7米,宽1.2米,墓棺本身已具有小墓的规模。整个墓棺好似一艘弧形的船,四壁嵌有随葬品。这些发现给考古人员的鼓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多年的经验,队员们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最有可能标注和反映墓主身份的六把玉钺身上。陶寺遗址玉钺王巍:实际上这个“王”字,根据学者的研究,就是由“钺”的象形字演变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当中,“王”字就是一个“钺”的形象。王鲁湘:下面的一横是钺的刃部。王巍:上面是顶部,两边是风字形。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认为,起码是在陶寺这个时期,钺恐怕已经从实用的武器变为军事权力的象征了。王鲁湘:就是一种军队指挥权。91短视频色

                        头,送老头呢,我们不是旗人么,讲究吃喝,他们送老头来了,我妈就赶紧给他们烙饼,再弄点别的,什么上街上买点炒花生,家里摊个鸡蛋,打上4两酒,那么一喝,得了,齐了。这些人哪,接长不短地送老头,吃饭,在那时候,相当不错了。所以那会儿我无形之中,他们来的那些学生,他们到这儿来学习,我那会儿小,我坐在旁边,我就把乐部的东西啊,我听会了一点儿。起码有些东西,乐部有些曲谱,工尺,那字不能念chǐ,念chě,上、尺、工、凡、六、五、乙,就是(简谱的)1234567。那天我问黄家小叔,我说乐部的东西你会吗,他说一点儿也不会,我们家的东西没传下来。(唱……)定:这都是听您祖父唱的?何:因为音乐家协会那些人都上家里学习来,我没特意学过。过去大清朝那会儿还有一个,说这人阵亡了,哀乐奏什么呢?等我想想啊,这个……《庆神欢》注190,人死了,不是成了神了么。词呢(哼调,词忘记了)?定:没事,您慢慢想。

                        2.宫廷逸事

                        何:我给你讲一段故事,这段故事是我祖父听谁说的呢?听乐部的老人儿说的,这件事外人可绝对不知道。这是咸丰年间,具体咸丰多少年不知道啊,正好赶上那天是大年初一,群臣朝贺,这边有赞礼郎,相当于现在的司仪,喊什么接神哪送神哪,这一套礼仪,很麻烦很烦琐。咱们这位咸丰爷呢,他身体不好,拉稀,正好是憋到这裤子里头,这好多礼仪还没开始呢,(赞礼郎)就喊“送神——”满汉两口喊完了,都喊出去了,文武百官大惊失色,咸丰爷一看哎哟,这可合了适了,赶紧到后头。要不这皇上当时要拉了一裤兜子稀,再让太监传出去,国耻!咸丰皇帝心说,这赞礼郎,他可是救了我了!这么着,把他调到乐部,去做中堂。事后你猜怎么着,好多人都为他捏了把汗,哎哟他也呆了,说我怎么喊完接神底下就喊送神啦?心说底下是斩首还是什么不知道呢,好,圣旨到,调他到乐部去当中堂大人。这事谁揪住不放呢,御史吴可读,注191一调查,叫歪打正着。于是写了一篇奏章要参奏这件事,题目就叫“一声驴吼坐中堂”。咸丰爷呢,反正自己也合了适了,也没出丑,你爱怎么奏怎么奏去吧。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这事也就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是惇五爷的事,惇五爷不是在乐部么,这件事好像是发生在同治年间,太监安德海不是得宠么,也是赶上一年的春节,文武群臣都点卯,朝贺天子朝贺太后。西太后问安子,人都到齐了没有,到齐了咱们可就行大礼了。安德海回话:“老佛爷,都到了,乐部没到呢”,乐部都看着堂官哪,堂官没去,我们也不去。惇五爷就在老佛爷这旁边,这附近就待着:“德海,过来。”“爷您有什么事?”嘿好,这大嘴巴子一下子就……,五爷是练武出身,骑马拉弓射箭哪,“啪”的一下,这听说啊,谁也没见着,把安德海打掉了两个牙,这血“哗”一下就出来了:“我是谁?乐部没到?我来了,我是谁?”这西太后一看不好,这五爷打了人啦,赶紧得岔过去,得了,咱们该进行还是进行。事后小安子到西太后那儿哭诉去了:“老佛爷你看……”“打了就打了吧,他连我也不认啊。”五爷的脾气确实是横,正因为他脾气特别不好,西太后特别恨他又怕他。五爷这人用现在的话来说是比较接近群众,我祖父那会儿跟好些个宗室子弟啊,觉罗子弟啊,在天坛大殿练功。天不是热吗,大伙儿累了,就在地板上睡觉,五爷是乐部的堂官哪,就下来看看,看见这帮乐舞生都在那儿睡觉呢,这老头就往毯子那儿一坐,拿水烟袋啪哒啪哒抽着烟。有小孩机灵的,一瞅五爷来了:“爷,我给您磕头”,“别,歇着,歇着”。其他有些事,我随便给您点一事儿,这是我从书上看的,您就别写了,据说五爷坐那轿子,轿杆折了,就把五爷蹾着了,一看:“哟怎么回事儿?”轿夫说您不是惇亲王么,给您蹾了(按惇与蹾同音)。五爷也没说什么。这是书上说的啊。这您别写,其他都是我祖父说的。定:那您祖父跟您讲不少故事。何:我突然想起我祖父说,皇上是怎么召见呢?甭管文武大臣递折子,都是事先约好了,从午门进朝房,进了午门之后,东西不是有平房么,您进去之后喝水等候,基本就等着召见了,折子已经递上去了,要批,您去接折子,这怎么办?这老公(指太监)啊,出了午门就吼啊,就吼这口啊,那绝对好嗓子,那不用扩大器啊。喊什么呢?我给您学学啊,因为我祖父他后来搞音乐的,他就学太监,从这儿到端门,恨不能到天安门,几乎都能听见。定:在哪儿喊?何:一出午门就喊,听着啊:“呸儿来——”就是皇上要召见,让跟着走。当时我那会儿啊,我不知道您今天采访我,是上养心殿还是上南书房我可没问。咱们当故事听吧。进去之后呢,迈3层台阶去接这批了的折子去,您把折子拿回去,您下这3层台阶,您就可以一二一了,您就可以走了。后来我问安双成注192,我得弄明白了,我说“呸儿来”,这满语里边有这么句话吗?安双成也琢磨半天,他说满语里把批的动词说是pilembi,是吧。定:pilembi,“批”pi是词根,是汉文,加上满文后缀变成动词了。何:安老师说你这发音哪,是北京味的满洲话,满洲话到清朝末年的时候都念走形了,京味的满洲话再加上口语,到宫里头发音哪,可能也不是标准的满语啦。反正这么喊吧,甭管汉人、满人还是蒙古人,还都懂。五几年来了个李爷爷,李爷爷说了个故事,现在我跟您说,敢说,那会儿可不敢。我说什么呀?神秘。我呢,小孩么,坐小桌上吃饭。他说呀,他说我舅舅在宫里当差,他们内务府的么,内务府上三旗的,内务府包衣,干粗活。他们爷俩搞一个工作叫什么呢,这是哪俩字呢,我琢磨着啊,是“晋降”(音),每年就4次。您回去的话,您无论如何您得查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打扫那大殿,太和殿、养心殿,这大殿得整理卫生,包括皇帝手下的龙书案、龙椅,擦得倍儿干净,不是天天擦,一年就归置4回,都是内务府(的人干),别的您八旗想干这差事,没有。它这晋降啊,是(李爷爷)的舅舅和表哥,他们俩亲父子您知道么?他舅舅带着他舅舅的孩子,这爷儿俩一块儿去打扫。他的儿子,就是李爷爷的表哥不本分,他说阿玛,皇上这宝座我坐一回行不行啊?他阿玛说:“孩子,杀头之罪,你可别胡来啊!”你想想,皇上来不是得喊酬么,这喊酬您听说过没有?“酬——”,可能就是酬谢的酬,为什么喊这个字不知道。得喊三遍酬,皇上要到哪个殿了,底下人先喊,哎哟那嗓子好,底下人就知道皇上来了,间隔多长时间不知道啊,二遍酬又喊了,到第三遍酬的时候皇上就进来了。所以为什么他有那么大胆子呢?他知道皇上要来的话先得喊酬,又不是什么大典的日子,他估计皇上不会来,所以他不容分说,不听爸爸的话,他就坐上龙椅了。坐上龙椅后,据他表哥自个儿说,就从龙椅上摔下来了。他说周围不是有好些龙的雕刻么,雕刻的那些龙都冲他扑过来了,拿爪子要抓他。用咱们现在的观点分析,很可能就是他心里害怕,那真是杀头之罪啊,坐龙椅,也有恐惧的心理吧。一下子就摔下来了,连帽子都掉下来了。这孩子还不接受教训,胡噜胡噜脑袋。这在大清朝都不敢说,这都是解放后了,能拿这当故事说了。还一档子事呢,他表哥在内务府除了打扫尘土以外,他还管皇上的仓库,有些珠宝玉器啊,打扫啊,擦一擦啊,归置这个。那会儿没几个人,一人就一人,俩人就俩人,他那天就一人儿,突然就出了坏心了。他看见那金壶,也不大,挺精致,他看没人看见,就揣到怀里了。没人发现,还挺好,挺好走吧,走?周围都是墙,找不着门了,哎哟走到这儿,“砰”,撞一墙,走到那儿,“砰”撞一墙,“哎我天天在这儿当差,我知道啊”,想出出不去,“轰”一下想起来了,听老人说啊,老年间库里有库神,赶快把那个金壶拿出来吧,拿出来搁到地上,哎,大门就在那边上哪!后来李爷爷说,那会儿要是有人报告皇上,这可了不得呀。还坐龙椅,要不怎么说是二百五呢。定:后来呢?何:后来老头说完就走啦。

                        3.关于满族

                        何:我祖父有一些老朋友,不知都是哪个部门的。有一天就来了一个,来了就吃饭,因为什么呢?我们家一直是管(朋友)饭,我们家饭局,也没有太好的招待,五几年哪,一来人好抓挠,磕几个鸡子儿,切点葱花儿摊鸡蛋,我妈喜欢烙饼,然后街上买大包的花生米,老头一喝酒,喝完了一拿烙饼摊鸡蛋,得了,这是一顿。招待人就这个。后来粮食一统购统销,我们家哪儿还有饭局啊。定:你们家每天就开流水席?就成天讲故事?何:不是,有时候也是因为有事引起。有一首歌不知道您听过没听过,跟清宫没什么关系,但也是清朝末年的事儿,有首歌叫《探清水河》。定:不就是蓝靛厂那边的么?何:哎对呀,我祖父有一老朋友姓罗,罗爷爷,旗人,他是蓝靛厂火器营的人,他在解放以前是巡官。上我们家来,也是老挨我们那儿吃饭,吃饭无形之中哎,说那个宋大莲死了,小六怎么着了,您知道这个故事么?实际说起来这件事太不应该了,太堵心了。蓝靛厂火器营住着个宋老三,他闺女叫宋大莲。跟一个小六,就是六哥,他们俩就自由恋爱,发生关系了,宋大莲跳河自杀了,为了殉情呢,这六哥哥后来一辈子没结婚。这也是罗巡官在我们家喝酒就聊起来了,我就问(六哥哥怎么了),他说六哥哥身体棒着呢,八十多了,还在农业社干活呢。这么一件事,弄得全中国都给人家唱,要搁到现在的话您唱得过来吗,啊?好家伙医院天天不做这个人流啊,就那么个事,跳河自杀了。这个有夹花的有不夹花的,咱们知道就完了啊。(唱《探清水河》)过去的仁风厚俗啊。还有这么个事,您去查查啊,《大清律》有没有这条我不知道,我听我祖父说的。说奸夫淫妇你得拿到证据,让仵作去验是不是真事,如果两人真的有不正当的关系,把他们俩都杀死,提着人头去报官,确实是这么回事,(杀人的人)是纠正淫风,不但无罪释放,还赏纹银2两。定:这个规定在《清律》没有,在《事例》中有没有就不知道了。这倒好查。何:您得筛选去。还有一事,也跟刑法有关系的。过去有生了双胞胎的,说谁谁家养了双棒儿注193。我爷爷就说,哼,生俩没关系,要是生仨的话,就得砍死一个。说那会儿如果一胎养了仨小子,你得报官,在北京的话你得报顺天府,在外省的话报府州县。这3个小子你家里甭养活,要送到北京来养活,是送到大理寺还是交给刑部,就不知道了,咱没刨根,就是听着玩儿。把这3个孩子好吃好喝养到18岁,然后赶到有一天,是冬至还是他们出生的日子,是哪天就不知道了,夜里头由宫里人拿一套黄马褂,去摸去,他们哥儿仨指不定摸着谁,就一个,就给这一个套上黄马褂,押赴刑场,把他给杀了。说这哥仨当中有一个是反叛,过去不叫反革命,叫反叛。杀了那一个以后,这剩下的哥儿俩呢,由官府出具证明,给路费,您该回山东回山东,该回山西回山西,就没你们哥儿俩的事了。如果生的是仨姑娘没事,就是小子。只有3个小子。定:我可没听说过这事儿。《清律》里也没见有这规定。何:您去查去。我是因为有街坊生了两个小孩,想起这事来了。我是戏说,没关系,您去掌舵去!我说太太你们懂吗?太太就是奶奶。有一件事情,我心里老不平,就是咱们满族的好些称呼,让别人都给弄错了。比如说管奶奶叫太太就很多人不知道。管自个儿的亲生母亲叫奶奶,管二妈叫额(è)娘,咱们的电视剧啊,叫额(é)娘,皇额娘,哎呀……听着别扭。还有叫贝(bèi)勒贝(bèi)子,听着别扭,应该是贝(bēi)勒贝(bēi)子。太乱了。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的,就是八旗这满蒙汉,它怎么区分,说是从旗上您就能看出来谁是满洲的,谁是蒙古的,谁是汉军的。咱们满洲的旗杆顶上,挂一鼠皮,就是小说里金兀术挂的那个滴里嘟噜的,灰鼠的皮似的。蒙古,挂的是一荷包,烟袋荷包。汉军是秃杆顶,就一旗子。定:按《大清会典》讲的,旗子就不一样。何:我一看电视剧里头,(八旗兵)出来了,正黄旗、镶黄旗,我一看全是汉军旗。黄带子头里走,后头全是汉军旗。这分不出来。还有一个,俄罗色蒙古旗,这您研究过吗?定:我没听说过,您说。何:这是回民入旗。回民官到三品以后,皇上赏吃御宴,皇上赏吃的御宴难免有什么乳猪啊什么,怎么办?你就不能算是伊斯兰了,这叫反教了,反教怎么办呢?算你入旗。你算哪旗啊?也不能把你搁到满洲里头,也不能搁到汉军里头,就给他单列一个旗,叫俄罗色蒙古旗。我们家什么东西都丢了,就还有一本《满汉辞典》,是道光年间的手抄本,上边还写着俄罗色蒙古旗,我一看:“哟。”一般人恐怕……这是回民入旗。你就入旗吧。这是大清的国法!你官到三品了,这是规矩。(我祖父)就说庆老头(庆亲王奕劻)啊,胡子全是黄的,还一边说话一边闻鼻烟,后来我问金恒绩,说你们家老祖闻鼻烟闻得胡子都黄了,你知道吗?他说这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家鼻烟壶倒是挺多的。所以呢,这咱们都是听说。我跟金恒绩他母亲张莉珊注194提过这事。定:对,张莉珊,就是金莉珊。何:我管她叫老太君,抬高身价么。她属羊,她今年是88周岁。德胜门晓市啊,我跟我妈还去过呢。那阵儿我妈拉着我,这都是解放以后,我们家那儿供碟儿,就跟拴螃蟹似的这么一摞:“走,你跟我去。”去了,铺一张布,把碟往上一摆,您爱买几个买几个,剩下的我们就拿回家去……也卖出点去吧。都这么大供碟,拿小线拴着,得,经济萧条,就是卖东西。我还跟着去过呢。那东西一直摆到哪儿啊?一直摆到现在的西藏驻京办事处,就是关帝庙,武庙,注195我跟我妈一直摆到关帝庙后身。这我都赶上过。您甭说摆小摊,穿的不能破衣拉撒的,您得干干净净的,练摊去,要不谁上你那儿买东西?定:是不是那会儿摆小摊的差不多净是旗人呢?何:差不多都是。坐吃山空,没底儿啊,就是有字画卖字画,后来就卖碟子卖碗,就是黑饸饹末锅了,这是一个老北京的歇后语,饸饹面您知道吗?末锅呢,这锅底老煮呢都给煮煳了,叫黑饸饹末锅,最末一锅。那会儿我母亲小学毕业,可是高小啊,别人高小毕业能找一份好工作,那是响当当的。(我母亲)拿着高小毕业的(证书),一看,名字是秀珍,也没有姓,满族,不要。我舅舅呢,也是,他高小毕业了,他叫秀绪,后来怎么办呢?改名吧。可是头里那姓咱不能胡姓啊,找一个什么根据吧,后来他们一个老曾祖母的娘家是汉军旗人,姓王,说干脆,咱们跟着老太太的娘家,咱们姓王得了。这么着,我母亲填一个王秀珍,汉族。去了,就有工作了。不单这样啊,我小学上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叫什么琴的,报了少数民族。报一满族,老师就给发3块钱。我说我要是也报一满族,她也给我3块钱,解放的时候给3块钱可不少了。但是咱不要那个,咱也不缺那个,怕什么呀?怕有政策,等把(少数民族)统计好了,你是满族,再给你尅回东北去!有一次统计户口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知道将来又有什么政策啊,回头再给你整一家伙,害怕。定:您就一直没报满族?何:到后来呀,孩子不是要上学了么,这才给更正回来。1989年,这叫恢复满族。

                        4.白莲教、义和团和一贯道

                        何:我再给您讲白莲教。白莲教我祖父跟我说过,但是这件事咱们得批判着看。清朝末年哪,就是我祖父出生的时候,以前是不是这么干的咱们不知道,像同

                        少家产,但这次大出血还是几乎掏空了他的家底。所幸成功贿选,要不然只能去跳黄河。可话又说回来,“贿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要比“不选”进步得多,毕竟“贿选”在政治透明度上远胜暗箱操作的“不选”。1923年的国庆节,即10月10日,曹锟兴冲冲地从保定赶回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成功贿选总统成了年度头条新闻,这么火辣的内幕当然也引起了海内外的共同抨击。其中,“民国骂神”吴稚晖的表现最出彩。吴稚晖同志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口才十分厉害,世称“疯狗”,威名远扬四方,没人惹得起他。他的厉害之处主要在于两点:一是逮着谁咬谁,从老一辈的慈禧到小字辈的汪精卫、蒋介石和戴笠,都被他尽情地“咬”过,差点没撕碎了。二是他的口味相当重,火力总是在对方的脐下三寸左右徘徊,爱惜面子的人很难骂回去。像这一次,他就给曹三爷想了一个“省钱”的招——男人的精子若能全部胎化为人,那么曹锟与太太云雨一次,便可以生出四万万个子女,一致都选老子,就不用花那么多的钱去收买议员。黄段子的生命力一向很强,尤其是在市井间,因此吴先生的这个荤段子深得老百姓的钟爱,传着传着,曹锟就得到了一个“精虫总统”的非荣誉称号。曹三爷的个人威信因此严重下降不说,更严重的是,他贿选总统的行为将吴大帅这些年拼死拼活为直系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本一扫而光。这对直系的前途而言,是一个十分不妙的信号。“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曹锟贿选总统,令孙中山先生十分不开心,可他也知道,凭自己的力量目前无法撼动直系,好在自己正行走在正确的大路上,早晚都会干掉北洋军阀,只是这需要一些时间。为了更好地借助苏联的力量和经验强大自己,孙大元帅决定向前辈取经。于是,1923年8月,蒋介石作为孙中山口中最能干的人,率领“孙逸仙博士考察团”前往苏联考察。什么时候孙中山拥有博士学历了?其实孙中山只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本科生而已,其博士头衔十有八九是人们把Dr.(医生)误译成博士所致。尽管未曾取得医学博士学位,但孙中山还是不失为一位晚清名医,他行医的故事不少,其医德更是有口皆碑。孙中山此番派遣蒋介石赴苏考察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与苏联共产党中央高层以及共产国际高层进行面对面地沟通交流,增进彼此的了解,学习更多的经验,争取更大的同情和更多的援助。其二,在蒋介石出发之前,国民党党中央和总参谋部鉴于北伐屡次失利的不利局面,想出了一个似乎快速有效的北伐方案——尽可能将战场转移到更利于接收苏联物资援助也距离北京路途更近的中国西北地区。具体说来就是,孙中山希望苏联帮助国民党在外蒙古的库仑(今乌兰巴托)办一所军官学校,进而帮助国民党训练出一支军队,然后从外蒙古发起进攻,干掉曹锟这厮以及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这个军事计划,苏联军委主席托洛茨基明确拒绝了蒋介石:你们应该将绝大部分注意力放到宣传工作上,尽量减少军事活动。你们应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外蒙古发起军事行动,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尽管蒋介石努力争辩,但苏联坚决不支持国民党的外蒙古军事计划。这让蒋介石很生气,他当天在日记里写了一段话说:求人不如求己,一些人宣称是你的盟友,但是他考虑问题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杨天石《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在苏联取了三个月的经,但“蒋僧”与唐僧不同,他发现苏联并非极乐世界。他在日记中说:在我没去苏联之前,我相信苏联对我们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是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考察的结果让我感到了苏联对新疆、蒙古和东北的领土野心,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感觉苏联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比西方殖民地主义更危险。了不起!政治阅历并不深的蒋介石,居然能嗅到“霸权主义”的味道。由此,民族主义者蒋介石感到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完全是出于领土野心和不良目的。尽管蒋介石同志之前曾认真攻读马列主义著作,曾认为中国革命可以分两步走——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下一阶段,但是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出面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他以“须请命孙先生”的托词婉拒。蒋介石满怀期望地去苏联取经,却没有修成正果,可他也并非毫无收获,通过仔细观察和沟通交流,他总结出了两条革命经验:经验一,必须独立、自动、不受外人支配。经验二,“一个主义一个党”,革命必须由“一党来专政和专制”。可以说,正是这次苏联之行,使得蒋介石对共产党和苏联的态度产生一百八十度转弯,为他在四年之后进行的武力清党埋下了伏笔。尽管蒋介石觉得苏联危险,但蒋介石更知道,这时的国民党根本就离不开苏联的援助。这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永远追逐利益的最大化。1923年10月6日,苏联顾问鲍罗廷到达广州。在接下来的七个星期中,孙中山、鲍罗廷两人定期就国民党改组计划进行商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经过艰苦努力,压下党内的不同声音,坚决改组国民党,他要将一个“士大夫”阶层的团体改造成有人民参加、有人民支持的合格的政党。值得一提的是,马林提出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于是共产国际命令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斡旋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与中国国民党的蜜月期。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独立的、鲜明的政治主张,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它也未获得独立运作的授权,没有能力独立行动,所以,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官方思想就是遵照共产国际的命令,真诚协助国民党。由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得以正式确立。而孙中山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创建一支忠于党忠于自己的军队。要有这样的军队,就必须要有培养军官的学校。于是他决定创办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国立广东大学和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前者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那么,广为人知的黄埔军校在哪里?其实,从来就没有什么“黄埔军校”,只是因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定址广州市黄埔区长洲岛,大家就以地名“黄埔”代称它,其真名反而被世人忽略。下面就来聊一聊这个培养了国共两党无数将星的摇篮,说一说这所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军校。第十章黄埔!黄埔

                        黄埔新立

                        在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终于迈出了“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第一步:成立军校筹备委员会,并任命37岁的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埔军校的筹备过程中,由于筹备工作繁重,办校经费、武器弹药和训练器械极度缺乏,以及不少老资历的革命干部出于心理不平衡对他处处掣肘,蒋介石多次打算撂挑子不干,最后还是孙中山拿出老领导的架子猛批了他一顿,才让其勉为其难地挑起这副担子。1924年初春的广州,细雨绵绵,春寒料峭。阴霾的天气和淅淅沥沥的小雨交替上演,似乎在告诉人们:冬天并没有走远。如此寒冷的天气里,南堤2号新打出来的“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招牌似乎也被冻得瑟瑟发抖,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筹委会那一大帮子人的热血豪情。革命形势喜人,时不我待,众人都很心急,也很努力。1月下旬才建立筹委会,5月学校就落成并开始招生,6月16日新生竟然就入学了。这样的进度不免令人浮想联翩。其实按现在的标准,黄埔军校算不得一个正规的军校。说不正规,是不想扫这些历史牛人的面子,要讲难听点,就是学校有点“野鸡”的意思。黄埔军校虽然有点那个,但总算是起步了,一穷二白,多不容易!下面一起来看一看黄埔军校的第一届领导班子,请注意,其中的大部分人都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叱咤风云。军校总理——孙中山孙先生这一辈子最爱的就是总理这一称呼,以至于军校都要设置一个总理。校长——蒋介石虽说他的资历不够老,不过作为唯一既精通军事还懂政治宣传又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高级干部,这个校长也就只好由他来做。当然,这跟他擅长搞人际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如他的盟兄弟张静江、戴季陶、许崇智,还有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廖仲恺都愿意为他说话,都支持他做校长。党代表——廖仲恺他从未在部队待过,但追随孙中山多年,久经考验,搞财政的能力也不错。这个党代表制度是学习苏联的,相当于咱们现在军校的政委。政治部主任——戴季陶这位仁兄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跑路了,不辞而别。经过小心求证,发现此事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有关。黄埔军校的权力结构是这样的,廖仲恺任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构成看似平衡的三驾马车。平时由校长负责具体工作,党代表辅助并监督之,政治部主任则是党代表的参谋长,特殊情况下可行党代表职权,当临时的老大。这样问题就来了。校长蒋介石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是铁哥们,“蒋戴”组合联手,在黄埔有谁能相抗?对于黄埔军校这样一个各方利益纠葛其中的香饽饽,这显然破坏了其中的政治权力平衡。所以国民党内部的眼红人士纷纷跳出来反对:或蒋走,或戴走,两者余一!戴季陶够义气,他把机会留给了蒋介石,自己离开黄埔军校,去筹办一所新的大学——中山大学。可话又说回来,还好他跑掉了,英俊有为的周恩来才能接任。战术总教官——何应钦他在日本振武学校念过书,是蒋介石的校友。一年前还在贵州军阀手下干活,职务是贵州省军区参谋长,可惜那边窝里斗得太厉害,于是转投前途远大的蒋介石同学。后来,何应钦成为在黄埔系中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一直在台湾干到退休。教练部主任——李济深之前说过李济深与胡汉民、邓铿二人之间的关系,这里就不重复了。他毕业于保定军校,于邓铿死后不久升为粤军第一师师长。他不仅是粤军中的实力派,而且跟新桂系的关系很不错,在两广一带有很强的活动能量。此人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教育长、总队长兼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毕业于保定军校,原为粤军第一师参谋,后来搞了一个“第三党”跟蒋介石唱对台戏。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毕业于保定军校,一遇到危险就逃跑,实在是没脸没皮的经典人物。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两年前还只是个下级军官的叶剑英,此时竟跃升为教授部副主任。究其原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事件中,他火线“救驾”,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顾问团团长——来自苏联的加伦将军此人本名布留赫尔,后被封为苏联元帅。他领导的顾问团还包括了炮兵专家鲍罗金,通信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切列潘诺夫……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师生的战术水平。校长办公厅主任——陈诚陈诚,字辞修。毕业于保定军校,一生追随蒋介石,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是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之一。招生委员会委员——陈果夫此人是蒋介石把兄弟陈其美的亲侄子。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陈立夫陈果夫的亲弟弟,陈其美的亲侄子,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毕业生。谁也不会想到,这所在不起眼的小岛上颤颤巍巍起步的黄埔军校,竟然在日后名扬天下。从此时起,直到1976年叶剑英主导粉碎“四人帮”为止,在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起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会看到黄埔军人的影子。生源黄埔军校的优秀教师、优秀毕业生实在太多,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部书或者拍一部电影。那么,是什么力量使这个仓促搭建的草台班子爆发出如此不可思议的能量?不要着急,先领略一番黄埔美景再说。在广州东约二十公里外,珠江的江心,有一个树木葱郁、山峦起伏的小岛,因其形状狭长,故而得名长洲岛。黄埔军校就坐落在长洲岛上,坐南朝北,总建筑面积一万多平方米,青砖古屋,石板街巷,雕花木窗,是岭南特色浓郁的南方祠堂式建筑。学校最美的季节要数秋天: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翠醉石屋人。不过黄埔军校的菁华不在它的美景,而是学校大门上的一副对联:上联:升官发财请往他处下联: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看到这里,不知道诸位对黄埔军校的成功密码是否有了一丝了然?黄埔军校之所以能成功,关键在于优秀的生源素质。说起生源,我们先看看当时的其他势力都是怎么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连年的战争已经使当时的兵源严重枯竭,所以各地军阀把征兵工作看得非常重要,都派出得力干将四处征兵,不惜回到各自的老家坑蒙拐骗,甚至直接绑架。看这架势,当时对兵源的争夺程度绝不亚于现在的民办大学招生,甚至更加残酷。一不小心,招生人员还可能掉脑袋。张作霖手下那位人称“五毒大将军”的奇将张宗昌,他就干过这么一件荒唐烂事儿:张宗昌派自己的四个亲信去山东开展征兵工作,可那四个招生负责人活做得不尽如人意,没招到几个兵,结果四个人全部被张宗昌枪毙。招生难!招到优秀学生更难!不过黄埔牛就牛在这里:不愁生源。说到这一点,那就得感谢苏联和共产党的帮助了,当然也要归功于孙中山的求变。孙中山以苏联为师,不但获得了实打实的物质援助,而且在苏联或者说共产党的帮助下,大大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思想素质。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放弃了眼睛只向上看的习惯,放弃了对普通百姓的傲慢态度。国民党开始真心地、热诚地到基层去,到工人农民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论。因此,国人开始觉得孙中山、广东政府代表的是进步和希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时间,“到黄埔军校去”成了最时尚的口号,无数有志青年纷纷行动。他们或者是赞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又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推荐的精英。总之,他们成群结队地到广州去,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国。1924年的广州,精英云集,正是这些人领衔主演了中国几十年的近现代史大戏。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招生不像那些军阀,是人就招,而是要讲条件的。请看黄埔苛刻的入学标准:标准一,政治合格。考生得根正苗红才行。说得简单点,就是考生得是“本党党员”,或者是“认同本党主张”,又或者由“本党党员”推荐。“本党”当然是指国民党了。不对吧?黄埔军校的学生可有不少共产党学员,难不成是国民党代表推荐的?没错,确实如此。那个时候国共是一家人,所以这些共产党员是有双重身份的,他们同时也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一大”一百九十六名代表中,有国共双重党籍的代表超过了百分之十,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毛泽东等高层领导都是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当选了候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更是位列五人主席团。标准二,得有较高的文化水平。黄埔军校的招生考试分初试、复试、总试三关,考试内容竟然包括了那个时代很少有人听说过的几何、代数。没有高中知识是很难考过的,也就是说考生应试之前就已经拥有高中以上同等学力。标准三,面试要能过关。实际上就是对口才和应变能力要求较高,因为这些人毕业之后大小也是个干部,是干部就得搞政治宣传工作,口才不行、应变能力差是干不了政治宣传工作的。面试主要考的是考生对“主义”的理解程度和对“革命”的向往程度。当然,你得用嘴巴表达出来,最好还要表现得慷慨激昂一点。据说面试还有一个特殊内容——考核外貌。蒋校长对那些骨骼清奇、面相端正和目光有神的学生会心生好感,并

                        和理解《24重人格》一书中人物内心活动变化的描写。最近,应编辑要求,帮忙审阅一本新书——《17个分身》(SwitchingTime),不胜荣幸又深感不安。荣幸之处是能先于普通读者一睹为快,不安之处是如何写就读后感。因为在过去的数年里,国内相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介绍和心理咨询师的培训已做了很多工作,国内不乏这方面的专家。我只能尝试以一名普通读者身份谈一些阅后感想,权作抛石引玉之荐。“人之初,性本善”,但成人之后的社会为什么会衍生出人生百态呢?生物学家可能热衷于个体基因的变异,试图从微观的科学实验中找出答案;社会学家可能会探讨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对人的影响(诸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而心理学家则试图从个体的心理发展、人格成长经历中找出潜在的内在规律,尤其是精神动力学理论更强调童年期的创伤经历对日后成年的影响。本书则是以一名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经历,来描写一名历经数十年心理障碍(多重人格)困扰与折磨的患者的血泪人生,以及如何找出导致患者多年精神异常、行为离奇的根源——隐藏在记忆深处的、不堪回首的乱伦与被虐,帮助其逐步面对过去与现在,重新找回自我,更好地生活并且享受人生的幸福。“SwitchingTime”,中文直译是转换的时空,即对自己的某些所作所为事后不能回忆与认识,好像有某些时间段记忆的缺失,但的确又是患者所作,并非刻意否认与回避。这种时间、空间的快速转换往往与患者自己未意识到的角色或身份快速转换有关,在精神病理学中称为人格的解离或多重人格。一般来说,这种现象并不多见,就像书本中所介绍的,大多与童年期受到性虐待创伤的体验有关,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一种不恰当的心理防卫机制使然——通过儿童的自我内心想象,用不同的替身来代替原有的自我去面对和压抑痛苦,如本书中的17个分身或分裂人格。民间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说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早就认识到童年的成长经历对一个人今后人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就像书中的主人公卡伦后来所呼吁的:“当孩子们受到伤害——就像过去的我一样——他们再也不会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孩子会转向他们所知唯一安全的地方——自己的内心世界。”可见儿童是多么的脆弱与无辜,他们需要保护。虽然对于成年人而言,性是人的本能,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但对儿童而言,乱伦以及性侵犯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巨大创伤与阴影,会严重影响其人格成长与完善,以及成人后的生活与社会适应。当然,本书也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西方社会所存在的阴暗面,利用宗教仪式与信仰来虐待儿童,满足少部分成人的欲望与兽行。虽然人类对自然世界已有了很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但对人的心理世界的认识与了解仍然相当肤浅,它仍然如浩瀚深邃的天空,对人类而言是无限的、未知的。就如同本书作者贝尔医生所言,他是花了近18年治疗时间,才逐步认识、理解并帮助患者卡伦重新恢复如常人般生活。这期间需要治疗师的耐心、信心与爱心,更需要有对专业的执著与毅力,以及对病人的尊重、宽容、理解与同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需要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的心理学工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即透过病人的症状或行为表象来揭开其外衣,并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赢得病人的信任,逐步揭示出病人潜在的内心冲突或记忆深处的心理创伤经历)。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长期相互信任的治疗性关系,病人才会逐步敞开心扉,治疗师才可能更真实地进入到病人内心世界之中,找出解决心理障碍的症结所在。倘若仅寄希望于“急功近利”、“手到擒来”、“立竿见影”式的心理帮助则无疑是徒劳的。本书从一位心理治疗师的视角描写了一名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诊治过程,文字精练,通俗易懂,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不失为一本了解人的心理世界的普及读物;对于父母、教育工作者而言,本书不可不读,它会让人们认识到如何真正关爱孩子、保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受虐待。当然,对于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工作者而言,这是一本具有专业色彩,但又深入浅出的必读教材,它会帮助我们认识到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工作的意义与助人的价值,同时也体会到工作的艰辛与漫长;同时,进一步体会和认识到病人的内心世界是复杂与多变的,更好地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得失与经验,并努力真正做到帮助有心理创伤与痛苦的人去面对过去、规划未来、重塑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大人们学会呵护与关爱,为中国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快乐、无忧的童年,因为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序言护士一直叫我“卡伦”,所以我想那应该是我的名字吧。我知道我人在医院,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进来的。肚子上缠着绷带,呼吸时胸口会痛;我躺在床上——感觉自己置身陌生世界中,寂静、恐惧、孤单。我好怕自己疯了。我被移到另一个房间。我猜我大概刚生完小孩(腹部贴着绷带,还有这一层楼全都是妈妈和新生儿)。护士走进来,掀开绷带瞧瞧;我的腹部有道6英寸长的疤,紧贴耻骨上缘,略带弧度的缝线看起来像一抹狰狞的笑容。一名男士走进来。瘦高个儿,小平头,身上有啤酒味,脸上挂着傻傻的微笑;他对我说:我们有一个女娃儿了。我也对他微笑。他一定是孩子的父亲,我想,但我压根儿记不起他是谁。“卡伦,我们有了漂亮的莎拉,”他说,“你想什么时候回家?”我不知道“家”在哪儿,也不知道家里还有什么人。“你得先问医生,”我说,虚弱地笑了笑,“她叫莎拉吗?”“莎拉,那还用说!”他说,“难道你改变主意了?”“噢,没有啦,莎拉很美,”我说。我好害怕,脑袋糊里糊涂的,但我觉得我应该隐藏我的困惑。我怎么能问他:“你是谁?”他们一定会说我疯了。我希望我没疯。不过我很确定,一旦他们发现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一定会把我关起来。我开始回想生产前的印象——他们推我穿过一条通往电梯的绿色走道。水管贴着天花板。还有悬在我上方、那一张张说个不停、上下颠倒的脸。我记得护士把我绑起来——先是腿,再是手臂。我好像想起来了……我不能动!拜托!不要伤害我!我奋力挣扎想挣脱束缚。我看不见藏在布幔后的医生。他的手悬在我腹部上方,我感觉到他手里的手术刀,接着,腹部感到一阵刺痛。我两脚乱踢,想尖叫,但声音却出不来;我的口气酸臭,令人作呕,喉咙里则堆满呕吐物。我用力喘气,吸气。医生看见我的脚在动,便朝护士咆哮了几句。有人拿面罩罩住我的脸。然后我消失了。莎拉出生后的头几天,我得知家里还有个两岁的儿子,詹姆斯,他有一头波浪般的金发和一对我见过最蓝的眸子。我在我妈带来的照片中看见他的模样。我想那人应该是我妈。她谈起生我有多辛苦:“你是第一个。第一胎最难生。我好像痛了一辈子。咱们那时跟现在不一样,哪有这么多了不得的止痛药啊!我还记得你差点把我撕成两半,害我被缝好多针。”其实她几乎不让我有机会说话,我只要听就行了。没多久,这个穿着俗气(身上一堆动物图案)、总是把话题往自己带的女人搞得我越来越不耐烦。她的丈夫、我的父亲——马丁——是个阴沉、令人畏惧的魁梧男人。他短暂现身,问我好不好却无意等我回答,看了几分钟电视节目,然后就走了。奇怪的是,我既不惊慌、也不意外就接受了有关我和我家人的“新近才了解的现实”。虽然这一切令我十分困惑,但我隐约意识到自己过去也有过相同的处境。假装着,应付着,默默搜集各种我记不起来的信息——这感觉很熟悉,而且不知为何,我知道我最好紧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有时候,我会在家人来访时装睡,好偷听他们谈话,偷偷了解我的丈夫、我的兄弟、他们的家人以及我们的朋友。我听见我妈叫我丈夫“乔希”,他则叫她“卡特里娜”。乔希在搬场公司当工头,负责确认货物装载是否正确,确保准时出车。他偶尔会在午餐时间来看我,但他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子,抽空探访对他来说有些困难。我还不能出院。原因是我每次深呼吸,整个右胸便有如刀刺般的疼痛。后来,内科医生说我得了“吸入性肺炎”,因为我在剖腹产时把呕吐物吸进肺里了。我得静脉注射抗生素,继续住院三个礼拜。我发烧的状况时好时坏,却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于是他们找来外科医生,把我送进手术房,切除部分右肺,医生说那儿长了一个“脓肿”。我继续在医院待了一段时间,但不清楚住了多久;我想我可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如此反反复复好一阵子。回家后,尽管右胸仍持续疼痛,我仍努力去了解自己原本是个什么样的人。亲朋好友来电问候,上门看望刚出世的宝宝;在我有办法从别处得知自己和某人的关系前,我尽可能言不及义,随便聊些什么。我找到许多相册,频频翻阅;这些相册仿佛是某人特地留给我的。我仔细阅读,发现照片底下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于是我渐渐成为相片里的那个人了。我丈夫越来越恶劣。他对我大吼大叫,因为我在医院待了6个礼拜,回到家也不能处理家务。疼痛加上疲倦使我能做的事非常有限,为此他狠狠诅咒我。我不想跟乔希做爱,我根本不认识他,所以只好频频抱怨胸侧疼痛。最惨的是,我儿子(起初他在我眼里根本是个陌生人)知道我不是他妈,于是我花了好几个月才得到他的信任,被他接纳。但日子总要继续下去。我逐渐习惯做家务,也习惯来自乔希和妈妈的要求、命令,重新融入当志愿者、帮朋友跑腿、照顾小孩的忙碌生活。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3年多,我彻底陷入绝望深渊。肺部手术留下的疤痕搞得我整日难受,我频频就医,医生换过一个又一个,想找出问题所在,但没人知道为什么。除了疼痛,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活在谎言中。我已习惯我的家人,但我的时间仍出现不连贯的空白,个中原因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会忘记自己曾穿衣打扮,或者在床边发现一本书,却不记得自己是否看过。我想我一定是哪里不对劲,而且情况很严重。我怕我会发疯,怕被关起来。我该找谁说?情况已完全失控。最后,我打了医院的紧急热线,对方介绍我找罗莎·冈萨雷斯医生,一名精神科医生。我拨电话到冈萨雷斯医生的办公室,接线员说医生已经有约了;她安排我找另一位医生就诊,冈萨雷斯医生的合伙人——理查德·贝尔医生。第一部苟且偷生第1章错误的开始1989年1月11日,我穿过窄窄的走道,经过另外两位医生的办公室,进入候诊室与卡伦见面。她坐在角落,垂着头,烦躁地把玩皮包背带。29岁的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老,体型过胖,圆脸,蓬乱的棕色短发,发梢微卷,褐眼,戴金边眼镜,额头正中央有道半圆形的锯齿状疤痕。她衣着整洁,但黑色棉长裤与棕色上衣似乎暗示她不想引人注目。她没化妆,除了结婚戒指,身上也未佩戴任何珠宝首饰。我走近,她正好抬头,眼神仿佛在说,“嗨,抱歉,我放弃自己了。”“快进来,”我说。她缓慢、过度谦逊、愧疚又无助地走到我面前。她的身体和情绪都很沉重,仿佛上了年纪,僵硬而迟钝。我是个年轻的精神科医生。在我们这一行,37岁算年轻了。我身高6英尺多一点,原本深棕色的头发夹杂几许灰白;以前有位同性恋病人说,我有张男孩般的漂亮脸蛋。我执业7年,部分时间待在芝加哥南边以工人阶级为主的郊区工作。这里的病人多是沮丧或焦虑的家庭主妇,也有不少中年躁狂抑郁症患者和几位受更年期忧郁症之苦的老人家(老年人是这种问题的好发群体),另外还有高功能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和一两位修道者。这儿是行医的好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精神疾病供我观察(而且几乎每个病人都有基本的医疗保险)。除了郊区,我多半待在芝加哥闹市区的办公室,从事病人的精神分析之类的工作。冈萨雷斯医生和我轮流使用这间办公室。这是栋30层砖造大楼,位于沿公路的商业区内,附近有汽车特许经销店和快餐厅。办公室设备简单,没什么装潢:一张大橡木桌、两张面向书桌的椅子、一张小墙角桌——桌上摆着一盆中规中矩的人造丝花,是我妻子送的礼物。横跨整片墙的窗户面向第95街,街上的车水马龙一览无遗。墙壁是灰白色的,地毯及家具则是深浅不一的褐色;除了那扇窗,屋里的陈设不易令人分心。卡伦在面向书桌的椅子上坐下来,叹了口气。“找我有事吗?”我问道。这是我的标准开场白,因为这句话能让人在不过度防卫的状态下吐露心声;其他诸如你想怎么办?你怎么了?我了解你很沮丧等措辞都容易引人不快。卡伦不自在地动一动,试着找到最舒服的坐姿。椅子对她来说太小了,但她退缩并微微倾向一侧的姿势却令她看起来稍小一些。“过去3年半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沮丧,”她说。开口之前,她短促地吸了口气,给人一种犹豫不决的印象。她似乎费了很大劲儿才能开口,感觉很勉强。她没再说话。“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形吗?”我问。她耸耸肩,但摇了摇头。“除了沮丧,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再次摇头。“嗯……我是生了第二胎——我女儿——以后才这样的。剖腹产。”她简单描述住院经过,“但我还是会痛,”卡伦再度叹气,然后振作精神继续说。“后来医生切开我的背,取出一部分肺。”她划了一道从右胸延伸到脊椎的长弧线。“我病了很久,没办法马上陪宝宝,”卡伦眼眶微湿,“没办法喂母奶。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两岁半的儿子竟然排斥我。”她说医生开给她抗抑郁药和止痛药,但止痛药反倒让她更沮丧。长期受疼痛之苦的病人常有情绪沮丧的问题,我想她这辈子大概也无法摆脱这种折磨了。“现在家里状况怎么样?”我问。她再次耸肩,愧疚又无助。她说话时,似乎必须用力挤出每个字,好像有某种内在力量阻止她把问题告诉我。她说得很慢,等得我差点走神。“宝宝出生后,我的婚姻彻底完蛋了。我没办法好好跟我先生相处。”卡伦停下来,很丢脸的样子。“生完宝宝,我大概胖了100磅。大家都轻蔑地对待我,我无法拒绝别人。”她停顿了一下,看看我,仿佛在寻求响应;但我了解得不够多,不足以评论,于是只好等她吐露更多。卡伦再次挪动身体,继续说下去。“我哭个不停,而疼痛也让我没法儿出去工作。我在家常常痛到受不了;但只要一出门,状况就好多了。”她移开视线,然后再转回来看着我。“生病让我觉得很有罪恶感。家人这么帮我,我觉得我亏欠他们。”“你亏欠他们?”“因为他们必须帮助我……”她再次扭过头去,逃避我的视线。她继续说下去。她说她晚上醒来后就无法再入睡,但她已不在乎了;她没有精神,爱掉眼泪,没办法专心,她把药停了,她……聆听过程中,我看见了一个无法帮助自己的女人。她将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几近坚持地扮演这个角色,我感到有些不耐烦。我知道她很沮丧,她的症状也都能用药物协助控制,然而,我觉得她似乎压抑住某些导致她抑郁的人格倾向,使得治疗工作益发困难。听完她的故事,我开始问一些例行问题,评估其精神状况。她确实呈现相当程度的沮丧与抑郁,但她否认曾经萌生自杀念头。我决定开药治疗她的沮丧症状,暂时不处理人格倾向的部分。我请她下周复诊。她顺从地接过处方笺,离开办公室。看见她离开,我的精神稍微振作了些。※※※※直到卡伦复诊我才想起她这个人。她说她感觉好多了,也睡得比较好,但她仍觉得悲伤。“我吃这个药偶尔会头昏眼花,”她说,扯拉长裤上的线头,“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我想不想继续吃药。”“

                        时对自己当年有救命之恩的陈洪范正好在熊文灿手下,于是张献忠派人携重金与美女贿赂陈洪范,对陈洪范说:“我主帅蒙恩公搭救,大恩未报,今日相遇实乃天意,愿率部投降。”陈洪范大喜,将此事告诉熊文灿,如果换上孙传庭或洪承畴,此时一定是先接纳张献忠的投降,把他稳住,然后在受降仪式上将张献忠等贼首剁成肉泥,然而熊文灿还真的相信了张献忠的投降,并将此事上奏崇祯。在崇祯内心深处,其实是把后金政权作为自己的第一敌人,于是崇祯也主张招抚张献忠。由于张献忠投降的示范效应,闯塌天(刘国能)、罗汝才、十反王(杨友贤)、托天王(常国安)、混十万(马进忠)、射塌天(李万庆)、过天星(惠登相)、关索(王光恩)各部纷纷向熊文灿投降。熊文灿接纳了各部投降,并发给他们军饷,各路农民军由此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机。在熊文灿招降张献忠各部的同时,孙传庭和洪承畴在陕西与李自成死磕,李自成打不过他们,便带兵杀进四川,而后洪承畴率军进入四川追剿。李自成便跟洪承畴捉起了迷藏,他带兵从四川又杀回陕西。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孙传庭亲率秦兵在潼关原设伏,每五十里设一路伏兵,李自成、革里眼、左金王、老回回所部掉入孙传庭的包围圈时尚茫然不知,李自成下令部队开饭,正吃着半截,伏兵四起,与此同时洪承畴派兵在后截杀,端着饭碗的李自成部队自相践踏,死伤惨重。李自成弃马步战上山,山上孙传庭伏兵杀出,最终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打得只剩十八人,李自成和刘宗敏侥幸逃生。至此,李自成还剩十八人,张献忠已经被招降,看起来明朝似乎中兴有望了。崇祯说:“再用十年,必将社稷兴盛,天下太平。”然而,历史没有给崇祯任何机会,一丝希望瞬间幻灭,就在此时,皇太极第四次南侵,崇祯急调洪承畴、孙传庭北上抗清,李自成借此机会死里逃生重整旗鼓,张献忠则复叛,最终中原局势不可收拾。大明就这样错过了第三次免于灭亡的机会。第十七章大清诞生在李自成、张献忠等中原各路农民军按下葫芦起来瓢的同时,皇太极也丝毫没有消停,己巳之变转年,崇祯四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六万大军包围祖大寿镇守的大凌河城,守军只有一万四千人。皇太极玩起了围城打援,一方面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截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此外皇太极还带来了新式武器——仿制的红夷大炮,因为避讳“夷”字,改名为红衣大炮,这样明朝有的武器后金也有了,明朝守军丝毫不占优势,这样的山寨版红衣大炮共有四十门。锦州方面派出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率四万援军前来,结果遭到皇太极伏兵截击,吴襄率军应战,火箭呼啸,重炮轰鸣,短兵相接,突然西风骤起,吴襄乘风纵火,烈火喷吐着黑红的火舌向后金军席卷而来,后金军大乱,此时却风向一转,烈火反扑明军,明军大败,吴襄仅以身免,明军三十三员将领和四万援军全军覆没。援军没了,祖大寿还一直在硬扛,毕竟祖大寿所部是关宁铁骑,战斗力极其强悍,莽古尔泰所部死伤惨重,他便大发牢骚,皇太极很不高兴,莽古尔泰也怒了,他拔出刀来,此时被各贝勒制止。当晚莽古尔泰也觉得自己失礼,于是以白天饮酒过量失态为借口请求皇太极原谅,皇太极则借故将莽古尔泰囚禁起来,不久莽古尔泰暴死。至此,四大贝勒只剩下皇太极、代善两人。祖大寿的弟弟祖大弼一身是胆,人称“祖二疯子”,一天夜里他率敢死队一百二十人缒城而下,每个人都戴上后金军的大辫子,以浑水摸鱼。此时皇太极还没睡觉,正在看文书,祖大弼手拿大刀冲入皇太极的大帐,接连砍倒数人。皇太极忙拔出腰间佩剑,挡住祖大弼的大刀,两人刀剑你来我往,皇太极渐渐不支。就在此时,阿济格带领侍卫十人赶到护驾,皇太极死里逃生。赶来的后金军越来越多,祖大弼大喝一声,冲出重围,在城下祖大寿派兵接应,祖大弼安然回城。回城后点将,发现带出的一百二十人全数回城,无一阵亡,仅有数人受伤。三国时有甘宁百骑劫曹营,战后百骑未折一人,祖大弼可谓不让古人。然而一场夜袭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祖大寿坚守几个月后,城内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城内的商贾平民、士兵中身体羸弱的先后被吃掉。“炊骨析骸,古所没有”,人肉都吃光了,用骨头来点火做饭,足见大凌河城内已经成了人间地狱。(《清太宗实录》卷十)祖大寿真的撑不下去了,再吃就是吃自己的士兵了,与此同时皇太极先后七次写劝降书给祖大寿,最终祖大寿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大凌河守将除何可纲外,都随祖大寿降后金。祖大寿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两军将士的面,斩杀何可纲。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随后祖大寿与皇太极盟誓,皇太极说:“凡此归降将士,如果我们杀害他们,拆散他们妻子,收缴其财物牲畜,则我遭天谴,减我阳寿。若归降将士,怀欺挟诈,归降后再叛逃,则定遭天谴,减阳寿。”祖大寿说:“祖大寿等,遇满洲国兵,围困三月,军饷已尽,率众出降,倾心归汗。”(《清太宗实录》卷十)当晚,祖大寿到后金大营,皇太极亲自出迎,两人见面,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是两个大老爷们见面,拱手作揖后,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拥抱。这是女真人的最高礼仪。第二天,皇太极采纳祖大寿建议,命后金军四千多人着明军军装,跟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做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走丢了,祖大寿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此为明朝这边的记载,《清太宗实录》则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前往锦州。祖大寿到锦州后,派人至后金大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自己先在城内做内应,今后适当时机再献城。皇太极无奈,率军返回。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由于朝廷正是用人之际,祖大寿是关宁铁骑的总指挥,崇祯没有杀他,而是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不敢入京,借故推辞。但从此开始,十年内,祖大寿一直没有与皇太极再联系,一心一意守卫锦州。十年之后,松锦大战,祖大寿才真正降清。在与大明辽东争锋的同时,皇太极把兵锋对准了蒙古,漠南蒙古最强者为察哈尔部林丹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明朝一些典籍将他称作虎墩兔),察哈尔部兵强马壮,有四十万人,林丹汗曾说:“南朝止一大明皇帝,北边止我一人。”努尔哈赤时林丹汗就曾遣使后金,在文书中狂妄地说:“统四十万众蒙古国主巴图鲁成吉思汗,问水滨三万人满洲国主。”各位贝勒大怒,主张将林丹汗来使一半斩杀,另一半砍掉鼻子耳朵后放回去报信。努尔哈赤对林丹汗使臣的处置还是比较文明的,他说: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把林丹汗使臣先扣下,然后自己派使臣去与林丹汗交涉,问问林丹汗为何这么狂。结果林丹汗也跟努尔哈赤一样,把后金的使者扣下,而努尔哈赤却误闻自己的使者被杀,于是大怒,心说林丹汗我给你脸你却不要,这才把林丹汗的使者斩杀。刚杀死林丹汗的使者,努尔哈赤的使者就从林丹汗处买通看守逃回来了。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林丹汗听说自己的使者被努尔哈赤斩杀后,大怒,于是双方正式结仇。努尔哈赤死后,林丹汗恃兵强马壮而不断欺凌各部,漠南蒙古喀尔喀部、巴林部、喀喇沁部、扎鲁特部、阿鲁部纷纷归顺皇太极,至此察哈尔部越发孤立,皇太极的机会来了。1628年皇太极第一次征讨林丹汗,将其打得大败,林丹汗被迫从内蒙古东部迁徙到河套一带。1633年皇太极第二次征讨林丹汗,林丹汗得知消息后率部一路狂逃,结果导致皇太极此番颗粒无收,仅斩杀察哈尔部一人,生擒六人。内蒙古的沙漠险些让皇太极全军覆没,在部队断粮时,突然见“黄羊遍野,不可数计,遂杀死数万”。其中皇太极一人就射死了五十八只黄羊,若无这些黄羊,皇太极的大军怕是都去见努尔哈赤了。当时酷暑难耐,水也几乎断了,还有富余的水的士兵做起了生意,一头黄羊换水一碗。既然出兵,不能白来,于是皇太极率军攻入大明境内的宣化、大同,进行大屠杀,烧杀抢掠,房屋仅存原来的十分之一,死尸腐烂,无人收尸,死尸“盈街遍野”,连井里都被死尸填满,臭秽难闻。这是继己巳之变后皇太极第二次南侵。1635年皇太极第三次征讨林丹汗,此番最终歼灭察哈尔部,林丹汗逃亡青海,途中得天花而死。林丹汗是成吉思汗的第二十二世孙,整个明朝,元朝的残余势力都一直存在,至此,随着林丹汗之死,元朝残余势力彻底覆灭。林丹汗死后,其子归降,并献上传国玉玺和氏璧。和氏璧从秦始皇用到后唐,末帝李从珂怀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玺就此失踪。宋朝时又出现所谓的和氏璧,其实就是假的了,这个假的和氏璧一直用到元顺帝时,据说这颗玉玺元顺帝北逃时还带在身边,他死后玉玺丢失,二百多年后,一个牧羊人见一只羊三天不吃草,用蹄子不停刨地,牧羊人好奇,挖地竟得到玉玺,后来将玉玺献给林丹汗。此次皇太极得到玉玺,大喜过望。他当然不知和氏璧之真假,他以为这就是一统万年的征兆。崇祯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皇太极下令把族名由女真改为满洲,从此满洲族(满族)名称正式出现在历史上。崇祯九年(1636年)四月十一日,皇太极将国号由后金改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由于金国与汉人的宋政权是世仇,皇太极此举在于不再刺激汉人,弱化世仇的矛盾,以便今后进取中原。在改年号的称帝大典上,斋戒三天的皇太极身穿礼服,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祭告天地。事先皇太极已命人筑造了一座天坛,四面台阶通向天坛,天坛上安放着铺有黄绫缎的香案,香案上有努尔哈赤等先祖灵位,香案前摆放着香炉。汉八旗、满八旗、蒙八旗这二十四色旗帜旌旗猎猎,兵将的兵刃铠甲熠熠生辉。皇太极在满汉各一名导引官的引领下拾级而上,登上天坛,跪在努尔哈赤等人的神位面前,恭敬上香、献帛、敬酒。仪式过后,皇太极高声宣读:满洲国皇帝、臣皇太极敢昭告于皇天后土之神曰:臣嗣位以来,常思置器之重,时深履薄之虞,夜寐夙兴,兢兢业业,十年于此,幸赖皇穹降佑,克兴祖、父基业,征服朝鲜,混一蒙古,更获玉玺,远拓疆土。今内外臣民,谬推臣功,合称尊号,以副天心。臣以明人尚为敌国,尊号不可遽称,固辞弗获,勉徇群情,践天子位,建国号曰大清,改元为崇德元年。宣读完毕,皇太极坐在大政殿龙椅上,文武百官叩首,多尔衮、多铎、豪格、岳托、孔有德、蒙古使臣等人纷纷下跪,此时唯有朝鲜使臣拒绝下跪,皇太极让人按着朝鲜使臣下跪,朝鲜使臣仍不屈服,皇太极正愁没有借口彻底收拾朝鲜,于是便决定以此为借口第二次东征朝鲜。当然,在东征朝鲜前皇太极还是决定先拿明朝作为自己建立大清后的第一个立威对象,皇太极第三次南侵。崇祯以为皇太极还会像前两次一样取道蒙古迂回,便加强西线防御,不成想皇太极并没西进,而是从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以报明熹宗掘金国皇帝陵墓之仇,而后直逼北京,把北京周围地区蹂躏一遍,五十六战全胜,连克十六座城池,俘虏汉人十七万——还好没杀他们。清军凯旋时穿着艳服奏乐而还,还写了“各官免送”四个大字留给明朝,以示蔑视。此次皇太极南侵,明军在兵部尚书张凤翼指挥下一战不胜,张凤翼知道崇祯必然要拿自己开刀,于是每天服用大黄,争取让自己拉稀拉死。有人会问,干吗如此,直接喝毒药死了不完了?不然,如果直接服毒,张凤翼就是畏罪自杀,崇祯不会放过他的家人,而这样每天服用大黄,最终拉死,张凤翼还可算上为战事操劳过度,因公殉职。明朝大臣玩心眼都用在了这上面,国事可知。皇太极第三次南侵收兵后,立即将兵锋对准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崇祯置之不理,并禁止辽东大军援救朝鲜。皇太极率军进攻朝鲜,清军渡过鸭绿江后,扬野战之长,舍坚城不攻,长驱而下,仅仅十二天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下。朝鲜王将王妃、王子和大臣妻子送往江华岛避难,自己则率领文武百官坚守,等待各路勤王军的到来,同时派出崔鸣吉等人赴清营谈判,拖延时间。朝鲜请和书中写道:朝鲜国王谨上言于大清宽温仁圣皇帝:小邦获戾大国,自速兵祸,栖身孤城,危迫朝夕……如念蒙丁卯(丁卯之役)誓天之约,恤小邦生灵之命,容令小邦改图自新,则小邦之洗心从事,自今始矣。必欲穷兵,小邦理穷势极,以死自期而已。皇太极见状,决定加紧攻势,一鼓作气拿下汉城。与此同时各路勤王军队也被清军击败,最终清军攻陷汉城,朝鲜成为清朝藩属,正式向皇太极称臣,并约定: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人质;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由于此战发生在丙子年,也叫“丙子之役”。清军攻朝鲜用了十五万人,基本上是他们全部的家当了。辽东大军驻扎在宁锦防线的不下二十万,在清军攻朝鲜时,要么抄其老窝,要么在鸭绿江断其后路,两者选其一都可把皇太极置于死地。可惜明朝隔岸观火,坐视友邦灭亡。更为严重的是,朝鲜雄厚的资源成了清朝的囊中之物。若朝鲜不丢,明朝就有了一个收复辽东的基地,丢失朝鲜如损一臂膀,让人痛心疾首。崇祯就这样坐视不管,大明错过了第四次免于灭亡的机会。此外,皇太极在班师途中攻克皮岛,全歼明朝皮岛守军。至此,毛文龙的东江镇寸土不留。1638年皇太极第四次南侵,他在《致明国皇帝书》中公然自称“朕”,信中说:“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几人帝?几人王?哪里有帝之后裔就一定是帝,王之后裔就一定是王的道理?”皇太极兵分三路,皇太极亲自率军佯攻宁远、锦州,牵制关宁锦防线的明军;岳托为西路军,由墙子岭(北京密云东)入边;多尔衮为东路军,由青山关(河北迁西东北)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先说皇太极这一路,《吴三桂纪略》记载,吴三桂他爸吴襄率五百名骑兵做哨探,与后金皇太极率领的四万佯攻宁远的大军不期而遇。皇太极藐视明军,这五百人根本不够自己一口吃的,于是皇太极围而不打。吴三桂得知父亲危在旦夕后,立即赶到舅舅祖大寿的军帐,请他发兵援救父亲脱离险境。祖大寿说:“我手头兵力不满三千,打他四万人纯粹是送死!”吴三桂三次请求祖大寿发兵,但祖大寿依旧不答应,于是吴三桂跪下说:“舅舅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前去。”祖大寿说了一个字:“嘎!”《吴三桂纪略》一书是这么写的,咱也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吴三桂回了两个字——得令!随后他率家丁二十人去救父亲。他率二十人冲入皇太极四万人的军阵,接连射死两名敌军,然后又用箭射倒一名红旗王子。在拍马上前挥刀准备割下该王子的首级时,不料那王子突然以刀砍中他的鼻梁。吴三桂血流满面,但毫无惧色,撕裂红旗包扎好伤口后,立即再战。此时被围的五百明军也杀出来,吴三桂对父亲的队伍大喊:“跟我来!”皇太极见明军人少,以为自己如果追上来会有埋伏,所以没有追赶,吴三桂和父亲得以从容而退。战后祖大寿拍着吴三桂后背说:“儿别担忧不能富贵,我马上请求皇上给你封官。”而皇太极得知此战明军根本没有埋伏后,说:“吴三桂是好汉子!我家若得此人,何忧天

                        鸦片的英国商人,至于那些保护鸦片走私的官员们,小的先给抓了,大的则暂时先放过,秋后算账不迟,毕竟现在还得靠他们出力抓人。吸鸦片的中国人、卖鸦片的中国商人和部分徇私枉法的官员先后被林则徐轻松地收拾了,该抓捕的抓捕、该没收的没收,该罚款的罚款。终于轮到了鸦片的主要提供者英国商人。公正地说,林则徐确实略通世界形势,所以他也为英国的海军实力感到略微有些担心,但林则徐一想到英国人不善陆战和茶叶、大黄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功效,便坚定了彻底禁绝鸦片的决心——哪怕因为禁烟而导致中英战争,我天朝上国又何惧一战!林则徐对付英商的手段简单而直接——包围英国商馆,断水断粮,命令英国人赶紧交出鸦片,赶紧在内容为“以后禁止进行鸦片走私,否则一经发现,货物全部没收,人员立刻正法”的保证书上签字,否则小心吾皇天威降临!无论什么时候都有要钱不要命的家伙,更何况这些在鸦片上几乎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英商,所以有个别英商不想交鸦片,打算跟林则徐拼命。这时,现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登场了,他对那些想拒交鸦片的英商说:不要抵抗,你们把鸦片先缴给我,由我转缴给林则徐,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损失由大英帝国政府负责。请注意义律的身份并仔细揣摩他说的这番话!义律的这番话所表达的意思很清楚——鸦片的所有权易手了,它不再是商人的私有财产,而是英国政府的公共财产。义律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外交人员,他首先要保证本国公民的人身安全,但同时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显然将个人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外交行为,有利于他在图穷匕见的时候向国内求援,引军事力量逼林则徐就范。既有政府埋单,又能保住性命,去哪里找比这更便宜的事情?那就把鸦片都缴了吧。在义律的“帮助”下,林则徐的缴烟任务超额完成,英国人比林则徐预计的多缴了大概一千箱。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将所有缴获的鸦片在虎门全部销毁,是为“虎门销烟”。不为鸦片的鸦片战争鸦片虽然被毁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因为缴了鸦片的义律死活不签保证书,他说保证书里的货物没收这一条可以接受,但人员立刻正法不能接受,大英帝国的法律里没有这样的定义。这事还没有解决呢,又出事了。几个英国水手酒后肇事,与国人发生冲突,双方群殴,一名叫林维禧的同志不幸为国捐躯。林则徐和义律在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上又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义律认为应该按照英国法律审判肇事水手,而林则徐则要求义律立即交出凶手,按照大清法律杀人偿命。义律反对,于是林则徐放出了狠话:你不交人也行,但你们英国人必须统统给我滚出大清的领土!义律和英国商人们离开了澳门,他们来到了一座荒凉的小岛上暂住,这座小岛大家都很熟悉,它就是香港。随着林则徐这边节节胜利的好戏接连上演,举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种“天朝上国君临万国,神威令人无可抵挡”的自我膨胀之中。没有人意识到,义律已经为接下来的剧情发展写好了剧本。义律作为律劳卑曾经的秘书,尤其是这一段时间的经历,令他深刻认识到唯有武力才能迫使清朝政府接受西方的规则,因此他决定挑起一场战争来告诉清朝皇帝什么才是自由贸易,什么才是平等外交!鉴于之前英国政府对走私鸦片的态度一向是“你们走私活该被清国欺负”,因此义律为了说动英国国会支持出兵,和他的团队精心准备了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大意如下:清国以天朝上国、优越人种自居,老用教训孙子的语气和侵犯人权的做法对英商横加侮辱,甚至多次危及没有走私鸦片的无辜英商的生命,并影响到鸦片之外的贸易。清国的法律似乎是专为方便官吏贪污受贿而设置的,因此与清国进行贸易需要缴纳比关税高得多的其他费用。所以对这样的政府,讲道理是行不通的,只有先把它打服帖了,才能纠正在华英国官员和臣民所受不公正待遇,才能捍卫通商权利,才能维护国家荣誉……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国会,倒是拨动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自尊自大的心弦。在维多利亚的干预下,1840年4月,英国国会以271票对262票的9票微弱优势通过出兵决定。广州城内的林则徐在得知英国人出兵的消息之后,并不慌张,他的策略是防守反击。在做好广州城防的同时,命好友、清军最杰出的将领之一关天培加强水路如虎门炮台之类的防守要塞的火力,准备以逸待劳,迎接英国人的猛烈进攻。6月,英国人的庞大舰队抵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可是一连过去了好几天,林则徐想象中的英国舰队的攻城之战并没有到来。英国人干吗去了?后来知道了,英军的主力舰队根本没有强攻广州城的打算,英国人的计划是和清朝中央政府直接过招,因为这样效率最高、效果最好。不得不说英国人的计划极具可行性,因为清朝的国防有一个巨大的漏洞:没有强大的海军,一万多公里的海防线几乎漏成了筛子。英国主力舰队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道光听到的全是坏消息,英国人出兵,舟山失陷,宁波被封锁……不过这都不如直隶总督琦善上报的“英国人的舰队已达天津附近”的消息来得震撼!京畿要地暴露在敌舰的炮火射程之下,大臣们慌了,道光也慌了!慌忙之下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将坏事的林则徐撤职,派人安抚英国人,在谈判桌上看看英国人究竟想要什么。出使的钦差大臣是琦善,谈判的结果是这位兄台半推半就地跟强势的英国人一起拟定的《穿鼻草约》,主要内容包括三项: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商人损失六百万银元,允许两国官员平等地进行交往。签约的双方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他们大失所望。清朝这边很不满意,完全不能接受割让领土的结果,英国政府也很不满意,觉得成果太小——贸易还不够自由,地位也不够平等。既然在谈判桌上拿不到想要的结果,那就只有在战场上再见。清朝军队不仅武器比英国人落后,军事素养方面差得更远,所以当战争再度打响后,形势急转直下。清军与英军的死亡比高达400比1,但如此悬殊的伤亡代价也没能挽回虎门、广州、厦门、宁波、上海和漕运枢纽镇江等地接连陷落的命运。连战连败的道光急忙叫停,理由很奇葩——大清国不能继续在汉人面前丢脸了,以免汉人被鼓动起来造反。既然如此,那就求和吧。1842年年底,近代史上著名的《南京条约》在道光皇帝和维多利亚女王分别签字后,正式生效。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浴火重生林则徐根据“落后就要挨打”的定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进程和结果完全可以预料。当然,前提是对“落后”的理解一定要正确。“落后”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拳头的力量不行,其实文明的落后、观念的落后,乃至于看不到自己的落后,才是挨打的最根本原因。可悲的是,大清帝国被打成了猪头,都没能让其决策层明白自己的落后,所以将来还得挨打。万幸的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被打清醒了,这至少能保证中华民族在最终崛起之前少挨些打。被打醒的知识分子之一,就是已经好久不见的林则徐。林则徐是被战场上陆陆续续传来的残酷结果惊醒的,尤其是当好友关天培携虎门炮台之威,拥人数之众,占防守地利都未能在英国人的进攻之下撑过一天,这才让他明白了什么叫做差距!这才让他意识到了之前自己对西方世界的认知是多么的浅陋!但林则徐也明白,自己已不再是钦差大臣,前途难测,也不知道皇帝将如何处置自己,将来又哪有机会再去重新认识西方世界?就在林则徐黯然神伤的时候,道光皇帝宣判了对林则徐的最终处罚结果:贬谪新疆伊犁。理由是林则徐不仅没把禁烟的事情办好,还节外生枝,给大清帝国招来了强大的敌人。对大部分人来说,环境恶劣的伊犁可能就是人生的终点。林则徐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又能怎么样?林则徐迈着沉重的步伐上路了。上天还是公平的,因为它是不会让你一路失望下去的。林则徐在被贬谪伊犁的途中遇见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的好友,叫作魏源,字默深。二人寒暄欷歔过后,林则徐说出了最想说的话:默深,我此去关山万里,前途维艰,恐怕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以后了解西方教化国人的重任就只能靠你了!魏源果然不负所托,十年后,其皇皇巨著百卷《海国图志》问世,其中的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激励了中华民族数代人!这当然是后话了。到达伊犁之后的林则徐,面对荒凉的大西北和恶劣的政治环境,并没有混吃等死、并没有退却畏缩,而是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骨气和勇敢。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不顾年高体衰,几年内遍行西域三万里,实地勘察了新疆大部分的地理人情、气候、边防等情况,并用笔把它们记录了下来,这是他在新疆获得的最珍贵的财富。他后来在离世之前把这本笔记交给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幸运继承这笔财富的年轻人叫左宗棠。1850年11月底,林则徐再度奉旨为钦差大臣赴广西稳定局面,于途中病逝。林则徐天不假年,因而未能在广西与一个叫洪秀全的人正面交手,不知道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隐忧虽然战争告一段落,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因为道光又一连签了好几个条约。譬如道光跟英国人签了《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鉴于这两个条约和《南京条约》的内容对接下来发生的故事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在此对三个条约的内容简单概括之:一、割香港。用道光的话讲,是“暂行赏借”香港与英国人。二、赔白银两千一百万两。请注意,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让十三行的商人掏的腰包,对清朝财政影响不大,这可能是导致清朝统治者没有被打醒的原因之一。三、双方政府来往,必须平等。四、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允许英商在五口居住,贸易不必再通过广州十三行之类机构中转。选择上海作为贸易港口说明英国人的眼光还不错。五、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六、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说英国人在中国犯了罪,中国人只能提请诉讼,但没有审判权,一切得按照英国法律程序来。七、海关税率一刀切,大概是百分之五,以前约百分之二十。除了割让香港外,显然最后两条也很让人难受,因为第六条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第七条则意味着中国丧失关税自主权,不过清朝统治者和大臣们不懂,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带来的深远危害。英国人前脚刚走,美国人和法国人后脚就到了。因为林则徐在广州禁烟的时候,顺带把美国鸦片贩子的烟也给收了,所以美国人趁机漫天要价。至于法国人,他完全就是借英国人的光趁火打劫。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美国人和法国人对清朝那套天朝上国的作风已经是非常了解了,知道对付清国这样无知自大的国家,你要讲礼貌就会被当做来朝贡的,只有用残酷的事实教育对方才能达到目的,所以他们直接对道光说:我们也要签约,不签的话兵戎相见。道光见英国人这么厉害,以为同为白种人的美国人和法国人也是一样的强悍,因此就乖乖地分别跟美国人签了《中美望厦条约》、跟法国人签了《中法黄埔条约》。除了没有割地赔款,美法两国得到了英国人得到的一切,甚至比英国人还多!其中,美国人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与美国人签的《中美望厦条约》里有一条“十二年期满双方可协商修约”的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美望厦条约》),也就是说美国人觉得条约不够用了,待约满十二年后可以改成够用的。这不相当于送美国人一个作弊器吗?道光送给美国人的这个“礼物”给其他列强留下了无尽的遐思,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无尽的后患。法国人也得到了一样特别的“礼物”——道光开放了教禁,法国可以在通商港口建立天主教教堂和坟地,清政府还必须保护教堂的安全。事实上,传教士早就进入中国了,只是数量很少,而且一直处于非法地位。史料记载,传教士马礼逊在中国学汉语,他的中文老师每次上课时必须随身携带一双鞋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自己是去买鞋的,毒药是万一被官府查出好服毒自尽。现在好了,道光开放了教禁,传教士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地位合法化。唯一的问题就是还不够完美,只把天主教写进了条约。不过,清朝很少有人能搞清楚传教士的类别,实际上传教士的地位已经完全合法化了。讲了这么多传教士的东西,只是为了说明一件事情——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工作重点除了输入商品外又加上了一个输入传教士,确切地说,是输入思想意识。因为根据他们征服其他殖民地的工作经验,输入思想意识是逐渐影响乃至控制一个国家的最佳工作方式,虽然很卑鄙但却很有效。接下来发生的诸多大事件都将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传教士的影子!……签约签得手软的道光肯定不是一个好皇帝,但他应该勉强算得上一个好人,一个眼光始终停留在祖宗家法、防范汉人的程度上的,耳根软、懦弱无能的好人,一个不适合当皇帝的好人。这个不适合做皇帝的好人在度过了并不愉快的近三十年皇帝生涯之后,即1850年就去天堂见祖宗努尔哈赤了。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道光轻轻地挥一挥衣袖,不仅没带走一片云彩,还把一个大烂摊子留给了刚刚成人的咸丰。借口咸丰虽然顺利继位了,但他的这个皇位真是得来不易。道光皇帝选择继承人的时候,他面临的情况是这样的:九个儿子中,前三个早亡,老五过继出去了,老七、老八、老九年龄太小。因此他只有两个人可以选择,一个是四阿哥奕詝,也就是咸丰;另一个是六阿哥,也就是清宫剧中经常出现的角色恭亲王奕訢。竞争对手奕詝和奕訢的关系非常亲:奕詝生母早逝,奕訢的母亲静贵妃是奕詝的养母。要论文韬或是武略,奕訢都要比奕詝强。但是,才能并不是继承皇位的唯一条件。首先,奕詝的起点比奕訢高。奕詝的生母就是道光的皇后,正史载为暴毙,小道消息是得罪了宫中的权威人士太后被逼自尽,道光是个孝顺孩子,不敢对太后怎么样,只能在心里偷偷怀念他的皇后,怀念的最好方式就是对皇后留下的儿子好。但光靠母亲留下的恩泽还不保险,揣摩人心的阴谋诡计往往更管用,各方面均逊于弟弟的奕詝依照老师杜受田之计——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动人的演技成功演绎出“仁孝”二字的“精髓”,成功捕获道光的龙心,得到皇位,成为清朝第九任皇帝。咸丰好不容易上位,但上位之后的他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权力带来的快感,老天就送给他两个绝大的考验,这两个考验就是前文说过的袁小四出生之时咸丰正被架在火上烤的原因。第一个考验是太平天国起义,这事儿原因比较复杂,后面再讲。第二个考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本来根据《南京条约》,洋人有权入五口定居和做生意,但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广州人民打过架,所以广州人民便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入城斗争”,阻止英国人入城。当时广州的最高长官两广总督应付英国人的办法就是拖,表面上跟英国人说这事我们一定处理,背地里却怂恿广州人民继续斗争。当时英国人也没准备继续打仗,于是掉头就走了,这事儿就这么拖了下来,这一拖就是十二年。别看英国人似乎被糊弄过去了,其实英国人心中积怨已深,一忍再忍只是为等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而已。机会终于来了。1854年,英国人援引《中美望厦条约》里的“十二年修约”条文以及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取得更多的特权和利益。其实英国人的要求是野蛮的、是毫无道理的,《虎门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根本不包括“修约”

                        ,临了还得从头到脚给你扎针活络筋脉,那叫一个累啊!”身上不知何时已被扎满了银针,林岳这小子随身带针的习惯倒也挺好,不然这荒山野岭哪里去找这些专用器械。此刻我才感到浑身酸麻胀痛,勉强撑起一看,体表竟壮观地插满了银针,林岳已将我变成人形仙人掌了。“亦凡,别乱动,小心点,你现在身体虚。”晖儿柔声道,她的眼睛隐隐有些红肿,明显有哭过的痕迹。我横躺在越野车的车厢后部,大家撤去了座椅,空出一个不小的空间,从车窗望出去,依旧是山谷附近。“刚才到底是怎么了?”我颤声问道,却发现自己的声音响亮的不像一个虚弱的人。“就是这东西折腾的。”耿婆伸手拿起一块木制的东西,“墨家的木甲术。”这东西我曾在黑魆兵的身后见过,但形状似乎小了一圈,而且已是残破不堪。随着耿婆的话语,情景一转,之前的情景一幕幕回放了起来,所不同的是,我的视角转作了旁观。林岳弄出汽油树之后,我微微一笑,金属刺球出现在空中,只要它们在汽油树造成的可燃性气雾中相碰造出火花,那些黑魆兵就会立刻被火焰吞噬,这就是耿婆之前和我们交待的战术。但是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毫无声息的黑影自地下接近了我,所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面前的战局上,根本没有发现我身后的地面上悄悄钻出的东西。那东西微微一弹,准确地附在了我的背后,八根锐利坚韧的竹条八爪鱼似地扣入背部肌肉,猛然收紧。这一刻正是我挥出金属刺球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改变使得我将攻击目标转向了林岳。那木制的东西里似乎包含着什么机括,随着我能力和动作的变化,它有规律地发出咯咯的响声,每次响声后竹条便扣紧拉动,我的攻击也增强数倍。晖儿看到这个东西便高声提醒,却被我的攻击阻住,耿婆瞥见后眉头微微一皱,闪身在狴犴耳旁低语几声,而那时林岳则正在和我周旋。狴犴点点头,身子一抖恢复作家猫大小,一跃潜入黄土之中消失不见。驭金力量越来越狂暴,就在我和耿婆对决的那个时候,背后那东西突地出一些细缝。紧接着,我疯狂地爆发力量,地面的金属全部碎裂,隐隐的力量震得背后那东西顿时裂开了,但却没有脱离。狴犴悄悄从地下冒了出来,灵巧地掩到我背后,团身下蹲,猛地一扑,前爪狠狠地扑打在我背后的东西上,咯啦数声下那东西碎裂成了几块,八根竹条无力地挂在了我的背上。失去那东西的控制,我的身形变得有些脱力,开始晃动起来,也正是那一刻,我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完全没有看到空中动起来的金属碎片。它们的确是动起来了,但却不是攻击,只是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叮当的响声。在这片响声中,我仰面倒在了地上…………“墨者非攻,怎么弄出这么阴狠的东西来?”拔去银针后全身无比舒畅,我恨恨地问道,“木甲术又是什么?”“木甲术是源自远古的一种精妙技术,远比墨家和鲁班的机关术更为古老。”晖儿低声道,“控制你的东西叫‘傀人甲’,原本是用来控制战俘为自己效命的机关,因为太过阴狠后来被木甲大师偃师先生废除了。”晖儿手中正拿着姜老所赠的笔记,看来她一定是查阅了那上面的记录资料。但墨家的后人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东西来对付我呢?照理我们从未谋面,更谈不上什么深仇大恨,唯一的解释也许就是利益驱动了。“剩下那些半条命的东西都让我给灭了,这些个家伙的确是大食国来的,估计是战死的,托了这里的沙土和气候的福,保存较好。”林岳继续道,“也是靠那种‘傀人甲’刺激神经系统才那么牛轰轰的,不过……”林岳伸出手掌,手心里放着一把草叶,隐隐有些黑黄。“灵火的痕迹,这上面还有人油。”林岳拨着草叶道,“这是在附近发现的,死的那个应该是墨家的人,动手的应该是莫曹。”利益是人们的共同驱动,如果说是莫曹他们找来的杀手却也在意料之中,但他大可不必将这个墨者杀了,即便是灭口,也显得有些过头了。只是不管如何,好在大家都平安,最重要的是没有酿成我亲手杀死妻子好友的惨剧。“调查这些只会浪费时间。”我恨道,“继续按原计划查探,要想太平,就必须先把这些潜在后面的混蛋挖出来!”……(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txt80.com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txt80.cc备用域名访问本站。)湖南湘西张家界,青岩山地域。西汉初年的张良,字子房,与萧何、韩信同被称为汉初三杰,被封留侯,谥文成侯。张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史记》、《汉书》等史志典籍记载,他的先人曾五世相韩,自秦灭韩后,张良结交刺客,曾与樊哙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陈胜、吴广起兵后,张良聚集百余名少年投奔沛公刘邦。精通兵法的他善于出谋划策,深得刘邦信赖,曾称赞他能“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然而,这位功名卓著的开国元勋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急流勇退,称病不朝,过起闭门谢客的隐居生活,直至汉高后三年去世。因此,张良的晚年活动鲜为人知,以至被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而张良死后究竟葬于何处,也成为千古之谜。而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却正是这位兵法、数术名家的墓地。关于张良的墓地,人们曾有多种猜测。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河南省兰考县,县城西南六公里的曹辛庄车站南侧,确有一座张良墓,高达十米,周围古柏环绕,郁郁葱葱,似有一定来历。据传说,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张良便托病隐居于东昏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西南的白云山,死后就葬于该地。后世的戏曲、小说也有相似描写,说张良纳还冠盖,辞朝学道,刘邦追至白云山,张良幻化而去,从此不知下落。也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山东沛县东六十五里的微山湖微山岛上,据唐代《括地志》记载:“汉张良墓在徐州沛县东六十五里,与留城相近也。”又载:“故留城在徐州沛县东南五十五里,今城内有张良庙也。”当初刘邦封侯的时候,曾许诺让张良“自择齐三万户”。但张良以在留城与刘邦首次相见为理由,要求封给他留。既然封地在留,死后葬于留城附近,应属合情合理的事情。这一看法以唐代文献为依据,且与史实较接近,也有一定说服力。还有人认为,张良墓地在今湖南张家界的青岩山。当地山水奇丽、林木清幽,是著名的风景区。据《仙释志》记载:“张良,相传从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岩山,时隐时现。”《陵墓志》也记载:“汉留侯张良墓,在青岩山。良得黄石公书后,从赤松子游。”邑中天门、青岩各山,多存遗迹。核以史实,张良确实曾在封侯之初,向刘邦说过:“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综合上述记载,张良晚年前往景色秀美的青岩山隐居学道,死后即葬于该地,应该是最为合乎逻辑的推断。何况,陈子浩他们留下的地图上也鲜明的标记了青岩山的所在。陈子浩等人对张良墓的图谋十分显而易见,由于之前他们一直是遵循着奇门遁甲这条脉络,那这位在奇门遁甲钻研史上最著名的子房先生就更不会被放过了。相传当年黄帝得到的奇门遁甲为一千零八十局,到了周朝为太公姜子牙改作七十二局,而这个张良张子房则将其简化为了十八局,即阴遁九局和阳遁九局。何况民间一直有传说,张良将一生的奇门遁甲精要研究都藏入了自己的墓穴,之所以布下三处墓穴葬地,正是效法“狡兔三窟”,以迷惑那时虎视眈眈的吕后。明白目的是一回事,可要想抢占先机则是另一回事,对于毫无头绪的我们来说,且不谈传说的真实性,单单这些精要书籍的线索,就已是扑朔迷离了。……“嗬,这菜辣的,我那喉咙都赶上大兴安岭火灾了。”林岳满头大汗地吃着,口中不住叫唤,“不过还真好吃,辣死也值得了,唔……”“慢点吃,就这吃法,迟早把你的胃弄坏了。”S倒没有嘲笑林岳的穷形尽相,反而递去一杯白水,细心地提醒着。从山谷回来林岳便一直嚷嚷着叫饿,一路海吃过来。他之前一直到现在的表现始终让我觉得有点奇怪,但又说不出为什么,终于在某次饭桌上我想到了症结所在。“哎,林岳,我记得你小子在学校里没这么大胃口啊。”我回忆着问道,“那时候你还不太爱吃水果,怎么,现在秋后算账一起吃个够本了?”“得……得了吧,我……我这叫体质特殊……”林岳嘴里塞满了食物,翻着白眼道。“体质特殊?你不属猪吧?”S白了他一眼,讥讽道。“体质的确特殊,是他的缘木能力害的。”耿婆微微笑着替他解释道。“缘木是一种借助自然变化来创造和控制植物的能力,对施术者来说体力消耗很大。”“就是,你们看我这么吃也没见长肉啊。”林岳捏了捏自己坚实的胳膊道,“唉,整一小细胳膊小细腿的,都给消耗了。”我们这才惶然大悟,难怪林岳在每次战斗后都会大吃大喝,一路食物不断,而且还特别注意随身携带的干粮补给。原来他是为了应付沿途的状况,注意给自己的能力补充动力。自那以后,S便不再嘲笑林岳,相反的,还时常会准备一些食物带在身边,以备林岳的不时之需。在古战场上,林岳在地下造成的那阵波动隐含了极其巨大的潜能,我很好奇,当时如果不是耿婆喝止了他,情形又会是怎么样呢?从知道林岳的能力开始,似乎没人知道这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但那千奇百怪的植物却又被他运用的巧妙自如。他的个性有些搞怪,每每采用的攻击方式都是刁钻阴损的,可真要细论起来,缘木能力的威力却是让我隐隐有些发寒的。虽然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哪一点。在这片风景如画的地域里,晚饭后最好的活动莫过于慢行散步,虽然我们落脚处附近并没有什么市集和景点,但对人来说亲近自然远胜于市井喧嚣。或许在自然的环境中,思维会变得更加敏锐,至少我是非常需要这样的环境来思考。黄昏的天色总是给人带来许多的遐想和感叹,也许是夕阳晚霞的色彩最容易触动人类大脑中的某根神经,世间多少骚人墨客为此留下了千古佳句。当然,这种雅兴和情调并不是人人都有的,最多也只会安然享受晚景而已。但眼前那些喜欢煞风景的除外。拐过一片幽静的树林,石板铺就的道路出现在面前,沿路观赏着周围的景色,林岳和S在一边低声谈论什么话题,不时地偷笑着。晖儿拉了拉我的衣角,似乎在提醒我什么,猛一抬头,不远处有几个路人迎面走来。不过是几个路人,晖儿未免也太过小心了,我正想笑着调侃她两句,视线却被那些人的行动所吸引,身边的耿婆也低低地“咦”了一声。那是八个身材高大的人,为首的一个穿着一身灰色的布衣,款式很像当地的农家服饰,脚下行走起来大有龙行虎步的感觉。在他身后的那七个人却穿着宽大的长袍,头上戴着个大大的斗笠,行动间有些僵硬,暮色中看着十分的诡异。更不可思议的是,我看不清那斗笠下的面孔,这并不是因为天晚的关系,而是他们的脸部都让一张画着朱砂印记的黄纸所挡住了。“湘西赶尸匠。”耿婆低声提醒道,“湘西赶尸,生人回避。大家都靠边,给他们让条道。”大家都是一愣,在现代社会这个名头有些生僻,但我们几个多少都有所了解,当下闪在一边给对方让出了道路。那些人很快便走过了我们的面前,为首的那名汉子大约三十多岁,身形魁梧,蓄着短髭,板寸头上刺毛林立,看着彪悍异常。我悄悄地打量了一下他身后的七个人,都是垂手而立,行动间似乎双膝并不弯曲,脚下向前直直挪动,看着像是在跳动一般,只是动作幅度并不大。“啊~~”S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满面怒色地盯着为首的男子,一只手探向身后。灰衣汉子嘿嘿地笑着,身后那七人全部停了下来……十八、辰州尸俑装潢古朴的包间内摆着一张矮小的木桌,上面满是精巧的茶具,两名男子隔桌相对跪坐。正在摆弄茶具的男子似乎十分熟知茶道,手法轻巧优雅,面上那亲切的笑容更是让人油然生出倾慕的感觉。在他对面的男子身形较为高大,即便是跪坐下来也比常人高出不少。这人看来十分普通,但却普通得让人有些害怕,因为你根本无法在这张谦和平常的面孔上窥出任何的情绪。摆弄茶具的男子提起水壶,用滚烫的热水在小巧的紫砂茶壶外均匀地浇了一圈,取过茶杯,以清茶洗涮。单掌托壶,缓缓倾出,一杯幽香四溢的茶水敬至高大男子的面前。“茶之道,深蕴而内敛也,嗅则其香淡雅,品则入口浓郁。”高大男子轻晃着茶杯道,“你浸淫茶道多年,怎么今天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茶道乃静心专一之道,心中愧意难当有如茶香外溢,故不能控也。”沏茶男子恭谨道,“莫曹欺瞒风爷,一直揣揣不安,自知难逃您的法眼。”“行事大气,有心胸,这是我欣赏你的原因之一。”高大男子品了一口茶水,“哦?这茶的功夫……”“雕虫小技,风爷见笑。”沏茶男子坐直了微一欠身,“莫曹只是以茶明志。”“鼻间茶香浓郁,茶水淡而无味,细品之下却是浑然一体。”高大男子点头道,“好个以茶明志!用嗅觉引导味觉,果然寓意深刻。”见杯中茶水已干,沏茶男子恭谨地又沏上一杯,那高大男子接过茶杯在鼻间细细嗅了一阵,一口呡下。“陈子浩的事我自会处理,你不必担心。”高大男子放下茶杯,身边突然蹿出一只金毛猴子,攀到桌上摇摆着走向茶具。沏茶男子微微一笑,又沏了一杯,递了过去,那金毛猴子大大咧咧地接过茶杯,竟也细细嗅了一阵,两爪托住茶杯呡了一口,即刻点着头冲高大男子唧喳地叫了起来。“能让我欣赏的人不多,能让它欣赏的人就更少了。”高大男子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你,很好。”……S的惊叫声并不是无端而发的,当那汉子经过她身旁时,宽大的手掌在她臀部重重地摸了一把,那动作猥琐之极,但又快的惊人,以至于S完全没有避让的余地。“朋友,这是什么意思?”边上的林岳没有破口大骂,却一反常态地严肃道,似乎也看出那人的来路有些不凡。“么子意思?赶尸的道道忌讳女的,这妹子翘起屁股拦路,我只不过是教训两下。”灰衣汉子操着地道的湘音满脸生横道,“高声大气地炒哒我的客,这笔账倒要算下看看。”对方的态度霸道强硬,强词夺理的架势似乎在故意找碴,我隐隐觉得事有蹊跷,当下掩在了晖儿的身前。S早已按捺不住,听到那汉子口里不干不净的,更是恼火,刚想放出怀里的狴犴上前对付,却被林岳暗暗拉住。“算账?好啊,不过她是个女的,怎么也不能让朋友你坏了名声吧?”林岳微微一笑,“要不我陪你玩玩?朋友尽管划出道来。”“城里人细皮嫩肉的,就莫学哒讲么子江湖切口,倒你爷的胃。”灰衣汉子不屑道。哐铛几声,那汉子话音刚落,身后的七个怪人突然倒地,个个摔得四仰八叉,手脚挣扎摆动却站不起身来。也就是这么一摔,宽大的袍子耷拉在了身上,这七个怪人居然都是大腹便便,可让我惊异的是,他们隆起的腹部竟然是一般大小。地上不知何时长出了一片苔藓,闻声灰衣汉子转头间险些也是一跤,当即脚下一扎稳住身子。那汉子哼了一声,双脚交替探出,脚步诡异地游动了一圈,满地的苔藓尽数被他翻起,双手一抓一提,拎住地上怪人的衣领,几下将他们拽了起来。“急哒找死!”那汉子恶声喝了一句,身子晃动中,手掌翻飞地在七个怪人背后击打了几下,一阵梆梆作响后,那些怪人动作诡异地向我们直冲过来。“老婆子有些累了,你们陪他玩玩吧。”耿婆打了个哈欠,坐在了路边的石头上,翘起二郎腿悠哉地观起斗来。临近身边,那些怪人的手臂突地举起,平伸向前,宽大的袍袖中露出一双双惨白枯槁的手掌,十指上长着乌黑的长甲,像是猛禽的利爪一般。手臂抬起的位置恰到好处,在他们的逼近下,寸许长的黑甲全然是冲着我们的咽喉部位而来。“就知道是这一招。”林岳乐了,双手抖动了两下,几根粗大的树枝横劈了下来,狠狠地敲在了那些怪人横伸的手臂上。“梆梆梆……喀嚓……”一片响声后,那些怪人的行动被阻了阻,手臂却并未折断,

                        ,待戎军主力进入伏击圈便迎头痛击。戎军先行者遇伏,必将四处逃散,而后继者自身难保,更不会相救。如此,我军可获全胜!”兵法并不深奥,用孙子的话来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寤生的担忧,正是基于对自身缺点和对敌人优势的认识;而公子突的回答,切中了戎军的弱点,并根据其弱点提出了应对之策。寤生采纳了公子突的意见。这一战打得干净利落,一如公子突所料,北戎军前锋遭到伏击之后即刻崩溃,郑军大将祝聃率军冲出,将北戎军截为三段,各个击破。北戎军全军溃败,只有少数人得以逃脱。这一战之后,北方少数民族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对郑国威胁。环顾四周,寤生的江山一片太平。就在寤生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元前707年,周桓王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下令由右卿士虢公全权代理王室政事,从而将左卿士郑伯完全架空,实际上也就是将他驱逐出王室政局了。周桓王与寤生之间积怨已久,是众所周知的事,然而,周桓王选择在这个时候对寤生动手,让人难以理解。首先,郑国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国力强大,政治清明,军事过硬,外交如鱼得水,连齐国和鲁国这样的大国都争相讨好郑国,昔日的宿敌宋国也变成了朋友,陈国变成了姻亲,北戎被打得落花流水。毫不夸张地说,寤生虽然没有称霸,实际上已经领袖群伦,成为中原国际事务的主导者,比之后世的齐桓公、晋文公也毫不逊色。其次,自公元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担任右卿士以来,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一直是礼让有加,甚至可以说是逆来顺受,有事例为证: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向寤生提出,要以王室的温、原、絺(chī)、樊等十二座城邑交换郑国的邬、刘、蒍(wěi)、邗(hán)四邑,这是一笔看似有利于郑国、实际上带有欺诈性质的交易,因为周桓王开出来的这些土地,虽然都在王畿之内,实际上并不是王室的资产,而是畿内贵族苏氏的传统领地。苏氏占有这些领地,可以追溯到周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周武王封苏忿生为司寇,同时将这些土地赐给了苏氏家族。现在周桓王要用苏氏的领地交换郑国的土地,开出的是一张空头支票,不但对苏氏不公平,也对郑国不公平。而事实上,王室将郑国的四邑划走之后,郑国也没能从苏氏手中得到天子许诺的十二邑。有人对此评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道德的准则,是礼义的常规。拿着并非自己拥有的东西去送给别人,难道还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吗?”虽然吃了一个哑巴亏,寤生对王室的态度仍然恭顺。这种恭顺,一方面是因为政治上的日趋成熟,虽然他至今没能如后世的管仲一般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实际上他已经明白,王室虽然衰微,却仍然是一张不可替代的王牌。在很多事情上,如果打着王室的旗号去做,就很顺利;如果得不到王室的支持,甚至被王室暗中拆台,就障碍重重,处处遇敌。因此,他很看重自己那个周王左卿士的身份,不希望因为些许土地就与王室闹翻。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王室这门近亲的感情也越来越接近,同宗同种的归宿感越来越强烈,甚至有了一丝叶落归根的人间晚情——他毕竟老了,如果在黄泉路上遇到周朝的列祖列宗,他希望自己能够坦然面对。然而,周桓王似乎将寤生的逆来顺受视为人到晚年的软弱,偏偏在寤生笑得最和煦的时候,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全天下人都静静地等着看热闹。寤生的反应,却是再一次保持沉默,只是取消了当年朝觐天子的计划——这在当时只能算是很微弱的一种抗议,要知道,普天之下,偶尔来朝见一下天子的诸侯都已经很少了。有理不打笑面人,寤生做到这个份上,周桓王如果及时收手,事情还不至于不可收拾。但是,他紧接着发出另一道命令:整顿军备,讨伐郑国!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以来,所谓王室的军备就是一只纸老虎,这是普天之下都知道的。否则的话,公元前720年郑国派人到王室的领地割禾夺麦,王室也不至于闭城自守,任其自由行动。现在,事隔十三年,郑国的军力比往日更胜一筹,而王室的势力一如继往地向下沉降,此消彼长,天子难道有把握打赢一场侵略战争吗?毫无疑问,他没有把握。既然没有把握,为什么还要主动出击?答案是:周桓王想赌一把。但是他要赌的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赌那个姬寤生究竟敢不敢放手与自己一搏。他毕竟是天子啊!寤生这些年来逆来顺受,连续吃亏都不吭气,不就因为他是天子吗?不就是想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一个尊王的良好形象吗?现在天子带兵打过来了,他还能够怎么办?寤生如果奋起反抗,那就是对天子不忠,煞费心思树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必定轰然倒塌;如果俯首听命,那就得听从天子的发落,承认自己的错误,乖乖跑到雒邑去朝觐天子,这在天下人面前也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周桓王将一个两难的题目交给了寤生。当然,周桓王之所以悍然动武,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周桓王本人其实也是一个将才,也有一定的指挥能力(这一点很快可以得到证明),但是长期以来,他都没有机会一显身手,因此从他内心深处讲,他是很愿意发动一场真正的战争,显示一下自己的军事才能的。讨伐郑国的部队匆匆组成。周桓王亲自率领中军,也就是王室的嫡系部队;虢公林父率领右军,主力是蔡国和卫国的军队;周公黑肩率领左军,主力是陈国军队。如果将王室视为联合国的话,这次参与河雒风暴行动的联合国军大概就是由赤道几内亚、津巴布韦和爪哇等几个国家派出部队组成的吧。卫国与郑国多年为敌。蔡国自当年参加东门之役,与郑国之间就存在不友好的回忆,一直未能消解。而陈国作为郑国的姻亲,之所以也派出军队参与讨伐,是因为不久前陈桓公去世,公子佗杀死了世子免而自立为君,陈国人心涣散,因此公子佗想通过效力王室而获得承认。面对来势汹汹的王军,寤生没有作太多的思想斗争,下令动员部队,起兵抵抗。两军在濡葛(今河南长葛)相遇并发生战斗,因此这一战又被称为濡葛之战。王军摆出的是传统的左中右阵型,以中军为主力,左右两翼为掩护,四平八稳,整齐有序。这也是中原各国当时普遍采用的阵型,比较适合以车战为主的战争环境。一般来说,战斗打响之后,双方的主力部队将以最快的速度冲向敌阵,利用战车的冲击力撕破敌人的防御,击垮敌人的斗志,而两翼的掩护部队进行左右包抄,乘虚而入,扩大战果,最终以三股合力将敌人击溃。但是,郑国军中有一位战争天才,那就是寤生的儿子公子突,他反对用传统的阵势迎击王军。公子突对寤生说:“从王军的阵型分析,其弱点是左翼的陈军,因为陈国刚刚发生内乱,民心涣散,军心自然不稳。我们如果先打击陈军,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击溃。陈军崩溃后,天子的中军受到影响,必然慌乱,而且波及右翼的蔡军和卫军。蔡、卫两军屡次败于我军,斗志不强,见势不妙,也会跟着陈军逃跑。这样的话,我军就可以集中力量进攻天子的中军,三面夹击,一举击破。”公子突的建议,实质上是加强郑军左右两翼的力量,特别是加强左翼的力量,率先击破王军右翼,然后击破王军左翼,最后才围攻王军的中军。寤生听从了公子突的建议,派世子忽为右翼,祭仲为左翼,自己则在原繁、高渠弥的护卫之下,率领相对薄弱的中军,摆出了所谓的“鱼丽之阵”。关于鱼丽之阵是个什么玩意儿,史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鱼丽就是鱼鳞,战车和步卒层层相附,互补缝隙,称之为鱼丽之阵;有的说鱼丽就是鱼网,鱼丽之阵的确切形态,是左右两翼向前张开,处于进攻态势,而中央部队相对靠后,处于防守态势。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解释似乎更为准确,因为战斗一开始,郑国的左右两翼就率先发动进攻,中军则坚守阵地,以待时机。果然如公子突所料,陈、蔡、卫三国军队一触即溃,周桓王的中军也随之混乱。乱军之中,郑国的猛将祝聃张弓搭箭,瞄准周桓王,一箭射中了他的肩膀!周桓王以他的个人英雄主义为这次失败的讨伐挽回了一点面子。虽然左右两翼都已经溃逃,他本人又身受重伤,但仍然咬紧牙关伫立在战车上,指挥部队坚守中军阵地。临危而不乱,可见天子并非无能之辈,确实是有一定的指挥能力的。战场上纷纷乱乱,血肉横飞,王军士兵在郑军的攻击下不断倒下。周桓王如同一尊石像,既不躲避飞来的冷箭,也不理会左右护卫的劝说。那一刻,他的脑子里出现的是祖辈们坚定的身影,大庙里那些写在一块块木牌上的显赫名字,仿佛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物,在他背后默默地注视着他。他终于觉得自己像一位天子,或者说有着天子般的尊严了。他不明白,接下来的年代已经不再是天子的年代,而是权术家、阴谋家、政客、外交家、军事家的年代。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叫做改革家的人物,他们几乎将这个世界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位受着传统的周礼教育长大的尊贵人物,势必在历史的大潮中被席卷而去。但至少在当时,他这种悲壮的姿态,即使在寤生看来也是值得尊重的。当祝聃前来促请发动全军进攻,一举消灭王军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下令:“退军。”“退军?”祝聃几乎要从车上跳起来。“没错。”寤生说,“以多欺少不是君子所为,何况对手是天子!我们打这仗只是为了自卫,能保住祖先的江山社稷,就已经满足了。”他把祝聃的耳朵揪过来,低声骂道:“你这头蠢驴,刚刚那箭已经够悬了,你难道还真想置天子于死地,让我在天下人面前落得个大逆不道的骂名?”当天夜里,寤生派祭仲代表他到天子的军营中慰问天子和诸位王室大臣。打一巴掌,再给颗糖,是郑庄公用来对付天子的最有效策略。如果不给巴掌,光给颗糖,天子就不太受用,会主动找上门来讨要那巴掌,然后郑庄公再给颗糖,才能将此事了结。公元前707年发生濡葛之战,是春秋时期由王室主导的唯一一次军事行动。自此之后,王室偃旗息鼓,断绝了征伐的念头,即使是到了齐桓公、晋文公的年代,那些新兴的霸主们主动前来讨好王室,抬高王室的地位,请天子出面领导他们讨伐征战,王室也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出小股部队,不再掺合诸侯们的战争游戏。寤生成为了这次战争的绝对赢家,不只是战场上的胜利,更是政治和外交上的胜利。毛泽东曾经说过:“郑庄公这个人很厉害,在国内斗争和国际斗争中都很懂得策略。”毛泽东本人在国际斗争中的策略,用六个字可以概括,那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而寤生在濡葛之战前后的表现,正是“有理、有利、有节”的典范。首先,濡葛之战不是他主动挑起的。虽然天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损害他的利益,他都保持了一颗平常心,处处忍让,仅仅采取了有限抗议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这是有理。其次,在濡葛之战中,他采用公子突的战术,大胆创新,推出鱼丽之阵,将王军打得大败而归,再一次打出了郑军的威风,这是有利。最后,在濡葛之战中,他没有乘胜追击王军,而是网开一面,放了天子一马,又在战后派祭仲前去安抚天子那颗受伤的心,进退有度,获得天下人的好感,这是有节。后世的专制统治者和御用文人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往往将濡葛之战视为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一场战例。然而,《史记》的记载很客观,明确指出,这场战争不过是“庄公与祭仲、高渠弥发兵自救。”既然是自救,而且也没有防卫过当,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吧。【郑庄身后,一山不容二虎】公元前709年,鲁桓公即位的第三年,齐、鲁、郑三国同盟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一年秋天,鲁桓公迎娶了齐僖公的女儿文姜,成为了齐僖公的女婿。齐僖公显然对这桩婚事十分重视,亲自送女儿出嫁。但是这种高调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失礼的行为。《左传》对此作出了解释:第一,但凡诸侯国的公主出嫁到“敌国”(即地位相等的国家),都应该派大臣送亲。如果这位公主是现任国君的姐妹,则派上卿送婚,以表示对先君的尊重。第二,如果出嫁的是现任国君的女儿,则派下卿送婚。如果公主出嫁到大国,即使是现任国君的女儿,也要派上卿送婚。第三,如果是嫁到天子家里,则众卿全体出动送婚,国君本人不去。如果公主出嫁到小国,只派上大夫送就行了。一句话,公主无论嫁到哪里,国君都没有必要亲自送亲,否则就是失礼。说起这位文姜公主,乃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原本齐僖公是打算将她许配给郑国的世子忽的。当时,郑国的势力如日中天,在齐、鲁、郑三国同盟这个铁三角中,郑伯寤生也是一个最核心人物,齐僖公希望通过婚姻这种形式来进一步强化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也希望和郑国的下一代建立感情,将这种友谊持续下去。而站在郑国这个角度,如果能够通过婚姻加固与齐国的同盟,对于郑国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无疑也大有好处。世人看来非常一桩美满的婚姻,世子忽却婉言谢绝了。他的理解是:“结婚要门当户对。齐国是大国,郑国是小国,我如果娶了齐国的公主,人家会觉得我高攀了齐国。人要自求多福,凡事靠自己,靠岳父算什么本事?”用现在的观点来看,世子忽的想法无可挑剔,甚至很令人钦佩。但《左传》论及此事,评论是“善自为谋”。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评价,意思是,世子忽只顾洁身自好,没有站在世子的立场上考虑国家的利益。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世子忽这个人的性格,多多少少有点孤高。这种孤高,在他父亲寤生的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影子——遗传这玩意儿,确实让人难以捉摸。公元前706年,北戎入侵齐国。因为郑国有打败北戎的经验,又是齐国的盟国,齐国派人向郑国求援。寤生派世子忽率领军队前往齐国救援,大败北戎军,杀敌三百余人,并虏获两名首领大良和少良。那个年代,郑国的军队真是内战内行,外战也内行,是当之无愧的威武之师、雄壮之师。郑国的强大令世人瞩目,世子忽的英武善战更令齐僖公青眼相加。齐僖公放下架子,再一次向世子忽提出,要把女儿嫁给他。此时距文姜嫁给鲁桓公已有四年,但是没关系,齐僖公有的是女儿,没嫁出去的更年轻更可爱,只要世子忽愿意,买一送一也不成问题。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世子忽再一次拒绝了齐僖公的美意。如果说前一次拒婚还情有可原,这一次拒婚则未免太偏执了。祭仲私下批评世子忽说:“娶齐国的公主有什么不好呢?娶了齐国公主,您就是齐侯的女婿,如果有什么事,齐国就是您的后盾。上次您说门不当户不对,又怕大国公主不好应付,我们也就姑妄听之。这次您有恩于齐国,齐侯又那么殷勤地想把女儿嫁给您,谁还能对您说三道四呢?再说了,您要好好想想,主公并非只有您一个儿子,那几位公子也非泛泛之辈,您要想在他们当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强大的外援,否则的话,主公百年之后,谁当郑国的国君,还很难说呢!”祭仲这番话说到了点子上,世子忽没办法反驳,搪塞道:“当年我没为齐侯做什么事,都不敢娶他女儿,现在我奉了主公之命前来救援齐国,如果带个老婆回去,老百姓见了,难道不会说我打仗是为了人家的女儿?你叫我把脸往哪搁?”世子忽死活不愿意娶齐僖公的女儿,其实另有隐情。公元前716年,世子忽已经娶了陈桓公的女儿妫氏为妻。虽然那也是一桩政治婚姻,世子忽对妫氏却十分喜爱,还没来得及举行结婚仪式,就和她圆房了,这在当时传为笑谈。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妫氏对于世子忽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女人,否则的话,世子忽既然这么爱面子懂礼数,为何会猴急着与她上床呢?世子忽与妫氏做了十年夫妻,一直琴瑟合谐,感情相当不错。当然,他也不可能只有妫氏一个女人,肯定还有其他的侧室,但这些侧室都不能危及到妫氏的地位,因此相安

                        录》,第128—129页。?《溧阳县志》第八卷。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9页。1645年11月,几位著名的溧阳乡绅秘密与南京清政府接触,列举潘茂和潘珍的罪行,清军于是逮捕了他们。12月24日,处死二潘。周廷英:《濑江纪事本末》,第152—157页。?这个士人叫吴任之。1646年7月13日姜进仪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123页。?姜进仪奏章。转引自《南明史料》,第123页。?唐仲冕、汪梅鼎编:《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海州志》第三卷,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页;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70页。许多支持兴昌王的“盗贼”,包括高进忠在内,都被清朝淮阳漕运总督沈文奎逮捕杀害。逮捕活动一直进行到1645年深秋。《清史稿·沈文奎传》,转引自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2页。显然,高进忠早先投降过洪承畴。根据清代案卷中的一个奏章说,高进忠在崇明岛上聚集了一批贫民。在洪承畴对他进行招降之后,他起初与清人合作,提供3000多士兵和69艘战船来帮助收复崇明岛。如果这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倒戈叛乱就一定危及到了洪承畴的招抚政策。《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103页,转引自李光涛:《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6页;《世祖实录》第二十二卷,第264页。除了为金声领导的短命的勤王运动而组织的休宁、安庆起义外,在上游的武昌也爆发了一场由荆王领导的规模较大的南明起义。张天禄从前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明朝总兵,镇压了武昌起义。温睿临:《南疆绎史》,第238—241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0—142页。?这些人包括:溧阳的谢琢、盐城的司石磐、广德的吴原成,以及如皋附近的张明圣。温睿临:《南疆绎史》,第369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四卷,第28—29页。朱谊漇的爵号大概是假造的。有些记载说他就是瑞昌王,而在另一些记载中,他被误作为乐安王朱谊石。朱谊漇有时也被称为朱谊漇。《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页。?早在1646年3月6日,朱谊石就试图猛攻东朝阳门,但进攻被击退了,没有成功。许多复明军士卒在向南京东北摄山林坡逃命时被杀。《明清史料》甲编第一册,第170页;《清史稿·洪承畴传》。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8—259页。?根据后来一个复明分子向清朝审讯官的供认:“伪瑞昌王及朱君召等图谋,以各处贼党众多,惟缺少钱粮、器械,要先谋渡江北,用奸细取六合,仪真(征)二县,得了钱粮、器械,便倚据山险,纠江北各处贼党,成就大事。”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关于安徽山区后来发生的起义,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3页;《南明史料》,第109—111、135—136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同时,负责江防的官员范承祖(他也许是清朝著名义士范承谟的兄弟)带领一些人马渡江到六合、仪征,阻止当地可能发生的起义。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这说明巴山自己也认识到,虽然这个地区的民众在原则上可以分成“良民”和“贼”,但在实际中却很难予以区别。“诸臣目击村落团集良民,与真贼难辨,若纵兵剿杀,必至玉石不分。”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0页。?1646年10月8日洪承畴奏章,同上。?《清史稿·洪承畴传》载:朱谊漇(即朱谊漇)在复明分子进攻南京时被俘。这一说法的依据,可能就是《东华录》,1646年9月22日条。《东华录》载:朱谊石(即朱谊漇)于此日被俘。这两种说法都与洪承畴11月8日奏章不相符合,奏章提到朱谊漇还没被俘。《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59页。近来,在北京明清档案中发现一条材料,说金声桓于1647年夏天俘获了瑞昌王。见1647年8月31日的一份奏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分册,第94—95页。?《世祖实录》第二十八卷,第331页;第三十卷,第353、360页。1647年2月13日洪承畴奏章,《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75页;《南明史料》,第184页;《清史稿》洪承畴、巴山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26—128页;《南明史略》,第93页。也在这时,南京上游一些县的地方官开始重建本地孔庙,作为恢复安定的一个标志。其例可见张其昀等合编;《全椒县志》,第344页。?小威尔斯:《中国沿海》,第221—222页。?亲王博洛于1646年6月14日抵达杭州。在钱塘江彼岸的南明军队由方国安指挥。因为干旱,钱塘江水位下降,满洲军兵遂得以骑马过江。7月10日方国安部被击溃,退守绍兴。监国鲁王即建都于绍兴。三天后,清军向这一地区合围,监国鲁王守不住台州至绍兴间的关隘,便经海门从海上逃跑了。他在张名振处避难,张名振后来带他去了舟山岛。《明清史料》甲编第二册,第153、160页;《明清史料》所载张存仁1646年1月3日与12月21日之间所上的奏章,见《南明史料》第1—8、12—13、15、34—35、42—44、48—49页;斯特鲁弗:《南明》,第60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54—56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3页;狄百瑞:《帝国的蓝图》,第21—24页。?起初,投机取巧的政客与“土寇”给清军的占领造成了极大困难。关于归降人员与官府胥吏作弊的详情,见《南明史料》,第15—17、23页;关于盗贼活动的记载,见上书,第60—62、102—108、120、136—137、142—143页;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第二卷,第27—29页;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46—147页。抵抗活动在17世纪50年代一直存在(见上书,第147—154页),不过自1649年12月清军长期驻守杭州后,不安定的状态好转了。《南明史料》,第149页;沈翼机:《浙江通志》第一四九卷,第3页。?最初进攻浙江的主要人物佟国赖,是佟国器的亲戚。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794页。?傅路德、房兆楹合编:《明代人名辞典》,第29页。?冈本跻:《政治道德危机》,第85页,并参见第57—59页。?同上书,第86—96页。基督教在浙江的地位特别牢固。17世纪30年代反基督教分子声称,浙江省官员暗中与基督教徒结盟,做他们的保护人。道格拉斯·兰卡什尔:《明末中国佛教徒对基督教的反应》,第91—92页。?唐王政权的军队在安徽中部和南部做了重要的军事努力,最终,那里的南明官员金声被杀。1645—1646年冬张天禄给清政府的一份报告,生动地描绘了池、太平、徽、宁国四州府所遭受的破坏。城乡皆无人烟,尸骨遍野如草。一到夜晚,空中就闪烁着绿色的磷火。《明清史料》甲编第三册,第516页,转引自《洪承畴背明始末》,第260页。?巴克士:《郑芝龙的兴衰》,第436页。?查继佐:《国寿录》,第138页;钱肃润:《南忠记》,第115页。?1646年10月17日清军进入福州时,该城实际上已被郑芝龙放弃,军火库被毁。郑芝龙将他的根据地撤到安海,然后,在11月21日向福州的清军统帅投降。斯特鲁弗:《南明》,第61—62页;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第110—111页。?褚华:《沪城备考》第一卷,第11页。?斯特鲁弗:《传统中国社会中史学的作用》,第17—18页;斯特鲁弗:《南明》,第39、61—62、72—73页。?由于朝服不够,此后十天内绍武政权所任命的官员不得不向本地伶人购买戏袍。戴维·哈里森·肖尔:《中国明代最后的朝廷》,第25—27页;参见德·帕拉福克斯:《鞑靼人中原征服史》,第145—146页。?永明王朱由榔是万历皇帝唯一幸存的孙子,亦称桂王,这是他在隆武皇帝死后改称的爵号。为躲避张献忠向湖广南部的进犯,早在11月中旬听得隆武死讯时,永明王就在他的军事保护人丁魁楚的劝说下,在肇庆宣布摄政。11月22日,得知赣州失陷,新摄政王离开广东去梧州,正好越过广西边境。这样,苏观生和其他广州官员觉得他们被新摄政王抛弃了,遂于12月12日在广州提名隆武的弟弟朱聿第十一章北方的最后平定职即星夜渡河西巡,一目沙漠,另一世界。百里断烟,山不产材,地不生禾。沿途止有番人,前后围绕。1650年张中元自甘肃走廊所上揭贴。《明清史料》丙编第八册,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282页1647—1648年冬季,平定叛乱的官员们发来的辉煌战报助长了清廷中的宽慰感,然而这种感觉并未持续多久。1648年春,满人的时运突然逆转:朝廷认为已经控制住的中国北方的许多地区再度爆发叛乱。这一逆转与金声桓、李成栋倒戈扶明后中国南方复明活动的复苏恰好相合,甚至可能就是它的直接后果。天津一带是北方首先爆发叛乱的地区之一。雷兴曾试图平定这一带的混乱,但在1644—1645年起义之后,混乱状况却一直存在。事实上,1647年夏天,山东的前明刑部尚书张忻屡被“土寇”所败。他因掩饰败绩,被降为直隶巡抚。他的继任者李犹龙很快就意识到反清力量是多么根深蒂固,多么危险。特别是那些声称他们代表着明皇室者,尤其如此。1648年3月,在天津以南靠近山东边境的庆云,一个贼首宣布自己是熹宗皇帝(1621年在位)的嗣子。此人真名叫杨思海。三河地方一个姓张的妇人也参与进来,自称是熹宗之妻。反清分子又联合了另一个名叫张天保的贼首,刻制明朝印信,打起明朝旗帜,招兵买马,把李犹龙打得惨败。三个月后,即在6月份,李犹龙和总兵苏屏翰又派兵出击,但只是使复明武装略受损失而已。此年8月,反清分子又一次合力攻打天津之南大运河边上重要的县城静海。这一次,李犹龙抓住了几个叛乱首领,不过他已经开始认识到,零敲碎打的镇压措施只会把天津地区的事情搞得更糟。李犹龙依靠户部侍郎王公弼的支持,提出对反贼应兼行招抚,并收编了一些反清分子。这一着并没有能够遏制叛乱。1648年9月18日,李犹龙和苏屏翰声称根除了天津以东的许多反清分子,但李犹龙不久就因与其前任同样的原因而被撤职了。反叛分子继续扰乱这一地区。直到1649年,朝廷才派出“大军”,增强天津戍军的兵力。

                        榆园军

                        尽管天津起义引起了朝廷相当大的恐慌,但比起不久后出现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榆园军来,它们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榆园军是好几支复明武装的合称,他们活动在山东西南部沿河北、河南边境的曹州森林地区。多年来,武装匪帮一直穿越鲁冀豫边界,进攻河北(北直隶)大名府的城镇或河南开封周围的地区。只要这些袭击是零星的偶发事件,清政府就仍对它们采取容忍的态度。然而,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来自曹州的一支大规模武装力量真正占领某个县城,并且与河北、河南这些邻近省份的叛贼或复明武装联合,也与当地匪盗结盟。在这种情况下,沿着大运河并经过河北大名府的国家交通主干线就会受到威胁,政府对冀南、鲁南和豫北地区的控制就会由此陷入危境。这种威胁在1648年阴历四月(4月23日至5月21日)成为事实了。当时一个名叫李化鲸的榆园军首领从曹州出军,围攻了跨越河北边境的东明城。由于当地反清分子起来响应,李化鲸夺取了东明,然后回军鲁南。到夏末,他又在鲁南起兵,攻占了曹州城及周围的曹县、定陶与城武县城。当山东乱党西进越过河北边境时,当地群盗也合伙攻击清丰、南乐等城。这些县城靠近军事重镇大名,当地的武将士绅虽然能够击退义军,但清军的伤亡惨重。在另一个方向,反军打到山东中部,袭击巨野城,从8月30日到9月5日围攻巨野,直到被清朝的援军赶跑。在南面,李化鲸的人马越过河南边境,渡过黄河,袭击归德。在开封附近,9月20日河北叛将刘之炳包围兰阳城。不久整个靠近开封的黄河北岸落入叛乱者手中,封邱城成了范慎行所率曹县军队的据点。此人据清政府塘报称,初系十足的“土寇”,后“起为盗”。榆园军据说总共有2万人,实际上是由20多个独立营盘组成的联合团体,每营约有1000人,散布在三个省份。据塘报的描述,他们的营地安在设有内堡的大型设防寨楼里,有大炮守卫,甚至包括佛郎机炮。堡垒顶上常常装饰有大幅白色旗帜,叛乱者携带女人和家畜一起住在营地里。当满蒙部队进攻叛乱者的防御工事时,有时干脆就将城堡烧成平地,把所有人都一把火烧死。有时他们也讲区别对待,只杀死男人,而把家畜和女人分给自己的士兵。他们很少容纳俘虏,绝大多数人都在当场受审后斩首示众。榆园军各营在对满蒙汉官军的共同斗争中联结起来,这种联合也凭借于这个营与那个营之间的一种松散的联盟。例如,通向曹县的要道被两个重要叛军营盘所占领,它们之间约相隔10华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团体,一个由姓范的指挥,另一个则由姓肖的统率,但他们互相视为同盟,如果受到攻击都会得到另一方的支援。总的说来,他们的战略几乎不像是互相协调的,在报告他们活动的清朝官员看来,他们能够在总体上统一起来,靠的是采用了明朝的称号、爵位与官名。李化鲸本人甚至在东明的据点里供养了一名明室远裔,称“天正皇帝”,发号施令。在多尔衮及其谋臣看来,榆园军的有组织的协作还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存在一个把叛乱首领与前山东军阀刘泽清连结起来的阴谋集团。刘泽清此刻正住在京城。在清军渡过黄河进攻扬州的时候,像阎尔梅这样的江北忠君复明分子曾希望刘泽清会支持南明事业。然而,刘泽清看出满清取胜的可能性更大,当多铎派佟佳氏名将准塔去淮安邀请刘泽清合作时,这个山东军阀就将他本人率领的有50名将领和2万人马的军队交给了那个满洲将领。作为交换条件,他受抚后被封精奇尼哈番。或许正是因为刘泽清所得爵位不高,惹得他蓄意谋反。刘泽清以素有大志著称,常自夸:“二十一投笔,三十一登坛,四十一裂土。竟不知二十年中所作何事?”而且他出名的鲁莽。当他还是个参加乡试的举子时,就在一次口角中挥拳打死了一名衙役。这种鲁莽可能也会促使他谋反。9月5日后,起义活动开始出现,当时一个名叫程万占的人率兵千员攻击了位于曹县以东的单县县城。在单县进攻受挫后,知县报告说程万占不是别人,正是刘泽清的庄头,刘氏族人都是曹县有名的豪强。多尔衮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小心谨慎的。他告诉兵部,“或人诬陷,亦未可知”。没有必要去激怒一个像刘泽清这样重要的归顺者,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刘泽清毕竟是来自多尔衮政权绝大多数高级文官所产生的那个省份,此刻归顺清人的其他山东士大夫,可能会把指责刘泽清谋反视为诽谤,认为是刘泽清的政敌乘其家奴参与榆园军之机,存心诬陷,以至于这些人自己也许就会因此而反对清朝。如果刘泽清确实卷入了这次地方叛乱,那么要有确实证据予以证实才行。著他早晚照

                        往夏姬家参加派对,因此不见任何宾客。单襄公回来之后就对周定王说:“陈国也许快要灭亡了吧。”他接着说,按照先王的遗训,雨水稀少,就修整道路;河水干涸,正好搭建桥梁;草木凋零,应当储藏粮食;天寒地冻,则准备冬衣;寒风吹袭,赶快修整城墙和房舍。现在的陈国,十月已过,道路仍然无人修整,田地里的庄稼没人收割,水面上既没有水利工程,也没有桥梁,这是违背先王的教诲啊!按照周朝的官制规定,外国派使者前来,边境官员要立刻向国君报告,并派专人迎接、引导、慰劳客人,陪同客人到宗庙向列祖列宗行礼献花。外交部要安排好宾馆,司徒派人服务,司空巡视道路,司寇安排保卫,膳食工作人员、马夫、工匠等人员全部到位,做到热情洋溢,宾至如归。如果是大国的使者到来,接待档次还要提高。天子的使者到了,档次更高。如果是天子本人巡视,国君必须亲自出面监督接待工作。现在我单某人虽然不才,好歹也是天子的亲戚,奉天子之命经过陈国,居然无人理睬,这是公然蔑视王室啊!更离谱的是,陈侯违背人间伦理,置夫人、妃子于不顾,带着臣子去夏家开淫乱派对,这不是侮辱‘妫’这一高贵的姓么?身为太姬之后,不穿戴我周朝的礼服和帽子,却戴着楚国的帽子招摇过市,这不是太随便么?公元前599年夏天,夏家的亭台楼阁竣工,陈灵公又带着孔宁和仪行父到夏家饮酒行乐。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如果不是因为问病或吊丧而前往卿大夫家,叫做“君臣为谑”,在当时是非常失礼的行为。陈国人对此议论纷纷,有诗为证:“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夏南就是夏征舒,这是陈国的百姓讽刺陈灵公与夏姬淫乱,不辞辛劳地驱车前往夏家,朝夕都不休息。最感难堪的是夏征舒。他既对国君的无耻感到愤怒,又为母亲的荒淫感到羞愧,而在愤怒和羞愧之外,更多的是感到无奈。虽说士可杀不可辱,但在那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要维护士的尊严,需要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智慧,甚至是狡黠,而这些都是夏征舒所不具备的。陈灵公等人一连几天在夏家饮酒作乐,猜拳行令,当然还干了更糟糕的事。酒醉半酣中,陈灵公突然对仪行父说:“我怎么越看越觉得征舒长得像你?”“是嘛?”仪行父装作端详了陈灵公半天,说:“我看他长得也很像主公您啊!”一群人笑得前仰后合,夏姬脸色绯红,更加楚楚动人了。这个下流的玩笑通过仆人传到了夏征舒耳朵里,这位一直处于痛苦煎熬中的年轻人终于下定了决心。他拿着一副弓箭埋伏在自家的马厩里,等陈灵公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便一箭射穿了陈灵公的咽喉。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旁边的人都惊呆了,夏姬看看倒在地上的陈灵公,又看看从马厩中缓缓走出的儿子,脸色变得煞白。这个时候,孔宁和仪行父趁着大伙不注意,偷偷从侧门溜出了夏家的花园。他们驾上马车,一路狂奔,跑出上蔡(陈国首都)的城门,跑出陈国的边境,然后转向南方,一直跑到楚国境内。楚庄王看到孔宁和仪行父,立刻意识到这两个人是来送枕头的——人生最大的幸福,莫过于你想睡觉的时候,有人给你送枕头。自从晋成公即位,晋楚之间的争霸就进入拉锯战时期。双方争夺的战略重点仍然是中原的心脏地带,也就是郑、陈、蔡、宋几个国家。处于中国心脏地位的郑国首当其冲,陈、蔡、宋三国也不能幸免。同时,晋楚两国又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巩固各自的后方,争取更大的战略空间。公元前601年,晋国为了解决后顾之忧,联合白狄部落发动了对秦国的进攻。有传言说晋国人俘虏了秦军的间谍,拉到绛都的闹市区公开处斩。六日之后,间谍竟然死而复生。这自然是天方夜谭。但也有人认为,自晋文公去世后,秦晋两国总是刀兵相见,冤家易结不易解,间谍的死而复生,正是两国兵争不断的象征。同年,楚国的附庸、位于今安徽省境内的舒国背叛楚国。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一举将舒国消灭,将它并入楚国的版图。自此之后,楚国的边境与吴、越的江南诸国接壤。楚庄王与吴、越两国的国君举行会盟,三方建立了外交关系。回顾楚庄王的争霸之路,先是灭掉了庸国,稳固了楚国西北的边防;与秦国建立同盟关系,使秦国成为打击晋国的“左勾拳”;现在又将吴、越二国纳入同盟,则东南无忧,战略布局基本成型。公元前600年九月,晋、宋、卫、郑、曹等诸侯再一次在扈地会盟,陈灵公缺席。缺席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与楚国达成了秘密同盟,因而懒得搭理晋国。但也有可能是,陈灵公此时正沉溺于与夏姬的淫乱之中,不想参与任何国际事务。作为此次会盟的直接成果,晋国派荀林父为大将,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陈国。不过,由于晋成公突然在扈地去世,大军尚未抵达陈国便草草收兵,无功而返。晋成公的儿子据即位,也就是历史上的晋景公。大约就是在晋景公即位后不久,赵盾去世了,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郤缺。不久之后,楚庄王又一次挥鞭北上,讨伐郑国,以惩罚其参加扈地会盟的背叛行为。郤缺率军救援郑国。没想到,晋楚两国尚未交锋,倒是郑国人主动出击,在柳棼(郑国地名)打败了楚国部队。因为这次胜利,郑国举国欢腾,只有郑襄公的哥哥公子去疾对此表示担忧。他认为,郑楚两国实力相差悬殊,郑国逞一时之强,偶尔打败楚国,但是从长远来看,仍然处于弱势,因此,打了胜仗非国家之福,而是国家之祸。基于这种担忧,郑国人在打了胜仗之后,又主动与楚国和谈,请求楚国的原谅。这一举动惹恼了晋国人。公元前599年夏天,晋国又带头发动诸侯联军讨伐郑国。夹缝中求生存,真是不容易,郑国人再一次妥协,转而与晋国签订了和平协议。楚庄王不干了,于是再一次派兵讨伐郑国(可怜的郑国)。这一次,晋景公派了老臣士会带领诸侯联军保卫郑国,在颍水北岸赶走了楚国人,并且驻军郑国,防备楚国的再次入侵。正当楚庄王为战争相持不下而暗自焦虑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失魂落魄地站到了他面前,向他报告了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的消息。楚国群臣中,有位担任申县县公的公族大夫,名叫巫臣,曾数次出使陈国,在陈国偶遇夏姬出游,惊为天人,只恨不能将其据为己有,久而久之,竟成为心病,于是力劝楚庄王讨伐陈国,企图借机掳取夏姬。即便没有巫臣的鼓动,楚庄王也打算好好利用陈灵公被杀这个题材,名正言顺地干涉陈国内政,以获得对陈国的绝对控制权。他好言安慰了孔宁和仪行父几句,然后表态道:“此事非同小可,寡人断无坐视之理!”公元前598年春天,中原再次陷入战火。楚庄王亲率大军讨伐郑国,一直打到栎城。此时士会率领的诸侯联军已经撤走,两面不讨好的郑国人万念俱灰,公子去疾说:“晋国和楚国这两个国家不以德服人而总是诉诸武力,谁打过来我们就听谁的。他们毫无信义可言,我们又为什么要信守什么诺言呢?”于是郑国再次屈服于楚国。同年夏天,楚庄王、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在辰陵举行了会盟。大子午是陈灵公的嫡长子,陈灵公被夏征舒杀死之后,大子午迅速出逃,流亡国外。辰陵会盟被视为楚庄王霸业初成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不久,楚庄王派他的弟弟、时任左尹的公子婴齐率军入侵宋国,而楚庄王本人亲率楚军主力在郑国的郔城坐镇。到了冬天,楚庄王大军突然自郔城出发,直奔陈国而去。楚军进入陈国之前,楚庄王发布了《告陈国同胞,全文简洁明了,只有八个字:“无动!将讨于少西氏。”意思是,陈国的百姓不用惊慌,楚国大军是为了讨伐少西氏(指夏征舒)而来,与其他人无关。饱受战乱之苦的陈国人本来就没有斗志,看到这八个字的檄文,觉得这事确实和自己无关,于是歌照唱,舞照跳,任由楚国大军兵不血刃地进入了陈国的首都上蔡。夏征舒被楚国人抓住,处以车裂之刑。车裂之刑又被称为五牛分尸。确切地说,不是分尸,而是分大活人,其残酷可想而知。在《左传》的记载中,尚只有齐襄公对郑国的高渠弥使用过这种酷刑,主要是为了扬威于诸侯,同时给自己树立一种嫉恶如仇的光辉形象。楚庄王此举,出发点和齐襄公是一样的。处死夏征舒之后,楚庄王本人却对夏征舒的母亲——夏姬动了凡念,想纳其为妾。这也难怪,按照冯梦龙的描述,男人见了夏姬,没有一个不动心的,楚庄王自然也不例外。这事遭到巫臣的强烈反对。巫臣说:“大王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现在纳夏姬为妾,是贪恋她的美色。贪恋美色就是淫邪,万恶淫为首。《尚上说,‘明德慎罚’,周文王依此建立了周朝。明德,就是推崇美好的品德;慎罚,就是有恶必除。如果发动诸侯讨伐有罪之人,自己却陷入罪恶之中,岂不是太不慎重了?请三思而后行!”楚庄王不知道巫臣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只是觉得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听从了巫臣的劝告。大将公子侧在一旁见了,肾上腺素激增,马上站出来说:“既然大王不要那个女人,那就赏赐给在下吧。”巫臣感叹道:“这是个不祥的女人啊。她嫁给御叔,御叔便死得早;与陈灵公私通,陈灵公便死于非命;她的儿子夏征舒因她而死;孔宁和仪行父因为她而流亡国外;陈国也因为她而被我楚军占领。世界上还有比她更不祥的吗?人生在世已经不容易,你又何必惹祸上身?天下有的是美女,你又何必只在乎这一个呢?”被泼了这瓢冷水,公子侧也冷静了下来,表示放弃。但是,这么漂亮的女人,如果谁都不要,未免太浪费资源,楚庄王想了半天,决定将她赏赐给连尹(楚官名)襄老。不幸被巫臣的乌鸦嘴说中,襄老得了这个宝贝,也没享用多久,便于第二年的晋楚大战中被射死,连尸首都被晋国人抢走。这是后话,暂且不提。楚庄王打着替天行道、讨伐逆臣的旗号进入陈国,处理完夏姬母子的事务之后,真实的嘴脸就露出来了。他宣布:自此之后,陈国就不存在了,改为楚国的陈县。前面说过,自楚武王兴起以来,楚国每吞并一个国家,就将这个国家改为楚国的一个县,已成惯例。楚王既然称王,县的长官也就比于公侯,称为县公。随着楚国的扩张,楚国的县公一度多达十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大子午本来指望靠楚国的力量夺回君位,楚庄王这么一宣布,他立刻逃往晋国寻求政治避难。其时楚国大夫申叔时奉命出访齐国,回到楚国之后,他向楚庄王汇报了出访的情况后,就准备告退。楚庄王一时适应不过来,说:“夏征舒大逆不道,以下犯上,杀死了自己的君主。寡人替天行道,率领诸侯讨伐他,并且杀死了他,诸侯和各县县公都来歌功颂德。唯独你当做不知道,连句祝贺的话都没有,这是为什么?”申叔时倒是不含糊,问:“我还可以为自己辩护么?”“可以。”“夏征舒犯上弑君,罪大恶极,您讨伐他,并且将他治罪,乃是君王的责任和义务。不过,我们乡下有一句话,‘牵牛踩坏了人家的田,而田主夺了他的牛。’牵牛踩田,当然有罪,但是因此而没收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是因为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之人。现在您将陈国改为陈县,是贪图陈国的富庶,所以据为己有。您以讨罪号召诸侯,最终却以满足贪心而结束,这样好吗?”楚庄王一拍大腿,说:“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那我恢复陈国,如何?”申叔时面露喜色,说:“这就是我们乡下人常说的,从人家怀里偷了东西,然后还给他呀!”楚庄王于是命人将大子午从晋国迎接回来,立他为陈国的君主,撤销陈县而恢复了陈国。大子午也就是历史上的陈成公。楚庄王又命令,从陈国的每一个乡中迁出一人,带到楚国,划出一块地方给这些人集中居住,并将这地方命名为“夏州”,以纪念讨伐夏征舒的功绩。据后人考证,夏州应当就在今天湖北省武汉市的汉阳区。【晋国的内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辰陵会盟是楚庄王称霸的标志性事件。然而,辰陵会盟本身的成果并不显著。除了楚庄王自己,参与会盟的诸侯仅有两位,那就是郑襄公和陈国的大子午,也就是后来的陈成公。而且,对于夹缝中求生存的郑襄公来说,会盟没有任何约束力,今天参加楚国的会盟,明天就派人向晋国汇报情况,两边都不敢得罪。料理了陈国的事务之后,楚庄王决定不再与晋国磨叽,一劳永逸地解决郑国问题。公元前597年春天,楚军入侵郑国,包围郑国的首都新郑,日夜攻打。围城到第十七天,郑国人快顶不住了,想向楚国人求和,问卜,结果不吉;转而又就“临于大宫”和“巷出车”举行问卜,结果大吉。所谓临于大宫,就是跑到郑国的祖庙去大哭;巷出车,则是将战车陈列在街巷之中。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决一死战,绝不妥协之意。既然天意如此,郑国人也就放弃了投降的念头,作好必死的准备,全体人民一起放声大哭,连坚守在城墙上的将士也号啕大哭,直哭得惊天地,泣鬼神。想当年,郑庄公纵横河雒,打遍中原无敌手,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却只能以号啕大哭的方式来作困兽之斗,真是让人唏嘘。哭声传到了楚军大营,连楚庄王都听到了,骇然道:“两国交战,百姓何罪?”于是命令楚军停止攻城,后退数十里地安营扎寨。这一退为楚庄王的“霸道”写下了注脚,深得世人好评。所谓霸主,原本就是打着仁义的旗号杀人的人。自古以来,识仁义而不会杀人的,被人们视为笨蛋,比如宋襄公;会杀人而不识仁义的,被视为暴君,比如齐襄公;既会仁义又会杀人,则成为天下的霸主,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郑国人没想到这一哭果然起作用,还以为是祖宗庇佑,趁着楚军撤退,连忙修筑城墙,加强新郑的防卫。不久之后,楚军卷土重来,再一次包围新郑。这一次,新郑的城防比原来坚固多了,楚军攻打了整整三个月才突破郑军的防御。六月上旬,楚庄王带领部队从皇门进入新郑,这也是自公元前666年子元入侵新郑以来,楚国军队第二次踏进郑国的首都。郑襄公肉袒牵羊(光着上身,牵着瘦羊)来迎接楚庄王,说:“全是我的错,白活了一把年纪,却不知道天命所归,不自量力与大王对抗,殃及郑国,辱及先人,更无脸拜见大王的尊颜。”楚庄王将身体靠在车轼上,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表演。肉袒牵羊原本是商纣王的哥哥微子首创。当年周武王灭商,微子就是这样向周武王表示降服,获得周武王的宽恕。而对于楚国人来说,这样的投降仪式也许并不陌生,公元前654年,许僖公就曾经对着楚成王表演过一次。“无论大王怎么惩罚我,我都唯命是从。就算您将我发配到江南,或者迁徙到海边,我也心甘情愿,因为那是我应得的。就算您消灭郑国,将郑国的男女作为您的仆人,我也不敢有意见,因为那是对抗您的下场。”说到这里,郑襄公抬眼偷偷看了一下楚庄王,后者正认真听着,而且用鼓励的眼光看着他,分明在说:“继续,继续。”“但是,”郑襄公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如果大王顾念楚、郑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不绝郑国的社稷,让郑国的列祖列宗能够继续享受祭祀,使郑国臣服于您,成为楚国的附庸,则郑国上下都感念您的大恩大德,心悦诚服地接受楚国的领导。这也许是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但也是我的真心话,请大王考虑。”楚国的群臣都劝楚庄王不要接受郑国的投降,直接将郑国并入楚国的版图。更有人说,从郢都千里迢迢来到新郑,连续作战半年,将士们付出了太多血汗,怎么能够轻易就答应人家投降呢?楚庄王摆摆手,制止了群臣的议论:“这个人身为国君,却能够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我,必能得到郑国人民的信任,还是很有希望的嘛。再说我们讨伐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服;现在既然服了,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还要怎么样呢?”于是接受了郑襄公的投降,并亲自挥动战旗,指挥楚军从新郑撤出。紧接着,楚国派潘尫(wāng)为代表,与郑

                        们聚居在一起的威胁,又可以被姬姓诸侯所用,成为诸侯国政治与军事的支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国分到了“殷(殷即是商)民六族”,卫国分到了“殷民七族”,而我们即将说到的晋国,分到了“怀姓九宗”。从地理位置上看,晋国大致位于今天的山西,在黄河中游的汾河、浍水之间,西接秦国,南靠周王室,东边则与卫国接壤。同为中原国家,晋国所处的位置使得它与西方的戎人发生更多的接触,晋、戎之间既有斗争,也有通婚,民族趋于融合。晋国的先祖叔虞,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周成王年少的时候,与叔虞在一起玩,随手摘了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的形状,送给叔虞,并且说:“我把这分给你。”本来是一句玩笑的话,被辅政大臣周公旦知道了。周公旦立刻跑去找周成王,请他择日分封叔虞。周成王有点不知所措道:“我这是和弟弟开玩笑呢。”周公旦却一本正经地说:“天子无戏言,一言一行都被记入史册。”于是封叔虞于唐地,也就是后来的晋国。这个故事在中国历史上很有点名气,叫做“桐叶封弟”。到了周宣王年间,晋国的国君晋穆侯的夫人姜氏生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叫仇,小儿子叫成师。晋穆侯死后,仇即位为君,也就是晋文侯。晋文侯死后,他的儿子晋昭侯即位。晋昭侯居住在翼城(又名绛都),而将晋国的第一大城曲沃封叔叔成师,称为曲沃伯,又号桓叔。此举实际上将晋国一分为二,一部分仍由晋昭侯统治,另一部分则由曲沃伯统治。从此,晋国进入“翼-曲沃”双城记的时代。成师死后,他的儿子曲沃庄伯讨伐翼城,企图获得晋国的统治权,拉开了“曲沃代晋”的序幕。“曲沃代晋”的历程持续了很多年,直到公元前678年,也就是齐桓公主持第一次幽地会盟的时候,曲沃政权终于攻克翼城,取得晋国的控制权,并获得周天子的承认,被授予建立一军的权力。当时曲沃的领导人是成师的孙子曲沃武公,随着地位的改变,在历史上又被称为晋武公。晋武公死后,儿子晋献公即位。随着晋国的统一,新的国内矛盾产生了。曲沃桓叔、庄伯的其他子孙,也就是晋献公的同族,被称为“桓、庄之族”,因为多年营聚曲沃,势力非常强盛,使得居住在绛都的晋献公十分烦恼。晋献公采用大夫士蒍的计策,从内部分化“桓、庄之族”,诱使其同室操戈,然后一网打尽,于公元前669年解除了心腹之患。因为这件事,晋献公对士蒍十分赏识,于公元前668年提拔他做了大司空。晋献公是春秋时期晋国历史上第一个值得重墨书写的人物,据《韩非子》记载,晋献公在位期间,“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基本上将周边小国和戎、狄部落兼并到晋国的统治范围内,晋国成为北方大国。在此有必要将他的主要家庭成员作一个介绍:1,元配夫人,历史上没有记录其名字,只知道是从贾国娶回来的,没有生育子女。2,齐姜,晋武公的小妾,按辈分是晋献公的庶母。晋献公和齐姜通奸(又是“烝”,那个年代的人也许真有很严重的恋母情结),生下一儿一女,女儿嫁到秦国,成为秦穆公夫人,儿子申生则被立为大子。3,大戎狐姬、小戎子,西方戎族的女子,晋献公的小妾。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小戎子生公子夷吾。4,骊姬,骊戎国的公主。晋国讨伐骊戎国,该国以骊姬和她妹妹献给晋献公。骊姬为晋献公生了公子奚齐,而她妹妹则生公子卓子。另外,据《史记》记载,晋献公在得到骊姬姐妹之前,已经有儿子八人,其中大子申生、重耳、夷吾在朝野较有名望。这就说明,晋献公一生共有十个儿子,历史上留下了名字的,是申生、重耳、夷吾、奚奇和卓子五人。也许是异域风情格外迷人,这位骊姬一嫁到晋国来,就特别受晋献公的特别宠爱。据说,骊姬“貌比息妫,妖同妲己”。息妫的美艳我们在楚文王的事迹中已经介绍过,妲己的故事大家想必也不陌生。骊姬能和这两位美人相提并论,也难怪晋献公为之色授魂与。当时晋献公的元配夫人和齐姜已死,第一夫人的宝座空缺多年,晋献公既然迷恋骊姬,很想将她扶正,立为夫人。在那个年代,但凡国家有大事,必须先到大庙里举行卜筮(shì)活动,以预测凶吉,然后再决定做不做。立夫人这样的事情,乃是头等国家大事,自然也要先卜筮。这里还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卜和筮是两个概念。所谓卜,就是根据龟甲的裂纹来算命;所谓筮,就是依靠《周易》来算卦。每个国家都有专司卜筮的官员,叫做卜人。按照规定的程序,对国家大事要先筮后卜,以示隆重和谨慎。明眼人应该看得出来,先筮后卜的程序说明,假如对筮的结果不是很确定,则需要用卜的结果来作最终判断。这就意味着,卜相对于筮来说,具有更高的决断权。晋献公欲立骊姬为夫人,卜筮的结果截然相反:筮吉,而卜不吉。正常情况下,显然应该听从卜的结果,将立夫人的事就此搁下。但是晋献公实在太喜爱骊姬了,不忍心看到她撅起小嘴满脸失望的样子,更不能忍受被她踢到被子外面睡觉的待遇,于是他壮着胆子和卜人商量说:“那……要不,就听从筮的结果吧。”“这……不太好吧?”卜人说。“有什么不好?”卜人心想,你这不是摆明了明知故问吗?按照祖先传下来的规矩,如果卜筮的结果有矛盾,当以卜的结果为准,你难道不知道?但他不敢这样直接顶撞晋献公,而是很婉转地说:“筮短龟长,不如从长。”意思是,筮的卦辞简短,卜的爻辞却很长,还是按照长的来吧。卜人还把卜的那段谣词摇头晃脑地唱出来给晋献公听:“专之渝,攘公之羭(yú)。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爻辞的意思,专宠使人心生绮念,会损害人的美德;香草与臭草放在一起,十年之后仍然臭味难除。晋献公不听卜人的话,还是坚持立了骊姬为夫人。古人写历史,但凡写到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除了少数几个三贞九烈的值得称赞外,其余的大部分都被归于“红颜祸水”一类加以批判。远的妲己、褒姒不说,单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了孔夫人、文姜、宣姜、息妫、哀姜等一批祸水。客观地说,这些祸水有的是自己主动跳出来为祸国家(宣姜、哀姜);有的是因为自己行为不检,导致了一些不应该发生的事(文姜);有的则是完全无辜的弱女子,偏被强加上祸水的罪名(孔夫人、息妫)。这里说到的骊姬,我们可以将她归到第一阵营,与宣姜、哀姜为伍。骊姬当上夫人,可以说是晋献公冒了天下之大不韪,违反了卜筮的结果才争取来的,但她还远未满足,她要为自己的儿子打算,让儿子奚奇成为晋国的大子。她的想法很简单,老头子活不了多久,儿子才是自己终生的寄托。这就意味着,原来的大子申生成为了她的绊脚石。然而,要扳倒申生并不容易。申生为人谦和,在晋国历来口碑很好,深受百姓爱戴,并且有杜原款、里克、狐突等一批重臣支持和扶助,基本上没犯什么错误。冒冒失失要求废立申生的话,无疑将引起朝野的反感。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使得奚奇不容易当上大子,那就是骊姬的出身并不高贵。前面说过,春秋时期是“子以母贵”,母亲的出身往往决定儿子在同父异母兄弟中的排名。根据《左传》的记载,骊姬的父亲是骊戎国的国君,被称为“骊戎男”,仅仅是个男爵,为周天子所封的爵位中最低一等。可想而知,骊姬以男爵之女的身份在当时被归于“嬖人”一类,能当上夫人已属不易了,如果骊姬的儿子再当上晋国的大子,晋国的贵族百姓恐怕很难接受。就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出身低微的骊姬此时表现出一种不择手段的狠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像多数港台剧、古装剧的故事一样,为了争取儿子的福利,这条路再难走,她也要风雨无阻地走下去。如果将骊姬视为晋献公的“内嬖”,这时候两个“外嬖”恰如其时地出现在她的视线中。这两个外嬖,一个叫做梁五,一个叫做东关五,均为晋国的大夫,在当时被称作“二五”。什么叫做外嬖?外嬖就是国君的男宠。如果再不理解的话,直接用现代语言称之为“GAY”,大家就明白了。《春秋》一直读下去,才发现那个年代不只是有男欢女爱、不伦之恋,而且还有男欢男爱、君臣鱼水,实在让人大跌眼镜。骊姬派人以重金贿赂二五,要他们想办法使晋献公远离申生,在感情上隔断他们父子之间的联系。二五深知骊姬在后宫的地位,对她的拉拢当然是趋之若鹜。没过多久,二五瞅着个机会,一个对晋献公说:“曲沃,是祖宗兴起的地方;蒲与屈,是边疆重镇。这三个地方一定要派可靠的人坐镇。曲沃无主则不能对百姓立威,疆场无主则戎族易生叛逆之心。戎族有心叛逆,百姓不怀畏惧,是国家的大患。”一个立马接下来献计献策,“如果派世子申生入主曲沃,重耳、夷吾分别入主蒲与屈,则可以立威于民,警惧于戎,而且彰显主公您多年来攻伐之功。”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简直让人没办法不接受。以骊姬的妇人之见,只能想到赶跑大子申生,二五则进一步发挥,要将重耳和夷吾两位有竞争力的公子一并赶走。可见内外合嬖,威力是何其巨大!晋献公频频点头,还在犹豫之际,二五又进一步说:“边疆广阔,如果归于晋国,则可以在那里建设城市,加强控制。晋国因此而开拓疆土,难道不是好事吗?”这话说到晋献公心坎上了。他不但采纳了二五的建议,派申生进驻曲沃,重耳进驻蒲城,夷吾进驻屈城,而且将其他儿子都派到边疆城市去镇守,只留下年纪尚小的奚齐与卓子在绛都陪伴。骊姬初战告捷,而且战果远远超出自己的预想。等到众公子分头赴任之后,她与二五等人便开始在晋献公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一开始晋献公仅仅是姑妄听之,但枕边风吹久了,自然便与儿子们产生了隔阂。也难怪,那个年头通讯不发达,众公子到了边远地区,除了写一两封竹简信,恐怕也没别的途径与晋献公进行更多的沟通,只能任由骊姬与二五胡说八道,三人成虎了。但是,朝野之间对于骊姬与二五的行为倒是看得很清楚,将二五戏称为“二五耦”。耦是农村用来耕作的一种农具组合,由两个人共同操作。晋国人这样称呼二五,不止有点戏谑,甚至有点色情的味道。公元前661年,晋献公整编部队,将全国的武装力量编制成上下二军,上军由晋献公亲自统领,下军则由大子申生统领。任命赵夙为御戎(戎车驾驶员),毕万为戎右(贴身护卫),同年发动对外扩张,灭耿、霍、魏三国。回国之后,晋献公正式将曲沃封给申生,将耿国的土地赐给赵夙,魏国的土地赐给毕万。两百年后,赵夙和毕万的后人参加了“三家分晋”,分别建立了赵国和魏国。这是后话,在此不提。对于申生统领下军并获封曲沃一事,大司空士蒍看到了危险的信号,他暗地里与人分析说:“申生恐怕将要被主公废立大子了。给他分封都城,并且委以卿的重任,作为臣子而言,的确是恩宠无以复加。但是大子本来就应该继承国家的一切,没有分封的先例。主公这样做,心里肯定是有其他想法。”在士蒍看来,申生倒不如急流勇退,向吴太伯学习,顺从父亲的意愿,逃离晋国这个是非之地,既得个好名声,又得以保全性命。这吴太伯是周王室的先祖周太王的嫡长子,本来应该继承王位。但是周太王喜欢有才能的小儿子季历,很想立季历为储君。吴太伯知道父亲的心意,于是远远地逃到南方的荆蛮之地,以示孝顺与让贤之意。蛮夷之人为其义举所感动,主动追随他,由此建立了吴国。士蒍以吴太伯的典故奉劝申生,是希望申生审时度势,将大子的位置让给奚齐,到远方开拓自己的事业,男子汉志在四方,何患无家呢?退一万步说,别以为呆在国内就能继承君位,一切天定,如果上天真的希望申生入主晋国,不管离开与否终究还是要掌权的。然而申生为人厚道,对于父亲的心思没有作过多的猜测,而且又正处于春风得意的时候,怎么可能轻易离开晋国去避那莫须有的祸患?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660年,晋献公又命令申生单独统领部队讨伐东山的狄族皋落氏,而且下达了一个难免产生非议的命令:“不杀尽敌人,就别回来见我!”大夫里克对这一命令感到十分不解,他眨巴着眼睛对晋献公说:“大子是负责祭祀祖先社稷、照顾国君饮食起居的人,片刻不离左右,所以才又被称为‘冢子’。国君出行,则大子守家,叫做监国;国君抵抗外敌入侵,则大子侍奉左右,叫做抚军。而讨伐异族,劳师远征,独当一面,是国君与执政大臣的责任,不该派大子去啊。”在里克看来,领兵打仗需要统帅临机决断,如果事事向君父禀报,则没有权威,而且延误战机;如果独断专行,不向君父报告,则又是不讲孝道。所以自古以来,大子不可以统兵出征,出征则必陷于“失威”与“失孝”的两难境地,将无所适从。“我听说皋落氏也在积极备战,大子此去,必有恶战,请您收回成命。”里克如是说。晋献公听了,不耐烦地说:“我那么多儿子,立谁还不一定呢。”里克唯唯而退,出来之后立马去找大子申生,把这个情况说了一遍。申生这才有点发慌,觉得事态严重,一把抓住里克的袖子,追问道:“这么说来,我将要被废了吗?”里克一时间发觉自己说得太多,转而安慰道:“国君授你以大任,只担心你不能胜任,哪里有废你的意思……”这话恐怕连他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干脆话锋一转,劝申生说:“身为儿子,所担心的只有自己孝不孝,而不应该担心得不得立为大子,请好自为之,不要责怪别人,则可以免于祸患。”就在申生即将领军出征之际,晋献公又派使者给他送来两件特殊的礼物:一件偏衣和一块金玦。偏衣是背面两色的衣服,玦是半圆环形的玉器,一般佩戴在腰下,金玦则是用金做成的玦形饰物。衣和玦并非什么稀罕之物,但是两色偏衣和金玦委实比较少见。当时申生摆出的阵容十分强大。申生亲率上军,狐突为其戎车驾驶员,先友担任护卫;罕夷率领下军,梁馀子养担任驾驶员,先丹木担任护卫;军尉则由羊舌大夫担任。上、下二军同时出动,基本上也就是动用了晋国的全部正规武装力量。出发之前,申生手下的众将在中军大帐开了一个前敌军事会议,讨论的议题不是如何对付敌人皋落氏,而是国君赐给主帅申生两色偏衣和金玦,究竟用意何在?从《左传》的记载来看,会议讨论非常热烈。先友首先发言:“主公亲手给您穿上两色衣服,又让您掌握兵权,成败在此一举,请您自勉。两色衣服意味着主公将自己的衣服分了一半给您,完全没有恶意。而且您现在手握重兵,主公又对您如此亲近,不用担心什么!”同样的事物,狐突与先友的看法完全不同,他说:“但凡要顺顺利利地做成一件事,必须做到三点,一是在适当的时间开始,二是穿衣服要穿纯色的衣服,三是佩戴饰物要佩戴温润的玉器。现在主公令您冬天出征,四季将尽,万物萧条,是想让您事事不顺;赐给您两色衣服,杂乱无章,是想要您远离他身边;要您佩戴金玦,黄金代表寒冷,玦则代表绝断。主公赐给您这些东西,有什么可以高兴的。”狐突顿了顿,泄气地垂下头去,“况且,就算咱们再努力,怎么可能杀尽狄人?”梁馀子养也站在狐突一边,说:“大将统帅军队出征,本来应该受命于大庙,而且在祭坛下分受祭肉,穿着常规的军服。现在大子得不到常服,而获赐这么奇怪的一件衣服,主公的用心,由此可见。与其背着不孝之名战死他乡,不如现在就逃跑。”罕夷说得更吓人:“这衣服很奇怪,不合常规。且不说金玦不能回复圆环(玦为半块圆环,所以象征不能回复),即使回复又怎么样呢,主公已经有杀大子之心了。”先丹木面向着营帐大门,声音又粗又很直接:“这样的衣服,就算是神经病都不会穿。主公还命令您‘杀尽敌人才可以回师’,敌人是杀得完的吗?就算杀完敌人,国内还有

                        古睦邻友好,虽然这些年产生了一些矛盾,但秦国仍然是晋国最重要的邻居,是我们必须妥善对待的大国。如果我们拥立公子雍,好处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拥护善良的人,有利于加强晋国的团结;第二,侍奉年长的人,顺理成章,符合伦常;第三,拥戴先君宠爱的人,是孝顺的表现;第四,我们可以借此机会与秦国恢复友好关系,有利于晋国的国家安全。诸位君子,我们之所以胆敢违背主公的遗言,抛弃年幼的大子而寻求拥立年长的公子,是因为晋国正处于最严峻的时候。如果拥立公子雍,我们就是拥立了一位善良、成熟、受先君宠爱、与邻为善的领导人,他必定可以带领我们重树信心,奋发图强,救晋国于危难之中!”赵盾所说的“先君”,是指晋文公。公子雍是晋文公的儿子、晋襄公的同父异母弟弟,此时在秦国担任亚卿的职务。亚卿具体是个什么官位,现在无从细考。但可以肯定,亚卿既然是“卿”,地位当在普通的大夫之上,至少已经是进入了政治局的人物。问题是,晋文公的儿子为何会在秦国担任亚卿?笔者大胆推测,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晋文公称霸天下,与中原各国建立了同盟。根据当时的习惯,晋国与各国互相遣子入质,以增进互相之间的信任和感情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当人质,而且担任了秦国的亚卿。晋文公死后,秦晋反目,公子雍已经在秦国生活和工作了多年,与秦穆公及其继承者秦康公都保持了非常好的私人感情,受到他们的信任。其二,如前所述,自晋献公年代以来,晋国就有驱逐“群公子”的传统。晋文公在确立晋襄公的大子地位后,也主动将晋襄公的异母兄弟一一打发到国外去谋生,以确保晋襄公的地位不会受到兄弟们的威胁,公子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送到秦国的。在晋文公年代,秦国是晋国最重要的盟国。公子雍被送到秦国,应该说是受到了晋文公的特别关注。赵盾说公子雍受到先君的宠爱,是有根据的。与之相比,晋襄公的另一位异母兄弟公子乐的待遇就差很多,他被送到陈国,过着默默无闻的日子。赵盾的主张遭到中军副帅狐射姑的反对。狐射姑提出,与其立公子雍,不如立公子乐。理由是:“公子乐的母亲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立她的儿子为君,民众肯定会接受。”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的原则,子以母贵。狐射姑提出的这个理由,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立论的依据有问题,受到赵盾的猛烈抨击。赵盾说:“辰嬴嘛,地位相当低贱,在先君的小妾里排名第九,她的儿子能有什么分量啊?至于说辰嬴受到两任国君的宠爱,就更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体了。想想看,侍奉过两位丈夫,那不是淫乱么?而公子乐作为先君的儿子,没有被派到秦、齐、鲁、宋这样的大国,而是被派到陈国这样的小国,可见先君不喜爱他。母亲淫乱,儿子失宠,哪来的威信?陈国又小又远,不能成为其外援,他以什么作为后盾?”关于辰赢的身份,在历史上有些模糊。一般的看法是,辰嬴就是曾经嫁给晋怀公、后来又改嫁晋文公的怀嬴,因此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但是,从赵盾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辰赢的身份相当低微,在晋文公的小妾中仅仅排名第九。而怀嬴呢,晋文公从秦国回国,当上国君之后,没过多久就将怀嬴迎到晋国,确立了她的第一夫人地位。这样一位怀嬴,当然不是排名第九的小妾,而是排名第一的正妻,也就是在殽之战后,要晋襄公放走秦国三帅的文嬴无疑。辰嬴究竟是谁?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她是怀嬴的姐妹。让咱们来“八卦”一下晋文公的家事。前面说过,当年晋文公流亡到秦国,秦穆公一股脑儿将五个女儿嫁给他,其中就包括怀嬴。怀嬴是主打产品,其余四位是陪嫁。秦穆公为什么对晋文公这么大方呢?因为他比较内疚,怀嬴虽然是他最喜欢的女儿,但是已经嫁过一次,而且是嫁给晋文公的亲侄子公子圉。换句话说,秦穆公卖给晋文公的,是个回收后翻新的产品。谁在商店里买到个二手货都会不高兴,晋文公也不例外。为了弥补晋文公的不快,所以秦穆公又主动将公族的四个女儿作为赠品一并嫁给了晋文公。辰嬴就是赠品之一。辰嬴给晋文公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公子乐。晋文公死的时候,她正当如狼似虎的年龄,难免又被晋襄公盯上,一不小心就给“烝”了,所以狐射姑说她受到两任国君的宠幸。以上八卦,纯属臆断,姑妄听之。回到那天的会议上。赵盾先是将辰嬴批得体无完肤,转而夸奖公子雍的母亲杜祁:“杜祁本来深受先君宠爱,在先君的女人中应当排名第二。但是她深明大义,因为偪(bī)姞(晋襄公的母亲)为先君生了世子,她就主动让位于偪姞。因为季隗是狄人部落来的女人,考虑到国家要与狄人搞好关系,她又主动让位于季隗。一让再让,所以她在先君的女人中才屈居第四。先君因杜祁的贤德,对她的儿子公子雍也特别关爱,将他送到秦国,现在已经做到亚卿了。秦是大国,又是近邻,是公子雍的强大后援。母亲深明大义,儿子受到宠爱,足以在民众中树立威信,咱们有什么理由不拥立公子雍?”公堂之上的唇枪舌剑,显然是赵盾占了上风。会议之后,赵盾马上派先蔑、士会二人为代表,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狐射姑不甘示弱,也派人到陈国去迎接公子乐。自“夷之蒐”以来,狐赵两家的矛盾不断激化,至此终于到了公开决裂、私下对抗的地步。作为两家斗争的第一个牺牲品,公子乐在回国途中,被赵盾派出的刺客暗杀。第二个牺牲品是阳处父。狐射姑深恨其在“夷之蒐”后强迫晋襄公将中军元帅改任为赵盾,而且知道阳处父为人高调,虽然是“赵党”的核心成员,但是实际上没有几个知心朋友,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同年九月,狐射姑派续简伯公然刺杀了阳处父。同年十月,晋国为晋襄公举行了国葬。这件大事办完之后,狐赵之争趋于白热化。阳处父的死虽然没能让赵盾流下一滴眼泪,但是无疑为他提供了打击狐射姑的口实。同年十一月,赵盾以谋杀罪逮捕续简伯,判以死刑。斗争的主动权逐渐被赵盾抓在手里。续简伯被杀之后,狐射姑失去了自己的左膀右臂。他审时度势,判定局势对他不利,只身出逃到狄人部落。从《左传》的记载来看,狐射姑这次出逃,是没有任何准备的,连妻子儿女都没有带。可见,当时赵盾已经将他逼到绝路,否则他也不会如此仓皇。“夷之蒐”是晋国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之一。在“夷之蒐”中,狐射姑一度当上中军元帅,而赵盾担任他的副手。狐赵两家的矛盾在那时就露出了苗头。狐射姑利用统帅的身份,当着全军的面狠狠地批评了一位叫做臾骈的中级军官,将他骂得狗血淋头。臾骈是赵盾的家臣。狐射姑批臾骈,实际上是打狗给主人看,故意不给赵盾面子。赵盾当时不动声色,等到打败狐射姑,他就给了臾骈一份差使——护送狐射姑的家属前往狄人部落与他团聚。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胜利者得意洋洋,而失败者往往家破人亡,甚至连旁系亲属都不能幸免。赵盾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之后,不但没有为难狐射姑的家属,反而让他们与狐射姑团聚,确实体现了非同一般的雅量。然而,他派臾骈而不是别人负责这件事,又难免让人怀疑他存心不良。事实上,臾骈在接到任务后,他的手下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向他建议,在路上将狐家人统统杀掉,以报被羞辱之仇。臾骈是个头脑很清醒的人,他对手下说:“你们不可以乱来!我听说,有恩于人,不应期盼他的儿子有所报答;有仇于人,也不应该将这种仇恨延及到他的子孙——这是忠诚之道。今天的事情,是主人(赵盾)要施恩于狐家,我如果因为主人的信任而公报私仇,岂非不忠?况且,利用别人的宠信和力量而报仇,不是勇敢的行为。为了一时之快而使得别人看不起我,乃至仇恨我,也不理智。如此不忠,不勇,不智,我还有什么资格侍奉主人呢?”于是,臾骈亲自保护狐射姑的家属和财物,一直平平安安地送到边境才回来。【铁血首相赵盾的两三事】关于赵衰与赵盾父子,我们可以用一个简短的故事说明他们之间的区别。公元前620年,狄人入侵鲁国的西部边境,鲁文公向晋国求援。赵盾想起昔日的同僚和政敌狐射姑正好在狄人部落,于是派人到狄地找到狐射姑,请狐射姑代为在狄人部落和鲁国之间进行斡旋。狐射姑将赵盾的意思转达给了酆(fēng)舒(时任狄人部落的首席执政官,其职务类似于中原诸国的卿或大宰),酆舒对晋国的建议笑而不答,转而问了狐射姑一个问题:“赵衰、赵盾父子,谁更有德有能?”狐射姑的回答话中有话,很有意思:“赵衰是冬天的太阳,赵盾是夏天的太阳。”冬天的太阳温暖而使人舒适,夏天的太阳猛烈而让人生畏。狐射姑一句话,赵氏父子的脸谱跃然纸上。值得一提的是,狐射姑因与赵盾争权而流亡狄地,赵盾仍使人送其家属与其团聚,可见赵盾为人刚猛,却不失绅士风范。正因为此,赵盾请狐射姑代为斡旋的时候,狐射姑也是欣然领命,甘愿受其驱使。政敌之间如赵、狐二人般互相尊重,是值得称道的。前面说过,狐赵之争的焦点问题是:应该立公子雍还是公子乐?现在公子乐死了,狐射姑又流亡在国外,公子雍当国君的障碍基本扫清,应该没有太多的悬念了。而此时在秦国,秦康公对公子雍回国继承君位这件事持支持而审慎的态度。秦康公的母亲穆姬是晋献公的女儿、晋文公的异母姐姐,因此从血统上讲,秦康公有一半晋国血统,他与晋文公是甥舅关系,与公子雍则是表兄弟。对于晋国人的朝三暮四,秦康公有相当清醒的认识,他在送别公子雍的时候说:“当年令尊(晋文公)自秦国回到晋国,因为没有强大的卫队,所以才有吕、郤之难。我不想您赴令尊的后尘。”于是给公子雍增派一支步兵,充当他的近卫队。所谓吕、郤之难,是指当年晋文公回到晋国当上国君,晋惠公的旧臣吕甥、郤芮阴谋放火焚烧公宫谋杀晋文公一事。当年秦穆公帮助晋文公回国,身为大子的秦康公亲自参与了护送行动,经历了那段历史。有诗为证:“我送舅氏,曰至渭阳。”(《诗经·秦风·渭阳》)后人考证,诗句中的“我”即为秦康公,“舅氏”则是晋文公。然而,秦国人的考虑再周密,比不上晋国人的变化之诡秘。就在秦国军队护送公子雍朝着晋国进发的时候,赵盾突然改变主意,推翻自己一直坚持的主张,决定拥立大子夷皋。这是一次政治上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好比一辆时速两百公里的法拉利跑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调头,把大伙儿都弄懵了。众所周知,赵盾为了说服大家拥立公子雍,不但大张旗鼓地宣传公子雍的好处,甚至连公子雍的母亲都被他捧到了天上。是什么原因使得他改弦易辙,硬生生地收回十二成功力,转而拥立乳臭未干的夷皋呢?因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正是晋襄公的夫人,也是夷皋的母亲,在历史上被称为穆嬴。自从晋襄公死后,晋国的群臣就一致将夷皋排除在视线之外。对于年幼无知的夷皋来说,这本来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前面说过,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推上君主的宝座,等于让他坐上电刑椅,通电只是迟早的事——奚奇和卓子就是前车之鉴。但是,这把尊贵的电刑椅是如此具有诱惑力,使得孩子的母亲出于对孩子的爱,仍然前仆后继地将无辜的孩子推向它。数十年前骊姬的悲剧显然没给穆嬴带来任何心理阴影,她使尽了浑身解数,要替自己的儿子争回失去的权利。穆嬴有什么手段呢?别忘了,她是一个女人,她可以闹。每天早上,绛都城里诸位大臣都跑到公宫里上朝。晋国的朝臣们,勤政是出了名的。国家的主君虽然暂时空缺,但是在中军元帅赵盾的领导下,大伙儿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天没亮就起床,整顿仪容,吃个简单的早餐,驾着马车就往宫里跑,风雨无阻。跑到朝堂上一看,先君夫人穆嬴已经抱着孩子在等着他们了。等到诸位大臣都到齐了,穆嬴就清清嗓门,先用极其高亢的女高音干哭三声:“啊——”这叫先声夺人,也叫起兴,一下子把大伙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然后转入主题:“先君有什么罪过哟?先君的儿子又有什么罪过哟?你们这些大臣,受到先君的信任,却抛弃了他的儿子,跑到国外低三下四地求人家当国君,打算置我们母子俩于何地啊?”穆嬴半哭半唱,唱完这段台词,又是一阵大哭,直哭得梨花带雨,惊天地泣鬼神。列位大臣一边听穆嬴哭唱,一边商讨国家大事,心里甭提多别扭了。在穆嬴的哭唱中处理完政务,大伙都松了一口气,赶快离开朝堂,回到家里享受半天的清静。但是,对于赵盾来说,烦恼还没有结束。穆嬴除了在朝堂上哭,还要抱着孩子跟着赵盾回家继续哭。她给赵盾磕头说:“先君将这无辜的小孩托付给您,说‘这孩子如果有出息,我感谢你的关照;如果没出息,我唯你是问。’现在先君虽然不在人世,其言犹在耳边,您竟然将这孩子抛弃,究竟打算怎么面对先君呢?”赵盾与诸位大臣都感到这个穆嬴很难对付,而且她所说的那些话,没有人能够反驳。毕竟,违背先君的遗命,舍弃合法的大子,并不是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弄不好,大伙都要在历史上留下一个“叛主”的千古罪名。当公子雍在秦国人的护送之下进入晋国边境的时候,赵盾考虑再三,将几位心腹大臣召集起来,秘密商定,要遵从晋襄公的遗命,立夷皋为君。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但是,大伙儿心里都有数,赵盾这样做,实际上是三重的背叛。第一,他背叛了秦国;第二,他背叛了被派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的先蔑和士会;第三,他背叛了公子雍。或许,我们还应该加上一条,他同时也背叛了自己。赵盾为什么会来这么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表面上看,是因为穆嬴这个女人。《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也基本上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事情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左传》上说,“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是从晋襄公刚死的时候就开始了的。大臣们被她整得心神不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赵盾迟不感动,早不感动,一直等到狐射姑出逃到国外才感动,显然不是因为穆嬴,而是有其他原因。“夷之蒐”后,赵盾成为晋国自君主以下第一人,风头完全盖住了担任中军副帅的狐射姑。但是,狐射姑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狐射姑本人也对赵盾很不服气。放眼晋国,狐家是唯一能与赵家抗衡的家族,狐射姑也就成为了赵盾的眼中钉,以赵盾这种“夏天的太阳”的性格,当然是必欲除之而后快。所谓迎立君主之争,可以理解为赵盾一手策划的阴谋。本来,按照晋襄公的遗命,大子夷皋继承君位是理所当然的事,不应该产生分歧。但是,赵盾意识到,他可以通过这件事来做文章,先引蛇出洞(好熟悉的政治术语),诱使潜在的政敌跳出来反对他,然后再予以狠狠打击。当赵盾提出,夷皋年龄太小,不堪大任,应当迎立公子雍为君,狐射姑果然应声而出,和赵盾唱反调。结果短短的几个回合,赵盾就将狐射姑打得落荒而逃,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的问题。作为一手遮天的权臣,赵盾难道真的希望公子雍来当他的主子?当然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说,公子雍深受晋文公喜爱,在晋国朝野有相当高的号召力,而且为人仁厚,又在秦国为官多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还有强大的秦国作为其后援——这样一位公子雍,如果当上晋国国君,岂是赵盾能够摆布和左右的?其实赵盾心目中的理想主人,恰恰是嗷嗷待哺的大子夷皋。公子雍不过是赵盾的一颗棋。利用这颗棋,他成功地赶走了自己最大的政敌狐射姑。而当公子雍即将回国的时候,他又把穆嬴这个女人作为借口,转而反对公子雍上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发动全国人民祝你永远健康,明天就打成叛徒内奸,古往今来,只有最高明的政客才能做到这一点。在赵盾的指挥下,晋国大军自绛都出发,前往令狐。除了上军元帅箕郑留

                        着于商十五邑的武装力量,应该可以与秦国军队一战吧!商鞅日夜兼程,途经蓝田的一个小镇的时候,又累又饿,于是找到镇上唯一一家客栈投宿。“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客栈老板一连问了他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足够让康德、黑格尔们思考一辈子),商鞅早有准备,报上一个假名字,说自己打咸阳来,要去商城走亲戚。老板费劲地登记完这些信息,把手一摊:“拿来!”“什么?”商鞅愣了一下。“介绍信啊!”老板白了他一眼。“什么介绍信?”商鞅有点紧张了,从包裹里掏出十几个铜钱,要塞给老板。老板连连摆手:“你究竟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商君早就颁布了法令,没有官府开具的介绍信,一律不准住店。我要是收留了你,我就得坐牢了!”“啊?”商鞅使劲拍了拍自己的脑袋,颓然走出了客栈。走到没人的地方,不觉长叹了一声,自言自语道:“没想到这商君的新法,是这么害人啊!”成语“作法自毙”,即出自于此。商鞅回到于商不久,秦惠王的大军也就到了。如前所述,商鞅长于政治,对打仗却并不十分在行,再加上力量对比悬殊,很快败下阵来。此后他带着族人仓皇出逃,一度想投奔魏国。但是魏国人记恨他欺骗公子卬,以卑鄙的手段赢得河东之战,又将他们赶回了秦国。最终,商鞅在彤地(今陕西省华县)被秦军杀死。他的尸体被拉回咸阳,处以车裂之刑。但是秦惠王仍感到不解恨,又将商鞅的族人全部处死。这也就是所谓的灭九族了。秦国的旧贵族们欢欣鼓舞,额手称庆,以为这下要变天了。但是耐人寻味的是,秦惠王杀掉商鞅之后,却没有对商鞅颁布的法令作任何的更改。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秦国还是那个秦国,商君之法仍然是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最高规范。秦惠王不是傻瓜。商鞅制定的一切法令,无非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使秦国变得更强大,为什么要废除呢?他杀掉商鞅,不过是为了安抚一下广大贵族受伤的心灵,以便更好地沿用商鞅的治国之道。秦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发展的快车道,不可能再走回故步自封的老路上了。永别了,商鞅,你已经完成了使命,接下来的工作,就让我们来完成吧!魏相惠施的诡辩术商鞅之死,并没有让魏国松一口气。正如韩非子所言:“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法而富强。”吴起死后,楚国就中止了改革,国势又逐渐衰弱;而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却没有停步不前,秦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对东方诸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公元前338年冬,秦军攻魏,在岸门(今山西省河津)大败魏军,俘虏魏将魏错。秦军的这次攻势,是在秦孝公去世的同一年发动的。自古以来的习俗,国有丧事,不动刀兵。秦国人显然已经不在乎这些繁文缛礼,反倒是将这次胜利当成了对秦孝公最好的祭奠。公元前337年,秦惠王正式即位。受到岸门之战的震动,楚威王、韩昭侯、赵肃侯等诸侯不约而同来到咸阳,向秦惠王表示祝贺。这就意味着,秦国实至名归,已经取代魏国,成为新的天下霸主。西有秦,北有赵,东有齐,南有楚,强敌环伺的魏国如何才能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一百多年前,魏斯刚刚即位时面临的难题,现在又困扰着魏惠王,让他辗转反侧,寝食难安。这个时候,相国惠施给魏惠王提出了一个建议:联合齐、楚,共抗强秦。关于惠施,有必要介绍一下。惠施是宋国人,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名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中,名家也许最接近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他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名与实的关系。惠施曾经提出一些颇有意思的命题,比如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用现代的话语来说,大一就是宇宙,宇宙之外,是个不存在的概念;小一就是物质,物质不可再分,万事万物不过是物质的不同形式的排列组合。“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万物皆由物质构成,所以叫作“毕同”;但是物质的排列组合不同,叫作“毕异”。万事万物的对立统一,就是所谓的毕同毕异。“我知天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燕国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北的国家,越国则是最南的国家,可天下的中央为什么在燕之北和越之南呢?惠施解释,所谓中央,就是到两端距离同长的那个点。既然天下是无限的,任何一个点到天下两端的距离也都是无限,所以任何一个点都可视为中央。“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到正中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西斜了;一件东西刚刚产生,同时又在走向死亡了。换句话说,人刚一生下来,就奔着死亡而去了。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件事,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不难看出,惠施的这些命题,有点不食人间烟火、自娱自乐、玩弄文字游戏的意味。但现实生活中的惠施,绝非消极避世之辈,反而积极投身战国乱世,希望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有一个故事可以说明,惠施的诡辩术还真能解决实际问题。据《韩非子》记载,有一个叫田驷的人欺骗了邹君,邹君想派人杀掉他。田驷害怕了,请惠施出面调解。惠施于是跑到邹国去说项。他与邹君之间的谈话是这样的——惠施:“假如有人拜见您,却闭着一只眼睛,怎么办?”邹君:“那还用说,当然是杀掉。”(邹国领地不大,邹君的脾气却不小)惠施:“那么,瞎子两只眼睛都闭着,您为什么不杀他?”邹君:“瞎子那是没办法睁开眼嘛!”惠施松了一口气:“田驷这个人呢,骗东骗西,就是个骗子,说话没一个准,如同瞎子眼睛不能睁开一样,是举世皆知的。既然是这样,您为什么还要恨他呢?”惠施的意思很明白,这个人一开口就是撒谎,你却还会上当,责任当然在你了。在惠施的雄辩面前,邹君无言以对,只好放过了田驷。惠施在魏国政坛上崭露头角,是在桂陵之战后。据《庄子》记载,桂陵之战中,庞涓被擒,魏惠王十分震怒,想派刺客前往齐国刺杀齐威王,以报一箭之仇。重臣们听到这个计划,都觉得十分荒谬,但是看到魏惠王正在气头上,谁也不敢劝阻。只有犀首公孙衍站出来说:“您好歹也是万乘之君,怎么能够像匹夫一样报仇呢?请给我二十万人马攻打齐国,我为您俘虏他的人民,掠夺他的牛马,让他虚火上升,坐卧不安,然后攻入临淄,占他的江山社稷。至于田忌这小子,我要用鞭子狠狠抽他的背,打断他的脊梁,好替您出这口恶气!”所谓犀首,是将军的称号,类似于龙骧、虎贲。公孙衍对魏惠王说这番话,倒也不是吹牛。为什么这样说,以后还会讲到,请先记住这个名字。惠施当时在魏国朝中担任大夫,听说魏惠王又要打仗,便向魏惠王引见了一个人。这个人姓戴,字晋人。戴晋人一见到魏惠王就说:“我不是来谈政治的,我是来讲故事给您解闷的。”魏惠王说:“那你就讲吧!”“您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动物叫蜗牛吗?”“当然知道。”“故事是这样的——”戴晋人瞪大了眼睛说,“蜗牛的左角上有一个国家,名叫触氏;右角上也有一个国家,名叫蛮氏。这两个国家为了争夺地盘,动不动就打仗。一战下来,伏尸数万,胜利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追了整整半个月才返回。”魏惠王听了,忍不住大笑:“你在瞎说些啥呀?你如果是为了逗寡人开心,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可以去领赏了。”“别,千万别!”戴晋人说,“我可不是来开玩笑的,我说的都是真事!如果您不信,我再跟您说说。”“好吧。”“请问,您认为天地四方上下有尽头吗?”这是一个典型的惠施式的问题。毫无疑问,戴晋人的这一套说辞,是惠施早就安排好的。“没有。”魏惠王想都没想就回答。“那么,从无穷无尽的地方遨游回来,回到华夏大地,您会有一种若存若亡的感觉吗?”戴晋人接着问道。魏惠王闭上眼睛,仿佛魂游太虚,半晌才说:“还真有那种感觉。”“华夏大地有个魏国,魏国有个大梁城,大梁城中有位国君。您说,这国君与触氏、蛮氏有区别吗?”魏惠王愣了一下,说:“没有。”戴晋人不再说什么,起身告辞,只留下魏惠王独坐在那里,魂不守舍,怅然若失。是啊,和苍茫天地比起来,犀首将军和二十万雄兵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齐国和魏国的恩仇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蜗牛角上的争端罢了。过了一阵子,惠施走了进来。魏惠王这才回过神来,对惠施说:“您推荐的这位先生,真是位大人,即便是圣人也不如他啊!”惠施说:“是啊,即便是尧舜,在他面前也不值一提。”不消说,魏惠王打消了派公孙衍攻齐的念头,从此对惠施刮目相看,后来便任命惠施当了相国。公元前337年,当惠施向魏惠王提出联合齐、楚,共抗强秦的计划时,实际上已经悄然拉开了合纵的序幕。所谓合纵,就是东方诸国联合起来对付越来越强大的秦国。与此同时,面对合纵的威胁,秦国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即分化合纵,与其中的某一国结成联盟,然后再各个击破,称之为连横。为此而游走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家、政治家、军事家,也就被称为纵横家。当然,惠施还谈不上是纵横家(真正的纵横家很快要登上舞台)。他只是凭着一种天生的狡黠,希望通过外交手段将齐、楚两个大国玩弄于股掌之上,为魏国争取生存空间。换而言之,惠施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一、齐国亲近魏国,楚国也亲近魏国;二、当秦国欺负魏国的时候,齐、楚两国会站在魏国这边;三、齐、楚两国互相仇视,水火不容。这得多高超的手腕啊!在惠施的劝说下,公元前336年,魏惠王拉上韩昭侯,以及一群小国诸侯,前往齐国朝觐齐威王。这一年距马陵之战仅五年。马陵之战中,庞涓被杀,魏申被俘(后来也被杀死),魏惠王视之为奇耻大辱,现在却低三下四,主动去朝觐人家,可谓是忍辱负重。然而齐威王并不买他的账,避而不见。齐国朝中也有人看穿了惠施的阴谋。大夫张丑就曾经劝告齐威王,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魏惠王此来的目的不纯,表面看似臣服,实际上是想转移矛盾,让齐国成为楚、赵等强国的敌人。些许小事难不倒惠施。他打听到齐威王的小儿子田婴受到宠爱,在齐威王面前很有发言权,便花重金买通了田婴。通过田婴说项,魏惠王等人终于如愿见到了齐威王。公元前335年,魏惠王和韩昭侯轻车熟路,再一次来到齐国朝觐。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韩昭侯再度入齐,在徐州见到了齐威王。魏惠王向齐威王提出了一个建议:“齐国乃姜太公之后,有大功于周室。君侯您德被天下,诸侯咸服,我等愿意尊您为王。”齐威王听了,耳热心跳。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因为魏惠王正端来一个火炉子,要把他放在火上烤呢!这个炉子,当年商鞅端给魏惠王,魏惠王欣然接受。现在魏惠王又转赠给齐威王,齐威王扭捏了几下,半推半就,终于一屁股坐了上去。战国时期第二个自封的王产生了。当然,也不完全是自封,因为至少还有魏惠王“劝进”的因素在其中。为了报答魏惠王的劝进,齐威王也承认了魏惠王的王号。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徐州相王”。如果说,魏惠王在逢泽称王还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齐、魏徐州相王的声势显然就浩大得多了。钱穆认为,徐州相王“实开当时未有之新局”。此后数十年间,秦、韩等大国相继称王,连宋、中山等小国也不甘落后,纷纷自己冠上一个王号。中国进入了一个遍地是王的时代。徐州相王的幕后推手,当然就是惠施。据《吕氏春秋》记载,齐国有位名叫匡章的将军,曾经这样问惠施:“您在学术上主张天地一体,去除尊号,现在却想方设法尊齐为王,这是为什么?”惠施反问道:“如果有人一定要打你儿子,而你可以用石头替代儿子,你会干吗?”匡章说:“当然愿意。”惠施笑而不语。徐州相王后,齐威王成为众矢之的。楚威王第一个表示不满,于公元前333年亲率大军围攻徐州,大败齐将申缚带领的军队。与此同时,赵国出于对齐、魏联盟的防范,派兵围攻魏国的黄城,并在漳水、滏水之间构筑长城,以阻挡齐、魏两国的进攻。而秦国,进一步加快了收复河西的步伐。公元前332年,秦军大举攻魏,占领上郡的雕阴(今陕西省甘泉),斩首八万,俘虏魏军名将龙贾。经此一役,魏军防守河西、上郡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西大门从此洞开。第七章苏秦游说六国公元前332年,率领秦军攻占雕阴、斩首八万、俘虏龙贾的秦将名叫公孙衍,也就是当年向魏惠王夸下海口要提二十万大军直捣临淄的那位犀首将军。公孙衍为何离开魏国投奔秦国,史料没有记载。后人只能推测,因为惠施受到魏惠王的重用,主张用外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以至于公孙衍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用脚投票,跑去为秦惠王服务了。继吴起、商鞅、孙膑之后,魏国的人才流失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公孙衍到秦国后不久,就被秦惠王封为大良造。这个职务,原来是由商鞅担任,相当于秦国的相国。公孙衍英勇善战,又熟悉魏国的情况,这也是他能打败龙贾的主要原因。雕阴之战的第二年(公元前331年),秦军以樗(chū)里疾为主将,从函谷关出发,沿黄河南岸东进,先后攻取魏国重镇曲沃和焦城(均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并将曲沃作为进攻中原的据点。曲沃是晋国故都,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大城。曲沃的陷落,无疑又给了魏国沉重一击。迫于秦国强大的军事压力,魏惠王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将河西郡拱手还给秦国。这一年,距公元前408年吴起攻取河西,已经整整七十七年。秦简公、秦献公、秦孝公几代秦人收复河西的梦想,终于在秦惠王手里得到实现。但是,秦惠王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收复河西了。公元前329年,秦军又从河西渡过黄河,攻取了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和皮氏(今山西省河津)。楚国也趁火打劫,从南方发兵进攻魏国。魏国的形势岌岌可危。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个名叫张仪的魏国人来到了秦国首都咸阳。苏秦刺股苦读说到张仪,必须先说说苏秦。前面说过,鬼谷子一生收了四位门徒。庞涓、孙膑学的是兵法,还有两位学的是纵横捭阖之术,他们就是张仪和苏秦。苏秦是雒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人,会说一口流利的雒邑方言。从鬼谷子门下出来后,他在外游历了好几年,将身上的钱花光了,才穷困潦倒地回到家里。雒邑这个地方,自周朝建立之初便是大城,周平王东迁后又成为周朝的首都,至当时已有四百余年的历史。王室分裂为东周国和西周国后,雒邑成为了东周国的领地,仍然保持了“王城”的称号。生活在雒邑的人们,有一种强烈的末世感,对于一切理想和抱负,他们总是不屑一顾。“我们周朝人,自古以来脚踏实地,以工商业为生,如果能够获得二分的利润,就心满意足了。可你偏偏不务正业,去学什么辩术,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一把年纪还一事无成,你这是何苦呢?”说这些挖苦话的不是别人,正是苏秦的大嫂。大嫂是家里的持家人,负责每天买菜做饭。苏秦回家之后,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出去找工作,成天捧着一卷书在房间里啃,她的意见最大。当然,也不只是她一个人有意见。苏秦的兄弟姐妹,甚至妻妾对他这种无所事事的状态都表示难以理解,言语之间,时不时便冒出一句冷嘲热讽。“你说你有手有脚,成天吃闲饭,难道就不觉得害羞吗?”有一天他的老婆这样说道。苏秦一言不发,心里却在想:我埋头苦读,学了一身本领,如果不能用它来换取功名利禄,又有什么用呢?恰巧这个时候,东周国人想种稻子,西周国人占据了水渠的上游,筑坝截流,就是不给东周放水,周显王为此很忧虑。苏秦自告奋勇,前往西周游说。见到西周国君后,苏秦便说:“您搞错啦!您现在不放水,是帮东周的忙。他们现在种的都是麦子,没有其他的作物。您只要一放水,就会破坏他们的庄稼,让他们颗粒无收。他

                        文绉绉地说:“寡君派我们来为鲁、卫两国请命,说‘不要让部队踏进齐国的土地’。末将不幸,正好在这支部队中服役,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也不敢躲开您,因为那样既侮辱了寡君也侮辱了您。末将勉强当了一回战士,谨向您报告我的无能。本来我是不配俘虏您的,但是这里也没有其他人,所以只好由我来办了。”——话虽然说得很客气,但人还是要抓的,不含糊。后人也许会笑韩厥的迂腐。但是在春秋时期,贵族之间这种互相尊重的风气十分普遍。只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才越来越不懂得尊重敌人,甚至不懂得尊重自己人,所谓尊严也就变得非常稀缺了。逢丑父知道韩厥将自己当做齐侯,故意对齐顷公说:“我渴了,你去打点水来给我喝!”韩厥恭恭敬敬地站在一边,没有干涉。齐顷公下车去打水,走到密林中,趁机逃跑。正好遇到齐军将领郑周父和宛伐来寻找他,欢天喜地地将他接走了。逢丑父被韩厥带回了晋军大营。《西游记》中写道,银角大王将猪八戒当做唐僧抓回洞中,对金角大王说:“哥哥啊,拿将一个来了。”金角大王一看,说:“兄弟,错拿了,这个和尚没用!”猪八戒马上说:“大王,没用的和尚,放他出去吧,不当人质!”公元前589年,当郤克看到韩厥将“齐顷公”带回中军大营,估计也是说的这句话——“兄弟,错拿了!”接下来便是:“刀斧手,给我推出去,斩了!”逢丑父的嘴也不比猪八戒迟钝,马上说:“自古以来,还没有代替国君受难的人。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您难道要杀了他吗?”郤克想了想,说:“罢了,这个人不惜以死来让国君免于祸患,我如果杀了他,不吉祥。不如赦免了他,用来勉励忠君报国的人吧!”于是放了逢丑父。前面说过,齐顷公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下属很好。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真心实意的好。逢丑父被擒之后,他三次亲自率领部队进出敌军阵营,企图将逢丑父救回来。每次从敌军阵营冲出,齐军将士都簇拥着保护他。这种爱护下属的行为甚至感染了敌人。齐顷公第一次进入晋军阵营,晋军没有伤害他;第二次进入晋军中的狄人部队,狄人反而举起长戈和盾牌保护他;第三次进入卫国军中,卫军也没有追逐他。如此三次之后,齐顷公才放弃努力,带领部队向临淄撤退。失败的齐军一路经过齐国城镇,齐顷公向这些城镇的守卫者发表演讲,说:“你们努力吧!齐军已经被打败了!”有一个女人拦在齐顷公的车队前问道:“国君免于患难了吗?”有人回答说:“已经安全了。”她又问:“锐司徒(主管武器的军官)免于患难了吗?”锐司徒就是率领持矛部队的军官。有人回答说:“也回来啦!”她说:“国君和我父亲都幸免于难了,还要怎么样呢?”才避开车队。按照周礼的规定,诸侯出行,行人必须避开,女人尤其不能挡道。齐顷公的待卫想抓住那个女人问罪,被齐顷公制止了,他说:“先问君,后问父,谁说她不懂礼呢?”后来还派人打听那女人的来历,原来是辟司徒(率领守垒部队的军官)的妻子,因此认为辟司徒是个有德之人,便将石窌(地名)赏赐给了他。晋国人没有满足于鞍之战的胜利,尾随着齐军,从丘舆(地名)进入齐国,攻击了军事要塞马陉。齐顷公派上卿国佐去与晋国人谈判,要他将一批国宝送给郤克,同时主动提出归还鲁国和卫国被齐国占领的土地,而且交待说:“如果对方不答应,那就随便他们怎么办吧!”言下之意,让步就让到这里,不用讨价还价了。郤克果然不答应齐顷公提出的条件,他开出了自己的谈判价码:第一,齐国将萧同叔子派到晋国当人质;第二,齐国所有田陇向东改建。萧同叔子就是齐顷公的母亲萧夫人。很显然,郤克对当年受辱一事仍然念念不忘,难以释怀。至于田陇向东,则是出于战略考虑。农民修建田陇,本来是按照水势与地形来确定方向,既有东西向、也有南北向,沟壑纵横,不利于战车通行。晋国在西,齐国在东,如果齐国将田陇都改向东方,晋军进入齐国就方便多了。郤克提出的两个要求,一个带有侮辱性,一个严重危害了齐国的安全,国佐都不能答应。他不卑不亢地回复说:“萧同叔子不是别人,是寡君的母亲。如果按地位对等来说,相当于晋侯的母亲。您向诸侯发布重大命令,而要求人家一定要以母亲为人质来取得信任,又打算如何对待天子的命令呢?这是以不孝来号令诸侯,恐怕不是有德之士所为吧?”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先王划分天下的土地,根据地形地势,而作有利的布置。所以诗上说,‘我疆我理,南东其亩(我划定疆界,划分地形,向东向南开辟田亩)。’现在您给诸侯划定疆界,却说‘田陇一律向东!’这是只顾您的戎车行驶方便,不顾地势之利,这难道不是违背了先王的成命吗?违背先王就是不义,凭什么当盟主呢?当年尧、舜、禹、汤四位先王之所以成为天下的共主,是因为注重德行而关注诸侯的共同利益;夏朝的昆吾、商朝的大彭、豕韦和我周朝的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领袖群伦,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安抚诸侯,使他们努力为天子工作。现在您也想号令诸侯,以满足无尽的欲望,又不肯宽容待人,我作为寡君的使者,只能这样回答您——我们将收拾残余部队,背靠城墙,决一死战!”当时鲁国的季孙行父和卫国的孙良夫在场,都劝郤克:“答应他吧!齐国人已经很恨我们了,战场上死去的将士,都是他们的同胞兄弟,您如果不答应,他们将更加恨我们。以现在的形势,就算是您,难道还有更多的要求吗?您得到齐国的国宝,我们则要回我们的土地,而战争带来的灾难也可以停息,这是多好的事啊!齐国和晋国都得到上天的眷顾,难道上天一定就要选择晋国吗?”郤克从来不是不分轻重的人,他和士燮、栾书商量了一下,决定见好就收,答应齐国人的请求。士燮回复国佐说:“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奉命带兵出征,为鲁、卫两国请命,只要给个说法让我们回去向国君复命,就是贵国国君的恩惠了,臣等敢不从命?”算是给了齐国一个面子。同年秋天,郤克和国佐在齐国的爰娄举行了会盟。在晋国的要求下,齐国将在战争中取得的土地归还给鲁国和卫国。此举为晋国赢得了莫大的尊敬。当晋国大军得胜回朝,经过卫国的上鄍的时候,鲁成公带着重臣们从曲阜赶来慰问,并举行了盛大的“赐命”仪式,赏赐给郤克、士燮、栾书三位统帅华丽的马车和相应的礼服。自韩厥以下,晋军中级以上的军官也都得到奖赏。同年九月,晋国大军经过卫国的首都朝歌,受到卫国军民的夹道欢迎。但是卫穆公还没来得及给晋军将领赠送车服,就突然一命呜呼了。郤克带着士燮、栾书前往吊唁。按照周礼的规定,如果奉国君之命前往他国吊唁死者,应当进到灵堂内致以悲切之意。但是卫穆公死得突然,郤克等人没有得到晋景公的命令就来了,只能站在大门外哭吊,卫穆公的遗孀们则站在门内回礼和相送。郤克这样做,自然是谦逊守礼的表现。为了表示对晋国的感激,卫国便改变了规矩,要求其他国家的使臣也一律站在门外哭吊。由此可见,郤克的这次出征,不仅是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在外交上为晋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晋军回到绛都,又受到绛都居民的热烈欢迎。因为这次胜利,所有晋国人的爱国热情都被激发出来了,大家纷纷跑到街上,给归来的勇士献上家乡的酒水和鲜花。满城欢庆中,只有士燮一人默默地避开众人,等到庆典结束才悄然入城,回到自己家中。这个时候,士会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了。看到满脸沧桑的儿子,他不禁老泪纵横,责备道:“燮啊!你也知道我在等着你回来吗?”言下之意,怪士燮不体谅父母的担心,没有早早回家。士燮回答得很稳妥:“战争获得胜利,国人都欢天喜地迎接部队归来。我如果先回来,必定受到万众瞩目,这是抢了主帅的风头啊!所以不敢先回。”士会大为欣慰,说:“这我就放心了,保持这种谦逊的态度,你就可以免于祸患。”据《左传》记载,晋军回国后,郤克去觐见晋景公。晋景公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军大获全胜,都是因为你的功劳啊!”郤克诚惶诚恐地说:“这是因为您指挥得当,众将拼死杀敌,我哪里有什么功劳?”后来士燮觐见,晋景公同样表扬了他一番。士燮说:“我不过是听命于荀庚,受制于郤克,哪里有什么功劳?”士燮是上军副帅,荀庚是上军主帅。这次战争中,上军只出动一部分,荀庚并未出动,但是士燮仍然将功劳让给了荀庚——说句题外话,任何时候不忘记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很聪明的做法。再后来栾书觐见,也受到了表扬。栾书同样很谦虚:“这都是因为士燮指示明确,士兵们努力奋战,我哪有功劳?”战场上英勇无畏,战场下互相谦让,也许是晋军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吧。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战争还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据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记载,自鞍之战后,齐顷公一改往日的荒唐,变得小心谨慎,不再沉迷于音乐,不喝酒,不吃肉,对内爱护百姓,问寒问暖,对外敬重诸侯,积极参与会盟,终其一生,齐国基本平安无事。【风水轮流转,楚晋优势再次易位】再回头来“八一八”那位绝世美人——夏姬的风流事儿。前面说过,楚庄王占领陈国之后,本来想将夏姬纳为小妾,因为听了巫臣的劝告,转而将她许配给了连尹襄老。但襄老无福消受,在第二年的邲之战中被晋国下军大夫荀首射死,连尸体都被荀首带回晋国去,作为交换儿子的筹码。巫臣力劝楚庄王不娶夏姬,是因为他自己对夏姬垂涎三尺,怕她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没有机会染指。襄老死后,夏姬再度成为寡妇,当然,仅仅是名义上的寡妇,身体并不寡——襄老的儿子黑要很快就将丧父之痛转化为于飞之乐,把夏姬给“烝”了。巫臣虽然恨得直咬牙,但是不敢发表任何意见,只是派人偷偷地给夏姬送了一封信,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回郑国去,我娶你!”夏姬是何等聪明的女人!当她第一次看到巫臣,就从这个男人的眼神中读到了火辣辣的欲望。她从来不缺男人,甚至曾经同时拥有三个情人;她不对爱情抱有任何幻想,也很少受到亲情和伦理的困扰。对于她来说,男人不过是玩物,用过之后就可以扔掉,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巫臣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仍然让她觉得有一丝触动,而“我娶你”三个字更给她带来满足感——要知道,她毕竟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都已经是女人的更年期了,又嫁过几任丈夫,而且声名狼藉;而巫臣乃是楚国的名门之后,堂堂的申县县公,竟然为了她……没有太多的思考,夏姬给巫臣回了一个字:“好!”这个“好”字让巫臣欢喜得一夜没睡好,他紧锣密鼓地策划了一个方案。数日之后,夏姬的弟弟郑襄公的宫中来了一位客人。此人从晋国而来,自称是荀首的族人,奉荀首之命来跟郑襄公谈点私事。荀首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的幼弟,荀首的族人,自然也就是荀林父的族人。“一个月前,晋楚两国大战于邲,我家少主人荀罃不幸被楚军俘虏。主人爱子心切,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不退反进,又杀回楚军阵中寻找少主人,结果射杀了楚将襄老,俘虏了公子谷臣。”来人说。郑襄公点点头,表示听说过这事。“大战之后,晋楚两国互无来往。我家主人想以襄老的尸体和公子谷臣跟楚国交换少主人,苦于没有门路。他听说襄老的夫人,乃是君侯的姐姐,现在居住在楚国。因此特派我前来,有一事相求。”“请讲。”郑襄公很客气地说。“恳请您从中斡旋,安排襄老夫人回到郑国,而我们也将襄老的尸体送到郑国,当面移交给她,以示诚意。楚国人得到了襄老的尸体,想必也会同意以荀罃交换公子谷臣吧。”夏姬是郑襄公的姐姐,安排夏姬到郑国来接收襄老的遗体,自然合情合理。郑襄公看不出任何问题,也没有想到会有任何问题,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寡人为什么要帮助荀首?有什么好处?”“您将得到荀氏一族的特别尊重。别的我就不说了,您懂的。”来人笑笑,给了这样一个回答。郑襄公也笑了:“那么,请您回去禀报,荀家的事即是寡人的事,责无旁贷,一定办好。”来人一揖到地,表示感谢。荀首的使者走后,郑襄公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楚国去交给夏姬。信上写道:“襄老的尸体有门路了,但是不方便直接送到楚国来,请务必亲自来迎接。”夏姬心里暗笑,就在一天前,她收到巫臣的密信,上面说:“近日郑国必有来使,如有所请,你一定要答应。”当时她还狐疑,现在一切都清楚了,那是巫臣在暗中操作,给她创造一个回郑国的机会。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竟然有如此手段,能够驱使郑襄公为他服务。无意中,夏姬对巫臣的好感又多了一分。当下带着郑襄公的信,跑到宫中求见楚庄王,向他汇报了这件事,并将郑襄公的信拿给他看。“请大王恩准妾身去郑国将襄老的遗体带回楚国,好让他叶落归根,葬于故土。”夏姬说着,掉下两滴眼泪,模样儿楚楚动人。楚庄王心里大概在想,这娘们儿哭起来倒是好看,难怪这么多人为之神魂颠倒。但他很快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问堂上的群臣:“你们也发表一下意见,郑伯说的这事可信吗?”半晌无人回答。巫臣暗自吸了一口气,站出来缓缓道:“可以相信。荀罃的父亲荀首,深受晋成公(晋襄公的父亲)的宠爱,又是现任中军元帅荀林的幼弟。荀首素来与郑国大夫皇戌交情笃深,他爱子心切,想通过郑国的关系,归还襄老的遗体与谷臣,以换取荀罃的自由。而郑国人对邲之战心存恐惧,害怕晋国人报复,也想讨好晋国,必定会答应荀首的要求。”听到巫臣这么说,楚庄王也就答应了夏姬的请求,命她回郑国去迎接襄老的遗体。夏姬临别的时候,特别对送行的人(当然也包括黑要)说:“如果不得到遗体,我就不回来了!”谁也猜不透她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得她对襄老的深情厚意来得有点突然。夏姬在郑国一住就是八年,襄老的遗体却杳无音讯。久而久之,楚国人便也将这个女人淡忘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邮政系统,交通也不方便的年代,八年对于一个等待情人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以夏姬的风流性格,八年应该也不至于缺少入幕之宾。只是当她仰望星空之际,恐怕难免轻叹一声:“巫臣那个死鬼,莫非忘了他对我许下的诺言么?”突然有一天,有人从楚国带着财礼来见郑襄公,说是替申公巫臣前来求婚。郑襄公开始吓了一跳,以为他看上了自己的哪个女儿。打开聘书一看,不禁莞尔。他叫人将聘书送到夏姬那里,征求夏姬的意见。这一年,夏姬已经快五十岁了。即便天生丽质,即便保养良好,皱纹仍然不可遏止地爬满了额头。看完聘书,她轻佻一笑,对使者说:“我一介妇人,哪有什么主见,回去禀报国君,凡事由他做主。”使者走后,她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眼泪不可收拾地流了一下午。郑襄公收到回报,知道夏姬这就是默认了。他还能有什么意见?一个老女人,谁爱谁要呗!答应了巫臣的求婚。但这纸婚约并不意味着巫臣马上可以登上夏姬的牙床。他还必须忍耐和等待,不敢让楚国人知道他的心思。直到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即位,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公元前589年,晋、鲁、卫三国联军与齐军在靡笄相遇,后来又在鞍地展开会战。楚国为了支援齐国,打击晋国,也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准备与齐国联手,南北夹击鲁国。为此,楚共王派巫臣为特使,前往齐国通报楚军出动的日期,沟通两国协同作战的有关事宜。巫臣领受命令,自郢都出发前往临淄,同时命心腹带着他的家眷和所有财产偷偷前往郑国。这一切做得很秘密,但是当他经过郢都的城门的时候,被正好路过的申叔时的儿子申叔跪看出了端倪。申叔跪当时就说:“奇怪了,那位老先生脸上既有军情在身的警惧之色,又有按捺不住的桑中之喜,恐

                        了阿台就是此城之主,于是所有人都奔着阿台的人头去了,阿台很快被杀死,古勒寨被拿下。这些渔猎民族降而复叛是常事,李成梁下令“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这其中被杀的包括努尔哈赤的堂姐、爷爷觉昌安、父亲塔克世,明军共斩杀2222人,4个“2”的斩首结果预示着什么?明朝二死了?不!从这一刻起,明朝彻底为自己埋下了掘墓人。惊闻噩耗,努尔哈赤前去质问明朝官员:“我父亲、爷爷为什么被害?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明朝官员的回答是:“非有意也,误耳!”对于一个母亲早已去世的人而言,自己的父亲和爷爷同时被杀,原因只是误会的回答,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接受的。努尔哈赤的爷爷、姥爷、舅舅(堂姐夫)、舅母(堂姐)、父亲,一家五位亲人被明朝杀害,此时努尔哈赤的心情想必与伍子胥得知父兄被楚平王车裂时心情一样,恨不得有朝一日带兵杀来,手刃仇人。但不一样的是,伍子胥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从道不从君、为父报仇天经地义的理念,而努尔哈赤身上则是一种无可调和的民族仇恨。掀起冲天大火的往往只是一丝火星,想见微知著、洞若观火,真的太难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哪一丝火星会燃烧,哪一片云彩会下雨。就因为这该死的一个人——王杲,不该死的两个人——觉昌安、塔克世,明朝敲响了自己的第一声丧钟。杀人如麻的李成梁没有把努尔哈赤变成这次战斗的第2223颗人头,他也没有因为努尔哈赤的自投罗网而杀他,李成梁或许早已想通,单凭脚上有七颗红痣就断定眼前这个壮硕的蛮夷之徒今后能当天子,显然是不太靠谱的。越是行军打仗的人,越是唯物主义者,越只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什么无厘头的天子气。于是李成梁给了努尔哈赤三十份敕书,三十匹马,并任命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敕书就是贸易许可证。此时,明朝跟蒙古人开放互市,有贸易,因为明朝可以从蒙古人那里买到马,而明朝跟女真人做生意能买到什么?蘑菇?这个太常见了,狗熊?这个有用吗?东北虎?——所以,明朝不愿意跟女真人做定期贸易,只是对于特定的招抚对象才颁发敕书允许其贸易,三十份敕书就是允许努尔哈赤干三十笔买卖的凭证。努尔哈赤收下了敕书、马和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委任状,回到家中(森林中的小木屋,可能跟动画片《熊出没》中光头强的住所差不多),召集族人,杀牛祭天,拿出祖上流传下来的十三副铠甲,宣布起兵,这一年,努尔哈赤二十五岁。当然,努尔哈赤的起兵并不是要跟明朝撕破脸,毕竟王杲、阿台的前车之鉴不远,他的起兵指的是从此自立门户,有自己的独立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就在努尔哈赤起兵的同时,李成梁却在不断为他扫清障碍,此时努尔哈赤的作为在历史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李成梁的行动则对于日后整个中国历史有巨大影响。李成梁认为,北方的少数民族边患永远不可能解决,人是杀不绝的,只要人在,就能反叛,就如鲁迅在《花边文学》所说:“一劳永逸的话有是有的,而一劳永逸的事却是极少的。”李成梁唯一能做的就是哪个强大就干掉哪个,始终维持动态均势平衡。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中,建州女真最强者王杲已经被干掉,野人女真还没进化好,完全对人类不构成威胁,于是李成梁将打击的目标对准了海西女真。海西女真主要分为四部——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叶赫部。所以李成梁用兵的重点就指向了叶赫。公元1583年12月,李成梁利用叶赫贝勒清佳努和杨佳努到开原进行一次马市贸易的机会,事先在贸易地点埋下了伏兵。叶赫部来了两千人,守军拦住他们,“你们人太多了,不能全部入城。”清佳努是个实在人,既然你不相信我,那我就只带三百人入城,可是当他入城后,却发现,这里没有商人,没有小贩,只有一片空地。清佳努脑子里猛然浮现出三个字——上当了。突然一声炮响,明军从四面杀出,三百叶赫部当场全军覆没,城外明军也杀出,此战明军斩首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夺马一千零七十三匹。叶赫部元气大伤。万历十五年(1587年),李成梁进攻哈达部,也将其杀得大败,至于乌拉部、辉发部,实力弱小,不在李成梁的兵锋之列。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成梁再度出兵叶赫,作战最勇敢的是沈有容,他接连斩杀敌军数人,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一下子站不起来了。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铠甲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把铠甲从他身上扒下来后再杀他。女真人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宁远副将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收兵后第二天再战,沈有容用红夷大炮炮轰叶赫部的营寨,很快将敌营炸塌了,最终叶赫部乞降。这场战斗其实就是明史上很平常的一场战斗,我真正想说的是沈有容,正是他日后在台湾打退日本人,从荷兰人手中兵不血刃收复澎湖列岛,当然,这是后话。在李成梁打击女真出头鸟的同时,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面前拼命表现自己的忠诚,《山中闻见录》记载努尔哈赤“隶成梁标下,每战必先登,屡立功,成梁厚待之”。不只是立功,据《明实录》记载,努尔哈赤把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嫁给了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柏做妾,故而当时有百姓说“奴酋女婿做镇守,未知辽东落谁手”。努尔哈赤还经常给李成梁送礼,东西是一车车地拉,用孟森《清史讲义》的话说,“太祖(努尔哈赤)之求媚于成梁,自亦无所不至”。而李成梁本人此时也日渐腐化,据王一元《辽左见闻录》记载,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明经世文编》卷四二八中,侯先春《安边二十四议疏》记载了李成梁家丁的胡作非为:“每丁军所至,城堡骚然,酒食尽出于民家,妇女多遭其淫辱。马蹄经过,鸡犬一空。民谣有云:若遭建虏(努尔哈赤)还有命,若遭家丁没得剩。”此时努尔哈赤的所作所为与李成梁截然相反,他在不断打着李成梁的旗号去吞并建州女真其他各部,万历十三年(1585年)在浑河南岸努尔哈赤率步骑五百,征讨哲陈部。时洪水泛滥,行军困难,努尔哈赤遂令众兵回寨,只带八十人继续北进。努尔哈赤所派侦察兵未能及时报告敌情,八十骑兵行至浑河附近时,他才突然发现,自己面前的是哲陈部八百敌军。如果是一万人面对十万人的话,打起仗来只要用兵得当,将略过人,其实还是有希望取胜的,而八十人面对八百人就不一样了,重量级的差别使得兵法在此时用不上了,加一起不足一千人,这更像是打群架而不是打仗,打架讲究人多,打仗才讲究兵略。打架时有本葵花宝典即可,而打仗时才用得上《武穆遗书》。努尔哈赤亲执大旗率先进战,率领八十人冲杀八百敌军,结果显而易见,敌阵岿然不动。怎么办?跑?岂能跑得掉!努尔哈赤横下心来率弟弟舒尔哈齐和两名勇士,共四人杀出包围,掉头拈弓搭箭,连续射死二十多人。与此同时,他派人去报知那回军的五百人,让他们快速赶来。敌军因努尔哈赤连续射死二十多人,无一人敢靠近,阵营大乱,纷纷渡河逃命。努尔哈赤稍作休息,待自己的五百名部下赶到,继续追敌,全歼八百敌军。努尔哈赤以四人击败敌军八百人,创造战争史上奇迹。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攻打鄂尔浑部,昔日杀父仇人尼堪外兰就在这个部落,当初就因为尼堪外兰在城下的喊话最终导致努尔哈赤的父祖被杀。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努尔哈赤单枪匹马就冲进了鄂尔浑部,他身上受伤已三十多处,前胸也被箭镞射中,箭镞在肩胛骨的位置上穿透而从后肩露出,一身是胆的努尔哈赤却浑然不觉,接连射杀八人,最终攻克鄂尔浑部。尼堪外兰却在混战中得以幸免,逃到了抚顺,为明军收留。努尔哈赤大怒,一连杀死十几个汉人以泄愤,而后又抓住六名中箭的汉人,把尚未拔下的箭镞更深地插入他们的伤口,让肉体带着箭镞的他们去抚顺作为信使来索要尼堪外兰。此时的尼堪外兰对明朝而言已毫无价值,明朝抚顺官吏回话说:“尼堪外兰既入我城,岂有送出之理?你可自来杀之!”努尔哈赤怕明朝借机设伏,于是派四十人前往,自己没有亲自前去,事实证明努尔哈赤多虑了,明朝把尼堪外兰送到城下,然后四十人一拥而上把尼堪外兰剁成肉泥。努尔哈赤把名义上的杀父仇人干掉了,但他绝不会就此罢休,因为在他心中,真正的杀父杀祖敌人是明朝。努尔哈赤不只是懂兵略,而且有心胸,他在打翁克罗城时被敌军鄂尔果尼一箭射中,鲜血流到脚面,努尔哈赤拔下箭,并用拔下的箭回射敌人。这时有一个人叫罗科,一箭射中努尔哈赤的脖子,这支箭镞卷曲如钩,努尔哈赤拔箭时把肉都带下来了,他一手捂着创伤,一手拄着弓,一步步走,不久昏迷。醒来后努尔哈赤的部下已攻下该城,生擒射中努尔哈赤的二人,部下打算用乱箭将其射死,努尔哈赤说:“两敌交锋,志在取胜,他为了他的主人来射我,现在为我用,不就会为了我而射敌人吗?如此勇敢之人如果死在阵前尚且可惜,怎能因为给我报仇而杀死?”于是为二人松绑。几乎完全相同的事在成吉思汗身上早已发生过。公元1201年,成吉思汗(那时还应该叫铁木真)征讨泰赤乌部,铁木真被泰赤乌部的只儿豁阿歹一箭射中脖子,后来泰赤乌部被全歼,只儿豁阿歹被生擒,铁木真亲自为其松绑,并因其箭术高,赐名者别(蒙古语,意为箭),日后者别率军一直打到乌克兰。鄂尔果尼和罗科比起者别,当然是差得远,但后来二人的确为努尔哈赤拼命立功,成为他的生死勇士。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用人之术。据《满洲秘档》记载,努尔哈赤说:“用人之道宜因人而异,人有所能就有所不能,有所善就有所不善,勇于战阵的人用于战阵,长于辞令的人用于出使,本领因人而异,岂能求全责备?”所以努尔哈赤麾下人尽其才,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胜利奠定了基础。努尔哈赤主张直言,他曾说:“为国之道,存心贵公,谋事贵诚,颁布法令,则以严为贵。如果不采纳大臣明智的谋划,轻慢法令,这种人就是国家的蠹虫。朕所言岂能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不当之处,你等不要随声附和。朕一人才智有限,难道诸位贝勒大臣言论皆无足取吗?你等的见解一定要直言不讳。”(《清太祖圣训》)努尔哈赤日渐壮大,成了建州女真其他各部的眼中钉,据《清帝外记》记载,努尔哈赤有天夜里睡觉,突然听见窗外有声音,他抄起刀来就准备砍,但又意识到,如果把刺客砍死,那么他究竟是谁派来的,就无从得知了,于是努尔哈赤瞬间调转刀锋,用刀背将刺客打倒,然后把他绑起来。此时侍卫方才赶来,见到努尔哈赤把刺客绑起来,便问:“他是要害您,当场就该杀了他,何必绑他?”努尔哈赤:“如果杀了他,他的主子还会派别人来的,倘因此酿成战争,我们寡不敌众呀。”随后努尔哈赤假装问这个刺客,“你是来偷牛羊的吧?”刺客一看,赶紧就坡下驴,便回答“是”。于是努尔哈赤把他放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努尔哈赤即将就寝,突然感觉心跳加速,他觉得要出事儿,赶忙跑进厕所,昏黑中看见一个人影,而后努尔哈赤拉弓以待,见此人逼近自己所在的地方,努尔哈赤一箭射中他的脚,他倒下了,此时侍卫们方才赶到。看来努尔哈赤的侍卫们实在太不靠谱,若不是努尔哈赤身手敏捷,怕是早就去见阿骨打了。侍卫们过来举火把一看,刺客还是上次那个人,大家都请求杀了他。努尔哈赤说:“这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杀他容易生事,我怎能因杀一个人而给敌人借口来打我呢?”于是又把他放了,此后再没人行刺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的实力在渐渐壮大,逐渐被麻痹的李成梁则剪除了女真各部的强者,事实上是帮努尔哈赤扫清了敌人,此消彼长中,辽东局势在发生变化。万历十五年(1587年),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山下的费阿拉城称王。其实费阿拉城只不过是一座三面崖壁,以木栅、山石筑成的山城,与女真各部首领的寨子相差无几。然而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定国政、创法制、练军队,打算一步步实现自己的野心。万历二十年(1592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而朝鲜“人不知兵二百余年”,故而一触即溃。努尔哈赤听说朝鲜败绩后,在李成梁(从1591年起,由于身体原因,李成梁同志不再担任辽东都督佥事,赋闲在家)的指示下,派人联系朝鲜,说:“我建州有马军三四万,步军四五万(实为努尔哈赤吹嘘,此时努尔哈赤总兵力大约万余),皆精勇惯战,听说倭寇入侵朝鲜。我与贵国唇齿相依,愿出兵援助贵国。”朝鲜婉言谢绝。李成梁祖上是朝鲜人,据孟森《满洲开国史》的说法,李成梁有借助努尔哈赤的部队趁乱占领朝鲜以自立的想法,但我觉得,李成梁占领朝鲜以自立其实只是停留在想法阶段,家中养着两千妓女,妓女的袜子上都缀着香囊的李成梁,怕是没有太多精力去想割据一方的事了。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就在朝鲜拒绝努尔哈赤出兵的次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各部,他的强大引起了各部警惕,从明朝初年开始海西女真的叶赫部就是女真最强大的部落,此时努尔哈赤的崛起成了叶赫部的威胁,于是海西女真叶赫部向努尔哈赤提出领土要求,让他把建州女真的一部分土地割让给自己。努尔哈赤拒绝,并说:“我乃建州,你乃海西,你国虽大,我岂肯去取?我国虽广,你岂得来分?”叶赫部于是派使者再来找努尔哈赤,说:“我主人要分你的地,你不给,要令你归附,你又不从,假如两国兴兵,我国之兵将踏入你的地盘,而你的兵安能进入我们的领土?”努尔哈赤大怒,说:“你叶赫部各贝勒何曾亲临阵前,与敌人马颈相交经历大战?过去我因为我的父祖被杀而向明朝问罪,明朝归还我父祖的遗骸,给我敕书马匹,此外还封我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龙虎将军,你们的主人清佳努和杨佳努也被明朝杀了,至今尸骨未收,更遑论明朝给你们补偿,你们有何资格在我面前口出狂言?你的部落四周都设有关隘边墙吗?我军蹈你之地如入无人之境,即使白天不去,夜里也能去,你们能奈我何?”于是双方彻底撕破脸,叶赫部和哈达、乌拉、辉发这海西女真四部,联合蒙古科尔沁、锡伯、卦勒察三部,以及长白山珠舍里、讷殷二部共九个部落共三万多人进攻努尔哈赤。面对强敌,努尔哈赤做了有条不紊的部署:在敌军的来路两旁埋伏精兵,在高山峻岭安放滚木礌石,在沿河狭窄道路设置横木障碍。布置完后他就睡了,他老婆富察氏把他推醒:“你吓傻了吗?人家大军压境,你还有心思睡觉?”努尔哈赤说:“我要是害怕,还能睡得着吗?以前不知道他们来的准确时间还有点惦记,这下他们来了,我也就放心了。”《清帝外纪》和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五记载了此事,每当读历史读到这种事时,我都会有很大疑问:努尔哈赤在床上和自己的女人说的话,这种事究竟是如何被历史记录在案的?再比如《史记》中公叔痤临死前屏退左右和商鞅说的那番话,项羽乌江自刎前与虞姬的最后一夜说的那番话,《左传》里刺杀赵盾前鉏麑的心理活动,等等,这些要么是死无对证,要么是在场者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不可能为外界知道的地方。而这些历史事件的记载看起来都仿佛历史记录者亲临现场一样,这些历史事件或出自司马迁,或出自左丘明,都是中华史学奠基人,而他们笔下的这些历史,如今的我们细想来,都可以打个大问号,遑论他哉?历史可以被证伪

                        91短视频色我想,吃药能帮助你,”我说,“我建议继续服药。”“好吧,”她轻声回答。“这几天觉得怎么样?”“我还是会痛。从脖子开始,沿着背绕过胸部底下,这里,”她指指自己的胸部。卡伦再次提起上回见面时的怨言:我无法拒绝别人。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妈在我生病的时候帮我,现在我欠她人情。我尽力让大家满意。生病之后,我的婚姻一直没有起色……从她描述的内容来判断,我认为我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限。她不曾暗示自己去做任何努力,去解决问题——她只是一再受苦。我一边听她说,内心再度涌上恼怒的念头。身为心理咨询师,察觉自己对病患的反应并从中学习是相当重要的。在卡伦的生活中,也有其他人感受到相同的恼怒吗?我纳闷。我建议卡伦,如果她想改变自己的人生,她一定办得到,而她也不需要像现在这样感觉如此无助。我用她提过的几个情境,举例给她听,建议她怎么做才能更果断决定,改变长期以来总是唯唯诺诺、自怜自艾的模式。但她提出不少借口,告诉我她为何不能这么做,于是我明白我在对牛弹琴。我开给她双份剂量,嘱她两周后再来复诊。※※※※卡伦再次就诊时,双手不停颤抖。她的穿着一如往常;尽管换了衣服,但整洁、单调的印象依旧。她的前额多了几道深纹,直下眉心。她看着我,别扭地变换坐姿,眼神哀伤。“我……我晚上睡不着,”她先是试探性地轻声说话,旋即展开一连串耳熟能详的冗长抱怨。“你有过伤害自己的念头吗?”我问道。任何一个如此沮丧、无助的人几乎都有过这种想法。卡伦开始轻声啜泣。“我想过自杀,”她说,但旋即补上一句,“但我想我应该办不到。”听她絮絮叨叨诉说压在肩上的、却不曾试图摆脱的重担,我感觉我对她的不满又增多了些。她说话时语气勉强、单调,却不容我打断;我提出建议,她义务性地点点头,却自顾自往下说,完全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我感觉她似乎以被动的方式忽略我的存在,仿佛她已下定决心在自怜的情绪中来回打滚。我在心里尝试将她沮丧的症状和被动、自怜的倾向分开。我想把目标放在治疗沮丧,这应该是短期可完成的目标。我不想涉及人格分析的部分,因为那得花上好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吃药改善了她的症状,但她态度保留。我把她的药量提高至原来的3倍,请她一个月之后再来就诊。那天,卡伦是我的最后一名病人。我迫不及待想回家。家里有妻子、4岁大的儿子和8个月大的小女娃儿在等着我。听了一整天别人的问题,我知道,家人绝对能重振我的精神。※※※※4星期后,我走进候诊室找卡伦,但她不在那里,于是我回到办公室翻阅前几次的病程记录。这是我的习惯。病人复诊前,我都会看看之前的笔记,提醒自己回忆病人的思绪状态与情绪轨迹。他们通常会从上次结束的地方继续往下说;也许陈述的内容并非问题症结所在,但概念大多一脉相承。当然,病人也可能改变话题,不过情绪几乎是连贯的,说不定(老天保佑)还有些进展。起初,我坐在办公室等待卡伦赴约。我开始思索她迟到的可能原因:难不成是我触及某个敏感话题,或是她不愿表露的人格特质?莫非她害怕亲近我,以致宁可晚来,减少相处时间,好削弱会面治疗的效果?10分钟后,我再次走出去找她,她还是没来。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顿时理解她并非迟到——她根本不打算来了。卡伦一直是个很难帮助的对象,因此我再次翻阅笔记,试图找出她不复诊的任何可能线索。看完她曾告诉我的一切,再回想我对她的印象,我一下子就看穿自己根本不曾了解她,也从未站在她立场上思考。有时,我会迷失在病人的生活细节与自己对他们的感觉之中,以致无法综观全局。现在我看出来了:她服药是为了讨好我,但她并不认为吃药有效。我气她“没有变好”,也气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显然,气恼导致我不曾好好听她说话,也因为如此,她认定我终究还是帮不了她。想到我犯的错误,我也开始思考“抑郁症患者常令精神科医生焦虑”这个问题。每一位精神科医生恼怒的原因都是焦虑。但焦虑什么呢?焦虑“沮丧会传染”,确实如此。跟沮丧的人相处时,你会觉得自己是某种食物,而他们正一点一滴地吸出你的生命;这种状况同样会令人意志消沉。这正是我和卡伦的问题,也是我难以接纳卡伦的原因。多年来,我治疗过许许多多抑郁症患者,但他们没有一个像卡伦这般深深影响我。※※※※约莫一个月后,秘书告诉我她收到卡伦寄来的3张支票,一张支付一次治疗费用,但每一张都无法兑现。她联络卡伦,请她付款;拖了好久,她终于付了。如果她想故意惹毛她的精神科医生,她倒是很清楚该怎么做。又过了3个月。某个风和日丽的五月天,我在下午约诊名单上看见卡伦的名字。她还是老样子。深色宽松长裤,褪色短袖绿上衣;有点颤抖,神情一如往常郁郁寡欢。我问她为何好一阵子没来,她说,支票被退回了,她不敢来找我。她不敢把账单拿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她怕他的同事会知道她来看心理医生。我认为,这番解释只是为了合理化她下意识对我的不确定感——所以她回来给我第二次机会。我希望我能明智地利用这次机会。我向她保证并且告诉她保险公司必须遵守保密规定,因此她丈夫的同事绝对不会知道她来找我。由于她不愿以保险费支付,又担心无法准时付款,因此我建议先从一个月就诊一次开始。她感到宽慰,点头同意了。问题是,我们一个月只谈半小时,我担心自己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出并治疗困扰她的问题。※※※※卡伦于6月19日复诊,我提醒自己必须专注并设法理解她的绝望与无助;无论她有多么拒人于千里之外,我都要好好了解她。我决心做得更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贝尔医生。我好不安,心情很差,”她噘着嘴,下唇微微颤抖,“我甚至不想活了。”我拋出几个能诱她具体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唱了几分钟独角戏之后,她似乎稍微振作了些。“我跟我丈夫的问题比我告诉你的还多。”“嗯哼,”我等着。“他让我好难过。如果不顺着他的意,做他叫我做的事,他会说他讨厌我。”她停下来,等我说点什么,但我只是继续等。“他会在半夜捶醒我,叫我去买麦当劳……看球赛转播的时候,如果他支持的棒球队输了,他会打我、怪我——而且他是认真的!”她抬头望着我,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因此你害球队输球?”我说。她点点头。“这种情况有多久了?”“我猜大概是从我女儿莎拉出生以后吧。他爱喝啤酒。喝完头几罐,心情还不错,再多喝一点就不说话,然后变得很暴躁。”她猜的?难道她不知道吗?我感到纳闷。※※※※就在下一次诊疗前,她打电话来取消约诊。两周后,我收到这封来信:1989年11月12日亲爱的贝尔医生:现在是凌晨1:30,我睡不着。我不知道这样下去我还能撑多久。我真的好想死。我讨厌我自己,讨厌我的人生。我一直哭,停不下来。我只是在等待时机,等着去死。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但我想应该就快了。我麻木,没有感觉,我想就这么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拜托你趁一切还来得及之前,求求你,帮助我。你的病人卡伦·奥弗希尔又及:你真的在乎我会出事吗?我就不在乎。读完信,我担心卡伦已濒临自杀边缘。我很在意她目前的危险处境,她似乎更绝望了,而且她从来没有令我如此地相信她是决意赴死的。我立刻打电话给她。“卡伦?”“我是。”声音很小,电话上的她听起来很遥远。“我是贝尔医生。我收到你的信了。”“哦。”我们聊了几分钟。言谈之间,我发现卡伦当真有寻死的念头,而方法很可能是吃我开给她的药——服药过量。在那一刻,我明白可行的办法只有一个。“目前最重要的是确保你的安全,”我坚定地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医院。”我试着说服她住院。让人同意住进精神病院并不容易,有时甚至非常困难。卡伦沉默了片刻。“如果你觉得这样最好,就这么办吧。”第一部苟且偷生第2章云霄飞车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关于我爸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我可以信任他吗?我该告诉他什么?他会放弃我吗?他会背叛我吗?我有可能好起来吗?痛苦真的会消失吗?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我怕贝尔医生。※※※※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时间是1989年圣诞节后,卡伦和我认识已将近一年了。她说,自从我们开始讨论她的过去,有些记忆频频跳出来,令她颇为困扰。“有一次,”她略带歉意说,“我爸对我发脾气,然后拿肉叉扔向我——结果插进我的大腿。我竟站在那儿,眼睁睁看肉叉刺中我的腿。后来的事我不记得了,我甚至不记得叉子是怎么拔出来的。”“嗯哼。”我等她说下去。“我从小就一直有自杀的念头,”她继续说,“但我从没试过,只是一直在计划这件事。”“你曾经用自杀以外的方式伤害过自己吗?单纯只是想伤害自己?”卡伦扭过头,红晕瞬间爬上脖子。她沉默不语。哦,我刺探过头了。我不该用这个问题打断她原本想说的话。我改变话题,尝试弥补。“现在的药有用吗?”我问。她耸耸肩,但她的眼神告诉我,“没用。”我换另一种抗忧郁症的药给她,然后讨论用药的目的。我提议,等我度假回来后,改成每周见面一次,这样也许能给她更多帮助。她微笑,告诉我她会把账单交给先生的保险业务员,好支付额外的疗程费用。离开时,她在门口停下来,转身对我说:“我不确定这件事重不重要。不过,结婚当天,我在祭坛前昏倒了3次。”※※※※时值1990年1月。圣诞假期后,我首次与卡伦见面。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二年,我发现我很担心她;度假时尤其如此。“这几个礼拜我过得很糟,”卡伦说。她环顾这间新办公室,然后像个奋战十回合、精疲力竭的职业拳击手,颓然跌坐在椅子上。“说给我听。”“我觉得我快撑不下去了,”她说,哭丧着一张脸。“我什么事都做不成。我一直想着自我了断。”她的表情似乎还想多说什么,但她只是缩得更远,向后躲进椅子里。“你想过自己可能会用什么方法自我了断吗?”现在,我和卡伦的例行治疗程序已不是问她“是否”想自杀,而是评估她有多接近自杀边缘。“我家里有药——大概足够达到我的目的——但我并不觉得我想吃,”她说。若病人吃你开的药吃到过量,对医生来说可真是格外讽刺,感觉就像是你拿子弹纵容她开枪的。这是针对性很强的一种背叛。病人背叛医生。因此,我对卡伦的反应是开另一种全新的抗抑郁药(百忧解)给她,同时再给她一些提升睡眠质量的药物。假使她过量服用百忧解,这种药也不致害她丧命。“为了自杀,你还做过什么其他准备吗?”我问。“嗯。我远远避开我的家人,反正他们不再真正需要我了。”她蜷进椅子里。“我该怎么让你安安全全活着?”我问。“我不想回医院,”她迅速说道,然后看着我,把下巴一沉。我非常担心她可能计划自杀,但也不想逼她回医院。说真的,除了暂时保障她的安全,我不相信短期的住院治疗能对她起多大帮助,即使出院,大概也还是维持原样吧。也许情况还没糟到这一步,但我想我有办法维护她出院后的安全。“今天是星期三,”我说,“我们星期五再碰面,还有,你得把原来的抗抑郁药扔掉。假如你的感觉还是很糟,觉得你可能做出伤害自己的事,请你马上打电话给我。”我直视她双眼,搜寻背后隐藏的情绪。“你同意吗?”“好。”她静静地说,扭过头去。“你保证?”我刺激她。她再次望着我,然后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我保证。”每天晚上,我通常都在意识到当天有两三名病人的状况与卡伦相当

                        完了就再没有音信了。夫:后来还来过,听说老头去世了,就……毕:他用德文写是为了出版方便呢,还是他不愿意用汉文写?奥其尔:没有,他德文水平比汉文水平高。策:他不是拿笔写德文,他有一个机器,整天嗒嗒嗒嗒打。和德文相比,他蒙文的水平一般,还是德文水平高。定:您印象里他讲的汉语是北京话吗?策:北京话。挺地道的。夫:我跟您这么说吧,到老年以后,(汉话)他听不懂了。策:对。他就不是汉话的思维。他的母语我觉得应该是德语。奥其尔:母语应该是蒙语,他从小在北京学德语,所以他德语的书面能力、写东西的能力比较好。毕:我们很想知道他对老北京的描述和对个人遭遇的感叹,我们很感兴趣。策:他是在德国出版的。我听他的学生说在德国见过。书里写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要是问我,我也不懂,也不敢随便给人看,万一里面有点儿什么不合适的,谁知道会有什么事儿呀。夫:也不知道里面牵扯“文化大革命”没有。定:您怎么没学德文呢?策:我没学德文。我这人可能不开那种窍,我妈教英文的,我也没有那什么。


                        附录毕奥南:《关于帕勒塔生前身后几件事》[访谈者按]由于对帕勒塔以及相关背景,读者可能比较陌生,所以经该文作者同意后,我将这篇文章附于口述之后,以供读者参考。特别要指出的是,这篇文章的后半段特别提到了帕王的侧福晋(即文中所称“京邸侧福晋”),也就是本篇口述的主角——奶奶,从中可知,这位奶奶的来历颇不一般,也并非一直是安详和平、与世无争的人物。清代新疆乌纳恩索珠克图旧土尔扈特东部落盟长扎萨克弼锡呼勒图郡王帕勒塔(1882—1920年4月)因轮值年班前往北京,从一个地方贵族一跃而为京城政坛活跃人物,跻身清朝亲贵之列,转而又成袁世凯的拉拢对象。然而犹如流星划过,他英年早逝,虽然一些学者对他生平事迹有过探究注381,但他生前身后留下了许多有活动线索但无具体事迹的史迹。近来笔者阅读资料,又见到一些与帕勒塔相关的记载,似鲜为人道及。本文对已知情况不再赘述,仅摘录以往忽略不详者略排比分析。敢不揣孤寡,掷砖盼玉而已。

                        1.年班入值走出新疆

                        帕勒塔因轮值年班进京而介入清末民初政坛风云。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军机处请示及相关安排,年班赴京王公必须十一月内到理藩院报到。旧土尔扈特郡王帕勒塔接到伊犁将军马亮通知,他也在入值年班之列。帕勒塔表示将于九月下旬动身前往京城。按照相关规定,清政府提供使用驿站的方便。帕勒塔申请并得到批准的是“随带跟役五名,骑马六匹,行李三千斤”,为此可以使用地方提供的三辆车注382。此前帕王父亲巴雅尔郡王也曾使用驿站进京朝觐。巴雅尔向护理伊犁将军、副都统富勒铭额申请使用11匹马、随带人役10人、向导1人、大车5辆注383。按规定,郡王级别使用驿站有相应规格,两相比较,同是郡王爵级,从帕勒塔父子不同时期不同待遇看,驰驿规定似可变通。到了京城,帕勒塔受到慈禧太后的接见,根据档案资料,清廷原来安排是让帕勒塔“前赴美国游历”,后来又改派去东洋游历注384。这与通常讲的帕王自己申请赴日不同。留日期间,他曾入振武学堂学习注385。在京城期间,帕勒塔见到“京师女学堂林立”,想到自己福晋“年青无知,诸务未谙”,致电父亲巴雅尔,希望允准儿媳也前往京城上学,以期“开通心智,俟毕业回府,以便教化所部妇女”。其父巴雅尔去过京城,对新疆外部世界有所了解,思想较为开通。对帕勒塔请求表示同意,并为儿媳行程致函新疆巡抚,争取到安排车辆行走驿站的待遇。于是帕勒塔福晋得以赴京注386。应该讲巴雅尔思想开通,对于帕勒塔夫妇走出新疆影响很大,而介入京城风云变幻的政治活动则使帕勒塔迅速成为令人瞩目的王公翘楚。据1945年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回忆,约光绪末年(约三十三年),吴忠信在南京任营长,帕王莅南京阅兵,他见到的帕王是“身材瘦长,唇蓄短须,相貌英俊”,可见当年参加阅兵的帕勒塔是清政府器重的亲贵子弟。三十多年后,作为蒋介石信任的边疆大吏,吴忠信仍感叹帕王“为余生平见面蒙族首领之第一人”注387,可见时人印象之深。有档案记载,光绪三十年(1904年),帕勒塔请理藩院代奏,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发生回乱,因为甘肃巡抚陶模发给来复枪2000杆,借此训练蒙古马队250名,得以保护当地游牧。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再次发生回乱时,因有马队保护未受侵扰。以后新疆巡抚饶应祺添发了20杆毛瑟枪,但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提出“拟自筹资斧,在天津大仓洋行购定毛瑟枪120杆,子弹两万四千出运回,以便训练”。请求清廷准运。当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依议”,得到批准,沿途放行注388。帕勒塔条陈蒙部新政等奏折、政见在社会各界产生影响,年轻的帕勒塔在京城政坛迅速崛起。政坛如此“快进”也易遭人物议。1910年7月13日,伊犁将军广福上奏朝廷,揭发帕勒塔“函致署伊犁府知府贺家栋。欲以官权压买羊只。又称拟将贝子德恩沁阿拉什劣迹纠参,指称交伊犁将军查办,革去此人之爵。将来覆奏。能否办到。若由将军自行严劾更佳等语”,帕勒塔被斥之“擅致信函,挟私请托,实属不安分”,受到罚俸处分。不过二个月后,可能南北形势紧张让清政府深感缺乏得力大臣,于是免除了对帕勒塔的处分注389。当外蒙古宣布独立,清廷让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注390,以期能够牵制外蒙。

                        2.帕勒塔从不认共和到支持共和再到支持袁世凯复辟之转变

                        在讨论清帝退位的御前会议上,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坚持清帝不能退位,帕勒塔甚至发表声明,表示决不承认共和注391。报纸还曾以“帕邸不认共和之声明”为题写道:“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以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帕勒塔甚至声称,蒙古所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注392不久帕勒塔“因病请假旅行”。此时孙袁南北议和将成,清廷已经岌岌可危,蒙古王公保皇派已有人离京回旗,号称要调兵勤王。帕勒塔请假是否与此有关尚不清楚。清廷下谕“赏假四十日”,没批准他离京“旅行”注393。清朝退位的形势让支持的蒙古王公陷于尴尬境地,蒙古王公联合会于是集体转向。喀喇沁贡王、土尔扈特帕王等共21人特开大会。会上帕王“反复陈说今日大势所趋,实非宣布共和,不足以弭乱;而组织共和政体,实非联五大民族合而为一,不足以免亡国之祸”。据说随后全数赞成共和注394。很短时间内态度鲜明做出截然不同政治决定,实非一般王公所能做到。其间,帕勒塔曾向俄国驻北京代办传递过由蒙古王公联合会起草并经袁世凯删改的“蒙古管理章程”注395。据包尔汉讲,1912年1月伊犁起义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支持。冯特民发起组织了“五族联合会”,“乌苏县四棵树地方的旧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也派人前来伊犁,表示支持革命”注396。这大概并非全是耳食之言,此时帕勒塔已经转向拥护袁记“共和”,遂被袁氏委以阿勒泰办事长官重任,并加封亲王。联合伊犁、迪化两方面势力作为阿勒泰地区后援无疑是必要的。帕勒塔是否真就“拥护共和”了呢,1917年11月,帕勒塔任临时参议会议员注397。袁世凯称帝,帕勒塔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等蒙古王公再次拥护袁记帝制,留下逆流式潮流而动的不光彩记录注398。为什么帕勒塔等王公会反复于共和、帝制之间?简单言之,当时蒙古王公联合会的王公大多数人对君主立宪或共和并无定见,他们对主导并掌控蒙旗政治及在国体更替之际保障蒙古原有权益更为关切。帕勒塔作为王公阶层代表,其政治取向不能不受到局限。

                        3.乌苏八音沟承化寺与帕勒塔家族关系

                        清季洮州喇嘛棍噶扎拉参(察干格根)在北疆护民御乱的功业是研究者耳熟能详的事。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先将承化寺从阿尔泰迁至乌苏八音沟,复将棍噶扎拉参调离新疆。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到新疆安插徒众的棍噶扎拉参又奉旨“由八音沟起程,回甘肃洮州新寺祝嘏诵经”注399。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原来打算派人将棍噶扎拉参迎回八音沟承化寺。不意次年九月棍噶扎拉参在洮州圆寂。考虑到“该呼图克图前在塔城、阿尔泰山及各处所办案牍上年已随带赴洮,今各徒众返新并未携回”,巴雅尔致函镇迪道,准备派人前往查取,要求利用驿站,镇迪道也认为“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在洮圆寂,所有由新带往案牍自应取回备查”注400,同意巴雅尔派人使用驿站。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圆寂使蒙古信徒颇为失落。于是帕勒塔父亲巴雅尔郡王向伊犁将军长庚呈文,要求清廷让棍噶扎拉参呼图克图转世注401。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巴雅尔赴洮州进香,商请甘肃巡抚陶模,奏准清廷赏给洮州棍噶扎拉参新寺庙号普佑寺,并仿照棍噶扎拉参在八音沟所建承化寺章程,由政府每年酌定僧众口粮一千二百斗注402,奠定官庙地位。鉴于该庙与八音沟承化寺的同祖关系,1914年,当洮州普佑寺在民国之初为取得官府庇护,请帕勒塔代向蒙藏院请求,由寺庙备礼,赴京向袁世凯致敬。为此帕勒塔致函蒙藏院总裁,除了介绍普佑寺僧人“诚心趋向共和,来京呈递贡物”,还建议赏给该寺新匾额,酌给赴京喇嘛罗藏奖叙。蒙藏院据此呈文总统,于是袁世凯颁布大总统策令,称“甘肃洮州扯巴沟普佑寺僧众公派喇嘛罗藏来京纳贡”,“该代表喇嘛罗藏远道输诚,深堪嘉尚,着即给予绰尔济职衔,并颁给该寺匾额(汉蒙藏三体书)一方”注403。由此可见帕勒塔不负所托,本人确实具有一定影响力。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由额敏十苏木各选派蒙古包五顶移居乌苏八音沟,在山上修筑了宗教崇奉中心承化寺。在棍噶扎拉参圆寂后,鉴于暂无领袖,巴雅尔郡王曾通过伊犁将军长庚,提议清廷“赏给乌苏八音沟承化寺副大喇嘛罗伯藏宗都扎萨克喇嘛职衔”注404,以便管理承化寺及属寺。清末民初,八音沟承化寺住持察干格根圆寂,承化寺派人前往拉萨请达赖喇嘛算卦指示,在拉卜楞地方寻访到转世之贡卡嘉措,但一直没能迎回承化寺注405。该寺一直由扎萨克喇嘛管理。据记载,1945年承化寺有喇嘛90余人。作为承化寺的属寺,四棵树的千佛寺却有喇嘛200余名,其住持喇嘛嘉穆措被时任新疆省主席的吴忠信称作“新疆蒙旗年长而地位最高之喇嘛”注406。时年75岁的嘉穆措大有来历。据吴忠信询问得知,帕勒塔是其侄,帕王子敏王(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敏珠策旺多尔济)为侄孙,敏王子代亲王马尼则是其侄曾孙。嘉穆措之兄是帕勒塔的父亲巴雅尔郡王。他们的父亲都郡王生前嘱咐蔡旺活佛照料两子。都郡王死时,嘉穆措年仅十龄,巴雅尔则已十八岁,继袭了郡王。嘉穆措入普庆寺从图音喇嘛学经。在35岁时赴拉卜楞寺,在嘉木样活佛门下学经。民国四年(1915年),他曾一度游历北京,当时帕王也在京城供职。民国五年(1916年)嘉穆措回到新疆,从此未离开新疆一步,潜心诵经,不问世事,并完成图音喇嘛嘱托,1919年创建千佛寺于乌苏四棵树注407。作为当地贵族出生的高僧,又得到晚辈三代亲王的尊崇,无怪乎被吴忠信施以青眼。

                        4.关于乌苏旧土尔扈特内部有隙传言

                        赛福鼎提到,“旧土尔扈特部落分住乌苏、玛纳斯两地,1913年双方打算联合,杨增新忙向中央政府诬告帕勒塔王与日本、沙俄关系暧昧,极力阻挠双方联合”注408。查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并未记录杨氏这封“举报信”,可能此事不宜编入杨氏生前纂定公开出版的文集而被忽略。但内部有裂隙也非空穴来风。据记载,乌苏旧土尔扈特东部落分左右两旗:左旗三苏木,在乌苏南山,离城西南九十五里,离四棵树九十余里;右旗四苏木,在四棵树。左旗扎萨克贝子衔,右旗郡王衔。民国袁世凯时期分别升为贝勒衔和亲王衔。前文提到,帕勒塔曾鼓动伊犁府知府贺家栋参劾左旗贝子德恩沁阿拉什,甚至希望伊犁将军出面查办,革去德恩沁阿拉什爵位,虽然受到清廷训斥没有办到,但彼此矛盾可见一斑。据乌苏县代县长、德恩沁阿拉什贝勒福晋、该旗总管以及东部落代理盟长帕王福晋杨金等人先后向省政府报告,1938年11月1日,副盟长、郡王衔贝勒、左旗扎萨克德恩沁阿拉什回乌苏参加会议,5日突然得急症(脑响血病)猝卒。以德贝勒身后无嗣,请示身后爵位如何承袭。省政府又请示督办盛世才。经过北部落呼图克图兼盟长夏律瓦了解舆情民意时,得知已经由各大小头目公推素有声望的喇嘛吕日甫代理贝勒职务。省府及盛世才予以批准。注409帕勒塔身后有两福晋两王府。乌苏四棵树旧王府杨金福晋主持,长子敏珠策旺多尔济袭爵亲王。帕勒塔去世后杨金被晚辈尊为太福晋。敏珠策旺多尔济去西藏后,部落印务由古子达尼玛代理。盛世才上台后,据乌苏县民众联合分会委员长王兆祥揭发,敏亲王部落护理印务古子达尼玛“为人贪婪嗜酒,压迫蒙古同胞,在我新政府和平政策领导之下不合”,要求民众联合会“俯赐调查,如果属实,请呈请省、督两座饬令该游牧推选贤员接替印务、古子达,以资解除蒙古同胞痛苦,实为公、德两便”。此呈文提交民众联合会第三十二次常务委员会讨论,议决提请政府“取消尼玛职权及护理任务,遗缺以杨太副荆(福晋)递任,并令杨太副荆(福晋)察民意所归,推选贤员为总管,以便协理”注410。于是杨金代理盟长印务。在相关档案中还可知杨金以下事迹。(1)护理盟务,参与政治活动。所谓参与政治活动,许多情况下是因为身兼代理盟长,具名签署文件;或者出席政府组织的1937年全省蒙古代表大会及1939年全省蒙哈柯代表大会。注411此外还有一些实际活动。例如,为响应1936年迪化女子学校招生,通过蒙古文化促进会的帮助,杨金福晋选送4位女学生前去就读。虽然有省政府的督促,但这在当时是开风气之举,杨金福晋思想还算开通。注412(2)保护地方利益。乌苏旧土尔扈特部境内古尔图地方有两处盐池,产量不多,大致可供当地蒙民食用。在近代以来新疆动荡的社会背景下,本部蒙民权益并不能得到保障。为防止外人偷运贩卖,影响本部蒙民生活,杨金分别在1921年、1937年致公文于省政府,提请保护地方权益。注413位于新疆乌苏四棵树的玛尼王府,亦即帕王府。帕勒塔是第七代玛尼王,此照片说明中的玛尼王(1920—1976)则为第九代(毕奥南提供)(3)接纳札哈沁难民。杨金福晋并不只注重本部利益。这在安置札哈沁难民事中可见其胸襟。蒙古札哈沁部1912年从科布多迁入阿尔泰地区。在马仲英入疆的动乱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其中有50余帐430余人札哈沁人从沙湾县流落至乌苏四棵树一带,希望就近安排牧场,结

                        是高拱、张居正掌权后,对于顶头上司们,他都倾心结交。要结交,自然要舍得花钱,所以也就时常有人弹劾戚继光“经济上不干净”。根据明朝人王世贞《史乘考误》里的记录:戚继光最早和张居正结交,是在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台州大捷后,戚继光奉命进京述职,由老上级谭纶牵线认识张居正。此时的张居正是国子监司业兼裕王府(朱载垕)侍读,官职尚小但前途远大,认识后两人书信往来不断。戚家军每次大捷,都缴获大量物资财物,除一部分上交外,大部分都用来赏赐部下和给上司送礼。随着张居正节节升迁,二人关系也越发亲密。到隆庆皇帝在位时,内阁主政的两位阁老高拱与张居正,皆有自己的亲信边将,高拱有宣大总督王崇古以及宣府总兵马芳,张居正有蓟辽总督谭纶,而戚继光的北调,既为加强北方边防的需要,也是张居正加强个人权力的需要。戚继光入京后,先在京城负责练兵,被任命为神机营副将。上任伊始,戚继光就把满朝文武“雷”了一把。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掳四事疏》,提出由他亲自训练10万大军,然后主动出击平灭鞑靼,彻底消除北患。此疏在朝野中引起轩然大波,竟有言官弹劾戚继光“居心叵测”。毕竟在封建社会,又是重文轻武的明朝,由武将独立训练10万大军,不遭忌讳是不可能的。两个月后,戚继光再次上奏,重申练兵意义。最后在张居正的调解下,戚继光被调离京城,官升为蓟州总兵。为安抚戚继光,明朝给了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辽东、保定练兵事宜”的权力,名义上的威权和蓟辽总督相当,但当时辽东、保定、昌平各有总兵,根本不受戚继光节制,所谓“总理”,其实只是个虚衔,戚继光“练兵十万”的愿望还是无法实现。今人说起戚继光,大多都是说他东南抗倭的战功,而事实上,戚继光镇守北方的功业,丝毫不亚于南方抗倭,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对于明王朝的历史,都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戚继光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顿,此时的蓟州,虽是边防要冲,但多年来蒙古骑兵持续骚扰,败仗连连,正是士气低落战斗力低下时。戚继光先是裁撤冗兵,淘汰大量老弱残兵,继而在蓟州当地募军。蓟州募兵不同于浙江,戚家军招募最多时,也不过几千人,而蓟州一次性却要招募数万人,戚继光的方法是:将新兵先分散到地方训练,进行层层考核淘汰,最后选拔优秀士兵编入队伍。当然戚继光也知道,短期的练兵,根本无法成就一支虎师。蓟州边境绵延两千多里,战线远比东南抗倭要长,蒙古骑兵来去迅速,也远比倭寇快得多,要加强防御,练兵是不够的,还要铸城。明朝一直是凭借长城抵挡蒙古人进犯,戚继光调任蓟州时,蓟州的城墙年久失修,边防城墙许多都已塌陷,蒙古人来了挡不住,城破后也没人修,就这样恶性循环。因此戚继光建议,要在蓟州加修3000座敌台,明王朝同意了他的看法,但是因经费问题,把3000敌台改成了1000座。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这场浩大的工程开始了,所修的城防,叫“空心敌台”,这是戚继光的又一发明创造。这种城防与明王朝原先的城墙不同,它高3到5丈,宽12至18丈,共分3层,因中间一层是空的,故得名“空心敌台”。这种工事上面设有垛口,工事里设有射击空,下层设有重炮,每个工事里有士兵1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有士兵60人,工事与工事之间相隔200步,互相声援。如果说鸳鸯阵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野战组合,那么空心敌台,就是这个时代无懈可击的防御组合,它的火力配置,是弓弩、火枪、重炮相结合,火力打击可以覆盖射程所及的整个区域,加上工事之间相互呼应,基本不留“射击死角”。日本军事思想家石原莞尔曾认为,戚继光的空心敌台,是近代“立体防御思想”的前身。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这个东起山海关,西至昌平的防御体系终于竣工了,两千里的防线上,坐落着1017坐“空心敌台”,原本是蒙古骑兵抢掠首选的蓟州,而今成了他们越不过去的天堑。值得一提的是,整个工事的花费,由于戚继光的合理调度,竟然比原计划节省了一倍。除了铸城,这两年里戚继光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练兵,虽然他有所准备,但实施起来才知道困难很大。比起义乌戚家军对军令的绝对服从,蓟州当地的士兵只能用“败坏”来形容,打仗怕死,纪律糜烂,违反军法的事时有发生,另外当地原来的将领,也有很多人不服从戚继光的调度,对戚继光阳奉阴违。为此张居正曾多次撤换当地守将,但这种方式治标不治本。为树立军威,隆庆三年(公元1569年)春天,戚继光从浙江调来了3000戚家军驻守长城,部队抵达当天,正赶上蓟州大雨,戚继光在雨中训话,整整一天,部队在大雨中肃立,军容齐整。此情此景把蓟州当地将士镇住了,纷纷感叹“今始知军法之严也”。这以后,以3000北调的戚家军为核心,戚继光放手实施他的蓟州练兵计划,之后裁撤冗兵,惩办军官,阻力就小了很多。他一面严格训练,一面借着修筑空心敌台的机会,将新招募的士兵分批派到“空心敌台”驻守,名为“分操”,让战士们“在实战中锻炼”。与江南抗倭时期的鸳鸯阵不同,为对付迅疾的蒙古骑兵,戚继光独创了“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新阵法,将鸳鸯阵的经验移植到多兵种大兵团作战中。具体的操作方法是:遇到敌人,先以“车兵”装载火枪火炮的战车对敌,用火器打乱敌阵,然后步兵从中路出击,骑兵两翼包抄截断敌退路,借此重创敌人。美国华裔学者黄仁宇说:“戚继光的这个新思路,因为蒙古部落与明王朝的和解,并没有得到实战的检验,不能不说是个遗憾。”“空心敌台”落成两年后,一场大的“检验”降临了。镇守蓟州的戚继光,面临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蒙古朵颜部落。所谓朵颜部落,就是明朝初期招降蒙古人,为抵御鞑靼而设立的“朵颜三卫”,但到此时,朵颜部已和蒙古土蛮部勾结,成为明朝边防的大敌。另一个,就是“黄金家族”的土蛮,土蛮的侵扰对象主要是辽东,但也常和朵颜合兵南攻蓟州。戚继光刚刚到任蓟州时,即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十二月,朵颜部就曾给了戚继光一个“下马威”,他率军屯兵蓟州北面的青山口,企图南下。戚继光得到消息后立刻主动出击,在青山口击败朵颜部酋长董狐狸的前哨部队,迫使董狐狸退兵。此战虽未能重创敌人,却也使朵颜部一时不敢南下,为加强蓟州防御争取了时间。此后几年里,朵颜部多次小规模骚扰蓟州,皆被击退。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空心敌台全线竣工后,蒙古人破关南下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甘心的朵颜部却另有打算:你的空心敌台厉害,那就把你引出来打。明朝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春,朵颜部再次大规模南下,比起之前几年的骚扰来,这次他们集中了数万人,包括朵颜部名义上的首领长秃,实际首领董狐狸,董狐狸的侄子长昂,可以说是动了血本。朵颜军先在喜峰口外借口“邀赏”,然后在周边大肆烧杀抢掠,企图诱明军出塞,可他们显然低估了明军的战斗力,戚继光闻讯后立刻出兵,在喜峰口外重创朵颜部前哨。一计不成,朵颜部索性集中重兵攻打董家山要塞,这次戚继光也集中重兵,命令董家山守军主动出击,又让北面榆木要塞守军从后路夹击,硬碰硬地和朵颜骑兵打一场野战。明军先以战车阻遏蒙古骑兵,再以火炮轰击,朵颜骑兵在炮火下大乱,明军步兵冲锋,骑兵两翼包抄迅速冲乱了蒙古骑兵军阵,朵颜部苦心筹谋的“引出来打”,很快就成了崩溃屠杀。明军一路追杀150多里,不但重创敌人,更活捉了朵颜部首领长秃。朵颜部下血本的进犯,却以完败告终。长秃被俘,整个朵颜部上下炸了锅,群龙无首的朵颜部无奈,只得由董狐狸率亲族240多人,向戚继光叩关求降,明王朝顺水推舟,接纳了朵颜部,随后释放了长秃。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起,与明王朝相斗数十年的朵颜部,恢复了和明王朝之前的朝贡关系,原本是蓟州北部边防的一大威胁,从此成为屏障。朵颜服了,土蛮却还嚣张,就在戚继光痛击朵颜时,朵颜北部的土蛮也大肆入寇辽东。辽东总兵李成梁虽多次重创土蛮,但战火却始终不熄。对土蛮的威胁,戚继光多次上奏明朝,要求主动出击,打垮土蛮。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十月,土蛮部集中5万人大肆攻掠辽东,明王朝命戚继光驰援,戚继光火速集中3万兵马北进,先在狗儿河击败土蛮,继而进军狗儿敦,再次大破土蛮。土蛮自知不敌,仓皇退却。戚继光与李成梁合兵,连续追杀百里。此战在明朝辽东历史上有重要意义,因此战伤亡惨重,土蛮部对辽东的侵扰渐熄,而辽东原本不起眼的女真部落,渐成坐大之势。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进封正一品左都督,加封太子太保。这位戎马一生的名将,达到了人生的顶峰期。他镇守蓟州16年,原本是蒙古骑兵侵扰重灾区的蓟州,从此“烽火渐稀,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着力修筑的“空心敌台”,也由最初的1000多座增加到3000多座,“练兵十万”的愿望虽未实现,但其12防区,也打造出了精兵近4万人,蓟门精兵,已是大明王朝劲旅。有如此成就,除了戚继光本人的能力外,也与戚继光的“后台”张居正分不开。从戚继光执掌蓟州兵权之初,张居正就大力照顾,凡所需的军饷器械经费,皆是优先供应,此举甚至引发了其他军镇总兵的不满。戚继光就任后,凡是与戚继光为难的同僚官员,大多被张居正找借口调任降职,原任的蓟辽总兵戚继光的“老战友”谭纶去世后,张居正特意安排自己的心腹梁梦龙接任,并向戚继光保证梁梦龙会“谅不相负”。张居正待戚继光不薄,戚继光也知恩图报,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回家奔丧,戚继光特意选派了火枪兵随行护送,两人之间的“经济往来”,坊间也一直议论不断。但正处人生顶峰的戚继光不会想到:他的荣耀拜张居正所赐,他人生的低谷,也因此而来。五戚继光,乃至戚家军人生的再次转变,发生在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这一年,辅政十年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去世,戚继光的“靠山”轰然倒台。接着万历皇帝开始清算张居正,追夺了张居正生前的所有封号赏赐,更以“追赃”为名,将张居正全家收押拷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戚继光也未能幸免,弹劾他的各类奏章云集,特别是戚继光曾派兵护送张居正回乡的旧事,更被御史严齐斥为“图谋不轨,危害社稷”。幸好此时担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赏识戚继光,在申时行的力保下,戚继光最终落了个“平级调动”,调任广东总兵。深知官场险恶的戚继光从此心灰意冷,就任广东后多次请求告退,终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年退休还乡,比起张居正诸多亲信好友的悲惨下场,戚继光尚能全身而退,殊为不易。戚继光最后的去职,后人皆说因他是张居正的亲信,但人比人气死人,同样是张居正亲信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依然得到重用,且子孙加官晋爵,风光无限。相比之下,戚继光的下场,无外乎“利用价值”四个字。戚继光建戚家军,志在打造一支凭完备严格的制度,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的虎师,他做到了,但利用价值也到头了。特别是经过戚继光几次打击,朵颜部落投降,土蛮部落视蓟州为死地,蓟州边防早已太平,反观李成梁,他镇守的辽东连年有战事,他的“李家军”除了他谁也指挥不动,自然就离不得他。归乡后的戚继光,晚年寄情于著书立说,修缮宗庙,今天的蓬莱阁就是他出资修缮的。而他的两部军事著作《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也是在这一时期刊刻出版。明朝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十二月七日,这位战功卓著的名将在家乡病逝,享年60岁。为戚继光写墓志铭的,是在福建剿倭时的戚继光“老上级”汪道昆,墓志铭中称戚继光的去世是“鸡三号,将星陨”,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但直到戚继光去世两年后,明王朝才下诏祭葬,而一直到了明神宗去世前的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明王朝才追赠戚继光谥号为“武庄”。比起他生前的战功,可谓刻薄。戚继光离去了,但戚家军的赫赫战功并没有结束。戚继光离开后,戚家军成了“后娘的孩儿”,特别是在赫赫有名的“万历三大征”里,基本是当“炮灰团”。万历十九年(公元1592年),宁夏爆发了“哱拜叛乱”,驻守蓟州的原戚家军4000人奉命开赴平叛,提督李如松命他们负责打援,结果戚家军以伤亡过半的代价,成功粉碎了土蛮蒙古援救宁夏的企图,宁夏叛乱终被平定。同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发动侵朝战争,抗倭援朝战争爆发,由吴惟忠统领的3000戚家军奉命参战。平壤会战中,为保证主力部队顺利攻城,戚家军被辽东提督李如松派去攻打日军要塞牡丹峰。这是日军平壤防线的第一要塞,3000戚家军面对5000日本守军前仆后继,最终成功牵制了日军主力,成就了歼敌数万的“平壤大捷”。后来的稷山之战,也正是由戚继光亲手打造的蓟镇军死守,击退数万日军进攻,终为明军大反击赢得了时间。围歼日军加藤清正部的蔚山之战,最早担任攻坚的,是陈寅率领的戚家军,戚家军势如破竹,连破日军两座大营,眼看可以取得全胜,然而统帅杨镐为了抢功,竟下令戚家军停止攻击,让自己的嫡系辽东军来打扫战场,谁想辽东军不争气,反被日军击溃,大好战机由此丧失。随后日军援兵杀到,明军溃退,又是陈寅的戚家军奉命阻击,方保证主力全身而退。抗倭援朝战争的末段,也是戚家军担任攻坚,攻破了日军在朝鲜的最后据点顺天郡,全歼日军小西行长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陈寅部的戚家军又奉命开赴播州,参加平定杨应龙叛乱。在整个万历朝的后半段,戚继光苦心练就的强军,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拆分,投入到各个战场,分属于不同的军镇总兵。有历史记录的戚家军最后一场血战,当属明朝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的浑河之战。此时努尔哈赤进犯沈阳,明将童仲揆率领的3000浙军(戚继光留守在浙江的戚家军)在沈阳城南的浑河阻击努尔哈赤的八旗军主力。努尔哈赤集中了4万主力发起进攻,战斗从早晨打到深夜,八旗军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时任明朝辽东经略的袁应泰吓破了胆,拒绝救援,导致明军孤军奋战,至傍晚时阵地被八旗军突破。童仲揆抱定必死之心,率全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反冲锋,全军3000余人壮烈殉难,将领童仲揆、袁起龙等120人殉国。此次战斗,八旗军也付出了惨重代价,清朝人魏源感叹此战是“辽左用兵第一血战”。努尔哈赤的白旗军、黄旗军等精锐在战斗中多次攻击失败,伤亡数千,为安抚军心,努尔哈赤在战后开了祭灵大会,祭奠浑河之战的死难者。这是戚家军有历史记录的唯一一场失败,也是悲壮的谢幕。第十八章万历其实『四大征』说起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公元1573—1619年在位)在位时期的战争,除了晚年时期与辽东女真的战争外,今人耳熟能详的就是“万历三大征”。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2年)开始,经过“张居正改革”承平日久的明王朝,连续经历了3场大规模的战争:宁夏平定哱拜叛乱,抗倭援朝战争,播州平定杨应龙之战,3场大战的胜利,让亲征的万历皇帝找到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万历中兴”的文治武功,因此达到了顶点。然而事实上,在明王朝正全力进行“三大征”时,在中国西北的青藏地区,还发生了“第四大征”——郑洛平定青藏之战。这场战争之所以今天提及不多,主要因为他不似“三大征”那般波澜起伏,但是对于维护明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其重要意义,却不亚于前面3个。关于万历时期这些征战的是是非非,今人说法甚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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